江苏金田纸业:建言中国二十策：对策篇

时间:2011年12月07日 11时32分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宋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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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发展观要包括新重农主义
重农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主导思想，起初开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
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主张强本抑末，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在古代希腊，最有代表性的重农论者是色诺芬。《经济论》一书，既是色诺芬重农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古代希腊人重农思想的代表作。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把农业和战争列为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这与中国先秦思想家重视耕战颇为相似。色诺芬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从事农业；靠农业谋生乃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无论对于神或人，它都是最有益、最可爱、最光荣、最可贵的，是十分高贵的东西；农业应该受到国家的最大重视。但古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本质是有区别的。在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中，没有本末观念，更没有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这可称之为农商并重思想。
18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现了与重商主义完全对立的重农主义。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法国重农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主张是：第一，强调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认为，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提出纯产品学说。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第三，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韩国也有悠久的重农思想历史。在高丽时期农业被视为最重要的产业，土地作为生产粮食和衣料的生活基础而备受重视。到了李朝时期，农本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农、工、商的先后顺序更加确定。李朝末期的开化派学者也把农业看作最重要的产业，把农业看作是富国强兵的基础。
产业革命以来，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速度，但工业革命也改变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使农业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对此，笔者认为，在新时代，重视农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新发展观需要提倡新重农主义。
第一，重视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第二，是解决世界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第三，在我国，重视农业尤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国10多亿人口，一日无粮，必将举国恐慌。另外，大力发展农业，在我国也可以有效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如假鸡蛋、地沟油、假羊肉等，一旦农产品丰收或充裕，这些假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发展农业经济收益低，但社会环境效益高，是一个必须要长期重视的产业。另外，大力发展农业，也是抑制物价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在新时代，在当前，笔者认为，新的重农主义与传统的重农主义是有区别的。新的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重新树立以农为本的观念。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可将减少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第三，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经济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和人民幸福度的提高。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度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第四，在技术开发方面，要大力发展环保技术、医疗技术等，限制其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如武器技术等。第五，减少分工，提倡一定程度自给自足。分工服从了经济效率原则，但分工也是有风险的，分工增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重新看待分工的作用。第六，大力发展精神产业，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新重农社会应以理性、诚信、敬畏为三种基本德性。提倡爱、平等、自由的价值观。目前，人类需要重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观。要反对过度世俗化，要更加提倡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第七，形成全球共同政府，建设和谐世界。这里各国政要要积极探讨全球政府的实现形式，要多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倡和谐，反对战争。第八，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公有制在经济上有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公有制有社会效益。人类社会选择经济形式，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益，而是要综合考虑，尤其要考虑社会效益。但选择公有制企业，同时也要健全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形式，要提倡多元、协商、公开式的管理，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第九，提倡过节俭的生活。节俭有利于减少对动植物的杀掠和破坏，从而既有利于建设人类的德行，也有利于保护环境。每个人来到世间，不可能不吃不喝，所以，合理的消费也是符合德性原则的。但人类不能过度消费，过度消费和浪费本质是对其他生命的过度杀掠，这就不符合德性建设原则，对环境也会造成大破坏。人类的生活应建立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同类，要充满爱。对其他生命形式，人类也要尽可能少伤害。第十，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要谨慎应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需求政策，提倡适度的自由主义。第十一，农业、体育、休闲等产业应成为人类社会的支柱产业。农业提供衣食，体育提供身体健康，休闲提供生活的意义和灵魂的完善。第十二，制度建设应满足：人本性、竞争性、和谐性。要提倡适度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第十三，限制交通运输速度，减少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对飞机运输可适当提倡，提倡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运用，也要多提倡步行。第十四，限制圈地，尤其要限制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移。第十五，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第十六，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二、教 育 拒 绝 重 点
从历史看，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也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在历史的早期，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在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公平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我国自古代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
在2010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性任务。”
要实现教育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就应杜绝。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当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国家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一些地区小学有重点小学，中学有重点中学，城市有城市的重点学校，农村有农村的重点学校，另外，大学也有重点大学。由于是重点，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资金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较多投入。如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就曾告诉记者：政府给予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就在附近的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这种情况是十分不合理的。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体现重点和倾斜的思想，实质是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的，应予取消。
首先，教育是基本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平均。对于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平均。在“无知的黑幕”假设下，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在第一个原则中，罗尔斯就认为，每一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权利，都应有相同的权利。这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就属于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范畴，所以每一个人理应都有相同的享受权利，而非一部分人的权利大于另一部分人。目前，我国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享受的平均化，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应是包括在其中的。
其次，教育不公平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包括三个方面：竞争起点的公平、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结果的公平。而起点的公平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也是公平竞争的基础，若没有起点的公平，就不会或很难产生真正的公平竞争。而教育是人进入竞争社会前的预备阶段或准备阶段，所以，教育公平是保证竞争起点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公平关键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平等。而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里教育就是保证实现可行能力平等的基础条件。
再次，教育不公平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一，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扭曲。重点培养模式只导致少数精英人士得到好的发展，而更多的人则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其二，对经济增长不利。在早期的经济增长中，实物资本的贡献相对比较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和知识经济的扩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损失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损失也就越来越大。其三，催生贫富分化。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公平的教育模式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其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对学生的平等思想和道德建设也不利。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和自尊自大人格，而不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和弱势心理。同时，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演化为在社会上的对立，这对社会的平等思想建设也是十分不利的。其五，诱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一些家长为了子女能上上重点学校，可谓不惜一切代价，尤其在独生子女的中国，家长给子女投入从来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拉关系，走后门，就会泛滥成灾，金钱、权力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近多年，一些重点学校大兴土木，楼房是越盖越华丽，而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是出国越出越远。这些腐败经费来源的基础，多半就是对重点资源的垄断。目前，教育腐败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教育行业曾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据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至少搜走了2000多亿元。2000亿！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更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这也是“重点学校”制度下中国教育的耻辱。
第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本质是特权思想的一种社会表现，反映的是强势原则，而不是公平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特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天赋。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特权阶层总是希望寻找一种保护自身需要的模式，而重点模式就迎合了这种需要。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学校就迎合了贵族阶层特权的需要，这对一般老百姓本质就是不公平的。目前，一些有钱人，通过大量金钱投入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这对穷人本质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天赋特权，我们也不能因为学生之间天赋不同而受到不公平对待，不能因为你有天赋你就可以享受比别人多的资源。罗尔斯认为，人的自然天赋的获得类似于纯粹偶然性的“抓阄”，任由自然天赋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亦即人们由天赋而得到的利益是不应得的。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体系，应该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得益。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只有在改善那些天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状况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由自己幸运的天赋得到的好处。由此，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一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社会应该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投入的重点，更应是那些天赋较差的学生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更符合公平原则。这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家里，公平的父母总是会优先照顾弱势的子女。再比如在一个班级，我们在教育学生时，总是希望班主任和老师能公平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同时，给予天赋较差的学生更多的关注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家也是没有意见的。这样的道理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都应是一样的。
教育如何更好体现公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方面是教师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资金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一个方面是学生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配置的公平。目前，我国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就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对此，笔者认为，尤其对中小学教育，要取消重点，所有学校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下面具体就中小学公平发展问题提一些建议和措施，供参考。
一是各学校教师要尽可能少调动。为了防止教员由不好的学校到好学校的流动，教员参加工作，要与原学校签订至少工作6年以上的合同。不满合同年限者，不能随意调动，若有调动着，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要对乡村教员进行补贴。在一样个人条件下，要使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入高于城市教师的工资收入。要在职称指标等方面对农村教师给予照顾。
三是对乡村学校和条件不好的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应通过立法来保证农村教育投入的稳定性。
四是要对学生流动进行严格控制。要对各学校学生人数进行数量和质量均衡分配，这里尤其是要将高分学生在各学校之间均衡分配，不能只集中在几个学校。要严格限制择校，可考虑设立高昂的择校费，同时，择校费不能归所在学校支配，要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这里笔者建议择校费专款专用，可将择校费专门用于补贴农村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允许办各种特殊人才学校和专门学校，如奥林匹克学校等，但国家在资源投入上应是平等和公平的，而不能有倾斜和歧视。同时，对于各学校之间出现的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应是通过学校自身努力而得到的，而不应是外部重点促使的结果。
六是建议成立家长监督委员会，调动学生家长对学校管理和教学进行监督。家长因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这是监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七是对不称职的教师要严格管理，教师要赏罚分明。对优秀教师要加大奖励力度，对不称职的教师也要加大惩处力度。
八是可允许国家正式教员办公益性课外辅导班，但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一经发现，建议扣除半年工资。当然，可允许家长聘请大学生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这对困难大学生也是一种补贴。
九是要提倡社会力量办学。国家对民办教育要加强管理，要制定规范的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要给予充分支持和指导。
十是从长远看，大学也要逐步取消重点，各大学之间也要平等管理和平等投入。目前看，重点大学制度虽然有利也有弊，但弊实质是大于利的。
三、建议有关教研单位对科研论文进行数量限制
为了有效治理学术泡沫，建议高校及有关单位可对每一位老师每年发表的论文进行数量限制。比如，规定每一位老师每年最多发一篇文章，当然，你个人多发也可以，但不计入考核范围。而在年终考核时，学校应根据每一位老师的一篇论文的质量进行考核。
这里问题是如何鉴定论文质量，就是一个问题。这里建议可多采用公开的方式，由同学科专家公开进行评审，然后对论文进行等级划分。同时，建议对论文分等级，不要分得过细，只分合格和不合格即可。学校主要对少数不合格的论文及研究成果重点进行管理。
对论文进行数量限制，好处有：一是可以将研究放在数量扩张方面的努力转为提高质量方面的努力。二是可以减少学术腐败。三是有利于建设休闲社会。可以强制一些工作努力的人适当注重休闲，对这些人也是一种变相保护。四是有利于避免过度无序竞争。因为不对科研进行数量限制，导致恶性竞争，结果是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降了。所以，限制数量，有利于规范竞争，也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境界。
当然，也有不好处：不利于科研尖子，降低了效率，对勤快的人不利。但问题是社会不仅仅是需要效率，更需要以人为本，社会应当提倡适度竞争。适度竞争，对自然的破坏就少，也有利于建设社会道德。
万事总是两难，在数量和质量之间，笔者认为，要更多注重质量。所以，建议有关单位在制定学术方面的考核办法时，可多从质量方面定一些指标，包括评职称也一样，同时，对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进行限制，要封顶。
四、建议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
这些年，房价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如何治理房价，保持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
国有化的行业应主要是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涉及吃、住、行的农产品、住房、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国防等行业可以部分或全部国有化。
农业由于关系吃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国家对农业若国有化，也是有好处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农户分散经营，这客观上增大了管理成本，一些农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规模化、产业化就是一个方向。但规模化和产业化，若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配合，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向国有化方向靠拢，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房地产主要关系人们住的问题，住也是民生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对房地产国有化也符合国有化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另外，对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好处有：一是可以将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归国家所有；二是有利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调控；三是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有效调控；四是有利于控制经济泡沫；五是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当然，国有化不是万能的，国有化也存在垄断和腐败的问题。所以，在推进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同时，要建立更加公开和民主的企业管理模式，尤其要接受全民和媒体的监督，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房地产业如何国有化，这里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现有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国家一次性赎买。第二、建立全国房地产总公司，统管土地开发建筑事宜。第三、各地建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受地方管辖，由总公司垂直管理。第四、各城市住房由各地分公司依据居民户籍按成本价或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售给本城市居民。对外地居民购房可高价（因为外地居民在所在地已有住房），但价格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所得利润全部归国家所有。第五、各地应制定具体的住房标准政策。第六、要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居民进行房地产投资，对居民私下转移销售住房者，要征收重税或从重罚款。另外，如丧葬的问题，也应考虑国家要加大介入的问题，要体现福利的特点，要让人们死有所葬。
总之，有所吃，有所住，有所行，有所学，有所医，有所工（工作），有所安（安全），有所葬，国家应在这八有方面要加大介入的力度，要高举公平的旗帜，把八有做好。
当然，上述建议仅仅是一个粗略的设想，若要具体化，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改革进行配合。但从大方向看，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也是有许多好处的。
五、目前中国应重点防虚胀，而不是防“陷阱”
目前，大家关心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在短期内，中国是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为中国的体制与拉美一些国家的体制是有区别的。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出于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地方的发展以及竞争仍将持续下去，除非出现资源瓶颈，否则，这种地方发展及竞争仍会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且有可能再继续维持三十年左右的高增长。
目前，中国应重点防虚胀。所谓虚胀，就是虚弱的膨胀。首先，腐败导致的形象工程和虚假工程，这是产生虚胀的体制根源。其次，经济结构不合理，没有高科技和高效率的支撑，这是产生虚胀的经济根源。再次，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国内货币发行过多，这是导致虚胀的贸易根源。第四，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维护环境成本增大。第五，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资源价格上升。第六，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成本会越来越高。
如果在近三十年内，中国不下功夫解决好虚胀的问题，从长期看，中国就会真正落入虚滞的陷阱中，也就是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从虚弱的膨胀转为虚弱的停滞的局面。或者说，如果中国落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虚滞的陷阱，而虚滞的陷阱将比一般陷阱更可怕和更危险。
从长期看，导致中国落入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就是诚信的缺乏。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重要的，如体制的问题，经济结构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等等，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枢纽的因素，就是诚信的缺乏。
首先，没有诚信，社会就没有秩序，最终市场交易成本就很高，这将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次，没有诚信，政府改革就难上加难。一方面政府要面对大量无诚信的情况，这客观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力，也需要权力一定程度的集中；另一方面，权力集中后又如何解决好腐败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二难选择问题，这将是对政府工作的极大考验。再次，没有诚信，科学技术发展也面临一个泡沫的问题，学术作假等问题就会严重制约技术创新，这导致经济发展就缺乏核心生产力，最终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第四，没有诚信，社会道德就会沦落，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会紊乱和无序化。第五，没有诚信，人们的规则意识就淡薄，法治社会就难以真正实现。第六，没有诚信，政府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也就很难落到实处。
所以，在短期内，中国应重点防止虚胀，解决的办法就是放缓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或者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实行新重农主义。第二，对第二产业进行廋身，提高第二产业的质量，减少第二产业的数量，这里尤其要限制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对汽车消费也要进行限制。第三，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大力发展教育、医疗、体育等。第四，高度重视环保。第五，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在长期内，中国要排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解决问题的枢纽就是诚信建设。没有诚信，一切建设都将是高成本的，中国的发展最终就是停滞的，并且发展会越来越弱。所以，解决好诚信问题，这是中国要实现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是长远之策。
六、稳定的经济学：稳定是一种理性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追求发展中的稳定环境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坚持。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重视稳定，这是我党在发展理论上成熟的重要表现，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客观要求。
首先，从理论分析角度看，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第一，稳定为秩序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秩序就是紊乱的，秩序就是真正的弱肉强食。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者、坑蒙拐骗者、社会强势群体等，往往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公平正义也就根本无法体现。第二，稳定为生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没有稳定，生产就是低效率的，生产的成果就是有限的，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就是一句空话。第三，稳定为生命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动乱的环境下，人的生命就是缺乏保障的，生命也就是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
其次，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重视稳定，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从国内看，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对推翻旧统治有积极意义，但对社会的破坏也是严重的。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远不是二十年能够恢复的。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它引发的军阀混战，使盎盎大国的中国人口减少到五百万人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全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黄巢大起义历时十一年，杀戮凶暴古今皆知。黄巢攻陷广州后，把西洋侨民屠杀一空，一次就屠杀了十二万人，情形惨不忍睹。进入长安后，来不及逃走或对黄巢兵团仍存幻想的上流社会人士，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诗人文士无一幸免。黄巢兵团所经之处，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一向称为中国心脏的中原地区几乎成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华盖世，以牡丹花和美女闻名的洛阳只剩下三五户贫苦人家，举目所及，昼不见炊烟，夜不见灯火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另外，农民起义对文化典籍的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由于统治阶级的长期剥削，使农民心中的积怨日渐深厚，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一股无法遏止的洪流，在胜利之后大肆焚烧就成为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文化典籍也就在劫难逃。
反复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型的混战，也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每个朝代早期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修复上次农民起义造成的伤口，然后是经济发展，然后是官吏贪暴并引发下一次农民起义，把国家的一切又都砸个浠巴烂，然后又进入下一个修复——发展——破坏的循环。这种循环性浩劫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是：中国人的建设成果永远得不到积累，后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设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更新，中华文明不能沿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前进，中华民族总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说的那样：亚细亚文明（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又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胜利者又在废墟上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中华文明在循环性的浩劫中停滞不前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结果中国落伍了，在近代则倒退为最不文明的国家之一。
从国外看，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文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长达4年零3个月，参加国家多达30多个，约15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总数的67%。按当时的美元计算，参战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也达1516亿美元。战争主要发生在欧洲，有人估计，欧洲的工业生产水平至少倒退了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二十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面积为两千两百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一亿人，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三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四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大约有6000万人死亡，至少1.3亿人受伤，合计伤亡1.9亿人。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战争对双方而言，都不是一种理性选择，都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但历史总是往往充满非理性。《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米涅在1825年指出：“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做出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社会在发展，人类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人类对发展的态度和手段的选择也应更理性化。目前，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稳定问题，这就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也是一种务实态度的表现，我们应坚决拥护和执行。
当然，我们在坚持稳定是硬任务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9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如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下面笔者提一些建议。
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民主最终需要特定的制度来体现，而制度的演进总是历史与现实的均衡。另外，任何制度的引进，也不可能是空中楼阁，都需要与本国现实的土壤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体现制度的运行效率。具体说，比如，民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考虑中国面子文化的特点。
面子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面子文化本质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但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所以，中国民主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应充分考虑面子文化的特点，要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弊端。一是要坚持文化改造与民主推进相协调的原则。二是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公开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如党务、政务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尤其各单位对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原则。人事任用、财务等应当公开有关的过程，以利于监督。因为公开后，对领导也有个面子约束的问题。三是对匿名形式要慎用。如投票，是采用匿名形式还是公开形式，可视情况而定，二者各有利弊。但在面子文化下，匿名形式也有很大副作用，因为匿名形式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从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十分的糟糕。如从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看，匿名形式就并非是最好的，也产生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四是要多一些协商过程。协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性化。在协商中，面子也是一种约束。五是要调动各方面广泛参与。参与过程也是一个权利落实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民主的实质。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本身也加强了一种公众监督功能，包括面子的约束。
在经济层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在农业方面，我们要坚持新重农主义思路。笔者认为，在新时代，从世界发展和我国实际看，重视农业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仍然需要提倡重农主义。第一，重视农业，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可行途径。第二，是解决世界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第三，在我国，重视农业尤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国10多亿人口，一日无粮，必将举国恐慌。另外，大力发展农业，在我国也可以有效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如假鸡蛋、地沟油、假羊肉等，一旦农产品丰收或充裕，这些假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尽管发展农业经济收益低，但社会环境效益高，是一个必须要长期重视的产业。另外，大力发展农业，也是抑制物价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何重农，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要重新树立以农为本的观念。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第二，要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可将减少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减少汽车等产业的发展规模，建议征收高额汽车消费税，同时，大力发展自行车等产业。第三，要限制圈地，尤其要限制农业用地向工业用地的转移。第四，要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第五，限制城市扩张。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减缓城市化发展速度。
其次，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我们要坚持质量主义思路。第二产业发展，重点应是质量和素质的提高，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要大力提高第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要注重环保技术的开发。
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大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要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地增加科技投入。要落实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要加大改革力度，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和科技资源整合、开放与共享。要加强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第二，要立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要重点抓好产品质量提高、节能降耗和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和利用。要采取各种措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先进科技成果应用的覆盖率和规模效益。高新技术研究要在追踪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抓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要切实把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好，加快产业化步伐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尽快发展和发挥作用。另外，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要始终不渝地给予特殊扶持。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批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为未来支柱性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再次，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积极建设休闲文明。
对社会发展而言，建设休闲文明，意义是深远的。休闲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圣经》中写道（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德国思想家席勒说：“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这样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只有当人游戏时才能完成。所以，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所以，休闲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
如何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建设休闲文明，这里笔者提几条建议：第一，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发展不以经济速度为考核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要注重稳定和人民幸福度的提高。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幸福度应是社会经济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目前，笔者认为应放缓经济发展速度，而要注重提高经济质量。第二，大力发展精神产业，提倡节约，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第三，建议在全国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笔者认为，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第四，社会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提倡全民健身。应将发展体育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各地区和各单位每年进行多少次体育运动会，要做出硬性指标规定，必要时也可实行一票否决制。第五，国家可对休闲产业提供一定补贴。
在文化层面，要大力推进人文精神的改造。
人文精神如何改造？从改造目标看，就是要实现人文精神内含诚信、理性、敬畏三大德性。诚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理性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敬畏是人与不确定性世界进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这三种德性是人类其它德性的核心和基础。没有这三种德性，发展就是无序、非科学和盲目的，最终发展就是高成本的。从改造主体看，社会精英的自觉是改造的关键，这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自身所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趁混作乱，问题就会十分严重。从改造手段看，对内，必须要从改造习俗入手，习俗是人文精神的外现形式，改造习俗也是改造人文精神的直接入口；对外，要注重在积极引进先进物质成果和制度成果的同时，更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要利用人类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改造时间看，必须要树立打长期仗的准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从目前看，笔者认为，至少还需要上百年的转变时间。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些物质建设上的成就，或有了一些制度建设的成就，就认为离现代化不远，若最终没有人文精神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底蕴就是空的，现代化就仍然是空中楼阁。
在社会建设层面，我们要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重点是要推进公平建设，具体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深层次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分享先天资源的理念，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人类发展需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二，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要使弱势群体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死有所葬等方面虽然不能享受到较高的水平，但也能享受到一些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这里面同时也就包含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第三，建设良好的有助于实现公平的社会环境。在国与国之间，要提倡和平，反对战争；在人与自然之间，要提倡和谐，反对征服；在人与人之间，要提倡和气，反对蛮横不讲理。和平、和谐、和气，这是有助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良好环境。
第四，杜绝一切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收入要尽可能阳光化。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制造分配不公平的暗流。目前，我国的隐性收入问题和灰色收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国家要加大治理的力度。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所以，如何规范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是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这既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影响到社会道德的健康性。
第五，要坚决治理权力垄断、经济垄断和学术垄断所产生的一些寻租行为。不公平深层次也是权力的不均衡，而权力主要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三种形式。政治权力的不均衡就是政治权力垄断，实质就是权力集中和特权，这是产生腐败的基础；经济权力的不均衡就是经济垄断，主要导致经济利益不合理集中；文化权力的不均衡就是学术垄断，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霸的通吃和学术腐败。对政治权力垄断主要要通过推进民主化等来限制；对经济垄断主要要通过法制手段、税收手段、经济政策手段等来限制；对学术垄断主要要通过建立和健全学术权力制衡机制等来治理和规范。
第六，对体制内劳动者的工资要加强宏观计划管理。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要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同是国家公务员，或同是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差距也很大，在这方面，国家需要通盘考虑，要加强通过计划管理的手段进行平衡，要提高落后地区人员的工资水平。而对体制外劳动者的工资要更多通过法律、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和管理。另外，由于存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区分，所以，笔者认为，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是社会最高的。而社会的一般管理人员，包括公务员、一些后勤人员等，笔者认为其工资水平应当与社会平均水平持平，不应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水平，但要高于社会从事简单劳动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第七，要提倡适度有序竞争。反对过度无序竞争，要注重竞争的人本性。竞争是手段，人是目的。同时，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样竞争就有建设性，而无序竞争就像强盗进入瓷器店，只会体现更大的破坏性。所以，过度无序竞争往往是既不能体现公平，也不能体现效率。
第八，国家要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国家要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广泛就业的途径；而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主要是要为有钱人提供更多花钱的渠道，同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
第九，要完善就业程序，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制度。
第十，单位内部要制定更加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在绩效考核中，要注意克服领导意见倾向和多数人意见倾向。领导意见倾向就是注重领导的分配意见，多数人意见倾向就是注重多数人的分配意见。但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产生一些误差。如领导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而多数人意见倾向有可能导致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分配法则有利于领导未必就公平，这要视情况而定。同样，分配法则有利于多数人也未必就公平。因为在注重多数人分配意见的情况下，一个单位的少数劳动精英或少数劳动尖子，往往有可能就是利益受损者，这也不符合公平原则。所以，在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时，公平原则是首要的，同时，符合公平的绩效考核体系也就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
第十一，国家要制定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中长期计划。国家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将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的计划纳入其中，要力争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在短期（5年）内占到50%以上，在中期（10年）内占到60以上，在长期（20）内占到70以上。笔者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从现实出发，当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占到80%以上时，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就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理想的，这个社会也就是较为和谐的社会，劳动者也就得到了基本应得的比例，这个社会也就大体实现了按劳分配，同时，也就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十二，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国家一方面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对贫困人口的扶贫，这样更有利于体现公平精神。同时，国家要制定更加严密的贫困人口识别制度，要坚决防止一些不好现象的发生，要杜绝扶贫中的平均主义，要让真正的贫困人口享受到扶贫的好处。
第十三，不管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要着力在分配的各个环节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要注重分配各个环节的统筹与平衡，要注重公平基础上的高效率。
七、要发挥好网络软力量的作用
目前，网络作为一个重要的媒体其作用正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改变了人们许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其对社会的监督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如曝光的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查处，有些处理不公的事件，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纠正等等。
网络之所以能对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网络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及时性等特点。目前，网络是受众最大的媒体，其影响力已远超过报纸、电视、电影等，这种巨大的广泛性是产生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另外，网络的公开性也有助于实现公正性。各种阴谋总是容易在阴暗的地方产生，而阳光充足的地方，正义之花就鲜艳。还有，网络的闪电速度也降低了时滞效应，有助于有些问题能得到及时反映、及时解决。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网络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存在的一些不足，有许多方面也亟需进一步规范。
一是要提高网友分析问题的水平。人们的认识总是有差距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网络评论员，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水平，不然就容易产生社会性的误导，不但起不了好作用，反而产生许多不好的作用。对于一个事件要发表评论，一定要在搞清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另外，分析问题，一定要深入到实质上去考虑，不要只看到表面现象。真理往往是藏在迷雾之中的，露出的东西，往往多是假象。
二是反对恶搞。现在网络上恶搞现象也比较多，有些甚至很下流，这是十分不好的，对社会只会起到很坏的作用。恶搞实质是对人性恶的一面以以一种恶作剧的形式所进行的修饰。对于恶搞者而言，恶搞别人实质就是将自己的恶强加到别人的头上，表面上看是让别人出丑，实质也是让自己的灵魂出丑，这是自己在糟蹋自己的灵魂，是对自己灵魂的涂鸦。所以，大凡智者，都是不屑于恶搞的。
三是反对变相炒作。利用网络进行炒作，这也是制约网络健康发展的一个大害。炒作，实质就是个别人对社会的有意愚弄，是个别人对社会的欺骗，国家应当对有意炒作者进行法律约束和规范。如一些明星之类的，为了达到获取个人金钱利益的目的，往往先有意制造一些绯闻，然后互相炒作，借以吊起观众的胃口，然后达到让观众掏口袋的目的。对这种现象，国家要进行调查，对有意炒作者，要进行严肃处理。
四是反对无聊游戏。社会是一个大千万象的集合，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和许多无聊的事。而网络应主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多报道，多分析，对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尽可能不去关注。但现在一些网络，却相反，尽关注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小事，实是无聊。如两口子吵架的事，实是很普遍的事，但有些人也有做不完的文章，似乎自己比人家两口子知道的情况还要更多一样。
五是反对造谣诬蔑。造谣诬蔑，这是违反法律的事，抓住了，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现在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这就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提供了一个发泄恶的渠道。对此，笔者建议，网络应实行实名制，凡是上网留言的，都应有自己的实名空间，自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否则，网络对一些恶者而言，变成了一个公共厕所，随意拉屎，既搞臭了自己的灵魂，也搞臭了社会这个大环境。
六是要有意提升社会正气。网络既要反映社会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也要大力报道一些好人好事。揭露丑恶，固然必要，但揭露多了，往往给人更多暮气，久而久之，人人也就具有了更多暮气，这样社会整体就缺乏了朝气，这是十分不好的。社会固然是有许多恶的，但网络作为一个重要媒体，不仅要反映现实，也有一个改造现实的使命，这也是网络应具有的天然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网络也要更多反映一些好的东西，多宣扬一些对社会有正面影响的人和事，而不是更多宣传一些有消极作用的人和事。
七是要反对色情泛滥。人性中固然有色，但色也不能泛滥，泛滥了，就是过犹不及。另外，关于色，也要有个场合的问题，网络是大众的超市，有责任心的人就不要随便乱脱衣服，属于两口子的小菜，就不要成为大众的面食，否则，就是既脏了自己的灵魂，也恶心了社会。另外，国家对网络色情，也要严加管理，要严厉打击网络色情犯罪。
总之，对于网络所具有的巨大软力量，既需要广大网友良心和道德的维护，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给予更多重视和管理，要利用好和引导好这股软力量，要让其对社会发展起到更多推动作用，而不是相反，成为拉历史倒车的作用力。
八、中国应放缓市场化的速度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有三十多年了，目前，有些学者仍认为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市场化进程。对此，笔者的观点是，确实，中国需要加快市场化进程，但市场化进程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市场化需要各方面综合推进，若没有综合推进，市场化进程推进就需要谨慎。
笔者认为，中国改革的三步骤应是：首先应建设宗教文明；其次推进民主化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再次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
首先，没有宗教文明建设，就没有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诚信。诚信是伦理的底线，而伦理来自敬畏意识。没有敬畏，就没有真伦理，因为敬畏是伦理的根基。没有敬畏，伦理就是面子化的，而不是内在化的；没有敬畏，伦理就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
其次，没有宗教文明建设，人们的精神就是空虚的，各种邪教就会趁虚而入，同时，人们在获得巨大物质收益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会越来越空虚。因为当人们已经有巨大的物质收益时，会对精神收益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而这时当精神食粮供给贫乏时，人们就会更加精神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的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物质建设与人们的幸福度成反比例。
再次，制度建设对诚信建设的作用有限。从客观看，制度建设是有助于诚信建设的，不能说是没有作用，但作用有限。因为没有诚信，制度建设的成本是高昂的，同时，只靠制度维持诚信，社会运行成本也是高昂的。人与制度相比，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健全的制度，也难以防护大量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宗教文明建设有助于形成一个内在的诚信，而制度建设最多只会形成一个外在的诚信。没有内在的诚信，外在的诚信就是空壳。
第四，没有民主化建设，市场化就会权贵化，权力就是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总体大家都在受益，但权力所有者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市场化中的权贵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而且推动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是越来越大。
第五，若没有宗教文明，没有民主化建设，只有市场化，这样的市场化最终就形成一个没有诚信的权贵市场经济。
第六，没有宗教文明，民主化建设也是扭曲的。有了宗教文明，就有大部分人的诚信，这样对推进民主化建设健康发展也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因为民主化也需要诚信，没有诚信，民主化也是虚的，民主化也会面子化和形式化，民主化的结果也会异化。比如，匿名投票，若没有内在的诚信，匿名投票就是恶的发泄，而不是正义的弘扬。
所以，先建设宗教文明，再建设民主文明和制度文明，最后，再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才会有长远和发达的物质文明。
目前，我们应对建设宗教文明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祀与戎，是国家的两件大事。宗教建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件大事，涉及到国家领土统一和精神统一两个方面。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民族问题，就与宗教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都与信仰空虚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应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在此问题上坚持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放任主义，而是要积极推进宗教文明建设。
首先，人类文明建设应当是综合和协调的，而不应是片面和不协调的。人类文明主要包括三大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物质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灵魂。物质文明对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言，既具有目的意义，也具有手段意义。一方面，建设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建设的目的之一，所以，物质文明对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而言，也是其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发达的物质文明，对促进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又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支撑。而制度文明主要是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秩序和保障，没有发达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本就是巨大的。同时，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建设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条件。所以，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也具有互相作用的有机关系。对于精神文明而言，若人类文明只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这种文明就是一种野蛮的文明，实质就是没有了人类文明。另外，若人类只剩下精神文明，而没有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这种文明就只能是一种原始社会性质的文明。所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连在一起的，三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建设人类文明，必须要三者协调推进，否则，文明建设就是不完整和不健康的，社会发展就是不和谐的。由于宗教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在人类文明建设中，应当将宗教文明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要与其他文明建设一样，有机推进，协调发展。
其次，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全盘吸收宗教文化，二者是不同的范畴。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认为二者是等同的。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第二种看法认为文化包括文明，即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广泛。持这种看法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社会进化》和克拉克的《从野蛮到文明》均持这一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文化和文明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在20世纪之前，德国传统的看法普遍认为，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如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目为文明；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属于文化一类的。这里他所说的文明即是科学技术及其发明物，而文化则是伦理、道德和艺术等。日本一些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如伊东俊太郎认为，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物质丰富与精神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明具有扩散的性质，文化具有凝聚的性质。在这三种观点中，目前较普遍的是认同第二种观点，既倾向于认为文明仅是文化的高级形式。这里笔者也认同第二种观点，认为文明主要是指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而非其他。这里我们既然将文明界定为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那么，宗教文明就是指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既然是积极成分，我们就应借鉴和建设，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需要吸收一切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社会主义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总集合，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片面集中。而对于宗教文化，我们则应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吸收之。
第三，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倡导封建迷信。从语言学角度看，“宗教”一词，英文Religion，来源于拉丁文Religio。意思是指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结合。而英语中“迷信”(superstition)一词的拉丁词源为superstare，原意是“凌驾于某物之上”。所以，迷信一开始就不是宗教。张树卿先生在《宗教与迷信》一文中就宗教与迷信的区别谈到三点：第一，宗教是经过理论化、系统化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着完整而又较系统的教义，固定的经典．明确的礼仪形式，有着教主和明确的崇拜对象。它的存在和发展既影响着社会，社会又影响着宗教。它的存在目的，就是逐步让信教群众树立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以此来指导信徒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迷信则是临时凑集起来的骗人说教，它不具有系统的理论和经典，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它所回答的仅是某人某事一时之需，如占卜未来、预测吉凶、求职升学、关心生死等问题。迷信对人们关心的问题所作出的预测，缺乏科学根据。除了出于骗取他人钱财物的直接目的外，所言之事，虚妄空洞，只能给人增加更大的精神负担，加深人们的现实痛苦。第二，宗教是有组织的信仰和活动，就信仰来说，它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其宗教活动来说，属于合法活动，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迷信则不具备统一的组织和信仰，迷信活动也不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对迷信的态度是坚决取缔。无论是古代迷信、封建迷信、还是现代迷信都不是宗教，也不属于宗教活动。第三，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即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而迷信只有消极的一面。这里笔者基本和大体同意张先生关于宗教与迷信区别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我们建设宗教文明，就是要发挥宗教所体现的社会功能的积极的一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第四，建设宗教文明与坚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首先，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存在第一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存在。对于确定性存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对于不确定性存在，我们应提倡敬畏意识，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否则，就是真正的盲目。其次，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治疗人的肉体疾病的许多药物中，有许多药物的特性实质是人们并不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治疗疾病时的应用，因为这些药物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对人的疾病治疗是有效的。同样，在治疗人的精神疾病的菜单中，也应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凡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有利于人的精神健康和谐的，就应当选择利用，而不应加以排斥。另外，物质的鸦片实践证明对社会和个人是有害的，但精神与物质是不同的，所以，对精神的鸦片与物质的鸦片不应等同看待，而应区别对待。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是要坚决反对任何先验的观点，反对固定化、权威化和绝对化的思想倾向，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则。再次，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最大程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目前，从一些地方的群众需要看，人们对建设宗教文明是感兴趣的，否则，如果先进的东西不进入，落后的东西就必然进入。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方，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缺乏，客观上也导致了封建迷信和邪教的泛滥。宗教对少数哲学家而言，是一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对大多数群众而言，却是一个信仰问题。大多数人不需要像哲学家那样生活，那样思考，但大多数人需要精神寄托，灵魂需要有一个安息所。
第五，从解决李约瑟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建设宗教文明对中国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李约瑟问题，学术界有许多观点。笔者认为，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三是在发展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西方而言，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笔者认为，其中宗教文明是最关键和最深层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文明，宗教文明在解释李约瑟问题中应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有宗教和宗教文化，但没有宗教文明。早在轴心时代，中西方就在宗教方面就反映出明显的差异。若从历史长河的总体看，笔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宗教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方法上，中国的宗教更多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和实用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上的。而西方的宗教，本质上是与理性精神纠缠在一起的，是用理性精神和逻辑基础来对待宗教的。其次，从影响范围看，中国的宗教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而西方的宗教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第三，从宗教派别看，中国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零散性，而西方宗教更多体现了一种主导性。第四，从影响时间看，西方有中世纪的宗教时代，而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宗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相反，是集权专制统治维持延续了几千年。第五，从追求宗教的境界看，中国人是为生活而宗教，而西方人是为宗教而生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待宗教的方式。第六，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看，西方是宗教高于政治，而中国是政治高于宗教，宗教在中国始终是处于附属的地位。第七，在中国，始终是祖先崇拜要高于宗教崇拜，而西方则不是这种情况。第八，从解脱方式看，中国宗教追求现世的解脱，而西方宗教追求来世的解脱。第九，中国人对待宗教是态度是世俗的，而西方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神圣的。第十，中国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人，而西方人宗教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神。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导致了西方存在宗教文明，而中国充其量只是存在宗教或宗教文化，但不存在宗教文明。由于中国没有宗教文明，其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是诚信与理性的缺乏；另一方面是集权统治的泛滥和世俗权力体系的膨胀与张扬。因为宗教文明对集权统治和世俗的权力体系毕竟也是一种制约,同时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改良。而强大的专制集权统治一经建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诚信与理性的缺乏。所以，若从中国历史源头和历史长河看，是宗教文明的稀薄，再加上专制集权制度的浓重，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作用形成合力，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也最终使中国与西方在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各有各的方向。
中国如何建设宗教文明，应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优良结合。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宗教文明建设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应就宗教问题展开全面讨论。未来中国的宗教文明建设应充分吸收西方宗教文明的积极成果。未来中国大一统的宗教应体现：包容性、理性、人性、爱、和平、勤劳、节俭、自律、诚信、敬畏等德性特点。另外，中国建设宗教文明，应从日常生活开始，要改变目前的一些不好的习俗。
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勤劳的。中国可以成功建设一个巨大的物质工程，同样，可以相信，中国也有能力可以成功建成一个巨大的精神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