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理想的第一步就是争得民主，取得执政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其中社会矛盾就一直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及其特点，不断调整执政理念，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正确处理革命、建设、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积累了化解社会矛盾、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

　　一、坚持与时俱进，充分认识社会矛盾

　　认识社会矛盾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并有所发展。

　　首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并长期在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苏联学界普遍认为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应。毛泽东则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因而使得它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2]毛泽东进而分析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3]至此，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已经形成，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正确认识和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矛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今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开放。

　　其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据国情来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仅仅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够的，矛盾具有特殊性，不仅要看到这种种矛盾的性质各不相同， 而且还要看到每一矛盾在复杂的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对此，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是正确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新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新中国建立初期，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还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当时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还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主要任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主要矛盾。依据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基本解决，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其主要矛盾也应重新作出判断。可见，正确认识和解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判断正确就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的。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认识被不久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断送，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失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教训异常深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恢复了八大的认识，即“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这一观点在之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被充分肯定，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是一条主线，贯穿这一社会形态和若干发展阶段，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这条主线上的若干个关键节点，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点缀其间的繁星，无时不在却又时明时暗。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才能使社会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

　　再次，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针对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混淆两类矛盾，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6]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实践，紧紧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在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中国工业化道路等12个“小题目”上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原则、新方针。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解决经济建设和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等。这一系列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至今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坚持辩证思维，正视已有社会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解难题、解决矛盾的过程，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矛盾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也会增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本，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社会矛盾有不同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矛盾中非对抗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等，这些属于平行关系的矛盾。还有执政党、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经营者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等，这些属于垂直关系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属于宏观层面的矛盾。

　　从微观层面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向阶级关系简约化、经济关系简单化的社会演变。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平均主义，全部城市就业人口按八级工资标准获得收入，其他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由于经济资源的高度行政配置，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再加之对外封闭，导致我国经济缺乏活力，经济发展忽上忽下，国民经济运行矛盾重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及官民之间的矛盾,最后都集中到政府与群众、党和人民的关系上来。由于没能把握好矛盾转化的前提条件，加之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最终酿成了深刻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改革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引发社会结构要素的裂变，导致社会主体关系的复杂化、社会主体结构的层级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激烈化、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对抗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凸显、突发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秩序紊乱、社会关系失和，使社会矛盾成为影响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农村来看，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土地承包、资源开发、国家征用土地与赔偿等过程的利益分配矛盾，农村私人借贷、交易、继承等方面的经济纠纷等。二是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主要是在村两委直选过程中产生的当选者与落选者的矛盾，还有村干部在经济管理中缺乏透明度、分配不公、贪污腐化等引发的矛盾，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之争等。三是文化生活中的矛盾。主要是市场经济意识与传统经济观念的矛盾、封建宗族观念引发的矛盾、科学和迷信的矛盾等。

　　从城市来看，伴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矛盾。我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中不但出现了一批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代表的强势阶层，而且还存在着城市无业或失业者、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征地农民、贫困农民工以及残障人员等位于社会阶层底部的弱势群体。这些分属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其利益分享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二是现有利益格局与进城农民工权益维护之间的矛盾。城市居民指责农民工所带来的就业危机、治安混乱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社会问题，而农民工则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偏见。三是征地拆迁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补偿费用是对被征地农民、被拆迁户最直接的经济弥补，也是最容易引起征地拆迁纠纷和冲突的焦点。四是劳动力无限供应与有限的就业容量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在某些职业技能上已经具备了与城市劳动者公平竞争的基本素质，这无疑会对城市在岗或失业人员造成压力，其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差的人员首先遭到冲击。

　　三、坚持适度政策，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长期稳定不变的，那么化解社会矛盾的对象也就主要集中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化解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体现在从提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历史轨迹之中，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念，多领域、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化解社会矛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说服、宣传就能奏效的。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事半功倍，既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又要有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领域、多学科的支撑。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的各项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就是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坚持这些思想就能指导我们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同时，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还要综合运用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心理学的独到视野和方法。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也正是依靠工农兵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执政地位。和平年代，群众路线最能体现党的宗旨，有效防止官僚主义。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求党和政府要有这种宗旨意识，倾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社会情绪，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得第一手材料，不能想当然。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握群众的真实心理，了解群众的确切疾苦，才能真正为群众解决困难，体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化解党群矛盾、干群矛盾，融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充分利用民间组织、群众组织的优势，及时、准确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发生大面积的、全局性的矛盾，甚至使矛盾性质发生转化。这样，群众路线就能起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的作用。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这一途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作用不十分明显，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由于经济成分多样化，使得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矛盾开始增多，情况也相对复杂得多，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加大，靠过去人治的办法行不通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框架，依法规范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从制度和法律上遏制强势群体的贪欲，压缩他们的利益空间，保障弱势群体的社会利益，正视各阶层公民的利益诉求，建立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互相商谈和让步达成各阶层相对认同的公平。同时，通过普法教育等各种手段普遍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自己也为他人守法。另外，还要求相关部门严肃执法，纯洁执法队伍，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坚决禁止违法、违纪及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件发生，严惩司法腐败。这就使化解社会矛盾有理有利，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第四，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人民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文化途径。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还大量地表现为文化需求所引发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弘扬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人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在满足大多数人文化需求的同时，增强公民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意识，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另外，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社会心理方面也加强了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理，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以此推动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引导人们讲正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引导社会成员增强积极进取、尊重他人的意识，树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利益观。这些思想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动力。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2][3][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页，第768页，第764页。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5] 参见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5/20010430/456409.html.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