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象山区消防队:华国锋值得记上一笔的历史功绩

    亲自坐阵怀仁堂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９月３０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９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１０月４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１０月６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１０月６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１０月６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８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１０月６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１０月６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７点５５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１０月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１０月２４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陈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