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学说的内涵:我是西部人，在东部工作。

一个战略构想：西部移民开发与东部都市带建设的互动
新 望
我是西部人，在东部工作。
我了解西部，也对东部有所研究。
西部开发是我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想换个思路看西部大开发，尤其是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
我主张东西联动，以东部的城市带建设带动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而西部落后地区应走移民开发之路。
 
一
 
当前，在西部开发问题上存在着几个很大的误区。
其一，上山下乡式的开发。我曾听到的一个极端论者是杨帆，此先生主张“迁移3亿人到西部去”。
中国历史的展开，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有两条地理方位上的线索，一是自西向东，二是自北向南。从大河发源地向大河入海口的迁移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规律。西安建都时间为什么长达1100多年，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对外交往主要靠陆上丝绸之路，此处更为便利。西安之后的都城不是南移就是东迁。
东部的人口为什么比西部多？东部的工业为什么比西部发达？东部的城市为什么比西部多？这是中国历史长期进化和选择的结果。得水田之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插下筷子也疯长，人口的集中是自然而然的事。人口的集中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有利于专业化和技术的提高，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口逐步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把人口从东部迁到西部，就如同“上山下乡”把城市人迁到乡下，是一种非常愚蠢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
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号召向西部移民。在以人力为作战工具时，抵御外敌的办法就是“屯边”。耕战结合。是一种人海战术，一种江山意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 食物来源决定着农业社会的人口分布。当种植技术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养活一家人，主要是靠土地面积。维持一个村落的生计，甚至相当于一群老虎的领地，需要几十平方公里。每当人口增加，便被迫向外扩展，开发新的耕地。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比较肥沃的土地用尽之后，人们不得不进而开垦比较贫瘠的土地。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往往被迫生活在西部边远地区。甚至在人迹罕至的荒漠沙滩之间，或者深山老林之中，都能找到农牧人口。
历史上，长城以北，关中以西，曾经草肥水美，“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是，这里的生态可恢复性差，恢复的自然周期十分漫长。由于生态自身的脆弱性，地表上薄薄的草根苔鲜等植被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攒而形成。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然，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屡屡丢弃家园、拼命南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西部与美国的西部有质的不同。
也因此，西部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格外严峻。近20年来，作为三江之源的青海省流入黄河的水量已经减少了32.2%，生态环境恶化，森林覆盖率锐减，青海仅0.35%，新疆0.79%，甘肃4.33%。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开发过度所致。难道新疆建设兵团和“北大荒”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灾难还不够吗？
其二，一讲开发，就是“开挖”、“开矿”、“开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资源换市场”、“以资源换资金”等口号。
在西部地区已经大量存在着经济飞地一类的城市。靠资源开发，一个或若干个大型国营企业撑起一个城市，但资源枯竭，城市衰退，甚至这些国营企业在失去国家扶持后，随时都可能倒闭。现在，西部的老工业基地普遍笼罩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市民过冬的暖气都无法供应。许多飞地型城市成为令人头痛的“四矿”（矿业、矿山、矿工、矿城）问题。“以资源换资金”的路已经走过了，结果是得不偿失。西部地区现在引以为荣的丰富资源，主要是一些天赋，实际上，知识、专利、品牌等后天获得的资源往往对前者有点石成金的作用。
在我国，水和能源的反向集中，是工业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矛盾。西部、北方水资源不足，但有能源优势；东部、南方能源不足，但水资源相对丰富。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建立我国独立工业体系和重工业基地，主要考虑就近利用能源，在西部和北方布置了很多工业项目和城市建设，以及人口的相应迁移。但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和城市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大大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对交通运输的低成本和快捷性要求越来越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人们发明了核电厂这种更加干净和低廉的能源，只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多建一些核电厂，水与能源的矛盾就可得到解决。
西部开发可重点搞一些交通运输和管线建设，重点发展已有的大中城市。不要再走老路，目前出现的一个苗头就是在大开发的旗号下污染西移，乱挖乱采。
其三，还有一种藐视高明的论断，重点发展教育，依靠教育投入进行人力资本开发。
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现代工业和工厂制度所需要的知识技术离不开实践的领悟，而这种来自实践的领悟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导致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干中学”、“看中学”。学院式的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远远低于“干中学”、“看中学”。
有些东西是学校里学不来的。譬如勤劳、敬业、精明、温良、诚信、整洁等等。相对而言，东部人有较多的市场知识和工业知识。哪里来的？环境造就的，实践中得来的。只有为西部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劳动力从低效率的传统产业中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东部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中，才是西部的出路，也是西部与东部联动发展的双赢选择。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收获就是把1.2亿农民转移成了产业工人，他们从农村走进了工厂，学到了技术，看到了高科技的设备和产品，适应了现代化生产节奏，改造了自身，提高了效率。退一步说，即使政府把大量的投资放在西部教育上，但如果西部农民的子女受完教育后只是留在原来的农村，那么，家长们看不到受教育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益，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过大，不如放弃教育，早日回家做工务农以帮助父母拉扯其他弟弟妹妹。这是西部的实际情况。
东南沿海地区近两年出现的“块状经济”等产业集聚形式表明，由于内生增长力量的推动，这些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经济优势，东西部的差距仍然不顾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在继续拉大。这一现象对我们西部开发所依据的“积极财政政策”、“需求拉动”、“梯度转移”等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
 
西部开发的根本出路在东部。西部的开发必须要和东部的大发展联系起来看，而东部的发展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底下来看。
目前有两对矛盾：一是再造秀美山川，进行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又要进行西部大开发这两者之间矛盾；二是东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与西部大开发之间的矛盾。前一对矛盾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了分析。后一对矛盾出现的问题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声西击东”。
“声西击东”是市场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实践证明，中国东部开发的潜力是巨大的，效果是明显的。1990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这一决定马上引起了国际资本的响应，而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浦东开发还带来了苏南的开发，在苏南经济因制度原因出现衰退之时，苏南的外资仍支撑了苏南经济的持续增长。“白发苏州”因外资的到来再次焕发青春。一向排外封闭的长江三角洲各城市迎来了以高级技术人才为主的人才争夺战和移民高潮。至于1980年代从小渔村成长起来的现代大都市深圳更是东部大开发的成功典范。试想，如果同样的资金、同样的政策，放到西部又将怎样？
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什么原因呢？因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沿海地区不但有通往海外的港口，还有适宜居住的环境，特别是支持人口生存的淡水资源和农地资源。有数据表明，截止1998年，沿海有海岸线的11个省市（不计港澳台）人口只有全国的37.1％，土地更只有全国的11％，国内生产总值却是全国的55.8％。西部人口占全国的28.85％，土地占到全国的72％，是沿海的6.6倍，但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17.7％。1999年的沿海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国的60.6％；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国的17.2％。这就是说，即使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沿海的经济地位又有所提高。再来看沿海发展相对的速度：1992年沿海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全国的48.5％，1999年是60.6％，在这八年中增长到1992年的125％。而西部则有减少，从1992年的19.4％减到1999年的17.2％，减少了11％。
我们没有必要向经济规律宣战。其实，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的发展速度才高于东部。1949年—1978年30年间，西部GDP年均增长速度7.52%，东部7.08%，高出0.44个百分点。但这是资源配置的扭曲。西部大开发一定要注意避免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三
 
那么，东部的大发展，路在何方？答案是，建设特大城市，建设都市圈和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带。
二战后，成熟的理性国家都是集中高素质人口中的多数和优质资产，不受广大国土诱惑，选择微量理想区域加速实现全国性经济成功。这当中，最成功的就是城市带建设的经验。
美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两个大都市带上，约42%的人口和87.3%的10万人以上城市分布在沿海（湖）地区，包括全国最大的七大都市。而且，全世界的人口和财富也是集中在只占地球陆地面积1/8不到的海岸线附近。人类在进入海洋文明时代之后，人们不可能不逐水而居，沿海地带成为首选。全世界有海岸的国家共约111个，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占另70%左右，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这111个国家的沿海地区，大约高度聚集着世界上1/2的人口和80%的大都市。
“大城市带”理论的创始人戈特曼教授1942年到美国东北部沿海城市考察，注意到阿拉巴契山以东一个个大城市迅速发展，并和周围一些中小城镇组成城市集团，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城市集团。15年后1957年他再次到原地考察，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新情况：从新罕布尔州到弗吉尼亚州，沿主要交通干线大中小城市连绵不断，城市与城市界限不清仿佛己连成一体，形成了巨大城市带。由于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这个城市带便被称为“波士华城市带”。
按中国已故战略地理专家北大陆桌明教授的观点，城市带分三级：一级特大城市带有三个，即美国东北沿海波士华、日本三湾一海、西欧西北英法德西城市带；二级大城市带有三至四个，如加利福尼亚城市带。这一城市带的经济总量比中法英任何一国的总产值都大；三级大城市带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
我们主张，中国今后应重点发展把长三角、珠三角、环勃海、辽中南、济青烟、厦漳泉等小城市带串成一条的东南沿海１０亿人口一级的特大城市带。
令人欣喜的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些崭新的气象。一是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城市群、都市圈等概念频繁地出现在高层政府的文件中，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二是跨地区的协调对话机制日臻成熟，区域经济一体化势不可挡，而且以突破性姿态走向更高层次；三是东部地区的都市连绵带上民营经济飞速发展，其劳动密集性产业甚至获得了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劳动力转移的潜力巨大，不可限量。一个以江浙闽粤为代表的太平洋西海岸世界级的加工制造业产业带正在崛起。
 
四
 
建设东部大都市带，就要改变我国目前的人口及要素分布状况。我们认为，这对西部开发和东部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大战略，而且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战略。
这里有两个问题。
首先，需要加快城市化，加快劳动力转移。
我国现有约2.7亿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60%左右，而且平均教育水平不足初中（吕世平、丁虹1997）。农村剩余人口往哪去？以前人们只认识到了工业化、移民和节制生育三条。各国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主要靠城市化。城市化是解决人口过剩的一个好出路，因为城市需要人，城市的特点就是能容纳更多的人。中国是人口大国，这并不是减缓城市化进程的理由，恰恰是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原因。
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城市文明时代不同于农村文明时代。上上个世纪末，江南学者汪士钊、洪吉亮等人惊呼“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稃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汪《已丙日记》）。但他们没有想到苏锡常等近代城市工业集团的兴起，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他们更没有想到，一个上海就能容纳一千多万人口。美国并没有出现“马尔萨斯陷阱”，因为90%的人口在城市，而80%的人从事城市服务业。
“文明的另一种解释是城市化”，城市化水平越高，享受城市文明的人数越是超出城市实际人口数。实证研究表明，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时候，城市文明的辐射力可以使不住在城市的人口照样享受到城市文明。
19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实则是“原教旨共产主义”的大溃败，是一场制度危机。然而，中国政府却从此阴错阳差地得上了对“粮食自给”和“发展城市”的恐惧症。“用世界1/9的耕地养活世界1/5的人口”成为执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真是历史的误会，是把教训总结错了。
城市化将给更多农民以出路。原来我们历史上已经实施过的“摊丁入亩”、“一条鞭法”、“联产承包”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们“一靠这，二靠那”靠来靠去都靠不住，只有不当农民才最可靠。事实上，我们的粮食价格这几年虽然有所下浮，但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价格仍然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即使在这种高成本、高价格的情况下，粮食还是大量过剩，农民收入也只减不增。什么原因？农民太多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农民种什么，就过剩什么，所以依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消灭农民”。现在的问题是，户籍制度已经使人们形成了思维定势：“农民怎么可以成为城里人”。
相对于土地的承载能力而言，西部农村的剩余人口比例大于东部。实践证明，人均耕地少的地区，恰恰是人们对农业耕地需求最低的地区，因为这里的农民更愿意也更容易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本地农民宁愿撂荒，只是为避免撂荒而受处罚，才把土地包给外来户。苏南发达地区农民甚至贴钱给外来的承包耕地者。东部地区的经验表明，只有城市化才是解决人多人地矛盾的捷径。要完成西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化，最经济的途径就是西部移民与东部城市化的同步推进。
再从全国范围的发展看，我们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温饱”、“初步小康”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若要谋求全面建设小康，谋求国家长治久安和政治文明，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培育和壮大中间阶层。但是，没有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中国中间阶层的形成是无法想象的，而没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不可能或者是没有根基的。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应谋求经济之现代化，亦应谋求社会、政治、文化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要把目前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转变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必须考虑把8亿农民这一庞大群体从金字塔底部逐步上移。这一上移过程只能通过城市化来实现。因此，我们说，应将城市化作为改革、发展、稳定一样的基本国策确定下来，甚至于不排除在21世纪的某一阶段时间里城市化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
其次，东部的城市化需要再上台阶。或者说要进行“再城市化”，也即“都市化”、“大城市带化”。而不是目前的“小城镇化”。
一方面，我们看到东部地区“小城镇建设”，浪费土地，“有城无市”、“城市空壳化”，走向“村村像镇，镇镇像城，城城无市”的逆城市化之路。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看，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8/13人口的国度，城市化任务还极其繁重。各国城市化经验表明，200—300万人口的城市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最强，规模效应最佳。最适合建设大城市以转移更多人口的沿海黄金地带，却搞起了天女散花般的小城镇。名曰“城乡一体化”，实则“城镇乡村化”。
曾几何时，中国东南沿海农村走上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路子，这是无奈或偶然的选择。短缺经济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城市国有企业也在改革，它或许还有可能走出效率困境。而且，以往的乡镇企业是在与国营企业抗争，现在他们要与城市经济抗争。以农村工业来抗衡城市工业，无疑是逆潮流而行。毕竟城市与工业相伴相生，农村与农业相伴相生。只要看看最近这些年城市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农村工业的普遍衰退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
五
与东部不同，西部大开发需要的是反向移民。需要“移民城市化”。增加内地农民以及边疆居民向东南沿海移民的机会，改善中国的人口分布，这是实现劳动与土地的最优结合，促进东部都市带建设，以及提高东西部全体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人口分布极不合理，相当多的人口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不宜居住的地区。向广布于自然条件恶劣，为高山、荒漠所隔的人口提供可与东南和沿海地区相比的基础设施不是中国目前的国力所能负担，因为成本太高而利用率太低。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会进一步向东南沿海一带集中。80年代以来，人口的流动一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孔雀东南飞”。如果东南和沿海地区以外的人口，包括边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人口，能够向西部某些进一步增长潜力的大、中城市集中，或移到东南和沿海地区，东南和沿海地区的繁荣以及东部所拥有的信息、知识、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与海内外的联系也就能为全国更多的人口及其后代所分享，向他们提供基础设施的服务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
侯景新教授在《落后地区开发通论》一书中，分析落后地区的成因，一般有五种：1，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2，区域封闭且居住分散；3，人口增长过快，教育文化落后，劳动力素质差；4，历史原因；5，价格体制问题。现在价格因素已通过这些年的价格改革基本解决，所谓上游产业价格过低的问题已不存在了，甚至于现在要解决的是打破垄断的问题。历史因素无非是其它几条因素的累加。所以，导致落后的因素现在就只剩下前3个因素。而第3条因素“劳动力素质差”也是由1、2条所决定。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解决1、2两个问题。“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区域封闭且居住分散”怎么解决？只有移民。
偏远山区、高原、戈壁等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不要勉强住在那里，更不要率言开发。在经济上，有些极端“落后地区”（站在文化多元的角度，我们甚至不该随便使用“落后”二字）作为文化模本保存起来，如何？西藏，贵州、云南，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都有很多值得作为文化模本而保存的地方。
当然，西部不是不要大开发。问题是，西部大开发，究竟开发什么？笔者认为，西部的开发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着力开发的是制度、是民智。我们是不是把对西部的开发主要理解为开发民智，使西部的老百姓尽快富起来，使他们过上好日子，跟上社会前进的节拍。只要人的发展总体上平衡了，区域间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就不会有大问题。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谓“人的繁荣”优先于“地点的繁荣”，也即“属人开发”优先于“属地开发”的著名理论主张。试图通过政府帮助落后地区发展达到帮助落后地区贫困人口的目的，忘记了政府的帮助过程也是通过人来实施的，从政府帮助中得到好处的往往是本来无须帮助的人，而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因为后者没有足够的机会和能力“使用好”政府的帮助。“人的繁荣”论者强调人的发展是基本的，因而也是最优先的目标，只要达到了这一目标，即使损害区域间的平衡也无所谓。因此，帮助落后地区的人们到富裕地区就业，既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又减轻了落后地区就业压力，相对而言，也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收入。经济学家樊纲教授也持这一观点。
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确是流动性较小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不愿改变居住区。但是要看到西部还有一个高流动群体，即青年农民，尤其受过一些初高级中学教育的青年农民，他们出过门，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过去的移民形式一般都是政府主导的异地扶贫开发模式。实践证明效果不好。现在，“打工崽”“打工妹” 们不要国家的任何政策，甚至于在非常不公的条件下委屈而顽强的生存在城市。
大批西部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若有困难，可考虑先转移到中小城市或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不但向东南和沿海的大、中、小城市集中，而且向东南和沿海的农村和乡镇集中。目前需要做的是，将乡镇企业吸收的1亿多劳动力就地城市化，同时，再把中西部到沿海地区打工的1亿多人口也“编户齐民”，实施异地城市化。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废除二元户籍，实行土地私有，真正赋予公民自由迁徙的神圣权利。
六
西部的移民开发和东部的大城市带建设，还能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西部落后地区计划生育这个所谓“天字第一号难题”将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西部农村普遍都是多子女家庭，这是造成西部农村贫穷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囚徒困境”。因为西部农民不象东部，可以通过土地增殖、在工厂就业或参加社会保障来保证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们只能指望在瘠薄的土地上从事低效的苦力劳动来过上自给自足的温饱生活，他们晚年的依靠只能是子女，或只能是儿子。这就走进了万劫不复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陷阱。而在东部、在城市，他们基本上看不到和体会不到这种情况。环境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人的生育观念。在东部和城市里，人们对生男生女已无所谓，而在西部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西部的移民开发和东部的大城市带建设，还会获得一个意外的效应：“移民优势”将为东部发展激发新的活力。“移民优势”也称“难民现象”。也就是移民身上所特有的活力。中国在国外发财的华侨，并没有多高的文化或是特殊的禀赋，但他们成功了；犹太民族没有国家，全世界到处流浪，但他们很有钱。他们靠什么？靠的就是“他乡人”的奋斗精神，一种危机意识。当然，农村人初到城里，肯定会有一个适应过程。但是，只要他们体会到了城市带给他们的好处，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限量的。甚至他们将是城市的活力之源。在美国有很多名流大腕都是从贫民窟进入主流社会的，上海上个世纪初期的情形也是这样，所以上海在那时就快速地长大了。
东部的发展面临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问题。尤其是行政区分割矛盾日益尖锐，行政管理及污染治理协调难度加大。乃至地方割据，瓜分豆剖，“当地人”、“外地人”，划分得清清楚楚。由于封闭、排外，一些东部地区正在失去发展动力。“高度集中”下的“高度分散”，这种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双高”困境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格外明显。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整体，东西融合、南北融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对增进各族人民的理解和经济联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形成和成长壮大起来的。这种各民族分享繁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人口，以及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素质发生飞跃的过程。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办一千所大学、一万所大学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融和，就有几次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全国性的移民活力来再次激发起来。由西向东的移民城市化战略如果能得以实现，我们将在未来对历史长河的回望中再次看到中华民族这一火山爆发般的大发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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