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nepan失控:开国上将谢富治死后骨灰为何被请出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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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谢富治死后骨灰为何被请出八宝山?
2011.12.05 收藏
新中国诞生已经62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前半生的辉煌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跃,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这些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惊吓,逃回了老家。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与谢富治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军后,谢富治作战勇敢,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过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紧跟张国焘。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肯定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战斗中,他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他们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好的办法。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是做出了贡献的。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发起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陈赓、谢富治还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很好。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抢先批邓“受重用”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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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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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3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林彪事件发生后,谢富治继续做新的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就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是朱德,“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还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不了了之。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
1968年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但谢富治都没理睬。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
骨灰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才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了李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