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激素的作用是:康生为何会赢得毛泽东信任？

康生为何会赢得毛泽东信任？

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特殊人物。他在党内干了很多坏事，却能爬上很高的地位，最后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死的时候，也获得了“哀荣”。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有关。那么，康生是怎样逐渐赢得毛泽东的信任的呢？

一

康生原名张宗可，又叫张叔平，还有个名字叫张绍（少）卿，是山东诸城县（现山东胶南县）人。1924年，他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化名赵容、赵云，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在运动中比较积极。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组织上任命他为上海大学特别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主管上海大学的工作。1926年的冬季，康生又被任命为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此后，他在上海先后担任过闸北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沪东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和组织工作。1928年下半年，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9月，康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当家人。他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奉行一套极“左”的路线，残酷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康生与王明的思想观点一致，残酷打击、陷害同志的手段相同，因此，王明“慧眼”识康生，加以提拔重用。1931年，康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康生担任此职之后，戴着极“左”“眼镜”看待别人。他利用手中的职权，对凡是反对极“左”路线的干部，就千方百计加以压制、降职，甚至将其开除出党；对凡是拥护极“左”路线的人，就提拔、重用。他甚至利用调配干部的职权，有意把一些反对极“左”路线的干部调到危险区内，借国民党之手将其除掉。康生的所作所为却让王明十分欣赏，对康生更是重用有加，不久即让他当上了中央职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之后，王明又指定康生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要负责工会和交通工作，成了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王明实行的极“左”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到重大损失。1933年，临时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没有去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去了苏联。康生也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和王明的副手的身份，于1933年7月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后，王明给了康生更高的地位，推荐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之一，并且被安排进了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1月，由于王明的极力推荐，康生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王明、康生、陈云同乘一架飞机回国工作。他们到达陕北时，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过去，康生根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认为，毛泽东等人只知道整日钻山沟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根本谈不上发动工人罢工、游行、暴动、夺取大城市，中国革命不能靠他们。并且还认为，毛泽东等人不过是一些“土包子”，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可到陕北后，康生通过仔细观察，发现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文化水平并不比自己低，毛泽东读的马列主义的书籍不比自己少，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比他低。特别是毛泽东不仅精通历史，还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析起问题来，比他康生要强得多。尤其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之高让他惊讶不已。在陕北，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名义上是张闻天，但实际的“当家人”却是毛泽东。而且红军的广大官兵也都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对他十分拥戴。

康生断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有实力的人物。该怎样处理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在中共核心站住脚并且继续往上爬呢？康生的心中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二

王明到陕北后不久，就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冲突。

王明一回到国内，就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则反对王明的这一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既要同国民党联合，推动国民党抗日，又要防止国民党妥协投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在毛泽东与王明的矛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乃至红军战士都坚决拥护毛泽东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连过去曾奉行过王明极“左”路线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都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只有依靠与他一同从苏联回国的人了。于是，他开始频繁地与陈云、康生接触，请他们支持自己。但是，陈云早就对王明那一套不满意了，早已经折服并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了，他对王明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康生是一个惯于观察形势、搞政治投机的人。回国后，他一开始仍然是站在王明一边的。但是，经过对党内斗争形势认真的观察和分析，康生认定：王明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必败无疑，因此，他决定舍弃王明，投向毛泽东。打定这个主意后，康生在表面上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康生还把他过去和王明在上海临时中央时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康生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对王明的“义愤”，同时也表明对毛泽东坚决拥护的态度。

一开始，毛泽东对康生并没有什么好感，知道他是紧跟王明的。因为康生的转变，毛泽东对他有了初步的好感。当时，毛泽东为了团结党内更多的人同王明的错误路线斗争，特别重视康生的转变，因为康生的转变，意味着王明的彻底孤立。因此，康生赢得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江青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作为江青老乡的康生，经常与江青接触，他看出了江青主动追求毛泽东、而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一些好感。他知道，如果促成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则既能增加毛泽东对自己的好感，又能满足老乡江青的心愿。于是，对于江青和毛泽东恋爱一事，延安的反对者比比皆是，而康生坚决表示支持。而且当江青因历史问题招来满城风雨时，又是由于康生的帮助，使江青渡过了这一关。可以说，康生为促成二人的婚事出了大力，自然也在毛泽东那里进一步留下了好印象。

三

1941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成立了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经毛泽东提名，中央任命康生为内战时期肃反委员会主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当时，国民党利用国共合作之机，派遣一些特务到延安，打入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刺探情报。在历史上，也确有一些动摇分子和变节投敌分子隐瞒了历史问题而隐藏在共产党内部，有的甚至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对这些人，有必要在延安整风的同时，加以清理。早在上海临时中央时期，康生就担任过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等职务，到延安后又担任过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务，对历史上的干部、特别是对白区干部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对于特殊战线上的工作也算是内行。他的这些经历，足以让毛泽东相信他可以胜任此职。康生到延安后，从1939年起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以来，曾经采用逼供信等手段，制造了多起冤案。但那时，涉及的人还不算多，加上也查出一些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因此，他那时的行为还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相反，康生把自己制造冤案当做成绩向上汇报，装出了一副原则性强的样子，也容易骗取信任。

可是，康生负责审查干部后，又拿出过去紧跟王明，对党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手段来。在他的眼里，似乎谁都值得怀疑。凡是他看不顺眼的，凭空就可以指控人家为国民党特务、叛徒。他还采取了种种逼供信的手段，使被审查者屈打成招，结果铸成了许多冤案。

1943年7月，康生在中央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更多的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和敌探。一时间，延安的干部人人自危，气氛十分紧张。

这一情况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后，引起了他的注意。当他了解真相后，果断地决定立即结束“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主持“抢救失足者运动”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却有惊无险，没有受到批评或处分，这又是为什么呢？探究起来，原因有三：其一是康生的乖巧。当他得知毛泽东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不满时，马上停止搞这个运动，立即换上了一副公允的面孔，同时把责任往下边推。他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这就给了毛泽东一个印象：康生似乎也同他一样，一发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便及时纠正了。其二是那时毛泽东需要团结更多的党内的人，孤立极“左”分子，康生则是他需要团结的对象之一。毛泽东不愿意把康生推到王明那一边去。其三是康生的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使毛泽东误以为康生是能够认真贯彻自己指示的人。因而他没有追究康生的责任，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在延安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给“抢救失足者运动”画上了句号，使康生滑了过去。

四

在“抢救失足者运动”结束后，康生“隐”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作为书记处书记，本来是有不少活动的，但都被他全部推掉了；平时中央开会，他也很少讲话。时间一长，他的问题也就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此时，康生在中央高层中，仍然给人以老成持重、原则性强的印象。同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见风使舵，又狠狠地“批”了王明一顿，对刘少奇等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张，表示拥护，因此，他又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干部的信任。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进一步扩大，急需派一批干部去新区工作，在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的同时，领导土地改革。1946年冬，康生先后被中央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工作，主要任务是领导土地改革。康生一朝权在手，本性就暴露了出来。在领导上述地区工作时，他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他依靠农村中的一些流氓无产者，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通过极端手段，挖“浮财”，扩大划地主、富农成分的范围，把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都打成地主、富农。他搞的这一套，使这些地方的农民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使部分民众与共产党产生了离心倾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毛泽东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内心十分恼怒。但是，由于共产党刚刚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还缺少经验，各项政策也不完善，因此，毛泽东又不好把责任全归到康生身上，但决定不再重用康生。

从1948年到1949年这两年时间里，中央没有让康生担任更重要的实际领导职务，只任命他担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央华东局的副书记，而且基本上不让他管事。

康生是一个敏感而又机灵的人，他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此时，他能采取的惟一的对策，就是什么事也不管，什么工作也不干。他向中央称病，在山东解放区内选一个清静又安全的地方“养病”，开始“韬光养晦”了。那时，他整天关在屋子里看书、写毛笔字，搜集古董，或者到野外去散步，连重要的会议也不参加，把一切工作都推掉了。康生当“闲云野鹤”的时间，持续得很长。从1948年算起一直到1956年，大部分时间住在风光美丽、气候宜人的青岛，成了高级别墅里的“寓公”。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虽然闲居青岛，但他的目光却盯着北京。对中央的一些动向，特别对毛泽东的思路，一直在仔细琢磨。他发现，在1952年至1955年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许多讲话中强调农业合作化，并且强调提高农村集体化水平的力度要逐年加大，由此，康生摸到了毛泽东的一个思路：要把中国的农民组织起来，而在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程度也是越高越好。

于是，康生也开始看一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材料，也搞一点农村调查了。他下了很大功夫，花了一段时间，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康生的看法正好符合了毛泽东的思路，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与欣赏。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对于康生来说，毕竟是进了一大步，这表明，他的“隐忍”时期结束了。此后，康生就长期住在北京了。

五

1956年初，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努力，初步遏制了这种倾向，但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个问题上，党的高层领导中产生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右倾保守主义。康生本来并不关心此事，也没有表态。可是，当他知道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态度后，立即表示：我也不同意反冒进。康生通过此事表明：自己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1958年，党中央毛泽东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跃进运动。同时，在全国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康生于是成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后来，毛泽东发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开始纠“左”，康生立即转向，也唱起了纠“左”的调子。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对当前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之事。于是，纠“左”变为反右。康生立即紧紧跟上毛泽东，也大批起彭德怀来。

60年代初，由于国内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中苏关系紧张和苏联逼债，国民经济十分困难。1962年1至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对过去的失误承担了责任，但他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产生困难的原因的分析上，并不同意党内其他一些同志的看法，他原则上还是要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在会上，康生不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而是一再称颂毛泽东。毛泽东在当时党内意见还不十分统一的情况下，对于康生等人的称颂，是接受的。

1957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的副组长，中央还让他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领导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从1959年起，康生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与党内元老董必武平起平坐，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1962年，经毛泽东提议，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有了党内的实权。自1960年以来，中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与苏联的国际共运观点进行辩论，撰写“***”文章。又是经毛泽东提名、中央决定，由康生负责组织撰写“***”文章方面的工作。中央还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团赴国外参加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毛泽东对撰写“***”文章很重视，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且亲自出思路、写提纲、修改草稿。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也很满意，并且多次讲过，我们党在国际上的活动搞得很好。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表扬康生，但从他说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康生的工作十分满意，也表明，此时康生在中共中央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了。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此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刘少奇就是党内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但是，毛泽东一开始只是想批倒刘少奇的主张，对刘少奇本人，他并不想打倒。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对刘少奇、邓小平说过：“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见刘少奇大势已去，便对刘少奇来了一个落井下石。

从1967年5月起，康生就控制了王光美专案组，并且在王光美专案组中设立了一个刘少奇问题审查组，专门审查刘少奇。他们试图通过找出所谓“历史问题”，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了搞陷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先后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大搞逼供信。他们还在各地组织爪牙，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但始终没有查到所谓“刘少奇叛党”的证据，也没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手下的人为了向康生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调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写道：经调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康生对这种材料很不满，便自己亲自动笔起草报告。在报告中，他生拉硬扯，罗织构陷，硬把王光美定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想借陷害王光美来株连刘少奇。

但是，毛泽东对定王光美为“美国、日本、国民党特务”持怀疑态度。而且他认为，即使王光美被定为特务，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

1967年下半年，康生和江青加紧了陷害刘少奇的步伐。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秘密工作的几个人，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就推翻了，还写了申诉材料，但却被扣押了，不准上报。对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也不准申诉，也不对证。就这样，在康生和江青的指使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1925、1927、1929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的材料。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1968年9月，他又针对康生、江青为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15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15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

此后，康生却伙同江青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附件时，将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全部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了补送的所谓“证明”材料后，逐渐相信了康生等搞的报告。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会上，未经核实讨论，即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

毛泽东误以为康生立了大功，挖出了一个“钻进共产党内并爬上高位的叛徒、内奸、工贼”，由此，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康生的好感。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七

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

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既向林彪集团靠，也向江青集团靠。但是，当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斗争激烈之时，康生就开始用心观测风向，开始耍滑头了。

1970年，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发生了争论。康生开始用心分析：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会议之前就提出来了，毛泽东是知道林彪的意见的，但毛泽东在开庐山会议前却仍然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因此，他断定：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在林、江两个集团的斗争中，林彪集团将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从当时的各种迹象看，林彪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发生动摇，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前也没有点名批林彪，因此，康生决定观察一下。打定主意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表态，采取了超然的态度。

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了陈伯达，同时也把他与林彪的分歧在党中央内部亮明了。康生见毛泽东把问题提到了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便立即变了脸。从那天起，康生开始批判起“天才论”来了。他公开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康生在这次党内发生分歧时，又一次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

但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并没有与林彪公开决裂，这就使康生琢磨不透今后的政治形势。于是，他开始耍滑头了。一方面，他在批判陈伯达时，决不涉及林彪；另一方面，私下里又与陈伯达来往，帮助陈伯达写检讨稿，那意思是：我康生在好心地帮助你陈伯达过关。这一手，使矛盾对立的双方都对康生有好感，甚至被他批判的陈伯达也对他十分感激。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同时巡视大江南北，同林彪集团做斗争。此时，康生见林彪大势已去，便开始对陈伯达不客气了，又拿出了他历史上惯用的那套手法，说陈伯达是叛徒、国民党特务。由于康生的诬陷，当时下发的中央文件一开始也说陈伯达是叛徒、国民党特务，后来，经中央审查确定：说陈伯达是叛徒、国民党特务，根据不足。

康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进一步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不仅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进一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1月，康生在四届人大上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八

1975年1月，身体不太好的康生虽然在家里休养，可是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中央高层。那时，邓小平已经被起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并且提出，对“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善于揣摩政治形势的康生，在家里仔细读了毛泽东在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得出了“四人帮”已经不再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今后的斗争中“四人帮”会垮台的结论。于是，本来与“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康生，一反常态，讲起了“四人帮”的“坏话”。他让他的秘书传话给毛泽东、周恩来，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政治上也不可靠，对于王洪文，他虽说不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但也表示，对王洪文的做派不满意。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假面具”在北京死去，骗得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送的花圈。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揭露了康生的问题。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后确定：康生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11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康生已死，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