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诸暨市有什么好玩的:学人论政风范存:《大公报》“星期论文”编辑经验探析 论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28:24
学人论政风范存:《大公报》“星期论文”编辑经验探析 论文
关键字：大公报 学者 胡适 论文 先生 政治 发表 编辑 星期 问题
【摘要】新记《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虽已终结于1949年6月，但仍被新闻业界和学界久久铭记。本文拟从编辑的角度对其进行探析。笔者认为坚持独特的编辑理念、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善于运用编辑技巧等措施，使得“星期论文”光彩熠熠，让学人论政的风范长存。
【关键词】星期论文 编辑经验 学人论政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一个专栏——新记《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虽已终结于1949年6月，但其风范长存，仍被新闻业界久久铭记。如前两年《南方都市报》在进行改版时，为了能对背景宏大的时事时局进行具有整体观的分析论说，特别增设了不定期出版的“宏论版”，并宣布其宗旨为：“本报‘宏论版’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撰文，针对时事新闻背后的纵深与时局，放言畅谈当下中国的大转型、大趋势与大命题，以昔日《大公报》设立《星期论文》栏目关怀国事天下事之心为仰，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⑴。此外，新闻学界对其也评价颇高，有学者认为当时新记《大公报》能成为舆论重镇，除了言论卓有见地之外，言论品种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1934年元旦起增设的‘星期论文’为该报一大创举，每星期敦请社外名家撰述论文一篇，一直坚持，其中也不乏精品”⑵。
在阅读了王芝琛先生在《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里选编的12篇“星期论文”后，笔者深有感触，无怪曾有论者言：星期评论和社评、新闻通讯、副刊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星期论文”何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当然原因众多；但笔者以为编辑诸君的出色工作非常重要，如坚持独特编辑理念、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善于运用编辑技巧等，才使得学人论政散发出熠熠光彩。
一、坚持独特编辑理念
独树一帜的编辑理念，可说是“星期论文”成为名牌专栏的首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专门家写稿”
1920年，胡政之从欧洲归来，之前他曾专门考察过西方新闻事业的面貌，于是想把《大公报》改造一番。当年6月23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注意本报之大改良》，表示“本报从七月一号起，融合世界各国报纸特色，将内容完全改造。”对于如何改造，提出了六条建议，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门家担任各部门通信，确有指导社会的能力，并由本报记者以最新智识撰述论文”。这一“专门家写稿”的思想，最终在新记《大公报》中得以实现，即表现为开辟著名的“星期论文”栏目。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其中虽包括个别军政显要，但主要以“术业有专攻”的大学教授和各界名流为主，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
2、观点不求党同
内容的广泛性和观点的差异性，是“专门家写稿”的特点。既然学有所长，所以议论的内容，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涉及。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的讨论、独裁与专制、统一的途径、建国问题、行政问题等；经济方面，涉及到农村复兴、统制经济；外交方面，集中在对日问题，苏俄问题、国联问题；教育方面，涉及教育政策、学生运动、高等教育等等。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专家们也常常各执一词。关于政治建设，有“开明的专制”、“新式的独裁”、“民主的政治”；关于“统一”问题，有“武力统一论”、“建设统一论”、“民主统一论”；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复兴农村”、“开发工业”，还有开办中国农村工业的“第三条路”；在外交上，有妥协论、也有强硬论；等等。
对于这些各抒己见的议论，“星期论文”不求观点党同。胡政之在1936年就说过 “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⑶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学者汪子嵩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当时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的，很多是联大教授，观点有左的，也有右的，较多的是被称为‘中间路线’的。”⑷
二、注重与学界的沟通
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学界撰稿人是“星期论文”声誉鹊起的重要原因，这与编者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密不可分，这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1、沟通学界，设计栏目
方蒙、谢国民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认为，“星期论文”这一设想是张季鸾提出的。他当时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但有论者认为：“‘星期论文’的设想最初就是胡适提出来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胡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联系的。”⑸
这是因为“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出力，这样的专栏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当时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就是胡适所撰写的；他共在“星期论文”栏下共发表过十九篇文章。此外，“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最初的八位撰稿人当中，有五位是胡适《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不久增加的张奚若和吴景超也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自己曾说过：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⑹
综合二者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星期论文”的开辟应该是张季鸾与胡适共同的主意。著名学人的加盟，使得“星期论文”成了一个有名的专栏。据统计，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计有750余篇“星期论文”，参与撰稿的有200多位，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实行言论开放形成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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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敬业负责，尊重作者
“星期论文”极大地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关键在于当时中国众多第一流的学者都能为其撰稿，不仅阐发他们对时政的深刻见解，还论述自己有创获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该专栏能吸引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等一时之选的名家为其撰稿呢？笔者以为这与编者敬业负责、尊重作者的态度密不可分。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主编向学者约稿时，态度恭敬。如1938年7月30日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出国的胡适写信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讲稿亦时时常赐，以增国人信念。”⑺对于约来的稿件，主编也不会轻易改动。1936年5月3日，“星期论文”栏发表了傅斯年的《国联之沦落与复兴》，为了避免侵华日军制造口实，张季鸾对于原稿有所删节，但亲自致信进行解释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这封信，信的末尾署有“二日”，应是排版当日所写，张之敬业精神和对作者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编者敬业负责、尊重作者，作者在感动之余，自然也会“投桃报李”，用心、积极地撰写稿件。如胡适给《大公报》写“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点钟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⑼“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⑽《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著述年表》则反映，傅斯年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２２篇，占总数的３％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⑾。而《新潮》和《独立评论》是他参与创办的同人刊物，也即在傅斯年为公共媒体所写的稿件中，《大公报》占绝对多数。
三、善于运用编辑技巧
“星期论文”能为世人瞩目，还在于编者能够善于运用编辑技巧，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1、星期论文形式灵活
“星期论文”的形式灵活，既有某位学人一人之宏论；亦有学人之间的论战，如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时，有些文章就作为“星期论文”出现。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
如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 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文中说这一秘密协定 “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
这些联名发表的文章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充分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
2、形成整体传播效应
编者还注重运用编辑策略，使“星期论文”和其他栏目如社评等互相呼应，形成整体的传播效应。这在《大公报》所发起的“爱恨悔”运动中体现明显⑿。
1943年3月29日，《大公报》上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我们还需要加点劲！》，作为发起“爱恨悔”运动的开场文章。文章指出：“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紧接着，在3月31日和4月7日，又相继发表了王芸生的两篇社评《提高人的素质》、《提供一个行为基准》。这三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广大读者热烈响应。为了进一步推波助澜，又刊发了两篇“星期论文”，即4月18日林同济的《请自悔始》和5月10日萧一山的《爱恨悔的辩证道理》。林同济在其“星期论文”开篇就说道：“最近《大公报》社评，用极热挚的手笔，大声疾呼，提出爱、恨、悔作为我们新人格的起点，其志其言，与我心心相印。”萧一山的“星期论文”，则以其深刻的文字，阐述了爱恨悔三个精神元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我很希望它能成为我国的一种革心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配合起来，以达到建国复兴的目的。唯兹事体大，非一家报纸所克负荷，必须大家群策群力，桴鼓相应，然后始能力挽颓靡之社会，造成一种新的风气，抗战建国，皆于是顿。”
社评、“星期论文”以及读者来稿三者联合，发起了一个新的狂飚运动，“叫喊恨坏人、恨贪官污吏，呼吁上自领袖，下至庶民，都要忏悔”,使得“当局看不顺眼，听不入耳，也怕真把人心激动起来”，告诫《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谈爱恨悔的文章了”。虽然运动中途夭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让当时沉闷萎疲的人心激荡起来了。
除去以上详细论述的三点经验外，“星期论文”还有不少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如它的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积极尝试。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一向由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开始“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种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余论：回归“星期论文”的传统
在尝试总结《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编辑经验后，笔者还有一个尚未成熟的观点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那就是：大众传媒应加强与学界的互动，真正回归“星期论文”的光辉传统。
这就涉及到“学人论政”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论政的传统，传统读书人的求知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单纯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比较少，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五四”之后，“论政”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心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等是学人论政的重要途径。由于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主流地位”的社会条件，以及拥有“传统士人与现代专家的双重身份”的论政优势，当时的学人论政曾出现风格多元、内容丰富、观点差异的局面⒀。但现在，这种情形不复存在，有论者慨叹“如今学者、教授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学人论政的传统却式微了”⒁。
当前，“学人论政”有没有必要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一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学人首先是公民；而政治是公共事务、是众人之事，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每个公民都有议论政治的权利。学人是读书比较多、受教育比较系统，表达技巧较好的一部分公民，他们的发言能力相对强一些，发言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学人不但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还应当为弱势群体代言、为社会进步建言。二是为了加强学人与大众的沟通。当前学界，由于现行学术体制以及学者自身素质，很多人不屑于为报纸写稿；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由于缺乏必要的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不少所谓的“学术论文”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三是媒体需要有学者发言来增强言论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在相关问题上有专业见解。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简单的激情和立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专业意味着训练和积累，如果一个人不是长期对某一问题关心和注意，将很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还要强调一点，真正回归“星期论文”的传统，学人的言论不仅要专业，更要独立，不能成为某种“传声筒”。尤其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内，如果言论不能保持独立，只会发出投其所好的声音，那将是对这一传统的玷污。因此，学人的言论不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也不应乡愿式的墙头摇摆；而应是理性、多元、独立、负责，把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关怀所在，从公众立场、普遍良知和公共理性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将大有裨益。
【注释】
(1)李文凯：《<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中国新记者网，2005－06－14
(2)吴廷俊：《新记<大公报 >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贺麟：《汪子嵩：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新华网，2004-02-24
(5)谢泳：《胡适与<大公报>》,见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6)(7)(9)(10)转引，同上，第70页、76页、72页、73页
（8）（11智效民：《傅斯年与<大公报>》，见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83页
(12)参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 >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9页；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9页
(13)参见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 NO.2，第115－121页
(14)梁子民、毕文昌：《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中国青年报》，200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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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记《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虽已终结于1949年6月，但仍被新闻业界和学界久久铭记。本文拟从编辑的角度对其进行探析。笔者认为坚持独特的编辑理念、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善于运用编辑技巧等措施，使得“星期论文”光彩熠熠，让学人论政的风范长存。
【关键词】星期论文 编辑经验 学人论政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一个专栏——新记《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虽已终结于1949年6月，但其风范长存，仍被新闻业界久久铭记。如前两年《南方都市报》在进行改版时，为了能对背景宏大的时事时局进行具有整体观的分析论说，特别增设了不定期出版的“宏论版”，并宣布其宗旨为：“本报‘宏论版’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撰文，针对时事新闻背后的纵深与时局，放言畅谈当下中国的大转型、大趋势与大命题，以昔日《大公报》设立《星期论文》栏目关怀国事天下事之心为仰，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⑴。此外，新闻学界对其也评价颇高，有学者认为当时新记《大公报》能成为舆论重镇，除了言论卓有见地之外，言论品种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1934年元旦起增设的‘星期论文’为该报一大创举，每星期敦请社外名家撰述论文一篇，一直坚持，其中也不乏精品”⑵。
在阅读了王芝琛先生在《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里选编的12篇“星期论文”后，笔者深有感触，无怪曾有论者言：星期评论和社评、新闻通讯、副刊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星期论文”何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当然原因众多；但笔者以为编辑诸君的出色工作非常重要，如坚持独特编辑理念、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善于运用编辑技巧等，才使得学人论政散发出熠熠光彩。
一、坚持独特编辑理念
独树一帜的编辑理念，可说是“星期论文”成为名牌专栏的首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专门家写稿”
1920年，胡政之从欧洲归来，之前他曾专门考察过西方新闻事业的面貌，于是想把《大公报》改造一番。当年6月23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注意本报之大改良》，表示“本报从七月一号起，融合世界各国报纸特色，将内容完全改造。”对于如何改造，提出了六条建议，其中第二条为“聘请专门家担任各部门通信，确有指导社会的能力，并由本报记者以最新智识撰述论文”。这一“专门家写稿”的思想，最终在新记《大公报》中得以实现，即表现为开辟著名的“星期论文”栏目。
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其中虽包括个别军政显要，但主要以“术业有专攻”的大学教授和各界名流为主，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
2、观点不求党同
内容的广泛性和观点的差异性，是“专门家写稿”的特点。既然学有所长，所以议论的内容，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有涉及。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的讨论、独裁与专制、统一的途径、建国问题、行政问题等；经济方面，涉及到农村复兴、统制经济；外交方面，集中在对日问题，苏俄问题、国联问题；教育方面，涉及教育政策、学生运动、高等教育等等。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专家们也常常各执一词。关于政治建设，有“开明的专制”、“新式的独裁”、“民主的政治”；关于“统一”问题，有“武力统一论”、“建设统一论”、“民主统一论”；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有“复兴农村”、“开发工业”，还有开办中国农村工业的“第三条路”；在外交上，有妥协论、也有强硬论；等等。
对于这些各抒己见的议论，“星期论文”不求观点党同。胡政之在1936年就说过 “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⑶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学者汪子嵩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当时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的，很多是联大教授，观点有左的，也有右的，较多的是被称为‘中间路线’的。”⑷
二、注重与学界的沟通
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学界撰稿人是“星期论文”声誉鹊起的重要原因，这与编者注重与学界的沟通密不可分，这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1、沟通学界，设计栏目
方蒙、谢国民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中认为，“星期论文”这一设想是张季鸾提出的。他当时有两个用意：一是每天发一篇社评，负担太重，组织社外人士撰写“星期论文”，可以减轻负担；二是可以加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但有论者认为：“‘星期论文’的设想最初就是胡适提出来的，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胡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联系的。”⑸
这是因为“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出力，这样的专栏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当时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就是胡适所撰写的；他共在“星期论文”栏下共发表过十九篇文章。此外，“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最初的八位撰稿人当中，有五位是胡适《独立评论》的主要作者，不久增加的张奚若和吴景超也是胡适的好朋友。胡适自己曾说过：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⑹
综合二者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星期论文”的开辟应该是张季鸾与胡适共同的主意。著名学人的加盟，使得“星期论文”成了一个有名的专栏。据统计，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计有750余篇“星期论文”，参与撰稿的有200多位，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实行言论开放形成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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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敬业负责，尊重作者
“星期论文”极大地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关键在于当时中国众多第一流的学者都能为其撰稿，不仅阐发他们对时政的深刻见解，还论述自己有创获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该专栏能吸引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等一时之选的名家为其撰稿呢？笔者以为这与编者敬业负责、尊重作者的态度密不可分。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主编向学者约稿时，态度恭敬。如1938年7月30日夜，时在汉口的王芸生给出国的胡适写信说：“先生久别祖国，国人想望言论丰采殊甚，特恳先生于讲学余暇，常为敝报撰写星期论文，以慰国人，讲稿亦时时常赐，以增国人信念。”⑺对于约来的稿件，主编也不会轻易改动。1936年5月3日，“星期论文”栏发表了傅斯年的《国联之沦落与复兴》，为了避免侵华日军制造口实，张季鸾对于原稿有所删节，但亲自致信进行解释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收录了这封信，信的末尾署有“二日”，应是排版当日所写，张之敬业精神和对作者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编者敬业负责、尊重作者，作者在感动之余，自然也会“投桃报李”，用心、积极地撰写稿件。如胡适给《大公报》写“星期论文”非常认真，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点钟了。写了一点多钟的星期论文，才去睡。”⑼“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⑽《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著述年表》则反映，傅斯年为《大公报》共写“星期论文”２２篇，占总数的３％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他在《新潮》和《独立评论》上的发稿量⑾。而《新潮》和《独立评论》是他参与创办的同人刊物，也即在傅斯年为公共媒体所写的稿件中，《大公报》占绝对多数。
三、善于运用编辑技巧
“星期论文”能为世人瞩目，还在于编者能够善于运用编辑技巧，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1、星期论文形式灵活
“星期论文”的形式灵活，既有某位学人一人之宏论；亦有学人之间的论战，如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时，有些文章就作为“星期论文”出现。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
如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 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文中说这一秘密协定 “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
这些联名发表的文章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充分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价值。
2、形成整体传播效应
编者还注重运用编辑策略，使“星期论文”和其他栏目如社评等互相呼应，形成整体的传播效应。这在《大公报》所发起的“爱恨悔”运动中体现明显⑿。
1943年3月29日，《大公报》上发表了王芸生的社评《我们还需要加点劲！》，作为发起“爱恨悔”运动的开场文章。文章指出：“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紧接着，在3月31日和4月7日，又相继发表了王芸生的两篇社评《提高人的素质》、《提供一个行为基准》。这三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广大读者热烈响应。为了进一步推波助澜，又刊发了两篇“星期论文”，即4月18日林同济的《请自悔始》和5月10日萧一山的《爱恨悔的辩证道理》。林同济在其“星期论文”开篇就说道：“最近《大公报》社评，用极热挚的手笔，大声疾呼，提出爱、恨、悔作为我们新人格的起点，其志其言，与我心心相印。”萧一山的“星期论文”，则以其深刻的文字，阐述了爱恨悔三个精神元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我很希望它能成为我国的一种革心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配合起来，以达到建国复兴的目的。唯兹事体大，非一家报纸所克负荷，必须大家群策群力，桴鼓相应，然后始能力挽颓靡之社会，造成一种新的风气，抗战建国，皆于是顿。”
社评、“星期论文”以及读者来稿三者联合，发起了一个新的狂飚运动，“叫喊恨坏人、恨贪官污吏，呼吁上自领袖，下至庶民，都要忏悔”,使得“当局看不顺眼，听不入耳，也怕真把人心激动起来”，告诫《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谈爱恨悔的文章了”。虽然运动中途夭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让当时沉闷萎疲的人心激荡起来了。
除去以上详细论述的三点经验外，“星期论文”还有不少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如它的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积极尝试。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一向由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开始“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种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四、余论：回归“星期论文”的传统
在尝试总结《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编辑经验后，笔者还有一个尚未成熟的观点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那就是：大众传媒应加强与学界的互动，真正回归“星期论文”的光辉传统。
这就涉及到“学人论政”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论政的传统，传统读书人的求知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单纯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比较少，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五四”之后，“论政”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心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月》、《独立评论》、《大公报》“星期论文”等是学人论政的重要途径。由于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和主流地位”的社会条件，以及拥有“传统士人与现代专家的双重身份”的论政优势，当时的学人论政曾出现风格多元、内容丰富、观点差异的局面⒀。但现在，这种情形不复存在，有论者慨叹“如今学者、教授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学人论政的传统却式微了”⒁。
当前，“学人论政”有没有必要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一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学人首先是公民；而政治是公共事务、是众人之事，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每个公民都有议论政治的权利。学人是读书比较多、受教育比较系统，表达技巧较好的一部分公民，他们的发言能力相对强一些，发言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学人不但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言，还应当为弱势群体代言、为社会进步建言。二是为了加强学人与大众的沟通。当前学界，由于现行学术体制以及学者自身素质，很多人不屑于为报纸写稿；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由于缺乏必要的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不少所谓的“学术论文”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三是媒体需要有学者发言来增强言论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在相关问题上有专业见解。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简单的激情和立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专业意味着训练和积累，如果一个人不是长期对某一问题关心和注意，将很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还要强调一点，真正回归“星期论文”的传统，学人的言论不仅要专业，更要独立，不能成为某种“传声筒”。尤其是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内，如果言论不能保持独立，只会发出投其所好的声音，那将是对这一传统的玷污。因此，学人的言论不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也不应乡愿式的墙头摇摆；而应是理性、多元、独立、负责，把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关怀所在，从公众立场、普遍良知和公共理性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将大有裨益。
【注释】
(1)李文凯：《<南方都市报>时评的理念与操作》,中国新记者网，2005－06－14
(2)吴廷俊：《新记<大公报 >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3)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4)贺麟：《汪子嵩：往事旧友 欲说还休》，新华网，2004-02-24
(5)谢泳：《胡适与<大公报>》,见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6)(7)(9)(10)转引，同上，第70页、76页、72页、73页
（8）（11智效民：《傅斯年与<大公报>》，见于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83页
(12)参见吴廷俊：《新记<大公报 >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9页；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9页
(13)参见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 NO.2，第115－121页
(14)梁子民、毕文昌：《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中国青年报》，200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