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斯普林:儒家法治理想的幻灭与红色英雄的崛起

儒家法治理想的幻灭与红色英雄的崛起

                     ——我在《百家讲坛》解读红色英雄的初衷及天安门广场为什么不应当出现孔子像

主讲人：张望朝（中共X省委X委员会宣教处长）

    大家好。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出疑问：儒家不是讲人治讲德治吗？怎么会有法治思想呢？法治思想不是法家的东西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儒家的思想中，有法治的理念，法家的思想中，也有人治的理念。比如，孔夫子百般推崇的那个“礼”是什么？是礼节、礼貌吗？不是，这个“礼”，简单一点说，就是周朝的法律制度。孔夫子说，要“为国以礼”，意思就是依法治国。我们能说孔夫子不讲法治吗？能说儒家的思想中没有法治的东西吗？不能。法家重法度，轻德教，但法家主张“法自君出”，君主要独断国是，这是不是很有人治的味道，能说法家只讲法治而不讲人治吗？

那么，儒家的法治思想有哪些内容？儒家的法治理想又是什么？

一是顽固的复古情结。

孔夫子一生都在推崇周礼，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而奔波呐喊。“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是什么？表面上看，是一种礼仪，在礼仪中明确人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位，而实质是一种法律制度，违背了礼仪方面的规定，有时是要掉脑袋的。史有所载，一次，齐鲁两国的国君在一个地方会晤，年轻的孔夫子被鲁国国君任命为宾相，就是礼仪的主持。在联欢会上，齐国演艺界人士表演了一个民俗舞蹈，又演了一出宫庭喜剧，结果怎么样？因为这些表演违反了周礼，孔夫子命令鲁国卫士把演员赶下了台，然后剁去了他们的手脚。一些儒家弟子对孔夫子的残暴非但不做任何指责，反而大加赞赏，还说齐国非但没有因此而与鲁国交恶，而且让出一些地盘给鲁国。对于这种外交结果，我们只能估妄信之，就当它是真的。就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孔夫子万般推崇的“礼”，是一种以暴力为保证的法律制度，绝对不是于丹博士认为的那种温柔的礼仪、礼节、礼貌一类的东西啊！还说明，在“礼”面前，奴隶是多么的卑贱，那几个被砍了手脚的演艺届人士，在今天是大腕，在当时是奴隶。由此不难断定，“礼”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春秋时代，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的法律制度。有的学者不承认中国有过奴隶社会，理由是奴隶在中国，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出现过，甚至没有作为一个社会劳动者集团出现过，春秋时代是贵族公有制向平民私有制过度的时代。此说也有道理。不管怎么说，孔夫子所要恢复的“礼”，在春秋时代已经注定被历史所抛弃。

对于孔夫子的复礼思想，我们要一会为二地看。春秋时代一个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但也是一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时代，人民需要社会进步，也需要社会安定，孔夫子渴望社会安定有序，当然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渴望恢复周礼，渴望社会能像西周初年那样祥和安定，是有道理的，也是不乏善意的。他老人家甚至渴望中国回到原始社会去，所以对尧舜禹的推崇超过了对周公的推崇。我们共产党一直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孔夫子则相反，他要用倒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儒家学派自始到终对革新，对社会进步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即使不主张倒退，也绝不主张进步。有了这种反动的思想，就有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反动的理想：用一种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规范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人安守本份的理想社会。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度，从形式到内容，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乱史，任何一朝代，都是在战乱中出生，又在战乱中灭亡，同而复始。没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想到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避免这样的周而复始。一个重要的原因，注意，我说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儒家法治思想和理想酱住了中国人的灵性。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国，变法，哪怕是非实质性的改变一下不合适宜的旧法，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付出血的代价也不一定成功，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戊戌变法。鲁迅先生说，在中国，就是改装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而且就是流了血也不一定能改成。到了国民党时代，儒家的这种酱缸理念还是迟迟不肯散去，还相当程度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我们说蒋介石先生背叛了中山先生，背叛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法律制度的背叛，中山先生要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而蒋先生虽不好意思说反对民主，但观其一生，他没做过推进民主的事，只做过反对民主镇压民主的事，他的脑子里，儒家的法治理想根深蒂固，他幻想用他的训政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经常讲忠孝节义礼仪廉耻，他主政中国期间，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从儒家守旧思想中摆脱出来，政府还是要求国人各守本分，各安天命，说透了，他还是没有抛弃儒家法治理想，还是想用中国数千年来固有礼法安天下，辖万民。

这可能吗？不可能。进入上个世纪的中国，从法律制度上改变自己，从政治本质上改变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了。一是国家要独立。不从法律制度上改变中国，使中国完全走出封建时代，中国就强大不了，中国就没法独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类似的规矩大明大摆地写在中国的大地上，稍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是不能容忍的，都不得不想一想，数年的儒家礼法为什么使中国人与狗划上了等号，不是说“半部论语”就能安天下吗？读了这么多年《论语》的中国人，为什么在自己的天下沦为外国人的狗了呢？中国人没有尊严，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尊严，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尊严，首先是因为中国做不到完全独立。二是民族要解放。中国人进入二十世纪后，眼界大开，懂得了什么是权利什么是自由，懂得了一个民族要学会自己解放自己，懂得了民族要解放首先要自己打碎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主要是打碎两千年来一切礼教和反人道的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在近代一直挨外国人的打，主要是因为自己绑着自己跟人家做战，不挨打可能吗？中国被打醒了，知道要战胜别人，先要把绑在自己身上的绳索打开。还想对中国人“为国以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了。三是人民要革命。革命是什么？是对法律制度的改变，是对旧的法治理念、法治理想的革除。有个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说，这是自古以来的王法，这时一个共立党人站出来说，不，这样的王法要改了。从政治本质上改变王法，就是革命。

二是霸道的德治思想。

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于是有人认为，儒家比法家要讲人道，要温和。不是这样的。儒这的“德治”比法家的“法治”更严酷，更反人道。为什么样这样说呢？大家知道，道德规范不同于法律规范，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道德规范不能以国家强制力来维持，只能靠人自觉遵守，而法律规范是要靠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法律。我们认为一个人品行不端，会说他“缺德”，仅此而已，我们能因为他缺德就把他抓起来吗？或者国家能因为一个人“缺德”就把他抓起来判刑吗？不能。但是，儒家认为可以这样做，而且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自己就这么干过。孔子在做鲁国大司寇，也就是司法长官的时候杀掉了一个文化名人，叫少正卯，罪名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大概意思是，少正卯这个人，心性通达，但又十分险恶，行为邪恶，而且十分固执，总说假话，还特别爱狡辩，专门记录一些丑恶的事情，对邪恶顺从，还把邪恶说成美好。听着是不是有点云山雾罩的？这些道德的评价怎么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呢？可是，孔夫子就是这样给人定罪的，而且用这样的罪名把人杀了。后来的一些儒家弟子也觉得这件事特别没面子，就说是别人编出来的。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儒家的德治是一种蛮不讲理、毫无人道可言的“缺德”之治。也就是说，只要国家权力在我手里，我认为你这个人不怎么样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把你干掉，这就是儒家“以德治国”的实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都干过类似的事。宋王朝杀岳飞，罪名是“莫须有”，清王朝搞文字狱，杀人的理由是你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用法治的手段杀人，你必须有具体的罪行，而用德治的手段杀人，不一定要有具体的罪行，我认为你在心里骂我了，虽然你没有骂出口，我还是可以杀了你。这就是儒家“德治”的实质。儒家的德治，其实是一手软一手硬。软的，就是仁义道德的说教，把你的精神忽悠瘸了，再卖给你一支精神的拐杖，让你永远也无法在精神上站起来。过去的女人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是什么，就是儒家给你的精神拐杖，因为他已经先把女人忽悠瘸了，所以女人一但没了这拐杖，就站不起来了，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失节。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守节或者不得不守节，比如武则天就不怎么守节，慈禧太后也不怎么守节，不守就不守了，没有哪个儒家弟子敢说什么，拍马还来不及哪，敢说太后老佛爷不守妇道？找死啊！这也不难看出儒家弟子的另一副嘴脸——遇有强势者，也可以当当孙子。宋代理学家提出“灭人欲，存天理”，注意，他要灭的是别人的人欲，不是他自己的人欲，他自己的人欲他是一点也不肯灭的。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教导别人守道守德、自己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的卫道士，太多了。这是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如果你不听我的忽悠，硬是不要我的拐杖，怎么办，我就只好用孔夫子对付少正卯的办法来对付你了，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血腥杀戮。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邪邪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最后在字缝里看出字来，原来满本都写着的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国门大开，儒家的“吃人”礼教很难再“吃人”了。中国人不怎么听忽悠了，因为有了各种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个饱受封建统治者愚弄的民族终于觉醒了，懂得了儒家礼法是反人道的东西，也懂得了治国当以法，“德”、“法”要分开的道理。有一出很有名的评戏，叫杨三姐告状，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案例创作出来的。民国时候，杨三姐的二姐被二姐夫谋杀了，杨三姐要告状，要为姐姐报仇，这在今天不算什么奇事，而在当时，一个女孩子出头露脸打官司，是不成体统的，是有违规矩的，可杨三姐硬是出头露脸打官司，而且把官司打赢了，把凶手推上了断头台，还得到了当时社会各方面赞许。这个真实的故事对于儒家的礼法来说，很有讽刺意味。杨三姐的做法，不合儒家规定的妇德，但符合民国的法律，在国法与妇德之间，杨三姐选择了国法，社会也选择了国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不是在中国开始越来越没戏了，以德治国的幻想正在走向破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首先是唤醒民众，也就是把民众从一切反人道的礼教中解救出来。最近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个电视剧，叫《星火》，很值得一看，说的就是共产党首先是从灵魂上拯救中国农民，并且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农民万岁！不要小看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对民权的一次呼唤，是号召农民从圣人的脚下，从帝王将相的脚下站起来，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三是愚昧的情理观念。

孔夫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意思是说，父亲犯了罪，儿子为父亲隐瞒，儿子犯了罪，父亲为儿子隐瞒，这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汉代出现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司法原则，就是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隐瞒罪行，法律是可以给予宽免的。还出现了所谓的“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经典《春秋》中的思想观念做为司法原则，断处各类司法案件。

表面上看，这很有人情味道，对亲情似乎十分的体恤，但分析一下它的实质，就不难看到它的反动性了。法是什么？一种规范，也可以说是一种规矩，这个规矩一经确定，就不容破坏。法无权威，则不成其法。大家是否看过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一个英雄，已经走到了秦始皇的跟前，一剑刺出，刺出的却是剑柄，刺秦成功在握，但他放弃了，为什么？他告诉秦始皇，放弃刺秦，是为了“天下”，是为了剑道“不杀”的最高境界，希望秦始皇一统天下，使天下人从战乱中摆脱出来。对于这部电影宣传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我不以为然，但是，电影最后一个情节给我很大的震撼，英雄能刺秦而不刺，扔下了手里的剑，一步一步向大殿外走去，群臣问秦始皇：“大王，杀不杀？杀不杀？”是啊，对这个刺客，杀？还是不杀？他已经深深感动了秦始皇，甚至秦始皇已经为刺客的情怀流下了泪水。但是，秦始皇已经定下法令，对刺秦者，杀无赦，怎么办？群臣说，请大王做一个遵守法令的表率，“大王杀，大王杀！”秦始皇挥泪杀英雄。这个情节是虚构出来的，但展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不管是民主政治的法还是专制政治的法，只要是法，就要体现出一种钢性，法律不承认良心，法律不承认情感。秦国之所以强大，秦始皇之所以能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就在于这种法治精神。儒家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一但进入法制，就意味着情理、情面一类的东西大于法制，法制就会像一个中了病毒的人，早晚要倒下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把儒家的这一思想引入法制，上升为“亲亲得相守匿”之类的法律原则，此后，中国有王法就像一个软骨病人，半死不活地立在统治者身边，统治者对他就像皇帝对待一个老太监，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杀岳飞，杀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都可以抬手就杀不讲法度，杀老百姓还用得着寻找法律依据吗？不用。

有朋友会提出，法律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吗？反动统治阶级的法律的软弱一点不好吗？对人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没这么简单。在阶级社会，法律从本质上说，确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法律还有另外两个职能，一个是，对统治集团内部成员做出必要的约束，一个是，对社会进行正常的管理，这种管理有时不存在阶级对抗。17世纪，英国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忽发奇想，要到法院审理案件，结果遭到了大法官爱德华的拒绝，国王说，国家都在我统治之下，我为什么不能审理案件呢？大法官说了句世界法制史是非常有句的格言：“上帝在法律之上，国王在法律之下。”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国王和大法官都是统治阶级，国王高于法官，这么点事还办不成吗？中国的唐朝，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个叫柳雄的人伪造资历被太宗皇帝发现，皇帝要杀他，进入司法程序后，一切都依法办理，太宗皇帝竟也插不上上手。这样的美谈，只能发生在唐太宗这样开明的皇帝身上。在中国，皇帝是天子，在天之下，但不会在法律之下。同是封建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一定的，那就是，儒家这种以情乱法的理念使统治者重权而轻法，不懂得用法律约束自己，也使中国人失去了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任。如果统治者连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遵守的话，老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在旧中国，以情乱法，以权乱法，以钱乱法的事，几乎随时都在发生，受害者当然是无权无钱无势的百姓。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法度严明，社会才稳定，社会稳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法律都要制裁杀人、盗窃、抢劫等行为，哪个阶级的人也不可以随便杀人吧？法度不严明，社会必混乱，百姓必受苦。旧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渴望清官的出现，就是因为清官执法严明，老百姓能够从严明的法度中保全一下自己那点可怜的权益。从包公到海瑞，人们把好多编出来的故事安在他们身上，抒发一种期盼、一种渴望而已。这些故事无一不是这样的定式：豪门依权仗势欺压百姓，清官挺身而出执法如山。

四是封闭的施法原则。

晋国铸了一个刑鼎，把法律刻在上面，让老百姓观看，这在两千多年前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结果遭到孔夫子的谩骂。孔夫子说，“失其度矣”，意思是，法律让老百姓知道了，那还叫法度吗？又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法律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就可以了，不应当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一种神秘主义法治观，其反动程度要超过儒家的“德治”思想。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要管另一个人，当然要立一点规矩，这个规矩，管人的人知道，被管的人是不是也应当知道？如果被管的人不知道，那就意味着管人的人可以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样的管法，是对人的管法吗？我认为这是对动物的管法，没有把人当人。中国古代有个官名，叫“牧”，这个州哪个州的都有个“州牧”，“牧”是什么意思？对牛羊马驴的管理，对畜生的管理叫“牧”，在统治者那里，管理民众与管理牲畜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说，没有什么思想比不拿人当人的思想更反动。说到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对进步与反动的理解。什么是进步的思想，什么是进步的法律制度？什么是反动的思想，什么是反动的法律制度？就看你对人是什么态度，就看你是不是把人当人看。你如果是尊重人的，爱护人的，是要人活得更好的，那你就是进步的思想，是进步的法律制度，反之，你就是反动的。儒家的这种神秘主义法治理念，就是一种漠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法治理念，说其反动透顶也不为过。

大约是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影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民众对国家的法制处于一种不关心的状态，一种麻木和畏惧的状态。秦朝有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要求各级官吏要向百姓宣教国家法令，百姓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向官吏请教。这是法家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可惜在历史上一闪即逝。当然，秦朝的法律过于严酷，百姓对法律的畏惧大于依赖，所以不足为取。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似乎再也没出现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国家法制始终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民众对法律的了解程度似乎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不能说老百姓完全不懂法，他们大约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就像《杨三姐告状》里杨三姐唱的，“国家的大事我不懂，我只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理是王法”，但是，民众对法律的了解也仅此而已，还会知道更多的东西吗？首先，反动统治者不希望老百姓通晓国家法制，你什么都知道，有些事就不好办了。为什么？法律一但透明，政治也就相对透明，老百姓就对政治不再有神秘感，进而也就不在有敬畏感。老百姓一但不再敬畏政治，也就不在敬畏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就会由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服从变成相对服从，甚至不服从，这对于反动统治者来说，是一件要命的的事啊！其次，百姓深受愚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历代反动统治者精通“瞒”和“骗”的艺术，百姓被“瞒”惯了，被“骗”惯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在关注国家法度了。这个危害，是相当巨大的。其一，弱化了民众的自主意识、自立精神。民众的精神和一个人的精神一样，也是需要培养的，也是需要锻造的。同样是黑人，如果一直生活在非洲原始部落，那他就是一个原始人，他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的权力，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但如果他一生都在美国生活，那么，他不仅可以懂得人权，懂得民主，懂得法治，可能通过竞选当选州长。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因为被欺瞒得太久了，习惯成自然，这个民族的一些关键的神经就要坏死，就处于一种不知痛痒的状态，就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越来越缺乏尊严意识了。阿Q看官府杀人，不会去想杀人对不对，合不合法，也不会想到如果官府今天可以非法杀别人，明天就可能非法杀到自己，他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他想到的是，好看，好看！其二，助长了统治者把政治进一步推向黑暗的反动气焰。马克思曾就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指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其一经产生，就出现了异化，就有了天然的“恶”性，就成了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的“祸害”。我们的伟大导师真的这样说过吗？是的，真的这样说过。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理解，导师的意思是，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其生成的本意应当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统治社会，但是，国家一出现，国家权力一出现，社会首先是被统治起来了，或者说，服务的方式不是别的，是统治，而且是阶级统治。国家权力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必然要表现出与社会的对抗，与民众的对抗，与每个具体的人的对抗，这是一个无奈。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国家消失了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建立国家，目的是在明天消灭国家。在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天然对抗中，国家权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接受民众的监督，才能得到很好地规范，才能减少对民众的“祸害”。而监督的前提是民主，是政治的透明，法律的透明。民众对法律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无知，统治者守法的自觉性就越来越差，就会把“依法”统治变成随意统治，社会政治就会越来越黑暗。《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故事，从法的角度思考，就十分的耐人寻味。误入的“误”是怎么来的？林冲知道白虎堂不得兵刃进入，却被害他的人引来引去引入了白虎堂，说明林冲对不得进入，哪怕是误入也不行的白虎堂知之不多，如果一眼就看出这里是白虎堂，就不会有这个的“误”了。法律有了不得进入白虎堂的规定，就应向社会明示，哪是白虎堂，门前，不管是哪个门的门前，都要有禁入的标志，可连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都晕头转向，都存在误入的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呢？所以我说这个“误”，是高俅成心制造的一个“误”，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让你误入一下，然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权大于法的现象是怎么来的？民众对法知道的越少，对统治者破坏法制的情况了解的就越少，对统治者权力的约束能力就越低，统治者手的权，就越要大于法。其三，法律意识的消减使民众在反抗阶级压迫的时候，往往表现出盲目性、社会破坏性和非革命性。历代农民起义都带有暴乱色彩，都对民众的生存、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史学家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分不清哪些人是起义领袖，哪些人是江洋大盗。有些人，是起义领袖也是江洋大盗，打击反动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在欺压民众，滥杀无辜。明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常以杀人为乐，以屠城为乐，他的口号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所到之处，生灵涂灰，血雨腥风，还谈什么社会稳定，还谈什么发展民生？这样的人，推翻一个反动王朝，建立起来的，仍然会是一个反动王朝。这跟法律意识有关吗？太有关了！法律意识不一定就是一种民主意识，但它起码应当是一种秩序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稳定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宗旨，讲章法，都会受到理性的支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自始至终有主义，有章程，有信条，有法度，我认为这首先是一种法律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法治理念。

说了半天，似乎一直在说儒家的法治思想，思想不同于理想，儒家的法治理想是什么呢？搞清了法治思想，搞清法治理想就是一件很容易和事了。儒家的法治理想是，一，以一种万古不变的法律体系管好天下的大事小事，二，所有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德规范，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不信奉不遵守者，杀无赦，三，法律不要太严肃，情理，当然是儒家认为的情理，与法律发生矛盾时，法律一定会做出让步，四，老百姓不知法，也不想知法，老老实实干活、听话就是了，一切由统治者安排。这就是儒家要为我们创造的理想社会。

这样的理想，只能是一个幻想，因而必然要破灭。为什么说它只是一个幻想，甚至是一个可笑之极的幻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忽视了人的需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要求尊重，都要求自由，都要求利益的满足和权利的保障。我认为，革命，不管是资本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是革命，无一不是为着人的解放而开展的，否则就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人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立即找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知音，这些知音都是当时中国的最有识之士，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色英雄的崛起，几乎是历史的必然。

与以往改朝换代者不同，红色英雄首先是革命者，不是造反者，革命者与造反者不同之处在于，革命者有先进的理念，或者说有进步的主义，而造反者只有目的，没有理念，没有主义。红色英雄崛起时，其革命行为的核心理念是解放民劳苦大众，也可以说是解放中国人民。他们的革命，是冲着人去的，是为着人去的，因而，他们首先做的，不是聚众造反，而是唤醒民众。他们告诉民众，没有永恒的天条，只的不断的社会进步，旧的礼教，压迫你们数千年了，应当打破；统治者强迫你们信奉和遵守的旧道德是吃人的道德，也要打破；你们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符合你们需求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在你们建立的那个国家里，你们是主人，不是奴隶，你们有权利知道一切，了解一切，掌握一切。请大家想一想，红色英雄当年向人民传播的，不正是这些吗？而这些，哪一条不是与儒家法治思想针锋相对的？

当然，红色英雄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把主观因素看得过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是各种历史因素汇集出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没有近代史上中国人的受气挨打，没有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没有国民党政府抱残守缺拒绝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再进步，没有民众对新中国的渴盼，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没有红色英雄的崛起。但是，仅有这些，就一定有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吗？未必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进步思想的传播，首先使中国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黑暗，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反动本质，看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有了这个因素，再加上前面说过的那些历史条件，一个先进政党的产生，一群红色英雄的崛起，就是大势所趋，就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了。

最后强调一点，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解放人，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解放人的同时不一定能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不一定能解放人。原始社会的人比奴隶社会活得要自由得多，但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在哪里？就进步在解放生产力上。红色英雄的崛起，首先以解放人为目的，革命胜利后，也就是人的解放实现以后，马上要做的事，应当是解放生产力了。好在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也许正是红色英雄崛起的初衷——先解放人，再解放生产力，最后还是更好地解放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跪着的人站起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站着的人跪下去，所以，我们不应当容忍天安门广场上孔子像以“九五之尊”与毛泽东像遥遥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