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 seedlings:高岗的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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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的权力何以能迅速超越周恩来与刘少奇?

戴茂林 赵晓光

2011年12月05日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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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1949年6月,刘少奇同高岗、王稼祥在莫斯科合影(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2期,原题为“高岗的1953年”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初步完成,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与政务院平行。因此,高岗的地位更为特殊。所以,也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奉调进京,对于47岁的高岗而言确实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高岗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从黄土地到黑土地,从西北到东北,偶尔路经华北,高岗在中国版图上的活动轨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三北”。虽然高岗在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的高级职务,但高岗在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是唯一一位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特殊副主席。

  1952年12月初,高岗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来到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的计委已经是一个编制1225人、内设16个厅局和一个直属处的庞大机构,确实是兵强马壮。

  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人们关注的要地。

  新税制风波

  一场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使高岗的权限进一步加大。

  新中国的税制,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的方针于1950年初制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税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日渐显露。因此,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当时任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将新税制阐述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不但对新税制的实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负责的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且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因此,当时由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虽然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仍要对政府全面工作负总责,但他只能具体管涉外的几个部门,其他各部均直接对中央负责。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如此重大的调整?难道仅仅是对实行新税制不满吗?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1953年,联想到高岗在进京之前与刘少奇发生的几次争论和毛泽东对争论双方的态度,就会发现,毛泽东的一个基本观点不变,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虽然也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但他着重批评了脱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推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进程中,是认事不认人的。至少在发生新税制风波的1953年初,毛泽东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某些言行是不满意的,而对基本上能够跟得上自己思路的高岗则是比较欣赏的。

  而恰恰相反,高岗是认人不认事的。他自认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最高统帅的欣赏,别人统统不在话下了。

  实际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毛泽东既看重高岗的突击队作用,更不能舍弃刘少奇、周恩来这两支主力军。在某种意义上,对高岗的提拔重用,既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批评,更是对他们二人的激励。

  然而,刚刚踏上北京这片土地的高岗未能准确理解毛泽东的深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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