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怎样移植触手怪:运筹帷幄：将帅风采之开国元帅1

    朱德的故事：

1．弃教从军 以武救国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5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20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70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1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36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115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50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3万人发展到40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60。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71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64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他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卓有建树，对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彭德怀元帅简历：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1916年入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军长，红3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1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18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元帅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蒲安修。

彭德怀的故事：

彭德怀的骁勇善战，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横扫千军如卷席”！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1929年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1930年6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长征时，彭德怀指挥3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渡江。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3军团，配合1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忆秦峨·娄山关》词一首，以示纪念。的确，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与倚重。当红军击败追敌骑兵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特为在此次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留大将军！”毛泽东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然而，在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受到了过火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他感到不满。在周恩来安排下，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胸怀大度，承担了自已在百团大战中的“过失”。彭德怀听后，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此言一出，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明眸相视，理解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朝鲜战争爆发，鸭绿江边起烽火。大军压境，“常胜将军”林彪称病拒出。毛泽东再次“钦定”“彭大将军”，临危受命，率领大军，保家卫国。毛泽东亲自把盏为之饯行：“老将出马喽！”并把爱子托给他。两双大手又一次紧握，毛泽东的信任的洪流注入他的周身。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又任国防部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彭德怀几十年南征北战，士卒用命，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这次授衔时，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十大元帅次席，毛泽东亲自授予他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当彭德怀双手接过勋章时，他呶了呶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2年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四人帮”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出版有《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

林彪元帅简历：

林彪（1906～1971）原名林育蓉，曾用名林本进。湖北省黄冈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营长、团长，第1纵队司令员，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夫人叶群。

林彪的故事：

在林彪的一生中，共经历过五次婚恋：初恋对象陆若冰婉转回绝，给少年傲慢的林彪当头一棒；对从小就订下“娃娃亲”的汪静宜，林彪中途变卦；“陕北一枝花”张梅生性活泼，林彪少言寡语，性格不和导致他们的姻缘以离婚告终；对最心动的孙维世，林彪几经努力，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原名叶静宜的叶群，成为林彪最后一任妻子。

林彪的初恋：在中学读书时，林彪开始了他短暂的初恋。对方叫陆若冰，与林彪家只相隔三里路，其实他们两个早在童年时就认识了，到武汉后两个人接触十分频繁，陆若冰比林彪大一岁，正值花季少女，少女独有的体香让林彪忐忑不宁，但又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这份感受。1924年8月陆若冰靠其兄长的关系到安庆女子师范读书，这更让初恋的林彪如坐针毡，于是就接二连三地给陆若冰写信，把当面无法表达、难以启齿的话语用文字的形式写给了陆若冰，坦然的言辞让陆若冰心慌起来，没想到平时沉默少语的林彪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言辞来，况且在当时少男少女的婚事都要按传统的“媒妁之言”，很少有直接写信求爱的。看着林彪厚厚的一大堆来信，陆若冰十分镇静地给林彪回了一封信，信十分短，只有几十个字，只是劝林彪安心读书，她还太年轻没有考虑个人的婚事。言辞十分客气，用婉转平和的语气拒绝了林彪的请求。林彪收到陆若冰的回信后，用擅抖的双手打开信时，信中的言语伤透了林彪那颗孤傲无比的心，他呆呆地长时间地坐在房间里，被痛苦失望无情地包围着，就这样林彪的初恋终止了！随后他经过较长时间的自我调整，发誓干一番伟业，决不再涉足情场……

林彪有桩“娃娃亲”：汪静宜原名汪伯梅，比林彪小一天出生，与林彪订婚后，按林家的提议才改名汪静宜的，汪静宜的父亲汪友诚与林彪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随后按当地风俗，林家在1914年农历正月初四办了两桌订婚酒席，当时的林彪只有7岁。1925年7月，林彪从武汉共进中学毕业回家小住数日，一天他的婶娘贾氏问林彪：“汪家姑娘可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啊！你今年都已经18岁啦！怎么不把她娶回家来呢？”林彪从订婚就常听人们夸她的“媳妇”漂亮无比，但他从没有见过面，经婶娘的说服，林彪回家就向父母提出在年底把汪女娶回家，他的母亲陈氏听后十分高兴，他的父亲随手翻开老皇历仔细查找一番后，认为年底结婚不吉利，加上他们家经营的布厂又十分不景气，此事也就没有再提起了。1925年10月，林彪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随后与家里的联系就中断了。大革命失败后，林彪就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林彪才与父亲通了信，知道儿子的下落后，林父就立即给林彪写信让他派人把汪静宜接到延安去结婚。这时的林彪不仅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而且在“抗大”还兼起了领导职务。为了逃避这门婚事，林彪就匆忙与刘新民结了婚，并把两个人的照片邮给了林父，林父收到信后向汪家说明原由，汪家人气愤不已，但又无可奈何。但痴情的汪静宜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林彪身上，夜深人静时，她偷偷穿上林彪送来的红嫁衣，穿上又脱下不知有多少次，她在耐心的等着林彪回来娶她。50年代，汪静宜患了肺病，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1963年秋她撒手人寰。

“陕北一枝花”林彪追到家：张梅算是林彪真正的第一位妻子，关于张梅与林彪何时结婚，各种书刊上说法不一。不管林彪与张梅的婚姻是如何开始的，但他们最终的结局还是以离婚而告终。张梅原名刘新民，是陕北延川人，陕北有“四宝”，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张梅又是出类拔萃的，被当时的人们称为“陕北一枝花”，其长相算是女人中的极品，这让林彪无可挑剔，但两个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却非常大，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而林彪却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然后表情木讷地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张梅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林彪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俩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1942年1月俩人在苏联正式提出离婚。林彪最心动到头一场空。

让林彪一生中最动心的女人就是孙维世，孙维世的父亲叫孙炳文，是我党最优秀的党员，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职务，与周恩来、朱德都是最好的朋友。孙维世小时候就十分机灵，孙炳文常抱着她与周恩来接头，小维世总是趴在爸爸背上瞪着机灵的小眼睛为二人放哨，她那时只有5岁，称周恩来为“周爸爸”，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就把孙维世当作养女看待。孙维世天生丽质，艺术气质极浓，周恩来就把她送进了延安的鲁艺学校，18岁时，经毛泽东批准又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导演系深造，此时林彪正在苏联养伤，而且常常为张梅外出大发脾气。平型关大捷后，林彪便成了当时年轻人的偶像，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是想方设法的与林彪认识接触，邀请林参加他们的各种集体活动，性情孤僻的林彪总是想办法回绝。有一次林彪外出被一群年轻人发现后，被硬拉着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少女惊得林彪嘴巴张得大大的，她高雅无比的气质、俊秀的容颜深深打动折服了林彪那颗平静已久的心。让林彪最动心的，曾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便是孙维世。尽管每次林彪见到孙维世时，总是心潮起伏，不能平静，但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林彪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单独约孙维世吃饭，席间林彪向孙维世表白自己的心迹。不久林彪接到中央的命令，让他尽快回国到抗日前线去，他又一次邀请孙维世话别，林彪又一次向孙维世恳求，让她同他一道回国，孙维世却委婉拒绝说：“我还没毕业，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我确实不能回国。”无奈之下林彪向孙发誓非她不娶，就这样，1942年2月林彪一个人怅然地回到了延安。

叶群陪林彪走完最后人生：带着孙维世模棱两可的答复，林彪一路不解地回到延安。一时间林彪精神显得有些空虚，与张梅的婚姻给他留下了不少精神上的伤害，孙维世的出现又引得他思绪不宁，他必须要找一个女人填补孙维世留下的心灵上的空白，这时一个叫叶静宜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叶静宜小他十几岁，早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大家闺秀，又来自于大都市，有风度、有学识，举止得体。抗战初期她曾在国民党操纵的一家电台里当播音员，清脆甜美的声音让孤独中的林彪变得兴奋起来，林彪毕竟是个乡下人。叶静宜与林彪接触后不久，知道林彪过去的未婚妻叫汪静宜时，就十分气愤地改名叫叶群，不久他们俩就结婚了。文革初期，不少人揭发叶群的老底，特别是叶群与文坛狂生王实味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了还叶群一个清白，1966年林彪专门开会，并为叶群写了一份“处女声明”。我证明：1.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2.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4.×××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林彪1966年5月14日。林彪的这一手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晚年的叶群在个人问题上确实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林彪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天病蔫蔫地躺在床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中断。据说叶群常与林彪的老部下、号称“色鬼”的黄永胜来往过密。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叶群也陪着他走完一生。

刘伯承元帅简历：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人。192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15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汪荣华。

刘伯承的故事：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19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5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24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129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5万余，收复县城59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13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55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66岁的老元帅头上。7月的一天，高烧39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129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13个师3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10个半旅，计7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30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160个旅中的90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贺龙元帅简历：

贺龙（1896～1969）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1师师长，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2军团总指挥兼红2军军长，红3军军长，红2、6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6月9日在北京逝世。夫人薛明。

贺龙的故事：

贺龙由于生得不凡，惹得远远近近的人都纷说贺士道生了奇子。这样一来，贺士道两口子对贺龙更是备加爱护。贺龙确也长得十分惹人喜爱。俗话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贺龙虽是个小儿，那举止言谈却与那一般村童不同。生来喜爱枪棍。看看到了六七岁光景，愈发显得出众。与儿童们一起玩耍时，这贺龙总要当首领做头头儿，出兵摆阵。村中人看了，都暗暗称奇。当时，乡间的权贵们发现贺龙天资聪慧，胆力超人，就密谋把童年的贺龙伤害成残废，使他长大无所作为。在这些存心不良的豪绅中，有个名号叫“大肚皮阎王”的恶霸，为人最阴险狡诈。有一天，他招摇声张地说：“人人都说贺裁缝的儿子胆量特大，我倒要去见识见识。”他假装去贺家串门，当贺士道父子招待他吃茶时，他突然在桌子底下“叭”的放了一枪，贺士道忙问他要干什么？他假惺惺地说：“没有什么，贺裁缝，请原谅。外面人都风传，说你的令郎胆力超群，我今天特意来试试看，果然名不虚传。以鄙夫之视，令郎今后必成大才，你全家必有大福大贵。”

大肚皮阎王这样当面奉承着贺家父子，但他过后却对别人说：“我谋算着这一枪不把那小崽吓成个傻子，至少也吓得他哭鼻子抹眼泪当场出丑。哎！真没想到，那小崽子听见枪响，眼睛连闪一下也没有闪，反给我闹了个难看。才七八岁的崽子，就这么壮的胆，真是不可小量呀！”大肚皮阎王有个儿子，长得歪头瘸腿，横眉斜眼，两个鼻孔经常挂着鼻涕，风吹日晒鼻涕由黄变绿他也不揩，所以大家都叫他“绿鼻涕”。绿鼻涕在村童中经常仗势欺人，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撒泼耍赖，一般孩子们都怕他躲他。他领受了他老子的唆使，总想聚众向贺龙挑衅闹事，乘机伤害贺龙。不过绿鼻涕虽然比贺龙大两岁，但真正碰在一起要动脚动手地打，绿鼻涕从来也不是贺龙的对手，而且经常被打得屁滚尿流。

有一次，村童们聚集在一起玩耍一种叫“迎接县知事”的游戏。这时还在清末，一位县知事要下乡来，那可是威风摆得十足：前边有人鸣锣开道，本人乘坐八抬大轿，周围有穿红马褂的皂班衙役，个个手持皮鞭、腰挂法绳，对老百姓轻则鞭打，重则捆绑押解；本地的土豪、绅士、秀才、贡生一干人等，都得穿戴整齐，跪在轿前拱手相迎，听候差遣；村里边赶快就给设公馆、办招待，传张唤李，要酒要肉要大烟，闹得鸡犬不宁。村童们玩这一套游戏，绿鼻涕抢着要扮演“县知事”，然后由他分派这个当土豪绅士，那个当秀才贡生，连轿夫子差役等都分配停当了，最后，他才问站在一旁的贺龙：“贺常常，你愿意当什么？”贺龙说：“我愿意当刀客！”“刀客”在清朝时是指那些持刀杀官劫库的造反者。绿鼻涕一听，说：“你要当'刀客’正好，县太爷领人下乡就是要抓'刀客’的，等会抓住你要狠狠审问拷打你一顿。”游戏开始了，装县太爷的绿鼻涕戴着用麦杆编的眼镜，骑在两个小孩子交叉着的手臂上算坐轿。他正在摆威风，那些排队相迎的也叩头哈腰，还没等到“县太爷”下令捉拿“刀客”时，贺龙突然闯进人群，大喊一声“穷人造反啦”，随即揪住“县太爷”，将其按倒在地，一阵脚踢拳打，其他人吓得躲在一旁看热闹，有些当轿夫差役的孩子，反过来也给“刀客”做帮手，把绿鼻涕揍了个腰疼腿肿，爬在地上连哭带叫。他老子大肚皮阎王气势凶凶地来问：“贺常常，你为什么打人？”贺龙理直气壮地答道：“是你儿子要当县官，他分配我当刀客，刀客就是专杀贪官污吏的，今天我只打了他几下，还未杀他，算轻饶了他呢。”一旁的村童们也都替贺龙讲话，说：“他要不先动手打倒绿鼻涕，绿鼻涕马上就要捆绑吊打他呢。”孩子们说得大肚皮阎王哑口无言，只好牵着绿鼻涕回家去了。

这天晚上，贺士道同妻子商量了一下，觉得贺龙也不小了，该送到学堂里念书了。于是，贺士道又凑了几块钱，找到教私塾的贺良六。开始贺良六还不愿收，说贺龙太野性。后来，他看到贺士道拿出了光洋，才笑眯眯地收下。这叫见钱眼开。从此，贺龙就开始上学了。贺良六又给贺龙起了号叫“平轩”，其寓意为：平步青云，翔雾连轩。贺士道又少不了道谢。贺龙上学的地方叫崇先学堂。崇先是贺家的祖宗，学堂名是贺家为纪念这位祖宗而起的。学堂其实不大，一间房子里，摆了些桌子。共有30几个娃娃，教书先生就贺良六一个人，笔管条直地坐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把戒尺。他闭着眼睛晃着脑袋领着孩子们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孩子们也晃着脑袋跟他念。念完了《百家姓》，又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那时念书，实际上是唱书，扯着长声，老师念一句，学生们念一句。贺龙跟着贺良六念了一遍《三字经》后，他站了起来，问道：“先生，我问个事可以不？”贺龙这么一问，学生们都愣了。因为那年头没有学生向老师提问题的习惯。贺良六听见贺龙问话，抬起眼皮儿，说：“贺常常，你要说什么话？”贺龙说：“先生，这'人之初，性本善’咋回事？”贺良六眼皮不抬地说：“这还不懂么，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一生下时性情是善良的，是好的。”贺龙说：“既然一生下就是个好人，还上学干啥？不是越学越坏了吗？”贺龙这话可把贺良六噎得够呛，他把戒尺往桌上一摔，说：“放肆，不许你污蔑圣人书。”贺龙又顶了一句：“你不说明白，我不念了。”贺良六真恼了，他拿着戒尺，颤巍巍地走到了贺龙身边，板着脸说：“伸出手来。”贺龙只好伸出手，贺良六举起戒尺，拍拍地打了几下。那小手心顿时起了几条红血印，这血印马上又鼓了起来。打完之后，贺良六又慢慢地挪到讲坛上。像先前一样，领着孩子们念“人之初，性本善”。贺龙也跟着念，不过从他嘴里出来的词儿变成这个样子：“人之初性本善，老师越打越不念！”他念着，周围孩子们都哄笑起来，贺良六虽然没听到贺龙念的是什么，不过他估计出贺龙没用心。他火了，罚贺龙到祖宗祠堂里跪了半天。贺良六前脚走，贺龙就偷着跑了出来。玩够了，估摸着快放学了，他才又跪到祖宗牌位前。第二天上学，贺良六怕贺龙再捣乱，又改念《百家姓》，而且专门要贺龙一人背。贺龙本来是想正经背的，可是一背起来就走了嘴，背成了：“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褚卫，老师盖被……”

“啪”的一声，贺良六那戒尺拍在了桌子上，接着便气势汹汹地离开座位奔向贺龙，贺龙一瞅老师这气势，立时“出溜”一下，像个小泥鳅一样跑出了屋门。直气得贺良六手扶门框，冲着贺龙喊道：“贺常常，你跑吧，老子不教你了！”贺龙站在远远的地方，冲着贺良六喊道：“人之初，性本善，老师越打越不念！”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士道说：“你这娃儿，给我千两金子我也不教了。”说完又晃着头连连说：“朽木，朽木，朽木不可雕也。”贺士道见贺龙不好好念圣人书，气得要打贺龙。又是贺英拉住了他。贺龙说：“爸爸，你让我学武吧。学文有啥用？我才不学贺良六那个酸样子呢。”

贺士道叹了口气说：“愿意学武你就学吧！”由于当地封建势力浓厚，地方豪绅富户成帮结伙，历史上即对外来人家称为“搬家客”，排挤和歧视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不许“搬家客”的子弟在当地上学读书，说是怕抢占了他们的“功名和前程”。贺家族祖在遭受歧视百般无奈之下，当时气愤地宣布说：“他们不让咱家学文，咱们就自己学武。”于是贺家的后院就成了校场，经常传出击拳格斗的喝令声和刀枪剑戟的撞击声，就这样，贺家的练武就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并有好几个人成了有“功名”的武举人或武秀才，在长辈们精心习武的时候，贺家的晚辈孩子们，从刚懂事时也就围在一旁边看边练，所以贺龙和他的诸多姐妹们，自幼就是从这种环境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每人都自然地学会了“三拳两手”的武术，同时也都养成一种机警果敢、不怕鬼、不畏强暴的英勇斗争精神。学武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说来也怪，贺龙却能受得了这个辛苦，每天和父亲练功。他生性聪敏，没多久，便把父亲的本事都学到了。于是，他又向村里其他懂武的人学。贺龙有位堂叔贺士远，一身好武艺，尤其精通硬气功。贺龙要学，贺士远见贺龙胆量过人，怕他学会了伤人，因此不敢教。贺龙便暗暗地偷着学。后来贺士远发觉，大为感动，遂下决心教贺龙“铁头功”。贺龙不仅喜武，且尤其喜水。小小年纪，就敢纵身跳下数丈的深潭。并能在水内睁开二目。如此本事，更使村中人惊奇，更谓其为“活龙”转世，缘龙乃水中之物。贺龙还喜马，且各种烈马到他手中都乖乖变老实。村中人又谓这是“龙马精神”，龙能降马，更说贺龙是“活龙”了。

陈毅元帅简历：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原名陈世俊。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2师党代表、师长，红4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6军、红3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22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茜。

陈毅的故事：

红军长征后，陈毅留在赣南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一封信中，陈毅回忆道：“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陈毅的组诗《梅岭三章》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很多人都知道，在大庾岭，陈毅险些在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中牺牲。面对死神，他慷慨吟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然而，在湘赣边区莲花县棋盘山，他被红军游击队当成叛徒捆绑审问，差一点儿被枪毙的惊险遭遇却鲜为人知。

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等南方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11月初，受中共东南分局委派，陈毅带着项英的介绍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乔装成大商人模样，继吉安、永新来到莲花，在山上找到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区游击队，当即传达中央指示，宣布国共合作和下山整编抗日。谭余保部队长期被敌人围困于深山老林，遭到国民党的残酷“清剿”和血腥屠杀。当时，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不知去向，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叛变，湘赣边区游击斗争处于危急关头。由于部队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全然不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尽管陈毅的名望很高，但谁也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对国民党具有深仇大恨的谭司令狐疑地打量着陈毅的一身商人打扮，一听说“国共合作”，更是勃然大怒，当场命令将陈毅捆绑起来，连续审问了3天，要他交待叛变经过和此行目的。同行的参谋还被打得皮开肉绽。而在此之前，湖南游击队一支队长曹树良也曾来联系下山抗日，被游击队员当成叛徒处死。

满脸络腮胡须的谭司令性格刚烈，恩怨分明，对革命赤胆忠心。在遭受陈洪时叛敌的重大损失之后，他更是多了一份心眼。尽管“上马击胡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陈毅能言善辩，不断心平气和、苦口婆心地向谭司令宣传中央政策、抗日形势，但是谁也不相信。经历过刀枪血雨的陈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不禁陷入了沉思：难道就这样冤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上？正好，这几天山下的国民党部队全部陆续撤走。谭司令故意朝敌人撤军方向放了一个空枪，谁知敌人竟无反应。他感到形势确有变化。于是，他按照陈毅的建议试试，派交通员刘全去吉安了解情况。刘全带着陈毅的信和名片下山，所到之处畅通无阻，国民党莲花县县长朱维汉非常客气，派专人护送刘全抵达吉安抗日义勇军办事处，见到韦瑞珍和贺怡。刘全认识韦瑞珍，事情顿时就说清楚了。刘全好不兴奋，连夜带着有关文件、布告火速回山。真相大白之后，谭司令亲手给陈毅松绑，含泪道歉，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接收改编。

11月底，以棋盘山为中心，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335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等地赶来汇集于莲花神泉垅上村黄陂桥进行整训。部队集合后，陈毅下山与国民党莲花县政府谈判解决改编事宜，并在县城附近设立新四军留守分处，以便上下联系。1938年1月，陈毅再次来到莲花陇上看望整训部队，并做了会议报告。次月，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集训，并吸收了附近不少踊跃参军的青年之后，改编为新四军1支队2团队1大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陈毅在莲花的曲折惊险故事，后来被拍摄成电影《山重水复》。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还重播了这部老电影。

陈毅元帅还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在招待会上突然问陈毅：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告诉记者：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这个巧妙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记者们无不在笑声中被陈毅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但又守得机智巧妙的本领所折服。上世纪60年代初，陈毅访问亚洲某国。在当地的公众集会上，一位宗教界的长老代表万民众僧向陈毅敬赠佛像，会场一时变得鸦雀无声。只见陈毅双手接过佛像，高兴地大声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一语引得笑声如潮。在当时那种场合，陈毅如果不接受佛像，势必伤害对方的感情，影响双方的关系。但是，如果毫无表示地接受佛像，又很可能被人歪曲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不再坚持无神论原则了。陈毅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幽默的语言改变了接受佛像这一行为的宗教色彩，同时赋予某种积极意义，十分洒脱地摆脱了窘境，显示了自己高超的语言技巧和外交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要批斗陈毅，并想进行武斗，陈毅却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圈说：现在画圈为界，你们都不要进这圈内了，因为你们都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一进来不也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吗？弄得红卫兵哭笑不得，不敢越雷池一步。

罗荣桓元帅简历：

罗荣桓（1902～1963）原名罗慎琪。湖南省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1师31团营党代表，第2纵队党代表，红4军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1科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15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洽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夫人林月琴。

罗荣桓的故事：

罗荣桓入党后，被派往鄂南搞农运，随即率农军参加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时评价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4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交加，中央派人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支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提议创办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由于长期抱病坚持工作，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63年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出身于乡绅家庭的大学生能够投身革命已属难能可贵，罗荣桓又是从部队最基层干起，与工农出身的战士同甘共苦，最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故有人云：无湘不成军。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而罗荣桓则是书生出身。尚武的社会环境对将帅的成长固然有重要影响，选择革命道路又是他们成就事业的关键。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罗荣桓，当时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胸怀强国激情，不过最初的志向还是实业救国。罗荣桓开始时的志愿是当一名建筑师，所进的两所大学选择的专业都是理工科。在校期间，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社会上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使他无法坐下来安心读书，最终还是汇入这股革命洪流。罗荣桓与多数因贫寒交迫而投身革命的人不同，他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又是大学生，自愿去过终日“红米饭、南瓜汤”且单衣草鞋的艰苦生活，还要闯九死一生的枪林弹雨，确实需要很高的觉悟和献身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才能拯救苦难的人民。罗荣桓更可贵的一点，又在于他能把理论信仰转化为艰苦奋斗的实际行动～～～从革命军队中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才能产生最有效的动员力量。罗荣桓能成为出色的政工干部，后来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首先在于他自身的模范作用。

罗荣桓初到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因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且为人忠厚，任党代表的同时又被推举为管账。农军向修水转移时，罗荣桓除带行李外还提着装有二三百块光洋的箱子。有两个农军战士过来说：“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见二人很热情，就放心地让他们扛箱子。傍晚，部队宿营时却找不到这两人的影子。丢了全连的家底，罗荣桓懊悔不迭，此后办事就很谨慎。多年后，罗荣桓还常提此事，说当年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要成为革命者不经过磨练是不行的。毛泽东听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说起过此事，毛泽东表示： “你看，他非常老实，但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从这么一件事上就悟出了一条重要的道理，真是'吃一堑长一智’。”罗荣桓顾全大局，很善于团结同志。1930年2月，年仅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4军军长，但他个性很强，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将他派到红4军后果然把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林彪则专负责指挥作战。因罗荣桓在非原则问题上能够谅解和忍让，二人长期相安无事。不过，到东北以后，林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罗荣桓则坚持原则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林彪对此非常不满，进入关内见到聂荣臻便发牢骚，还劝他来替换罗荣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罗荣桓负过枪伤，从1942年起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罗荣桓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坚持工作。他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到那时，死也瞑目了。” 1946年夏，他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三年。罗荣桓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罗荣桓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 “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从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开始，罗荣桓就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1928年秋，毛泽东率部迎接第28团回井冈山。为加快行军速度，罗荣桓灵机一动，命令战士坐在山坡上顺势滑下。看到几百名战士在草丛中飞速而下的壮观场面，毛泽东不禁脱口说道：“我们都成了'草上飞’啦！”36年后，毛泽东在《吊罗荣桓》一诗中，开头一句就是“记得当年草上飞”，可见当年的情景在毛泽东脑海中的印象之深。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慧眼识英才，对罗荣桓一直委以重任。后来，毛泽东回忆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发自内心地说：“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1955年，授元帅衔之前，罗荣桓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便主动提出自己应授大将。毛泽东得知后还是坚持原议。1963年，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了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之情，但属于寓意较深的词作。《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友情和器重。

徐向前元帅简历：

徐向前（1901～1990）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红4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夫人黄杰。

徐向前的故事：

徐向前元帅戎马生涯半个多世纪，身经数百战，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兼容书生与武将的内在气质，既文雅、谦和，又坚韧、勇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创建红四方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创建新中国、建设人民军队等方面，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政治远见，都表现了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才能，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5次对徐向前的指挥艺术进行过赞扬，这在我军历史上实为少见。他在选人用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许多用人故事至今还令人津津乐道，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选拔人才，建设伟大祖国，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徐向前元帅历来以大胆用人著称，他大胆启用李先念的故事，为我们大胆用人做出了榜样。徐向前与李先念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相识于1929年。当时徐向前为红31师副师长，20岁的李先念是红31师的一名副班长。在平时的接触中，徐向前发现李先念是个人才，对他非常器重，赏识他的才华，不仅在紧急关头委以重任，而且在危难之时也常与李先念商量。1931年底，已是红4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任命李先念为团政委，并很快提升他为师政委、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成为红四方面军英勇善战的主力部队，面对艰难险重任务，总是少不了红30军。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央组建西路军，徐向前又是总指挥，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还是主力，他们指挥2.1万多名红军将士，浴血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反复拼杀，终因弹尽粮绝，惨遭失败。但在最后关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军事工作由李先念负责，部队兵分三路打游击，最后只有李先念所带的一路成功突围。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李先念在西路军的功绩，并说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徐向前也曾说：“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乱，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共同分享过胜利的喜悦，也承受过失败的痛苦，经过战争环境的锤炼，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炉火纯青。在战争年代，他们并肩携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志同道合，肝胆相照，情同手足，无论地位怎么变化，李先念同志始终把徐向前视为自己的老上级、老领导，并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                                  

徐向前早年当过教师，是黄埔第一期优秀生，后又当过抗大校长，一向爱兵爱将，惜才爱才，懂得培训干部的重要性。他认为，军队院校培养干部，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在军官的来源上，他指出：“完全可以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一些很好的青年学生培养成初级军官。”早在1981年，他就要求：“干部一定要经过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徐向前非常重视干部的使用与培养，对在实践中锻炼干部、培养人才，更有体会、更有思想。他教王树声怎样打仗，怎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故事，就是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的成功范例。1929年6月，徐向前负责鄂东北的军事工作。王树声是一大队党代表，是大别山有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他没有上过军校，进行大一点的战争，就感到力不从心，难于应付。徐向前是黄埔优秀生，又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斗争，他的到来，使苦恼中的王树声如同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霖。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一个是虚心求教，一个是悉心栽培。徐向前针对王树声作战勇猛，但智谋不足的特点，结合战争实践，进行言传身教，让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第二年，部队打了两个大胜仗后，王树声提为团长。部队路经黄陂时，探知县城只有敌人一个营，不少官兵心里发痒，王树声也跃跃欲试。徐向前却摇摇头说：“不要盲动哟，同志们！攻城不是闹着玩的。打仗像娃娃学走路，刚刚学会走，怎么就能瞎跑呢？要一步一步来。”王树声不由得面红耳赤，但都记在心里。不久，部队要夜袭一个车站，因延误了时间，到车站时已快天亮，夜袭打不成了，但当地群众反映，昨晚敌人救了一夜的火，刚睡下。这时徐向前为了培养王树声，有意让他谈谈意见。王树声主张按原计划打敌人一个冷不及防。徐向前看着王树声笑了，当即定夺，奇袭车站，果然大获全胜。从此，王树声更加敬重徐向前，徐向前也为王树声的进步而高兴。在徐向前的培养下，王树声从团长到师长、军长，后又任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成为徐向前的得力助手，1955年授予开国大将军衔，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徐向前能用人，也会保护人，先后两次保护周希汉就是例证。1931年春，鄂豫皖苏区搞大“肃反”，在红军和革命政权中抓“反革命”，具体由张国焘领导，那些出身不好、文化水平高、爱说几句怪话和不小心做错事的人，都是抓的对象。一时间搞得苏区人心惶惶，许多好同志被抓了起来，还有许多人被劳改、被杀害。徐向前在前线听说后，回到总指挥部。徐向前平时爱吃锅巴，在机关是有名的，因此炊事员都认识他。一天，徐向前在伙房看到一个陌生的小红军，就问他：“小鬼，我怎么不认识你？”周希汉回答说是刚从劳改队来的。徐向前又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周希汉就低头不语。徐向前心想肯定有难言之苦，经追问，果真如此。原来，周希汉讲了几句怪话，又是小知识分子，就被保卫局抓进了劳改队，这是到炊事班接受考验。通过交谈，得知周希汉已参加红军两年多了，打过好几仗，在家读过几年书，会写几笔字，在连队当文书。徐向前当即拍板，叫周希汉给他当“书记”。周希汉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反革命嫌疑犯”一下子成了总指挥的“书记官”了。徐向前到前线去时，还专门交代炊事班要让周希汉吃好些，养养身子。几天后，徐向前回来开会，却找不到周希汉了，一问才知，又被押起来了。原因是前几天转移驻地时，他在前头号房子，把宿营地搞错了，张国焘生了气，说他有意搞破坏。徐向前跑到保卫局，亲自为五花大绑的周希汉解绳子。徐向前把周希汉的命保住了，也为人民军队保住了一名高级将领。后来，周希汉每当谈起他的红军生涯时，常常摸着自己的脖子说：“若不是徐总的保护，我这脑袋早掉了！” 

聂荣臻元帅简历：

聂荣臻（1899～1992）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张瑞华。

聂荣臻的故事：

聂荣致将军救孤女的故事，被中日两国广泛的着流传着。说起这个故事，还得回到抗日战争年代。1940年8月，从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旁，有一个叫东王舍的村庄，这是横贯太行山脉的一条交通要道。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曾经是华北交通公司职员的美穗子的父亲～～加藤清利，1939年末作为助理被派遣到井陉煤矿车站，负责运输煤炭。8月20日，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战役前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交通总破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8月20日夜，在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对华北各线敌伪军据点同时发起进攻。在激烈的战火中，井陉煤矿变成了一片火海。在火海中，八路军战士救出了2个日本小女孩，4岁的美德子和她不到1岁的妹妹。面对2个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战士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于是向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请示。当时接电话的是一个参谋，因为这个事情比较特殊，他便向聂帅报告。聂帅说叫他们赶紧送来，对俘虏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还宽待呢，2个日本小女孩是无辜的。后来战士很快从前线把2个日本小女孩送到了司令部。在司令部，2个小姑娘成为聂帅的小客人，受到了悉心的照顾。“半天工夫，部队就派人把2个孩子送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她的手，拿来梨子给她吃。”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用“激烈战火中的小插曲”回忆了这段往事。

在战火异常激烈的前线阵地，这2个孩子应该怎么办？日本人经常到晋察冀地区扫荡，结果难以预料。如果这2个日本小姑娘留在异国他乡，可能会对将来她们大了以后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虽然她们的父母已经去世，但是她应该还有亲戚。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聂帅决定将她们送交给日方。在聂帅的安排下，没过几天2个小姑娘就被送往石家庄。战士们找了一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聂帅和指挥所的几个同志担心孩子在路上哭，还往筐里堆了许多梨子。美穗子姐妹转交日军后，被送到了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因伤势严重不幸死去。美穗子本人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此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随着美穗子姐妹回去的，还有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时间飞逝，战火连天的峰峰岁月已经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远去。转眼到了1980年的4月，总政华南的副主任带着姚远方同志，一起来采访聂帅。那时全军开政治工作会议，他们来请示聂帅关于政治工作方面有什么指示，这样谈完了以后，姚远方同志拿出了那3张照片，问聂帅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照片唤起了聂帅40年前的回忆。很快，姚远方就完成了一篇通讯《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1980年5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这篇通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其他一些省市的报纸也都刊载了这篇文章和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报道也引起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最先把文章和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在一起的照片发到日本。5月29日，曰本《读卖新闻》用很大版面，突出刊登了这篇文章和照片，题目就是《兴子姐妹，你们在哪里？聂将军40年后，呼唤从战火中救出的孤儿》。

6月3日，也就是在中国报纸发表《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第6天，文章中说的叫“兴子”的日本小姑娘终于找到了。然而，找到的日本小姑娘并不叫兴子，而是叫美穗子。聂荣臻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说到：“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子的名字。”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1980年6月8日，《读卖新闻》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文章《我就是兴子》，旁边还附有美穗子的大幅照片。当时的美穗子已经44岁了，住在日本宫崎县，已经有了3个女儿。她和她的丈夫开了一家五金店，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当美穗子远在日本看见了报纸上的这篇报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就是文章中所说的“兴子”，而且当时她还和丈夫一起议论说别人也有与自己一样的经历。当美穗子知道报纸上的“兴子”就是自己的时候，她吃惊的程度只能用如雷贯耳这个词来形容。当晚，美穗子激动地给救命恩人聂帅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并表达了想到中国访问的愿望。这封信被次日返回东京的《读卖新闻》的记者带回，急速转给北京的聂帅。1980年6月24日，中国驻日使馆得到了邀请美德子访华的正式请帖，出发的具体日期是7月10日，这一天恰好是美穗子44岁的生日。

1980年7月10日晚上，美穗子和她的家人一行6人，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从长崎到达北京。欢迎他们的是大批的新闻记者以及照明灯、照相机的闪光灯。在人群的簇拥下，美穗子来到了机场贵宾室，见到了聂荣臻的女儿聂力。1980年，正是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升温的阶段。将军救孤女，这样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不会放过的。毫无例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对美穗未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她最大愿望就是见到聂帅，当面向他感谢救命之恩。这次见面被安排在7月14日，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见面的前一天晚上，美穗子的心情非常紧张，不知怎么感谢聂帅才好。

第二天见到聂帅，美穗子觉得与在照片上所看到的严肃形象完全不同。聂帅身材高大，却非常温和，不由得使美穗子产生了错觉，好像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当时目睹了两个人见面的场面，原聂帅的秘书回忆：“当时非常感人，美德子非常激动，看到了聂帅以后，拉过了他的手，用日本的最高礼节，将自己的额头触在聂帅手上，这是最高的礼节。”美穗子泣不成声，说聂帅是自己的再生父母。与聂帅见面后，7月16日，美穗子一家来到了石家庄和井陉煤矿火车站。在美穗子模糊的印象里，火车站的位置和父亲曾经办公的地方都和40年前一样，到了自己被救的地方她也很激动。离开了石家庄，美穗子又前往杭州、上海．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7月23日美穗子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从上海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的美穗子，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从此做着自己微薄但是不懈的努力。1986年5月和1989年5月，美穗子先后2次随日本友好代表团访华。这此后的2002年、2003年美穗子又2次来到中国。美穗子和中国姐姐聂力见了7次面，其中有一次是在日本。1998年，聂力率全国妇联、妇女代表团到日本，顺道去看望美穗子。这也是聂力第一次去美穗子的家里，为了接待姐姐，美穗子特意把保存了近20年的聂帅送的那幅《松竹梅》拿了出来。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8月24日美穗子第6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她的第二故乡，岁月匆匆，容颜改变，然而不变的是纯朴的心灵，感激的心情。在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美穗子就来到了中日友协。在会见厅里美穗子与中国姐姐聂力时隔3年后再次见面。这一次见面，聂力送给美穗子的礼物是聂力夫妇亲笔书写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书法作品。聂力还专门比着她的身材为她挑了一件墨绿色、下摆有红黄条纹的中式外套。

8月25日下午，在中日和平友好交流北京大会上，美穗子与一直研究和宣传聂帅救孤的来住新平先生一起登台发言。他们因为此事相识，并共同建立了日中友好协会都城支部。在大会上，美穗子深深鞠躬，和来住新平共同回忆起65年前被救之事，以及多年来他们在日中友好方面所做的努力，讲话先后被6次掌声淹没。“将军救孤女”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位老人的出现，又让这传奇的往事多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是美穗子这一次来到中国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笑见另一个曾经救过她的恩人一一杨仲山老先生。在美德子第6次来到自己的第二故乡中国时，见到了65年前把自己抱出火海的八路军战士，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杨仲山老人。老人回忆说，1940年8月21日早上5点钟，当时还是一名年轻战士的杨仲山，将美穗子抱出火海，并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饼干（实际上是一种干饼，是把饼加热烤干，吃起来嘎嘣嘎嘣的），给美穗子吃，她一走不动了就吃点儿。

美穗子在见过另一位救命恩人之后，激动地说：“65年前如果没有聂帅救我，就没有我的今天，也没有我的孩子的今天。虽然我现在过着平凡的生活，但这也是聂帅赋予我的，也是杨仲山先生赋予的。我现在有很多话想说，归结到一句那就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叶剑英元帅简历：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后任4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4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夫人危拱之。

叶剑英的故事：

叶剑英对南昌起义曾有过重大贡献。1927年4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这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时任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于是年7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开展秘密工作。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因打过“东征讨蒋”的旗号，反共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中共中央领导准备与他联合，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北伐。后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益紧，便放弃这一计划，酝酿集中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务委员会开会酝酿通过南昌起义计划，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此时，叶剑英仍在第4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有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20军，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都驻在这里。此外，还有其他军阀部队，一时显得拥挤不堪。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部设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军长黄琪翔因汪精卫要他公开反共、“清党”，又面临着与新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满腹心事。他与叶剑英素有交情，并器重叶的军事才干，不时邀请他磋商军机大事。当时叶的党员身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他尽力将获悉的军事情报透露给党组织。他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经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屡次邀请贺龙、叶挺上山。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叶剑英洞察其奸，火速到第24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摆出游湖赏景的样子。叶剑英首先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并可能对贺、叶下毒手的消息告诉大家。叶挺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断然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叶挺也决定不去。廖乾五、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最后，大家商定：第一，贺、叶无论如何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要贺、叶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第三，叶挺率部先行，贺龙所部相继开拔。叶剑英仍留第4军军部。他对叶挺、贺龙说：“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告诉我。”这就是“小划子”会议的大致情形。这次会议，虽迄今未查到正式记录，具体细节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据贺龙、叶剑英等当事人的回忆，它确实开过，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小划子”会议后，叶、贺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7月28日夜，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离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会议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张发奎多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后，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在九江的叶剑英，通报南昌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剑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讨伐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军”，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11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阻止25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73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并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很有道理。其实，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第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遂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企图。张发奎趁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去南昌之机，嘱郭向南昌起义统率部转达四点希望：“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去东江，不要去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郭沫若请张发奎亲笔写下这个意见，便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离开九江去南昌。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按照党的决定，原计划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参加南昌起义，即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7·15”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将该校编散，组建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全团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教导团党代表陈毅率该团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中途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这时陈毅身份已经暴露，他连夜召集党的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陈毅带特务连长肖劲奔南昌。许多师生纷纷走散。叶剑英见此情景，十分焦虑：教导团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且都是干部，为宝中之宝。一定要想法保存下来，整顿好，交给党使用。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张发奎、黄琪翔对其信任的有利条件，主动到团里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使大家安定下来。

一天，叶剑英和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事，谢发牢骚表示不想兼任团长，叶乘机说他愿意兼这个差事，谢同意后，叶便找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上任后，亲自到该团了解情况，耐心劝导师生，经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已走散的师生纷纷归来，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叶向张发奎要来枪支子弹武装全团，稍事整顿，即随军开赴南昌。不料，到南昌后，朱培德散布教导团是“赤子赤孙”，并向张发奎提出对其缴械、“清党”的要求。叶剑英挺身而出，团结全团师生努力抗争，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