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一德实业老板女儿:邓小平：对中国的责任，我已交卷了

编者按:邓小平(1904-1997),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今年是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本刊转载的两篇文章，内容涉及邓小平晚年的卓著贡献——恢复高考、南方谈话、市场经济、香港回归，以示缅怀一代伟人。

邓小平的最后五年:
对中国的责任   我已交卷了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他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元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其始终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与美国相处的任务也落在了新领导人的肩膀上。美国曾被中国看作是头号霸权，而如今它也是一个制裁者。“银河号事件”就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艘中国货轮被美国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且目的国是伊朗。不过，在接受美国人指导的沙特人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只好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声明。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
这是一段形势好转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够顺利的岁月，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而房地产投资开始兴旺，导致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比小城市更高。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了同样的谚语：“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994年10月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描述说，“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共党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政府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回忆说。原定采访只进行一次，但采访结束后，邓小平认为这位意大利女记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主动提出再接受一次采访。法拉奇在北京饭店里整理录音，把每一个口头语“这个”都收录在内，然后才发稿。
正是各种具备挑战性的问题，为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邓小平的记忆。1979年，当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结束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包括卡特在内，每个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1996年12月22日，邓小平又一次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生命只有最后两个月了。他的未竟事业仍有很多，小如中国足球，大如政治体制改革。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
2个月后邓小平去世，基于邓小平本人在祛除个人崇拜方面的成功，人们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这年夏天，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米粮库胡同深处的院落里雪松、藤萝、海棠和樱桃的婆娑绿影，在这里，一个伟大而平凡的老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本文参考《邓小平年谱》、《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等著作)

春风重度玉（育）门关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

      在经过十年文革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
招生改革计划搁浅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最终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当时的大学教育正面临相当严重的危机。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久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改革招生制度的想法没有实现。
教授呼吁重视生源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5月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这次会议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要求主管教育科技工作。8月4日，在他的提议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等国内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参加。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后，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由于上大学不用考试，便造成了大规模的弄虚作假。据说，有一个生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当地老百姓愤怒地推倒了他家的墙。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份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全部被他划掉，他自己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高考制度恢复了。
胡风儿子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
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后来，已经是《华声月报》社社长的范东生回忆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很大鼓舞，他们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
全国试点选在百色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这么多考生参加考试的试卷纸张？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就需要印卷、评卷，这是一笔不小的经费开支。政治局经过讨论，为不过多增加群众的负担，决定报名费为每名考生五毛钱。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就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招生比例29∶1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现在一个合格的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却无比艰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地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来说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前去报名。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1977-1978年的冬夏两次考试，1160万名考生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招生比例29∶1，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