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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庸之道

明理怀仁<草创> 2010-03-31 12:05:01 阅读113 评论43 字号：大中小

常言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为刚   水为柔

刚柔相济

方为

中

  既是中庸。“中庸”就是执中能用，抓大放小，有经有权。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才是孔夫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本意。（personal  opinions) 一个男人过于刚性，称不上一个好男人；一个女人太过于柔弱，也称不上贤惠。，怎样才能称得上好男好女呢？好男人，就应遇刚则刚，遇柔则柔，既有硬度又要有韧性，不缺乏幽默感；好女人呢？理应外柔内贞，遇刚以柔化，遇柔则感化，知晓中庸之道，感悟太极之理，方能持节守义，不被情所困。

古往今来，某些自诩为儒家弟子的人们，不是固执的成为“书呆子”，失去了灵活性，就是“灵活”的成为人民的败类，失去了原则性。从而背道而驰，学而不能知其用。

但凡通晓中国古今史的人都知道，不管古代还是近代都有儒将、儒商之说，他们才是儒家精髓的贯彻者，也只有他们真正发扬了中庸之道所提倡的道义。军界有儒将，商界有儒商，政界却几乎没有称得上“儒”的，如果有，也只有一人可配此称，那就是周恩来。此公堪称古往今来政界的君子，儒家思想的典范，他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

  十年动乱，是他人生当中最为黑暗最为痛苦的时期，处于政治漩涡，随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他的原则没有动摇，更没有改变。他上接朝堂，下同民众，爱国恤民，不偏不倚，不偏向“左倾”，也不偏向“右倾”，有硬度，有韧性，挽救保护了一大批的栋梁之材，为四化建设留下了“根基”，更留下了重要的一颗“棋子”，为中国的腾飞留下了希望。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能够迅速恢复元气，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使刚站立起来的“雄狮”重新站稳，没有倒下，此公功劳不可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种树的人”，历尽艰辛，几经磨难，九死一生；“乘凉的人”，就应该居安思危，不搞极端化，任重而道远。

  一个人如果没有深厚的底蕴，怎能够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怎能让世人叹服，万人敬仰，又怎能会让联合国为他的辞世而降半旗呢。此公在其人生政治历程当中，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始终坚守着“中和为贵”的人生理念；在人格魅力上，为敌人敬服，被敌人当作朋友来看待。没有此公，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才，远涉重洋，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奔赴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在爱情上，此公尤为专一，与爱人不离不弃，荣辱与共几十载，明知道爱人不能生育，也没有移情别处，依然如故。此公的情谊难道不值得当今的我们学习吗？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也无需多么的浪漫，爱情是深沉的，是需要相敬如宾、白头到老的。

  深厚的底蕴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底蕴就是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精华。邓公所提倡的“求同存异，搁置争端，共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是源自中庸之道思想。人就应该做事不偏不倚，不做黄光裕那样的“椽子”，也不做孔乙己那样的“书呆子”，而要做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学习他们的人生态度，不显山漏水，以非凡能力创造了庞大的家电帝国和农业帝国，以财富兼济于天下，成就的是白手起家的坚韧执着，是跻身首富的从容镇定，是回馈社会的上善若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是深谙中庸之道的人，都有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化内涵的人。

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要有怀疑一切的念头，“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于对自己有用的就要汲取，对于糙粑就需剔除，不能好的坏的都装到肚子里。中国历史是一部浩瀚的精神营养书。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等等，都是这部书里的篇章，然而，每一家思想都有一个作者，都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是读者，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有选择的权利，要想知道那个老师好，那种观点正确，对我们为人处事有用，就要一一拜师学习，从而学习时感悟，感悟时学习，找到自己的良师益友。道家，主张无为胜有为，“无为无不为”，舍小为成大为，也就是潜龙隐藏，亢龙飞天，不动不鸣，动则千里，鸣则惊人。注重自然和谐发展，讲求的是避世静修；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注重的是律法，讲求律法为国家根本；墨家思想讲求“兼爱”，更注重“侠义”，主张“走极权主义道路”，也就是极端主义，崇尚领导说对就是对，领导说错就是错，要绝对服从，所以墨家弟子多侠义之士。佛家，讲求今生来世，注重来世，让人放下凡心邪念，崇尚“极乐世界”。儒家思想博大而精神，涉及的社会生活方面很广，当然错误的观点就会很多，虽有错误，但我们不能全部都丢弃。我们要学为人处事，就要懂一个观点“中庸之道”。这里所谓“中道”，不能简单地只理解为中间道路。“中道”的“中”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调弓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孔《疏》解释为“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王聘珍注云：“中，适也。”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儒家反对过与不及，也正是相对于是否中于“道”这一前提而言的。 《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

    《中庸》在“一篇之体要”的首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完整地表述了作为伦理道德观的儒家“中庸”说。

       当然，不可否认“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又如“中庸”相对于过与不及、“中道”相对于狂与狷，确实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如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嘉善”，又要“矜不能”；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等等。这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办法。

       但是，这样一种中庸或中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会是比较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的。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还提出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它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应当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权”的思想在儒家之前也已出现。《吕刑》在解释“刑之中”时曾说：“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孟子·离娄下》)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孟子·尽心上》)，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中乎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确往往是介于两极之间，其效果看上去通常是很平常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commonsense 而已。不如极端的言行和主张那样，或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也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而是在平常普通中见出“极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

      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 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甚至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人有一普遍的共识，即认为“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常之道却也不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孔子之所以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我在《推背图解析》（已删）一文中说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强权国家，太过于霸道，是不适合自然的发展规律的。它一定会物极必反走向衰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它的衰败不是来自外部环境，而往往是其内部问题和所处的地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