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售后服务: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王洪文，１９３５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
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９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１９６４年６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７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１９６４年，十月革命胜利４７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１０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１９６５年８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１９６６年６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７０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１９６７年７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４１４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３０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１９６８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１９３５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１６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１９５６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１９６４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１０月１３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１２０万工人掌握了局势。１０月３１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４月１４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４月１３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１５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２７９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５３人是八大的委员。４月２３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