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莫中学高考光荣榜:至少还有记忆

最近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采访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受访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尼克松从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努力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承认错误，而尼克松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帝王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3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3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也重申了这种“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我看了另外两部主题类似的电影，一部是2006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部是2003年底出品的纪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再现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1960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麦克纳马拉40年前的错误、麦卡锡5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纳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他几乎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缓和外交，与苏联签约，和中国握手，与越南停战，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结尾的一句话来说：到今天尼克松惟一的遗产，就是让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地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电视片《辛普森》、《X档案》、《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代表，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拈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猎鹿人》、《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战家书》、《早安越南》、《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6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面对中国的惨烈历史，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迷雾》、《弗罗斯特》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大话西游》，或者《无极》和《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地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为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当今天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为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

《弗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编剧、导演都有批评美国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弗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9·11”以来“恐穆斯林症”的映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叙事，还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