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车卡死: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转)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学界的研究起步甚早，至今已有近80年的历史了。总结既往的研究内容，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主要以考证疆域沿革为主，代表作有顾颉刚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①华企云的一组关于近代疆域沿革的论文、②葛剑雄著《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③等；第二方面主要以清理边疆政策为主，代表作为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④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⑤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⑥等；第三方面以建立边疆学学科体系为主，代表作有谭其骧的论文《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⑦以及近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发表的此类研究文章，如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①、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②等等。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第三方面的议题，即有关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问题，重点在于中国古代边疆观或疆域思想的体系问题。检讨以往对于中国古代边疆观或疆域思想的研究，其思路多是从中国古代内部的自生性方面考虑的，缺乏必要的参照物，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不能给出一个比较确切的解答。笔者认为，所谓边疆，从内部看当然属于一个国家的边境地带；但是如果从外部看，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基于此，笔者认为，要明确中国古代关于边疆的概念，必先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入手；而要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必先从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入手。如众所知，中国古代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念，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天下观起源于先秦时期《，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但是，在具体所指方面，则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好在《礼记·王制篇》中在谈到天下五方之民时，间接地论述了天下的概念，其文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文中所谈虽只及五方之民，实际是暗示了天下的四至:东方夷人，被发文身，是指滨海水居者；西方戎人，被发衣皮，是指西方的游牧者；北方狄人，衣羽毛穴居，是指游猎者；南方蛮人，雕题交趾，也指滨海水居者。此四方即天下的四至。即，西到葱岭，东抵大海，北至草原大漠，南及海滨，这便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四方边缘。借用一种提法，这是中华大地的自然疆域。③这个自然疆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其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向心力，最终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中，汉民族由于占据了这个地理单元的核心位置，并且汉民族文化长期以来强烈影响着其他民族，因此自然成为这一复合民族的核心。先秦时期起源的天下观就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对自然疆域的看法。这一看法被历代以正统自居的王朝普遍接受，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亦是如此。按照天下观的思想，这一自然疆域内的所有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地，所有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并不存在一个与中原王朝对等的国家实体，因此也就没有明确的边界的概念(但是有边疆的概念，所谓边疆，仅指处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地带)。不过，这种想法往往仅存在于理论上，事实上，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总不能完全控制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中原王朝发展史上，总能遇到一些或强或弱的边疆政权。当这些边疆政权弱于中原王朝时，则以羁縻、藩属等名义与中原王朝形成间接归属或名义上的归属；而当这些政权比较强大时，则往往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两者的军事控制线就有了边界的意义。但是，这仍是发生在中华自然疆域内的事情，在理论上和法理上都与近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下就这一发展过程分四个阶段分别述之。第一阶段: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是天下观产生的历史阶段。夏代一般被认为是天下观产生的开端。《尚书·禹贡》记禹会诸侯征服天下时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可以看作是夏代的天下范围，即东到大海，西及流沙，南北则并未言明，大体相当于北至河套、南及长江中游的范围。所谓“流沙”，根据《汉书·地理志》的看法，在甘肃张掖居延泽一带。《尚书正义》卷6认为此说有误“，流沙”当在更西，这是误解。因为古人所谓的天下，也是随着活动地域及地理知识的扩大而逐渐向外扩张的，禹时西至在甘肃张掖一带是可以理解的。到战国时期，西至则大体移到了新疆天山南北牧场附近。上引《礼记·王制篇》关于西至的说法即指此。但是，夏人有无边界的概念尚不清楚，如果有，也是通过建立城堡防御一个区域，与边界的概念尚有一定差异。商代的天下观并不明确，但也有类似的“四方”概念。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人的对手主要来自西北方的鬼方、工方、羌方等，与东方夷人也有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虽然商人往往有取胜的记录，但从鬼方、工方、羌方长期与商朝并存的迹象看，这几个对手都不是很弱，因此，双方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意义。例如在甲骨文中，每有“边鄙”的说法，证明商朝对其控制范围的边缘地带的界限是清楚的。西周以后，周人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通过封建诸侯王到各地去进行区域控制。在这一扩张过程中，周人与周边民族的差距明显加大，显示了武力之外的文化上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周人开始形成比较明确的天下观，因此才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看法。与周人天下观相匹配的是五服制度，所谓五服制度，是周人按照与其统治核心地带(王畿)的远近而安排的天下秩序。根据周人的表述，五服制度的内容是“: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①当然，这只是理想中的天下秩序，事实上，周人对自己的实际控制范围大体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的。昭公九年(前533)，周大夫詹桓伯曾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②所谓四土，其实就是边地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抗争是分不开的。西周时期，北方对手主要是猃狁，西方对手主要是犬戎，东方及东南主要对手是淮、汜一带的东夷，南方的对手则是荆蛮。其中，猃狁一度打到镐京和洛水北岸。《诗·采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诗·六月》“: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子出征，以匡王国。”《虢季子伯盘铭》中则提到猃狁入侵到“洛之阳”的事件。这些都反映出猃狁对周人的重大威胁。犬戎也非常活跃，西周最后亡于犬戎即是明证。淮、汜流域的徐夷也曾一度攻到中原一带。《竹书纪年》“: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就是指此事。南方的荆蛮也对西周构成一定威胁，昭王曾南巡至荆蛮而不返，足见荆蛮实力亦不弱。①据此而言，西周时期虽已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但其实际控制范围并未能达到这一理想境地，其与周边民族的军事控制线实际上就有了一定的国境的含义，只是周人并未从法理上正式接受这一事实罢了。第二阶段:秦汉至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天下观付诸实践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由于汉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在天下观的支配下，中原王朝不断向着中华自然疆域的边缘地带扩张；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完成统一，由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也处于一个扩张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主要对手就来自这些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秦朝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但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短暂，并不具有代表意义。比较典型的是两汉和隋唐，前者有匈奴，后者有突厥、吐蕃，这几个对手都是草原地带或高原地带的强大民族政权。先说两汉与匈奴。一般认为，匈奴起源于商周时期的鬼方、猃狁、山戎等，至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建立起国家体系，然后开始向四周的扩张行动。扩张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是向北收服浑庾、屈射、丁零等族，二是向西征服楼兰、乌孙、呼揭等国，三是向南袭扰汉朝。西汉初，匈奴骑兵曾一度围困刘邦于白登，汉朝用计收买阏氏，双方媾和，以刘氏宗女妻单于，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②但是，对于汉朝而言，并没有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国家实体，与匈奴媾和仅仅是权宜之计。至汉武帝时，经过文景之治的西汉王朝实力增强，遂展开了对匈奴的攻击。期间，匈奴单于曾致书汉帝，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③自视为与西汉对等的国家实体。但西汉显然并不这样认为，而是报以战争，并最终将匈奴逐出漠南。至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表示“愿永为蕃蔽”。④所谓“藩蔽”，其实就是汉朝的藩属，是天下观支配下的制度化表达，南匈奴的态度实际上是认同了这一观念。换言之，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大体是天下观的一次成功实践，两者之间的军事控制线也就失去了国家边界的意义。次说隋唐与突厥。突厥原属铁勒之一部，以游牧为生。西魏时，突厥力量渐大“，威服塞外诸国”。⑤与匈奴相比，突厥之强大程度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有过之。隋朝建立以后，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可汗率40万骑南下，隋一方面派军队应敌，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分离瓦解对手，使这次战争以隋朝取胜告终。开皇四年(584)，沙钵略可汗率部众南迁，接受隋朝统辖。其上表中说“: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⑥也从法理上接受了其作为中原王朝藩属的地位。与汉朝类似，唐初，当局势尚不稳定时，唐与突厥也曾暂时媾和。武德九年(626)，颉利可汗乘太宗新即位，入侵长安附近，太宗亲临渭水与之媾和。多年以后，唐太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①在唐朝看来，突厥也不过是其天下中的一分子，媾和只是暂时性的，长远的计划仍是将其纳入藩属体系。贞观三年(629)，在彻底平定了中原以后，唐太宗即着手对付东突厥。发精兵10万出击东突厥，贞观四年(630)正月，定襄大捷，击溃颉利可汗，不久，颉利可汗被生擒，部众大部分被安置在原地。西突厥原与隋朝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唐初，仍与唐保持朝贡关系。贞观四年，唐败东突厥，西域诸国尽归附。贞观七年(633)，西突厥可汗遣使长安请降，进一步确立了臣属关系。此后，尽管小有波折，但大体保持了这种政治关系。再说唐与吐蕃。除突厥之外，对唐构成重大威胁的是吐蕃。一般认为吐蕃是两千余年前西北羌族进入青藏高原与土著融合而成的民族。到公元6世纪时，藏族社会逐渐发展，出现众多国家。至隋朝，其中的苏毗国向隋进贡，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松赞干布时，统一了西藏诸部，吐蕃成为一个强大的王朝。贞观八年(634)，在周边诸族纷纷归附唐朝的影响下，松赞干布也遣使求和亲，未得唐朝允准，吐蕃遂发兵出击吐谷浑，然后进攻松州。此役虽遭到失败，但唐朝也由此认识到吐蕃的重要性，遂以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此后，终松赞干布之世，吐蕃始终与唐保持和亲关系。不过，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关系再趋紧张，出现了和战相继局面。从永徽元年(650)至长庆元年(821)，双方争斗不断，和战相继。争斗的结果是双方都无法完全战胜对手，因此大体处于僵持阶段。与此同时，尽管唐、蕃之间仍有和亲之举，但双方的地位大体是对等的，这集中体现在双方的会盟上。唐、蕃之间的会盟共8次，大多是申明和好之意，各自罢兵，并议界、划界。②双方的盟约誓词显示了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等性。例如:开元二年(714)，吐蕃向唐提出议定边界，双方各派大臣到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③开元二十一年(733)，双方在赤岭竖立界碑，并举行盟誓，声称“:自今二国和好，无相侵暴。”④长庆元年(821)，唐、蕃会盟于长安，誓词云“: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⑤长庆二年(822)，双方再次会盟于逻娑，其词云“: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神圣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⑥从这些誓词中不难看出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等性质，尽管唐朝也企图像对待突厥一样将吐蕃纳入疆域之中，但鉴于吐蕃所处青藏高原的险恶自然环境，唐军难以深入腹地，因此只能是与其媾和。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性事件。事实上，青藏高原虽然在中华自然疆域范围内，但处于这个自然疆域的最高一级台地上，自然环境险恶，中原王朝难以深入其腹地，如果说可以控制的话，则必须借助政治控制，而非军事控制，但唐朝显然尚未发展到这一步，直到清朝，才最终完成了将其纳入国家控制之下的过程。①总体上看，秦汉至隋唐这一时期正值汉文化的上升期，同时，周边地区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也不断完成统一，同样处于扩张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主基调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原王朝大体处于强势，即便有时被迫与周边民族政权媾和而确定双方边界，但在天下观的潜在作用支配下，中原王朝并不能从法理上对周边民族政权予以认可，双方之间的边界，更多的属于不同政权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而非国家意义上的边界。当然，其中的唐朝与吐蕃的关系稍微特别一些。第三阶段:宋至清(前期)。这一时期是天下观转型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传统的天下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另一方面，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形成的王朝又在某种程度上极力证明传统天下观的存在。前者如宋、明，后者如元、清。先说宋朝。宋朝立国于五代丧乱之后，国力不强，加之北方契丹辽朝正处于强盛期，可以说先天不足。宋朝建立后，着手于平定中原分裂政权，当这一切妥当之后，仍想效仿汉唐故事，一统天下。宋太宗在位时，曾数次大举出兵辽朝，企图恢复燕云旧地，均失败而归。终宋太宗之世，均不愿提及收复故地之事。真宗即位后，对契丹取守势，但仍未能阻止契丹的南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兵压境，威胁京师。真宗迫于主战大臣压力，被迫亲至澶渊，宋军士气大振，又意外击毙辽朝大将萧挞览，双方遂达成澶渊之盟。此后，北宋王朝基本上放弃了对恢复故地的努力，尽管一些有识之士仍念念不忘恢复故地。但总体上看，终宋之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完成封建化的过程，纷纷崛起，前有契丹辽朝、党项西夏，中有女真金朝，后有蒙古元朝，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过程中，宋王朝终于未能抵挡住游牧民族政权的南下，北宋与南宋先后亡于金朝和元朝。在与上述政权的交往过程中，宋王朝尽管仍以正统自居，但“疆域未复汉唐之旧”②则使其不能理直气壮，其中除了党项西夏稍稍弱些之外，另外几个政权一个比一个强悍，宋王朝基本处于守势，因此双方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就有了国家间边界的意义。不过在法理上，宋王朝仍未能完全承认这些政权的国家地位，因为一旦承认了这些政权的国家地位，则意味着宋朝本身正统地位的丧失，并且所有政权仍在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之内进行争夺，因此，各方的控制线在法理上仍是传统的政权界限而非国家边界。南宋建立后，前期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金朝，后期的主要威胁则来自蒙古元朝。宋与金的关系，在法理上是倒过来的，即宋向金称臣，为藩属，但其对内仍是宣称金为藩属，不肯承认对金称臣的事实。次说元朝。蒙古元朝是个特殊朝代，由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东征西讨，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其版图早已超出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界限，因此，到忽必烈时期，已不能对超出这一自然疆域之外的汗国加以有效控制，只是名义上从属于元而已。而由忽必烈建立起来的元朝，其所控制的疆域仍是在中华自然疆域的范围之内。因此，元人的疆域观尽管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但仍受制于这一自然疆域的影响。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对吐蕃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为此后西藏完全融入中华体系奠定了基础。再说明朝。明朝的主要对手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北方的蒙古，二是东北的满洲。其中，明中前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蒙古，后期则主要来自东北的满洲。元朝灭亡以后，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主要演变为鞑靼、瓦刺、兀良三卫、西北诸卫和察合台后王等部。对于蒙古各部，明廷的策略是战争与封赠并用，在各部之间制造矛盾，用以制衡蒙古各部。洪武时期，主要对手是北元，明朝采取攻势。成祖时期，对手主要是鞑靼和瓦刺，明朝也占据主动。尤其是鞑靼和瓦刺，在名义上都接受明廷的封号，属于明朝的藩属。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经土木堡之变，明朝元气大伤，从此对蒙古转入全面防御阶段，双方虽然仍保持着名义上的宗主与藩属的关系，但实际上已不能对蒙古实施有效控制。明朝与满洲的关系方面，满洲以女真为主，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系统。明中期以前，即努尔哈赤之前，明朝在此建立卫所，实行有效控制，满洲并未对明朝构成威胁。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后，女真逐渐统一，势力渐盛，逐渐对明朝构成重大威胁。万历四十七年(1618)，经萨尔浒之战，后金击败明朝10万大军，军威大振，从此转入强势。双方的关系也从以前的明主满从转为对立关系。换言之，自明中期以后，局面颇类宋朝，尽管明朝仍以中华正统自居，但其对传统天下观的实践无疑已受阻于强敌。明朝与西藏的关系方面，由于当时西藏仍处于分裂之中，明朝在元朝的基础上，对西藏外围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对于西藏内地则沿用元朝的制度，因俗而治，大封众建僧俗首领，使西藏被牢固地控制在朝廷手中。西藏各教派为争夺利益，往往希望明廷赐予敕封，以打击竞争对手。因此，有明之世，西藏出奇地平静，与朝廷并无多少冲突。最后谈清朝。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在传统的中华自然疆域内，除台湾郑氏和西南三藩之外，清朝的威胁主要是西北方的准噶尔。准噶尔是卫拉特之一部，卫拉特即明代之瓦刺，清时主要分布于天山南北一带。康熙十七年(1678)，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统一卫拉特，接受清廷封号，称“丹津博硕克图”，即承认清廷的宗主地位。但随着准噶尔势力不断壮大，噶尔丹遂有意自立，与清廷分庭抗礼。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起，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止，清朝多次出兵征讨，噶尔丹败死，准部平定，重归清廷。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在噶尔丹之侄策旺阿喇布坦的率领下再度起事，入侵西藏，袭杀和硕特汗王，拘留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准噶尔败走漠西。此后，策旺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继承汗位，与清廷关系虽有缓和，但仍不奉诏命。雍正年间，清兵多次出击准部，双方互有胜负，相持未决。直至乾隆年间，在准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历时三年，才彻底平定了准部。随后，又乘胜平定回部，将新疆完全纳入清朝版图。对于西藏问题，清廷通过派遣驻藏大臣和驻军，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和噶厦制度，对西藏实施了有效控制，西藏对清朝并不构成大的威胁。总体而言，一方面，这一时期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对传统的天下观虽仍报有一定的想法，但每每面临强敌而不得不变得实际起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便具有了初步的国家边界的含义，但这仍是在中华传统自然疆域内发生的事情，因此仍不能构成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另一方面，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的新的中原王朝却在某种程度上仍积极实践着传统的天下观，如清朝在1820年之前所奠定的版图规模，大体达到了中华传统自然疆域的极限，而元朝甚至突破了这一极限的束缚，将触角伸向遥远的欧洲，不过元朝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仍是中华传统天下观的范围之内。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等国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典型者例如清朝。中国与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是指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区域，天下则是包括外围没有直接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以藩属、朝贡等名义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是名义上的归附。一般而言，天下观只是一种观念，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一旦中原王朝面临强大对手的挑战，其间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由于传统的天下观影响深远，甚至关系到一个王朝的正统地位，因此，尽管从现实角度可能会有一些让步，但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往往不能对边疆政权予以正式承认。例如汉有匈奴，唐有突厥，但中原王朝只在处于劣势时暂时与之媾和，一旦处于强势，则立即予以反击，必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系统而后已。这种情况至宋朝有一重要转变，因为宋朝立国于五代丧乱之后，国力不强，不得不接受契丹辽朝与之分庭抗礼的事实。尤其是南宋，国力更弱，对金反称藩属，传统的天下观受到了严重挑战。不过，由于正统观念的影响，即便如宋朝这样的“弱世”，仍难以从法理上接受其他政权为对等国家。事实上，宋、辽、金都曾以中华正统自居，并且都属于中华自然疆域内的政权，地理单元的半封闭性所产生的向心力也使之无法独立存在。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与国家关系方才生产，那就是清朝与沙俄的关系。理由有三，其一是沙俄与传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是一种新型文明，其文明程度甚至高于清朝；其二是双方的边界是经过国家之间对等的谈判而确定的，且得到西方诸国的承认，是法理上认可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其三，沙俄是中华自然疆域之外的政权，即传统上就不包括在天下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将其定位在“化外”的。综上所述，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每每面临着严酷的现实考验，毕竟现实是很实际的，不能等同于理想，在历代中原王朝的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双方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国境的含义。但是，由于传统天下观的巨大惯性作用，使这些王朝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法理上将对手予以平等接纳。直到清朝与沙俄正面交手以后，这一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因为清朝所面临的对手是亘古未有的，其文明程度甚至还在其上。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天下观开始动摇。而随着此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袭，清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传统的天下观不合时宜了，除了中华文明外，尚有文明程度不亚于自己甚至远在自己之上的另类国家。直到这时，真正意义上的边境方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边界也才成为朝野普遍接受的观念。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变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