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国际实验学校: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　何立波
《党史文苑》2006年第3期　　党　　政-岁月写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为荒唐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在江青、林彪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破“四旧”运动兴起
破“四旧”运动是随着“文革”的开始和红卫兵运动的出现才得以蔓延开来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称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对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一词出自古诗，原意是指化妆游行中的一些角色，在“文革”中未作清楚的定义就成了打击对象的总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８月１２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煽动红卫兵说：“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正是由于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并且亲自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使红卫兵由此声威大震，耀武扬威。“革命”小将以得到最高领袖的支持而得意不已。
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３０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在《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肆意横行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目光从店铺招牌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
北京×中３０００余名红卫兵，充当了破“四旧”运动的急先锋。８月１９日清晨，他们冲上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他们的革命檄文《向旧世界宣战》，声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这张大字报在北京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新闻舆论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８月２２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里播送了北京扫“四旧”的消息。８月２３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新华社电讯。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在红卫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账拿出来展览……”于是，在全国大抄家之余，又有了个“大展览”。一首《赞红卫兵》的小诗写道：“红卫兵，军容壮，／毛泽东思想来武装，／革命战歌震四方，／牛鬼蛇神无处藏。／红卫兵，决心强，／灭资兴无当闯将，／彻底摧毁旧世界，／共产主义放光芒。”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１１万４千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达２３５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４００万件。仅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就有１０６１户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八天八夜。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１０００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为了减少损失，周恩来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党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才写进去的。但是似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于是周恩来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组织红卫兵纠察队，让红卫兵纠察队来维持社会秩序，约束红卫兵的违法行为。红卫兵纠察队确实对停止八九月份打人、抄家狂潮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红卫兵纠察队也是良莠不齐，他们中间一些人仍然打人。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１９５８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６８４３处文物，竟有４９２２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１９６６年的八九月间。
在北京的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毛泽东办公地的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列入“破”的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８月２６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
而颐和园的命运就没有新华门前的石狮子那样幸运了。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看到残缺不全的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心。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红卫兵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颐和园中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彩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例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这四个人皆属于反动派，必须消灭。红卫兵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
上海也是破“四旧”运动的重灾区之一，众多文物古迹也难逃厄运。始建于三国东吴时代的龙华古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７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在相传建于三国东吴时期的静安寺中，红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这些壁画流失到国外，成为中国的重大损失。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著名作家阿英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古旧图书和字画，在破“四旧”过程中也遭到了灭顶之灾。“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响彻全国，一时间人人自危。一些家里藏有珍贵图书、字画、瓷器等老古董的居民，终日诚惶诚恐，时刻怕红卫兵抄家游斗带来灭顶之灾，许多人在深更半夜偷偷自焚古旧图书、字画等珍贵传统艺术品。在那场彻底“砸烂旧市委”的“战斗”中，北京市委、市政府不得不把收藏的许多名家字画，明清瓷器，也扫进“四旧”的垃圾堆。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惠孝同是中国画院著名画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就收藏有他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惟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糊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也难逃红卫兵的魔掌。红卫兵挨个审问文学所的“牛鬼蛇神”。轮到俞平伯时，红卫兵厉声喝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写过什么毒草？”“我，我写过《红楼梦研究》。”因为结巴，“研究”两字，红卫兵小将们没听清。“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红卫兵大喜，感到有了重大发现。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俞平伯更结巴了。“刚才还说是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红卫兵套用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平伯头上打了一巴掌。
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平伯，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平伯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１８５８件，图书５０７７册，笔１３４支，纸１４５１张，本１５９本，唱片１０８３张。陈伯达拿走文物４３２件，字画１２７件，字帖３０１册，图书５３５５册，笔１５９支，纸１３卷，本４本。黄永胜拿走文物３４２件，图书５７０２册，唱片１８０张，笔８８支，纸４９卷。吴法宪拿走文物１５１件，图书６２０册，笔５７支，唱片１６２张。李作鹏拿走文物５７９件，图书１４９４册，笔８７支，唱片１９１张。邱会作拿走文物１８８件，图书１１６１册，唱片５９９张。
在林彪集团和陈伯达这一伙人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军人。论文化水平，除林彪、陈伯达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文物这些所谓的“四旧”，更不是都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１９７０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７元钱。１９９０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画家叶浅予在“文革”结束后被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一件，因为他不属于林、江反革命集团，这里姑且略去其名字）、李作鹏（一件）。
保卫文物古迹的斗争
文物图书的严重破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１９６７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六七］１５８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央提出七条意见，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写道：“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这条措施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文物图书的破坏。
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为了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古迹，有正义感的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想出不少妙计。湖北黄梅县内著名的五祖寺的文管部门和僧人就很聪明，略施小计，使古寺得以保存。在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黄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僧人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１３００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幸免遇难，得以保存的原因和五祖寺大同小异。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寺院僧人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主席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主席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而位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致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而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得以保存，可歌可泣，凝聚了一位高僧的生命。“文革”后挖掘出土的法门寺地宫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惟一的佛指舍利，是佛教最高圣物也是国宝。而这个稀世之宝，险些毁于红卫兵的手下。
１９６６年盛夏一个阴霾的日子，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一批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来到了法门寺，砸佛像，烧佛经，法门寺被搞得狼籍一片。破完了地面的“四旧”，红卫兵小将们似乎也从典籍中看到或者听老人们讲到，法门寺塔下有地宫，地宫中藏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不知是处于一种年幼好奇，还是一种“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精神”，他们又扛来了镢头、铁锨，要把法门寺挖个底朝天。
此时，身为法门寺住持的良卿法师，面对这一切显出平静与宽容的神态，他双目紧闭，只是默默地诵着佛经，但愿佛祖保佑，使法门寺能够躲过这一场劫难。良卿法师不紧不慢地拨动着手中的佛珠，红卫兵小将挥汗如雨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振臂高呼“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来者不善，小将们气势汹汹，古刹就要毁于一旦。良卿法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慢慢地从蒲团上站起来，穿上他那红底镶金的袈裟，凝望着直刺苍穹的巍巍宝塔。然后，他把身旁所有的被褥、草垫、柴禾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自己又不慌不忙地坐在其中，用他那饱经风霜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自己。红卫兵小将突然发现了火情，他们跑去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烈火中，只见良卿法师双手合十，巍然端坐。他身披的绦红色袈裟在燃烧着，火舌无情地舔着他衰老的躯体，但火中的良卿法师不挣扎，也无痛苦，合掌安坐，平静地让自己化为灰烬。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面前，红卫兵小将们纷纷扛着镢头铁锨溜之大吉。法门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法门寺地宫终于免遭了一次劫难。此后，法门寺成了“扶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临时总指挥部”，并沦为武斗的战场。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红卫兵不再挖掘塔基了，留有红卫兵挖掘时留下的糖纸、花生皮的深坑已被人悄悄填平。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３日，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在２４名武僧的保护下，抵达台湾。这２４名武僧来自中国佛学院与闽南佛学院，他们都签下誓言，决心在非常时刻以生命护卫舍利。台湾方面做好了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不仅派出护法金刚团，还采用防弹玻璃、安全检测器等设施。中新社的报道说，佛指舍利自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以来，这是第二次出境，第一次是在１９９６年被迎迓至泰国供奉，但这次赴台的仪式远较第一次隆重，除了数百迎迓、恭送的人士外，大陆方面更出动大批武警、交警担任护卫安全、维持秩序的工作。
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保护如此兴师动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稀世珍宝，具有不可再生性。１９８７年考古部门挖掘地宫的现场发现的红卫兵挖掘时留下的糖纸、花生皮，距离地宫相距不到一尺。如果红卫兵再多挖一尺，地宫就肯定在劫难逃，那么今天就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和数千件价值连城的文物。
与中国西北高僧保卫古刹的斗争遥相呼应的，是浙江大学学子和杭州市民保卫在东南亚享有声誉的古刹灵隐寺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似乎更值得大书一笔。杭州的中学生红卫兵气焰嚣张，在北京红卫兵掀起破“四旧”战役后，他们也不甘示弱，蠢蠢欲动。８月２３日，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数条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过硬的作业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杭州中学生红卫兵在捣毁岳庙之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
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纷纷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经浙大广播站广播后，大批学生前往灵隐寺，表示声援。而红卫兵也誓死捣毁灵隐寺，他们的“大部队”也开进灵隐寺周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灵隐寺周边村庄的百姓，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学生。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了国务院，并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在全市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鲁莽、无知的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群众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８月２７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晚，杭州市长王子达到灵隐寺，向浙大学子和中学生红卫兵传达了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记录。当听到周总理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其实，这位爱护杭城文物的市长冒着风险有意漏掉了电话记录的最后一条：“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８月２８日，周总理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学子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部撤出灵隐寺。随着杭州红卫兵南征北战大串连的开始，他们在杭州破“四旧”的行动逐渐偃旗息鼓。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如今的“灵隐寺历史大事年表”，清楚地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简单经过。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的算是侥幸。但是像灵隐寺那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却是凤毛麟角。
掘墓狂潮
谭厚兰曾是“文革”期间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当年红极一时。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１１月９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今天的曲阜师范大学）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著名古文献专家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从他工作的上海复旦大学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１９６２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回上海不久，这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１３年，直到１９８１年去世。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２９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如今孔庙奎文阁前和现在十三碑亭中，不少石碑有明显断纹，就是当年被谭厚兰率领红卫兵砸碎砸断，后来才接上的。而石碑接上后，却永远留下了缺憾。
值得庆幸的是，曲阜的乡亲们为了挽救文物，他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泽东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１９６６年遭到厄运。
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庙，项羽的爱妾虞姬的虞姬庙和虞姬墓，延续两千余年，却在１９６６年的破“四旧”运动中，成为了“反动派”，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西汉大将霍去病为保卫汉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霍陵也在此时被毁。香烛、签筒被打烂，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在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河南南阳的“诸葛草庐”，也难逃厄运，“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被全部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东晋书法家、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红卫兵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属于“横扫”的行列，于是将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王羲之的故居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在拉萨，著名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也因为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而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于是遭到被砸的厄运。在河南汤阴，年轻的红卫兵以岳飞为耻。他们开拔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一同“消灭”。明太祖朱元璋在老家安徽凤阳建有皇城，红卫兵嫌手工砸太费事，于是调来炸药将其炸毁。明代清官海瑞在“文革”前已受到批判，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千里迢迢赶到海南岛，砸掉海瑞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
就连牺牲于蒋介石屠刀下的爱国将军杨虎城，仍被红卫兵视为“国民党反动派”，杨虎城将军墓及墓碑都砸毁。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也毁于一旦。８月２８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地汇集，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神”捣毁。
在南京，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因为孙中山属于国民党，也逃不过红卫兵的“火眼金睛”。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南京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迁移到市郊中山陵保存。
对于宋庆龄，中共中央是保护的，但她父母是“资本家”，他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被红卫兵砸烂，墓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红卫兵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的呢？在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宋家墓地被毁的情况告诉邓颖超后，周恩来指示重修，上海有关方面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委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有按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这件事情给宋庆龄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
改名运动早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就已经开始了。这天，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怦然心动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
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例如“红旗”、“文革”、“红岩”、“卫东”、“向东”、“继红”、“永革”、“东风”等等。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红卫兵说他的名字意思是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那不是“想念修正主义”吗？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北京崇文织布厂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清华附中也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著名的老字号、卖国画的“荣宝斋”，被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等等。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８月１９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七十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１０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８月２０日一大早，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８月２４日，北京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组织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反修路”命名大会。“反修路”原为“扬威路”，是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一条马路。狂热的造反者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吼声中，一致赞成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易名为“反修路中学”。
几天功夫，北京市大街小巷，南城北城，工厂农村，面目全非。到处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倡议书，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喜报、红毛选，《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毛主席语录歌》成天放个不停，大街上无论男人女人一律是军服、解放鞋。
面对这热火朝天的“造反”运动，北京市的居民纷纷把四合院大门上的“福”字和一些表现吉祥如意人丁兴旺的对联刮掉、砍掉，或者用时兴的对联遮盖住。拥有私产房的市民纷纷跑到房管局申请上交房产，当时房管局里每天都排着长队。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它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改名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云南一个古城叫宣威，有人说这“宣威”的古意是“宣大汉之威”，得改。于是革委会通过决议，宣威县就改成了永丰县，意思是永远丰收。仅就立意而论，这也还不算太坏。但问题却来了，因为宣威县改名了，宣威的特产——著名的“宣威火腿”就不得不跟着改成“永丰火腿”。接着有外国客商在广交会上订购十万条名扬海外的“宣威火腿”，谁知货送达后，订货的外商拒收，因为他坚持要“宣威火腿”而不是“永丰火腿”。改动一个著名商品的名称，就要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可否“复古”事宜。“复古派”说，必须立即恢复宣威地名，否则火腿卖不出去，赚不到外汇是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反对“复古”的则坚持“封资修”的名称必须坚决取缔，这是原则问题。僵持中，幸亏有个聪明人站出来说：“宣威宣威，也可以是宣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威嘛”。一个“原则性”的危机，居然就被这个文字游戏化解了。
破“四旧”运动带来的全国性地名、路名大改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造成信件难以投递，电报无法送达。不仅外来人员找地方难，即使是当地人也常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后来，改过的地名和路名不得不又恢复原来的名称。但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风俗习惯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但什么是“旧风俗”和“旧习惯”，中央没有明确标准。破“四旧”运动的急先锋北京×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在《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中列举了一些：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厉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为了“革故鼎新”，北京×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向理发、缝纫、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红卫兵小将们走上街头，把街上的行人从头到脚检查一下。女的长波浪发式，男的大包头，必须立刻去附近理发店剪掉。不然的话，红卫兵会用剪刀当场帮你剪掉。红卫兵不是理发师，没有理发技术，虽然不收钱，但如让他们剪的话，一定剪成个更怪的发式。所以凡是被抓到的人，都乖乖地自己走进附近的理发店去。其次是小裤腿管。虽说当时发布票，做小裤腿管可以节约用布，但据说是外国阿飞穿的。中国人能去学外国的阿飞吗？所以红卫兵小将们当场采取“革命行动”，把裤腿剪开，一直剪到膝盖部份。再次是尖头皮鞋。碰到红卫兵时态度要好，马上脱下尖头皮鞋，拿在手上，声称回家后马上处理掉。有时红卫兵还在皮鞋上剪一刀，免得这些人拿回家去藏起来过了风头再穿。
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文革”爆发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就连住在中南海内的朱德，也感受到了破“四旧”的气氛。８月下旬的一天，朱德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作为“四旧”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全国上下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
破“四旧”一开始便有人主张禁烟，不是禁大烟，而是香烟。大字报已经贴出：“抽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益，自即日起，一律禁止抽烟，否则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红卫兵小将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予也！”但是抽烟的人对红卫兵则另有一番道理，在大字报上批道：“毛主席还抽烟呢，你看见没？伟人都抽烟，鲁迅、斯大林……”红卫兵们的告示又改成禁止３５岁以下的人抽烟。
红卫兵甚至企图改变和尚不结婚的习俗。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北京红卫兵来到福州东郊著名古刹涌泉寺造反。一个红卫兵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造一造佛门规矩的反，给老和尚找个老伴？于是批斗和尚的大会结束后，他问一个老和尚，你愿意娶妻吗？老和尚连忙摆手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不同意也不行，红卫兵找来一个寡妇，把她与老和尚一起反锁在了一间屋子里。红卫兵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次日清晨，红卫兵也顾不上吃早饭了，直接来到老和尚与寡妇这里，打开了房门。红卫兵惊呆了：老和尚盘腿打坐，寡妇则战战兢兢地趴在床上。
破“四旧”开始后，一些在领导干部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作服务工作的人，也认为保姆服务属于“四旧”，应该破，于是采取了“罢工”措施。在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茅盾的家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服务员老白认为，保姆带孩子，服务员照料首长生活，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为老爷服务，所以他也要“造反”，每天迟到早退，晃一晃就走。
茅盾夫人孔德氵止吩咐老白掸一掸客厅里油画上的灰尘，他不干，说这是“四旧”，他们争吵了起来。十分恼火的老白于是叫来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清早，一群红卫兵闯进家来，领头的小伙子举着一把日本军刀，声称他们得到举报，说这里有大批“四旧”物品，他们是来清查这些物品的。他又对茅盾说：“我们对你还是客气的，白天来。张治中家我们是夜间去抄的，刚刚抄完，我们是直接从他家里来的。”他举起明晃晃的军刀得意扬扬地说：“这就是从他家里抄来的战利品。”茅盾很生气，马上给统战部打电话，结果答复是这些天统战部接到不少红卫兵抄家的告急电话，可是统战部也无可奈何，根据大家的经验，最好的办法是以礼相待，表示欢迎。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有形的“四旧”容易破，无形的“四旧”破起来就相对困难些了。不准烧纸、上坟，不准拜年、磕头，若干年的习俗要一下子改变非常别扭，但是也没有人能绕得过那个别扭的年代。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１９６８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３届高中毕业生共４００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此后到１９７８年，有近２０００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破“四旧”运动逐渐烟消云散。“破四旧”运动对传统文化和民俗是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这种不分良莠的清扫无疑是一场破坏，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毁坏。但是，民俗和文化都具有超常的稳定性，特别是那些属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深处，难以根除。
责任编辑梅宏
党史文苑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