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深圳基业电气:历史上的今天（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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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3月19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944～2004
（更新时间：
毛泽东与郭沫若交谈
陈景润熬夜攻数学
李焕之
附录1：
郭沫若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是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但郭沫若从来也不是一个只在书斋中埋头学问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脱离过对时代的热切关注。
甲申年的《甲申三百年祭》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就是在这一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的《甲申三百年祭》。
300年前的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思索，在当时的重庆知识界，围绕着甲申三百年这一主题，积极筹备着各项活动。1月15日，由我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翦伯赞等人，来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具体商讨此事。被誉为当时革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当仁不让，主动承担了主要文章的写作。
郭沫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沉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多字，郭沫若在文章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紧抓住了甲申年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交替，从朱明王朝崇祯皇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始末的对比叙述中，夹叙夹议，深刻地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的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同时，郭沫若在文章中歌颂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沉痛地总结了起义的失败原因，李自成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不但武艺高超，而且治军严明，其起如风起云涌，但是，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后，也就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的情绪，“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接受过来，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说道：“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了”。
《甲申三百年祭》轰动山城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立即轰动重庆山城，这一史论结合的雄文，产生了极大的现实意义，不仅使人引发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同时，文章所论述的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像崇祯那样的专制和腐败的政权是必然要灭亡的，更激发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当时，经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是日趋明显，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就在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公开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蒋介石在书中别有用心在搬出朱明王朝灭亡的事例，来为其独裁理论作证。
因此，当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明朝灭亡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国民党立刻感受到这篇文章锋芒所指，马上组织专人对文章进行围攻。
面对国民党的种种指责，郭沫若理直气壮地回击道：“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全党整风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但在延安的毛泽东却从这篇文章引出了更多的思索，非常善于从中国历史吸取经验教训的毛泽东一直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这段历史非常重视，早在1928年，他就以李自成为例，开导红军将士避免犯“流寇主义”的错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专门读了一本关于李自成起义的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因此，当毛泽东读到郭沫若这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文章后，当然格外兴奋，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称赞文章“充满爱国爱民的热情”，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中央又决定将其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在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91年，江泽民两次提到要重新学习郭沫若的文章。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已远远越出历史界，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网转自《党史信息报》镜周刊第612期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甲申三百年祭》笔谈
（来源：2004年第9期《求是》杂志组稿）
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没有过时
金冲及
今年（2004年）是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也是李自成进入北京360周年。郭老在文章一开始就说：“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那么，现在是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了。
郭老的文章是1944年3月19～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只隔了一天，在３月２４日发表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题目叫《纠正一种思想》，指名道姓地写道：“在全中国的人民以血以泪以汗苦战七年，并且最后胜利业已在望的今日，却还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其实，郭老在文章中只是说到：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这个明朝政府内部已腐败不堪。崇祯皇帝虽然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郭老对明王朝覆亡的论述自然是有感而发，但他一句也没有谈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当然也没有谈到国民党。心虚的国民党当局却沉不住气了，自己跳出来“对号入座”，徒然成为历史的笑柄。
中国共产党却十分严肃地对待郭老这篇文章，自觉地以史为鉴，鞭策自己。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讲演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年11月21日，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确实抓住了要点。郭老在文章中两次引用李岩对李自成说的话：“取天下以人心为本。”他说，李自成的为人，连官书的《明史》都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礼贤下士又敢作敢为，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收天下心”的政策。在历经艰难和曲折后，从陕西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其力量之强，真有摧枯拉朽之势。接着，郭老急转直下，以沉重的笔调点出了文章的主题：“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几十万的士兵屯聚在京城里面享乐。结果，只有个把月时间就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在胜利发展时似乎势不可挡，而失败竟会来得那么快。这确是很可以发人深省的一段历史往事。
郭老的这篇历史文章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很深的。他不仅在文章发表当年一再谈到它，把它印发，作为整风文件，用历史来教育全党，要警惕不要因胜利而陶醉，导致失败；整整５年后，即1949年3月间，全国解放战争到了胜利前夜，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决地回答：“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斗转星移，55年又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依然使人感慨万千。这里，只谈两点主要的体会：
第一、《甲申三百年祭》提出的确实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所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嘱咐大家：“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话也是在1949年3月间说的。它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更不能像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伟大胜利。但我们面前的路程同样还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许多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许多困难和风险有待我们去审慎处理。天下并不太平。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决没有过时。党的十六大要求全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更加勤勉地工作。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立刻带领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遗址去，重提“两个务必”，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
第二，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为历史研究怎样为现实服务作出了榜样。
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以史为鉴？历史自然是不会重复的，但历史的经验始终值得注意。这里有一般和个别、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古人所说一和多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一般总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别之中，是从后者中概括出来的。古人把它称为“一多相容”。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就是个别）是不会重复的，但它所包含的有普遍意义的带规律性的道理仍可以给后人以很多启示。
历史和理论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学所要研究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个别事物，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考虑这一事件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搬用一般的理论模式去硬套。但高水平的历史研究又不会停留在就事论事，以把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后经过弄清楚为满足，而是要深入探索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中悟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能够说明更多问题的道理来，因为“一”本来就寓于“多”之中。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举一反三”的意思。从中悟出的道理越深刻、能够用来说明的问题越多，研究的水平也越高。应该说，这样的作品现在还不很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读读郭老这样的大师的作品，用心领会，对提高我们的史学研究水平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作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重温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
王戎笙
一、《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背景
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60年一个周期，今年又逢甲申。由今年上溯六个周期，是明崇祯十七年，这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4日），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标志明朝的灭亡。上溯一个周期，是1944年，正是中国人民为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奋力拼搏的一年。这年的1月15日，重庆文化界的一些朋友在郭沫若家中集会，商量如何纪念明亡三百周年。郭沫若把研究先秦史的兴趣转移到了明末，写成《甲申三百年祭》。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都先后全文连载，前者配发了相关的短文，后者加了长篇编者按。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国民党的宣传部门迅速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认为该文是“影射当局”的。先后于3月24日、4月13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两篇社论。4月1日重庆《商务日报》也发表社论，此外还有几个御用笔杆子，如叶青等人发表了多篇围剿《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甚至说写《甲申三百年祭》这种文章的人“无异为敌人第五纵队”。
国民党作为当时的一个执政党，本应从明末政治腐败、官逼民反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以免重蹈崇祯皇帝的覆辙。但国民党计不出此，却对《甲申三百年祭》大张挞伐，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大打棍子，大扣帽子，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堵塞言路到了这种地步，是注定了要走崇祯皇帝老路的。
二、毛泽东视为防止腐败的一面镜子
中共中央对《甲申三百年祭》采取了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态度。除了在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外，各地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特别谈及《甲申三百年祭》。他强调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独具慧眼，第一次提出《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给共产党敲警钟的。同年６月７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的联合通知中，也重申这一精神。该通知指出，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共产党提供一面历史镜子，尽管《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中共中央却主动拿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号召全党学习并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农民军由胜利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在胜利面前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骄傲，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表明我们党善于并且敢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并且敢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远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防止党的腐败问题，这是何等的深谋远虑！
三、“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李自成从明崇祯三年（1630年）揭竿而起，九年称闯王，率部活动于陕、甘、川一带。十一年，与明军战于潼关原，大败，率刘宗敏等十余骑败走商洛山中。走汉南，次年进入巴东。十三年夏，有一位名叫李岩的举人投奔到李自成麾下，向他建议：“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心。”李自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提出“均田免粮”、“平买平卖”、“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赀财”等口号，饥民从者数十万，兵势日益强盛。十四年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赈饥。十六年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内阁六府。同年，在河南汝州歼灭陕西总督孙传庭主力，十七年正月乘胜进占西安。进占西安后，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三月十九日进抵北京，崇祯皇帝曾打算召集大臣开会，研究守城之法，结果竟无一人上朝。北京城下并没有激烈的战斗，城门是由太监打开的。城墙上虽然架着当时最先进的火炮——红衣炮，但守城的明军只填火药，不装弹丸。分驻各地的明军，没有一支表示愿意勤王，崇祯皇帝在绝望中吊死煤山（即今景山）。明朝政府因完全丧失民心，就这样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真可说是“其亡也忽焉”。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大败之后再起时，非常注意整饬军纪。连《明史·李自成传》都说：“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较骑射”，甚至严格到“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的程度。李自成自律也是严格的，连《明史》都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他在京殿上朝见百官时还是“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李自成的义军一路上“收拾人心”，“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不到两个月，就从西安打到北京。大顺军入城时，李自成拔箭去簇，向后连发三矢，严令入城部队说：“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并且贴出布告：“大师临城，秋毫勿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
京城百姓在自家门口立香案、焚香、贴对联，热烈欢迎大顺军。这时的李自成，这时的大顺军，这样快就如此受到百姓的由衷爱戴，真可说是“其兴也浡焉”，但是好景不长。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
李自成进京后的40天里，几十万大军驻屯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往昔严明的军纪，荡然无存。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当时雄踞山海关与清军对峙的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正在降清或降大顺军之间摇摆不定。他的向背，对大顺军的成败具有重要作用。李自成捉到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要他给儿子写信劝其归降。吴三桂已经决定归降，但听说刘宗敏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后，一怒之下，投降了清军，力量对比顿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没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于时刻在关外窥伺的清军，以及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率领的明军，根本就没有看成肘腋之患而认真对待。尤其是对他的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将刘宗敏，没有去进行管束，任其胡作非为。本应派刘宗敏率大军到山海关对付吴三桂，或战而胜之，或招降收编，但他却派降将唐通率领几千人去招降吴三桂，而刘宗敏却留在京城做了一系列羞辱吴三桂的事。这时的李自成，以为崇祯皇帝一死，打天下的事就大功告成了。
郭沫若写道：“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及至吴三桂降清并带领清兵攻打北京时，李自成才亲自领兵出征，“仓皇而返”。而这期间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生活的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郭沫若评他，“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此时，大顺军的战斗力已经远不如进京之前。一个月的奢靡懒散生活，往日龙虎般的杀敌锐气，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在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进攻下，竟无还手之力。李自成没有组织军事防御，只是组织了一场登基大典，便匆匆撤离北京，逃往西安。不久又从西安向湖广转进。由内乡、邓州、承天，直到武昌，被清军八旗劲旅穷追猛打，屡战屡败，竟然无力组织一次稍具规模的抵抗。复从武昌沿长江水陆两路兼程溃逃，在富池口及九江上游被清军追及，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舰船全部丧失。李自成亲自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九宫山区。李自成率少数亲随突围，遭到当地乡勇伏击遇害，年仅39岁。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朝就这样迅速土崩瓦解了。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第188页）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怎样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问题。
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黄炎培在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四、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的深远意义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而终于倾覆的历史故事，揭露国民党贪污腐败，丧失民心，必然会重蹈明亡覆辙。该文既写了明王朝其亡也忽焉，也写了李自成的大顺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但毛泽东以博大的胸怀，把《甲申三百年祭》规定为党的整风文献，号召共产党员把它当作警钟，当作防止腐败的一面历史镜子。这正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正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力量之所在。
从保存下来的当时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拿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是收到了实效的。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这样说：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115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位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一位大队干事在学习笔记中写道：李自成进了城只要亲信，不要能人；亲信骄傲，他能容忍；李岩直谏，他又忌能；军心民心都散，大事自然难成。我们还未进城，自居抗日功臣；将来若是进城，难保不成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要照，不照革命难成。（以上所引均参见曹晋杰等《〈甲申三百年祭〉在老解放区的影响》，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４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全党正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时，胡锦涛总书记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两个务必”的号召，要求全党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同志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强调：“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
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重温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显得尤其必要。（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白皋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这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意义？回顾李自成的历史，重温郭沫若的文章，我感觉最强烈的一点是要防止胜利时的骄傲情绪。
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李自成的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李自成本人也走向了反面，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运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养成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壅塞，其他将领已经噤若寒蝉了。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牛金星进谗言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会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可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反常表现。
李自成的失败和郭沫若的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镜鉴。建国以来，我们党经受了执政的无数考验，向历史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但是，考试还在继续，并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和考验。从国际上看，世界很不安宁，强权政治有所抬头，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国内看，成就大、发展快、形势好，但新情况、新要求、新课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头，搞宗派、闹不团结；有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热衷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这都是淡化甚至抛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都是理想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的结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甚至会亡党亡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牢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教诲，从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得失兴亡之道感悟得更深刻一些，对“两个务必”践行得更自觉一些。（作者是宁夏日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白皋
今年是甲申年，春节期间再次研读郭沫若先生在60年前，即上一个甲申年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跟随着郭老的思绪，回顾36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联系当前社会实际，颇有所悟，谨以此文记之。
《甲申三百年祭》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本文不能做全面评介，仅就明末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谈一点学习体会。
今年算起的前七个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顺利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但也就在这一年，农民军在山海关惨败于清军，仓皇退出北京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呢？这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意义呢？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十七年（崇祯17年）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为《甲申三百年祭》）
那么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尽，但明朝的残余力量拥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虽是惊弓之鸟，却也无时不在伺机反扑。更大的危险是，关外女真族的清国已崛起数十年，这个新兴的政权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阶段，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早已确立了夺取中原的大计，在整个崇祯王朝近20年中多次大举入侵，几度围困北京，成为心腹大患。最终打败起义军并消灭南明的就是这个清国。在清军和起义军中间，山海关附近驻扎着明将吴三桂率领的数万明军，正在为降清军还是降义军举棋不定。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军虽然攻占北京，取得了对明斗争的空前胜利，但绝不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甚至应该说仍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起义军对这种情势，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骄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骄傲情绪影响下，发生了判断敌情和军事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郭老写道：“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像吴三桂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络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在京城里享乐。”这和李自成起义军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战机的一贯作风判若两人，可见头脑发热和骄傲轻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起义军没有认真做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但清军却没有放过机会，对他竭力笼络，吴的降清就成为一种必然，使得清军轻取山海关，打开了攻占北京，问鼎中原的大门。起义军这才仓促应战，由于人心已经涣散，军纪已经松弛，在战斗力很强的清军面前，只能是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也英勇就义，年仅39岁。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就这样灰飞烟灭。形势的转换真让人触目惊心，起义军完全重蹈了明军前不久兵败如山倒的覆辙，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土崩瓦解了。一日纵敌，千古为憾，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
当时起义军文臣以丞相牛金星为首，武将以大将军刘宗敏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北京后，他们在干什么呢？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每日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引自《甲申传信录》）完全是一派当官做老爷的架式。正如郭老所评价的“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更荒唐的是“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不幸确有其事，不但郭老认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记载。牛、刘两位高级干部的作为也真够可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大军军纪涣散，许多“兵丁抢掠民财”，（引自《甲申传信录》）战斗力急剧削弱。
三、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起义军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宗派主义泛滥，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制将军李岩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在对吴三桂实行统战政策，加强山海关守备抵御清军入侵，经营河南作为根据地和整肃军纪等重要问题上，李岩都提出过正确的建议，并对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郭老认为：“可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但这些建议和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权贵的猜忌与诋毁。“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核心领导层中较有见识，对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杀害了，一同遇难的还有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红娘子。这不仅是李岩个人的悲剧，还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的分崩离析。郭老说：“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
四、骄傲情绪使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运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具备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有人“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引自《剿闯小史》）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壅塞，高级干部们已经噤若寒蝉了。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牛金星进谗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擅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可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头脑的反常表现。杀害李岩这件事，郭老认为“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对郭老的这个看法，笔者不能苟同，牛金星诬陷中伤固然可恨，但这么大的事，李自成不点头，谁敢擅杀大将。这个责任，无论如何应该是李自成为主的。郭老进而认为：“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这个判断也失之于偏颇，毕竟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还在至高无上的领袖李自成手中。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拟、不能替代的。郭老为何要避讳李自成的过失和责任，从来无人论及，也看不到相关材料，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存疑。
综上所述，起义军在战略上、政策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革命运动前功尽弃，酿成千古遗恨，教训十分沉痛。
《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2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共所办机关报）上分四次连载。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引自《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毛主席决定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他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引自《毛泽东选集》·《学习和时局》）毛主席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原载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引自《中国共产党文献汇编》）
一篇史学著作，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真是十分罕见，绝无仅有。可见此文的内涵和指导意义确实非同寻常。毛主席的讲话和信，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强调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以史为鉴，教育全党防止骄傲，可谓远见卓识，高瞻远瞩。此后，随着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问题上一再警钟长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向全党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够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后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当李自成，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
但是，考试还在继续，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和考验。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深入基层调研就是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号召，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深远意义是不难体会的。
从国际上看，世界很不安宁，强权政治有所抬头，个别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改变与我国为敌的立场，看到我国的发展和强大很不高兴，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向我国发难，竟然将我国列为“邪恶的轴心”和“核打击对象”，特别是台湾问题迫在眉睫，“台独即战争”，这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内看，成就大、发展快、形势好，但新情况、新要求、新课题、新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头，搞宗派、闹不团结；有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热衷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这都是淡化甚至抛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都是理想、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的结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直至亡党亡国。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从明末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谆谆教诲，对存亡、兴衰、胜败、得失之道感悟得更深刻一些吧。
附录2：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作者注），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岩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蠢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鋞（应为朱采鋞），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
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史》）。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
《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翰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
“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曰：'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曰；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 流寇" 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