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盛和家园带院:蒋幕“诸葛”——杨永泰传

二、初出茅庐，他便纵论天下大势，为蒋介石“三分天下”，献上一条“削藩”妙计，喜得蒋介石手舞足蹈。不消三年，蒋便在名义上统一中国。

蛰居上海的杨永泰，对“天下大势”看得十分清楚。他看到，北伐成功后，蒋介石虽然平定了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尤其各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与当年的地方军阀无异。很显然，阎、冯、桂各实力派是蒋介石独揽中央大权的障碍。杨永泰援引历史上封建帝王削夺藩镇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经验，断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削藩”。

杨永泰的所见，正说出了蒋介石的忧虑。

当熊式辉劝他入幕府时，杨永泰将自己的“削藩”妙计请熊向蒋介石代为转达。

急于为蒋介石招揽人才的熊式辉，立即面见了蒋介石，陈述了杨永泰的“削藩”妙计，蒋介石听后忙问熊式辉：“熊司令，此人何在？”

“此人正在我警备司令部内，司令若要召见此人的话，我明日派车把他送来。”

自从黄郛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后，蒋介石因忙于北伐，没有顾上寻找这位“海内奇才”；而盟兄黄郛替自己交涉“济案”被迫辞职，更令蒋介石感到心中有愧，也为身边没有像盟兄这样足智多谋的“诸葛孔明”发愁。今天意外听熊式辉说这位“海内奇才”就在身边，岂能失去这样好的谋面机会？

“不，我要马上见！你带我去你司令部。”蒋介石果断地说。

熊式辉一看蒋介石动了真格，心中十分高兴，暗喜杨永泰有了出头之日。但一想杨永泰的过去经历，有必要在事前与蒋介石说明。

“总司令，杨永泰的过去你计较吗？”熊式辉试探着问。

“过去的事，我不计较，我也了解他的经历，只要他今后跟我好好干就行了！”蒋介石爽快地回答。

由于杨永泰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洞悉政治法律原理，又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善于揣度幕主的心理，所以与蒋介石的第一次晤谈，便令蒋介石惊叹不已，由衷敬服杨永泰的才华。

杨永泰见到蒋介石，很礼貌地行了个鞠躬礼：“畅卿拜见蒋总司令。”

蒋介石马上拉住杨永泰的手说：“吾辈革命，备感艰辛，思贤若渴，今日与杨先生相见，望先生施展管仲、诸葛之才，以贡献吾国民革命。”

杨当即表明：“吾奋斗半生，今日始得见明君。总司令知遇之恩，日后吾当肝脑涂地，以报于您。”

双方在客厅落座后，把话题转入正题。

“杨先生对今日天下之大事，有何高见，我蒋某在此洗耳恭听。”蒋介石谦虚地说。

杨永泰自幼接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又曾留学日本，故“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听到蒋介石如此恭敬地聆听自己的见解，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当下发表了自己的宏滔大略：

“蒋总司令，以吾之见，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残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如果再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则桂系的一分天下可以变成蒋先生的三分天下。”

杨永泰将其“削藩”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的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一席话，顿使蒋介石心眼明亮。他最头疼的如何处理各地方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

蒋介石立刻对杨永泰肃然起敬，决定破格重用杨永泰。

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对于自己的热情相邀，杨永泰却婉言谢绝：“中国问题艰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以一书生微薄之力，难担此大任，恐误党国大事。”

杨永泰是何等聪明。他知道“无功不受禄”的古训，自己初入蒋幕，贸然接受蒋介石的“高官”，势必引起人们的不服。

杨永泰这种不卑不亢、半推半就的态度，对蒋介石产生了更大的诱惑力。他认为自己遇上了杨永泰，如同刘备遇了诸葛孔明一样，便拿出毕生礼贤下士的所有办法，以三顾茅庐的姿态，恳请杨永泰扶佐自己。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杨永泰深为蒋介石的求贤下士风度所折服，终于答应出山。蒋介石喜出望外，急忙问：“畅卿打算任何职比较理想？”

他对蒋介石说：“任凭司令安排，我只想贡献，不图职位高低。”

“你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随我左右，日后我亏待不了你。”蒋介石兴奋地说。

这样杨永泰由一位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跃入主蒋总司令的“卧榻之侧”，成为蒋介石的“首席智囊”。

蒋介石在完成北伐之后，着手实施杨永泰的谋略——“削藩”。

杨永泰传（三） 

方可

三、“剿共”连遭败绩，蒋氏苦无良策。他及时呈上一道“出师表”，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老辣毒计。

在蒋介石的智囊圈子里，杨永泰集书生之精诚与官场经验于一身，除陈布雷外，最合蒋介石的口味。因此，蒋介石对他欣赏至极，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议而后行，常深夜召见，作彻夜长谈。

对于蒋介石的破格重用，杨永泰感恩不尽。他抱定“士兵为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使出浑身解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杨永泰初出茅庐，便向蒋介石纵论天下大势，以一道“削藩策”，深得蒋介石厚爱。为了进一步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杨永泰潜心研究蒋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习惯，甚至把蒋喜欢的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买回来朝夕揣摩。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杨永泰寻找着为蒋介石再献妙策的最佳机会。

新军阀混战，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30年年底，全国工农红军已佣有中央、闽、浙、赣等大片根据地和10多万人。蒋介石对此早已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然而，一贯视中共领导的红军为“赤匪”的蒋介石，却损兵折将，连连败北。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在南昌行营的会议上，蒋介石动员说：

“当年曾国藩是力行礼义廉耻，保卫家乡，消灭长毛复兴清室的儒家名将。我们要学习曾国藩，要以曾国藩为榜样，此次剿共，我们国民党地方党部要加强剿匪宣传，要唤醒民众；政府要澄清吏治，要安定乡村，大家齐心协力，坚决消灭共党和几个共匪，三个月后，江西仍是一个平静的天下。”

可令他恼怒的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大军连红军的影子还没到，便被打得狼狈而回。

第一次围剿失败，令南京政府上下一片惊慌。蒋介石派何应钦赴南昌，率领20领万大军对江西苏区再次进行“围剿。

但第二次“围剿”仍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而结束。何应钦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两次大败，令蒋介石极为气恼。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议决，命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全力协助军政当局限期“剿灭”共党和红军。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着邵力子、杨永泰、陈铭枢和熊式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来到南昌行营，亲自调度指挥30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接受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蒋介石组成一元化的党政军领导，实行剿抚兼施计策。他专门在南昌成立党政委员会，亲自兼任委员长，气势汹汹地向江西苏区进攻。

然而这次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仍然败北了。

1932年春，第二次上台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政后，日夜思虑如何“剿灭”共产党问题。

他不明白，为什么三次“剿共”都是连连败北？他更不明白，自己指挥的第三次“围剿”为什么输得那么稀里糊涂。

在他看来，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他逐一铲除，而共产党就那一点人马，“围剿”起来应当不成问题，可到底为什么一经接触，国民党军队就败北？

蒋介石看不出个头绪，对新的“进剿”方案也苦无良策。

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了蒋介石的心病，他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蒋介石“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介石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

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正当蒋介石一筹莫展时，杨永泰派人呈递了一份“万言书”。

蒋介石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打开信札读了起来。杨永泰的“万言书”写道：“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近闻先生日夜殚心竭虑，思考如何扑灭共党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蒋介石感佩杨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难时，还是杨永泰能体谅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杨永泰 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结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而他于共党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共匪，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杨永泰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蒋介石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杨永泰面对这种局势提出的应对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为此目的，即剿共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同时，于此次剿共中，中央尚还须进一步执行削弱异已强干弱枝的削藩政策，以期围剿完后，共匪既除，中央力量更为强大。”

蒋介石边读杨永泰的“万言书”，边点头称是。读完之后，他立即唤来侍卫官：“通知杨参议马上来见。”

不多时，杨永泰驱车来到。蒋介石迎于门前，执礼相待。

“你的长篇宏论我一口气拜读了。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议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灭共党已为期不远了。杨参议真乃不可多得之士。蒋某怠慢参议之处，万望海涵。”

经蒋介石一番夸奖，杨永泰倍加受宠若惊。

他知道自己真正飞黄腾达的日子到来了。

蒋介石决定重用杨永泰。1932年4月，蒋介石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会议，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

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5月21日，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剿共”军事会议，调集兵力进攻全国各地红军，重点进攻中共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

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再度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强调：“剿共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这样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蒋介石正式确定为新的剿匪方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谋略。蒋介石忠实地按照杨永泰的设计执行，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的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看到杨永泰的策略发生效力后，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年2月6日，蒋介石亲任江西“剿共”总司令。5月7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南昌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于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刚成立时，设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室主任为熊式辉，四个厅的厅长分别为贺国光、刘兴、晏道刚、朱怀冰。杨永泰到南昌行营任秘书长后，便决定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

但工于心计的杨永泰表面上却装作谦谦君子，并不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蒋介石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征询杨永泰对行营组织的意见。杨永泰知道机会来了，但又不便当着许多军政大员发表意见，便话里有话地回答说：“我初来，情形不清楚。”

蒋介石自然明白杨永泰的意思，会后单独召见杨永泰。杨永泰将自己改组南昌行营的设想和盘托出。 蒋介石听后大喜，当即同意按照杨的意图，将四个厅缩为两个厅，第一厅厅长仍由贺国光但任，主要负责军事；第二厅厅长由杨永泰兼任，主要负责党政经济；熊式辉仍旧任办公厅厅长。

这样，南昌行营由原来的五个厅减为三个厅，杨永泰掌握了行营党政经济大权，为具体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效力。

杨永泰为蒋介石准备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全权总揽政治事务。南昌行营内部，政治厅处林立，皆为“七分政治”效劳。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并没有动摇，而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给予充分地发挥和运用。

在新闻宣传方面，杨永泰主持的南昌行营二厅，命令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他规定，标语、传单，均须照行营颁发的各级宣传提纲或“剿匪手册”精神去写，不得另行编撰；凡南昌出版的报刊、文稿，都要先经行营审查许可，方得付印；外地驻南昌记者拍发的电讯稿，必须送审核准，才能发出。

不仅如此，杨永泰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艺标兵”。一时间，这两文艺组织搞得非常红火，令蒋介石十分高兴。同时，蒋介石接受杨永泰的建议，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把《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军事将领，责其认真阅读，写出笔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以从思想上体会“剿匪”的政治意义。

在地方统治方面，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提出的实行军人独裁的建议，明令“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只要对“围剿”军事有利，各路军总司令都可以断然采取措施。杨永泰还建议，在“剿匪”区内，强化县长权力，由县长兼任县保安自卫队队长的执法官，拥有生杀权，并且不受县党部执监委员牵制；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根据地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更恶毒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及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中共领导的红军打一场“经济战”、“政治战”和“立体战”。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大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针，同时采用陈诚提出的“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略战术方针，调集10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给中央苏区造成极大困难。由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没有能够击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从江西苏区撤离，进行战略转移，使蒋介石一时得手。

杨永泰传（四）

方可

四、蒋为处理内争东奔西跑，焦头烂额；他则提议抽调精干心腹，组建一个侍从室，协助蒋处理公文。蒋看到一大堆文件就头疼，他灵机一动，设计了一种新式呈报表，令蒋十分满意。

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员长，先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后在江西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蒋介石为了“剿共”得手，时常出发到鄂赣亲自督战，随带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这样跑来跑去，他感到十分辛苦，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杨永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反复琢磨：蒋介石四处奔波，秘书、参谋人员也不固定，十分不方便，何不把这些跟从他的亲信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专门帮助他处理公文？

于是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设立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侍从室。

蒋介石立即照准，调钱大钧任侍从室一处主任，负责警卫工作；调陈布雷任侍从室二处主任，负责秘书、情报工作。

有了侍从室，蒋介石顿感方便了许多。各地来自下面向他的请示、汇报以及各种建议、来信等公文，都先汇集到侍从室，然后由侍从室送给蒋介石核批；蒋介石批示后，再由侍从室以蒋介石的名义下发。

开始之时，侍从室也按照传统官僚机关一般处理方式向蒋介石转报的，但由于公文太多，蒋介石对批阅文件渐渐不耐烦了。

1934年春，蒋介石在南昌正集中精力思考他的碉堡政策，这一段时间没有批阅公文。因为日子比较长了，文书积累了不少。陈方等人心里着急，但又不敢打扰他的思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陈方壮着胆量将积压的公文呈给蒋介石。

当蒋介石看到一大堆文件摆在他面前时，立刻大发脾气。陈方等被大骂一顿后，感到十分委屈，便向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诉苦。

杨永泰经过一夜思考，想出一个巧妙的处理方法：先把收到的电文，经过一番整理加工，摘出文件要点，提出处理意见，并设计了一种表格形式。边框里面，直行分印：来文（电）机关或姓名、文别、日期、内容摘要以及拟办、批示等各栏，由缮写人员用毛笔端正的小楷填写进去，表的上面印着“呈阅”二字。然后区分轻重缓急，送蒋批阅。

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

从此，杨永泰等一批人从南昌创立的这种呈报方法，便流传下来，一直沿用到后来。1936年初，侍从室从南京改组后，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又在杨永泰设计的呈报表格基础上进行了改良，根据不同文件的内容，发展成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等几种表式。侍二室和侍四室工作人员在研究整理文电、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意见的同时，就考虑到应该适用哪一种形式，并按照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是单独的（专察）还是汇集的列在某种表上，以便蒋介石的审核和批阅。

这种表式经过长期使用，逐渐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的特定文书制度。

在南昌行营时，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不仅负责江西前线的军政事务，而且干预南京国民政府的许多军政大事，每日待其审阅的急件非常多。蒋介石尽管十分勤奋，日夜批阅，倍感辛苦，但仍有许多急件积压，导致文件周转较慢，甚至延误战机。

正因如此，蒋介石非常恼火，经常怒责转送的秘书陈方等人，令陈方等莫名其妙，左右为难。身为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知道后，灵机一动，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变通办法：各地来的公文，先由杨永泰审阅，用十几字写出概要，并提出上、中、下三种处理意见，附于公文原件之上，供蒋审批之时选择。

由于杨永泰头脑敏捷，文笔精练，概括合理，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负担，还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高见，使蒋介石大为欣喜。

就这样，杨永泰以其过人的才识和能力，赢得蒋介石的信赖。

在“围剿”苏区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蒋介石盛怒之下，经常对部下施以严厉处置，轻则撤职，重则枪毙。杨永泰对蒋介石常加规劝，并私自扣下要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蒋怒消后再做解释。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怀疑杨在蒋面前进谗言。秘书陈方为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的“手令”，以说明真相。

杨永泰得知后，疾言厉色对陈说：“让他们怨恨我好了，中国没有我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的领袖，威望不可损伤，做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居，过则推诿。”

杨永泰所表现出的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真可谓“士为知已者死”。蒋介石闻讯，由衷感激这位才华横溢的当世“诸葛”。

杨永泰熟读经史，又接受过西方新学，对蒋介石的思想把握得十分准确。他看到蒋介石在对将领训话时大谈其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又到处大讲“礼义廉耻”，对传统的儒家道德格外推崇，就迎合蒋介石的思想，建议蒋介石发动一场新生活运动。

杨永泰的建议，再次说到蒋介石的心坎里了。他决定发起新生活运动，并命杨永泰负责起草演讲稿。

杨永泰真不愧文章高手。他一气呵成，为蒋介石起草一份名叫《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文告。

在这篇文章中，杨永泰规定了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之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简洁，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蒋介石对杨永泰的文告十分满意。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将这篇文告公诸于众，正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并把这一天定生活纪念日。

蒋介石讲演新生活的要义后，南昌国民党各级机关立即响应，大造声势。2月21日，南昌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3月18日，南昌行营拨出现洋4000元，在南昌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与会的军人一律穿黄军服，女学生穿蓝士林布旗袍，其他党政人员、商人等，一律着青蓝色制服，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一时间，南昌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但是，对于将“礼义廉耻”用于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内部有不同反响。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演说或电文中，不提礼义廉耻，只说新生活应从规矩、清洁两项做起。胡适则对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新生活运动也持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杨永泰与亲信王又庸等搞新生活运动的谋士们，对“礼义廉耻”重新进行研究，最后由杨永泰执笔，起草了《新生活运动要纲》，经蒋介石最后审阅，于5月15日正式发表。

《新生活运动要纲》，可以说是新生活运动的指导理论。在这个具有指导理论性的纲要中，杨永泰对礼义廉耻做了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杨永泰承袭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衣钵，强迫人民俯首贴耳，循规蹈矩，服从蒋介石的统治，遵守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而已。

对于杨永泰的“精辟”解释，蒋介石十欣赏，他感到，杨永泰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诸葛”，而且还是一位学问功底很好的“饱学之士”。

杨永泰传（五） 

方可

五、他建议派人钻进“巴壁虎”的肚子里，“掏心”“扒皮”外加“抽筋”，将一个“四川王”活活气死，为蒋军兵不血刃夺得“天府之国”立下了奇功。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了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蒋介石因“追剿”红军入川，发现这一带山川险要，川西平原富饶，不愧为“天府之国”，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于是，他便产生了借“追剿”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川的想法。

对于蒋介石的想意图，杨永泰看在眼里，盘算在心中。他趁机向蒋介石建议：

“目前国家形势为：共匪造成之内患已不足为虑。但外患已是一个严重问题。东北已丢，华北日益危机，日本可能要力图吞并中国。一但中日战争爆发，天府之国必为陪都和大后方。然四川历来不统一，大小军阀割据称雄，为准备长期战争计，先生应撤消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来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

蒋介石言听计从，很快撤消南昌行营。1935年1月，蒋把鄂豫皖三省“剿共”总部改组为武昌行营，派张学良任行营主任。原南昌行营人员一部分归并武昌行营，一部分由贺国光组织“参谋团”入川。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武昌行营秘书长，钱大钧为参谋长，协助张学良调动和处理各处军事行政事宜。

对于蒋介石消除异已的一贯做法，四川实力派刘湘早有防备。他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并以此阻止蒋军入川。但结果遭到红军反击，损兵折将。刘湘无奈，只好跑到南京，请求蒋介石给予经济和武器方面的援助，并声明不要军队。

蒋介石本来就打算就此派中央军10个师入川，实现多年来插足四川的愿望，不料刘湘有拒绝军队入川的前提条件，便想拒绝刘的要求。

杨永泰审时度势，劝说蒋：“现在诚然是统一四川的良好时机，但四川内部情况复杂，不能操之过急。”

“依你之见，目前该怎么办呢？”蒋介石急切地问。

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献策：“目前要先抓到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驻重庆，协助川军计划作战。以后问题以后再说。”

蒋介石理解杨永泰的意图：抓住刘湘求援时机，先派一个参谋团入川，从此打开四川缺口，逐渐向四川渗入蒋介石的势力。

“派谁率参谋团去执行这项重大任务呢？”蒋介石问。

杨永泰略作思考，推荐说：“我认为贺国光主任是最佳人选。”

“太好了！就这样定了。”蒋介石赞同调贺国光入川。

贺国光，湖北蒲圻人，此时正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兼侍从室一处处长，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军事幕僚。他身材矮小、行动不灵、眼力近视、步履踉跄、文质彬彬，很难把他与将军联系到一块。但蒋介石却就是挑中他来做自己的军事谋士，因为此人尽管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办事干练，颇有心计。当“剿共”战争屡战屡败，自己一筹莫展时，贺国江败中求“计”，精心筹划，向蒋介石献上一条“堡垒政策”的毒计，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他总是临危受命、冒险犯难，为蒋介石鞠躬尽瘁；他内柔外刚、尽忠职守、埋头苦干，赢得蒋介石的垂青。

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干才替蒋介石图川打前站，一定不会引起“四川王”刘湘的注意；而他早年与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熊克武、王瓒绪、唐式遵、潘文华等为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同窗的经历，便于他在四川打开局面。

正是看上这一点，杨永泰极力向蒋介石推荐；正是看上这一点，蒋介石立即决定派贺国光率领军事参谋团入川。

“参谋团？那是干啥子的？”被称为“巴壁虎”的刘湘闹不清楚蒋介石的意图。

“主要任务嘛，就是帮你出出点子，树树威信，你有什么难办之事，好可以通过他们向中央开口。”杨永泰轻描淡写地向刘湘解释一番。

但他看到参谋团的主任竟然就是自己当年速成学堂读书时的同学贺国光时，刘湘那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你看贺国光，身材矮小，文绉绉的，带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外号“贺瞎子”，手下那些人，都是一些见了枪炮就打颤的文职人员，能把我怎么样？

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一行200余人入川，指导川康军政，策划、指挥“剿匪”事宜。参谋团下设军事、政治两处，政学系王又庸和李为纶任政治处正、副处长。此外随参谋团进入重庆的除一个宪兵团外，还有康泽的别动队3个支队约2000人。参谋团进入重庆，不仅表明了南京政府开始正式参与四川的军政事务，也表明了杨永泰为蒋设计的插足四川计划的第一步宣告成功。

贺国光随杨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般，施展其“掏心计”。他使出的第一招，便是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然后拟出一道通电，告示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

大小军事首脑谁敢违抗，纷纷复电表示拥护，乐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杨永泰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政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

这个建议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

他哪里知道，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成了杨永泰控制地方的一大法宝。

趁着“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杨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接着杨永泰借川北驻军田颂尧与红军作战失败之际，“杀鸡吓猴”，将他撤职查办，树立了蒋委员长的权威。

1935年夏，杨永泰将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自任行营主任，任命杨永泰为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管理政治、法规大事，文群为该厅副厅长。这样一招“换汤换药”之计，令刘湘干急而没有办法。

最让蒋介石担心的是如何控制庞大的川军，杨永泰替蒋介石图川，首先推行蒋介石削减川军力量的阴谋。杨永泰通过刘湘秘书长邓汉祥，征得刘湘的同意，将川军336个团缩编为270个团，减少兵员1/3；军饷每年由5980万元减为4000万元。同时对川军将官及刘湘的心腹张必果、傅常等人，进行许愿拉拢，暗中联系。

当这一切顺利进行时，杨永泰建议蒋介石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将川军军官进行整训，以便控制川军。是年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任团长，并调心腹干将陈诚任副团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

杨永泰虽未任职训练团，却经常到训练团讲话，对川军进行拉拢分化。训练结束后，一些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一边。

当蒋介石的势力逐步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渗透后，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刘湘采取强硬态度，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1935年11月，蒋介石要求刘湘更换四川省政府民政、教育、建设三厅厅长人选，并提卢作孚、罗负华、蒋志澄继任。罗、蒋均属国民党CC系骨干，刘湘知道这是蒋介石借局部改组为名，从而达到控制四川省政府的阴谋，但又不好拒绝，便提出以政学系王又庸和李为纶为民政、教育厅厅长。因刘湘明知王又庸刚刚调任江西省任民政厅厅长，不好频繁调动，企图以此阻止蒋的阴谋。但蒋介石和杨永泰商量后，为涉足四川省政，同意刘湘的要求，把王又庸调入四川，任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为纶为教育厅厅长，而调另一政学系王次甫入江西，接替王又庸的位子。

时至此时，在杨永泰的筹划下，蒋介石的势力先军事，后地方，再省政，一步一步地渗入，最终实现涉足四川军政的目的。

杨永泰眼见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在四川扎了根，便建议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编会议”，逼迫川军撤防裁兵，实现川军国家化，川政中央化。

时至此时，刘湘追悔莫及。抗战暴发后，蒋介石调刘湘率川军东下作战；刘湘则与韩复榘合谋倒蒋，事情败露。蒋介石一通训斥，“巴壁虎”口吐鲜血，命丧黄泉。

杨永泰传（六） 

方可

六、他略施小计，便将CC系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气得CC大将们大骂不止，到处求告；政学系与CC系大斗法，蒋声称不偏不倚。

在国民党内，杨永泰以政学系首脑著称。当时，人们将张群、黄郛、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王世杰、吴鼎昌、张嘉敖、翁文灏等人称为政学系。与国民党内部的CC系、黄埔系不同，这些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也没有政纲，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他们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并大多学有专长，精于业务，才华出众，足智多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幕僚，杨永泰有着很大的权力。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杨永泰先行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政要人来见蒋介石，也须经杨永泰的安排。

杨永泰的这种权倾一时的地位，自然引起国民党其他派系和权贵的嫉恨。

由于胡汉民等人在护法运动中跟随孙中山，对1917年年底杨永泰参与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耿耿于怀。

1931年4月30日，胡汉民心腹古应芬、萧佛成等广州中央监察委员通电弹劾蒋介石，其中列举蒋的罪行之一，即为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政学会员，昔虽曾隶党籍，自袁氏窃国，即已叛离。民国七年总理南下护法，杨永泰勾结桂系（陆荣廷）窃取政权，排斥总理以去；今杨氏则时时追随蒋氏之侧，参与密谋矣。”

1931年年底胡汉民被释放后，更视杨永泰为政敌。他曾对人说：“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是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然而，因为胡汉民派无法对蒋介石构成威胁，也对杨永泰无可奈何。

而对蒋介石重用杨永泰等政学系不满并公开反对的，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1933年1月，陈立夫和陈果夫等几人谈起了政学系的“暴发户”情况说：“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个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蒋介石刚从意大利购买的霞飞式轰炸机被烧毁十多架。蒋介石大为震怒，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负责调查。

邓文仪接受了CC派给予的10万美金贿赂，便在调查后宣布大火为无意事故。

杨永泰看了邓文仪的调查报告后，对这一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与戴笠联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结果真相大白，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署长徐培根。徐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毁库房，以销毁账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烧。

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报告，立即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免去邓文仪的职务。

杨永泰的这一做法，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却极大触动了CC系的利益。于是，他们纠集不满杨永泰的所有势力，群起而攻之。

从1928年起，国民党党务大权便集中在以二陈为首的CC系手中，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随着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的荡平，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容忍二陈把持党务的现状，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在第五次“围剿”中，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了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的建议，蒋介石认为这是削弱CC系把持党务的好机会，便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把鄂、豫、皖、赣四省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心腹，在河南，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就是刘峙的心腹。

杨永泰的这一招，把原来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打入了冷宫。各县设书记长，也同样把原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一起“送客”。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直接上呈“剿共总部”党政处。这样一来，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系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系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首脑的附庸。

CC派遭到如此打击，当时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杨永泰使用这各毒辣的办法是以蒋介石名义办的，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委会追认为合法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这是蒋介石有意削弱CC系党务大权的一种办法。

陈果夫、陈立夫见自己CC系日渐削弱，于是拿出“融政于党”的办法与杨永泰对阵。二陈以“政府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横到纵、由上到下打进政府部门和教育部门。同时，二陈暗中发动CC派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质为护CC集团运动；唆使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说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活动。CC系大将张道藩、张厉生等人又积极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国民党元老门内，求他们向蒋介石陈情，把党还给CC系。

蒋介石知道是CC系与政学系双方派系内讧，极力劝解双方不要过于内争，都是一家人。但CC系和政学系的内争，仍在激烈进行。

杨永泰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之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吏，大多由二陈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进行安排与任免，权力很大。杨永泰入幕后，插手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安置，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挤二陈的势力。初时二陈也不把这件事当回事，认为杨永泰安排一些自己人也是正常的事。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远远超过二陈所想象的那样的时候，二陈才深深感觉到：杨永泰已成为CC系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

1934年的武汉，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湖北地方政治派系“十人团”在CC系的掩护下，背靠着国民党湖北绥靖主任何成浚的支持，与汪精卫改组派刘蔚如争夺江汉中学，获得胜利。“十人团”为初战胜利而冲昏了头脑，认为所向无敌，于是把对抗矛头对准了政学系。

岂不知久经“战阵”的杨永泰对付刚成点“气候”的“十人团”易如反掌。

杨永泰利用秘书长的权力和手下政学系的势力，略施小计，便把“十人团”夺得的地盘几乎全夺过来了。“十人团”几乎一败涂地。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民政厅厅长一职决定派自己心腹余井塘担任，可没想到名单报到蒋介石手上后，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不成了CC的王国。”

蒋介石本来就不满意江苏省政府的班底CC色彩太浓，听了杨永泰的话，更加生气，决定“留中不发”。

这下可急坏了陈果夫。他素知蒋介石的习性，只要蒋介石“留中不发”，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意见。他赶忙电呈蒋介石：“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

本来这是陈果夫做的一个姿态，可没想到正中杨永泰的圈套。

杨永泰向蒋介石推荐自己的心腹辜仁发替换余井塘。蒋介石遂即电告陈果夫，一切照准，惟民政厅厅长改由辜仁发担任。

陈果夫收到电报，顿时傻了眼。一省中除了省主席和秘书长外的最重要的民政厅厅长一职，转眼落入了杨永泰的手中。

陈果夫大失体面，无颜向CC集团解释。

对此，陈果夫恨杨永泰恨得咬牙切齿，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下决心整垮杨永泰。

陈立夫、陈果夫在武汉开展的护党运动，受到了杨永泰的强烈抑制。蒋介石当时一心“剿共”，旨在缓和与平息双方的内争。双方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得很好，可蒋介石一离开，斗争依旧。

经过此次争斗，CC集团政治地位削弱，锐气大减。就是日后CC分子每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等政学系人物，而且对蒋介石也十分不满。

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抱怨说：“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陈立夫、陈果夫与杨永泰，自1933年以后，经过两年的较量，杨永泰胜多败少，二陈觉得不是杨永泰的对手，但时刻盯着杨永泰，丝毫未放松斗志。

然而，杨永泰比二陈有才华，杨永泰比二陈更得蒋介石的器重，加之杨永泰的政学系首领张群、黄郛等人，也都是蒋介石的心腹，所以在二陈与杨永泰的较量中，蒋介石尽管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二陈仍不是杨永泰的对手。

杨永泰传（七） 

方可

七、一旦离开蒋的庇护，他便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发誓要“清君侧”的陈立夫痛下杀手，一代奇才喋血扬子江畔，令蒋介石忧伤震怒。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行政院院长的位置，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却遭到二陈为首的CC系的坚决反对。

杨永泰组阁的愿望落空了。

受此打击，他决定辞去秘书长职务，准备出国考察。

正是用人之机，蒋介石岂能放他出国？

蒋介石没有理会杨永泰的辞呈。

1935年12月，华北危机日益加深，为应付危机，蒋介石改组政府，起用了一批政学系成员为阁员。改组后的各部部长为：内务部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部长张群，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部长张公权，并以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通过他们的对日关系，调整中日关系与日本暂时妥协，设法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为“剿灭”红军争取时间。由于张群被调任外交部长，杨永泰便继张群出任湖北省主席。

蒋介石明知杨永泰对自己忠心不贰，但为平衡各派利益，决定将杨调出。早在南昌大火案发前，蒋介石就打算让杨永泰出任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

但杨永泰闻讯后，声泪俱下地对蒋说：“一定是有人向先生进了谗言才至此，在国家危机时刻，我决不离开委员长半步！”

蒋介石闻后大为感动，只好留杨永泰继续在任。

当蒋介石调张群任外交部部长后，便决定发布命令，任命杨永泰为湖南省主席。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出任封疆大吏，在许多人看来是杨失宠的信号。

其实调开杨永泰，固然是蒋介石为了平息国民党内部对杨不满所采取的措施，但调其主鄂，是蒋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虽然蒋介石也感到杨永泰有操纵越权的形迹，但他对杨永泰的忠诚和才能是十分欣赏的。蒋曾对人说：“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杨畅卿这个人，办事有相当才具，其他方面就不要求全。”

因为他知道，有时杨永泰的某些越权行为，其出发点仍对蒋的忠心。

蒋介石深知，武汉为南北枢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失守，便可能成为战时首都；而且湖北省主席，向来都是自己的心腹，所以杨永泰主鄂，是蒋介石政治棋盘上非常重要的一招：一来出于武汉战略地位之重要，二来也是让杨避开反对的风头。

但杨永泰起初并没有体察蒋介石的苦心，他颇为愤懑，迟迟没有赴任。

他知道，自己是依靠蒋介石的恩宠才得此高位的，正因为在蒋介石身边，有蒋介石的庇护，尽管CC系对自己十分痛恨，但也无可奈何。而一旦离开蒋介石身边，那些政敌便会趁机暗算自己，即使蒋介石有意庇护，但鞭长莫及，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杨永泰迟迟不肯就任，令蒋介石很不高兴；而此时更令蒋介石恼火的，是CC系竟然公开反对杨永泰主鄂。

1935年12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还未等杨永泰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系联络鄂省地方实力派的迎头反对。

CC系认为，蒋介石改组政府，延揽政学系要员入阁，任命杨永泰掌鄂，加重了政学系在国民党内的砝码和地位，因而更加妒恨政学系。而湖北省地方实力派何成浚，对于张群、杨永泰先后主鄂政也十分不快，总想搞掉政学系在湖北的势力，由自己兼领省政。于是，CC系在湖北的首领、省党部常委刘鸣皋，委员杨锦，与何成浚联合起来，利用武汉“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挑动学生将斗争锋芒指向政学系，企图阻拒杨永泰上任。

CC系的走卒窜入省内一些学校，在学生面前大肆宣传政学系是“亲日派”，挑动学生上街游行，反对杨永泰主持鄂政。

学生们听到政学系卖国消息，义愤填膺，到街上游行，高呼“打倒政学系”、“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

政学系控制的省政府害怕事态扩大，对杨永泰到任不利，在武汉三镇学生准备举行大会师时，秘密把所有轮渡调离，断绝交通，并宣布武汉“封江”。此举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学生愤怒。爱国学生以露宿街头、捣毁建设厅、包围省政府、作为反抗。

一时间，武汉反杨赴任之声颇高。

杨永泰闻讯后，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勃然大怒，电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据报湖北省党部借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仰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

为支持杨永泰，蒋介石不惜向二陈开刀了！

听到这一消息后，湖北省党部的CC分子慌了手脚。“十人团”的老大、湖北省党部常委刘鸣皋立即前往何成浚处，声明“打倒卖国贼杨永泰”这个口号与省党部无关，是学生在游行中自发喊出来的。

好在何成浚也反对杨永泰，答应按照刘鸣皋的意见复电蒋介石。

由于有何成浚撑腰，蒋介石不再要求处死闹事主持人，但电湖北省党部负责人前往南京面谈。

刘鸣皋等人立即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把刘鸣皋等人训斥一顿后，又加以笼络。

他把刘与杨永泰召集在一起，对刘说：“畅卿很能干，对治理湖北会有成绩的，你们是湖北省党部的负责人，他是湖北省政府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今后大家要精诚团结，协力消弭学潮，共把湖北的事情办好，决不要有任何成见。”

蒋介石平息了CC系的倒杨风潮，命令杨永泰即可赴鄂就任。

杨永泰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惆怅，离开南京，逆江而上。

他知道此次赴鄂任务艰巨，路途险峻。CC系尽管被暂时击败了，但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寻机报复的。个人的生命，时刻都会处于危险中。

他明白了蒋介石赋予他的重大使命，也体察了蒋介石的一片苦心。为了建设好湖北这个未来的抗日基地，为了回报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个人的安危又算得了什么呢？

陈立夫恨杨入骨，发誓要“清君侧”；一旦离开蒋介石的庇护，杨永泰便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936年1月1日，杨永泰在武汉宣誓就职。其誓言称：“余恪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忠心于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收受贿赂。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湖北地方实力派何成浚、史延程分别代表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国民政府监誓致词后，杨永泰答词称，值此国难险恶之中与地方灾患之后，“永泰承乏省政，深觉才轻任重，覆堪虞。惟有希望各位，不但今天详细地指示我，并且以后不断地继续予以指示，永泰愿意真诚接受，并尽我的能力来做”。

办事干练的杨永泰，上任之后，各项施政措施虽“萧规曹随”，基本上继续张群主鄂时的方针，但取得了远比张群显著的政绩。

他依照国民党“管、教、文、卫”四大原则，清理县区政制，训练行政人员，清查户口，编练保甲，进一步加强国民党的统治。

他实施公务员军事化及省政府公役管理训练；他整顿市政，发展交通，发展经济，兴修水利。

他参照曾国藩的办法，在农村编练民兵，培植反共力量。

在湖北省任内，杨永泰虽情绪低落，但仍竭忠尽力，报效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杨永泰的行政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令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各界暗自敬佩，也令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暗自高兴。

然而，早已经决定要“清君侧”的陈氏兄弟，已经悄悄地谋划向杨永泰下手了。

1936年4月中旬，陈立夫收到一份秘密情报：“日本部领事宴请杨永泰，在宴会中，杨永泰表示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一切事件，他可以完全负责。”

“这家伙这样荒唐，非把他干掉不可！”陈立夫决定以杨与日本有“勾结”为名，派人暗杀杨永泰。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应邀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汉口江汉关省专用轮渡码头准备回武昌时，突然冲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应声倒地。

奄奄一息的杨永泰向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遂，国祸方长耳。”

说完，这位蒋介石的“诸葛”便咽了气，年仅56岁。

杨永泰被刺，在国民党军政各界引起了强烈震动。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后，十分震惊。杨永泰跟随自己多年，出谋划策，铲除“诸侯”，逼走“共匪”，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如今杨永泰一去，自己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决策奇才。

恼怒异常的蒋介石，一面急电湖北省政府给予杨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面责令组织秘密侦查厅，尽快破案。

不久，秘密侦查厅宣布刺杨案已破，凶杀陈燮起（真名谭戎轩），系受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刘芦隐指使；刘已在上海被捕获，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永泰遇刺案，是国民党历史上继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第二起重大谋杀案。这实际上是二陈为首的CC系一手策划的案件，但却拿胡汉民派的刘芦隐做了替罪羊。

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上层，都从派系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杨永泰之死，对秘密侦查厅的结论表示怀疑。

二陈的亲信方治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刺死杨永泰这件事，事实是两位陈先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秘密，现在谈谈没有什么关系。”

杨永泰遇刺身亡，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驻鄂美、英、法、德、日等国总领事先后前往吊唁，并代表各国政府致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以及翁文灏、陈仪、熊式辉、黄郛、何应钦、张群、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等，纷纷来电，对杨之身亡表示哀悼，对杨之家属表示慰问。

27日，杨永泰尸体入棺，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市党部等各机关一律下半旗，各公务员一律臂缠黑纱致辞哀，武汉各界要人200多人前往致祭。国民党中央派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代表军政界，行政院派内政部次长陶履代表行政院飞鄂致祭。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285次会议，关于杨永泰刺殒命议决：呈请国府明令褒恤，发给治丧费1万元，将其生平事迹封存候宣付史馆，并交主管机关从优议恤。在此前一天，湖北省政府决定从省内提拔3万元，作为杨的治丧费用。

11月2日，杨永泰的灵柩由汉口银行公会移到武昌蛇山新建图书馆内。21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杨灵柩安葬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