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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 王真2011年04月15日17:33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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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为什么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郑德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抵御执政风险问题就成为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抵御执政风险问题，阐发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不仅为化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执政风险提供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导，而且对于新形势下抵御执政风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正确判断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风险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执政风险也随即而来。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面临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也有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这些风险虽然表现在多方面，但不外乎两种基本的风险源，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执政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执政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毛泽东科学地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入手，提高党抵御风险的能力，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
毛泽东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这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在讲话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有“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预计的情况，都是对执政党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严重削弱，甚至会造成致命伤。其中，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针对“两个预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在讲到“两个务必”时，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3］不要成为戈尔洛夫①。这就是要以奋发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使党始终保持活力。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4］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4］（p．179）针对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并告诫说，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5］中共中央在《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6］这场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1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的近40％；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4］（pp．186～187）一些重大典型案件得到果断而及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薛昆山、宋德贵等一批特大贪污犯被处决。“三反”运动后，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7］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用“风险”一词，但在他看来，党内腐化问题就是最具威胁的执政风险。毛泽东对党执政主要风险源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他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早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就阐明了这种唯物辩证思维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8］这可以作为理解他高度重视党内风险源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立即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用3年时间整党。这次整党共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38000人，劝退不合格党员90000人，同时吸收新党员1070000人，党员总数达到6369000人，［9］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还在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内迅速建立起组织系统，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抵御执政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注重内因，科学分析引发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
1953～1956年，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一些闹事问题。毛泽东以冷静的态度对闹事问题进行了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平凡又不平静的一年，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二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出现混乱，相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对我国造成了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到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些事件带有一定的突发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对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人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甚至动用武力去解决。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的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10］这种处理方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从容对待、冷静处理，他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积极稳妥地化解执政风险。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他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1］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根据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就领导者因素问题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12］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党群、干群关系中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行为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态度。实践也证明，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往往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毛泽东对闹事主导原因的分析，鲜明而深刻地贯穿着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指导党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解决闹事问题的主要对策。毛泽东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11］（p．237）《指示》中着重讲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就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展开。《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12］（pp．155～156，158）《指示》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向群众许愿。这些指示精神，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指明了具体方法。对于罢工罢课，《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时，“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而“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12］（pp．161～162）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在处理闹事问题上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可领略到党和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泽东还曾以辩证思维加以阐释：有些人闹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闹事可以“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7］（p．354）而且“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11］（pp．237～238）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主导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建立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毛泽东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来看待的，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10］（p．570）刘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13］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问题，造成事态恶化，只不过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住了局势，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控制住局势，酿成了后来的反革命叛乱。出现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致使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感到迷茫，拿不出正确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党如何应对来自人民内部的风险问题，这是我们党能够妥善处理闹事问题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关于处理闹事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了执政中的一些风险因素。正是在这一实践基础上，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7］（pp．456～457）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的概念。当然，这个时候党和毛泽东还不可能对“风险”概念作出更加科学而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党高度警醒的问题以及防范风险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就要创造出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由此也需要我们从抵御执政风险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重大意义的认识。
三、练好内功，着眼抵御执政风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抵御执政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则是练好抵御风险内功的固本之举，这是毛泽东以防范内源性风险为主的思路的逻辑延伸。毛泽东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0］（p．605）毛泽东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深入解决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此时很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整风的报道，他看了5月10日《解放日报》第2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后写下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还说：“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0］（p．609）这一批语充分说明了整风的紧迫性和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重要性。《人民日报》在当时配发的社论中写道：“领导工作人员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14］这里所告诫的“危险”即执政风险。而酿成这种“危险”的不外乎社论中所说两个因素：一是能力因素，二是“冲昏头脑”，而后者主要就是表现在官僚主义作风上。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了反映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转变作风，这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问题在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不能由此否定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主观、客观和国内、国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遭受了严重困难，这是党执政后遇到的又一次风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使这一时期的执政风险很快得以化解。毛泽东化解风险的思路，仍然是注重抓党风建设，以清廉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形成全党全国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强大力量。这一时期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种不正之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这“五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全党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5］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加强调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我们党这种一贯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下去和发扬光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16］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的问题，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这一期间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漠然视之，以致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自党执政后就一直着力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阐明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尤为强调要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11月18日，云南省委在向中央上交的检查报告中说，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毛泽东在11月25日的批示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11］（p．451）云南省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了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检查和改善了矿山、水利工地等地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生活。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1958年2月28日、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必须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因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长老爷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体力劳动。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两次决定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以缩小领导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差别。［4］（pp．258，259）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出通知：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和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整顿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1962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反对干部特殊化的指示》，对军队干部日常生活、物质待遇、因公外出、因病休养等作出具体规定，严禁搞特殊化，并指出特殊化是最影响军队内部团结、最脱离群众和最易损害我军战斗力的一种危险倾向。［6］（p．60）毛泽东还对某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卫生部随后向毛泽东呈交了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认为保健工作确实严重地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并提出了改进办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7］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家属，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领袖们的表率作用成为全党转变作风的楷模，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政风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18］1961～1962年，国家精简了一千多万名职工，减少了两千万城镇人口，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但党的凝聚力却空前增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很快渡过难关，实现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举世公认”：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另一个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清廉的党风政风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特点，是党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关键，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能够成功抵御执政风险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四、沉思历史，研究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思想与实践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迄今已60余载，这是一部充满艰辛与曲折、奋斗与辉煌的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奠定了党执政历程的起点，而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教诲，他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亮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包括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累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党和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错误，以致后来在防范和抵御执政风险时走了弯路，但这不能泯灭其历史贡献。我们要深入发掘其中仍具时代价值的内核，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时刻警醒。如毛泽东对执政主要风险源的科学判断；强调从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入手解决问题；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我们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悟出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他依据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注重内因，着眼于党的自身找问题。规律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毛泽东当年所强调的那些问题，正是新形势下时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和总结，更好地驾驭抵御执政风险的规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需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方位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环境已不同于以往，党执政风险的概率也要远远高于五六十年代，抵御执政风险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规律性的思想和论断，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更加有效地抵御和防范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4］转引自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6］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9］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70～71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57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14］《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4页。
［16］《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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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抵御执政风险问题就成为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抵御执政风险问题，阐发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思想、观点和论断，不仅为化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执政风险提供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指导，而且对于新形势下抵御执政风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伊始，正确判断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风险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执政风险也随即而来。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面临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也有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也有共产党内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这些风险虽然表现在多方面，但不外乎两种基本的风险源，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执政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执政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毛泽东科学地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着重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入手，提高党抵御风险的能力，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
毛泽东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这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看出来。毛泽东在讲话最后一部分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有“两个预计”：一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二是预计革命胜利后党内会有一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打败仗。前一种预计是思想作风滑坡蜕变的问题，后一种预计是党员干部被腐蚀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预计的情况，都是对执政党先进性和战斗力的严重削弱，甚至会造成致命伤。其中，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腐化问题。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1］针对“两个预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在讲到“两个务必”时，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提出新任务，使全党同志来不及骄傲！［3］不要成为戈尔洛夫①。这就是要以奋发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使党始终保持活力。
毛泽东的预言很快被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党和国家机关中出现了部分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出现了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4］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4］（p．179）针对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严肃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并告诫说，再不切实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我们就会犯大错误”。［5］中共中央在《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6］这场运动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历时近1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据中纪委1952年7月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的近40％；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4］（pp．186～187）一些重大典型案件得到果断而及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薛昆山、宋德贵等一批特大贪污犯被处决。“三反”运动后，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7］此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用“风险”一词，但在他看来，党内腐化问题就是最具威胁的执政风险。毛泽东对党执政主要风险源的正确判断，反映了他善于把握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早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就阐明了这种唯物辩证思维观：“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8］这可以作为理解他高度重视党内风险源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立即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1951年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再用3年时间整党。这次整党共清除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238000人，劝退不合格党员90000人，同时吸收新党员1070000人，党员总数达到6369000人，［9］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还在中央人民政府机构内迅速建立起组织系统，成立了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抵御执政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注重内因，科学分析引发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
1953～1956年，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出现了一些闹事问题。毛泽东以冷静的态度对闹事问题进行了分析，先后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就闹事的原因和性质、对闹事的态度和对策等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后一篇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奠定了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执政风险的理论基石，对于新形势下党应对群体性事件仍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指导意义。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平凡又不平静的一年，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二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出现混乱，相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并对我国造成了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间，我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到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这些事件带有一定的突发性，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对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人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甚至动用武力去解决。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的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名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10］这种处理方法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从容对待、冷静处理，他科学分析了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着眼于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积极稳妥地化解执政风险。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他对闹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但领导者的因素则更加重要。他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1］这一分析反映了毛泽东对闹事问题的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方面，而不是在群众方面。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根据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就领导者因素问题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12］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党群、干群关系中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行为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态度。实践也证明，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往往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毛泽东对闹事主导原因的分析，鲜明而深刻地贯穿着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指导党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解决闹事问题的主要对策。毛泽东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11］（p．237）《指示》中着重讲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就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展开。《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12］（pp．155～156，158）《指示》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向群众许愿。这些指示精神，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指明了具体方法。对于罢工罢课，《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时，“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而“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12］（pp．161～162）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在处理闹事问题上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可领略到党和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泽东还曾以辩证思维加以阐释：有些人闹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闹事可以“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7］（p．354）而且“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11］（pp．237～238）
毛泽东对闹事问题主导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建立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毛泽东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来看待的，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10］（p．570）刘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13］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问题，造成事态恶化，只不过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住了局势，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控制住局势，酿成了后来的反革命叛乱。出现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致使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感到迷茫，拿不出正确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党如何应对来自人民内部的风险问题，这是我们党能够妥善处理闹事问题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关于处理闹事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了执政中的一些风险因素。正是在这一实践基础上，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7］（pp．456～457）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的概念。当然，这个时候党和毛泽东还不可能对“风险”概念作出更加科学而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党高度警醒的问题以及防范风险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就要创造出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由此也需要我们从抵御执政风险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重大意义的认识。
三、练好内功，着眼抵御执政风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抵御执政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则是练好抵御风险内功的固本之举，这是毛泽东以防范内源性风险为主的思路的逻辑延伸。毛泽东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问题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以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起点。实际上，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会上，刘少奇着重讲了不要脱离群众和防止产生新的贵族阶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10］（p．605）毛泽东警醒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为深入解决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此时很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整风的报道，他看了5月10日《解放日报》第2版《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报道后写下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还说：“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0］（p．609）这一批语充分说明了整风的紧迫性和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重要性。《人民日报》在当时配发的社论中写道：“领导工作人员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14］这里所告诫的“危险”即执政风险。而酿成这种“危险”的不外乎社论中所说两个因素：一是能力因素，二是“冲昏头脑”，而后者主要就是表现在官僚主义作风上。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和群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了反映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转变作风，这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在运动中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党及时进行了反击，问题在于党对这种情况估计过重、出现了扩大化倾向，致使整风受到冲击和干扰，但不能由此否定整风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果。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主观、客观和国内、国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遭受了严重困难，这是党执政后遇到的又一次风险。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使这一时期的执政风险很快得以化解。毛泽东化解风险的思路，仍然是注重抓党风建设，以清廉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形成全党全国克服困难、抵御风险的强大力量。这一时期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种不正之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这“五风”败坏了党的风气，并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毛泽东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全党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15］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有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公开发表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加强调查研究。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我们党这种一贯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下去和发扬光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16］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基层存在的平均主义、刮“共产风”的问题，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稳定了基层人民政权，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这一期间毛泽东抓党风建设的另一重点就是大兴艰苦奋斗作风，反对特殊化，整肃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暮、骄、娇四气。沾染上这四种习气，就会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漠然视之，以致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自党执政后就一直着力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阐明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尤为强调要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11月18日，云南省委在向中央上交的检查报告中说，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毛泽东在11月25日的批示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11］（p．451）云南省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了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检查和改善了矿山、水利工地等地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生活。为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1958年2月28日、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必须至少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行之有效，因为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滋长老爷作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体力劳动。1957年和1959年，中央先后两次决定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标准，以缩小领导干部同一般干部和职工的差别。［4］（pp．258，259）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出通知：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和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要求整顿特需供应，禁止商品“走后门”。1962年6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反对干部特殊化的指示》，对军队干部日常生活、物质待遇、因公外出、因病休养等作出具体规定，严禁搞特殊化，并指出特殊化是最影响军队内部团结、最脱离群众和最易损害我军战斗力的一种危险倾向。［6］（p．60）毛泽东还对某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问题提出严肃批评。1964年6月24日，他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卫生部随后向毛泽东呈交了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认为保健工作确实严重地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并提出了改进办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7］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严格要求自己及其家属，降低生活标准，减少日常供应，甚至在一段时间不吃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领袖们的表率作用成为全党转变作风的楷模，使简朴清廉、艰苦奋斗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团结和谐，增强了党和国家的凝聚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政风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18］1961～1962年，国家精简了一千多万名职工，减少了两千万城镇人口，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党和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但党的凝聚力却空前增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很快渡过难关，实现了经济形势的好转。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举世公认”：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另一个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廉的党风。清廉的党风政风反映了共产党执政的本质特点，是党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关键，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能够成功抵御执政风险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四、沉思历史，研究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思想与实践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迄今已60余载，这是一部充满艰辛与曲折、奋斗与辉煌的历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奠定了党执政历程的起点，而且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教诲，他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亮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包括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和探索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累经验、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由于主客观的复杂因素，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党和毛泽东的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曲折甚至错误，以致后来在防范和抵御执政风险时走了弯路，但这不能泯灭其历史贡献。我们要深入发掘其中仍具时代价值的内核，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造性运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时刻警醒。如毛泽东对执政主要风险源的科学判断；强调从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入手解决问题；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我们从这些结论中可以悟出一个基本道理，就是他依据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注重内因，着眼于党的自身找问题。规律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经常性和反复性。毛泽东当年所强调的那些问题，正是新形势下时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深入研究和总结，更好地驾驭抵御执政风险的规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需要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新形势下，党的执政方位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环境已不同于以往，党执政风险的概率也要远远高于五六十年代，抵御执政风险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其中一些揭示规律性的思想和论断，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和实践，更加有效地抵御和防范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4］转引自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6］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9］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70～71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57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14］《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4页。
［16］《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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