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 J. Weatherhead III）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问世。
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顿的主要著作还有《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自1993年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争论。亨廷顿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那些旧范式之外提出了新的范式，并希望以此来取代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国家主义以及以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为代表的“混乱的范式”。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在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氏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全书第一部分的内容比较偏重理论，对一些主要概念，如：文明、现代化与普世文明等。第二、三、四部分构成了全书的核心，作者指出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同时亚洲文明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壮大了其军事、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人口的暴增给周围邻国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非西方文化出现了复兴的趋势。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全球的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线进行重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断层线战争往往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最后亨氏还指出要永久地结束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暂时地休止也需要有第二、三层国家（非主要参与者，但通常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介入，从上而下的推动和平。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实际主要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和假设，并提出防止主要文明间战争的三个原则：避免、共同调解和求同原则。
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中，很注意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奎格利、梅尔科、伯纳德"刘易斯等的相关理论。另外，吸收了韦伯的统治合法性理论作为其分析的工具。在谈西方兴起对世界的冲击时，亨廷顿如是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我觉得这种说法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相应和，由于西方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文化的霸权，西方文明不能够得到非西方的认同，所以西方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最终还是被推翻了。纵观全书的分析可以发现作者非常重视“文化认同”这一概念，可以说对“认同”的强调构成了全书的基调——文明的冲突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认同产生的。
以现实来“证伪”亨廷顿的理论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虽然俄罗斯从政治上支持与其同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人，但西方人支持的对象却是在文明上与自身完全不同的穆斯林。当然，作者也有辩解，说美国是个例外是由于波斯尼亚政府所造了多文化国家和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可怎么看这种说法都让人觉得有些牵强。阿富汗战争更像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的冲突”了，可是依旧有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向西方联军提供非常关键的后勤支持和情报配合。伊拉克战争更是彻底打破了亨廷顿“文明的界限”：同属西方文明的法、德等国与英美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对立，而同为伊斯兰国家的科威特、沙特却站在了美国一边。所以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一新范式目前还不能完全取代“国家主义”的旧范式，很多地方冲突用国家利益来解释会更清晰，而且亨氏只注意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却没有对文明内部的冲突予以足够的关注，而这在现阶段恰恰是更普遍的。
国人对亨廷顿的理论一般都持批判态度，多是因为其观点“中国崛起是造成世界秩序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这种中国威胁论激起了国人不满。另外，虽然亨廷顿批判“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但他以西方的理性、制度等独特性来解释为什么西方能够在全球范围扩张本身就是布劳特教授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最后一章中的假设：2010年左右由于中越在中国南海的冲突，中国对越南报复式的占领，日本“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俄罗斯逐步调动部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等。且不说在面对南海危机时中国会做出什么反应，单说日本有多大可能放弃美日同盟关系而追随中国呢？历史充满偶然，未来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呢？“蝴蝶效应”让人不得不相信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后果，而亨廷顿这一连串的假设只要有一个环节不符合久不可能出现他最后的所预想的结果，而每一个环节又充满了很多可能，数不清的环节和可能就使亨廷顿的假设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了。所以这种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呢？更何况是这种缺乏事实依据的假设。所以我认为这是全书的败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在理论的发展中，一部著作是否重要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认同其观点，而是他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中是人们所绕不过去的，凡是探讨相关理论就不得不关注这部著作。亨廷顿做到了这一点。虽然用文明的范式不能完全解释未来的冲突，但这种理论尝试提出了新的视角，这就是其价值所在。
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以来，亨廷顿关于人类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探讨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么多年以来，他的这一尝试性的解释模式为新时代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宗教等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关的问题认识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探讨和研究的一家之学说。进入到新世纪以来，随着一些世界性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演进发展以及一些地区性冲突的频繁爆发，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出一些亨廷顿在文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现实当中出现的影子。而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则更需要一些理论性的解释来为进一步各方面的活动开展提供支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亨氏所坚持的观点愈发在相关领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况且我们知道，即便是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广泛争议和讨论，也无一例外的说明了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框架所主张的观点对于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无论学术界所持的态度随着时代发展的潮流将进行怎样的变化，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带给我们的思考都将会持续下去，而且如果我们愿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的话，兴许还能够得到更多有益于我们在政治学领域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发展走向研究的重要成果。
文明冲突论提出的前提假定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分属于不同类型的文明种类，并且各文明在将来很有可能会由于彼此间文化乃至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产生比较大的冲突，由于现代社会里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高度发展，文明中的核心国家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因此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可以遇见的是将来肯定会由于文明之间的冲撞而产生区域性的小范围的摩擦，大国会参与进去，但却不会为此大打出手，都会以某种恰到好处的方式为基础为自己的生存和继续核心国家地位的谋求和展开争夺。
前面所阐述的这些观点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文明冲突论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也许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一些不同的东西。首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文明冲突论所提出的大的世界环境背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冷战结束后不久，世界政治割据经历了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界的冷战之后突然进入了一个面临着需要进行全新的世界政治秩序构建的时期，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面临着没有等量级敌人存在的情况下，在国内和国际上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跟以往政治统治所全然不同的新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利于自己新的战略思维方式的贯彻和实施的，因此，为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新的等量级敌人，成为冷战后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部分人士的一大重要任务，这样，文明冲突论这样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符合这一目的和要求的政治论点便应运而生。按照这一思维推理下去，就成了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冲撞，可以，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可以，但是，总不会没有文明之间的差异吧，因此，当抓住了这一重要分歧点的时候，附带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差异和矛盾，文明冲突论的诞生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上世界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石油危机等的爆发，传统的西方强势利益集团在很多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团体谋求在全球的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在西方人严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一下子强势的涌入到了他们的视野，甚至是生活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某些西方保守主义势力的恐慌。又随着东亚经济等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强势复兴和发展，在经济上，西方势力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以及传统的发言资格等都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上的利益维护角度，还是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自卫与防护角度，西方的保守主义集团都必然会寻求新的路径去维护自己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割据，这样，理论上的先行就显得格外重要，文明冲突论也自然顺应了这一潮流，为他们在眼前摆放出了一幅可以令其满意的壮阔画卷，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苦肉计也好，还是出于内心的安慰与祈祷也罢，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有着现实的需要的。
文明冲突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讲的确有着它所独特的优势地位所在，它所代表并衍生出的学术观点将会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引领这一领域里的研究发展，但我们断不可轻易忽视在它背后所隐藏的某些不为众人所知的潜在隐患，而对于这些的认识和理解，还需要新一代的政治学者们去潜心钻研和努力，我想我们是可以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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