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高速收费2017招聘:唯适之方能释之－－与狄仁杰对话人才的自存之道(下)（与古人对话之七）

与古人对话对话之七：唯适之方能释之－－与狄仁杰对话人才的自存之道(下)

本章继续介绍人才的自存之道，特别阐述了权变的道德底线，死节与苟活的三个原则，特别提醒人才要忍辱、含混。要言之，君子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

王二：你好狄先生！欢迎您再次光临。

狄仁杰：王二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王二：这两天上哪儿游览了？

狄仁杰：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两个工厂。还看了一场篮球赛。

王二：观感如何？

狄仁杰：当然是叹为观止了。不过那个篮球赛我看不大明白，十个小伙子满场乱跑，只为了抢一个球。为什么不发给他们一人一个球呢？

王二：妙哉！我一定负责把您的意见转达给有司。上次咱们就人才的自存之道谈了一半，今天继续接着谈。狄先生请。

狄仁杰：上次说到第四点“谨慎”，今天说第五点“权变”。

王二：就是“变通”吧？

狄仁杰：也可以这样说。我可以举一个我的例子，来说明权变。

武后革命、改国号为周的第二年，来俊臣诬告时任宰相的我、任知古、裴行本、司农卿裴宜礼、前文昌左丞张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七个人谋反，于是我们几个都被捕入狱了。来俊臣先奏请太后同意，一审问即承认谋反的可以不判死刑。在审问我的时候，俊臣以此诱之，我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因反罪已被诛戳的不少了。我也是唐室旧臣，如此说来，也是反吧!”来俊臣就对我没用刑。

狄仁杰为求活命屈认罪名

我承认谋反后，只等着判刑了，那些狱头狱卒们管理得也不太严了。我悄悄地撕开棉被，在棉布上书写冤状，置棉衣中，对判官说：“天时方热，请将此衣授家中人去其棉。”判官许之。我的儿子光远得书，持之向太后告状，得召见。太后览之，以问来俊臣。来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我根本没有刑讯逼供，甚至连他的穿戴都没动，住的也挺好的。如果没有事实，狄仁杰安肯承认谋反!”

太后就派通事舍人周綝来监狱视察。周来前来俊臣暂时给我们穿戴打扮好，一排站立在监狱西边，让周綝视之；周綝不敢往西视，头只朝向东看，嘴角里唯唯诺诺而已。来俊臣又伪造了我们的谢死表，使周带给太后。

这时，幸亏前不久被来俊臣诬陷置死的大臣乐思晦有一个儿子，未满十岁，没入司农家为奴。他上书称冤，得太后召见。太后问他的冤状，这小儿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叹惜陛下的法律为来俊臣等人所玩弄。陛下不信臣言，我请求选择一个朝臣，他是公认的忠臣清臣，又是陛下所信任的，然后故意找人说他谋反，交给来俊臣审问，您看审问结果吧，必定是果真谋反。”

太后听这小儿的话，有点明白了，召见我，问：“你为什么承认谋反呢？”我说：“不承认，则已死于酷刑之下啦！”太后又问：“为何作谢死表？”我回答：“没有。”太后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从监狱中放出被囚的七个人。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算是过了这一关。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承认谋反，马上被拷打致死。只有先承认了，再想办法，或等待时机，事情也许还能有转圜。在官场上这种形势严峻、硬挺必亡的关头是有的，当此之时，与其逆之以刚正，不如顺之以违真。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再作今后计议。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也就是说：君子讲大信，不讲小信。

王二：为政为人，都是有经有权，有坚持有变通。但我有一事不明，这种权变，是策略上的妥协呢，还是原则上的出卖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度呢？

权变的道德底线是不诬陷他人

狄仁杰：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你说伸手拉嫂，是策略的妥协呢，还是原则的出卖呢？“子见南子”，孔子到了卫国，为了推销自己的理论，主动去拜见生活放荡淫乱、声名狼藉的皇后南子，子路对他意见很大，认为孔子言行不一。你说孔子是策略的妥协还是原则的出卖呢？再说你们周恩来先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吧，他附合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策略的妥协呢，还是原则的出卖呢？我只告诉你我坚守的底线在哪：绝不出卖他人。当时在狱中，判官王德寿对我说：“宰相您是定减死罪了。我王德寿受人驱使，不过是想往上提拔提拔。请您为我提供个机会，交代出宰相杨执柔参与谋反，可乎？”我长叹：“老天啊！你怎么让狄仁杰遭遇如此事!”然后以头撞柱，当时血流满头，王德寿惧怕万分，向我道歉。这就是我的底线，可以自己论罪，绝不出卖别人。自诬为权变，陷人为小人矣。

王二：但是同入狱的七人中，也有宁死不屈的。如魏元忠。你看《资治通鉴》同时写侯思止审问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挂于梁。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挂于镫，为所挂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让我承认谋反也!”这就与您的不打自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狄仁杰：小子之意吾明矣！你是想说魏元忠表现得比我好。我承认元忠的气节比我强。但是如果没有我的权变，吾七人及其家属死无葬身之地矣！你是共产党员吧？

王二：惭愧，忝列我党。

狄仁杰：共产党历史上六十一个叛徒的公案，你可曾清楚？抗日战争初期，为了保存和使用党的干部，贵党中央指示六十二个被国民党关押的干部写自首书出狱。六十一个写了，出来了，只有一个不写，结果多坐十年大牢。你说是六十一个表现好呢，还是一个表现好呢？

王二：我都糊涂了。都好。

决定死节与苟活的三个原则

狄仁杰：到底是死节还是苟活，有三个原则：一是你与此人此事的关系如何。如在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关口，谏之必死，但褚遂良必须谏，他是三朝老臣，又是托孤大臣，他为了对太宗负责，必须死谏。而我等就不必死谏，因为我们那时都还是小官，对先皇没有那么多的道义责任。这一点，孔子也说过。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就派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此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对于纣王来说，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纣王的老师。泄冶就不同了，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大夫，也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泄冶没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来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也没有。像他这种死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二是你所侍奉的君主是什么样的人。齐庄公被逆臣崔抒杀死，晏子不殉节，他只是伏庄公尸体痛哭，然后行礼而去。崔抒问他：“你为什么不死？”他说得好：“君主为社稷死，臣子就一块死；君主为社稷逃亡，臣子就一块逃亡。如果君主是为自己私利而死，而逃亡，那么如果不是君主的私情很好的臣子，就不应陪伴他。况且我已经退隐很长时间了，祸始，我不在，祸终，我不知；我为什么死？”三是你权变甚至出卖原则是为了什么。写《后汉书》的范晔说：“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 齐国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王位，公子纠的部下管仲差点一箭将公子小白射死，但公子纠失败后，管仲不为自己的主人公子纠赴死，却投靠了小白，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管仲说：“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我虽然被贬至彭泽令，不是以后又东山再起了么！“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王二：话说得有点远了，说“权变”，怎么跑到死节不死节上了。好了，这一点我们就讨论至此。下一点是什么呢？

狄仁杰：那就是善退了。能上能下，可进可退。

我们看我朝李世勣即李勣的故事。唐太宗去世前一个月，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你与他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他马上就走，俟我死，你再提拔他担任仆射，要亲密他、信任他；若他徘徊顾望，你就马上把他杀了。”太宗于是把享受宰相待遇的大将李世勣贬为叠州都督。李世勣接到这一贬职命令，连家都不回直接赴任了。太宗一死，高宗就提升了他的职务。

李责力以退保身

王二：读史每至此，我都有点提心吊胆。倘若李勣当时稍有犹豫，岂不是人头落地？主要是死的太冤枉。

狄仁杰：太宗晚年，猜忌之心很重。大臣们已经有所感觉。所以李勣能忍辱逃难。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不能不猜忌忠臣，何况他君乎！我们再来举我朝名将郭子仪的例子。在安史之乱中扶危济倾、使唐王朝延续的大功臣，是郭子仪。唐肃宗亲口对他说：“国家再造，卿之力也。”但肃宗和他的儿子代宗，都忌其功高权重，屡有罢免，只是情形危急了，不得已才又请他出山。他一生中五上五下。每一次都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马上出发。上面怀疑他，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

善退，有主动地退，被动地退。主动地退，比如说张良，帮刘邦打下天下后，一意退隐，刘邦执意挽留，张良无法，就接受了一个候的封赏，就叫“留候”。还如中唐的李泌，身经四朝，三朝为相，郭子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配合与支持。但他无论是在成功时，还是在奸臣进谗时，都能主动地要求退出官场。被动地退，也就是降职，这在封建时代的官场上就太多了。

王二：本时代也不少。如邓小平，一生三上三下。我党所有的领袖人物，其革命生涯中几乎都有降职甚至罢官的经历。

狄仁杰：说到善退，不能不说说知足。凡在官者，当知荣与辱相倚伏，得与失相胜负，成与败相循环。古今未有荣而无辱、得而无失、成而无败的道理。宦海沉浮，是浮不必喜，沉不必悲的。尤其在顺境时，能预料到逆境，有充分的应付突变情况的思想准备。帆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见杀，霍光败于权势逼君，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老子曰：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者无辱，知止者不殆。退一步可避祸，可长久。

不愿退休者可耻之极

王二：清朝官场有一个《四留铭》，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狄仁杰：特别是年龄大了，到了退休之时了，若恋栈不去，为可耻之极。人臣之义，七十致仕，这在《礼经》上就有明训。古之从仕也，为国为民，有其任斯有其责，有其责斯有其忧。所以到了年龄，就休官致政，如释重负，如脱羁囚。今之为官也，为己为家，将当官看成是荣华富贵之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御服之华，玩好之饰，广仆从以耀闾里，置阡陌以遗子孙，贪墨相尚，唯恐私囊之不充，民财之不罄。到了退休之时，一点没有羞恶之心，驽马恋栈豆，驰末景于桑榆，负厚颜于钟漏，不知其过，自以为得。其实正是取祸之道。

王二：到点儿不退您那时就有了？

狄仁杰：说得多了，下面说到第七点：忍辱。

王二：这一点好理解。“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嘛。

狄仁杰：不在矮檐下，亦要低着头。前面讲到娄师德的例子，他说唾面自干的话，正是在当宰相的时候。当了宰相，还知忍辱如此，真正是懂得官场自存之道啊。再如蔺相如，官虽然比廉颇大，但在廉颇不服气、宣称“我见相如，必辱之”后，处处躲着廉颇，临朝称病，路遇避车，不肯与廉颇会面。这当然是因为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识见，但也是因为他有胸怀肚量。

王二：忍辱的一个典型，是司马迁。他不过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样一个奇耻大辱，甚至超过了将他处死。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以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耳。”“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但他坚持活下来，在太史公也就是国史馆馆长这个位置上，发愤著书，终于写下了千载留传的《史记》。

忍辱不易，释疑更难

狄仁杰：忍辱中包括忍疑。以忠见疑，是官场常有的事。君主是特别多疑的。以汉高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陈平那样的足智多谋，有人毁谤陈平时，汉高祖就疏远了他；而有人赞誉陈平时，汉高祖又亲近信任了他。以汉文帝那样的英明和云中太守魏尚那样的忠诚，只不过由于呈报战绩时，多报了几颗首级，便被绳之以法，就地免职。经冯唐在文帝面前为他辩解，又被法外施恩，重新重用，建立了大功。

秦武王派甘茂联合魏国，攻打韩国，甘茂对秦王说：“魏已经同意与我们共同出战了，但是希望大王不要伐韩。”秦王问其故。甘茂说:“攻打韩国要奔波千里，冒着数倍危险，难以攻下。过去鲁国有一个与曾参姓名相同的人杀了人，有人报告曾参的母亲，曾参的母亲神色自若地织布。等到接连三个人都来告诉她的时候，曾母立刻丢下梭子，走下织机，翻过墙逃跑了。臣自认为臣之贤比不上曾参，大王对臣的信任又不如曾母对儿子，可是怀疑臣的人不止三人，我怕大王也会因怀疑而投下梭子啊。从前魏文侯令乐羊率军攻打中山，三年之后才攻下。乐羊回国后论功行赏，文侯出示了一箱子毁谤他的信件给乐羊看。乐羊不断叩头说:‘攻取中山不是臣之功劳，而是国君的力量啊!’现在我只是一个羁旅的臣子，樗里子、公孙奭挟制韩国而非议我，大王必定听信，如此，大王不但欺骗了魏王，而我也会遭受韩国的仇恨啊。”秦王说：“我绝不听他们的话，我与你盟誓!”于是在息壤立盟。甘茂帅师攻打韩国宜阳。五个月没有攻下，樗里子、公孙奭果然向秦王说甘茂的坏话。秦王召回甘茂，欲罢兵。甘茂说:“息壤就在那边。”秦王说:“有这么回事。”于是出大军辅助甘茂。斩杀敌人六万，攻下宜阳。

王二：但是，甘茂二年后还是因惧怕被疑而出走齐国了。

英俊之才特别要忍辱

狄仁杰：说到忍辱，这一点是特别要提醒人才的，凡庸之辈忍辱是容易的，英俊、人才往往恃才而傲物，遇到挫折，不肯弯腰，抱着“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条，又经常打不过奸臣，不得君主的赏识，加辱必多，“佼佼者易折”，岂无由乎！此为君子大累！人杰者，骤然临之而不惊易，此乃胆也；无故加之而不怒难，此乃大识大勇也。古语曰：柔生刚死，舌存齿亡。

王二：对于忍辱，我想我们共产党的许多老干部也是切身的经验体会的。

狄仁杰：至于释疑，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了。迄无良方。

王二：忠诚如周恩来，毛泽东还是要怀疑。周如不死，必被打倒。

狄仁杰：下面说到第八点：含混。

王二：什么是“含混”呢？

狄仁杰：就是和光同尘吧。官场上丑恶的事很多。同流合污，君子不为也，但也不能太与之格格不入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史书上记载了屈原与渔父的一段著名的对话。屈原流放，被发行吟江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了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因为这个被放逐了。”渔父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为什么怀瑾握瑜，自己导致了被流放？”屈原说：“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我怎么能以自己干干净净的身子，受那不干净的东西的玷污呢！我宁可投入这流水，葬身于鱼腹，也不愿以皓皓如白玉般的品质蒙受世俗的尘埃啊！”

王先生，您看是屈原的观点对呢，还是渔父的观点对呢？

王二：屈原先生的观点太偏激，渔父先生的观点太阿俗。我取一种调和：泉水清，可以濯我缨；泉水浊，可以濯我足。

狄仁杰：善哉！此即如晏子，“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也就是说，国家有道，就好好干；国家无道，就根据形势，掂量成败，可行则行，不可行则罢。再举郭子仪的例子。郭子仪功劳军权太大，唐肃宗为了驾驭他，就派了太监鱼朝恩为监军，来制约他。这个鱼朝恩，啥也不懂，却代表皇帝，处处对郭子仪的指挥加以阻挠、掣肘，造成了王师虽众却无统率，军事上十分被动。而且，鱼朝恩这个人忌恨郭子仪的功劳和为人，在郭子仪失势的时候，竟然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但不久郭子仪又被朝廷起用。大家都以为郭子仪要为这事与鱼朝恩大干一场，连唐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地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鱼朝恩为了向郭子仪表示友好，邀请他同游章敬寺。这时的宰相元载，一个不太高尚的人，害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对自己不利，就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想谋杀他。郭子仪的部下，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去赴约。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这些谣传，只带几个家僮，很轻松地去赴约会。鱼朝恩注意到郭的家僮们紧张的神色，就非常奇怪地问怎么回事。郭子仪很坦然地将谣言告诉了他，并说如果真有其事，我只带了八个老家僮，免得你动手时，还要费事。鱼朝恩感动地流下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你看，在那么复杂的情况下，郭子仪却能处理好各种关系，这是多么不容易。这和他能容忍各种坏人和坏事，是分不开的。一个贤者走上官场，特别要注意：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你的部下，都不一定是令你满意的，往往是有很多缺点毛病的，甚至有很大的道德缺陷，或曰丑恶；上级的政策、法令和指示，也往往有许多问题。在这样一个混浊的政治环境里，要么你不做官，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要么你就应当适应这个环境，

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

为汉高祖刘邦制定礼仪制度的叔孙通，在秦二世时，经常拍二世的马屁。有人对叔孙通的为人提出疑问。司马迁却认为，叔孙通考较做君主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行止。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的来临，好做一番事业，所以在秦始皇和二世时，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行韬光养晦之计，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但是大树太挺拔了也有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但却柔韧，否则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是要吃亏的，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曲里拐弯的。但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王二：为宦与小人同处，是必然的。先哲云：不得已而与小人居，须要外和吾色，内平吾心，决无苟且之理。又云：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如果不是这样，对小人过于嫉恶愤恨，非但无益于事，反而致彼怨恨仇毒，受其害巨矣。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决不得罪小人，就是这个道理。

狄仁杰：其实，与小人交，如果不动于色，不形于言，其中也有无穷意味，无限受用。

王二：夫子何言？还有无限受用？

狄仁杰：与小人相处，受用无穷哩。哪些受用？一曰进德之资也。小人欺侮愈甚，我忍愈坚，且修身谨行，品益高，过益寡。《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验我之量。可避则避之，可下则下之。《书》曰：“有容，德乃大。”三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小人之行，我自付之不辩，事久公论自明，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曰外宁必有内忧，思危而安。小人侵陵，我惧患防危，不敢侈然有肆心，则百祸潜消。孟子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王二：先生说得好啊！我过去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理解不深，今日听夫子言，更深悟一层：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磨，必磨不成，须是得石，方磨得出。石者，小人也。君子与君子交，可以淳化我节操，君子与小人交，可以深厚我德行。

狄仁杰：小子可教也！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这与小人相处，就得担当、襟度、涵养、识见四者皆看了。兹事体大，君子切莫小视。

王二：总结起来就是说：君子直而不挺，屈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进退与时变化，事上恭而不谀，处众和而不流。

狄仁杰：有时不光要含混，甚至要“自污”。

王二：自污？我听不大明白。

狄仁杰：自己往自自己身上倒污水。明白了吧？

王二：我还是不大明白。您刚才说，要谨慎，不要被人抓住把柄，怎么现在又说自污？这不是授人以柄么？

狄仁杰：夫势有趋同而事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大臣功高盖主，或德高盖主，都容易引起君主的恐惧和忌恨。君疑臣危，在这种时候，大臣就要做点自污的事情，以让君主安心。

萧何追随刘邦打天下，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而那些出生入死的武将，不过被刘邦认为是“功狗”。萧何可谓是刘邦的铁杆儿。建国后，萧为丞相，在位十数年，兢兢业业。可是，还是被刘邦怀疑。黥布造反，刘邦带兵出征平反，萧何动员百姓及粮草支援前方。但刘邦不放心，数次派人问萧何在干啥。有人对萧何说：“您被灭族不久啦。您功劳第一，位居相国，官不能再大了。但建国后，您得百姓心，十数年了，现在皇上在前方之所以数次问您干啥，实在是不放心您镇守关中哪！今天您为何不以贱价强买田地以自污呢？这样，皇上才会心安。”萧何从其计，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总之在官场上许多你看来是扭曲的行为，都有其深刻的道理。要之，这官场本身就是一个扭曲人格甚至戕灭人性的地方，君子贤人，能坚守志向和道德，但不能不在具体行为上向丑恶和肮脏妥协。

下面是第八点：不越职。考虑问题、做事不超越自己的职位规定的权责。

孔子是一个忧劳天下的人，周游列国，以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是，他又坚定地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但不谋其政，而且不越职施恩。他的学生子路在鲁国做官。有一次，鲁国国君搞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子路不能谏止，便让手下人为施工的工人送热水和饭食。孔子知道了，批评子路，认为子路的做法超越了职责，是滥恩，将君主的恩泽收在自己身上了。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忠，而且很危险。

田单在齐国做宰相，有一次过淄水，看见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后冻得不能行走。田单就把自己的裘衣脱下来让老人穿上。齐襄王听说了十分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恩于人，是不是想取代我的位置呢?不早早计划对付他，恐怕以后会有事变啊!”你看，做好事也不是可以随意做的。

王二：但是也有越职行事的。汉武帝时有汲黯经常这样做。当时东越地方部族发生矛盾，互相攻打，武帝命令汲黯前往视察；汲黯出发，走到半道，到了吴这个地方，自己擅自回来了，报告说：“越人相攻，不过是他们的风俗，不足以惊动天子派出使节。”后来河内郡发生火灾，烧了千余家，武帝派汲黯前往视察；回来报告:“河内郡的火灾是因一家人失火，烧到了相连的屋子，不足忧也。但是臣经过河南郡，看到河南郡发生了水灾和旱灾，有一万余家贫穷的人受害，无以为生，甚至父子相食，我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来不及请示，就假传圣旨，命令打开河南仓库将粮食振济贫民。现在我请求归还符节，并请陛下治我的矫制之罪。”武帝也没有责怪他，反而表扬他，不追究他的擅职之过。

狄仁杰：这种特例当然有之。特别是第二件事，事有危急，得便宜行事。但是特例不能成为常规。

好了，我们就官场自保之道，已经说了八个方面的事项。我想无论是自逞还是自保，这些规则都是基本的信条，但是正如用兵，熟读兵法，并不表明你是一个成功的将领，能打胜仗，纸上谈兵不行的。岳飞说：对于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一心”，只能是靠个人自己的品悟了。

王二：狄先生，我们的对话是不是就到此？下面进行现场交流。

现场答问

我们来看观众的第一个问题。他问：对于君主的怀疑，大臣真是没有办法吗？

狄仁杰：虽然有一些应对的办法，但是没有规律。比如，我们说到开国功臣的“兔死狗烹”现象，或臣子在功高不赏时，为避免君主的猜忌，功臣们可以自污、交权来自保。如萧何、郭子仪，又如汉光武帝时对功臣的只给爵位而不给实权。但是，这样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同样是自污，汉宣帝时的大臣杨恽，即使是在免职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也被人告发，以骄奢不悔过的罪名被宣帝处死了。如果不能惴摩透君主的个性特点，自污也许正是为磨刀者提供了杀你的口实。

王二：柏杨先生说：君主对臣子的怀疑，是一种天性。吴起何负于鲁国？被疑逃亡；何负于魏国？又被疑逃亡。何负于楚国？更遭杀身之祸。即使如唐太宗之明，到了晚期，也不免胡乱猜疑，如对李勣的猜疑。直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仍陷在个人依附的思想里，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秩序。政治的运转，不靠对国家的尽责和制度的先进，而靠对个人的驯服。偏偏对个人的驯服，最不可靠，所以每一个君主和领导都充满猜忌。

狄仁杰：对付这种猜疑，臣子没什么好办法，无非是瓜田李下，处处小心罢了。但小心过分，又不能干事。大臣之患，在两罪与两难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则必矫上而拂下，罪也；举止言行不恭敬谨慎，难也；奉事过于曲谨，至事无功，亦难也。总之，君子能少见疑，而不能必无见疑。君主必先疑也，然后小人之谗口至。我们看历史，一般说来越是与君主当年有过亲密友谊和巨大贡献的臣子，其下场越不好。

但是，疑与被疑，有一个势的问题。当主弱臣强的时候，不妨猜疑任他猜疑，大权我自揽之。这似乎才是全身的唯一办法。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被猜疑，就是抓住兵权不放。

王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有观众问：魏元忠后来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与时俯仰，徇利贪荣的人。他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狄仁杰：魏元忠英雄一世，晚年大节不保，附合武三思，在节愍太子起兵诛武三思及韦后时，他骑墙观望，致太子失败。后人评他：“行非纯一，识昧存亡，徇利贪荣，有始无卒，不得其死”。魏元忠的变化，有深刻的意义。元忠一生，四起四落，他都忠贞不悔。太后有一次问他：“你老是被人诬陷，是何缘故呢？”元忠回答：“我就象一只鹿，那些诬陷专家想要我的肉做汤喝，我怎么能避得开呢!”但是到了晚年，元忠这只老鹿可能是太疲惫了，跑不动了，也不愿再为理想甘做鹿汤了。魏元忠是官场火炉烧出来的一个必然的产品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多地去指责魏元忠的有始无终，而是深刻反思中国官场数千年来这种逼良为娼、将君子改造为小人的环境。连魏元忠这样的忠诚之士、百炼之钢都是这样的结果，又何论不如魏的人呢！官场性质和文化不改，魏元忠其多矣哉！

王二：第三个观众的问题，他说：看了你们的节目，好几次都说到人才要“忍”。但是刘邦不能忍受只当汉中王，非要跟项羽干，结果当了皇上。韩信之死不是不能忍，他当年连胯下之辱都能忍，为什么最后还被逼迫得要造反呢？问题难道只在能忍与不能忍吗？

狄仁杰：问得好。我们说君子明哲保身，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不得不如此。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放在一定的条件与环境下的。我们要注意，官场上的君子，只能按照官场规则行事，君子不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试问：在专制制度下，不忍，又能怎么样呢。

王二：柏杨先生说：中国数千年来，强调“明哲保身”，其负面作用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养成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唯恐惹祸上身，以致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中华民族逐渐变成一个畏葸的民族，使人痛心。鲁迅先生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是改变中华民族这种奴才的劣根性，其实是与政治的进步相联系的。亦即说，政治不改变，个人无能为力。我倒是很理解狄仁杰先生的观点，换句话说，即使到了专制制度瓦解的时期，对民族劣根性的改造和官场规则的调整，也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事。这话又说得远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至此为止。谢谢狄先生两次作客本栏目，传授他的经验，让我们深受教诲。对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狄先生，您不但是有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破案高手。我们将来还可以在一些破案的节目中合作。

狄仁杰：可以。再见。

王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