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蜜蜡打磨:上海外国侨民社区 上海犹太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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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革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籍塞法迪犹商大卫·沙逊（David·Sassoon）派次子伊莱亚斯（Elias David Sassoon）到上海。次年，沙逊洋行（D.Sassoon and Sons &Co.）在上海设立分行。道光三十年，至少有3名洋行犹太职员定居上海，分别是E.J.亚伯拉罕、M.S.摩西和J.鲁本。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新、老沙逊公司共雇佣20多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上海犹太社区的核心。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上海，知名的有嘉道理家族（Kadoories）、亚伯拉罕家族（Abrahams）、埃兹拉家族（Ezras）、所罗门家族（Solomons）、索富家族（Sophers）、葛培家族（Gubbays）等，极盛时人数近1000多人。欧司·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为沙逊洋行的看门，不久自立门户，成为沪上鼎立一方的大亨。塞法迪犹太移民人数较后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少，经营金融、贸易、房地产，经济实力强，在上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上海外侨中十分活跃。大多不愿暴露犹太人身份，不参加犹太俱乐部活动。一般拥有英国国籍，经常参加英国俱乐部活动。1938年底，塞法迪犹太人积极组织、参与救济中欧犹太难民。
20世纪初叶起，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居上海。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7年后和20世纪30年代3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沙俄反犹，大批俄国犹太人移民中国东北，部分到上海，成为第一批移居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人数不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部分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到上海，不少是犹太人。1924年，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增至800～1000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大批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移居上海，主要途径有三：（1）由哈尔滨到海参崴，经海路抵沪；（2）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再由海路抵沪；（3）由哈尔滨到天津，沿津浦线经南京抵沪。移民延续时间长，人数多。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4000人，大多是俄罗斯人，少量东欧人，部分无国籍者。少数游民浪子贩毒、卖淫、杀人越货外，绝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通过辛勤劳动，跻身上海租界的中等阶层和中下层阶层，其中1%～2%成为富翁。职业构成多为小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的社区意识强。1932年11月2日，他们成立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简称SAJCA）。为上海最大的犹太社区，成为上海犹太侨民的中坚和代表。
1933年，纳粹德国开始疯狂排犹，部分德、奥等中欧国家犹太人通过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帮助，辗转到沪。1933年，首批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到沪。此后到1937年夏，定居沪上的约有1000～1500人。大多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带有积蓄，容易在上海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居犹侨的中等水平。1937年夏以后，纳粹德国加紧排犹，上海沦陷后，进出上海不需要护照签证，不要经济担保。大批中欧犹太难民通过海路到上海。1939年9月达14500人。抵沪时身无分文，生活困难。上海犹太社区和国际救援组织采取措施安置救济。因入上海人数增多，上海租界的正常生活受到冲击，租界管理日益混乱，引起租界居民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区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区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8月，租界当局和日本当局达成协议，规定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需每人缴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者免缴。此后，犹太难民减少，能够进入上海的主要是在限制条款颁布前已上路的，或穿越西伯利亚由中国东北辗转抵沪的欧洲犹太难民、作为敌侨而遭到英国当局驱逐的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德籍犹太人以及从其他远东国家折返的犹太难民，加波兰密尔犹太经学院全体师生和几批犹太教拉比。上海犹太社区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救助欧洲犹太难民。1934年，德籍犹太人成立救济基金会。1938年8月，由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国际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IC）投入安置救济，委员会由匈牙利籍犹太人保罗·科莫尔担任领导。亚伯拉罕家族和托埃格家族开设公共厨房，维克多·沙逊捐出河滨大楼作为接待站。1938年10月，犹太巨富嘉道里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犹太社区人士和国际救济组织官员举行协调会议，成立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CFA）。到1938年底，委员会共筹到约8000美元。1939年1月，在伦敦的维克多·沙逊捐助15万美元特别款项作为复兴基金。犹商嘉道里、海依姆、约瑟夫等也设立各种复兴基金，帮助难民恢复遭到战争毁坏的工商企业，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1939年1月起，救助欧洲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和汇山路（今霍山路）等多个犹太难民营。1938年，国际犹太移民组织犹太移民拓殖援助会（HICEM）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年后又将远东分部从哈尔滨迁到上海，为上海犹太难民提供联系、咨询、贷款等各种服务。1938年，美犹联合救济会（JDC）上海办事处成立，在援助上海犹太难民过程中起最为重要的作用，捐助救济上海犹太难民的绝大多数经费。1941年3月，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支持在沪成立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EASTJEWCOM或EJC），专门救济和管理上海波兰籍犹太难民。上海的一些非犹太社区和救援机构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也都捐款帮助犹太难民，表示对犹太难民的一视同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占上海公共租界。11日，日本与德、意签订联合作战计划，加强彼此间的联合。导致国外援助上海犹太难民的渠道几乎完全中断，犹太难民的生活日益困难。1942年10月，难民自助救援组织厨房基金会告急：“（难民的）粮食只够维持到1942年11月底，并且被告知无法从国际红十字会那里得到更多的食品援助。”1942年6月，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1943年2月，上海的日本当局颁布《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规定“依据军事之必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茂海路及邓脱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以西，东熙华德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以南。”“无国籍难民”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约1.4万名犹太难民，包括收容所的2800名住户在内，被迫居住在“指定地域”。
20世纪30、40年代中欧犹太移民有以下特点：（1）人口多。1933～1941年，进入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总计约近3万人，除后离开上海去第三国的，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在沪的犹太难民约2.5万人。（2）增速快。1933～1937年夏，约1300人，1937年夏～1941年增至2.4万多人。（3）多属逃避种族迫害和屠杀的政治型移民，绝大多数为难民，抵沪时几乎身无分文，境况十分凄惨。有报道称：“（难民中）有不少本为当地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欧犹太难民中的德奥籍犹太人作为战败国侨民被遣送。中国政府制定《处理德侨办法》，上海市政府颁布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成立德侨管理委员会，除极少数专业技术人员留用上海外，绝大部分德奥侨民，包括德奥犹太人被遣送。近2万名德奥犹太人首先离沪，到德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美等国。后约800名波兰犹太人也离沪，绝大部分到美国。上海塞法迪犹太移民和俄罗斯犹太人在沪安居乐业，并计划恢复昔日的繁荣，俄罗斯犹太人约60%加入苏联国籍。1947年，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籍犹太人不得不离沪回国，也有不少苏联籍犹太人或未加入苏联籍的俄犹到欧美国家或留在上海。因中国内战扩大，政治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开始计划撤离上海。1948年4月，上海塞法迪犹商盟主沙逊家族率先大规模撤离，由此影响、带动一大批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离沪。同年12月，经中国政府同意，以色列政府派摩西·犹瓦尔（Moshe Yuval）作为特派员到沪，向上海犹太人发放7000份赴以色列的护照签证。1948、1949年，约有5000余名犹太人离沪，上海犹太工商业企业歇业，犹太俱乐部、犹太医院、犹太学校等机构大多陷于停顿状态。解放后，上海尚有数千名犹太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后来陆续离开，到1958年剩下84名犹太人。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上海基本无犹太移民。
二、社区组织
自清同治元年起，上海犹太人逐渐形成社区，到20世纪40年代，形成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社区、上海俄罗斯犹太人社区和上海中欧犹太人社区。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为便于对上海犹太人的联系和统一管理，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协助下，将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改上海犹太联合委员会（Council of the Jewish Conmmunity Shanghai），简称“犹联”，作为中国犹太事务管理的自愿慈善组织，管理上海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卫生、教育、产业、丧葬等事务，并于1950年9月1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登记。西特林（W.J.Citrin）担任理事会主席。1951年，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撤离后，上海犹联还负责照看在华犹太人的福利问题。1956年7月，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社区的财产管理和内部事务并入犹联，由“犹联”工作人员与这两个社区保持联系。随上海犹太人减少，1967年上海犹联自行解散，上海犹太社区组织结束。
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社区 清同治元年，沙逊家族捐资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兴建上海第一个犹太公墓以色列公墓。光绪十三年（1887年），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兴建近代上海第一座犹太会堂埃尔会堂（Beth El），据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德国犹太人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elendorff）报告，会堂在今福州路上。光绪二十六年，因正统派人士对埃尔会堂发生教徒在赎罪日乘马车到会堂的亵渎行径深感不满，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建造第二座犹太会堂舍里特·以色列会堂（Sheerith Israel）。宣统元年（1909年），会堂落成，并附设一所《塔木德》经文学校和一所涤罪浴室，后经文学校发展成为上海犹太学校。宣统二年，上海塞法迪犹太人的社区组织上海犹太协会成立，知名犹商D·E·J·亚伯拉罕当选为会长，在任30多年。1920年，维克多·沙逊为纪念亡妻，捐资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建造以其妻命名的拉结会堂（Ohel Rachel）。会堂规模宏大，富丽堂皇。1927年，哈同为纪念其父，捐资兴建阿哈龙会堂（Beth Aharon），会堂外型独特，内部构造精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避难上海的密尔经学院师生的临时教室和住所。
光绪二十九年，嘉道里家族赞助，上海锡安主义协会（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简称S.Z.A）成立，协会由E.I.埃兹拉任主席。次年，协会司库N.E.B.埃兹拉创办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eal's Messenger），作为协会机关报，为上海第一种犹太报纸，备受上海犹太人重视。
1929年，上海上层塞法迪犹太人建立犹太圣裔社，序号为1102号（Shanghai Lodge No.1102B'nai B'rith），历任领导人有D·E·J·亚伯拉罕、R·D·亚伯拉罕、科维特（Covitt）、格兰（Gran）、格林伯路（Louis Greenberg）和M·布朗。开展慈善救济。1934年2月，圣裔社依靠本社和犹太社区的善捐开设诊所，发展成为圣裔社医院，院址设在浦石路（今长乐路）514号，院长I·施坦因曼。1942年，得到嘉道里家族资助，改上海犹太医院迁毕勋路（今汾阳路）。圣裔社出版有英文月刊《忠告》（MOnitor），建立慈善机构妇女慈善协会和上海救济委员会、青年组织上海犹太青年会。设立不公开的犹太人仲裁法庭，知名犹商、上海犹太协会会长E·D·J·亚伯拉罕为民间治安判事。
19世纪起，欧美一些犹太社区对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产生兴趣。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更对开封犹太人的命运表示关切，并致信中国外交部伍廷芳，询问有关情况。与上海犹太社区联系，希望能够关心、帮助开封犹太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成立上海救援中国犹太人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scure of the Chinese Jews），会长穆瑞，名誉司库埃兹拉（E.M.Ezra），协会旨在“研究中国犹太遗民的起源、发展和历史；保存一些犹太旧址和遗物，必要时修复一些纪念遗迹；协助中国犹太家族的直系后裔恢复原有的宗教信仰”。八月十三日，救援协会托一个中国使者将一份写有希伯来文和中文两种文字的信带往开封，并与开封犹太后裔取得联系。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劝导两次到沪的李敬胜父子等犹太后裔学习希伯来语，返归犹太教，效果甚微。光绪三十年三月，协会中断活动，1924年8月恢复，西蒙·列维（S.Levy）当选为会长，一年后结束。塞法迪犹太移民社区，组织机构比较完备，经济基础雄厚，但宗教情感比较淡薄，内部缺乏强大的凝聚力。
上海俄罗斯犹太人社区 光绪二十八年前，俄罗斯犹太人因人少，宗教活动常与塞法迪犹太人一起进行。是年，俄罗斯犹太人建立自己的社区，建造摩西会堂（Ohel Moishe），1927年会堂迁华德路（今长阳路）。20世纪30年代以后，俄罗斯犹太移民超过4000人，因会堂不敷使用，1937年11月，在法租界购地建新堂，俄罗斯犹太人捐款相助，1941年逾越节前落成。能容纳1000人，为上海最大的犹太教会堂。会堂因坐落拉都路（今襄阳南路）102号，故又称为拉都路会堂。1935年，上海犹太宗教公会（SAJCA）成立，设主席团和干事会，全权负责管理在沪俄罗斯犹太人包括宗教、教育、救济、丧葬、医疗、对外联络等一切事务，兼有监督、指导犹太会堂、犹太医院、犹太学校、犹太贷款所、犹太养老院、犹太圣葬社等机构的日常工作。因管理严密、服务热情周到，受到俄罗斯犹太人的信任和拥护，成为上海犹太人和外界与上海犹侨打交道的主要机构。精神领袖阿奇肯那齐拉比，1883年生于耶路撒冷，是学者，波兰卢巴维奇的哈西德派成员。一直在海参崴、哈尔滨等地，20世纪20年代初到上海，在沪生活21年。热心社区活动，帮助兴建摩西会堂，长期担任摩西会堂的拉比，一度成为上海犹太宗教公会的领袖，在上海犹太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塞法迪犹太人遇到宗教法律问题也向他请教。
俄罗斯犹太人移居上海后，积极参加塞法迪犹太人创建的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成为协会有生力量。1916年，创建俄罗斯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组织卡迪玛（Kadimah）上海分会，又称上海锡安主义组织（SHanghai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S.Z.O.）。卡迪玛的宗旨是通过犹太民族基金会（Keren Kayemet）重建巴勒斯坦。1926年8月，俄罗斯犹太人创办俄文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作为其宣传锡安主义的喉舌。《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发生分裂。俄犹锡安主义分子中绝大部分倾向修正派，1929和1931年相继建立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贝塔（Betar）上海分支等组织。上海贝塔负责人L·科托维契（L.Kotovitch），大部分成员加入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
1932年9月，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建立，成为商团中的独立分队，由上尉N.S.雅各布斯指挥。由120多名犹太军官和士兵组成，全部是俄罗斯犹太人。20世纪40年代有少量塞法迪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加入。犹太旅训练认真，作战勇猛，1937、1938年，获得公共租界工部局嘉奖。此外，还赢得嘉道里家族设立的旨在奖励商团神枪手的嘉道里杯。
1932年1月，俄罗斯犹太社区上海犹太俱乐部建立，8月7日开放。初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后迁至由犹太百万富翁提供的位于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的花园洋房内。初会员75人，1933年增至200人。创始人、犹太俱乐部终身理事长为俄罗斯犹太社区领袖、富商布洛赫。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并经常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成为俄罗斯犹太社区的活动中心。此外，上海俄罗斯犹太人还建立犹太圣裔社、犹太养老院、犹太圣葬社、犹太助学会等组织。俄罗斯犹太人圣裔社由哈尔滨迁来，书记为上海电力公司技师俄犹维利格尔米宁（N.A.Wileglminin）。后改为养老院，由俄籍犹太人卡墨林和泰勒达诺夫分任院长和薄记，常住有50名孤老，并每天向附近贫民发放120客午餐。犹太圣葬社于1922年成立，与塞法迪犹太人圣葬社一起在上海建造2个坟地，并共同为上海犹太人办理丧葬事宜。助学会主要为无力上学的俄籍犹太学生提供资助。设有不公开的仲裁法庭。
上海中欧犹太人社区 初到沪中欧犹太难民大多参加在塞法迪犹太人的阿哈龙会堂、拉结会堂和俄罗斯犹太人摩西会堂举行的宗教仪式。后因人数增加，要求准许在这些会堂里按照德国仪式单独举行宗教活动，虽得到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和俄罗斯犹太人社区的同意，但阿奇肯那奇拉比提出只能按正统派的传统进行。引起中欧犹太难民不满，计划建立自己的犹太社区。1939年3月，在利奥波德·施泰因哈特、格哈德·戈特沙尔克、伯纳德·罗森贝格等组织下，在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电影院）举行第一次独立的宗教仪式，纪念五旬节。出于维持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关系，仪式上形成的宗教组织隶属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的一个机构，库特·马克斯居间协调。1937年7月，在格奥尔格·格拉斯领导下，成立犹太文化协会。成功组织难民举行抵沪后第一个犹太新年的宗教仪式。1939年11月，不顾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和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反对，建立独立的社区组织中欧犹太协会，本部设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施泰因哈特出任主席。团结在沪中欧犹太难民，开展宗教和其他社区活动，成立公益部、宗教部、法律部等机构，建立仲裁法庭、妇女联盟、圣葬社等组织，以处理法律诉讼、宗教活动、教育卫生、丧葬等各种事务，出版报道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犹太简讯》。1941年6月29日，举行第一次选举，1000多人参加投票。莱塞和费利克斯·卡德格当选为正副会长，库特·来狄许当选为理事会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上海当局加强对中欧犹太协会的控制，改组协会的组织机构，协会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难民事务，成为犹太难民与日本当局联系的代表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负责欧洲犹太难民的遣送。
1940年2月18日，上海中欧犹太难民“仲裁法庭”设在塘山路（今唐山路）416弄22号，有6名成员，分别担任裁判官、律师、协助律师、评判员，并组成仲裁委员会。制定仲裁法庭的有关章程和规则，明确法庭的主要任务是调解，没有处罚之权。规定仲裁法庭是四级四审制，第一、二、三审均为调解，第四审为最高庭，由5人组成，庭长为担任过德国地方初审法院法官的阿尔弗雷德·拉斯科维茨。1947年被中国政府取缔。
1937年，中欧犹太难民大批来沪后，组织圣裔社，1940年设在舟山路69号，有社员约130人，社长德国犹太人乔治·康脱罗斯基（George Kantorowsky）。1942年8月，成立互助组织厨房基金会委员会，后简称厨房基金会。基金会由经济境况较好的犹太难民组成，旨在筹措资金，采取“监护职责”，帮助救济最贫困的犹太难民。
中欧犹太难民，有部分是具有犹太血统和部分犹太血统，改宗基督教的，同样得到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等犹太救济组织的援助。同时，他们也在各种救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并通过与美国基督教救济组织的联系，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部分救援资金。还建立上海希伯来布道会等几个独立的团体。
三、经济活动
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居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之一。在上海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颇具影响。
贸易活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逊家族沙逊洋行分行，作为经营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逊家族加大对华鸦片贸易。19世纪70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已占中国鸦片贸易总量的20%，同治十一年后，已故大卫·沙逊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新沙逊洋行经营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地区，利用总部在孟买、直接到产地廉价收购的低成本优势，并用轮船快速运输，对华鸦片贸易额急剧增长。到同治十二年，沙逊家族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到20世纪初，有账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逊洋行年均进口鸦片5000多箱。估计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利润140593780两银，年均近200万两。同治十一年，犹太商人哈同与老沙逊洋行在上海开设鸦片贸易所洋药公所，在后约20年间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年均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光绪二十七年，哈同洋行成立，经营鸦片贸易，成为与沙逊洋行平起平坐的最大的鸦片贸易商。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不顾清廷禁烟令和英国政府与清廷签订的试办禁烟协约，变本加厉从事鸦片贩卖活动。利用1万箱库存鸦片，低价收购囤积大量鸦片。飚升30%之机抛售，获得暴利。其他知名上海塞法迪犹商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也参与鸦片贸易。沙逊家族操纵鸦片价格，上海租界内的鸦片价格由清光绪二十四年前每箱700两银上升至1915年11月每箱9012两，达到最高。20世纪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退出鸦片贸易，利用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他经营。其他贸易活动也极为活跃。沙逊家族不断扩大纺织品进口。光绪三十三年，新沙逊洋行棉纱和棉布进口值4171691两，超过3628660两的鸦片进口值。次年，又达到3813682两，加上火油、麻袋等进口，鸦片已不再占沙逊家族进口商品价值的半数以上，到1918年棉纱成为进口的最重要项目。咸丰四年（1854年），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J.Arnhold &P.Arnhold）和德籍犹太人卡贝尔格（P.Karberg）合资开设瑞记洋行，经营军火、木材、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其中最突出的业务是通过控股德商司尼夫莱奇的祥泰木行，垄断中国的木材进口。1902年，丹麦籍犹太人马易尔（后加入美国籍）在上海设立慎昌洋行。主要业务是进口欧美等国的纺织品，出口中国的羽毛、皮革和丝绸等。到1935年公司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800名雇员的工商大企业。
上海俄国犹太人最初主要从事茶叶和皮毛贸易。19世纪初，俄国从中国输入茶叶，俄国茶叶公司在华设立分行。知名犹太茶商维舍特斯基公司总部在莫斯科，在上海设分行，经办汉口等地茶叶，经上海转运天津或海参崴。早期到华的俄国犹太人大多在东北地区经营皮毛生意，后在上海设总部或分号，控制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毛皮进口业务。最知名的为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老板格利高里·克列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犹太俱乐部理事长布洛赫开设专营木制品生产与经销的贝乐洋行，副理事长列维京和比特克尔分别是经营加热器、水暖设备和卫生洁具进口业务的普益洋行和食品杂货进口业务的文汇洋行的经理。1934年罗高斯基（Jack rogalsky）收购瑞士人开设的慎余洋行改恒余洋行，代理德国汉堡药品和各种规格的敲不碎玻璃。此外，洋行还经销苏门答腊、爪哇的生咖啡豆、钢精茶壶、化妆品、香皂、刀片、热水袋和冰袋等。H.克列巴诺夫开设柯汉记（Shanghai Import Co.），专营棉花匹头进口。
房地产经营 是上海犹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上海塞法迪犹商房地产经营方式主要有：（1）利用地价级差，进行地产投机。对已有地产进行初级开发，提升地价。（2）运用金融手段，扩大投资规模。（3）采用租地造屋，坐收稳定收益。（4）兴建高层建筑，获取最大利润。
沙逊家族地产经营。清光绪三年，沙逊家族购入“候德”（后之沙逊大厦基地）地产，开始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到1922年，共购置29块产业，占地约300亩，投入资金约200万两，产业估价1300余万两，获利1100万两，加上房租约1100万两，共计获利2200万两，年均获利50多万两，年均利润率24%。20世纪20年代后，沙逊家族在上海的投资重点转到房地产经营，利用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加大对上海房地产业的投入，扩大租地造屋。1926年，利用安利洋行的抵押地产成立华懋地产公司，买卖房地产和自建公寓大楼出租。后又相继建立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公司、上海产业公司、东方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三新地产公司、徐家汇地产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机构，经营房地产业务。还投资上海第二大房地产公司业广地产公司，并一度控制公司，获得巨大的收益。到1941年1月，沙逊家族各直属公司拥有房地产账面价值8689万元，是年房租收入688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变卖产业，到上海解放沙逊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产业占地678亩，房屋面积54万平方米，有房屋近2000幢，包括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伊扶司别墅、罗根花园等公寓、花园洋房、里弄、市房，分布在全市近百处地方。
哈同房地产经营。哈同也是上海大房地产商。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时，老沙逊洋行大班协办兼地产部管事哈同利用上海租界地产价格暴跌，为老沙逊洋行赚取暴利500多万两，自己在战争前后贱价收进的地皮涨数十倍，成为租界有名的地产专家。光绪十二年，又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光绪十三、二十四年，又先后担任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光绪二十七年，独资成立哈同洋行，开始独自经营房地产业务。“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儿召租，一忽儿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买进抛出，大获其利。到1931年6月19日病逝，有土地449.098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有土地16块、面积111.578亩，占两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建于光绪三十年的爱俪园占地300亩，小桥流水，奇山怪石，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其他房地产商经营。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埃兹拉家族、索福家族、亚伯拉罕家族等知名塞法迪犹商家属也都参与上海房地产经营和投机。安诺德兄弟的安利洋行在四川中路九江路口建造安利大楼，有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等地的地产。1926年，将霞飞路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一地产作价90万两作为华懋地产公司的资本。嘉道里家族在上海拥有众多房地产，最知名的是在静安寺地区的大理石大厦，嘉道里大厦，用料考究，全部由意大利进口，工程总造价100万两银，占地1.5万平方米，室内面积3300平方米，有大小客厅以及20多个房间，沪上名流聚会中心。索福家族也在霞飞路和辣斐德（今复兴中路）建造里弄和花园洋房。私园沙发花园（后改上方花园），西洋花园格局，有喷水池、草坪，花木葱茏，内景与复兴公园相似。埃兹拉家族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从鸦片贸易转向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经营。20世纪20年代，爱德华·埃兹拉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属下公司在南京路、新闸路、九江路、四川路、江西路和虹口地区拥有大量的房产。埃兹拉家族还是百老汇大厦的董事。M.本杰明担任上海业广地产公司总经理，是沪上最有名的房地产商人之一。
金融业务 20世纪20年代后，上海塞法迪犹商拓展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同治三年，老沙逊洋行参与创立汇丰银行。1930年，沙逊家族以资本金100万英镑在香港建新沙逊银行，与其他资本集团合资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在上海进行企业投资，发行债券和金融投机，为沙逊家族在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保证。新沙逊银行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等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又以6.5厘的利率贷给安利洋行等附属单位。巨额资金推动附属企业的发展。M.斯皮尔曼和M.本杰明也分别担任过万国储蓄会和扬子银公司经理。
塞法迪犹太人还在上海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和投机。20世纪初，以英籍犹太人为主的外商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1926年，上海经纪人协会37名在册经纪人，有31人是犹太人。犹太人H.海亦姆是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外股经纪人利安洋行（Ben jamin &Potts Co.）的总经理。1930～1934年，沙逊家族以直属企业或附属企业的名义发行3628万元公司债券。沙逊家族还在上海外汇和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获得巨额利润。1939年起，沙逊家族对上海的工业投资和金融垄断活动完全转入投机性的外股买卖，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
同治二年，老沙逊洋行和其他4家兼营航运的英商祥泰、履泰、太平、汇隆洋行在上海创办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mpany），经营航运保险。19世纪60年代，业务兴旺，利润丰厚，老沙逊洋行每年可得10%固定股息60%～80%额外红利。新沙逊洋行开设保险间，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Marine Insurance Co.，Ltd）的业务。1919年11月，美籍犹太人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Cornelius Vander Starr）在上海开办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AAU）。险种涉及火险、运输险（货物险）、船壳险及其他意外险等业务，承保力量强。长时期几乎垄断上海财产保险市场。1932年，斯塔尔又与浙江兴业银行合资建立泰山保险公司。后在上海创建亚洲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Insurance Company），在北京等地设立了分行，业务迅速推广到全国，最知名的产品就是20年期养老保险单。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亚保险公司和亚洲人保险公司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实力雄厚有名的保险业巨头。
制造业 塞法迪犹太人通过直接投资，或投资控股等投资制造业。光绪二十一、二十九年，犹商瑞记洋行相继在上海开办瑞记纺织厂和瑞镕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品和承建船只、机器、水磨、锅炉、火油油罐等产品。1912年，瑞镕机器制造厂与上海万隆铁工厂合并为上海的主要船厂之一，1936年与英商耶松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坞有限公司，资金达法币1000万元，成为上海最大的造船厂。沙逊家族通过兼并安利洋行，控制原瑞记洋行的工厂企业。还利用投资控股垄断上海的饮料工业。如参股英商麦克葛雷戈兄弟的正广和有限公司（Caldbeck Macgregor &Co.）0.77%和丹麦人的上海啤酒公司10.97%的股份，成为正广和有限公司4个董事之一，控股上海啤酒厂。沙逊家族还投资造船、食品、采矿、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到1936年共投资897.1万元。1922年，俄罗斯犹太人M.布洛赫赫以100多美元作资本设立木箱制造厂远东木材公司，到1933年成为上海最大的木箱厂，每天生产6000个木箱，年产值150万美元。
航运仓储业 19世纪中叶，新沙逊洋行在外白渡桥北堍建有占地3亩多，高达4层的鸦片土栈。沙逊家族拥有运输船队，经营远洋和内陆航运。同治十一年，老沙逊洋行认购华海轮船公司的股份。20世纪30年代，沙逊家族趁会德丰公司改组之际，通过投资控股，在5人董事会席中获得2席，分别由安诺德和海亦姆代表，沙逊家族通过会德丰公司以及附属的上海拖驳公司和茂泰洋行，涉足上海航运业、水路运输业和仓储业。光绪十五年，安诺德兄弟购买2艘新式的轮船，2290吨总吨，经营上海到汉口长江航运。俄罗斯犹太人D.G.M.阿洛诺夫斯基开设一家搬运公司，有17辆卡车和上海最大的仓库。
公用事业 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托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由H.E.安诺德任董事长，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以300万元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米勒汽车公司，经营出租车行业。H·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
商业零售业 不少上海犹太人开办小店经商谋生，有的商店成为上海名特商店。俄罗斯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兰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西比利亚皮货店。1935年，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上海首家法式西菜馆罗威饭店（CHEZ ROVERE），以法式传统菜洋葱汤与俄侨罗宋汤比高低。20世纪30年代，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老大昌，生产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俄罗斯犹太人阿依达·拉宾诺维奇在霞飞路杜美路口开彼得·潘儿童用品商店，非常吸引顾客。犹太人沈石蒂（Sanztty）在南京路开办沈石蒂照相馆。奥地利犹太人汉斯·雅布隆纳在霞飞路开办费雅客餐馆。德国犹太人立西纳在南京路创办朋街服装店，俄罗斯犹太人图钦斯基在霞飞路开办欧罗巴皮鞋公司。
娱乐业 维克多·沙逊在静安寺路建造了仙乐舞厅，在南京路经营国泰大戏院。1931年，沙逊家族所属的华懋地产公司在虹口投资兴建威星大戏院。犹太商人伯纳德·格登贝格是上海电影业的开拓者之一，参与了拉莫斯戏院和维多利亚戏院的建设和经营。1933年，德籍犹太难民K.冈勃和H.科恩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造杜美大戏院，放映美国8大公司和鹰狮公司的影片。
四、政治活动
上海犹太人开展锡安主义运动等政治活动，成立包括共产主义小组在内的各类政治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谋求中国政府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并为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民族家园，为以色列国的建立作出贡献。同时，上海犹太人上层，特别是几大犹太商人集团为确保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参与租界管理，介入中国政局，试图攫取政治权利，获得政治庇护。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上海犹太人和中国人民相互支援，相互帮助。
锡安主义运动 清光绪二十九年，在犹商艾里·嘉道里资助下，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成立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埃兹拉任主席。派代表出席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与世界锡安主义者协会建立密切联系。光绪三十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机关报《以色列信使报》创办，埃兹拉兼任主编。以宣传介绍传统犹太教和锡安主义运动，报道上海犹太社区的活动，成为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和犹太民族中国基金会的喉舌。1915年，协会改组，艾里·嘉道里出任主席，此后短暂沉寂。1917年，重新活跃。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系，《以色列信使报》进一步介绍锡安主义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状，邀请到沪的犹太名人和锡安主义者作演讲，以扩大锡安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埃兹拉以《以色列信使报》主编的名义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谋求中国政府的支持，取得成效。1918年12月4日，北洋政府外部部次长陈箓致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艾里·嘉道里，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精神。1920年4月24日，孙中山回信埃兹拉，表示“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的行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1929年，主席R.E.托依格夫和《以色列信使报》主编埃兹拉受中国政府之邀，出席孙中山灵柩安葬仪式。
为实现《贝尔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上海锡安主义者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鼓励、安排和资助上海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并于1920、1921年在巴勒斯坦相继建立2个犹太移民点，分别取名中国犹太人定居点和劳拉·嘉道里定居点。上海塞法迪犹太人还出资资助希伯来大学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后，俄罗斯犹太人大量移入，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力量得到加强。俄罗斯犹太移民大多为犹太知识分子，具有比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更为强烈的锡安主义思想。成立自己锡安主义组织卡迪玛（Kadimah）上海分会，也称上海锡安主义组织，出版俄文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宣传锡安主义运动。30、40年代，大量中欧犹太难民的涌入，又给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增添新的有生力量。1937年，在上海俄罗斯卡迪玛分会中设立单独的德语民族支部，由伯纳德·罗森贝格博士（Bernard Rosenberg）和奥西·莱温（Ossie Lewin）领导。1939年9月9日，在雅各布·瓦赫特尔、奥特·科里特肖纳、贝察莱尔·罗特、萨洛·古特曼等倡导下，第一个独立的中欧锡安主义组织特奥多尔·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AZO Theodor Horzl）在上海建立，并得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一年时间里，在难民集中的虹口建立地方分会，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设有支会，会员2000多人。1940年，总会分裂，部分人另组郇山人组织（Zion Zioni）和锡安主义者协会（Zionist Association）。1943年，日本当局成立无国籍难民犹太隔离区，全体犹太难民被迫迁到隔离区集中居住，上述3个中欧犹太难民锡安主义组织重新合并，组成上海锡安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Shanghai），P.帕内斯和M.哈尔彭为正副主席。波兰犹太难民也成立由各种派系代表参加的主席团，协调波兰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锡安主义内部出现分裂，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出现相应的分化。1929年，修正派组织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在上海成立，成员大多为俄罗斯犹太人。1931年，世界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附属的青年组织贝塔也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到1936年成员400～500人。贝塔利用其成员大多在上海万国商团犹太连队受训的条件，组织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还举行各种活动，如1941年在犹太俱乐部举行了悼念雅博廷斯基的仪式，出版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颇有影响的修正派刊物《挑战》。又建立由同情和支持贝塔的中老年锡安主义者组成的贝塔之家，成员近1000人。1935年，以“贝塔”成员为骨干，成立新锡安主义组织上海分部。中欧犹太难民到沪后，锡安主义分子中的修正派也开展活动，成立锡安主义党及其青年体育组织。上海锡安主义运动中的修正派在人数和势力上超过温和派，成为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44年7月16日，在汇山公园举行报告会，纪念赫茨尔逝世40周年以及比亚利克和雅博廷斯基两位已故犹太名人。出版英、俄双周刊《斗争》。锡安主义内部以色列正教党，精神中心党，锡安主义工人党等等其他派别也在上海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30、40年代，上海锡安主义组织除参与援救中欧犹太难民外，主要是展开反法西斯斗争和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多次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抗议纳粹德国屠杀犹太同胞。多次冲击德国纳粹分子在上海举行的庆祝活动。在领导中欧犹太难民特别是波兰犹太难民对日本当局建立犹太难民隔离区计划进行抵制和斗争。不少锡安主义者直接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事活动和情报工作。1941年，有的贝塔的青年参加英军对日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上海锡安主义组织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外交上、物资上、军事上积极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家。1947年，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在上海建立伊尔贡分部。4月22日，大约有8000名犹太人在虹口汇山公园聚会，追悼被英国处死的4名伊尔贡成员。为争取中国政府在联大上对犹太人的支持，上海锡安主义团体致信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巴勒斯坦阿犹冲突问题和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作说明，要求得到同情和支持。1947年7月4日，中国立法院长孙科复信给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朱迪丝·本一埃利泽，表示继续孙中山的政策，给予锡安主义运动以同情和支持，并祝锡安主义运动成功。中国政府在随后11月举行的联大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也由原定计划投反对票，改投弃权票。巴勒斯坦地区分治决议通过后，上海锡安主义者举行庆祝活动，贝塔组织大游行，锡安主义组织也在犹太俱乐部举行庆祝大会。同时，上海锡安主义者还筹备物资和输送人员，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锡安主义运动。1947年，裘火维特斯基来沪为哈加纳军队筹集捐款。1948年1月，上海锡安主义者在两周内筹集10万美元，用以购买武器，支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上海锡安主义聚会上海犹太俱乐部庆祝。马吉特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斗争》等报载文祝贺。阿以战争爆发后，向巴勒斯坦输送人员和军事物资。1948年秋，上海贝塔和伊尔贡组织派2批青年骨干到巴勒斯坦参加战斗。分别由塞穆尔·穆勒和阿里耶·马林斯基率领。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本一埃利泽试图通过一些中国朋友、在中国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犹太人莫利斯·科亨（中文名字马坤）的关系与中国军方合作，购买武器和运送人员。随大批上海犹太人离沪，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力量日益削弱。1948年，许多锡安主义领导人离沪赴以色列，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几乎停顿，上海解放后结束。
租界管理 上海塞法迪犹太巨商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中一直占有不少的席位，发挥较大的影响。清光绪十三至二十七年，哈同担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光绪二十六年起，又担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并任英国驻华法庭陪审员。安诺德兄弟都当选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H.E.安诺德还担任工部局总董。摩西、E.A.沙逊、葛培、约瑟夫等先后担任过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迈耶、斯波尔曼等先后担任过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介入中国政治 上海塞法迪犹太巨商介入中国政治，在中国政坛寻求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并试图通过这种政治关系影响中国政府的有关决策，以谋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上海锡安主义组织通过加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来影响其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的政策。沙逊家族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及其各地军阀都有贸易上的联系。1926年，新沙逊洋行兼并安利洋行后，多次将大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遗留下来的军火转卖给中国国民政府和四川、广东、奉天等地军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沙逊家族在伦敦和上海分别购买20万英镑的债券和10万元统一公债，并对铁路等行业提供实业贷款，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维克多·沙逊每次到华都专程拜会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宋经常派上海海关监督唐海安与维克多·沙逊联系。1935年，中国因美国政府白银政策而导致银元币制危机，准备举借外债实行币制改革时，维克多·沙逊通过伦敦路透社提出“救援上海金融计划”（简称“镑券计划”），试图对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施加影响，以维护其在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利益。计划要求中国继续实行银本位制，将中国货币体制纳入英镑集团范围。
哈同与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保持密切关系。清末，与清王朝结拜过房亲，妻子罗迦陵拜清隆裕太后之母为过房娘，与隆裕太后结为干姐妹，宣统皇帝的弟媳妇又拜哈同为过房爷，清廷授予哈同二等第一宝星、隆重亲公使。辛亥革命后，哈同夫妇还赴北京给干娘拜寿，收留前清湖广总督瑞澂另一方面，哈同又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络，保持接触。通过爱俪园总管黄宗仰，先后与章太炎、蔡元培、孙中山等人建立联系，并予以资助。光绪二十九年春，哈同夫妇捐资500两银元帮助蔡元培成立爱国学社。是年秋，哈同通过黄宗仰出资帮助孙中山出游檀香山，资助出版东京革命刊物《江苏》。1911年上海光复时，哈同捐3万元以接济吴淞军政府。辛亥革命胜利后，哈同主动借爱俪园供革命党人开会议事，并作为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谈场所。1911年，孙中山从欧洲返回上海，哈同派黄宗仰为代表到吴淞码头迎接，并邀请孙下榻爱俪园。孙中山到沪后以爱俪园为第一抵达地。次日，哈同又在爱俪园举行盛宴欢迎孙中山，参加者有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革命党主要成员。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哈同夫妇到南京小住，并请哈同设法借款以应南京临时政府之急。哈同回信感谢孙中山，并希望孙中山及其家人日后到上海能再落榻哈同花园，对孙中山提出的有关以南京的不动产抵押贷款事宜，一定会放在心上，并等有适当的机会加以解决。孙中山卸任临时总统后，到沪住爱俪园，所住之处被哈同夫妇命为仙药窝。孙中山离开上海之际，统一党假爱俪园欢宴孙中山。会后哈同夫妇招待孙中山及其女儿，并合影留念。孙中山南下护法需要费用，哈同表示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中山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次日，哈同夫妇宴请孙中山夫妇，提出向孙中山提供经费，孙中山提出以贷款形式，哈同认为要作捐款，一二日后托曹亚伯带去5袋现钞。哈同还与各地方军阀和官僚互通声息，频繁往来。经常邀请上海及各方军阀、官僚和帮会头目到爱俪园游宴，联络感情。与几任淞沪军使杨善德、卢永祥、何丰林等常有来往，关系密切。其他一些上海犹太人也与中国政府往来密切。安诺德兄弟为清廷筹集借款100万镑，以向日本支付甲午战争的赔款。1912、1913年，又为北洋政府3次筹募借款，总计105万镑，利率6分。1926年5月9日，上海绅商在索福家族的新康花园宴请孙传芳，索福兄弟也出席。
反法西斯斗争 上海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同时，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斗争。1925年，犹太裔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Hans Shippe）到中国，1926年在广东为北伐军国际宣传部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租界成立由外国人参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文件的学习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与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取得联系，安排国际友人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秋，汉斯·希伯由上海赴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在国外发表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并以个人友谊关系致电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1941年3月，介绍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由上海赴苏北盐城参加新四军，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称为参加新四军的第一位国际友人。罗生特以其高超娴熟的医术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深受好评。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任卫生部长，成为在军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1939年1月，奥地利医生傅莱作为犹太难民逃到上海，不久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1944年以后调延安，建立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不少上海犹太人加入中国军队。大批犹太难民前往重庆或昆明，参加军队的抗战。德国犹太人威廉·迈因策尔担任高级医官。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朱迪丝·本一埃利莎为中国军队传送抗日情报。苏联犹太人柯尼希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美国犹太人伊罗生、波兰犹太人爱泼斯坦等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的抗日斗争。
五、文化活动
近代来沪的塞法迪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中东欧犹太难民及其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也十分丰富，多姿多彩。在上海建立学校和医院，创办报刊和剧社，举行音乐会和绘画展，进行各类文化活动，对上海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近代犹太人的各类活动极大丰富近代上海的文化内容。在犹太俱乐部演唱的意第绪语歌曲，朗诵的意第绪语台词或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是上海第一次出现的意第绪语表演。大批犹太艺术家到沪演出，上海文艺舞台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万紫千红的盛况。犹太人在上海创办的众多报刊促进近代上海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上海出版物的语种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广泛。上海犹商兴建的各种建筑，为上海的近代建筑文化增光添彩。上海犹太餐馆、食品极大丰富上海的饮食文化。犹太教徒在上海的宗教活动，如犹太会堂建立、犹太礼拜的仪式、犹太教育的实施、犹太节日的纪念、犹太教典籍的刊印等等，充实近代上海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容。
犹太人为近代上海、中国引入一些西方科学文化。奥地利医学家，精神分析学创立者弗洛伊德的学生韩芬长期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主任和上海中山、仁济、公济等数家大医院的神经科主任，率先将精神分析法系统介绍到中国。德国犹太人沃尔夫冈·弗兰克尔在上海工部局乐队中任中提琴手，在国立上海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将奥地利犹太音乐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阿诺德·勋伯格的和声体系和瑞士音乐理论家恩斯特·库尔特线条对位理论第一次介绍到中国。
犹太人为近代上海的文化发展培养一批人才。近代上海犹太人在上海各大高等院校执教，培养一大批中国学生，其中有不少成为推进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各类人才。中国精神病医学的创始人之一粟宗华受益于韩芬，上海精神病界的不少知名医师都是她的学生。上海国立音专小提琴组主任富华教授培养戴粹伦、陈又新、徐锡绵等优秀小提琴家。知名钢琴家傅聪受教于犹太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小提琴家谭抒真、陈宗晖、毛楚恩，钢琴家范继森、李民强等得到过德籍犹太音乐家、上海国立音专教授卫登堡的指导。教授丁善德、瞿希贤、桑桐、汤正方等受教于弗兰克尔和许洛士。哈同聚集一批有才华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提供优越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向王国维提供其收集的800多片甲骨，为徐悲鸿提供各种帮助。
教育卫生事业 初期，上海犹太人为保证犹太社区的儿童能够受到犹太教育和世俗教育，塞法迪犹商沙逊聘请私人教师授教。光绪二十六年，舍里特·以色列会堂建造，塞法迪犹商亚伯拉罕和沙乐们捐资在会堂附设犹太学校，后为上海犹太学校。1932年，上海犹太学校迁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拉结会堂边，塞法迪犹商霍瑞斯·嘉道里出资新建2层宽敞校舍，有教室8间以及图书馆、实验室。亚伯拉罕担任校董事会主席，聘请拉结会堂的非正式拉比门德尔·布朗兼任校长。教学偏重文科。圣经、希伯来语教学放首位，还开设英语、汉语等语言课以及英文速记打字、木工、缝纫等应用技能课。一般犹太家庭乐于将子女送到这所学校学习。学生常年约250人，20世纪40年代初因大量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增至650人。巨商大多将子女送到工部局学校或美童学校学习。1938年6月，又在虹口犹太难民集中的荆州路建上海犹太青年学校，1942年1月迁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627号，霍瑞斯·嘉道里主办，露茜·哈特维希任校长。学校专门吸收犹太难民子女就近入学，有2所幼稚园和9个年级，教师17人，学生600余人。另设为14岁以上的学生几个进修班。课程设置基本上以传授世俗教育为主，英语为课堂语言，青年宗教仪式在周五傍晚举行。学校的教育水平较高。1949年，与国外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学生参加剑桥高级考试竞赛，取得优异成绩。后有9名学生被保送到美国继续学习，其中7人读完大学，各有2名分获化学、数学博士，1名分获化学、生物学学士，1名在神学院毕业后成为拉比。
上海犹太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主要到国外读大学或进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德籍犹太汉学家维利·唐创建类似犹太人民大学的组织亚洲问题研究会。有60名教员，讲授世俗课程和犹太课程，包括16种语言和人文学科、其他各类学科的课程。通常有10多人所讲，在册学生有730人。
1941年4月，犹太人，德国教育家伊斯马·弗雷辛格创办费雷辛格中小学，有4名教授，课程设置比上海犹太青年学校更适应犹太人的需要，学生约100～150人。舞蹈家和芭蕾大师尤斯图斯-凯尔-帕斯夸尔创办舞蹈学校，威廉·德曼创办格锐格商学院，亚历山大夫人等创办几所幼稚园。
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注重世俗教育，犹太教育水平较低。20世纪30、40年代，大批犹太难民到沪，难民中的正统派犹太教徒需要严格、正规的犹太教育。在阿奇肯那齐拉比的帮助下，1939年12月创办宗教学校塔木德经文学校。提供较为扎实的犹太教育，午后上课，最多时学生300人。还在虹口和法租界设分校。又设立初级宗教学院和雅各之子女校。知名的密尔经学院整体逃离纳粹德国到上海后，全体师生坚持在上海阿哈龙会堂继续教学和学习，每天诵读《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
上海塞法迪犹商哈同倾心中国传统文化。1915年，在爱俪园创办仓圣明智大学，附属中学和高级小学，教学注重中国文字、四书五经和宗教课，姬觉弥任校长，王国维、罗振玉等一批中国知名学者任职、研究，向学生提供学费、膳费。开办仓圣明智女学，教学重点是女子师范，学习内容有国文、修身、算术、体操、英语、理化、地理等，在上海有影响，与中西女中、圣玛丽亚女中、爱国女中等名校并驾齐驱，互相媲美。
不少上海犹太人被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音专、沪江大学等聘为教授。奥地利犹太人范尼·吉泽拉·哈尔彭，汉名韩芬，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精神分析法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1933年，应国立上海医学院之聘到沪任教，后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系主任，开设精神学和神经学课程达10余年。音乐指挥、意大利犹太人富华，知名音乐家、德国犹太人卫登堡，知名作曲家、德国犹太人沃尔夫冈·弗兰克兰和尤利乌斯·许洛士，奥地利俄罗斯犹太音乐家品维钿夫人、黎夫雪、亨利·马可林斯基、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等在上海音专任教。富华担任小提琴组主任。奥地利犹太音乐家伊达·哈尔彭应聘担任沪江大学教授。奥地利犹太汉学家罗逸民在震旦大学教授德语。
光绪四年，美籍犹太人、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购买80余亩土地，以10万美金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入女传教士费马利等创办多年的培雅学校和度恩学校，成为圣约翰书院，自任监院。引进近代西方教育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冲击。1912年，美籍犹太人兰金任东吴大学第二附中校长。1915年9月3日创办东吴法科（The Con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1927年春法科扩充为东吴法学院。培养大批律师，上海律师界出现“东吴派”，与“英美派”分庭抗礼。
上海犹太人重视卫生保健。1929年，上层塞法迪犹太人建立犹太圣裔社，序号1102号。1934年2月，开设诊所，发展成为圣裔社医院，院址浦石路（今长乐路）514号，院长I·施坦因曼，后得到嘉道里家族资助，1942年迁毕勋路（今汾阳路），改为上海犹太医院。有床位60张，外科手术室1室以及X光机、电疗机、高压灭菌机等其他辅助设施，环境幽雅，医院由荣誉董事组成的董事会领导，董事长艾萨克·克利洛维奇·卡根，副董事长西蒙·利伯曼，院长俄罗斯犹太人斯坦曼。医护人员大多是俄罗斯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护士长维拉·历山大罗芙娜、会计师库巴·克罗宁伯格均是俄罗斯犹太人，外科医生马库斯、海尔博恩、外科和妇产科医生布伦戴尔兄妹、住院医生克林格博士等来自德国。
上海犹太巨商还捐钱在公济医院（今第一人民医院）和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设置犹太病床，建立中山医院皮肤病防治所。艾里·嘉道里资助颜惠庆建立上海第一个专门胸科医院澄衷医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犹太人在虹口每个收容所设立门诊间，建立3个医院。其中一所难民医院和一所产科医院设在华德路的第一难民营，隔离病院设在兆丰路收容所。设备简陋，医生工作认真热情。难民收容所几乎没有发生过传染病和流行病。
有的上海犹太医师还在公济医院、宏恩医院等知名医院任职，或开设私人诊所。韩芬先后在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公济医院、同仁医院、仁济医院等大医院兼职，担任神经科主任等职，专任上海普慈疗养院医务部主任。德籍犹太人皮米担任澄衷医院肺科主任。
文体艺术活动 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办报纸、出刊物、建电台，组织剧团，成立乐队，举行音乐会和体育比赛。
新闻出版事业。上海犹太人办众多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光绪三十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创办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eal's Messenger），作为协会的机关报。其他报刊还有《我们的生活》（Our life），英文、俄文、意第绪文周刊创办于1941年5月，创刊人为D·拉宾诺维奇，最初只有俄文版，1942年6月增出英文和意第绪文版。《上海周报》（Shanghai Woche），德文报纸。1939年3月30日创刊，主要报道世界政治新闻，也报道本地新闻和侨民新闻。沃尔夫冈·菲舍尔主办，期发行量1000份，单价1角。《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又称《上海犹太记事报》，德文报纸。1939年5月，周报改为日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在沪日军当局允准继续出版发行的唯一一张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上海回声报》。奥西·莱温任主编。社址江西路汉密尔顿大厦122号，发行量3000份，单价3角，部分销欧洲。1949年上海解放结束，为上海历时最长的德文犹太报纸。《黄报》（Die Gelble Post），德文月报。心理学家A.J.施托福尔创办。以介绍文化活动为特点，也刊载政治新闻和本地新闻。反纳粹，有社会主义倾向。1939年10月，改周报，1940年3月改日报，成为《上海犹太早报》最具竞争力的对手。社址香港路117号，期发行量2000份，单价4角。《八点钟晚报》（S-uhr Abendblatt），德文晚报，沃尔夫冈·菲舍尔发行。《论坛》，德文周刊，1940年创办，德雷菲斯和库特·莱温主编。《灯笼》，德文周刊，1940年创办，海因茨·甘特尔主编。《犹太简讯》，德文周刊。中欧犹太协会主办，菲利普·科恩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犹太之音》。在犹太难民被隔离期间，发行者提供免费阅览室。《上海早报》，德文报纸。由《上海犹太早报》编辑弗兰克与英文《大陆报》共同出版发行。报社有诸如弗里茨·费里德兰德、洛泰尔·布里格等众多优秀报人，办报质量较高，被称为“上海难民报业的高峰”。《新时代》，德文双周刊。海因茨·甘特尔和阿方斯·克罗默主办，1945年12月弗兰克接办，改《上海导报》，每日出版。《医学月刊》库特·拉法埃尔主编。《中欧医师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Centrl European Doctors），1939年10月创刊，1942年停刊，医学专业月刊，用德、英、中3种文字刊登医学方面的文章，西奥多·费里德里克斯主编。《我们的世界》（Our World），意第绪周刊，波兰难民的犹太作家报人协会主办。《远东意第绪之声》，意第绪文月刊，上海犹太正教党主办。《言报》，意第绪一英文周刊，西姆乔尼主编。《亚洲评论》（Asiatische Rundschau），德文周刊。1938年12月28日创刊，雷舍任主编。社址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69号，期发行2000份，单价3角。《上海邮报》（Shanghai Post），英-德文周刊。1939年4月30日创刊，原名《华德路消息》。发行人克莱，期发行2000份，单价5分。《横断面》（Querschnitt），德文周刊。1939年7月6日创刊，发行克勒尔，主编亚若。社址汇山路（今霍山路）24号，发行量1000份，单价2角。《犹太呼声》（The Jewish Call），英文月刊，1933年，上海贝塔主办。《托腾》（Totem），英文儿童月刊，上海犹太学校童子军发行，单价1角。《摩天大楼》（Wolkenkratzer），德文周刊，1939年11月1日创刊，发行人埃隆斯特，主编休尔斯坦匝尔。发行500份，单价1角。
1939年5月2日，上海犹太难民开播XMHA电台，用德语广播。每天下午播放一小时系列节目，设音乐文艺、新闻、世界各地和上海犹太人状况专题报道和医疗、卫生、保健等栏目。有时实况转播音乐和戏剧演出。H.列维担任电台主持人。
不少犹太人在非犹太人开办的新闻单位从事经营和编辑报道。宣统三年，美国报人密勒受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委托，创办《大陆报》（China Press）。具有鲜明的美国风格，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急剧上升，20世纪20年代中期期发四五千份。后因经营困难，由英籍犹太人E.埃兹拉收购。犹太人阿瑟·索福和西奥多·索福兄弟先后担任《大陆报》主编，知名记者理查德·I.霍普担任编辑。美籍犹太人伊罗先生在英报任编辑，后主办对外报导中国革命状况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美籍犹太人索称尔斯基1921年1月与上海总商会董事汤节之共同创办《商报》，一度发行量列上海第三位。英籍犹商马立斯担任《字林西报》的老板。大卫·阿拉基创办财经报刊《资本和贸易》，1925年应聘担任中国政府财政部顾问。A.施托福尔和彼得·亚当斯为上海一家英语电台工作，鲁道夫·施莱辛格在一家华语电台。德雷菲斯和汉斯·柯尼希是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
上海犹太人翻印、出版一批犹太教、希伯来文学经典作品和课本。阿齐肯那齐拉比主持一个俄罗斯犹太人的委员会，为一项长期翻印犹太教经典和课本的计划筹措资金。1942年5月第一种胶印的经文小册子《吉廷》出版，最后这项计划印出的书籍近100种。20世纪4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拉比诺维奇在上海创办犹太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肖洛姆·阿莱赫姆等众多知名犹太作家的作品，并译成英文或俄文。20世纪40年代，哈同为整理中国古籍出力颇多，印刷出版广仓学宭丛书、《广仓学会》、《广仓学会杂志》、《广仓学宭演说报》、《重辑仓颉篇》、《仓颉篇残局考释》、《广仓古石录》、《广仓砚录》《广仓学宭古物偶存》等，均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在上海造成较大影响。
上海犹太人广泛参加上海音乐、戏剧活动。知名的音乐家有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汉名法利国，毕业于米兰音专。1921年应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之邀，应聘到沪任乐队首席小提琴、独奏演员，后升任副指挥，1942年出任指挥，还在上海国立音专兼职任教。德国小提琴家爱德勒，获德国伊巴赫奖，到沪后在上海工部局乐队任首席小提琴手。此外，钢琴家汉斯·贝尔和马可林斯基、大提琴家瓦尔特·约阿希姆和温克勒、小提琴家黎夫雪等也都在上海工部局乐队任职。知名作曲家、剧作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1932年到上海。先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后结识聂耳、冼星海，并为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配乐。创作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有舞剧《香篆梦》、歌剧《观音》、取材于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的同名歌舞剧、4部交响曲、3部协奏曲、题献梅兰芳的女声独唱曲《柳堤岸》、以《诗经》和唐诗谱乐的歌曲等。1945年11月25日，《孟姜女》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在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等美军将领观看演出，并邀请剧团到美国演出。1946年3月，《孟姜女》再度上演，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和各国驻华使节、文化参赞、武官等出席观看，获得一致好评。
美术。1930年，奥地利犹太画家希夫到中国，在上海生活20年，创作众多反映近代上海人民生活的优秀美术作品，描绘近代上海的世态万象。德国犹太画家白绿黑创作以水彩画和木刻为主，在上海多次举办过个人作品展。1943年5月，上海犹太人画家举办第一次联展，展出14名画家的作品，绘画集中表现上海犹太人生活和上海世象。
电影艺术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犹太导演贾克·佛莱克和法国犹太导演露薏丝·佛莱克夫妇在上海执导民华影业公司和大风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世界儿女》，成为第一次执导中国影片的外国导演。
文学戏剧创作。上海犹太俱乐部内设有文学小组埃尔哈卡社，每周都举办星四聚会。文学小组旨在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发挥才能。久居上海的难民作家马克斯·布兰德-布克夫策尔、马克斯·西格尔堡以及合作撰稿的E.恩格尔D.格伦创作众多剧本，在上海舞台演出。
上海犹太人在上海成立众多文艺组织和演出团体。奥托·约阿希姆在上海组织犹太乐队。玛吉特·兰格-克莱曼创办女声合唱团。中欧难民中的艺术家成立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团结犹太艺术家，组织演出，增进福利。难民中的音乐家成立上海音乐家协会。中欧犹太难民建立鲍里斯·萨皮罗剧团。波兰犹太难民中意第绪语演员成立意第绪语剧团，经常举行演出。难民画家创立犹太画家和美术爱好者协会，有64名画家及其朋友加入。
上海犹太人在上海经常举行各类演出。1939年，弗克兰·沃尔夫马尔的《大利拉》，轰动一时。难民总共上演60多部德文戏剧，看家戏有萧伯纳、斯特林堡、莫尔纳、霍夫曼斯塔尔的知名戏剧，以及根据本地剧作家手稿而演出的新戏。意第绪语剧团将一些意第绪语名著搬上舞台，有戈登《米赖勒·埃夫罗斯》《未来的幸福》和肖洛姆·阿莱汉姆《卖牛奶的台维》改编的戏剧。犹太音乐家在犹太俱乐部和跑马厅总会举行音乐会。声乐歌唱家罗丝·阿尔巴赫-格斯特尔、玛吉特·兰格-克莱曼、埃尔温·弗里泽尔等上演《风流寡妇》《蝙蝠》《卢森堡伯爵》等小歌剧。一些犹太艺术家也到上海演出。20世纪30年代，有俄罗斯小提琴家亚沙·海斐茨、波兰小提琴家西蒙·戈德伯格、俄罗斯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和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波兰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基和伊格纳茨·弗里德曼等等。
体育活动。1912年，上海犹太人建立犹侨体育协会（简称JRC）。30年代，随中欧犹太难民大量涌入，包括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拳击手和一些专业足球运动员到沪，上海犹太社区体育活动更显活跃。上海犹侨体育协会主办马卡比节比赛、足球联赛、青少年联赛等体育比赛。马卡比节比赛是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有田径、足球等项目，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体育活动。足球联赛每年举行一届，参赛队十分踊跃，巴塞罗那队和上海犹太早报队等大部分球队得到商人资助。中国和其他外侨球队也时常参加，观众多达数千。体育协会组织球队，代表犹侨参加上海足球联赛。此外，上海犹太人还成立拳击队、手球队、网球队、乒乓球队、体操队、曲棍球队、国际象棋队等。
犹太名人与上海 2名世界犹太文化名人知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因斯坦和玻尔先后访问上海。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途中，顺道抵沪访问，在汇山码头起船。当天下午，日本改造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和《每日新闻》特派员村田陪同爱因斯坦乘车浏览南京路等市容，游览城隍庙、豫园等地。晚上，上海文化界假画家王一亭住宅为爱因斯坦夫妇举行欢迎会，共进晚餐。11月31日，爱因斯坦夫妇结束访日，回国途中再次抵沪访问。在上海逗留一个多月。1923年元旦，爱因斯坦在工部局礼堂作有关相对论的演讲，参加犹太青年协会和探索社联合主办的相对论座谈会。当天下午，上海犹太宗教公会为爱因斯坦夫妇旅沪举行招待会。上海犹太社区的名流大多出席，爱因斯坦介绍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情况，支持锡安主义。上海各大报刊竞相报道。12月25日《东方杂志》出版爱因斯坦号，刊登10篇介绍性论文和爱因斯坦夫妇的合影照片。1937年春，原子物理学家、1922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丹麦籍犹太人丹尼斯·玻尔及夫人、儿子作世界旅行，访问美国、日本等国后于5月20日抵达上海，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和讲学。《申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跟踪报道玻尔夫妇的访华旅程，1937年5月20日，《申报》载文称“玻尔教授对于近代原子物理学、量子学及光谱学有超异之贡献。……故为全世界学者所景仰，今幸翩然莅华，实极为难得之机会。”5月21日下午3时，玻尔在交通大学工程馆大讲堂演讲原子核。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商请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转播。
六、人物
沙逊家族，沙逊家族早先是巴格达地区的首席财政官，后为逃避当地的反犹狂潮迁移到印度孟买，并在那里重振旗鼓。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后，大卫·沙逊在上海设立了沙逊洋行上海分行，积极开展对华贸易。同治三年大卫·沙逊病故后，次子伊莱亚斯·沙逊于同治十一年自立门户，建立了新沙逊洋行，并逐渐取代老沙逊洋行，成为沙逊家族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代表。随后，伊莱亚斯的长子雅各布爵士长期坐镇上海，鼎力发展在华业务。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其侄维克多继任新沙逊洋行之总管，除继续发展进出口贸易外，还大力投资房地产和工业，使沙逊家族财富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成为上海滩上首富。二战结束后，沙逊家族将大量资产转移出上海，并将新沙逊洋行总部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塞拉斯·阿隆·哈同，1851年生于巴格达，1873年随着大批来东方“掘金”的塞法迪犹太人来到上海。他先在老沙逊洋行看门，业余时间经常琢磨上海的房地产，用积蓄购进了南京路黄金地段的许多地皮，后因地价暴涨，成为百万富翁，房地产巨头。哈同醉心中国文化，并娶中国女子罗迦陵为妻，还专门为她建造了爱俪园。哈同一人身兼英、法租界当局董事，与中国社会各界也关系密切，因此，在上海滩上很有影响力。
嘉道理家族，伊利·嘉道理在自立门户之前也是沙逊洋行的职员，后合伙创办了香港第一家经纪行，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11年后，他在巩固香港业务的同时，积极向上海拓展，在成功重组了大批濒临破产的橡胶公司后，遂将公司总部迁到上海。后来他的次子霍瑞斯也到上海协助父亲。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嘉道理家族在地产、电力、煤气、建筑、橡胶等业获得巨大成功。嘉道理家族还热心社区事务和公益活动，伊利·嘉道理曾积极资助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并长期担任主席。此外，他们在上海捐建了多所学校和医院。
亚伯拉罕家族，在上海早期对外贸易中颇有影响的塞法迪犹商家族，进入20世纪后，实力有所下降。然而，亚伯拉罕家族一直是犹太社区的积极分子，D.E.J.亚伯拉罕曾长期担任上海犹太社区协会会长和上海犹太圣裔社社长。此外，他还与S.J.所罗门一起发起成立“救援中国犹太人协会”。
埃兹拉家族，早年积极进行贸易活动，后大规模从事房地产经营，在租界里开发了新康里等成片高档住宅，还是百老汇大厦等饭店的董事。埃兹拉家族也是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中有影响的家族，E.I.埃兹拉曾任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的秘书长，N.E.B.埃兹拉由长期担任协会司库，《以色列信使报》主编。
所罗门家族，著名的塞法迪犹商集团，主要从事贸易活动。S.J.所罗门除了经商，还是社区内受人尊重的《塔木德》学者。他积极参加锡安主义运动，担任了上海“犹太民族基金会”名誉秘书。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基金会在他去世后，募集资金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种植了100棵纪念树。
托依格家族，颇具实力的塞法迪犹商家族，同时也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R.E.托依格夫人1928年接替嘉道理担任锡安主义协会主席，并应邀出席了次年在南京孙中山陵柩安放仪式。1949年后，托依格家族和亚伯拉罕家族留在上海照管塞法迪社区。
海亦姆家族，塞法迪犹商集团，与沙逊家族关系十分密切。E.海依姆在沙逊家族的许多企业，如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英商电厂公司、会德丰轮船公司中担任董事，还是沙逊家族在股票市场的主要代理人。
索福家族，主要从事房地产经营的塞法迪犹商家族，在霞飞路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建造了许多里弄和花园住宅，其中最著名的是索福花园。
安诺德家族，著名英国犹商集团。咸丰四年，德国犹太人J.安诺德和P.安诺德兄弟与德商卡贝尔格在上海创办了德商瑞记洋行，主要从事军火、木材、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在上海商界极为活跃，一战时被作为敌产没收。战后，安诺德家族的下一代，已改入英国籍的H.E.安诺德和C.H.安诺德兄弟收回瑞记洋行资产，并在香港重新注册，改为英商安利洋行，总部设在上海，业务分布在全中国，除了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还通过资产运作控制了一些企业。后由于经营不善，被新沙逊洋行兼并。安诺德兄弟曾担任过工部局的总董，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马易尔，丹麦犹太人，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创办慎昌洋行，主要从事纺织品贸易。后逐步扩展到贸易与实业并举，并成为美国奇异电器公司在华独家代理。1915年7月，慎昌洋行改组为美国股份公司，成为摩根财团下属公司。公司改组后，集中力量将贸易重点放在进口工业和交通领域的产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级工贸大企业，在旧中国很有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外孙白慕申1994年担任了首任丹麦驻上海总领事，1995年又出任驻华大使。
米歇尔·斯皮尔曼，丹麦犹太人，来沪后先在俄华道胜银行工作，后成为上海滩上著名的金融家。二战期间担任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主席。
斯塔尔，美籍犹太人，宣统三年在上海开办了美亚保险公司，经过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赫赫实力雄厚的保险业巨头，业务遍及中国、东南亚和美国，为友邦保险公司的前身。
格利高里·克莱巴诺夫，俄国犹太人，著名的皮草商人。早年在黑龙江、内蒙一带经营皮货致富。后到上海发展，在静安寺路开设了著名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又在静安寺路和霞飞路开设了两家分店，成为上海滩上著名的经营中高档皮货的商店，是上海最大的外侨商号之一。克莱巴诺夫还是上海犹太总会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拉比梅厄·阿奇肯那齐，1883年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学者，属犹太教哈西德派中最为正统的卢巴维奇派。1925年应邀从海参崴来沪担任摩西会堂的拉比。后长期担任上海犹太教首席大拉比，成为上海犹太人的精神领袖。
戴维·拉宾诺维奇，俄国犹太人，在上海俄国犹太人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主编，而且还于20世纪40年代创办了犹太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许多著名犹太作家的作品。此外，他还长期担任犹太总会理事和文艺小组负责人。
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20世纪30年代波兰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与波兰犹太经学院师生一起逃到立陶宛，后经苏联到日本。1941年以犹太办事处代表身份来到上海，救助仍滞留立陶宛和在日本的犹太难民来沪。以色列国成立后，他成为全国宗教党领导人。1962年至1974年任以色列宗教部长。
露茜·哈特维希，上海嘉道理学校校长。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欧洲犹太难民的教育付出了很多心血，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鲍里斯·托帕斯，上海俄国（阿什肯那齐）犹太社会领导人。
朱迪丝·本-埃利泽，父母系俄国犹太人，出生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积极参加上海锡安主义青年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后成为该组织负责人。日军占领上海后曾为抗日地下组织做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积极投入创建以色列国的工作，1947年7月4日，她曾收到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的来信，信中孙科对其父中山先生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表示赞同。
奥西·列文，上海德文犹太刊物的杰出编辑，上海欧洲犹太艺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德奥犹太人的领导者和活动家。1939年，他创办了《上海犹太早报》（1945年11月后改名《上海回声报》）。该报是上海历时最久的德国犹太人报纸。此外，他还主编有《上海年鉴1946-1947》，其中详细介绍了上海犹太社团的情况。
里昂·伊路托维奇，波兰犹太人，曾作为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组织选出的代表参加了第22次世界锡安主义者大会。
索科尔斯基，美籍波兰犹太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胡适同学。1918年来华，后任上海美国同学会顾问。1928年任《远东时报》副编辑。此外，他还试图恢复“救援中国犹太人协会”。
伊萨多·马吉德，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之一。1949年，以色列曾任命他为驻上海名誉领事。
耶契尔·多贝基勒，20世纪40年代上海犹太工党的领导人之一。
摩西·尤瓦尔，他是第一位由以色列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于1948年12月抵沪，为上海犹太人发出了7000张去以色列的签证。
维利·唐，著名犹太学者，上海亚洲研究会的创始人，他一生献身于成人教育事业。
罗森比斯，波兰犹太工匠，后成为国际犹太人“培训就业组织”（ORT）中央局委员。二战时避难上海，代表ORT在上海犹太人中开展就业培训。
A.J.施托福尔，著名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心理学家。20世纪30、40年代作为欧洲难民来到上海，并创办了《黄报》。该报曾被认为是亚洲最出色的周报之一。
范尼·吉泽拉·哈尔彭，汉名韩芬，奥地利犹太人，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德的学生。1933年，应国立上海医学院之聘来沪任教，后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系主任，开设精神学和神经学课程达10余年。她还先后在中山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兼职，担任神经科主任等职。
罗逸民，奥地利犹太汉学家，震旦大学德语教授，参加了《德华标准大字典》的编辑工作。
施约瑟，美籍犹太人，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始人。他生于立陶宛，童年时代受教于犹太拉比，后赴美国，改信基督教。光绪四年底，他在苏州河边的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购买了80余亩土地，以10万美金兴建了圣约翰书院，自任监院，为近代上海引入了现代西方教育体系。
兰金，美籍犹太人，东吴法学院创始人。1912年，兰金出任东吴第二附中校长，后将之改为法律专科。1927年春，法科扩充为东吴法学院。东吴法学院为近代上海和中国培养了大批律师，上海律师界由此出现了所谓“东吴派”，与原有的“英美派”分庭抗礼之势。
花之安，德籍犹太人，1839年生于科堡，在基督教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方面有一定的影响。1864年他加入了德国基督教礼贤会，并被派到中国广东地区传教。后加入了同善会，并从广东搬到上海，专门从事著述和传教工作。
爱因斯坦，世界著名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22年11月和1923年1月，爱因斯坦两次访问了上海，受到上海各界和上海犹太社团的热烈欢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抵达上海时，爱因斯坦才获知自己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奖。在沪期间，爱因斯坦作了有关相对论和锡安主义运动的演讲。爱因斯坦的访沪影响很大，上海各大报刊纷纷作了报道和介绍，其中《东方杂志》还出了专号。
尼尔斯·玻尔，世界著名犹太裔丹麦原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1937年5月，他和夫人玛格丽特、次子汉斯·玻尔在环球旅行中，应国立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联合邀请，访问了中国。在上海期间，玻尔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工程馆大讲堂举行学术演讲，题目是“原子核”。为满足市民听讲需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还请上海广播电台将玻尔教授的演讲用无线电传播。
阿龙·阿夫夏洛莫夫，著名犹太作曲家、剧作家。1894年生于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932年来上海，先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后结识了聂耳、冼星海，并为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配乐。阿甫夏洛穆夫一生写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轰动、影响最大的是歌剧《孟姜女》。
雅沙·海菲茨，1901年2月2日出生在立陶宛维尔恩市一个热爱音乐的犹太人家庭，后成为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被誉为20世纪美国独奏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两颗巨星之一。20世纪30年代曾来上海演出。
富华，意大利犹太人，著名小提琴家及指挥。他曾担任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小提琴手和指挥，对乐队的发展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约阿希姆兄弟，德国著名音乐家，20世纪30年代避难上海。哥哥奥托·约阿希姆擅长中提琴，并从事创作，著有《亚细亚》交响诗等曲。弟弟瓦尔特·约阿希姆则以大提琴见长，来沪后担任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员，还在国立音专任教。1949年后，兄弟俩移居加拿大，曾分别任蒙特利尔交响乐队首席中提琴和大提琴手。
爱德勒，德国犹太小提琴手，曾获伊巴赫奖。来沪后任上海工部局乐队首席小提琴手，也常以独奏者的身份，与乐队合作演出小提琴协奏曲。
维腾贝格，原德国皇家歌剧院首席小提琴手。1939年流亡到上海，在虹口地区教琴。新中国成立后，谢绝了美国方面的多次邀请，留在上海，除继续收私人学生外，还在国立音专任教，曾任小提琴组组长。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亨利·马可林斯基，俄国犹太钢琴家，除在音专、沪江等校任教外，还常以客座身份指挥工部局乐队。是他首次将俄罗斯民族乐派奠基人格林卡的传世之作《伊万·苏萨宁》介绍到上海。他的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尤利乌斯·许洛士，德国犹太作曲家。他曾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获释后于1938年来上海。1947年到国立音专任教，在作曲系教赋格、配器和作曲。他还创作了著名的《中国狂想曲》，交积极将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
埃尔温·马库斯，奥地利犹太音乐家，专攻音乐学。1938年来上海，曾在大歌剧团和国际合唱团任指挥，并在国立音专任教。
沃尔夫冈·费兰克尔，生于柏林，职业为法官，但业余时间十分爱好音乐。他曾在柏林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钢琴、乐理。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上海后，担任了工部局乐队中提琴手，还在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将奥地利犹太音乐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代表人物勋伯格的和声体系和瑞士音乐家库尔特的线条对位理论首次介绍到中国。
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犹太钢琴家，1916年生于哈尔滨，曾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后来成为优秀的钢琴家和钢琴教师，在母校授课，也教私人学生。中国最早在重要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就是她的得意门生。《傅雷家书》中有这方面的记载。
弗里德里希·希夫，奥地利犹太画家，汉名许福。1930年毕业于维也纳造型美术学院。不久来到上海，用自己的笔墨记载了老上海的市井风情。1933年，他回到维也纳，向西方观众展示了他在上海的作品，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回到中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为胡适等中国文化名人作肖像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冒险在上海举办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画展，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
白绿黑，德国犹太画家，擅长版画和水彩画。二战期间避居上海，曾在南京路上海画廊举办过个人画展，颇受欢迎。
汉斯·希伯，波兰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1925年来华，后长期生活在上海，从事写作，并在外国人中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此，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941年10月，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一个多月后，不幸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爱泼斯坦，波兰犹太人，早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后成为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只身留下，积极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大力协助宋庆龄等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44年6月，爱泼斯坦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代表团，北上延安采访，为《纽约时报》撰写了许多反映陕甘宁边区情况的文章。他曾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魏璐丝，奥地利犹太人，1932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次年来上海。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她积极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向南京国民政府的请愿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又参与创办了英文报纸《成都新闻》，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此外，她还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做一些抗战工作。
罗生特，奥地利犹太人，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1939年因遭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任卫生部顾问，成为参加新四军的第一位国际友人。1942年，他加了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专赴山东为罗荣桓治病，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被人们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在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成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医务职务最高的外国友人。
傅莱，奥地利犹太医生。1931年因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临时传染病医院工作。后北上参加了八路军，任平西根据地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并参加了“反扫荡”战斗。1944年，调往中国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和内科教学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生产粗制青霉素的实验室，解决了部分药品短缺问题，为此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沙博理，美国犹太人，执业律师。20世纪40年代来上海，与进步作家、演员风子结为终身伴侣，并逐渐投身于中国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以美国律师身份作掩护，向解放区运送药品。他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办公室，一度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点。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外文出版局英文专家，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莫利斯·科亨，加拿大犹太人，曾任孙中山的副官，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早年他曾在上海居住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走各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后在香港被俘。出狱后，他仍然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寻求国际支援。1949年后，他又成为新中国的好朋友，多次应宋庆龄之邀来中国访问。
威廉·迈因策尔，德国犹太医生，也是避难来沪的难民，后离上海参加中国军队，担任过高级医官。他与中国护士结婚，战后双双移民以色列，现在他的夫人仍生活在以色列海法。
汉斯·柯尼希，德国犹太人，二战时担任塔斯社上海分社记者，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后来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
伊罗生，美籍犹太人，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毕业后不久，来到上海，在《大美晚报》和《大陆报》任记者、编辑。后受共产国际委托，帮助中国共产党工作，于1932年1月13日创办《中国论坛》，热情介绍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他成为同盟中央执委中唯一一位外国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