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瀚与粟裕
张雄文 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秘书郑文瀚无疑是后来地位最高的一位。他以丰富的学识与阅历，成为彭德怀身边工作人员里的“领班”。
他1920年生于河南洛阳，18岁到延安，考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担任了抗大总校区队长。
离开抗大后，他到王震的359旅任营教导员。抗战胜利后，他又随部队远赴东北，担任过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的团政委。
1951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作战，先后担任志愿军师政治部副主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政治部主任、副秘书长。
有这一段渊源，回国后不久，郑文瀚调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身边工作，先后担任过秘书、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彭德怀去世多年后的1985年，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三年后解放军第二次授衔的1988年9月，郑文瀚被授予中将军衔。
郑文瀚因为自身的经历不凡，虽然对老首长彭德怀充满深厚的感情，与其他秘书一起出版过《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但他并不文过饰非，神化彭德怀。
1958年5月前后，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给总参谋长粟裕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是：一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注释）。最后，“罪名”还升级为“里通外国”，引起最高统帅毛泽东的震怒，使粟裕被撤销了总参谋长一职，贬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注释）。从此蒙冤36年，直到1994年12月，中央军委才以特殊的方式给他平反正名。
正如杨尚昆所说，粟裕1958年蒙冤的事，是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聂，半个是陈（毅）”（注释），造成粟裕这一悲剧的主要责任人是彭德怀。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当众公开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注释）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央军委给粟裕平反后的1999年，朱楹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次年中央军委批准的《粟裕传》正式出版，这些文章书籍相继披露了粟裕挨整蒙冤的真相。
但彭德怀一些过去的秘书们认为这些书刊，与先后面世的揭露彭德怀整肃刘伯承、萧克等高级将领的文章一样，“丑化”了彭德怀，因此找到郑文瀚，要求这位威望很高的“领班”出面领衔撰文，予以批驳。
但郑文瀚基于对彭德怀与粟裕矛盾的了解，以及对粟裕军事才气的钦佩，劝阻了秘书们的行动（注：采访《粟裕传》传记组笔记）。
几年后的2003年2月，郑文瀚撰写了《粟裕与军事科学研究》一文，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发表。他明确指出，粟裕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战略家”（注释）。这一称号，他研究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似乎也不曾给予。
他还说，粟裕大将“是叶剑英元帅创建军事科学院的第一助手。1972年，叶帅因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领导工作，就把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工作给辞掉了，由粟裕同志接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宋时轮同志为院长、第二书记。”
“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军事科学院被破坏得很厉害，面临着相当于第二次建设的局面。这个重建工作，应该说是在以粟裕同志为首的院党委领导下搞起来的。”（注释）
郑文瀚对粟裕的研究，其实时间还要早。早在1997年8月，他就与高锐、蒋顺学一起撰写了《粟裕对繁荣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贡献》论文，在中央军委批准、全军各大单位参与的“粟裕军事指挥艺术与现代战争理论研讨会”上宣读。
因此，他对粟裕的了解是十分深厚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坚决制止彭德怀其他秘书们选择性失明地辩解。以“粟裕罪有应得”为主题，关键时刻便充斥“大概”、“大约”、“也许”、“可能”等似是而非的揣测字眼，将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责任全部推给他本人以及毛泽东的《彭德怀全传》一书，也就只有在郑文瀚辞世后才姗姗问世。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