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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7:35:41
[反思毛泽东（10）]“亲信”论：以毛、蒋、斯三系为例
作者：公论 - 笔公 有人治的地方，就有亲信。
亲信不是一般的盟友，而是感情高于理性、利益高于真理、服从高于思考、私人关系重于公务的拥戴者。
相对于主子，亲信就是奴才；相对于领袖，亲信就是近卫；相对于“大哥”，亲信就是小弟，相对于流氓，亲信就是爪牙；相对于“当家的”，亲信就是“狗腿子”。
只要承认有宗派和山头，亲信就不可避免。
亲信的人数多少和水平高低可以印证领袖的威望大小，但拥有亲信却主要来自于一种对权力资源的共同需要。因为这点过分的实用性或者庸俗性，是不是拥有亲信基本与人品无关。
一个政治家，往往不可避免地选择成为亲信；一个风云人物，每每需要借助于亲信。
一个时代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亲信们写成的。因为在一个主流的领袖那里，非亲信的领导、同事、战友、同盟者或合作者，总会因为政治人格的过分独立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清除。而那些不惜以“能屈能伸”的政治实用性驾驭自己政治选择的人，又并不拒绝暂时地成为某种铁腕人物的亲信并从中获取利益。
因为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领袖—亲信关系，因为存在着相当的信息不对称，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比如亲信会在领袖的多疑和不信任后失宠，而亲信也可能在羽毛丰满后反戈一击。
所谓成也亲信，败也亲信。研究一个政治人物，不可以不去注意他与亲信们的博弈。而亲信的拥戴与背叛，则是其中两个永恒的话题。
本文试图以毛泽东、蒋介石、斯大林的相关故事为例，谈谈“亲信”问题。
一、 亲信的分类
以领袖和亲信间关系的深厚程度而论，亲信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合作者，表现为基本的平等和相对的主辅地位。如毛泽东与朱德、与周恩来与彭德怀等。最初的资历相当，甚至高于领袖。但在后来的合作中，虽然与领袖间没有什么深交，但惺惺相惜，且能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服从领袖的调度。一是战友，表现为足够的君子之交和足够的不丧失独立性。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更多的体现为互相之间的好感、相信和需要，而没有过于夸张的拉帮结派、宣誓效忠等现象。三是侍从。基本上可以说，亲信对领袖的服从就是一种盲从。如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尤其是后三位），甚至有过相当的效忠程序。
第一种亲信关系往往是表面性的，在根本上，还属于有主有辅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者，每个都有相当的合作价值，但是，这些人往往不可能是领袖最信任的人。甚至于，他们往往成为鸟尽弓藏时的牺牲品。所以，通常并不把这些地位相当且政治人格相对独立的战友，称为亲信。哪怕是其中的言听计从、坚决维护领袖权威者。如周恩来之于毛泽东。本位中论及亲信，也以后二种为主。
第二种亲信关系最有合作价值，因为相互间的政治观点总是一致的。但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亲信出现反叛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种亲信关系最有稳定性，但这些亲信因为政治上的地位不够高（往往是二流以下或新生代政治家），只在领袖可以起作用的空间产生价值。一旦领袖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会迅速失势。其中幸运者，可以在领袖未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进入到核心阵容，并有可能成为继承人。但这类继承人如果处在一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也不敢确保其安全性。比如斯大林之后的马林科夫、毛泽东之后的华。
二、 亲信的条件
一般而言，要达成亲信关系，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是领袖和亲信之间可以拉近个人关系的某种缘份。所谓“亲”。通常情况下，亲信不是政治上的“竞争者”甚至合作者而是支持者，是属于山头或宗派系列下的“自己人”。然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们总是不大愿意相信某个非“自己人”阵营中的归附者会死心塌地地成为亲信。比如黄百韬这个杂牌虽然获得了蒋先生的相当信任，可任他怎么努力，也充其量算一个外围亲信。
第二是领袖相对于特定人物的欣赏。所谓“信”。这种欣赏不是纯粹出自对能力的认可，还有对利益的考虑。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对刘少奇的常识，基本上发端于刘在一九三七年关于对毛泽东权威地位的一种阐述，这一阐述甚至使之蒙受到丢掉北方局书记的风险。但是，政治观念上的相近，让毛刘越来越走到一起。在特定情况下，领袖的欣赏也是一种试探。比如毛泽东写给彭总的“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就是一种力求换来深厚友谊甚至效忠的欣赏，可惜彭总却视如无睹。
第三是未来亲信对于领袖的效忠。亲信与战友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间的这种相当严重的效忠关系。王稼祥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力鼓动、林彪关于“天才”和“四大”的宣传，都可以理解为这种效忠。而效忠和诌媚的区别，可能在于夸张程度和合理性。刘林对毛泽东的效忠，在当前的环境下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并不丧失多少自己的政治人格。相反，在效忠者自己看来，这种表示也是一种“投资”。刘的妻子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在七大前并没有什么威望，是因为你父亲帮助了他，他才有了威信”。不管对孩子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刘的本意，终究算是一个明证。
第四是目标亲信与领袖之间的地位反差。在原初状态下（即非人为的设置下，比如列宁死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长征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博古、洛甫、王稼祥、张国焘等，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等）地位相近的同事，更有可能成为合作者或竞争者，而只有那些有相当的发展潜力的第二级、第三级权力圈中的同情者、拥护者和支持者，才可能成为这样的亲信。这样的反差，并不意谓着没有发言权，否则这种支持就显得遥不可及了。比如在遵义会议中，林彪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而在对有可能成为斯大林亲信的彭德怀的斗争中，林彪成为急先锋。
第五是领袖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和领袖本人的铁腕强力。只有领袖足够强和足够稳定，亲信们才成上行和获益的空间，才有“紧跟”的必要性，才有“卖身投靠”（或者叫舍身相随）的利益前景。泛泛意义上的同情者并不构成亲信，因为亲信在相当意义上是一种比较专一的选择。“站错队”，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
第六是亲信本人的政治稳定性和在相关方面的能力和人缘。亲信的稳定性、能力、人缘不必比一般同事的高，但也不可以比寻常人的水平低。否则，亲信本应该是在领袖需要的时候助一臂之力者，你自己都站不稳，如何来帮助领袖？比如王稼祥，本来在确保毛泽东同博古、王明的斗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为曾经是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而在整风中大失其影响力，最终淡出核心决策层。但纵是这样，以他为第一任大使的驻苏联大使馆，仍然是毛泽东的强大羽翼。
第七是领袖对亲信的提拔和重用。这是强化亲信忠诚的必要一环。诸多亲信是由领袖一手提拔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这一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他们之间的猫腻。在一篇报告中提及毛泽东的名字多达一百零五次的刘少奇从此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而被毛泽东晋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则从此开始向接班人地位冲刺。
第八是亲信的劝进。向领袖劝进或歌功颂德，是亲信们在帮助领袖扫清政治障碍后的基本功，也是亲信们借以分配胜利成果的一种最好方式。当年张飞们敦促刘备进位汉中王是这样，刘、王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帅在东北建议成立全国联合政府，也是这样。
三、 亲信的性质
亲信关系首先也是一种信任关系。有信才有亲。虽然领袖和亲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地位反差，但相互之间存在着的某种互信，使之可以达成心灵上的呼应。只不过，亲信关系之间的信，更具感情色彩，更具个人效忠感觉。比如蒋介石与陈诚，首先存在着一种心灵上的认可，这种认可促成了陈诚的效忠。
亲信关系还是一种情感联系。如果说商界过于注重“血缘”和“同乡”从而产生了诸多以家庭和地域划分的商家集团的话，政界则十分注重“业缘”。比如蒋的亲信脉络中，有以他起家的黄埔军校为业缘联系的黄埔系（如胡宗南）、有以他的亲随战友的土木系（如陈诚）、有以他的家乡为缘的子弟系（如汤恩伯）。而毛泽东的心海里，对“井冈山人”（如林彪、罗荣桓）、对家乡人（如刘少奇、萧劲光、华国锋）、 对门生系（如陈伯达、胡乔木）、对皇后系（如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格外的用情。
亲信关系更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亲信而言，那个自己抱定了要跟定和保卫的领袖，有着相当的“投资价值”。也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关系，亲信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比如蒋介石，多次因不平衡或不满意某种安排而赌气出走，需要孙中山、廖仲凯们一次次地发电报催促才能回归。在这样一次次的“拿一把”之后，蒋从孙那里获得了许多现实的利益，比如“孙逸仙博士赴苏考察团”团长身份、黄埔军校校长地位等。
四、 亲信的拥戴
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的成功，离不开同盟者、亲信和同情者的支持、贯彻和鼓躁。某些过于自信而不精权术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缺少强有力的同盟者和两肋插刀的亲信以及广泛的同情者上。托洛茨基之败于斯大林，是因为他过于刚愎自用和盲目自信，加之其曾经得罪过相当多的同事，以致于在斯、加、季三巨头向他发难时居然不堪一击。而掌握了党内和军内大权而又颇具宣传能力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则败在了斯大林亲信莫洛托夫精心组织的投票上。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既有同情者如朱德又有同情者如某个级别并不高的将军，却没有什么稍稍有些分量的亲信，虽然有张闻天、黄克诚这样的支持者和周小舟这样的松散同盟，也对毛泽东的帅位构成了一些影响，但仍然败下阵来——尽管他的万言书的内容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
而毛泽东的一次次成功，都有赖于亲信的鼎力支持。比如在是不是参加长征这个问题上，有强大的一军团林聂为之倚靠，博古李德也不敢轻易地放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这位后来的亲信成为他的坚强内应；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林彭叶各有其功；而在同刘邓摊牌后，江青组织的文人集团大显神威。
五、 亲信的继承
列宁似乎没有什么亲信，这从他的遗嘱中对每个同事都做了褒贬可证。斯大林在列宁那里获得的信任可能最少，可他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清除了列宁去世后的所有核心层同事（先是托洛茨基，然后是加季同盟，接着是布哈林同盟）。联系好多领袖的亲信被更强大的对手掀翻的事实，没有树立自己的亲信可能反而是列宁的“远见”。
相对于汪精卫等人，蒋介石确实算是孙中山的亲信。但蒋的最后崛起，却是因了他个人的政治手腕。一个“刺杀廖仲凯案”同时解决了可疑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这真让人怀疑此案与蒋有关。而一个杀鸡给猴看的“中山舰事件”，却同时吓阻了汪精卫、陈独秀和苏联人，更象他的杰作。
江青是毛泽东晚年选择的亲信，包括她拉来的那个颇有力量的文人集团。可是在老帅们眼中，江青们的人缘太臭，毛放弃了由她充当接班人。他在最后时刻选定的华国锋，确实算得一个盲目效忠的老实人。可他的继承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威望而中途夭折。
六、 亲信的背叛
有那么一些“伟大”的亲信，他们在日益取得民与领袖相差不多的地位后，也开始萌升起更大的野心或更大的独立性。
斯大林在列宁还没有去世时就已经开始对列宁的妻子横眉怒目、指手划脚，是列宁“反对我妻子就是反对我”的严厉抗议中，他才勉强去道歉。毛泽东逝世前，邓小/平也曾经同江青针锋相对，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必须承认，对毛的亲信的不敬，已经蕴含了某种意味。列宁、孙中山的夫人都没有被清洗，而江青这样一个在其最初嫁给毛泽东时就被怀疑了合法性的“文革圣母”（特里尔语）却落得相当不美的结局，恐怕也与毛的暖昧态度有关。
刘少奇用他的稳健政策抵消着毛泽东激进政策的影响，但也由此开始了同一号人物分庭抗礼的树威过程。
注释：待补
2005年12月19日草稿待补写
作者：公论 - 笔公 有人治的地方，就有亲信。
亲信不是一般的盟友，而是感情高于理性、利益高于真理、服从高于思考、私人关系重于公务的拥戴者。
相对于主子，亲信就是奴才；相对于领袖，亲信就是近卫；相对于“大哥”，亲信就是小弟，相对于流氓，亲信就是爪牙；相对于“当家的”，亲信就是“狗腿子”。
只要承认有宗派和山头，亲信就不可避免。
亲信的人数多少和水平高低可以印证领袖的威望大小，但拥有亲信却主要来自于一种对权力资源的共同需要。因为这点过分的实用性或者庸俗性，是不是拥有亲信基本与人品无关。
一个政治家，往往不可避免地选择成为亲信；一个风云人物，每每需要借助于亲信。
一个时代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亲信们写成的。因为在一个主流的领袖那里，非亲信的领导、同事、战友、同盟者或合作者，总会因为政治人格的过分独立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清除。而那些不惜以“能屈能伸”的政治实用性驾驭自己政治选择的人，又并不拒绝暂时地成为某种铁腕人物的亲信并从中获取利益。
因为利益关系而形成的领袖—亲信关系，因为存在着相当的信息不对称，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比如亲信会在领袖的多疑和不信任后失宠，而亲信也可能在羽毛丰满后反戈一击。
所谓成也亲信，败也亲信。研究一个政治人物，不可以不去注意他与亲信们的博弈。而亲信的拥戴与背叛，则是其中两个永恒的话题。
本文试图以毛泽东、蒋介石、斯大林的相关故事为例，谈谈“亲信”问题。
一、 亲信的分类
以领袖和亲信间关系的深厚程度而论，亲信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合作者，表现为基本的平等和相对的主辅地位。如毛泽东与朱德、与周恩来与彭德怀等。最初的资历相当，甚至高于领袖。但在后来的合作中，虽然与领袖间没有什么深交，但惺惺相惜，且能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服从领袖的调度。一是战友，表现为足够的君子之交和足够的不丧失独立性。如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更多的体现为互相之间的好感、相信和需要，而没有过于夸张的拉帮结派、宣誓效忠等现象。三是侍从。基本上可以说，亲信对领袖的服从就是一种盲从。如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尤其是后三位），甚至有过相当的效忠程序。
第一种亲信关系往往是表面性的，在根本上，还属于有主有辅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者，每个都有相当的合作价值，但是，这些人往往不可能是领袖最信任的人。甚至于，他们往往成为鸟尽弓藏时的牺牲品。所以，通常并不把这些地位相当且政治人格相对独立的战友，称为亲信。哪怕是其中的言听计从、坚决维护领袖权威者。如周恩来之于毛泽东。本位中论及亲信，也以后二种为主。
第二种亲信关系最有合作价值，因为相互间的政治观点总是一致的。但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亲信出现反叛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种亲信关系最有稳定性，但这些亲信因为政治上的地位不够高（往往是二流以下或新生代政治家），只在领袖可以起作用的空间产生价值。一旦领袖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也会迅速失势。其中幸运者，可以在领袖未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进入到核心阵容，并有可能成为继承人。但这类继承人如果处在一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也不敢确保其安全性。比如斯大林之后的马林科夫、毛泽东之后的华。
二、 亲信的条件
一般而言，要达成亲信关系，需要以下条件：
第一是领袖和亲信之间可以拉近个人关系的某种缘份。所谓“亲”。通常情况下，亲信不是政治上的“竞争者”甚至合作者而是支持者，是属于山头或宗派系列下的“自己人”。然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们总是不大愿意相信某个非“自己人”阵营中的归附者会死心塌地地成为亲信。比如黄百韬这个杂牌虽然获得了蒋先生的相当信任，可任他怎么努力，也充其量算一个外围亲信。
第二是领袖相对于特定人物的欣赏。所谓“信”。这种欣赏不是纯粹出自对能力的认可，还有对利益的考虑。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对刘少奇的常识，基本上发端于刘在一九三七年关于对毛泽东权威地位的一种阐述，这一阐述甚至使之蒙受到丢掉北方局书记的风险。但是，政治观念上的相近，让毛刘越来越走到一起。在特定情况下，领袖的欣赏也是一种试探。比如毛泽东写给彭总的“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就是一种力求换来深厚友谊甚至效忠的欣赏，可惜彭总却视如无睹。
第三是未来亲信对于领袖的效忠。亲信与战友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间的这种相当严重的效忠关系。王稼祥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力鼓动、林彪关于“天才”和“四大”的宣传，都可以理解为这种效忠。而效忠和诌媚的区别，可能在于夸张程度和合理性。刘林对毛泽东的效忠，在当前的环境下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并不丧失多少自己的政治人格。相反，在效忠者自己看来，这种表示也是一种“投资”。刘的妻子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在七大前并没有什么威望，是因为你父亲帮助了他，他才有了威信”。不管对孩子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刘的本意，终究算是一个明证。
第四是目标亲信与领袖之间的地位反差。在原初状态下（即非人为的设置下，比如列宁死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长征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博古、洛甫、王稼祥、张国焘等，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等）地位相近的同事，更有可能成为合作者或竞争者，而只有那些有相当的发展潜力的第二级、第三级权力圈中的同情者、拥护者和支持者，才可能成为这样的亲信。这样的反差，并不意谓着没有发言权，否则这种支持就显得遥不可及了。比如在遵义会议中，林彪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而在对有可能成为斯大林亲信的彭德怀的斗争中，林彪成为急先锋。
第五是领袖地位的相对稳定性和领袖本人的铁腕强力。只有领袖足够强和足够稳定，亲信们才成上行和获益的空间，才有“紧跟”的必要性，才有“卖身投靠”（或者叫舍身相随）的利益前景。泛泛意义上的同情者并不构成亲信，因为亲信在相当意义上是一种比较专一的选择。“站错队”，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
第六是亲信本人的政治稳定性和在相关方面的能力和人缘。亲信的稳定性、能力、人缘不必比一般同事的高，但也不可以比寻常人的水平低。否则，亲信本应该是在领袖需要的时候助一臂之力者，你自己都站不稳，如何来帮助领袖？比如王稼祥，本来在确保毛泽东同博古、王明的斗争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为曾经是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而在整风中大失其影响力，最终淡出核心决策层。但纵是这样，以他为第一任大使的驻苏联大使馆，仍然是毛泽东的强大羽翼。
第七是领袖对亲信的提拔和重用。这是强化亲信忠诚的必要一环。诸多亲信是由领袖一手提拔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这一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他们之间的猫腻。在一篇报告中提及毛泽东的名字多达一百零五次的刘少奇从此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而被毛泽东晋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则从此开始向接班人地位冲刺。
第八是亲信的劝进。向领袖劝进或歌功颂德，是亲信们在帮助领袖扫清政治障碍后的基本功，也是亲信们借以分配胜利成果的一种最好方式。当年张飞们敦促刘备进位汉中王是这样，刘、王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帅在东北建议成立全国联合政府，也是这样。
三、 亲信的性质
亲信关系首先也是一种信任关系。有信才有亲。虽然领袖和亲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地位反差，但相互之间存在着的某种互信，使之可以达成心灵上的呼应。只不过，亲信关系之间的信，更具感情色彩，更具个人效忠感觉。比如蒋介石与陈诚，首先存在着一种心灵上的认可，这种认可促成了陈诚的效忠。
亲信关系还是一种情感联系。如果说商界过于注重“血缘”和“同乡”从而产生了诸多以家庭和地域划分的商家集团的话，政界则十分注重“业缘”。比如蒋的亲信脉络中，有以他起家的黄埔军校为业缘联系的黄埔系（如胡宗南）、有以他的亲随战友的土木系（如陈诚）、有以他的家乡为缘的子弟系（如汤恩伯）。而毛泽东的心海里，对“井冈山人”（如林彪、罗荣桓）、对家乡人（如刘少奇、萧劲光、华国锋）、 对门生系（如陈伯达、胡乔木）、对皇后系（如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格外的用情。
亲信关系更是一种利益关系。对于亲信而言，那个自己抱定了要跟定和保卫的领袖，有着相当的“投资价值”。也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关系，亲信关系有时也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比如蒋介石，多次因不平衡或不满意某种安排而赌气出走，需要孙中山、廖仲凯们一次次地发电报催促才能回归。在这样一次次的“拿一把”之后，蒋从孙那里获得了许多现实的利益，比如“孙逸仙博士赴苏考察团”团长身份、黄埔军校校长地位等。
四、 亲信的拥戴
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政治家的成功，离不开同盟者、亲信和同情者的支持、贯彻和鼓躁。某些过于自信而不精权术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败在缺少强有力的同盟者和两肋插刀的亲信以及广泛的同情者上。托洛茨基之败于斯大林，是因为他过于刚愎自用和盲目自信，加之其曾经得罪过相当多的同事，以致于在斯、加、季三巨头向他发难时居然不堪一击。而掌握了党内和军内大权而又颇具宣传能力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则败在了斯大林亲信莫洛托夫精心组织的投票上。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既有同情者如朱德又有同情者如某个级别并不高的将军，却没有什么稍稍有些分量的亲信，虽然有张闻天、黄克诚这样的支持者和周小舟这样的松散同盟，也对毛泽东的帅位构成了一些影响，但仍然败下阵来——尽管他的万言书的内容本身被证明是正确的。
而毛泽东的一次次成功，都有赖于亲信的鼎力支持。比如在是不是参加长征这个问题上，有强大的一军团林聂为之倚靠，博古李德也不敢轻易地放弃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这位后来的亲信成为他的坚强内应；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林彭叶各有其功；而在同刘邓摊牌后，江青组织的文人集团大显神威。
五、 亲信的继承
列宁似乎没有什么亲信，这从他的遗嘱中对每个同事都做了褒贬可证。斯大林在列宁那里获得的信任可能最少，可他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清除了列宁去世后的所有核心层同事（先是托洛茨基，然后是加季同盟，接着是布哈林同盟）。联系好多领袖的亲信被更强大的对手掀翻的事实，没有树立自己的亲信可能反而是列宁的“远见”。
相对于汪精卫等人，蒋介石确实算是孙中山的亲信。但蒋的最后崛起，却是因了他个人的政治手腕。一个“刺杀廖仲凯案”同时解决了可疑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这真让人怀疑此案与蒋有关。而一个杀鸡给猴看的“中山舰事件”，却同时吓阻了汪精卫、陈独秀和苏联人，更象他的杰作。
江青是毛泽东晚年选择的亲信，包括她拉来的那个颇有力量的文人集团。可是在老帅们眼中，江青们的人缘太臭，毛放弃了由她充当接班人。他在最后时刻选定的华国锋，确实算得一个盲目效忠的老实人。可他的继承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威望而中途夭折。
六、 亲信的背叛
有那么一些“伟大”的亲信，他们在日益取得民与领袖相差不多的地位后，也开始萌升起更大的野心或更大的独立性。
斯大林在列宁还没有去世时就已经开始对列宁的妻子横眉怒目、指手划脚，是列宁“反对我妻子就是反对我”的严厉抗议中，他才勉强去道歉。毛泽东逝世前，邓小/平也曾经同江青针锋相对，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必须承认，对毛的亲信的不敬，已经蕴含了某种意味。列宁、孙中山的夫人都没有被清洗，而江青这样一个在其最初嫁给毛泽东时就被怀疑了合法性的“文革圣母”（特里尔语）却落得相当不美的结局，恐怕也与毛的暖昧态度有关。
刘少奇用他的稳健政策抵消着毛泽东激进政策的影响，但也由此开始了同一号人物分庭抗礼的树威过程。
注释：待补
2005年12月19日草稿待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