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year from now:经济解释(3)张五常著

卷二：供应的行为
前言
一口气写完了「需求」，告一段落，反复重读，自觉不让前人，拍案而起，仰天大笑。遂决定以《科学说需求》这个名目出版「卷一」，修改呀，设计呀，校对呀等等，搞了几个星期，跟又在大陆东奔西跑，作了多次讲话，筋疲力尽矣！片刻安宁，休息了两天，再贾余勇，正要在《经济解释》的「卷二」动工，却想到《壹周刊》的《南窗集》快要断稿！于是又振作起来，抢先替《南窗集》写好了几期。
是的，《经济解释》不可以断断续续地写。向前看，我要有三几个星期没有干扰，才能把思维集中起来。今天晚上屈指一算，前头有四个星期。刚交了《南窗集》的稿，思维还未能集中，但动了笔再算吧。以往的经验，是动笔之后一两天，思维是会集中起来的。
《经济解释》的「卷二」，分析生产与供应，然后再与需求合并起来。我要先用两章的篇幅，细说有关生产的多种价值（value）概念。这些包括利息（interest）、收入（income）、投资（investment）、财富（wealth）、资本（capital）、成本（cost）、租值（rent）、盈利（profit）等。都重要，要解释清楚。
卷二的第三章是分析生产成本的。这章最困难，不容易写得有分量。这是因为经济学者很少在工厂内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更何况生产的行业各各不同。要将不同而又不深知的一般化，谈何容易？我自己在研究件工合约时，跑过好些工厂，但也没有信心可以把生产成本分析得好。尽己所能试写吧。
过了生产成本的那一关，从卷二第四章起我就驾轻就熟了。这章及以后的是关于垄断、专利、竞争等行为，而最有趣味的是关于价格的安排（pricing arrangements）。后者是关于觅价（price searching）的各种现象，包括榨取盈余、讨价还价、连销组合、隐瞒讯息、价格分歧种种。
一提到觅价，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就要摆出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局限条件会在「卷二」开始分析，而「柏拉图情况」会有一个新的阐释。价格管制也会在「卷二」分析的。
我目前还不能决定的，是关于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的需求与合约的安排（例如件工、分成、分红、小费等合约）应否放在「卷二」。这是因为提到这些合约，就无可避免地要分析公司（或企业）的本质。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应该以另一卷处理。
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那重于泰山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目前我还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那是关于产权问题的，应该放在「卷三」；但那也是关于成本的，应该放在「卷二」。另一方面，不先谈高斯定律，读者不容易明白我要分析的价格管制。
一个可以考虑的安排，是把高斯定律放在「卷二」结尾的前一章，结尾的一章是价格管制。这样，「卷三」可以由佃农理论（分成合约）起笔，然后带到其它的生产资料合约及公司的本质那方面去。
我谈到自己的「举棋不定」，是希望读者能提供一些建议；还有几个月可以考虑，而学生的意见可能很有用处。
第一章：利息理论
利息理论（theory of interest）可以搞得很湛深而又极为复杂。这理论是今天在国际的商业学院中大行其道的金融学（finance）的中流砥柱。金融学是六十年代初期在加州洛杉矶搞起来的。我的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是这门学问的「始作俑者」。他把差不多被遗忘了的费沙（I. Fisher, 1867-1947）创立的利息理论重新介绍，然后再为文加上风险（risks）。作为赫老的入室弟子，我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考虑以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这包括今天的金融）作为博士论文，但因为解决不了量度风险的困难，就放弃了。
我不知道今天的学者，对量度风险有没有突破。当年的困难是，如果风险可以事前被量度，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后来我又意识到，那所谓风险，好些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既然可用交易费用来处理，风险不谈也罢。今天的金融学，是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及交易费用，有时是加得重复了。
话虽如此，赫师的一位学生（我的师兄）及当时在洛杉矶兰克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因为金融的研究而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可见该学问并不简单。可幸的是，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利息理论可以简化。复杂的是融资与投资组合的「怎么办」问题。
这里我要分析的利息理论，主要是费沙的思想。此君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者，而纯从可用的理论来衡量，费沙的贡献在历史上无出其右。他是耶鲁大学的人。该大学名满天下，主要是因为费沙。费沙是经济学中的莫扎特。无论是功用分析、指数（index numbers）分析、货币理论、利息理论，此君皆立竿见影。他平生论着无数，皆天才之作也。费沙是一个超凡的木匠，是文件存盘的设计大师，曾经莫名其妙地拿得纽约市的一个医学奖！
我还要指出的，是数世纪一见的经济学天才费沙，料事如神的费沙，竟然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中破了产，由耶鲁大学破例地给他居所。（是的，费沙曾经赚过很多、很多钱。）这可见学经济千万不要存有幻想，认为这学问可以赚钱。解释行为或世事是可以的，只此而已。
第一节：五花八门的利息率
众所周知，利息是资金的回报。以时间算，我们日常见到的利息率有很多种：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优惠利率、银行拆息率、长线利率、短线利率，以至高利贷的、香港人称之为「大耳窿」的利率。利息率多得五花八门，花多眼乱，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通货膨胀，其二是交易费用。
通胀（或相反的通缩）是指未来日子的货币贬值（或升值），是由市场的预期促成的。若市场有通胀预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利率会提升，而长线利率会高于短线的，因为收回来的钱预期会贬了值。关于通胀或通缩所带来的利率分析，有两个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一、我们不容易知道通胀或通缩的预期是怎样形成的，或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率究竟是多少。可以见到的通胀或通缩率与预期的不同，而利率是由不可以见到的预期影响的。二、除去了预期的通胀或通缩率的实质利率（realrate of interest），因为预期是空中楼阁，我们无从肯定。（逻辑上，实质利率不是金钱利率减通胀率，而是金钱利率减预期通胀率。）这些加上市场对贷款的需求常有变动，长线与短线的利率结构（terms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就成为一门复杂的学问了。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如果一个经济学者能准确地推测通胀或通缩的预期对利率的影响，他可以在美国的政府债券上，买空或卖空赚很多的钱。困难如股票市场一样，需要知道的有关的局限条件太多，所以除了碰巧，赚钱谈何容易？
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长线（三十年）债券的回报率高达年息率十八厘，而通胀的预期有明显象下降。较早时，好些经济学大师投资于长线债券上，跟中了计，洗身去也。看得相当准，但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我当时替母亲下了注，但当输得七零八落时，债券经纪找不到我补钱，过了两个小时债券回升（长线利率下降），几个月后沽出无端端赚了一倍。这可见经济学不是教人赚钱的。
转谈交易费用与利率的关系吧。主要的关系，是在借贷市场上，交易费用好些时不另外收费，而是加在利率之上。例如，银行存款利率比贷款利率低，其差距是银行要赚的交易费用。当然，有时银行除利率的差距外，还要收一个贷款的小百分比的费用。
高利贷或「大耳窿」的情况，其年息率往往高达数十厘。这也是因为交易费用高而引起的。钱借出去没有保障可以收回来，「收烂账」的费用不仅高，且往往牵涉到黑社会或非法的行为。
好些经济学者认为高利贷是因为借钱出去，不容易收回来，风险太大而引起的。说大风险是可以的，但假若交易费用是零──贷款的人没有任何执行借贷合约的费用──这种风险不会存在。
这里我们有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示范例子：要「收烂账」可说为风险大，也可说为交易费用高，但不可以二者皆说，因为是重复了。要解释高利贷及有关的行为，风险大与交易费高你选哪一项？毫无疑问，我是选交易费用而不选风险的。这是因为风险既不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另一方面，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当然，若交易费用有转变，那所谓「风险」会跟变，但我们若知前者，就不用再谈后者了。
是的，数之不尽的「风险」问题都是交易费用的问题，而在解释行为上，后者远胜。这是我多年来作研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问题是有些「风险」我们不容易以交易费用来处理，或以后者处理会搞得非常复杂。例如，投资的回报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今天不能肯定，所以有风险。这种不知未来的风险我们可以交易费用中的讯息费用来处理，但这比执行合约的费用困难得多。无论怎样说，有交易费用的选择，「风险」的采用是可免则免的。
费沙的利息理念，是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也不管交易费用。费沙之见，是世界若完全没有这些因素，利息是还会存在的。这样的利息理念是指纯真的利息了。
（《经济解释》之二十九）
第二节：利息的概念
费沙的利息概念不仅不管通胀，不管风险，不管交易费用，而更重要的是不管货币。他认为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物品换物品，利息还是存在的。利息的存在，不需要有货币，但需要有市场，物品交换就是市场了。
你今天给我五个苹果，一年之后要我还你六个，那多出的一个就是利息。这样的借贷可以有多种物品，或借苹果而归还金山橙。我们于是要以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衡量，求出苹果与橙之间的一个可以共通的交换量度单位（numeraire）。说一个苹果值三，一个橙值二，三加二是五，就叫「五」是金钱的量度单位吧。费沙的利息理论不用货币，但要有市场，有相对价格，有一个代替货币的量度单位。
费沙认为利息高于零，是正数，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消费者不耐烦，急于享受，急于消费。他称之为impatience to consume。这好比男人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急不及待，或一个影迷听到一出好电影上映，要先睹为快也。为什么一个人会不耐烦而急于享受呢？费沙的解释是人要先吃才可以生存的。将来才享受，可能已经一命呜呼，无补于事，还是早点享受为佳也。
要优先享受，我们愿意出一个价，也是价高者得。这个优先享受之价，就是利息。是的，利息是一个价，不是物品之价，也不是时间之价，而是提早消费之价，优先享受之价是也。
是的，在落后之邦，民不聊生，生命短促，利息率会比较高。就是不管通胀或交易费用，穷人愿意付较高的利息，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前路茫茫，来日无多，于是愿意付出较高的早一点享受之价，虽然那享受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费沙的第二个利息高于零的原因，是投资的机会（opportunity to invest）。投资是有回报的。你将一桶新酿的葡萄酒放在一个山洞内，过了几年，酒味醇了，价值的增加就是回报。你植树，植后完全不管，树还会自己生长，若干年后，成了木材有市值，是投资的回报。
在物品或资源（resource）缺乏的情况下，利息是提前享用或预先投资的价，跟任何价一样，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这个价是因为时间有先后而起，而物品或资源的现值（present value）与期值（future value）之别就是利息。因为时间有长短之分，我们就以一个同期的利息率乘以现值来算出利息。
第三节：收入与财富
费沙的名言：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化，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了。是的，果树开花是收入，结子是收入，增长也是收入。收入的变动不一定天天一样，可以时高时低；也不一定是正数，可以有时增长，有时下降。
一个果园的果子长大及成熟都有价，是收入，但果园本身之价是永无止境的收入（包括果树再植的收入），减却成本，以利率折现而得的现值。如果一个人只拥有一个果园，其它什么资产也没有，这果园的现值就是这个人的财富（wealth）。收入永远是流动的，有时间性。财富是现值，本身没有时间，是静止的。
折现的办法是以未来的收入除以利率，但因为未来的收入有远近之分，高低不同，所以折现的方程式就有变化。这些方程式任何有关的书本都可以找到，很浅的，这里不列出来了。同样的收入，较远的现值比较低，较近的现值比较高，而财富就是所有收入的现值加起来。
未来的收入不仅可以高低不平，而又不一定是永远不停的。这样，说一个人要争取最高的收入就会模糊不清，不可取也。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收入以利率折现加起来而求得财富，再把这财富乘以利率，我们得到的是另一种收入，叫作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年金收入不一定是以「年」算的。只要财富不变及利率不变，年金收入就年年不变，或期期不变，永远发生。年金收入只是一个概念，但可用，因为争取最高年金收入与争取最高财富是相同的。在原则上，财富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所以用增加财富作为个人争取的目的，较为可取。佛利民（M. Friedman）一举成名的《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中所用的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与我们这里所用的「年金」收入相同。
问题是，如果没有市场，利率不存在，财富也就不存在了。同样，如果资源不是私产，财富就难以下定义。在这些情况下，解释行为我们或可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个人争取的目的，或用边际的收入转变。我自己是喜欢用边际转变来看世界的。
回头说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而倒转过来，这收入除以利率就是财富了。这个简单不过的方程式非常好用。例如，衡量投资，我们可以大略地估计这投资会带来的年金收入，除之以一个大约可靠的利率，求得现值的财富，跟再与该投资的现值成本相比，就会得到一个大约的投资选择答案。不一定对，但知得快而又比较可靠。
财富乘以利率是（年金）收入，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概念。另一方面，财富乘以利率是利息。于是，利息与收入相等。这就是费沙的有名格言（dictum）：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Interest is not a part of income, but the whole of income）。费沙的格言甚多，尽皆精彩。
我们要深入一点地理解「利息是收入的全部」这句格言。一个人拥有一个果园，有房子，有知识，有劳力，有家庭，等等。如果所有资产都有市场的话，那么果园的收入，房子的租值（是收入），知识与劳力得来的薪酬（是收入），家庭的天伦之乐（也是收入），这些多项连串的收入，折现后加起来，就是这个人的财富；而这财富乘以利率，是他的收入，也是他的利息。
资本（capital value）是资产（capital asset）的市值，像财富一样，是现值，是收入以利率折现而得的。资本与财富的分别小得很。财富是所有收入的折现（income discounted），而资本是所有收入的折现减去现在一时的收入；这样，资本是将来收入的折现（future income discounted）。但「现在一时」可以看为很短，短得现在收入（present income）近于零。这样，资本与财富相同。
费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资本的概念一般化。费沙之见：凡是可以导致收入的都是资产，而收入折现后的现值是资本，也是资产的市价。土地是资产，劳力是资产，知识是资产，医生牌照是资产，相貌是资产，家庭是资产，……这些都会带来收入，把收入以利率折现就是资本了。
费沙一般性的资产与资本的概念，不仅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有很大的区别，而就是在今天，与经济学课本上所说的也往往不同。例如课本上提到的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往往是劳力归劳力，资产归资产。这是不对的，因为劳力也是资产。在课堂上我问学生：用马耕田，马是资产还是劳力？学生答或不知，或有分歧。费沙之见，马是资产，因为可以增加收入。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产。那么作为生产要素，马应该称为什么呢？我发明的答案是：马就是马。是的，马是马，人是人，地是地，工具是工具，知识是知识，是不同的生产要素，皆资产也。
最后要介绍的是投资（investment）的概念，费沙范畴内的投资概念。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Investment is the balancing of consumption over time）。要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要回到收入的定义那里去。上文所述，收入是财富乘以利率，于是与利息相同。这个定义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收入是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Income is potential consumption without trenching on wealth）。
举一个例。如果一个人的财富是一百万，年息率是八厘，他的收入是每年八万。要维持财富不变，这个人每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八万，与收入相同。然而，这个人第一年的最高可能消费是一百零八万（财富加一年的利息），但这样消费他的财富在明年会下降至零，再没有财富或收入了。另一方面，这个人一年的最低消费是零（宁死不消费也）──这样，过了一年，他（名下）的财富会增加到一百零八万。
上述的例子，不削减财富的最高可能消费（收入）是每年八万，但若消费只是六万，余下来的二万是储蓄（saving），而从增加以后消费的角度看，这二万是投资。
投资是放弃今天的消费来换取明天的消费。今天晚上你多读几页书（不赶享受睡觉），将来的收入会增加一小点，是投资。你在后园用两个小时种菜（不看电影享受），是投资。明天有重要的工作，今天晚上早一点睡（不看电视了），也是投资。投资是权衡未来的消费轻重的行为。
你购买了一幅古画挂上墙上，认为将来是会升值的。概念上，你可能一起做了三件事。
一、你欣赏该画时，是消费；
二、买价低于一个时期的收入但高于欣赏所值那部分，是投资；
三、买价高于一个时期的收入的那部分，是财富转移。当然，任何投资都可以血本无归，但那是意外的效果，不是意图。
消费高于收入，是负储蓄，也是负投资，将来的财富与收入都会下降。
（《经济解释》之三十）
第四节：消费、收藏、职业的选择
在利息理论的范畴内，消费的选择不是甲、乙物品而是时间的先后。同物品但不同时间，可以看为不同物品，所以先后是另一类不同的甲、乙物品的选择。早消费比迟消费来得贵，而这提早之「贵」是相当可观的。
举一个例。如果市场的年息率是八厘，以复利算，今天的一元九年升一倍。要是你今天决定不请朋友吃晚餐，节省了一千元，十八年之后，你的财富会增加四千元。我自己的儿女今年二十八、二十九岁。要是出生时我替他们每人购买十二万美元的长线债券，以年息率八厘算，他们今天每人的财富超过了百万美元。以通胀率大约每年三厘算，年息率八厘不是过高的回报。
不要以为一些古物之价今天上升了很多倍就认为是好投资。一七七六年史密斯发表的《原富》，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最伟大的论着，后来震撼了西方整个学术界。一七七六年初版时该书是一点八英镑，今天（二百二十五年后）的市价大约是十万英镑，上升了五万五千多倍。那是难得一遇的伟大论着的初版的难得一见的升值（后一版的差得远了）。你道以复息算，每年的回报率是多少？答案是4. 856厘。从投资的角度看，这回报率算是不错，但从持久收藏的角度看，这回报率非常高，是难得一见的。且让我列出一些数字，好叫读者能体会一下时间的宝贵。
1776年￡1. 80的2001年所值
年息率　　2001值　　　　　上升倍数
（复息算）
2%　　　　￡162　　　　　　90倍
4%　　　　￡14, 586　　　　8, 103倍
6%　　　　￡1, 312, 949　　729, 416倍
8%　　　　￡118, 187, 944　65, 659, 969倍
是的，二百二十五年前的一点八英镑的今天所值，以年息率八厘复息算，是1. 18多亿英镑，上升了六千五百多万倍！这可见，只为投资而收藏，不重视享受收藏品本身的消费（consumption）所值，不容易是一项好的投资决策。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因为有利息的复算，收藏通常是亏本的投资。赚钱的例子是有的。一九九○年收藏林风眠的画，算复息后今天会亏蚀；但一九九七年收藏，二○○一年出售，算上复息，也会赚钱。一九八○年收藏朱屺瞻的画，十多年后沽出，赚钱；一九九○年收藏，八年后沽出，亏本；一九九八年收藏，二○○一年沽出，赚钱。收藏品之价在时间上可以有大幅度的波动，不容易看得准。但久藏的赚钱或然率就不会站在你那一边，因为复息的杀伤力甚大。
有时从长期看，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经得起时间复息的蹂躏，但另一些大名家就没有那样幸运了。五十年前你收藏梵高或塞尚的画，可以，但雷诺就不成了。不是碰巧那么简单：有些专家看得相当准。我有两位朋友可以在收藏品的市场中，买卖而谋生计；不是开店经营的方法，而是在市场或拍卖行买卖赚钱。这些朋友要做很多研究调查的工作，赚钱是工作的收入。我很佩服这种人的能耐。
纯从消费的角度看，依照费沙的理念，消费的早或迟是两种不同的物品，较早的比较迟的可取。这两种「时间」物品之间可以绘出一条等优曲线（indifference curve），也是内凸的，而其弧度代表消费者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marginal time preference rate）。物品是较早或较迟的选择，而其市价就是市场的利率了。在均衡点上，边际时间替换意图与利率相等。
在消费与利息的关连上，费沙作了另一项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其消费的意向可有转变，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生消费意欲图案（time shape）不一样。一些人像李太白，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于是「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这种人喜欢少壮时花天酒地，大享其乐，老来再作打算。另一些人却像齐白石，少壮时每分钱都要算得准，永不乱花钱，到老时家藏百万，单是石章的收藏就令外人羡慕了。再有一些人，在生命的消费上喜欢平平无奇，少年如是，老年如是。可能还有另一种人，费沙没有提及的，喜欢生命的消费享受如波似浪，上落上落，紧张刺激，时而豪费，时而捱饥。
有了如上的几种人，他们会选怎样不同的职业呢？费沙的答案：选择职业的准则只有一个，那是财富（wealth）最高的职业。
先让我假设那些所谓非金钱的收入（non-pecuniary income）不存在，例如声望、名衔、受外人尊敬等不需要考虑。现在再假设有一个聪明貌美的女孩子，可以选三项职业的其中之一。一、她可选作歌女生涯，卖歌兼卖笑。二、她可选作医生，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求学读书，然后悬壶于市。三、她可选作文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读书不用多。
歌女那项职业，年轻貌美时收入特别高，但年纪渐长，收入就开始下降，到后来就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医生那项职业，求学之际收入是零或负数，跟作见习医生，收入甚微，三十岁后，悬壶于市，顾客人数慢慢地增长，四十岁后，收入滚滚来。文员呢？收入终生平平，不过不失也。
费沙之见，是无论一个人对自己的平生消费意欲的图案是选走李太白的路，或是齐白石的路，或是平平稳稳，又或是上落上落，这个人的职业选择是不应该（也不会）受到该职业的平生收入图案所影响的。这是因为有借贷市场，选择职业的人可以先使未来钱，先借用而后归还；又或是先借出去，或投资于什么长线债券上，到老来收入大有可观。
这样看，费沙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选择收入折现后财富是最高的职业，然后在借贷市场调整，选择任何一种平生消费图案，你的平生消费都会是最高的。
回头说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吧。选作歌女，但希望年老时才增加消费，她可在收入高时借出去，或作投资，老来有回报。选作医生，可先借钱作知识投资，到有可观的收入时才归还。以借贷市场调整，平生的消费图案要怎样就怎样，而只要收入折现后的财富是最高的，消费图案怎样也是最高的消费水平。
以上的分析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含意，应该细说一下。
（一）比较歌女与医生这两个选择吧。歌女的早期收入较高，医生的较低，而因为利息率是正数，同样的收入较早的折现后财富较高。要是歌女一生的总收入与医生的总收入相等，那么财富一定是歌女的较高，选择此职理所必然。（这里是不管非金钱的收入。）
要是作为医生的一辈子总收入较高，那么利率够低会使医生职业有较高的财富，而利率够高则会使歌女的财富高于医生的。那是说，如果医生的总收入是较高的话，有一个利率会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市场利率若高于此利率，歌女生涯可取；低于此利率，医生之职优胜。如果职业的投资有成本，那么减去成本我们还有一个使歌女与医生的财富相等的利率。这利率是费沙发明的，有个名堂，叫作「成本上的回报率」（rate of return over cost），是作为两个投资选择的分界；高于此利率选甲，低于此利率选乙。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贫困之邦，卖笑的少女比较多。利率高，或借不到钱，来得早的高收入会有较高的财富，因而使平生的消费有较高的水平。多年以来，台湾的娼业是合法的。后来改法例，娼业非法。改得容易，是因为经济增长有了成就，借贷市场的高息再不普遍，费沙的「成本上的回报率」下降，年青人的求学意向于是变得普及了。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验也如是。
（二）非金钱的收入当然是重要的考虑。什么医生呀，教授呀等称呼，世俗之见，是比歌女、侍应等「高尚」：声誉本身是一种资产，有金钱或金钱以外的收入。亚洲人喜欢在名片上大做文章，介绍自己，把名衔印得花多眼乱。好些时，名片上的名衔其实不值钱，但很好看。在香港，你要在名片上印上自己是十间公司的董事长，所费无几，而你又是不需要说谎话的。这种我个人认为是无聊的行为其实大有道理：非金钱的收入也是收入。
我自己也重视非金钱的收入的，只是另一种。现在我绞尽脑汁，尽可能把《经济解释》写得好一点。但写得好一点稿酬不会增加。我抽烟，以慢性自杀的方法来写，其投资可谓大矣。但我为的可不是金钱收入，而是要对自己有点交代，可以自傲一下，博取一点心安理得之快。这些是非金钱的收入。
处理非金钱收入不容易，但起码有两种方法。老师艾智仁（Alchian）喜欢以「功用」（utility）来量度（最近他似乎改变了主意）。但功用理论的困难我谈过了，而功用是不可以折现而求得财富的。我个人喜欢用的方法比较简单：把非金钱的收入（或负收入）加在（或减于）金钱收入上，所得的是费沙的收入。我在「卷一」提及过，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可以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来求得非金钱物品的金钱所值。不容易，但可以做到。非金钱物品虽然可以金钱物品替换，但不可以在市场成交。这样，财富的量度就不可以包括非金钱收入那部分了。于是，解释行为我们要从收入边际转变的角度入手。
（三）在五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经济发展学说中，好些学者建议落后的国家若要有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政府要鼓励高收入来得比较迟的行业，放弃高收入来得比较早的。不要急功近利，是当年经济发展学说的一个座右铭，说来是很好听的。
费沙之见，是急功近利若能带来较高的财富，攻之为上也。这是因为财富较高，再投资会带来长期的较高收入，而这代表较高的经济增长了。百多年前的美国，保护农地的保护（conservation）主义者有很大的声浪。这些保护英雄认为土地若不停地耕种，过了几年会用尽泥土中的养料，使农业将来的收入减少。可幸当年美国的农民没有听这些英雄的话，他们急功近利，增加财富，再投资。这是美国今天发达的一个原因。
（《经济解释》之三十一）
第五节：收成的时间
假如你将一桶新榨的葡萄酒放进山洞内，让它变醇，你要等多久才拿出来应市呢？树是会长大的。植树者要在什么时间把树砍下来，把木材出售？
如果市价不变，酒与树的价值增长率是先快而后转慢，达一顶点，之后就慢慢下降了。这增长率的变动是边际性的。费沙称之为「内部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简称「回报率」）。费沙的收成时间答案（Fisher solution）是：要得到最高的财富（wealth），砍树收成的时间是回报率与市场利率相等。若木材之价与利率不变，那么今天植树，收成的时间今天决定或到时才决定都是一样。利率较高，收成的时间会较早。
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有争议，而最精彩的伏倒是早在一八四九年，一位德国林业家提出来的。这位专家的名字是浮士曼（M. Faustmann），其答案本来早已失传，但一位我后来才认识的朋友（M. Gaffney，此君是半个天才半怪人，甚有文采，极力主张亨利?佐治的单一税制，只抽地税，近于我们雍正皇帝曾经推行的「摊丁入亩」），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浮士曼的失传秘方，一九五七年在美国一个农林站以劣纸打字复印，出版一书介绍。这本不起眼的近于自制的书，被人弃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废物箱内，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当时在芝大，在废物箱拾起来，惊为天书，那浮士曼答案（Faustmann solution）就成了名。
浮士曼答案与上文简述的费沙答案的主要区别，是费沙植树只植一次，收成一次，而浮士曼却是不断轮植，一次又一次地收成。这样，包括利率的决定性，浮士曼的收成时间来得比较早，或每次植树的时间比较短，而更重要的是财富比费沙答案高。
浮士曼答案的分析非常复杂，一九六三年的春天我在赫舒拉发的课中见到，心想，那样复杂的分析，一般的业林者不可能明白，又怎可以用浮士曼答案来解释他们收成的时间呢？当然，依照艾智仁的观点，适者生存可以解释业林者的行为，但我还是要想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
当年在课堂上，我对赫师说，如果世界上有无限的林地，植树者无需轮植，要多植，找新地不简单吗？树要轮植，是因为土地有限，而土地若因为有限而缺乏，地的本身是有租值的。当年我问：为什么不简单地加上土地租值，所得的答案是否与那复杂的浮士曼答案相同呢？
赫师当时认为我问得好，但租值要到一九七六年森穆逊（P. Samuelson）分析浮士曼答案时才被提及。加上森氏的分析，收成的时间选择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了。如下的选择是我得到前辈的启发，不尽同意，而想出来的。所有选择都假设收成时砍树及搬运都没有费用。
（一）如果林地是无限的，而植树的投资成本（植树费用）是零，那么地租是零，树（木材）的市价也是零。木材于是予取予携，什么时间收成都没有分别。利率是无关的。以树的增长率作回报率没有意思，因为以其它物品作价，木材之价是零。
（二）如果林地无限，地租是零，但植树有费用，这样，费沙的答案是对的。既然地租是零，无需轮植。但因为有植树费用，木材有价。收成时间是树增长的回报率等于利率。在竞争下，因为没有地租，折现后的财富会与植树费用的现值相等。
（三）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植树没有费用，浮士曼的轮植答案是对的。地租是在竞争下，浮士曼的轮植所得的收入（或这收入的折现）。转过来，只要在竞争下地租被市场决定了，业林者不需要懂得浮士曼的分析才知道收成的时间。问题是，植树没有费用的浮士曼答案，收成的时间不一定比费沙的来得早。这是因为费沙的答案不可能没有植树费用。若费沙的有植树费用，没有地租，浮士曼的有地租，没有植树费用，那么收成谁快谁慢就要看地租与植树费用哪方面比较高了。
（四）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而植树有同样的费用，那么浮士曼的轮植收成的时间一定会比费沙的为早。这是因为浮士曼多了地租。植树费用与地租的并存，回报率一定要较高才可以打个平手。这样，收成就会提早了。
（五）如果林地有限（地租高于零），但没有植树费用而利息率又是零的话，收成的时间是树增长的平均回报率最高的那一点。这刚好是布丹（K. Boulding）提出来的有名答案，在五、六十年代吵过好一阵。众人皆说布丹错了，这里我指出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布丹是对的。
从上述可见，在收成时间的选择上，经济学者要不是忘记了地租，就是忽略了植树费用，或漠视利息率。好些书本只顾利率而忽略了地租与植树费用。这样，木材在市场上一文不值，乱砍可也。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忽略了的，是在竞争下，地租愈高，或植树费用愈高，以其它物品作价，木材之价就愈高。树的增长回报率曲线，若乘之以木材市价，就会因为地租或植树费用的变动而变动──曲线会上升或下降。
读者若不明白以上的分析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一点：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其它因素不变，利息率愈高收成的时间愈早。
在真实世界中，植树或酿酒往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内产品的市价与利率可能有很大的波动，所以上述的分析不可以墨守成规。若木材之价急升，树的收成会较早。但利率急升却有一个疑问。这是因为利率上升会导致新房屋的建造下降，木材之价会下跌，彼长此消，要提早还是改迟收成就很难说了。酿酒可没有这后者的困难：利率上升，虽然会削弱消费的意图，但因为喝酒只是消费的一小部分，早点把酒从山洞拿出来应市是上策。
其它因素的处理永远不容易。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或现象，我们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因而对世界要知得很多。你拥有一个果园，利率急升，你不一定会提早收成。这是因为水果未熟时收成，你可能破产。要提前水果收成的时间，充其量你只有几天可以考虑。蔬菜是另一回事。提早收成的蔬菜，像乳猪一样，以每公斤算，其市价往往比成长后的为高。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实质利率高企之际，蔬菜小而美味，而乳猪乳狗的菜式比较盛行。
第六节：分离定律
分离定律（separation theorem）也是费沙发明的，虽然这名称是后人所起。这定律的分析架构被广泛地引用到其它的分析上（例如对外贸易的分析）。
分离定律是说在有市场、交易费用够低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是可以分开来作决策的。这与我们在前文提及过的──投资是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轻重──没有冲突。今天投资多了，明天的消费当然可以增加。然而，如果有借贷市场的存在，而又只有一个明确的利率，一个人可以借而投资，可以借而先消费，也可以贷款出去而后连息收回。
有单一利率的借贷市场，消费的均衡点是利率与个人的「边际时间替换意图」相等（见本章第四节），而投资的均衡是利率与回报率相等（见本章第五节）。这样，在整体的均衡上，边际替换等于利率等于回报率。重要的是，因为投资归投资，消费归消费，今天的投资与今天的消费可以完全没有关连。你可以尽倾所有投资于一个项目上，然后借钱来花天酒地一番。
还有两个重点需要补充。其一是在好几个曾经提出的衡量投资的准则中，只有一个永远是对的。那就是争取最高的财富。利率等于回报率是一个准则，但那只是必需而不一定是足够的（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这是因为投资的回报曲线可能弯上弯落，有两个或以上的同样回报率。例如建造一度假村，投资可大可小；从小加大，有多个选择，其回报曲线往往是波浪形的。有几个与利率相同的回报率的选择，首选是折现后财富最高的。
第二，若借贷市场有可观的交易费用，分离定律就不容易成立了。例如，借钱的利率若高于存款利率──这是一般的情况──投资者可能不愿意借钱消费。这样，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就不能分离了。
第七节：结论
关于投资与利息的分析，好些是针对「怎么办？」这个问题，而我们这里要分析的，主要是「为什么？」，后者是为解释行为或现象而问的。选出对解释「为什么」有帮助的不容易，但总算选出来了。理论那方面，对解释有用的原则只有两三条，都不复杂。更重要的是概念：利息、投资、消费、财富、资本等概念。这些重要，因为分析生产及市场的各种现象时，概念用错了就可能全军尽墨。下一章还有几个重要的概念要细说的。
关于利息及有关的概念与理论，我选的大部分是费沙不改，而其它是从费沙的思想演变出来。百年难得一见的经济学天才，垄断是应该的吧。奇怪，费沙教书数十年，没有出过一个精彩的学生。一九六八年夏理?庄逊（H. Johnson）对我说，费沙天分太高，学生怎样也跟不上，是以为难。余生也晚，不能拜费沙为师，是学问生命的不足吧。
在费沙的《利息理论》一书中，我修改了他的一个概念。我选取了在他之后的，收入是「可能」（potential）的消费，而否决了他所说的，收入是「实际」（actual）的消费。要是我选「实际」消费为收入，其它的概念就加不起来。维护费沙的一些朋友，认为费沙说的是「可能」消费，但当年我读来读去也认为他说的是「实际」消费。读者不妨找费沙的名著（The Theory of Interest）的第一章细读，自己作判断。
（《经济解释》之三十二；卷二第一章完）
第二章：成本、租值与盈利
经济学所用的成本（cost）、租值（rent）、盈利（profit）等词的意思，与街上人的共识很不相同。这不是因为经济学者故扮高深，或要标奇立异，而是理论逻辑上的需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般人在茶余饭后所说的，大家都领会。不是要以理论解释行为，概念的正确性不重要。我自己对行外朋友所说的「成本」等词的意思，与跟行内朋友说的不一样。
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课本对这些概念往往在行内与行外之间落墨。这不一定是因为作者自己不明白，而是出版商要求课本有市场，要顾及一般的理解力。写课本的朋友往往明知某些概念有问题，也要放进去。他们说，好些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你说做生意不会有盈利，课本怎会卖得好的？
然而，正确的概念不仅过瘾精彩，而且比模糊不清的浅得多。这里我要谈的概念不深奥。门外汉要明白很简单：忘记自己所知的！
第一节：何谓成本？
西方经济学所用的cost这个字，中译十分困难。这不单是我个人之见。十多年前我和几位懂中文的行内朋友考虑了一段日子，大家认为「成本」之译不大恰当。这些年来，我有时用「成本」，有时用「代价」，有时用「费用」、「耗费」等，都是cost的中译。我想，要是这里能写得读者明白我为什么那样举棋不定，那我的解释就差不多了。
先来一个定义吧：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代价」是指放弃了些什么。舍乙而取甲，乙就是甲的代价。这样，成本是指「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问题是，所有成本都是代价，都是机会成本，「机会」说出来是多余的，应该省去。这好比价格永远是相对的，所以用「相对价格」这一词就多用了两个字。经济学上没有不是「机会成本」的成本，没有成本不是代价。正确的英语定义是：The cost of an event is the highest-valued opportunity necessarily forsaken。
成本是因为有选择而起的。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说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也就是说放弃的是最有价值的机会。你考虑选甲，要放弃的有乙或丙或丁……哪一个要放弃的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你要取甲的成本。如果单放弃最高价值的一项而不能得甲，那你就要加上其它的组合来取甲。这组合也一定是可获取甲的价值最高的放弃。不是最高价值的放弃──不是最高的代价──就不是成本了。这是因为次高或更低的代价对你考虑甲的选择是没有关系的。
朋友请你去看一出电影，你要放弃的可能是两个小时的薪酬，或是休息两个小时，又或是跟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谈心两个小时。哪一项你要放弃的价值最高就是你看那「免费」电影的成本。如果谈心值五百元、薪酬二百、休息一百，你的成本是五百，而其它两项是不需要考虑的。
成本既然是最高的代价，那么最高的代价不变成本就不会变。你去理发，收费八十元，那是你理发成本的一部分。花一个小时理发，那个小时你可以赚一百元，但你放弃了，理发成本是一百八十元。今天是周末，你没有工作，时间的价值下降，于是，你的最高代价下降，理发的成本就下降了。理发店在周末生意特别好，这就是原因。
这次去理发，理发师不小心，把你的头发剪得太短了，不好看。你的理发成本有变动吗？没有，因为你最高的代价没有变。变动的是理发本身的价值。这次价值大跌，你事前不知，中了计。要是你预先知道，你不会选这次理发。这可不是理发的成本上升，而是预期的理发价值下降。
要选取的价值有变动，会影响你的行为；要放弃的价值（代价或成本）有变动，也会影响你的行为。高斯说，要获取的价值与要放弃的成本是同一钱币的两面。问题是要解释行为，我们要把这二者分清楚。若二者有混淆，比较复杂的推理就变得麻烦了。记：最高代价不变，成本不变。
如果你是富有人家，考虑在后园建一泳池。你估计未来每个时期该泳池给你的最高用值（usevalue），以利率折现而求得一个现值，那是你愿意以现金购买该泳池的最高之价了。泳池的成本又怎样算呢？起码有三项你要加起来。一、泳池的建造费用；二、水的费用与清洁水的费用；三、放弃了的花园给你的最高用值。这三项你都要以利率折现加起来而求得一个现值总成本，然后以这现值总成本与预期的最高用值折现相比。
上述的泳池例子，有两个重点我们要澄清。一是成本可以是流动的，每期皆有，甚至期期不同。但成本也可以是静止的，以利率折现后而得的一个没有时间的现值。一般来说，要与用值相比，最可靠的办法是大家都折现，以现值比现值。以流动比流动是可以的，但远为复杂而出错的机会甚大。若以「年金」（annuity）的算法相比，那就等于以现值相比了（见卷二第一章第二节）。
第二个重点，是泳池建成后，你若考虑要不要继续保留该泳池，建造泳池的原来成本与你的考虑无关。这是因为建造成本已成历史陈迹，不能收回来。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这点重要。
如果你考虑应否保留泳池，若将整间房子连泳池卖出去，房子的售价会较高，那又作别论。历史的建造成本不是成本，但因为有泳池而房子售价较高，这较高的那部分是不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也。要是政府发了神经（政府神经是常常发的），禁止城市再建造私人泳池，那你的房子之价可能因为有泳池而急速上升。这样，不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会急升，你的保留意向就增加了。
如果泳池建成后，事前可想不到，你的儿子的邻家小朋友天天跑到你家里来享用泳池，喧声震天，你敢怒不敢言。泳池的成本是否增加了？答案是：成本没有增加，但用值是减少了。
最高代价不变，成本不变。如果泳池建成后，某石油公司来找你，说你的泳池之下有石油。那你要保留泳池的代价（成本）就急升，不保留的意向就增加了。
我说cost译作「成本」有问题，是因为中文「成本」这一词往往有「历史」的含意。以往的，俱往矣，与你今天要作的决策无关。你买了几部计算机开公司作某些服务生意。事前你当然考虑计算机的成本与其它支出，与预期的收入比较一下。但若购入了计算机，开了文件，生意不如所料，考虑应否继续经营时，你不会考虑计算机早些时购入之价，而是今天可以卖出之价。我再说一次：历史成本不是成本。
成本究竟是真是假，是由个人的判断决定的。有时历史成本不应该是成本，但个人所知不足，认为是，就中了计，作了错误的决策。记得七十年代时，我在美国要出售一个照相机的镜头，登报叫价美元三百。是几年前我以五百美元买回来的，用过，折旧二百，看来是适当了。殊不知广告一出，几个买家一起来抢购，结果我以四百元卖出。后来我才知道，该镜头的新市价是千多美元。讯息不足会影响成本的估计。
每个人的决策都是今天做，或决定将来再作打算。但我们不能回头到昨天补作决策。昨天的决策今天看，对是对，错是错，覆水难收。以成本作为决策的衡量，我们只能从今天看，或推到明天才看，但时光不可以倒流。历史成本可能误导（我卖镜头的例子），但若不是讯息不足，历史成本不是成本。
回头说译名的困难吧。Cost译作「代价」本来最恰当，但要是我说「生产代价」，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上就可能过于隆重，令人想入非非。中语「成本」有历史的含意，我说过了，也是文化传统使然。大陆把transaction cost译作「交易成本」。我认为不大妥当，因为「交易成本」可以使人觉得是包括生产成本。英语transaction cost是不会使人联想到生产那方面去的。所以我认为「交易费用」比较恰当。这也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区别了。同样，我认为social cost应该译作「社会耗费」，而不译作「社会成本」。我抽烟，影响了他人，对社会有不良影响，是耗费。没有生产而说是成本，中国的文化似乎不容易接受。
（《经济解释》之三十三）
第二节：比较成本
比较成本（comparative cost）是一套理论，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定律用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或不同的人，会专业（specialize）生产。其答案是不同的生产单位，生产同样的物品，只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各自选择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
佛利民（M. Friedman）认为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发明。我自己有所保留，认为专业生产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这是下一章的话题。然而，从简单、清楚、客观、说服力强等角度看，这定律难得一见，是经济科学值得引以为傲的。
是李嘉图（D. Ricardo）在一八一七年创立的，其后参与发展的名家辈出，好不热闹。于今回顾，以解释行为来说，主要还是李嘉图原来的简单分析。他以两个国家两样产品为例，就让我们用他当年的例子谈谈吧。
两个国家，英国与葡萄牙，各自生产衣料与葡萄酒，其情况如下：
　　　　　英国　　　　葡萄牙
　　　劳工--产量　劳工--产量　总产量
衣料　　　100--1　　　　90--1　　　2
葡萄酒　　120--1　　　　80--1　　　2
如上数字可见，无论生产衣料或葡萄酒，葡国都有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两种产品，产量同样是一，葡国所需的劳工都比英国所需的少。然而，从劳力成本的比例上看，英国一衣料单位的成本是0. 833单位葡萄酒（100除以120），而葡国一衣料单位的成本是1. 125葡萄酒（90除以80）。这是说，衣料的成本英国比葡国低。转过来，葡国一单位葡萄酒的成本是0. 889衣料（80除以90），而英国的葡萄酒成本是1. 20衣料（120除以100）。葡萄酒的成本葡国比英国便宜。
上述是说，两样同量产品，只要不同的国家所用的生产要素（这里指劳工量）的比例（ratio）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成本一定不同。那是说，若甲国的A产品成本比乙国低，那么乙国的B产品成本也一定比甲国低。一个国家可能所有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都比较少（都有绝对优势），但如果上述的比例国与国之间不同，在成本上算，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品的成本都比较低，或任何一国必定有些产品成本是比他国低的。这就是比较成本的概念了。
回头再看上述的数字例子，若不专业生产，两国的衣料总产量是二，葡萄酒的总产量也是二。但如果英国专产衣料（成本较低），衣料的总产量是2. 20（220劳工除以100）；葡国专产葡萄酒（成本较低），酒的总产量是2. 125（170劳工除以80）。两项总产量都比不专业生产为高。李嘉图假设葡国与英国以一对一贸易，可以1. 125葡萄酒来换取1. 125衣料。贸易后，葡国可得1. 125衣料，剩下1. 0葡萄酒；英国可得1. 125葡萄酒，剩下1. 075衣料。二者都比一与一为多，而这就是专业生产、互相贸易带来的利益了。
跟而来的理论发展，重要的有米尔（J. S. Mill，1848），此君当年竟然能在有竞争的市场下，推出贸易成交价的厘定（李嘉图的一对一只是假设）；两个瑞典经济学者（E. Heckscher，1919与B. Ohlin，1933）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成本不同，是因为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英国的奈纳（A. P. Lerner，1932）与美国的森穆逊（P. A. Samuelson，1948）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在某程度上代替移民或其它生产要素的跨国转移，而且在多个假设下，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价值可以因为有贸易而变为相等。这些都是题外话。
少为人知但比较重要的，是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比较成本优势，只能在产品换产品或同一货币的情况下才可以肯定。要是大家有不同的货币，而汇率受到管制，在某些情况下，那所谓购买力相等（purchasing power parity）可能脱了节，需要或短或长的时间作调整，而在这调整期间一个国家可能失却大部分或甚至所有的比较优势产品。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差不多所有亚洲国家的汇率皆暴跌，但香港的币值与美元挂，因而失去了不少比较成本的优势。跟而来的香港通缩是调整，而这调整会有好几年。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除不同货币外还有关税等障碍。而最明显的国与国之间跟一国之内的不同，是后者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中国目前还是例外），不会有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了。
一国之内的比较成本概念一样，但分析更为容易。一个小市镇内最好的医生也是最好的打字员。作医生的成本是打字员的收入，作打字员的成本是医生的收入，这个人当然会选作医生，因为作打字员的成本比其它打字员高。如果这个人是最差的医生但却是最佳的打字员，他作打字员的成本也是比其它打字员高，所以还是选作医生。这是比较成本的选择。事实上，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中，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就是比较成本较低的职业了。这就是专业生产。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优势定律，用之于一国之内，一镇之中，甚至朋友之间，皆畅通无阻。但一定要有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一定要有私有产权。市场若受到管制，或私产不存在，以专业生产而互利就会有很多问题了。中国大陆当年，每个人由中央分派工作，要达到李嘉图的专业互利，是纸上谈兵。一个人的比较成本作那种专业较低，没有市价的指引，靠「中央」分派工作，所需的讯息费用太高了。
我自己作了那么多年教授，对学生提出选择职业的前途问题时，只能对他们说我所知的市场情况，选择还是由学生自己作判断，因为学生在不同职业上的能力与喜恶，我不能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知子莫若父，我对自己的子女认识多一点，也关心多一点，但也不敢替他们作职业（专业）的选择。这不是因为子女不听我的话；正相反，我是怕他们唯命是从。我怎会不希望子女选上适当的职业呢？他们长大了，受了教育，自己选择职业，一般来说，会比我替他们选的可靠。若国家中央替我的子女选择职业，你认为李嘉图会怎样看？
我说过了：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要生产甲物品，放弃最高价值的乙物品是成本；要选择甲职业，放弃最高收入的乙职业是成本。比较成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或国与国之间的比较──鲁宾逊的一人世界是没有比较成本这回事的。李嘉图以劳工生产的简单数字分析，再可以简化。生产同一物品，或选同一职业，我比你有优势，不是指本领，是指我的成本比你的低，而只要是这样，你必定有其它产品，或其它职业，其成本比我的低。相当浅，但第一个想出来的是天才。李嘉图是天才。
（《经济解释》之三十四）
第三节：租值的理念演变
我常对学生说，要学经济理论，学今天的就可以了。说了这句话之后，我通常作点补充：有些理念，不追溯经济思想史，我们不容易明白今天的。租值的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要真的明白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了解一下前贤的思想大有帮助。
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rent），可不限于房子或土地的收入。不谈土地或房子也论租值，而又不谈租用工具，「租值」这一词很容易引起混淆。经济学者于是发明了另一用词，叫作「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我这里要谈的租值是经济租值。但经济学行内的人一提起租值，大家都知道所指的是经济租值。因此这里所说的租值，其实是经济租值，而其中与房地产无关的，叫作「准租值」（quasirent）；quasi者，一半也。一半可解作类似。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原富》（The Wealthof Nations）所定下来的分析架构，今天仍在。他把经济问题分为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两大类。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虽然他的宏观与今天的不同。其实史前辈还分析了第三类问题，那是关于劳工与地主的生产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的安排会演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后者提出了重要的进化论。
另一方面，适者生存的观点也影响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被淘汰。现有的制度既然被视作会被淘汰，不同制度的分析就重于优劣之分，漠视了解释不同制度的共存。不同合约的安排，不同机构的组织，在经济学课本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而跟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今天的经济学课本中还未能普及，某程度上有复古的意识──回复到史密斯的制度分析再搞起来。
关于租值，史密斯当年是指土地的收入。他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微观的资源使用，他认为租值是一项成本，因为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成本是放弃了的代价，这个重要而正确的概念，始于史密斯。
其二是宏观的收入分配。史前辈认为土地是上苍赐予的，给强权抢来占为己有。这样，租值是多余的（surplus）。地主强人不事生产也有租值的收入，而若没有这项收入，土地还会存在。宏观而言，史前辈认为土地没有其它用途，所以地租不是成本。这个观点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到了佐治（H. George, 1839-1897），就建议单一税制（只抽地税）。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读到佐治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搬义过纸，写成了三民主义。
到李嘉图（1817）分析租值时，主要是从史密斯的「宏观」的收入分配那方面看。他把生产的总收入分为工资（劳工的收入）、利润（商人或资本家的收入）与租值（土地的收入）。他的租值看法继承了史密斯的传统：租值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租值收入土地的供应量不变。但李前辈加上一项有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土地之所以有租值，是因为不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differential rent是也。争议的起因，是李氏既假设土地有限，又假设肥沃不同，重复了租值的成因。正确的看法，是土地若有限（因而缺乏），肥沃相同也有租值；若土地无限，则要有不同肥沃程度才有租值可言。无论怎样说，李嘉图认为租值不是成本：他没有史密斯的微观的土地有使用代价的概念。
到米尔（1848）分析租值时，他的重点却又是史密斯的微观看法：土地有不同的使用，有放弃其它使用的代价，所以租值是成本，不是多余的。但难倒米尔的，是在观察上不管租值如何，土地的供应不变。这不变与任何行业的劳工供应可以大变很不相同。
为了解决米尔的困境及其它有关的问题，马歇尔（1890）提出了长线（long run）与短线（short run）的概念。他认为长线而言，什么都可以变，但短线就只是某些生产要素可以变。他认为若在短线内收入变时而供应量不变的，收入是租值。因为这种看法不限于土地，马歇尔提出了那重要的准租值（quasi rent）理念。今天，一般而言，准租值是指土地之外的其它类似地租的收入：收入变而供应不变的。准租值后来又称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或简称租值（rent）。那是说，马歇尔的看法，租值再不限于土地的收入，而是指在短线内任何收入变动而供应不变的收入。可惜马歇尔棋差一，他认为土地的总供应永远不变，所以地租不是成本。
最后一位在租值的理念上对我有影响的，是女性，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1903-1983）是也。在她一九三三年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中，有一章题为《租值闲话》（A Digressionon Rent），很有意思。夫人承受了马歇尔的准租值传统，但又追溯到史密斯的微观与宏观那方面去。
夫人不重土地，而是一般性地分析收入的租值性。她认为从微观的角度看，因为个人有选择，所以没有租值可言。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所有收入都是租值。说个人（微观）没有租值，社会（宏观）全是租值，是史密斯的传统，但她带到非土地那方面去。
我作学生时，老师谈租值最常用的例子，是歌星猫王Elvis Presley。这个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收入最高的歌星，在卖唱及作明星之前是一位货车驾驶员，每月的收入只数百美元。工余之暇，他试唱，被发现了，一举成名，过不了多久每年的收入以千万美元计！
问题是这样的。猫王唱歌的收入若大幅度地减少了，他还会继续作歌星。要猫王回复旧职，重操货车驾驶员，他的歌星收入要下降很多、很多才会那样做。这是说，像土地一样，猫王作歌星不会因为收入下降一个大数字就改变了。这样，成了歌星，要猫王另谋高就──作货车驾驶员──其收入要有很大的变动他才会考虑。因此，猫王作歌星的大部分收入是准租值，不是成本。
这个传统的看法不对，因为从猫王个人角度看，东家不唱唱西家，东家的收入就是西家的成本；不登台演唱而去拍电影，登台的收入就是拍电影的成本。是的，从个人的角度看，选择数之不尽，就算同样登台演唱，改换了一首歌也是选择，「机会」所在皆是，皆成本也，租值从何而来？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猫王的准租值的确很高：把他的歌星或明星的收入大幅度削减，他还不会回头作货车驾驶员。在大幅的收入转变中，他作歌星的职业不变。收入转变而行业或职业不变，其收入可看作租值。
想深一层，货车驾驶员也是工作。猫王若不作歌星，回头作驾驶员，他还是在工作。不论行业，单论工作，他的收入要下降至近于零才不工作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只论工作收入，猫王这个人就像一块土地，工作生产去也。不论行业，猫王怎样也工作，他的收入全是租值，一命呜呼才是他的成本。
准租值或租值的理念，是指收入有所转变而某些供应不变。这是指某些可变的选择，在收入的转变中不存在，所以可作为租值看。然而，说有某些选择不存在，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其它选择存在。事实上，其它选择永远是存在的。因此，从没有选择的不变角度看，收入是租值；从有选择而可变的角度看，放弃了的收入是成本。
多举一个例子吧。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到了六十退休之龄，我续约两年再做下去，薪酬照旧。但六十二岁再续约时，校方有新例，凡越退休之龄续约的教授，薪酬要减至高级讲师的顶点水平。这样，我的薪酬被减了大约百分之四十五。我续约一年，教授之职不变。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我被减去的百分之四十五可以说是薪酬未减时的租值。
有趣的问题来了。减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薪酬，我教授之职不变，那么多年以来，香港的纳税人岂不是给了我太多的钱？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是对的。但事实上，我见减了薪酬，就推却了不少可以让同事们做的行政工作，多把时间放于整理自己生平的论着。这是变，而多作行政工作时的较高薪酬，放弃整理论着的代价就是成本。
当然，减了教授薪酬，我可以工作散漫，脱课频频！（天晓得，我可以，但没有那样做。）这些也是变：较高薪时，不散漫是成本。收入变了，不容易想象工作在任何边际上完全不变，虽然有时变得较多，有时变得很少，或微不足道。租值是指收入变了而某角度资源使用不变的收入。因为资源使用不变与选择不变相同，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所以这种收入被称为租值，是史密斯的传统了。然而，只要我们能真的考虑所有的选择，不是成本的租值不存在。
举另一个例。假如香港政府送给我经营电视的专利权，没有任何其它人可经营电视，而又假设电视节目及广播时间皆不容有变。这样，广告收入下降我还会完全不变地经营电视。这些广告收入是租值，但也可看为成本，因为我可以将电视台卖出去。卖出整盘生意也是一个选择，而卖出之价是继续经营的成本。
专利所赚到的、在生产要素成本以上的钱，因为不会被竞争者消灭，称为专利租值（monopoly rent）。佛利民（M. Friedman）称之为非合约成本，高见也。这是后话。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G. J. Stigler）和我讨论租值与成本时，提出了如下的一个例子。太平洋有某荒岛，只可用作飞机下降加油，没有任何其它用途，其收入是租值。是成本吗？当然也是。卖出荒岛姑且不论，不同跑道的选择，不同汽油供货商的选择，等等，皆有成本的意念。
说租值不是成本是错的，但那是另一种成本。租值或准租值的用途，是让我们能把可变或不变的边际供应分开来处理。租值是漠视了某些资源使用的可变选择的成本。
（《经济解释》之三十五）
第四节：盈利是无主孤魂
西方经济学所用的profit一词，中译为「利润」，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译作「盈利」。利润是回报，或是利息的回报。有些书本把利润分为正常利润（normal profit）与不正常利润（abnormal profit），就更搞得胡涂了。Profit译作「盈利」比较恰当，因为「盈」字代表多了一点。
是的，profit不是工资，不是租值，不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不是投资应得的回报。减除这些所有的，但还有一点收入多了出来，怎么可能呢？答案是，盈利是无端端地多了出来的收入。这是说，盈利是意外的收入。
在《利息理论》一章内，我分析了费沙的格言：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工资是劳工现值的利息，租值是房地产的利息或准租值折现后的利息，商人的投资有利息的回报。费沙的格言可以补充：利息不是成本的局部，而是成本的全部。从这个补充的角度看，盈利是意外的高于利息成本的收入。
是的，在竞争无所不在的社会中，考虑到上一节提到的「租值」也是成本，经济逻辑不容许有意料中的盈利。竞争可不是指一般课本上所说的、有多个出售同一物品的竞争者，而是指本书卷一──《科学说需求》──的第三章──《缺乏与竞争》──所说的竞争。是的，只要是多人的社会，竞争无所不在。垄断权或专利权也是要竞争的。值钱之物，怎会没有竞争呢？专利权所得的收入，高于生产要素的成本的差距，是租值，是另一种成本，我解释过了。这样，专利或垄断是没有盈利的。
一个人有独到的生意眼光，高人几级，像香港的李嘉诚先生，其超凡的收入或财富可说是他的租值，或是他特别天分的回报。不是盈利。
一家企业因为管理得宜，赚钱比同行的企业优胜，这是管理人材的租值回报（类似李嘉图的differential rent），而这些回报会反映于较高的管理薪酬、较高的分红、较高的股息等，其总收入与总成本相等，没有盈利。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妇，身无长物，没有其它职业可干，于是在路旁卖咖啡。因为不能找到其它职业，这个老妇生产咖啡的机会成本比其它卖咖啡的人低。她赚取到的差距，是另一种租值（称为归咎租值──imputed rent），不是盈利。
数之不尽的人，凡作投资或做生意，都预期投资的回报率会高于利息率。这些人所说的推断可能是衷心话，不是夸夸其谈。他们真的预期有盈利吗？我发明的答案是：一半一半。这个怪答案重要，应该解释一下。
在有讯息费用的情况下（或可说有风险），没有人可以肯定投资或做生意的回报率。一个人若真的可以肯定，百发百中，这个人很容易富可敌国。一个人无论怎样客观地估计一项投资的回报，他一定知道这投资可以血本无归。预期只可以赚回利息就下注，是大傻瓜，因为亏损的机会存在。风险或讯息费用的存在，任何投资所预期的正数回报率一定会高于利率。一个人说的正数预期，可没有减去负数预期的风险。悲观的人存在，但一般而言，投资下注的喜欢从乐观那方面看。另一方面，做生意的老手明白，要赚回利息不容易，而自己的劳力，总要有一点回报，所以就算是相当肯定的投资，加上自己的工资，其预期的回报率一定要高于利率。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利率是由投资或做生意的真实回报率决定的。有人因为意外而发达，也有人因为意外而破产。但整体而言，若真实的回报率与利率有分歧，借钱投资或会增加，或会减少，从而使这二率相等。
写经济学课本因为要顾及市场，说做生意不会有盈利（profit）不容易卖出去。会计师核数有损益表（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但会计说的profit与经济学说的是两回事。一个本科生选修会计，又选修经济，课本要怎样说才对？
意外的盈利叫作风落盈利（windfall profit）；意外的亏损叫作风落亏损（windfall loss）。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没有非「风落」或非意外的盈利或亏损。这是因为我们若容许非意外的盈利或亏损，其它的价值理念──利息、成本、租值等──就加不起来，使整个理论架构摇摇欲坠。
我在前文提及，利息与收入永远是流动的，是川流。资本与财富永远是静止的，是以利率折现后的现值。成本与租值可以是流动的，也可以折现而静止。盈利呢？盈利是无主孤魂，既非流动，也不静止。意外的收入，来无影，去无踪，不可以利率折现。让我发明一个格言：盈利是不能折现的收入。
事前不知道会发生，事后也不知何日君再来的盈利，是不会影响行为的。记得作研究生之时，某科考试，教授出一试题：试述及分析盈利理论。我只答了一句：经济学没有盈利理论。那位教授是师级人物，我知道他要的答案就是这一句。
是的，经济学常说的个人争取极大化（maximization），其争取的价值量度可以是功用，可以是财富，是收入，或是租值，但不可以是盈利。「风落」无从预知，怎可以争取呢？
转谈一些例子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年宵之夜我带十多个学生一起在街头卖桔，卖过三次年宵，第一次是风落亏损的好例子。二百多盆桔子放在露天的街头空地，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新春时节这是少有的），不到半个小时桔子都掉到地上，全军尽墨。这例子的重要启示，是风落亏损不会影响我或其它人以后的卖桔意向。那是说，卖桔的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过了一年再卖桔，我改选了不露天的场地吗？没有，因为租金比较贵。
如果我卖桔的亏损不是因为倾盆大雨，而是因为是门外汉，一无所知，入货成本太高，或经营手法不当，从经济学上看，这不是亏损，而是知识投资（香港人说的「交学费」）。又如果我卖桔亏损是因为这行业根本不是我有比较优势的，作错了选择，那是讯息不足的问题，要从我个人的知识资本减除。要是我有亏损还屡败屡战，坚持卖桔，那就是我的负租值。
转谈一个风落盈利的实例吧。一九五○年韩战爆发，中国抗美援朝，香港的西药需求激增，一下子香港的西药商因为有存货而发了达。当时我父亲的商店在药商众多的永乐街，所以记忆犹新。
韩战继续，西药有巨利可图众所周知，要加入这行业的其它商人不计其数。但加入可不容易，因为存在的西药商人都持有代理权，可以维持一段时期的巨利。这巨利再不是风落盈利，而是租值，可以折现。
西药商人因见有巨利（租值）可图，大手输入西药，一手一手地加上去。后来一九五三年韩战突然终止，不少西药商破产。这是风落亏损。
严格来说，盈利与亏损都是「风落」的，皆意外也。然而，本书内所提到的亏损，不一定是意外的，而是一般课本所说的。这样下笔，是因为不是意外的亏损有好几种，而经济学没有方便的代替用词。「盈利」是另一回事。不是意外的利润，我们可称为利息，而有时又可称为租值。本书所用的「盈利」一词，永远是指意外的风落（windfall）。
本卷的首两章我不厌其详地介绍了经济学的多个用词的概念或理念。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要吹毛求疵，或故扮高深，又或要与众不同。我坚持概念要拿得准，是因为这些是经济理论架构中的关键。关键清楚而使架构稳定坚固，推理时我们就可在其中天马行空地魂游四方。
（《经济解释》之三十六；卷二第二章完）
第三章：生产的成本
生产成本是经济学上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这可不是因为题目本身湛深，而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生产所知不多。世界很复杂，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生产程序，不同的生产方法。一般经济学者连一个行业也没有作过研究，又怎可以将多个行业的生产成本规律或其成本曲线一般化，而一般化是有广泛解释能力的理论必需的。
虽然以史密斯（A. Smith）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在欧洲兴起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搞了一段日子，但古典经济学者对生产的分析，主要是农业。当时，他们的兴趣是劳工与土地的收入分配及使用，而这些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到了二十世纪，生产成本曲线的分析还是集中在劳工与土地的层次上，提到工业生产就把土地改为资本。这种墨守成规的分析没有大错，问题是工、商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复杂得多。把简单的分析搬上复杂的层次，不是不可以，但在细节上遇到好些问题，使我们不容易理解复杂生产的成本。
复杂的世事是要以简单的理论解释的。简单的农业生产成本理论，解释不了复杂的工业生产成本，可不是因为简单的过于简单，而是因为简单的没有经过复杂的蹂躏，以致简单的或忽略了重点，或用错了假设，或作了错误的阐释，我曾说若要懂得运用简单的理论，我们往往要先向深处钻，然后深而浅、浅而深地来来回回几次，以至浅的理论有一个深的层面，浅的就变得大有用场了。理论要用浅的，愈浅愈好，但要是我们不从深的简化而变浅，除非你是绝顶天才，浅的会因为内涵不足而没有大用场。同一个样子的成本曲线，其内容要怎样阐释对解释行为有决定性。
且让我从浅说起，进深，然后复浅地来分析一下生产成本。
第一节：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又称为回报率下降定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这大名鼎鼎的定律万无一失，是一个「实证定律」（empirical law）。「实证」是指定律之内的所有变量（variables）在原则上是可以观察到的，是事实，非抽象之物也。在卷一我们数次提及，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是意图之物，是抽象的，在真实世界不存在。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却没有这种困扰。话虽如此，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虽然是事实，在原则上可以观察到，但一般来说只能在一个有控制的实验室之内才可以量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容易或不能量度的。有这样的困难，运用边际产量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又要讲功夫了。
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说，如果有两样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土地与劳工，一样要素增加而另一样固定不变，那么总产量会上升，但这增加会愈来愈小（边际产率下降），然后总产量达一顶点，再其后总产量会因为只有一样生产要素继续增加而下降。
四岁时我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老师问：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建造一所小房子，那么两个人建造需要多少天？我当时知道老师所要的答案是五天，但怎样也不肯答，问来问去我也说不知道。老师认为我太蠢，不可教，要留级。后来我留级的次数成为香港西湾河的典故。
一个人十天，两个人五天，十个人一天，一万个人需要多少天？让我告诉你吧。一万个人挤在一块小地上建小房子，一亿年也建不出来。这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母亲在生时常说：「人多手脚乱！」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能，说的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但这定律可不是我不识字的母亲发明的。
要证实这定律的必然性，我们不妨反问：假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不对的话，世界会有些什么现象呢？答案是：如果这定律不对，我们可用一平方公尺的土地，不断地增加劳工、肥料、水分等，而种出可以供应全世界的米粮。这类现象显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从来没有被推翻。
记，边际产量下降是基于某些生产要素之量固定不变，或不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都自由变动。在这个大前提下，这定律有好几方面的变化是重要的。
（一）以甲、乙两种生产要素为例，如果甲之量是二，乙之量是一，其比数是二比一。甲增至四，乙增至二，其比数还是二比一，定律无效。甲增至四，乙仍是一，四比一，定律有效，因为乙之量不变。甲增至八，乙增至二，比数也是四比一，但乙之量是增加了，定律如何？
答案有两个。其一是吹毛求疵的。那就是在某种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我很少用）下，在某一段产量中，甲、乙的比数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甲的边际产量下降。其二是不管生产函数怎样，只要这比数不断增加，甲的边际产量迟早会下降。这样，一般而言，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一种要素之量固定不变，而是适用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比数转变。
（二）如果生产要素不限于甲与乙，而是有更多种的，那么一种要素不变而其它的几种皆变（增加），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否同样有效呢？答案也是两个。其一也是吹毛求疵，某种生产函数下，在某一段产量中，这定律可能无效。其二是只要不变的继续不变，其它增加的几种要素继续增加，到了某一点边际产量必定下降。
本章第三至第五节分析生产成本时可见，上述两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不限于两种生产要素其中一种固定不变而另一种增加。这定律还有两个变化。一、增加生产，要素的比数有所变动，边际产量下降迟早会出现。二、只要有一种要素之量不变，其它的要素不管有多少种，它们的增加迟早会带来边际产量下降。
（三）定律是说两种生产要素之一不变而另一种增加时，总产量（total product）曲线的上升是弧形似山：边际产量上升率下降，总产量达一顶点，其后曲线下落。这样，平均产量（average product）曲线与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曲线皆向右下倾斜。然而，自奈特（F. H. Knight, 1921）之后，经济学者喜欢把总产量曲线画成先弧上然后再弧落——平均与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而后下降。
定律是指边际产量曲线下降的那部分，开头上升那部分是违反了定律的。怎么可能呢？这是个难题。奈特的解释是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或indivisibility）。这是说，一个劳工就是一个，不可以把他斩开来解体生产。这也是说，因为要有一个起码的生产要素单位，「团性」存在，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先升而后下降的。这个解释很牵强，难以置信，因为一个劳工或任何生产要素，不需要用刀解体，而是可工作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分钟或甚至几秒钟。这样，「团性」是不存在的。
我不反对边际产量曲线有上升的那部分，而是反对「团性」的解释。我认为困难的所在，是传统的边际产量分析是假设生产的方法不变。一般经济学者误解了边际产量曲线，误解了成本曲线，也误解了供应曲线，以为这些曲线像需求曲线那样，是需要假设某些因素不变的。不对。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不同的一个重点，是前者的好些其它因素大可自由。这是后话。
要是我们让生产的方法自由转变，开头一段的边际产量曲线上升就没有问题了。一个人拿一卷软尺量度土地，其产量是量度了的土地面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方法。多加了一个人，软尺还是一卷，量度的方法一样，两个人交替用同一软尺，产量的边际上升必然下降。但如果两个人合作，各执软尺的一端来量度，其量度得的土地面积（产量）会比一个人的产量乘以二为高，但生产的方法是改变了。若继续多加人手，软尺还是一卷，无论生产方法怎样变，边际产量是必定会下降的。
（四）奈特以「团性」为理由来解释边际产量曲线开头上升，目的是要支持他认为是重要的生产「三部曲」。甲、乙两种生产要素，在那最常用的线性倍增（linearly homogeneous）的生产函数下，若甲的平均产量达到顶点，乙的边际产量一定是零；倒转过来，乙的平均产量达顶点，甲的边际产量是零。这个有趣的规律其实是P. Wicksteed于一八九四年发明的，后人称之为the 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
奈特以图表示范的「三部曲」如下：第一部，甲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乙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第三部（没有印错，不是第二部），乙要素的平均产量上升，甲要素的边际产量是负值。重要的是中间的第二部：甲与乙的平均产量皆下降，二者的边际产量都一定是正数。这样，生产一定是在一与三之间的第二部从事，因为在第二部之外，必有一种要素的生产贡献是负值，不用胜于用也。
以上的分析有点技术性，读书考试的学生要理解，但对解释行为来说，重要的可不是那「三部曲」，而是其中的一个含意：不管生产函数怎样，若一种生产要素增加时其平均产量下降，另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必定上升。这含意重要。
想想吧。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永远都是以边际之量来推理的。边际产量虽然是事实，但在真实世界不容易观察到。有了Wicksteed的发明，我们可从甲要素的可以观察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推断乙要素的看不到的边际产量转变。我作学生时写《佃农理论》，凭这一招，加上变化，表演神功，把老师吓了一跳！当时我有的是台湾多种农产品的几年数字，很详尽，但都是土地的平均产量。理论推断了的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转变，有的资料只是一种要素的不同产品的平均产量转变，但我能以这些「平均」资料证实了理论推断了的所有边际产量转变。
技术归技术，含意归含意。解释世事要把含意拿得准，懂得简化，懂得一般化，也要懂得加上变化。只管技术而不管含意内容，是一种游戏，与科学验证是扯不上关系的。
（五）向右下倾斜的某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曲线，若乘之以产品之价，就可看为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factor demand curve），当然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你若要多玩游戏，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种，变化不同，复杂之极，但还是向右下倾斜的。这些复杂变化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不谈也罢。
这里要提的，是物品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再要简化我们大可取消后者。论需求，数十年来我只用一条需求曲线，坚持向右下倾斜，不管是消费物品需求，还是生产要素需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你说粥与饭是消费物品还是生产要素？二者皆是也。
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为基础的边际产量理论，还有其它重点要说的，但我决定推到本书的卷三、分析不同的合约——如分成合约、件工合约——时才讨论。本章要分析的是生产成本，这一节先给读者在生产的规律上打个基础。
（《经济解释》之三十七）
第二节：传统的成本曲线
传统的成本曲线有短线（short run）与长线（long run）之分。短线是指一种生产要素之量可变而其它要素之量不变；长线是所有生产要素之量皆变。那是说，短线的成本曲线受到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约束，而长线的则没有这个约束。
是马歇尔（Marshall）的传统发展出来的。可能初时经济学者以为只调整一种生产要素时间较短，而调整所有要素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以时间分短、长的概念今天已遭淘汰，不是因为调整不需要时间，而是我们无从肯定调整一种要素所需的时间一定比调整多种要素为短。再者，传统的成本曲线图表，其横轴代表的产量一般是没有时间的一剎那（one instant of time），而就算横轴代表一段时期的产量，传统的图表永远是把短线与长线的成本曲线画在同一图表中。因此，时间是相同的。
短、长与时间无关，今天的短、长之分是用以示范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与多种要素增加的不同效果。不变是经济学者不让其变，不是不能变。这一点，有些书本说不清楚，引起混淆。更重要的，是有解释力的成本曲线的阐释，要与真实世界的情况大致吻合，因为成本是局限条件。
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或最高利益）的公理（postulate）下，任何生产者的任何产量，其成本一定是生产者所能控制得到的最低成本。这是套套逻辑的定义，没有可以更改的空间。在真实世界中，一个生产者可能为了节省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决定某些生产要素之量不变。但这是生产者的选择，不是不能变，也不是经济学者不让之变。对解释生产行为有用场的成本曲线，一定要从生产者的选择入手。经济学者是没有资格教生产的人怎样减低成本的。传统的成本分析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显浅的哲理，但经济学者历来都有「自以为是」的意识，在生产成本的分析上没有集中在选择那个角度看。
回头说那传统的短线成本曲线，其形状是由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决定的。事实上，这些成本曲线与上一节所说的产量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将一个轴的名称改为成本，然后对镜子看。
上节提及的产量曲线，是以纵轴为产量，横轴为生产要素量。现在把横轴之量乘以一个要素之价，称为成本。把这成本横轴转九十度成为纵轴，然后对镜子看，纵轴是成本，横轴是产量。
成本曲线有三条：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知一可以知三，总成本曲线可以不用。平均成本是总成本除以总产量，边际成本是总成本的变量除以总产量的变量，二者的量度单位相同，都在纵轴，所以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这两条曲线可以画在一起。这是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了。
如果我们接受奈特的「三部曲」，让边际产量先升而后降，那么边际成本曲线是先降而后升，而上升的那部分就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先降而后升，是碗形（U-shape），而有关的平均成本曲线也是碗形的。平均下降，边际一定在平均之下；平均上升，边际在平均之上。这样，在下面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会穿过平均成本曲线的碗底。
经济学课本把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升的某部分向右横加，作为该产品的市场供应曲线。说是「某部分」是因为课本拿不准上升的边际成本曲线，要从哪一点开始算才是个别生产者的供应。这不重要，因为只是学生的技术习作，与解释行为扯不上关系。真实世界不会无缘无故地只让一种生产要素转变的。这可不是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对生产成本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书本把这定律误用了。
传统上的「长线」成本曲线──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的──不受边际产量下降的约束。技术上，长线与短线的曲线关系复杂精彩，但不重要，这里不花笔墨了。有趣的是一九三一年，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J. Viner发明长、短成本曲线时，请一个名叫Y. K. Wong的中国学生画图表。该学生说教授想错了，技术上画不出来。教授坚持己见，学生于是照画，成了大错。这典故在经济学行内很有名。后来该名满天下的文章重印，老教授故意不改错，以脚注说明当年应该听那位中国学生的话。
内容上，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比短线的有更大的麻烦。问题是这样的。要有多个生产同样物品的人在市场竞争，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一定是要碗形的。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不断下降，产量越高售价可以越低，其它的竞争者不敢问津，垄断是必然的效果。如果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平的，生产者可以是一个或是数之不尽，无从决定。这是说，要有多人生产竞争，而又要决定生产的人数，长线平均成本曲线必定要是碗形的。
碗形是说平均成本先下降而后上升。怎么可能呢？一般观察上，我们都知道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是会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的。但怎样解释呢？好些书本走奈特的路，说长线平均成本下降也是因为生产要素有「团性」（lumpiness或indivisibility）。我在前文提及，以「团性」解释平均成本下降很牵强。解释长线平均成本下降不容易，解释其上升更困难。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当年在课堂上，为了应付我在这「上升」的难题上节节进逼而发明了如下的一个例子：一只小草蜢跳一次高二呎，跳三次加起来是六呎，但若草蜢大三倍，跳一次其高度可不及六呎！
困难是这样的。大量生产如果可以减低平均成本，而长线的平均成本曲线是让所有生产要素变动，没有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约束，那么不断地增加生产，平均成本充其量是平的，不会上升。传统的解释，是若产量不断上升，企业管理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总会出现问题，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个解释不可取，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既然长线是让所有要素增加，增加管理有何不可？
我认为解释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整个困难，是经济学者作茧自缚，坚持一些假设，而在这些假设下，碗形的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不可能成立的。他们或明或暗地用上四个假设。
（一）生产的方法或技术不变；
（二）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变；
（三）生产要素是以同效率的单位（efficiency unit）来量度（生产效率一半，算半个单位）；
（四）增加任何要素没有任何困难（交易费用是零）。
都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传统惹来的祸。这个以马歇尔为首的伟大传统有一个习惯，喜欢把不同的因素或变量分割开来，让某些变某些不变，用以分析每项转变带来的效果。作为理解一个分析的步骤，这习惯有其可取之处。问题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解释世事，把变素分割开来理解可以，但再组合时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就要以解释能力为依归了。懂得分开来，但忘记了更重要的为解释而组合，是数树木而不看森林。
我们知道若容许多个竞争者生产同样物品，那所谓「长线」平均成本曲线是要碗形的。但在上文提及的四个假设下，该曲线会是平线一条。以什么「团性」、企业管理困难等来把曲线「碗」起来，不仅牵强，也不容易明白，更谈不上以事实验证了。书本上的含意，是上述的四个假设若取消任何一个，另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就会出现。这是对的。但我们要的是一条，由生产者自己选择而成的那一条。
这里我必须带读者回到本书卷一的第五章所分析的需求定律。该定律是指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其实需求曲线可以有很多条，向右下及向右上的加起来不少，每一条都有不同的变或不变因素的假设。但我们要的是一个有解释力的定律，其力越强越好。该曲线向右下倾斜还不够，我们要尽量减少不变的因素。只要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可变的因素永远是多胜少。但有些因素不能变：我们不容许连天大雨对雨伞需求作为该定律的一个变量，因为这变量会明显地推翻定律。连天大雨，就画另一条雨伞需求曲线吧。
成本曲线可没有这种规限。我们有的只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这定律容易接受。但平均成本曲线在真实世界是可以在市场需求的范围内，不断下降而带来垄断的。长线的供应曲线也可以向上或向下。既然不需要再有规限，上述的四个假设是作茧自缚了。
（《经济解释》之三十八）
第三节：艾智仁的贡献
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发表过好几篇举世知名的文章，但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篇──Costs and Outputs（成本与生产，1959）──却少见经传。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该文不是发表在正规的学报，而是在一本向B. F. Haley致敬而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文章结集，发行量不多。其二是艾师的分析相当复杂，不容易一般化。其三，最重要的，是该文过于创新，与传统的生产成本分析格格不入。
这里我要把艾师的思维尽量简化，作点补充，然后试以新的修改传统。我的结论是，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可以保留，但在阐释上传统之见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艾智仁的分析有三个基础：
基础一。生产成本没有长线与短线之分，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选择调整。不用传统的「一剎那」，有时间性，而时间对成本的决定十分重要。有时间，不分长线短线，但要看有关的时间程序（the relevant run）。这个基础我完全同意。
基础二。成本永远向前看（这是对的），而向前看的是一个生产节目计划（program）。生产节目有三个层面。一、未生产前的准备时间；二、预期的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三、预期的快慢生产率（rate of output）。
这基础我大致上同意，但要作两点补充。其一是艾师考虑的节目是未投资生产之前的考虑。投资生产开始了，世事变幻无常，再向前看，成本的考虑往往要用上租值的理念。这个重要的变化我会在下一节分析。其二是生产的「节目」，在时间上，往往是不知何日才终止的。你开一家餐馆，不是打算一年或两年或三年就关闭。
基础三。有了预期的「节目计划」，所有成本都是以利率折现的现值算。这点可取，但不容易处理。有了一个清楚地界定了的生产节目，确定了，现值成本不难算出来。但若开始生产后前景有变，加上有「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成本就会有更多方面的考虑，不容易以一个清楚的「节目」为凭。
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的第二及第三个基础，产品的平均成本只得一点，画不出一条曲线来。从解释生产行为的角度看，一点也已足够。然而，没有成本曲线，就没有供应曲线，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变化就不容易较全面地看。艾师的分析在行内不能一般地被接受，是创新的代价。我会以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的补充，加上自己的，用艾师的思维画出成本曲线，有点牵强，但比传统的有理得多。
在上述的三个基础上，艾智仁提出九个生产成本的建议（propositions），太多太复杂了。可幸的是，其中七个建议不重要。重要的有两个，三十多年来逐渐被行内的专家重视。只谈这两个建议吧。
建议一。生产率（rate of output，每段时间的产量）不变，增加总产量（volume of output），平均成本必定下降。这建议容易接受，有四个原因。
一、艾师提出的，总产量越大，可选用的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越多。有不同方法的选择，生产的方法会因为总产量之变而变。方法成本下降，平均成本就下降了。
二、熟能生巧。这观点可能始于史密斯的《原富》（1776）。量大容许增加分工专业，也容许生产的人有较多的练习机会。我调查过香港与大陆的件工生产运作，绝对同意熟能生巧这个观点。凡是订单量越大的，分工专业（每工人所做的不同部分）有分得比较多的倾向（其实这也算是改变了生产方法），而专于一种新产品的某部分，开始时不习惯，但几天后生产的速度会因为手熟而增加。
三、这是我补充的。总产量越大，平均产量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越低。例如，以每天算，长租的合约的交易费用不仅可以摊分开来而下降，而租金本身会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减少。聘请员工也类似：短暂性质的工作不容易聘得效率好的员工，就是聘得到其所须付的工资也会比较高。
四、这也是我补充的。以生产的订单算，生产有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而量大摊分，平均成本会下降。本章第五节会以出版行业示范。
以上四点，解释总产量上升（生产率不变）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是与传统的成本曲线分析截然不同的。传统假设生产方法不变（有变则要画另一曲线），漠视了熟能生巧，不管交易费用的存在，也不管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
建议二。总产量不变，生产率增加（加速生产，但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必定上升。说「必定」显然有点问题，因为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生产率上升，在初段平均成本可能下降。这个小节艾智仁今天是同意修改的。这小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总产量不变，增加生产率到了某一点平均成本是必定会上升的。
英谚云：Haste makes waste（赶急造成浪费）。艾智仁的观点是：赶急不会造成浪费，但会增加成本（Haste makes a higher cost）。这观点很好，很好。有钱万事通。工可以赶，可以赶得很快，但产品的平均成本会升，甚至急升。这个生产率升（总产量不变）而平均成本升的建议，也有四个原因。
一、艾智仁的分析含意的，是加速生产率，生产要素不容易一起调整，或不容易保持同一的比率，所以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会发挥其效能，使边际与平均成本上升。我们日常生活可见，短暂的生产率急升，生产的企业或商店是不会调整所有生产要素的。例如在农历新年的前几天，理发店顾客急升，酒家客似云来，但这些店子只增加临时员工，其它的生产要素大致保持不变。
二、艾师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把他的增加总产量会容许选用成本较低的生产方法倒转过来：增加生产率赶工，可能会迫使生产者采用成本较高的方法。
三、又要再提我的交易费用了。艾智仁认为若要赶工（提升生产率），聘请职工（或增加其它生产要素）时其价（或工资）会上升。没有错，但这是交易费用上升而引起的。市场有信息费用，有议定合约的费用等。因为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作了「错误」或成本较高的选择，在赶工的情况下是比不赶时远为容易发生的。
四、要赶工，上文所说的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可能要重复。这一点我也会在本章的第五节示范。
以增加生产率（总产量不变）来解释产品平均成本上升（近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手忙脚乱」），与传统的长线成本上升的解释相去甚远。严格地说，传统是什么解释也没有的。
老师赫舒拉发同意艾师上述的两个建议，但把艾师的「节目计划」更改一下，画成了一条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赫师认为一般的、大多数的企业生产，没有预期的终止日期。如果生产是无限期的，那么生产率上升，总产量会同步上升。总产量上升（产率不变），平均成本会下降；产率上升（总产量不变），平均成本会上升。以纵轴代表平均成本，横轴代表生产率。因为生产是无限期的，横轴的产率上升时其含意的总产量也一起上升。开始时加量的平均成本下降效应会比加率的平均成本上升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下降。继续增加生产率（量也齐升），到了某一点加率的效应会比加量的效应强，所以平均成本就上升了。这样，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横轴的生产率是有时间的（例如每天产多少），不是「一剎那」。
不分长、短线，不约束生产方法，不固定生产要素之价，不界定要素的效率单位，引进熟能生巧，面对交易费用，加进准备成本与试产成本，让量与率齐升──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的。边际成本曲线自下而上，穿过碗底，而多个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起来，就是市场的供应曲线了。要把市场需求曲线放进同一图表，其横轴要用同样的有时间内涵的需求率。
（《经济解释》之三十九）
第四节：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
我说过了，传统的生产分析重于农业。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马歇尔开始重视工业。当时的一般看法，是增加生产时，农业的平均成本偏于上升，工业的偏于下降
──economies of scale是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工业生产加上了「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马歇尔称之为supplementary costs。跟在这题材上耕耘的有克拉克（J. M. Clark, 1923）、高斯（R. H. Coase, 1938）等人。这些名家的分析都不完善，是要修改、补充一下的。今天，一般的经济学者认为上头成本不重要，所以书本上很少提及。这是不对的。
字典把overhead costs译作「经常性支出」，不对，无以名之，直译为「上头成本」算了。上头成本这个概念重要，可惜在传统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有时与非「上头」的「直接成本」（direct costs或prime costs）起了混淆，二者的划分不清楚。
要理解上头成本的性质，我们不妨回到上一节的艾智仁对生产成本的分析。很明显，艾师的分析是以工业为主，但完全没有上头成本。不可能有，因为艾师是以一个预期的生产「节目计划」来论成本。还没有下任何生产投资的注，预期的成本必定是「直接」的。直接成本是指那些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
上头成本是要在作了生产投资，开了文件，才可以存在的。这些成本是指开始经营后，有些费用不生产也要支付。例如你买了厂房（利息要算），或租了场地（不能退约，租金要付），购置了工具（有利息），或聘请了经理（有合约的约束，工资要发），这些通常是有没有生意，有没有生产也要支付的。只要你继续经营，不生产也要支付的费用，是上头成本。下文我将会解释，这类费用不一定是成本，上头成本要从「租值」或「准租值」（quasi rent）的角度看。
上头成本与直接成本之间通常有一片灰色地带。以一间酒家而论，租金、经理等费用是「上头」，食料、煤气等是「直接」，但侍应、厨师等工资，可以在某程度上以生意的多少来调整，是在灰色地带的。但这是吹毛求疵的问题，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述的上头成本，不一定是成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管你投资生产用了多少钱，一旦下了注，付出了的成为历史，而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购进了的资产，成本是转卖出去的所值，或将整盘生意出售之所得。这样的成本可能比你下注的较高，或可能较低，甚或近于零。其二也类似，那就是在组合生产要素时，你可能签了好些合约，作了承诺，不能反悔。不能更改的支出，因为没有选择而变为不是成本。履行合约的后果可能赚大钱，也可能亏大本，但签了不能反悔的约，其成本是把该合约转让之价。
传统上，上头成本还有另一个定义。那是指一家生产企业若出产几种或多种产品时，某些成本（上头成本）不能在不同的产品上摊分。例如你租了场地，有六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租金是多少呢？没有经济原则把总租金除以六，也没有经济原则按各产品之价摊分。如果场地的租约是按产品之价的一个分成率为租金，那则作别论。然而，签了固定租金的约，没有生产时租金也要付，摊分就更不可能了。
传统上，经济学者认为，不摊分上头成本不打紧，因为我们知道生产时的直接边际成本，就可以解释行为了。对某些行为来说，这观点是对的，但不能摊分上头成本，会带来另一些问题。
以不能摊分的成本来界定上头成本，有三个困难。其一是非上头的直接成本，在同一生产程序中可能出产两样或更多的产品。这样，每样产品的平均成本是不可能算出来的（边际成本可以）。不能摊分的成本不限于上头成本。其二是若只生产一样产品，不用摊分，上头「成本」还会存在──不生产还要支付的费用还会存在。
最大的问题是第三点。任何商人作任何投资之前，必然考虑到产品出售之价可以盖过其「成本」。作了投资，开了档，除了那些不生产可以不付的「直接」费用外，已成历史的投资再不是成本，上头成本就只能从资产转让的角度来衡量。这些转让之价可高可低，而其升降若不影响企业继续经营，上头成本是一个租值。
问题是，若一家企业的所有产品都只算「直接」成本，那么历史投资就血本无归，企业本身的市值会下降至零。上头成本的租值也要加上直接成本来算出产品之价。然而，如果上头成本不能按不同的产品摊分，产品之价又怎可以算出来呢？
经济学者把整个问题看错了！先有一个上头成本，有原则地将之摊分在不同的产品上当然不可能。但上头成本是一项租值或准租值，只要企业不关闭，生产或不生产都存在。我们于是要把整个问题倒转来看：不是先有租值然后将之摊分，而是把每样产品所能赚取到的、高于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加起来而成租值。企业的市值，是预期的川流租值的现值，减除那些在合约上不生产也要承担的负债现值。这就是企业的资产剩值（equity）了。
上头成本是租值。不是先有上头成本而后摊分，而是倒转过来，从每样产品可以赚取到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加起来而求得的。作了投资，开了文件，每样产品之价是指定了产量后，经营者可收尽收，但要受到市场竞争的局限约束，而这约束决定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你去订货，议价时工厂的老板若对你说要把厂房的（历史）成本的一部分加进价内，是说谎话。他是可收则收，越高越好，多多益善，但他就是不敢明显地超越同行之价。
有好几个变化，使每张订单的租值厘定方法不同。下一节我会以出版行业作实际示范，这里只大略罗列一些供读者参考。
（一）未投资生产前没有上头成本，所有成本都是直接的。厂房、场地、工具、经理之类的初步大投资，若只有一种产品，摊分于预期的产量，会有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投资与否的决策，是按预期产量的平均成本与预期的市价相比。要是有几样产品，不同产品的市价可作为未生产前摊分投资的指引。
投资生产后，投资成了历史，非成本也。上头成本会出现，但那是前文所说的不同产品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加起来的租值。这上头盈余是在竞争下按订单算的，以产量而定，不会有使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如果投资生产前的预期与事后的一致，指定了量其平均成本会前、后相同，虽然事前与事后的平均成本曲线有别。
（二）如果一个生产行业没有季节性，需求稳定，而大家投资生产的预期准确无误，物尽其用，那么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历史成本会与租值相若。
（三）如果生产有季节性的波动，时而生产用尽所能（满负荷，full capacity），时而生产力闲置，那么产品的价格的厘定，大致上有两种。其一是生产企业与顾客有长期合约的安排，或是常客（熟客）与企业有不言而喻的长期关系。这样，产品价格一般来说不会因季节的波动而波动。生产企业有闲置时多赚一点钱，满负荷时少赚一点。这是因为价格的波动对买、卖双方的经营计划都有不良影响。但一个不是常客（生客）的光顾，产品的价格就会按季节的波动而波动了。
（四）如果在同一行业之内，某些企业满负荷，而另一些有闲置，那么一位顾客因为讯息不足而跑到满负荷的企业订货议价，或一家企业不能应付过大的订单，又或要赶工，其价会是有闲置之价多加一点交易费用。这是因为「接单」的满负荷企业会把自己不能应付的订货发出去给有闲置的同行生产。这个「发出去」的现象是普遍的习惯，但经济学者是忽略了的。
这第四点有三个重要的含意。其一是企业的大小无从量度。自己的设备小，但把接到的订货发出去造，就可变为大了。其二，为了利便行内发来发去，同行者喜欢集中在一起（当然，集中还有其它原因）。例如今天珠江三角洲一带，首饰工业集中在番禺，而塑料工业则集中在东莞。一位工厂老板对我说：「从生产的角度看，我的工厂是他人的，他人的工厂都是我的。」人尽可夫也。其三，上头成本的租值厘定，不应该从单一企业看。闲置的生产力，不管是哪家的，对整个行业都有影响。
在上头成本的问题上，我与前辈的思维不同，是因为我认为传统的分析加不起来。另一方面，前辈所用的上头成本概念，与他们知道的成本概念有矛盾。历史成本或没有选择的费用，都不是成本。因此，上头成本要从租值的角度看。租值的厘定不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而上。
这一节颇为复杂。让我概括地作一个总结吧。
企业开始经营后，直接成本是指那些不生产就不需要支付的费用。但若产品的价格厘定是以直接成本为凭，历史投资会血本无归。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作了投资，历史归历史，前途归前途，生产企业会不顾历史，只争取最高的、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有竞争的约束，但所有同行的生产者都这样做，受到同样的约束，产品的市价就厘定了。厘定了的市价，界定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这些盈余加起来就是上头成本，但因为这些盈余上上落落，企业还存在，我们要把总盈余作为租值看。租值的摊分不是先有租值而后摊分，而是以产品的市价决定产品在直接成本之上的盈余后，加起来而成租值。这就是上头成本了。与历史成本不同，租值是成本。
（《经济解释》之四十）
第五节：出版行业的实例
原则上，农业与工、商业的生产成本分析没有什么不同。经济学者分析上头成本时，不谈农业，但农业也有上头成本。经济学者分析平均成本下降时，也不谈农业，但农业也可以平均成本下降。我说过了，理论要以简单为上，但简单的理论，其可用性要经过复杂的蹂躏。农业的生产成本分析比工、商业的简单得多，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同，而是在农业上有好些细节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工、商业把这些细节放大，不能不理，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有了简单的基础，把之复杂化，然后再回复简单，那么简单的理论就有复杂的层面，有深度，用以解释世事就得心应手了。
世界上的生产行业多如天上星，但无论怎样不同，生产成本必定有一般的规律。我们不可能调查研究所有的行业，才推出有一般性的规律来。选几个行业来一般化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比较可取的办法，是选一个有全面性的、不同成本有清楚划分的行业，然后将之一般化。前思后想，我选的是书籍出版这个行业。这行业有四个层面：出版商、印刷商、发行商、零售商──后者书店是也。
我选的产品例子是一本一百九十二页的书，平装，封面四色，纸质良好，设计可人。不是精品，但制作比较认真。这本中文书有九万字，在香港的零售价四十五元。作者有点号召力，在香港这个小市场估计可卖二千本。
先从出版商说起吧。上头成本的生产要素有场地、货仓、计算机、经理、存货管理员等。本章第四节说过，上头成本是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租值。出版商这本书的直接成本如下：编辑与修改文字$7, 000，打字$2, 700，校对$4, 000，排版$2, 000，设计$3, 000，菲林$2, 000。以上合共港币$20, 700。
数量二千本，印制费用是每本$6. 57，总印制费用（连运费）是$13, 149。二千本的零售总收入是$90, 000，六折交给发行商，得$54, 000。作者版税百分之十（$9, 000），剩$45, 000。减印制费用（$13, 149），再减出版商的直接成本（$20, 700），最后余下来的是$11, 151。这后者就是该书对上头成本的租值贡献了。
朋友，你要在香港搞出版吗？不容易生存啊！
如下是由印刷商提供的真实数字，相当精彩： 
三十二开内文一九二页平装书成本
（港币，2001年7月）   
书本数量 5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6,000  8,000    
封面纸（$） 292  454  616  778  1,102  1,426  2,138  2,850    
封面印刷（$）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624    
封面过胶（$） 296  461  625  790  1,119  1,448  2,171  2,895    
内文纸（$） 1,575  2,700  3,825  4,950  7,200  9,450  14,175  18,900    
内文印刷（$） 3,000  3,096  3,336  3,576  4,056  4,536  5,544  6,552    
装订（$） 1,200  1,200  1,200  1,280  1,920  2,560  3,840  5,120    
包装（$） 31  63  94  125  188  250  375  500    
运输（$） 150  150  188  250  375  500  750  1,000    
总成本（$） 7,944  9,524  11,284  13,149  17,360  21,570  30,393  39,441    
平均成本（$） 15.89  9.52  7.52  6.57  5.79  5.39  5.07  4.93   众所周知，印制书籍的平均成本是书量越大越低的。五百本是平均每本$15. 89，一千本是每本$9. 52，到七万本才跌到平线，每本$4. 52。兹将首八千本的印制成本罗列如右图标：
这里的所谓「成本」，其实是出版商的付价。价与成本相同。这不仅是因为在竞争下价格等于成本，而与本章的分析有关的，是上头成本是一项租值，不是生产投资的历史成本，而是直接成本以上的盈余。提供以上数字的印刷商是不算直接成本的，因为有灰色地带，不容易算，而更重要的是在印刷行内上述的每项数字都有行规，有行内的市价。一家印刷商可在某些情况下这里加一点，或那里减一点，但求在竞争中适者生存。还有的是，上述的项目，每项行内之价分明，是利便行家发来发去给他家制造。不仅是一本书的总量或分量可以发出去，书的每项制作分发出去也是有的。有了行内成本价格的指引，赶工时就用不花时间讨价还价了。
行内的合作与竞争是没有矛盾的。我反对博弈理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门学问的瘾君子不明白市场，不明白市场的竞争与局限条件，喜欢假设竞争者心斗角，要把对手杀下马来。
上述的金钱数字，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意。这些数字包括上头成本的租值，但显然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租值银码然后按量摊分。封面印刷与书的装订，开头的几个数量都有一个同样的最低收费，显出不是用一个固定租值摊分的。上头成本的租值是以每量的盈余算，不会使平均成本下降，但究竟该租值是否每量的比例相同，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书量增加而平均成本下降这个现象，不难明白。纸张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因为损耗（又称「补纸」）。这是试产的费用了。四色（封面）印制，五百本的纸张损耗率达百分之四十，数万本大约是百分之五。单色（内文）印制，五百本的纸张损耗达百分之三十，数万本大约百分之四。
印刷本身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直接的准备费用：要洗机，要制锌版。四色的封面要制四件锌版，也要校版，所以一千四百元这个最低费用要到书量六千之后才上升。装订的平均成本下降，主要是要校机。这也是直接的成本了。
以印刷行业与本章第三节谈及的量大而平均成本下降的理由对证，印制书籍的平均成本下降可不是因为方法有变、或熟能生巧、或有交易费用，而是因为有直接的准备成本及纸张损耗的试产成本。这些都可以明确地以量摊分。
艾智仁所说的同样之量，赶工的平均成本会上升是对的。但理由与本章第三节所说的只有两点相同。同在一家印刷厂赶工可以不谈，因为通常不这样做。通常处理急速赶工的办法（如政府要赶印大量公告，或一家上市企业要在一两天内赶印公司业绩），是分发出去给其它行家。这样，准备费用与试产费用就要重复了。另一方面，交易费用与运输费用也会增加。
从上述的数字可见，印制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4. 93，时间大约是两个星期。要赶工，分发出去，四家印刷厂一起做，每家二千的平均成本是$6. 57。分两家的平均成本是$5. 39。不是分两家就一定快一倍，分四家就减少四分之三的时间，但分量合产是可以减少时间的。
我们不妨在印制的平均成本上加上出版商的$20, 700直接成本。是明确的直接成本，印制一本是这个成本，十万本也一样，所以这成本可以量摊分。把这摊分加在印制的平均成本之上，我们得到如下的数字。 
出版商的直接成本   
书本数量 500 1000 1500 2000 3000 4000 6000 8000   
平均成本（$） 57. 29 30. 22 21. 32 16. 92 12. 60 10. 57 8. 52 7. 52  平均成本下降得更急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大名鼎鼎的作家，像金庸或琼瑶，是那样富有；解释了为什么作者的版税率通常是累进的；也解释了在书籍市场不够大的地方，人民少看书。这也可以让我们推断，只要中国大陆大事开放言论，炎黄子孙的知识会增长得非常快。
（《经济解释》之四十一）
第六节：出版行业的成本曲线
解释市场的供应行为不一定需要有供应曲线。传统上，分析一个垄断者（monopolist）的供应就不用供应曲线了。（不是没有供应，而是曲线画不出来。）成本曲线比较重要，但从艾智仁的分析可见，这曲线不一定存在。在有多个生产者竞争的市场中，成本曲线的存在是画出市场供应曲线的先决条件，因为后者是竞争者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横加而成的。没有长线与短线之分，我们选用的是与真实市场有关的成本曲线。
老问题又来了。要有多个生产者的共存而竞争，在市场的需求范围内，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不可以不断地下降。平均成本若不断下降，市场只可以容许一个生产者存在。我们在上一节分析过了，书籍印刷商的印制与出版商的编辑出版，若不赶急，平均成本是书量越大而越低的。然而，观察所得，出版行业有多个印刷商与出版商，单一存在之说不能成立。
经济学者把问题搞错了。对一个行业的分析，他们的惯例是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一边，另一边是生产者的成本曲线──有多个生产者就把他们的边际成本曲线横加起来而成为市场的供应曲线。假若一个生产者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垄断就是后果。
结构上，出版行业与其它生产实物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以出版为例，需求书籍的消费者面对的成本曲线，不是印刷商的，不是出版商的，也不是发行商的，而是零售书店的。出版行业有四个不同的层面，四组不同的需求，四套不同的成本曲线。让我从头分析吧。
第一个层面，是出版商对印刷商的需求。上一节陈述过，若不赶急，印制的平均成本是书量越大而越低的。这样，一本书的印制会由一家印刷商从事。这方面可看为「垄断」。但出版商通常会向几家印刷商议价，而就是不多方议价，承受印制的也不敢乱开价，因为知道有竞争者的存在。见到的垄断是有形无实的。
平均成本下降，一家印制，不代表真实的垄断。然而，从出版商的需求与印刷商的供应关系看，平均成本是否真的下降呢？答案是：只看一本书（一个书名，国内称一个书号），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是对的。但出版商面对的印制成本曲线，不应该以一个书号（一个书名）之内的本数为量。印刷商的成本曲线，应该以「书号」为量的单位。一个书号，印二千本，其量是一。虽然印刷商说明每本之价，但他是以一个书号的总成本，除之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一家印刷商印制很多书号，以书号作量度单位，其平均成本是很容易会上升的。那是说，以书号为量，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容易成立。
这里我们要带出一个有趣的名重一时的话题，三十年代从伦敦经济学院开始的：边际成本的争议。依照传统的看法，要合乎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价格要与边际成本相等。价格代表最高的边际用值，而边际成本则是增加少许生产的最高代价。边际上用值等于成本，产量恰到好处，不能再增加或减少生产来使大家得益。若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减产有利；若边际成本低于边际用值，增产有利。
然而，在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边际成本必定低于平均成本。这样，若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价格会低于平均成本，生产者一定亏本。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会导致「垄断」，而若价格等于或高出平均成本，也就高于边际成本，违反了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有效率情况。这是支持政府管制公共行业（public utilities）的主要理论。
可是，我们在上文提及，因为一本书的印制数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下降，一个书号通常只由一家印刷商「垄断」印制，但这垄断有形无实：印刷商是要在市场竞投的。我们还要作另一个重要的修改。那就是以印刷商而言，一个书号之内的印制数量不是有关的平均成本量度。有关的量度要以书号计。出版商不能以二千本议价，然后以其平均价订制五百本。印刷商所开之价，虽然有每本的平均价在其内，但永远是以一个固定了的总印制量为依归。出版商选了一个书号的总书本量，同意了总量之价，是大家同意以书号为量，以书号为价。一家印刷商会为多个书号而生产，而同一书号重印时，是量的另一个单位了。
还有一项有趣的问题。同一书号印制一次，书本量越大其平均成本越低，所以从每本看，其平均价是高于边际成本的。上文指出，这不是适当的量度。我们问，要是用这量度而又从传统的角度看，价高于边际成本，无效率（inefficient）之说可以成立吗？答案是不可以的。任何出版商会告诉你，一个书号的书本量太多，免费送给他也不要。我们不妨回头看本书卷一第五章第六节──《何谓量？》──的关于维他命丸的例子。买一瓶多种维他命丸，除非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一个消费者会认为某些维他命太多，某些太少。消费者的有关衡量，是一整瓶之价与一整瓶给他的边际用值。这好比买一个苹果，你可能认为太甜，糖分太多，糖的边际价格是零你也不想多要，但衡量整个苹果，你明知是太甜也买了下来，何无效率（浪费）之有？
第二个出版行业的层面，是出版商与发行商之间的。这里，出版商的成本曲线，再不能以书号为量的单位，而是要以本数计。有两个原因。其一，以香港为例，发行商取货不是取一个书号的总产量，而是每次取几本至几千本，次次不同，是以本数算的。其二，出版商向印刷商以书号订货，书出版了，签了合约，作了承诺，原则上不能反悔，书号的总价成为历史，再不是成本了。书的成本要转向租值的角度看。付出了多少或不能反悔的，无关宏旨。有关的是考虑可以卖出之量与价。这种收入是租值。租值是成本，但不是历史的印制成本。
以每本看平均成本，出版商要在租值之上加上存仓、处理及交易等费用。这样看，碗形的平均成本曲线是容易成立的。其细节内容读者可以想出来。
第三个层面，是发行商与零售商（书店）之间的。是以本数为量，其平均成本曲线很容易是碗形。发行商生意骤增时车辆不够，人手不足，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就发挥其效果，使平均成本上升。
最后一个层面，书店与买书消费者之间的，也是以本数为量。这个层面，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效果最明显。一家书店的可用面积不容易随意增加。书量多了，互相挤逼，每本书能卖出去的机会下降，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卖出，其平均成本就上升了。
让我作一个简略的总结吧。一个行业的成本曲线可以很多，但我们选用的只是那些与真实世界的行为有关的。有关的不多，但要以每个不同的层面划分。需求的组合不同或生产的层面不同，我们就要用不同的平均与边际成本曲线来处理。量的单位重要，不可以乱选。以书号为量是因为印制之价是以一个指定的书本量而定的。其后拆散出售，量就要转为以本数为单位了。
要注意的是一条平均或边际成本曲线（或经济学上的任何曲线，或任何数学方程式），其阐释要讲内容，要讲含意。曲线的本身就只是曲线一条，对解释行为用途不大。要解释行为，我们要加上内容，越充实越好。同样的一条曲线，在不同的阐释下会有截然不同的威力。所以我强调：理论要简单，但要有复杂的层面；要浅，但要有深入的含意。这样，一条曲线运用起来才可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经济解释》之四十二）
第七节：专业生产成本大跌
马尔萨斯（T. R. Malthus，1766-1834）在一七九八年提出有名的「人口论」，很悲观。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geometric progression）上升，而物品供应只能以等差级数（arithmetic progression）上升，僧多粥少无可避免，最后的人口均衡点，是仅足以餬口的物质享受，以饥饿淘汰不适者。
历史证明马尔萨斯是错了的，大错特错。今天的世界人口，比马氏时代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生活水平却大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平均寿命，比二百五十年前的人大约多活三十年。今天在香港的中等人家，除了大屋与醇酒美人，比三百年前的皇帝还要生活得好。
据说中国在明代初期，人口大约六千万，今天上升了二十倍。虽然二百年来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但只经过二十年的制度改革，今天的一般生活水平比明初时高得多。是的，虽然今天中国还有很多老百姓贫病交迫，但生活享受还是改进了，平均寿命增长可能不止三十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人口大升而物质享受也大升？科技进步当然有关，但正确的阐释是市场容许专业生产，使成本大跌，然后大家交易而互利。
在卷一第七章我说过：
「以交易而交征利，与没有交易相比，个人的利益增加大得惊人，往往以千、万倍计。但这庞大的利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每个人专业生产，然后交易。不谈生产而单论交易，利益还是有的，但比起有专业生产的存在，其交易利益少得多，甚至微不足道。」
在课堂上我喜欢举原子笔（国内称圆珠笔）的例子。原子笔尖端用的圆珠，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发明。这发明佷有名，因为当时非法抄袭制造的人无数，持有发明专利的以法律起诉频频，但抄袭的见有巨利可图，乐意赔偿给专利者。
今天的原子笔，比五十多年前的质量高得多了，圆珠再不漏油，其制作牵涉到塑料的发明，金属的混合，石油工业的油墨，也要论设计等。要是这些发明完全不存在，一百个天才，让他们穷毕生之力，原子笔可以制造出来吗？我认为成功机会甚小。今天一枝称意的廉价原子笔卖多少钱？港币一元，其中大约八毫是市场的交易费用！
一个香港的平凡大学生，替中学生补习，需要用多少时间才可赚取一枝原子笔呢？答案是：二十四秒！一个平凡的大学生工作二十四秒时间，可以买得一枝一百个天才穷毕生之力也不容易造出来的原子笔。交易之利，何其巨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现象呢？经济学的传统答案，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佛利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在卷二第二章的第二节，分析「比较成本」时说过了。比较成本的理念，无疑可以解释专业生产的行为，但我认为不是佛老说的那样重要，因为专业生产还有其它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天生一样，每个人的比较成本相同，专业生产还会发生。除比较成本外，专业生产还有其它三个因素，可能更为重要。
（一）分工合作。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是指不同的工人每个专于生产一件物品的一部分，然后合并起来。是史密斯于一七七六年提出的。史前辈显然认为分工合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的经典巨著──《原富》──一起笔就谈这件事。
史密斯以制针为例。他调查过一家小型的制针厂，生产只用十个工人，每人造针的一部分而合并。史前辈说，要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独自造针，每天造出一根针也不容易，二十根绝不可能。但他调查的小型制针厂，十个工人每天可造出十二磅针。那是四万八千根以上，等于每人每天生产四千八百根！这是分工合作的奇迹。我们在前文说过，产量越大，可以选择的不同生产方法越多，而分工专业有很多种不同的生产方法可以选择。
（二）熟能生巧。前文说过，熟能生巧也是要产量够大才可以促成的。这与分工合作有关连，但理由并不一样。我调查过一家玩具厂，差不多全部制作用件工。制造塑料洋娃娃，我特别欣赏一个以油墨替娃娃涂上眼睛的工人。只涂眼睛，其它的娃娃事项不干。这工人涂上眼睛后随手把娃娃拋进竹箩子内。试想，油墨未干，娃娃拋进箩子，一不小心油墨就会弄污箩中的其它娃娃。我见到的那位工人从不出错，快如闪电，似乎连看也不用看就拋得层次井然。此乃熟能生巧也。
（三）知识累积。这是最重要的，但奇怪地似乎没有分析提及过。有价值的知识或发明，不仅可以改进，而且有比万里长城更顽固的存在性。人类五千年前的好些发明，我们今天还在用。是的，人类有价值的知识资产，一旦想了出来，驱之不去。知识资产既可以改进，也可以增加，积少成多，可以永无止境地累积，以至多得难以想象。
大家都知道，科技的发达既可带来新产品，也可大幅度地使生产成本下降，而最近的半个世纪，科技的进度简直如天方夜谭，是五十年前没有人会相信的。我要指出的重点，是知识累积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先决条件，而这累积是非专业处理不行的。累积了的知识的改进，也要由专业处理。
想想吧，天下间的知识那样多，那样广，那样复杂，一个人所能学得或记得的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改进也不容易。知识的累积若由很多的人专业处理，会变得庞大之极，而持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合作研究，相辅相成，改进就容易得多了。今天，先进之邦的私营研究实验室，都是这样安排的。
如果你的居所是小康之家，在室内环目四顾，你不容易找到一样物品不是经过多项的发明，及数以百计的改进，才造出来的。就是单看你自己身上的衣物吧。原子笔不用再谈了，其它的发明与改进，你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尽数说出来。这些都是知识累积的结果。
市场是协助专业生产的一种安排。不是唯一可行的安排，而是其中一种。历史的经验与我自己的考证，有这样的结论：以自由市场处理专业生产，同样生产水平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其它安排的低得多。由中央分派工作，指导专业生产，不是不可以，但因为缺少了市价的指引，在比例上其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比市场的高得多。不是说市场的交易费用低：大约的估计，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物价的一半以上。但专业生产而交易所得的利益，动不动以千、万倍计，减除了庞大的交易费用，余下来的交易利益也相当惊人。
我曾经说过，一个社会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但市场的安排是需要有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的主旨，是本书卷三的话题了。
专业生产不可能自供自给，要以自己的产品换取他人的。市场是一种安排，我们说过了。一市如是，一省如是，一国如是，多国也如是。那些主张生产多元化或支持保护主义的，是自废武功，但可以维护特权者的利益。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供应，能比让供应者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香港没有农业可言，但香港人没有担心过有钱买不到饭吃。就算是一国被外地制裁，某些物品受到禁运，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有钱赚的走私被杜绝了的。
走私的存在，是因为走私的费用低于专业生产的利益。
（《经济解释》之四十三；卷二第三章完）
第四章：交易费用
在局限条件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postulate of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或公理。局限条件是那些约束个人争取更多利益的条件。苏东坡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又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者是说因为有局限的缘故，我们不能尽其所欲；后者是说不能多得是因为有产权的局限了。
局限条件可以有很多种，就是人的体力、智力等都是局限。大概地分类，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局限条件有八项：财富、知识、价格、成本、产权、竞争、边际产量下降、交易费用等。很显然，产权及知识可以归纳在财富之内。不同的经济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归纳处理。高斯（R. H. Coase）喜欢把所有局限归纳在成本之内；艾智仁（A. A. Alchian）则认为产权与竞争是同一回事；史德拉（G. J. Stigler）不喜欢谈交易费用的整体，只把其中的讯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抽出来分析。这些前辈对我的影响很大。人各有法，我自己喜欢先看问题才决定局限要怎样处理。
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可以简化，但以之解释世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说过了，以经济学解释世事来来去去只有两招：需求定律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前者我在卷一分析过了，后者在卷一也分析过，但局限条件的处理是卷二与卷三的重点话题。需求定律不容易学得通透，但只要细心思考，反复运用，假以时日总有所获。「极大化」可以搞得复杂，但容易学。懂数学的容易，不懂的若能掌握「边际」的理念就差不多了。困难的所在，是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这是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最困难的地方。我自己的经验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十之八、九是因为搞不清楚真实世界的有关局限条件。
第一节：什么是交易费用？
我本来打算在卷三分析制度的选择时才开门见山地分析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因为这项局限与制度的选择有最大的关连。我们介绍了利息与成本等理念，要转向分析市场供求的现象了。然而，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没有交易费用是不会存在的。在一九八二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书里，有两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结构或不同的经济制度，是不会对资源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零的话，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的生产要素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这样推理，没有市场价格也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结局。」
虽然这两段话高斯与阿罗（K. Arrow）都认为重要，但发表后十九年，其影响近于零。我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这观点把传统的分析打上一个大问号。传统论市场，一般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要是市场的运作失灵，传统就或明或暗地把交易费用加进去。但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市场的存在是因为哪些交易费用而起的？市场运作失灵，有关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这些不是浅问题，是后话，按下不表。
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没有人反对过，但引用的人不多。（一九九八年佛利民读到我重提这定义时，来信叫好。）这定义很广泛，因为在一人世界中不可能有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这些行业都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存在，而这些行业的收入都是交易费用。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
一人世界没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在多人的社会才出现的。多人的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要决定竞争的胜负准则，制度就出现了。从广义的角度看，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这一点，高斯是同意的。但「交易费用」一词是高斯在一九三七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一九六○年的一篇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鸿文中，他旧词重提。落地生根，要改也改不了。
问题是，好些制度费用──交易费用──与明显或直接的交易扯不上关系。例如中国在文革期间，男女老幼天天拿《毛语录》背诵，付出的时间费用奇高，在一人世界是不会出现的，算是交易费用，但究竟是在作什么交易就不明显了。又例如，我家的大门装了锁，是防盗的，其费用在一人世界也不会存在，应该作为交易费用看，但交易也是不明显的。
好些行内朋友认为我提出的、与制度费用相同的交易费用定义太广泛，应该收窄一点，或把广义中的费用分门别类。例如，广义的交易费用可分为合约费用、讯息费用、量度费用、保障费用、执行费用、议价费用、政治费用等等。我的响应是：在边际上是可以的，但从整体或平均的角度看，却不可以。那是说，广义的选择，是因为「分门别类」往往分不开来。
举一个例。香港的海底隧道有收费员，这些职员的薪酬是交易费用了。细想一下，我们知道收费员其实身兼两职。其一是交易收费，其二是执行隧道的使用权：闲人免进（不缴费的车辆不能使用）。在边际上，这两职的费用是可以分开来的；繁忙时间，因车辆增加而增加收费人手，是「交易」的边际费用；午夜车少，保安不减，是「执行」的边际费用。但要是一个人身兼两职，生产要素没有因为产量（车辆量）之变而变，我们就不能把两职的费用分开来了。
以上的例子与有名的联产（joint products）例子相同。一个生产程序同时制造出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在逻辑上平均成本分不开，但边际成本还是可按不同产品的边际变动而分开的。
无可置疑，广义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很庞大，若处理得恰当，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会暴升。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虽然精彩，但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高不可攀，而有时关于交易费用的什么假设也没有。这种拖泥带水的做法，不仅把可取的理论自废武功，而若明显地把交易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说出来，大有名堂的理论可能变得互相矛盾，溃不成军。
例如，你说假设市场没有交易费用（说清楚了），我问：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你怎样答我？又例如，分析华若斯（L. Walras1834-1910）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学者，都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说清楚了），而又假设物品的数量是N，相对价格是N减一。我问：没有交易费用，物品的数量（N）是怎样决定的？你怎样答我？再例如，在卷一我说过，传统的垄断者订价分析是胡说八道。我的理由，是这订价有传统所说的浪费。我问：如果没有交易费用，垄断订价怎会有浪费的？你立刻改口，说有交易费用，所以有浪费，那我就问：是怎样的交易费用促成这浪费呢？
我敬仰的十九世纪顶级经济理论大师──英国剑桥的马歇尔──下意识地知道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幸的是他避重就轻，发明了「短线」与「长线」、「均衡」与「非均衡」等理念来处理他没有说出来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情况。是高人的发明，其用处是左推右挡，使不明白的世事有个好去处。后来的市场分析就有了「纯竞争」（pure ompetition）、「不纯竞争」（impure competition）、「完善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善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等理念。这一切，对解释行为是毫无帮助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四）
第二节：处理交易费用的困难
上节提到大略有八项局限条件，其中五项比较容易处理，读过经济学的耳熟能详。在消费需求那方面，熟知的局限有价格（或代价）与财富（或收入）。在生产供应那方面，熟知的有生产成本、知识，与约束生产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以上五项比较容易，可不是因为大家耳熟能详，而是这五项局限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也存在。我说过好几次了，一人世界的经济分析很容易。多加了一些人，成为社会，经济学者还可以向简中求，避去了复杂的世界。他们把需求放在一边，供应放在另一边，把二者加起来，其局限条件还是上述的五项。这样的分析对解释世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数学可以用得湛深，很有艺术性。华若斯（L. Walras）的一般均衡分析就是例子。佛利民（M. Friedman）说：华若斯的经济分析没有内容。似乎夸张一点，但庶几近矣！
余下来的三项局限──竞争、产权、交易费用──其处理都不容易。经济学者在竞争（competition）这项局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有关架构的主要建造者是马歇尔（A. Marshall）。对或错，马氏的经济分析有内容，可惜他的巨著今天再没有学生研读。马歇尔对成本理念的掌握略嫌不足。竞争与成本合并的处理，先达大成的是佛利民于五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讲义。这些讲义发表于一九六二年。
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的引进，主要是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或没有师级高人早就重视产权及交易费用，而是零散的分析，没有一唱一和，更谈不上一呼百应，所以模范式的学派（paradigm）就搞不起来了。
重于解释行为的经济学者，五十年代开始科学方法大辩论。这基础使不满意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的，于六十年代初期搞起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佛利民当时搞他的货币大争议，好不热闹）。当我的老师艾智仁在洛杉矶加大高举产权的重要性时，机缘巧合，高斯（1960）、史德拉（1961）、阿罗（1962）一连三篇鸿文，指出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博弈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可观地发展了二十年。时来风送滕王阁，躬逢其盛，在整个时期我混在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中。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与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火上加油。这是我平生所遇到最幸运的际遇了。
上述的发展我不仅知之甚详，而且可能知得比任何人多。精彩而有趣，是本书卷三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回头说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其处理是所有局限中最困难的了。现代的数量经济专家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两项局限的转变不容易（往往不能）以金钱数字或基数来量度。没有这些数字，方程式或计算机的处理总有点缚手缚脚。产权的分析是卷三的话题。但一点要提出的，是产权是抽象之物。法律文字或风俗习惯是一回事，究竟一个人的某种权利有什么保障，执行有什么困难，却不能单看明文规定就可以心安理得。
可幸的是，大部分的产权问题可从交易费用那方面来处理。保障与执行权利的费用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我认为，同一问题若可从产权的局限或交易费用的局限来处理，二者选其一，首选的是后者。这是因为产权是抽象之物，而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是事实，可以考证。
问题的所在，是调查考证交易费用的变动很困难。要是你从抽象的产权入手，不管其保障与执行，单看明文法律就知其局限，问题就简单了。但那不一定是真实的局限。若选从不抽象的交易费用入手，以下的困难你要解决。
（一）一般来说，交易费用的转变不会是经纪佣金的或高或低那样简单。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明显的金钱数字可以量度。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判断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哪个情况的某类交易费用较高，哪个较低，然后把不同的情况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这样的排列是量度。不要说这种武断的量度不够精确。量度的精确性不是靠数字的详尽性来衡量的，而是靠不同观察者的认同性。
（二）前文提及的不能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是一个困难，但这困难可从边际的转变来分类。如果与交易费用有关的情况不变，在逻辑上我们不能以这局限来解释世事。可幸的是，情况不仅多变，而只要能慎重推敲，每一变都是在某边际上发生的。那是说，只要情况有变，交易费用的分门别类总有办法。
（三）可以把广义的交易费用分门别类，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一类转变是与哪一样行为的转变有关的。局限转变与行为转变的关连，有时相当明确，但不明确的例子不少。解决后者的困难，我们要以理论逻辑来把某局限与某行为挂。
（四）交易费用永远是两个或更多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所以在处理上有特别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些经济学者为了方程式的方便，把交易费用作为搬运费用来处理。但运费可以在一人世界存在，不需要考虑双方或多方的参与及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不能以金钱数字来量度交易费用，而要转向以不同的情况来排列。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高斯和我达到如下的共识。说交易费用是零比完全没说好一点，但解释不到多少行为。真实世界有这种费用，而假设是零的话，市场或其它制度就不会形成了。说交易费用是零的唯一用处，是使我们知道，若要解释世事，交易费用一定要高于零。
在另一个极端，说交易费用高不可攀，也解释不到多少行为。今天的社会不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交易费用高不可攀，我们就坐以待毙。
要解释世事，交易费用必定要在零与无限之间。想当年，我们是从零或无限这两个极端问起的。当时觉得大有所获，但后来愈想愈觉得所获甚少。不要关心零与无限，而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排列高低。这是个革命性的发展，使我们今天对世事知得多了。
我自己处理交易费用的办法，是先以理论逻辑推断某类费用与某种行为的关连，然后以不同的情况来衡量交易费用的高低。因为这局限的调查考证不容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一个与交易费用有关的假说（hypothesis）的验证（testing），我只用两个情况作比较。验证了一个假说，再作假说时，我再找其它两个情况。两个、两个有不同交易费用的情况不断地加上去，世事可了如指掌。通常我们不用走那么远的路。要解释一个现象，少则一次把两个情况相比，多则三次六个就可以相当肯定是找到解释了。
（《经济解释》之四十五）
第三节：从鲁宾逊到柏拉图
「无效率」（inefficient）又称「经济浪费」（economic waste），是经济学的一个大话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提到无效率政府就变得大有用场，以各种法例把情况修改。这是六十年代之前的一般看法，今天还这样看的大不乏人。
「有效率」是指使用短缺的资源得到最高的经济利益。资源短缺本身是一种局限，而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都要算在「有效率」的范畴内。可以免费避免的局限不是局限，而如果什么局限也没有，极大化的利益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世界不需要谈什么选择，而人的行为是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有效率（economically efficient）永远是指在无可避免的局限下争取到最高的利益。反过来，无效率是指在局限下应该可以争取到的最高利益，不知怎的争取不到。这是个很奇怪的情况。
经济学假设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争取局限下个人利益极大化。那么怎会有无效率这回事呢？说局限可以容易地更改而使利益增加，那么争取极大化当然要把局限更改了。有关的局限，是改无可改、避之不了的局限。说一个人因为讯息不灵，不知道局限可以更改，以致无效率，说得通吗？说不通的，因为讯息不灵也是一种局限。当然，这个人可能突然聪明起来，或多了一点知识，使局限转变了而增加利益。但不同的局限有不同的利益，二者皆有效率，不是可以增加利益但不增加的怪情况。后者是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这个公理有矛盾的。当然，政府大权在手，可以修改对社会有害无益的管制或法例等局限，而使社会整体得益。但为什么政府不那样做？这显然又是因为有其它局限的约束了。
严格来说，「无效率」的发生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无效率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说得很普及，政府的任命是那样有支持，我们要怎样解释呢？一个权力欲强的政府，多管多得，其「改进社会」的意图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怎会有那么多的无效率情况？经济学者为什么可以见到那么多的无效率事项？
我的答案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当我们要解释一个现象时，需要指明的局限条件不一定要达到有效率之境。局限条件多而复杂，要解释现象我们只要把有关的简化了来推理。有了足够可以验证假说的局限，就无需自取麻烦，把无关的局限搬进假说之内。这样，一个可以解释某现象的假说，因为漠视了其它局限，分析的结果可以是「无效率」的。
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可以容易地忘记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以致在分析上有无效率的结果。最通常被忽略了的局限，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不是零，而分析者若无意识地看作是零，无效率的情况就会发生；交易费用奇高，分析者以为是微不足道，无效率也会发生。交易费用是有多方面的，分析者因为所知不足而忽略了某方面的交易费用，又会有无效率。
且让我们从鲁宾逊的一人世界说起吧。经济学课本说一人世界可能有无效率的情况。怎么可能呢？无效率在一人世界是不可能想象到的事。鲁宾逊不懂农植，大好的农地种不出产品来，是知识的局限所致，何无效率之有？鲁宾逊走路不小心，跌断了腿，不能工作，坐以待毙，但那是「不小心」的局限，何无效率之有？无知、愚蠢、迷信、飞来横祸等，都是局限。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我们怎样想也想不出一人世界会有无效率这回事。若想得出来，要不是指出的局限不够，就是逻辑有矛盾。
离开了鲁宾逊的一人世界，走进多人的社会，我们遇到了柏拉图（V. Pareto, 1848-1923）。柏拉图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意大利经济学者。在高手云集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中，最客观而又最热衷于解释世事的就是这个人。有趣的是，他提出来的后来被称为「柏拉图情况」（Pareto condition）的建议，成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的中流砥柱，使热衷于改进社会的经济学者忙得不可开交。
一人世界的无效率，是指在局限下可以多得但不多得，虽然前后矛盾，但简单易懂。进入了多人的社会，「无效率」是怎样界定的呢？这问题不容易解答，可以非常复杂。柏拉图之后，奈拿（A. Lerner, 1905-1982）就用上七个边际价值相等来界定「有效率」，而「无效率」是指某些边际价值不相等了。
柏拉图以神来之思，描述社会的一个有效率的情况，后人称之为「柏拉图至善点」（Pareto optimality）。他说：在社会中，资源的使用可以达到一个情况，在这情况下，若任何资源的使用改变使一个人得益，就必定有其它人受损。这是有效率的情况。倒转过来，要是资源使用的改变可使社会起码有一个人得益而没有其它人受损──这也是说，在原则上，资源使用的改变可使社会所有的人得益──柏拉图情况就达不到，是无效率。
多人社会比一人世界复杂得多，柏拉图的神来之，简单地代替了可以搞得很复杂的多个边际价值相等来界定有效率的情况。没有数学的分析，但很好用。柏拉图情况也给经济学带来一个资源（或生产要素）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财富（或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的清楚划分。那就是达到了柏拉图情况后，财富或收入的转移若使社会有一人得益，则必有其它人受损。但这样的收入转移给人带来的益损，是与经济效率无关的。
问题又来了。既然「无效率」的情况在一人世界不可能想象，为什么在多人的社会中
──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是那样容易发生呢？我的答案是：要是所有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达不到柏拉图情况（无效率）也是不能想象的。在多人的社会中，「无效率」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漠视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条件，而最通常的遗漏是交易费用。柏拉图的社会比鲁宾逊的世界复杂得多，疏忽远为容易。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往往以为自己有上帝之能，喜欢改进世界。要是柏拉图情况永远达到，这些学者就会觉得自己是小人物了。
我喜欢举自助餐的例子，因为这例子浅而易见。吃自助餐，一个顾客只要付一个固定的餐价，就可以大吃特吃，乱吃一通，吃到最后一口食品的边际用值是零。然而，这最后一口食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是高于零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是说在边际上社会的代价高于社会的利益。这是浪费，无效率也。这是明显地违反了柏拉图情况的。
但如果我们问另一个有关的问题：为什么餐室会以固定收费的自助餐安排来做生意呢？为什么该餐室不按量、按不同的食品收费？答案是，按量、按食品收费会有较大的量度费用，较大的算价、开单费用，较大的服务费用等。这些都是交易费用，而自助餐是可以把这些交易费用减少的。如果减少交易费用的节省是大于边际成本高于边际用值的总浪费，不采用自助餐的安排才违反柏拉图情况。
上述有两个现象需要解释。其一是自助餐的顾客吃得特别多。可取的解释是因为价格是一项局限，自助餐的固定价格，不以量算，在边际上吃多吃少顾客没有价格的约束，所以就大吃特吃了。单解释这个大吃现象，我们不需要带进以量算价的较大交易费用。这样，自助餐的狂食在表面上是有浪费的。然而，这所谓浪费只是因为我们漠视了那非自助餐的较大的交易费用。结论是：足以解释一个现象的局限条件的指定，不一定足以达到柏拉图情况；这情况的违反，不是真的违反了，而是我们刻意地漠视了一些局限而做出那「违反」的效果。与解释一个现象无关的其它局限条件，若都带进分析，怎会不一塌糊涂呢？
第二个现象，是自助餐的安排。要解释为什么有自助餐的安排，我们就要把按量算价的较大交易费用带进。这样，柏拉图情况是达到了的。
所有的「浪费」现象都是因为漠视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条件而产生的。你到餐室吃午餐，桌上的盐是免费供应的。你用盐当然用到其边际用值是零。事实上，你可以静静地拿出手帕，把小瓶子内的盐包起来带回家。禁止你这样做的监察（交易）费用太大，餐室的主人就懒得管。
转谈价格管制吧。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顾客要排队轮购，先到先得。排队的时间有所值，但却不事生产，浪费了时间。单从排队的现象看，「浪费」是对的。但为什么会有价格管制呢？这是与「为什么有自助餐？」同类的问题，而答案也类似：有政治（交易）费用。然而，解释价管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是性质有什么不同，而是政治、立法等的交易费用非常复杂，不参与政治活动的书呆子是不容易理解的。立法的程序，投票的彼此、彼此，特权利益的维护，贪污的安排，等等，广义来说，都有交易费用，而这些比非自助餐的复杂得多了。
经济学者是因为不知世事而大叫浪费、浪费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六）
第四节：自私的困扰
让我们回到自助餐的例子那里去。
上文分析，自助餐以一个固定的价格收费，没有食量的约束，食品的边际成本高于顾客的边际用值，是明显的「浪费」。但自助餐不需要量度顾客吃多少及分食品算价等，减少了交易费用。如果后者的节省大于前者的浪费，选用自助餐的安排就不是浪费了：柏拉图情况安寝无忧。
现在假设所有顾客都知书识礼，言而有信，餐室的老板怎样说他们就怎样做。这是个美丽的世界。再简单地假设食品的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相等，二者是同一平线。这样，餐室的老板就把每样食品的每口平均成本以告示挂在墙上，每个顾客要交一个远比先前自助餐收费为低的上头成本「租值」，然后看墙上告示的平均成本，以自己的边际用值等之来决定每样食品吃多少。餐后结账，每个顾客就诚实地说出自己吃了的每样食品之量，以平均成本算价，加上上述的个人「租值」费用。这样做，既没有边际的明显「浪费」，也没有「非自助」的交易费用。同样食品与食量，顾客的总付价会是最低的，而餐室老板也笑逐颜开。
困难是吃自助餐的君子不容易「知书识礼」：不打算大吃特吃，他们不会选吃自助餐。老板挂出平均成本的告示不会有效：若有效，这种告示老早就挂了出来。是的，人的自私，不断地图私利，会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费用。
七十年代初期，托洛克（G. Tullock）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他问：盗窃何害之有？盗者得而物主失，一得一失，是财富的转移，何害之有？他的答案是：因为有盗窃的存在，物主把家的大门装上锁，而这装锁的费用若没有盗窃是不需要付出的──盗窃于是引起浪费，违反了柏拉图情况。
因为盗窃而装锁是对的，但何浪费之有？人的自私会增加生产，经过史密斯的无形之手（invisiblehand），在市场交易使社会得益。但人的自私也会带来盗窃、欺骗、卸责、恐吓种种行为，增加交易费用。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要是害大于利，我们早已灭亡。利与害的差距大小，一般来说，是以制度决定的。这是卷三的话题，按下不表。
回头说托洛克的盗窃论点，我们不能说自私对社会有益就是有效率，有害就是无效率。自私就是自私，是一般性的「局限下争取极大化」。要是每个人会为社会有利而自私，为社会有害就不自私，社会当然会比现实的富有得多。
是的，如果每个人都遵守圣经的十诫，交易费用会下降而使社会财富增加。然而，从解释行为的角度看，经济学不能用自私的假设附带圣经十诫的例外。倒转过来，我们要问：圣经为什么会有十诫？中国传统为什么要论忠孝，要讲礼法？我们为什么教自己的孩子要诚实，要负责任？答案是我们的社会要以教育或宗教或伦理来减低交易费用。可以减一点，不减很多，因为减低交易费用也要受到局限的约束。
从社会的整体看，「局限下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是含意交易费用是可减则减的最低水平。不同的制度会有很大的水平差距，但那是因为局限不同，也是卷三的后话了。
想想吧。如果每个人都言而有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律师就要转业；如果没有盗窃之类的行为，大部分的公安人员就要另谋高就；如果每个工人都尽责，经理的生活就不会好过
──这一大群的人转向物品生产，社会财富增加势所必然。然而，无信、盗窃、卸责等大幅度地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行为，是一般性的自私的结果。
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巨著──《原富》──高举自私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他那石破天惊的「无形之手」及有关的论证，观察入微而又深入浅出，令人叹服。本书卷一提及，我与史前辈的不同之处，是我重视自私给社会带来的损害。这损害主要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藉此而解释数之不尽的行为。
第五节：卸责与博弈理论
卸责（shirking）的问题是我在一九六九年首先以文字提出的。近二十年来博弈理论大行其道，这提点是导火线。在师友之间我以口述提出卸责的问题，是一九六七年初。跟在六八及七○年我先后举出两个例子，提出两个问题，经济学就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向我是反对的。
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那长文中，那两个例子与问题的回顾是这样的：
例一：「两位仁兄要从山上把碎石搬到山下（是昔日香港西湾河山上石矿的例子了），每个人分开来搬，一次可搬五十磅，二人加起来是一百磅。若二人合作抬碎石下山，一次可抬一百二十磅。然而，合作之下，甲方要将重量推到乙方（是卸责），而乙方也要把重量推到甲方（也是卸责），那么二人合作的一次重量，必定少于一百二十磅。但不会低于一百磅，因为低于一百磅，他们分开来搬石的收入会增加。我问：假若二人合作，一次下山所搬的重量是一百一十磅，在有多人搬石的竞争下，这重量是从何而定的？」
例二：「抗战期间，我和母亲在广西逃难，坐船江上行，见到船是由岸上的多个劳工用绳拉行的。每个拉船的人都意图卸责，大作用力之状，其实把船的重量推到他方去。因此，有一个拿鞭子的人，判断谁有卸责之意，挥鞭而下。我问：这个挥鞭的人可能是由被鞭的劳工聘请的，究竟谁是雇主，谁是被雇？」
这卸责问题当年在芝加哥大学与高斯研讨了一段日子，到最后大家同意不管用，需要放弃。我的观点，是卸责与盗窃等是同类的行为，都是自私范畴内的表现。说人自私（争取极大化），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还有另一个问题。说人会卸责虽然十分可信，但在观察上我们怎可以鉴定哪一种行为是卸责呢？像说谎那样，不是绝对不可以鉴定，起码法庭可以那样说，但要众所认同就会有困难。
当年我想，卸责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验证假说我们可选「卸责」或交易费用。二者可选其一，但不可二者兼选。我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约束行为的局限，虽然考查其高低或转变往往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卸责不是局限，而是行为本身的自私假设。像自私一样，其或大或小或转变就不容易考证了。
七十年代中期，与卸责类同的术语──如opportunism、holdup等──在经济学急升。把这些概念数学化，就是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这理论起于四○年代初，主要的贡献者是数学大师温纽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是一门精彩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协助战略而兴起的。一九六二年我拜读过温纽曼与经济学者摩根斯坦（O. Morganstern, 1902-1977）的经典名著，《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当时该书还是洛阳纸贵，但过了几年行内就失却了兴趣。今天博弈理论在经济学大行其道，是卷土重来。
毋庸置疑，博弈理论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解释行为是另一回事。我认为博弈理论是不可以用作解释行为的──到今天，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以博弈理论为基础而又验证过的解释行为的假说。有时一些「卸责」的假说看来是解释了行为的，但其实是利用了局限条件的转变。
我认为今天博弈理论的盛行，主要是因为考查交易费用的转变很困难，有时花几年工夫也一无所获。一九九八年我说过一句今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常被引用的话：「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一个希望拿得终生雇用合约的年青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我说经济学可以解释世事，可没有说可以容易地解释。
且让我以《博弈理论的争议》一文内提出的贺泰伦反论（Hotelling paradox，是博弈游戏）来解释一下。我写道：
「这个反论说，一条很长的路，住宅在两旁平均分布。要开一家超级市场，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当然要开在长路的中间点。要是开两家，为了节省顾客的交通费用，理应一家开在路一端的四分之一，另一家开在另一端的四分之一。但为了抢生意，一家往中移，另一家也往中移，结果是两家都开在长路的中间，增加了顾客的交通费用。
「这个两家在长路中间的结论有问题姑且不谈，但若是有三家，同样推理，他们会转来转去，转个不停，搬呀搬的，生意不做也罢。这是博弈游戏了。但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永远不停地搬迁的行为。」
数十年前，玩这个游戏的人把数字加加减减，或把直路改为弯路、球形等，这些都是游戏。
解释上述的地点选择的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只有两点。第一、我们要问：依照需求定律，节省交通费用是不是唯一的考虑？第二、两家或更多的超级市场之间的协议费用究竟是怎样的？一家可以收购另一家，或者大家合并，或者不言自明地各自选取顾客交通费用最低的地点，又或者集中在一起，使交通费用增加。
只要你让我随意假设交易（协议）费用是如此这般，你要我把多少家超级市场安定地放在什么地点我也可以做到。困难是考查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究竟是怎样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七；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