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坐瓜后多远掐尖: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是谁—许嘉利的博客—强国博客—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是谁

最近在《无尽的爱纪念网》看到一种说法，称刘清扬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根据张申府的回忆材料，刘清扬是在法国经张申府的介绍入党的，时间为1921年初。刘清扬的入党时间，确实比较早，是中共早期党员，这是毫无疑义的（刘清扬，1894年—1977年，回族，原籍天津，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向警予（1895年—1928年，原名向俊贤，土家族，湖南省溆浦县人，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9年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1921年底回国不久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

       因为时间久远，资料缺乏，在上述话题上会有彼此不尽相同之处，因此我对此比较留心（谈不上研究）。昨天，我在网上看到北京西城报2011-06-17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文章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叫缪伯英（1899—1929），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1929年10月病逝于上海宝隆医院（今仁济医院）。从1919年9月到1924年5月，缪伯英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了近5年，期间主要活动在西城，曾担任中共西城支部书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和中国劳动组合部秘书等职。1920年11月，缪伯英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首批团员。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里吸收了她和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优秀团员加入。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的第一名女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我觉得北京西城区党史办的研究文章是比较翔实的，很有参考价值，所以我把他们的研究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一文连同图片转载于下，大家看后会有收益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

北京西城报    2011-06-17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缪伯英的丈夫——何孟雄

1921年，缪伯英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第七人缪伯英）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代表。1899年10月她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1929年10月病逝于上海宝隆医院（今仁济医院）。她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求真理，坚信共产主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不已。从1919年9月到1924年5月，缪伯英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了近5年，期间主要活动在西城，曾担任中共西城支部书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长和中国劳动组合部秘书等职，留下革命的足迹。
    1919年7月，胸怀远大理想的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在今鲁迅中学）理化系，踏上人生旅途新的征程。五四运动后的北京，青年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各种团体活动频繁，呈现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女高师的同学们刚刚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李大钊、鲁迅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导下，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缪伯英进入女高师后，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广泛阅读社会科学刊物，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学生活动。不久，在北京大学组织的同乡会上，她认识了何孟雄、邓中夏等一批热血男儿，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寻求救国真理。为此，缪伯英暂时中断了女高师的学习，和女高师的钱初雅、何深瑗、韩德浩等十几位学生组成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秉承“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虽然工读活动以失败而告终，但缪伯英仍然坚持自己不懈的追求。她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并成为他的学生，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经常向李大钊当面请教问题。1920年3月，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加入李大钊倡导组织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主持妇女协会的工作。在研究会里，她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籍，探讨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同时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她接受李大钊的委托，经常把马列主义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们的手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0年11月，缪伯英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首批团员。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里吸收了她和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优秀团员加入。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的第一名女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
    1921年下半年，西城地区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西城支部成立了，这个支部的成员是来自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缪伯英任书记。她一面学习自己的专业，一面积极从事党的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921年底，党组织安排她与何孟雄、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一道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当她得知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后，毅然买掉自己的衣物为支援罢工的同志筹措活动经费，创造条件完成党的任务。
    1921年秋，缪伯英与志同道合的何孟雄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这个新家庭的住所成为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站，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在这里住过。陈独秀取道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就住在这里。她还多次为赴苏联的同志准备行装，谨慎地把秘密文件缝入衣服的夹缝内，保证其安全到达。缪伯英和何孟雄在这里一边学习，一边为党工作，被同志们赞誉为“英”“雄”夫妻。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上海迁到北京。缪伯英担任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同时兼任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工人周刊》和《劳动通讯处》的编辑，和何孟雄一道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情况，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同年8月，她遵照党的指示，以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为基础，筹备成立了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同盟会相继派出缪伯英等女高师学生分赴上海、杭州、南京、天津等地，动员妇女成立相应组织，推动妇女争取政治、经济和教育平等权利的斗争。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二七工人大罢工爆发。缪伯英和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二七惨案发生后，缪伯英等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记述工人运动的状况，揭露军阀政府的暴行。1923年5月1日，北京各团体在天安门召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演讲号召国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权。在从事工运、学运、妇运等一系列艰巨复杂的斗争中，缪伯英勤于学习，沉着干练，坚强勇敢，不畏辛劳。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工作十分满意，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缪伯英四处活动为革命忙碌的时期，也是她在女高师临近毕业的最重要时刻。她为革命事业操劳奔波，不能正常参加学习。同乡女友曾劝她放弃革命活动，回校过正规的学习生活。但缪伯英在为党工作的实践中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铁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不惜推迟一年领到女高师的毕业证书。
    1924年5月，张国焘突然被捕叛变，在狱中供出李大钊和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缪伯英不得不中断即将完成的女高师学业，在北方区委组织下，紧急转移到湖南老家。
    回到湖南后，她先后担任中共湘区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积极开展为妇女和妇女团体争取权益的斗争，使湖南的妇女运动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26年1月，缪伯英根据党的安排，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此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需要，缪伯英和何孟雄携幼小的子女先后辗转武汉、上海继续开展工作。
    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加上生活清贫，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她突患伤寒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0岁。弥留之际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表达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眷恋。 （区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