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奖是什么意思:“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样一个复杂事件上，中共遵从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公开宣言中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一类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陈独秀在7月28日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党中央在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评那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得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主义”。他还温和地建议党中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对于中共盼望借此带来革命高潮的中苏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战场都在中国，而“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双方的争论随后从中东路宣传策略问题，上升激化为相互指责和扣各种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开始在党内寻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给上海本地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看，组织学习和讨论托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据郑超麟回忆，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布脱离”。

　　10月，党中央致函警告陈独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组织活动”，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阐述了何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和彭述之一道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后，通过了取消他在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决定。

　　12月15日，陈独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场相近的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明确表明拥护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党史将这一派称为“无产者社”或者“无产者派”。

　　但“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陈独秀发生冲突，再加上缺乏资金支持，许多成员生活困难，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陈独秀开始着手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的事项。1931年5月，在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无产者派”、“十月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各派按20人出一个代表召开统一大会，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和五人书记处的领袖。当时，在全国共有500个成员。

　　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给托洛茨基汇报统一成果时，很快就遭到致命一击：先是没被选上中央委员的梁干乔和另一“托派”刘英，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发表反共声明；另一成员马玉夫对没当上“中委”也很不满，竟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员被捕入狱，常委只剩陈独秀一人。

　　入狱，与中共的摩擦

　　1932年秋，托派中委濮清泉的妻子在路上巧遇已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留苏同学费侠。随后，被跟踪盯梢。10月15日，正在开会的4个托派常委和秘书被捕。当晚，由于秘书谢少珊的招供，因胃溃疡在家休养的陈独秀也被捕。随即，租界巡捕房将陈等11人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10月19日夜，陈独秀等被押送到南京。在火车上，他“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不自然，其临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一时传为佳话。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讯这位“共匪”开山鼻祖，末了还向陈求字，陈独秀挥毫写下“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押送他的军人也纷纷向他索字。

　　当蒋介石派人查明陈独秀已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加上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营救，1933年4月中旬，陈独秀案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乱党”时期的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章士钊一心为陈独秀洗掉“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在法庭上作了53分钟的辩论，历数陈独秀曾与国民党的合作，称陈独秀与中共决裂后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慷慨陈词，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一一驳斥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称：“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一审判决后，他多次上诉南京政府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院终审认定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有期徒刑8年。

　　在南京老虎桥45号，国民党给予这位共党“匪首”种种优待，给他安排单间牢房，允许读书写作，甚至可以每日自由接见亲友。期间，他的第三位长期伴侣潘兰珍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

　　比陈独秀小三十多岁的潘兰珍是上海青年女工，之前并不知道陈独秀为何人。待到从报纸上看到陈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才对“自家老头子”的身份恍然大悟。

　　每日慕名来监狱探访的富豪名流络绎不绝，或求字、或闲谈，搅得陈独秀不胜其烦，最后对典狱长说，以后“不认识的就不要放进来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如今，他开始实践这一理论，在监狱里钻研起学问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列出自己两年内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和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1933年，三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看望父亲。自大革命后，父亲音信全无。他是从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此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离开人世，母亲和姨妈也不在，当他看到父亲后，一时间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高君曼所生女儿子美和弟弟鹤年也曾到老虎桥来探监。子美劝父亲早日和潘兰珍结婚，以防人说闲话。而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又骂他“胡闹”。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陈独秀托人打了酒，买了菜，对同狱的人说，今天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来的烈士，第二杯祭两个牺牲的儿子，然后大哭起来。

　　一同入狱的濮清泉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代表周恩来赴庐山会谈，提出包括“释放一切政治犯”在内的诸多要求。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陈钟凡和胡适及张伯苓商议，一起联名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信托汪精卫帮忙，求他与蒋介石商量开释陈独秀。最终，蒋介石表示同意。

　　8月23日，入狱4年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潘兰珍和儿子陈松年接他出狱。当他从报纸上读到司法院长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深自悔悟”时，怒不可遏，致函《申报》编辑部：说自己无罪，何来悔悟，是政府罗织冤狱，将来还要和政府打官司，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胡适想安排他出国，避开政治是非，帮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让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声称“生活很简单，也厌烦见生人”，谢绝了老友的安排。

　　国民党各派也有意拉拢他。先是周佛海、陈公博拉他进“低调俱乐部”。接着，蒋介石又想让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前后，又邀请他进国民政府当官，当劳动部长，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他也厌倦了“托派”纠缠不清的内斗，拒绝托派组织接他回上海。

　　1937年8月，长期追随陈独秀的罗汉以个人身份，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叶剑英。叶剑英叫他根据所知的情况，开一个保释政治犯名单。陈独秀要求罗汉再跟叶剑英谈谈。

　　罗汉从叶剑英、李克农手里领了路费和介绍信，于8月底启程，9月2日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代表林伯渠。

　　考虑到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林伯渠当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携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遭陈独秀拒绝。

　　重获自由后，陈独秀有过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努力。他与王文元、罗汉等人想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战线”，并联合了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

　　王文元、濮清泉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拒绝出席“联合会议”。而他计划中的“军运”活动，也随着何基沣突然被调职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汉奸”案的发生，则让“第三党”和“救国会”负责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切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沸沸扬扬的“托匪汉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产国际传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很快，王明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结局

　　1938年，由于日军近逼武汉，陈独秀带着复杂的心情，顺长江进入四川，先在重庆，后又迁徙到江津县。他退回书斋，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思考。

　　陈独秀贫病交加，与潘兰珍、嗣母谢氏相依为命，十分艰难。他只有为报纸撰稿的一点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学会接济，其他友人的捐赠，他大多谢绝。

　　台湾方面的资料披露：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曾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3年共补贴14000元。

　　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曾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想拉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他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得更好么？”

　　1939年，蒋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

　　陈独秀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2年初夏，陈独秀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叫潘兰珍去地里摘一点。5月10日，陈独秀喝了一杯霉菌感染的蚕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胀不已。

　　3天后，包惠僧来访，潘兰珍做了土豆烧肉。陈独秀非常高兴，加上好久没有吃过肉，多吃了一点。分手之际，包惠僧发现，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显得十分慈祥，他已预感到不祥。

　　当晚，陈独秀呕吐。此后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陈独秀在昏迷中离世。临终，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处理书稿和书；托他给潘兰珍找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人再嫁”。并嘱托三子松年，把他和嗣母谢氏的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1947年，陈松年把陈独秀的木棺迁回故乡，与其原配高晓岚合葬。

　　他的追随者高语罕为他写了挽联，上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参考书目：沈寂著《陈独秀传论》、朱家骅著《陈独秀传》、唐宝林/陈铁健著《陈独秀和瞿秋白》、杨奎松著《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朱洪著《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中国共产党历史》、《胡适口述实录》。感谢安庆市“陈独秀研究网”和万多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