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锐训天成:李先念：奉命，奉谁的命令？——被掩盖的西路军历史

    ------关于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李先念为西路军题词

    李先念震怒：奉命，奉谁的命令？

    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这样的说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而奉命，究竟是奉了谁的命令？

    1. 关于西路军

    在中共党史上，西路军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

    1936年10月，以红四方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150多天的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的血战中几乎全军覆灭。除400多人在陈云的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还有2000余人辗转回到家乡。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4万多人，战斗力最强。西路军的2万多名战士，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血与火战争中杀出来的骨干和子弟兵。占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二。如果他们不被打垮，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编制就不是三个师，而是五个师。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命令，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私自将队伍拉过黄河，企图到西北搞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的话就成了中共官方对这段历史的一贯定论。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疑点：如果是张国焘自己的决定，党中央为什么不阻止？徐向前身经百战，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

    要解开这些疑点，还要从1935年说起。

    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一条建议：红军主力应该向西北和北方发展，要尽可能地接近苏联。

    斯大林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他们承偌给红军一定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当时，苏联正面临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东西夹击的危险。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他们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所以希望国共两党能达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

    实际上，此时蒋介石也感到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已经不行了，日本的步步紧逼让他无法再接受。他秘密派出了一些人前往陕北，寻找中共进行谈判。

    此时，张学良也开始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他和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会谈。但此时中共要求张学良抗日反蒋，张学良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领导，将会是一片散沙，双方第一次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秘密潜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高层会谈。虽然共产党仍然不愿承认蒋介石，但双方还是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关系。就在此后不久，南京政府取消了被红军消灭的东北军110、109师的番号，并拒绝给这两位阵亡师长的家属各10万元的要求，这让张学良感到极度不满。他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代表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如果蒋介石仍不抗日，他就不惜进行兵谏，逼蒋抗日。

    张学良态度的转变显然给中共领导人一个很乐观的估计。1936年5月和6月期间，中共高层几次开会讨论西北局势，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对红军挺进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当时乐观地估计，盘据在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和马步魁以及新疆的盛世才都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红军如果向这些地方挺进，他们很可能会欢迎红军的到来。到时成立一个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以兰州做大本营，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获得苏联的援助，与苏联和外蒙古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抗日反蒋的局面。

    7月初，中共向张学良转达了他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进军宁夏，红四方面军则西出青海，威胁马步芳，占领河西走廊。二方面军则居中，策应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甘肃和兰州。虽然中共方面紧锣密鼓，但张学良却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是他不想公开反蒋，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个计划有很大的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将是决定西北国防政府能否如计划发动的一个关键砝码。中共随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由于张学良不愿做打通的主力，红一方面军又军力有限，所以毛泽东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二、四方面军身上。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和举兵反蒋，爆发了“两广事件”。粤桂两军北上进攻湖南，蒋介石只能暂时抛下禧北事务，他把原驻守在西北的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调到湖南，应付两广事件。

    毛泽东认为此时是绝好的进军西北的机会。他决定提早发动进攻。红二、四方面军进入战斗状态。中共又给斯大林发电报，告知红军的行动，希望苏联能给予武器支援。斯大林基本同意这一计划，但他反对红军进入新疆。因为当时盛世才是亲苏的，斯大林担心红军的进入会让盛世才的态度出现转变。斯大林希望红军集中兵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

    事实证明，这个计划的确有很大的危险性。首先，红一方面军要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防止蒋介石军队的袭击，不能出动。而东北军又不愿倘这趟浑水。盘据在宁夏、甘肃和青海是马氏兄弟虽然和蒋介石有矛盾，但这两年关系已有所缓和。红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而且在这些地方，老百姓由于国民党的说教，对共产党都怀有恐惧心理，他们是不会给红军任何帮助的。而此时，蒋介石已经用分化的手法，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两广事件。胡宗南的军队又被调回了西北，蒋介石又增派了10个师的兵力到达西北。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占据绝对的优势。

    张学良将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告诉了中共，并劝诫中共放弃北上的计划。但毛泽东这时已头脑发热，他认为只要打通通往苏联的路，苏联的援助物质会源源不断到来，中共的力量将大大加强。10月11日，毛泽东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要》，命令四方面军迅速进军靖远、中卫地段，抢占渡河点，争取在11月10前完成渡河。

    造船渡河的任务落在了李先念的30军身上。30军马不停蹄地向靖远发动进攻，占领靖远后，加紧造船。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剿匪”命令。22日，他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国民党大军已经铺天盖地地涌来。17日，国民党飞机侦察到了四方面军的渡河地点，随即进行轰炸。情势危急之下，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30军将于23日渡河。但是河中有片之前没有侦察到的浅滩，船只受阻。渡河失败。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化装成老百姓，重新沿河勘察地形。当晚，他们在另一个地点抢渡黄河，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发现了他们，随即展开一场恶战。30 军在损失了千余人的情况下终于渡河成功。当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准备渡河时，胡宗南和关麟征的部队相继赶到，国民党空军出动了30多架飞机进行轰炸。经过一番奋勇厮杀，四方面军终于渡过黄河，但已损失了3000多人。

    25日，国民党已集结了10万的军队守住渡河点，随后的二方面军无法突破国民党的防线，不得不向后撤退。至此，红四方面军已经完全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境。

    四方面军渡河后，马步芳调动他的军队5万多人追击红军。甘肃的马步青和马步魁怕蒋介石军队借口进入他们的地盘。也出动大批军队围剿红军。

    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一共有2.18万人，而他们面临的敌人达到12万人。还有许多敌视共产党的地方武装。

    11月2日，红军和马步芳遭遇，马家军多为回民组成，日式装备，步骑组合，十分骠悍。四方面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自己也损失惨重。

    四方面军先前想的是如何打到中苏边境，获得苏联的援助。但此时已陷入四面楚歌中，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已无法实现，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面对险恶的形势，毛泽东也开始动摇了。他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放弃北上，让红二方面军向山西进攻，来一次新长征。这等于是放弃了红四方面军。

    而此时，徐向前还坚信可以打通到苏联的路。11月9日，红军占领古浪城，但马步青的两个旅和四个团随后赶来，在3架飞机的支持下发动进攻。四方面军苦战了3天，牺牲了2000多人。四方面军的其它军级部队在这一仗中都被打垮，只有李先念的30军还算完整。

    11月19日，徐向前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们停止北上，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再一次错误地估计了西路军的形势。在这样一个寸草不生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简直是痴人说梦。徐向前把当前的形势如实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要西路军就地坚持，建立根据地。

    西路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凉州一带建立了根据地。但是四面八方的马家军很快就围了上来。人生地不熟的西路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无奈之下，李先念只得率军撤出了根据地，此时西路军只剩下1.5万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西路军上下一片振奋。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又发热了，他命令西路军再次向北进攻，争取在明年3月前打通通往苏联的路。

    之后，毛泽东又改变主意了，他给徐向前和李先念发电报要他们向东攻击，占领兰州，以得到张学良的支援。

    但是事事瞬息万变，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改变主意，要西路军向西挺进。1937年1月5日，西路军又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他们在高台、临泽一带就地待命，停止西进。就这样，西路军东走西停，累得疲备不堪，此时一直在后跟踪的马家军蜂拥而上，西路军再次损失了5000余人。徐向前和李先念率军撤至甘肃西部的一个小镇时，只剩下不到9000人了。

    在万分危机的时刻，陈昌浩给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央派兵支援。但军委回电称：蒋介石又调集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陕北，中央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支援西路军，要西路军独自坚持，等待国共停战。于是，西路军原地待命，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此时已进入冬天，西北的温度降到了零下30多度，西路军战士没有棉衣御寒，缺少粮食，很多战士被冻死和饿死。1月20日，3万多名马家军包围了西路军，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终于走到了尽头。第5军军长董振堂被俘残忍杀害，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壮烈牺牲，4000多名战士战死，2000余人被俘，后来大部分被杀害，只有2000人突围出去。

    实际上，苏联方面也的确在与甘肃接壤的地方准备了很多武器，有步枪、冲锋枪、火炮和手雷等。直到苏德战争爆发，这些武器才被运往战场。

    3月13日，突围出来的2000多人退进祁连山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召开了一次会议，陈昌浩坚持要回陕北向中央讨问说法，为什么军令一变再变，失去了很多机会，导致全军覆灭。陈昌浩和徐向前走后，西路军由李先念率领向西行进。4月29日，终于穿过了新疆和甘肃接壤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人接上了头，还得到了空投的武器和食品。盛世才派人护送西路军余部去乌鲁木齐，在新兵营里学习使用机械化装备，包括架驶坦克和飞机。这时的盛世才对中共还是很友好的，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关系。

    西路军将士的命运极为悲惨：红5军军长被俘后，头被砍下来挂杆示众。身负重伤的红9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宁死不降，被乱刀砍死。与总部失去联系的妇女独立团，遭敌人包围全部被俘。大部分被马家兄弟占为己有，有的分给下面的军官玩乐。有的被迫自杀。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孤军外线作战，迟疑徘徊，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中共一直把责任推给张国焘。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然采用原来的说法，李先念看后大发雷霆，他当即给党史工作组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以严厉的口气说：西路军当时究竟是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奉张国焘的命令。张国焘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这与事实不符。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竟然还在沿用这个说法，对得起牺牲的那些西路军将士吗？信发出后，那些编写党史的人不得不作检讨，把已经出版的书收回，重新编写。

    2. 关于李先念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33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1934年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红军长征途中，他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参与指挥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期间，他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率部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华北部队作战和进军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6万部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创建了豫鄂陕边根据地。并同刘、邓大军会师大别山。

    全国解放后，李先念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先念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在国家危难关头，处乱不惊、力挽狂澜，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先念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3. 李先念和西路军

    在历史学界出现多种声音的同时，历史当事者和政界高层也开始反思西路军问题。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首先提出要解决这个历史遗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同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 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朱玉以“竹郁”笔名撰写并报送邓小平的短文：《“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1月初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所附当年中央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月8日，陈云又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以上陈云有关西路军的话均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2000年6月版)3月22日日，邓小平阅读了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并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96页)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他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用数年时间写成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中、下3册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了月、1985年10月、1987年7月初版)一书。在中册辟专章《血战河西走廊》4万余字，从战略总方针、战场指挥到具体作战行动，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路军最为详细和权威的论述。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然而历史的惯性和惰性依然存在着。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阅读了已经出版、正待公开发行的由党史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看到书中对西路军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奉谁的命令”，即到底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时，自然刺痛了这位当年的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的心。因为他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而就在取得前面讲到的毛选注释改动等重大突破的时候却看到权威党史著作记载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李先念的愤激心情可以想见，老人的信也可以说是他对西路军问题的最后的吼声。1991年7月8日，李先念写完并发出信件的同一天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复信李先念，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等西渡黄河的记述，确有缺点，已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处理办法，并已通知出版社暂停发行此书。7月12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致信李先念等。

    李先念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据人民出版社的马长虹撰文披露，该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首印数即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见该书第419页)。

    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同志不幸逝世。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李先念严于律己,勤俭简朴，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严格要求子女,正确对待亲属要求,克己奉公,一心为党,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6月23日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学习李先念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李先念同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表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家，必须永远保持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把为人民服务，把改造客观世界，当成自己的天职和应尽的义务’。他把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经常说‘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在生活上始终保持勤俭朴素作风。他经常叮嘱家人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