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雄激素性脱发:姚文琦：毛泽东延安克敌“三大法宝”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姚文琦：毛泽东延安克敌“三大法宝”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研究员 姚文琦

陕北，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她是中共中央与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精心培育了闻名遐迩的延安精神。八载干戈仗延安——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适时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上。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在苏区，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将西北革命根据地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相继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边区成为当时抗日的坚强堡垒，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政治中心、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局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领导，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领导和组织边区人民群众，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支援抗战，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推进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等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治清明，人民丰衣足食，把边区真正建成了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先导、推动和示范作用。(一)创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发展起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各界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承诺的六项条件，一面努力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召开各党派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准备对日作战；改善人民生活的五项国策。同时表示，国民党如能实现五项国策，共产党保证在全国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四项承诺。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终于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决议案，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条件。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5月，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7月至12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并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议员500多名。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式成立，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张国焘。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领导，并任命了边区行政长官。11月，边区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1938年1月，特区政府通令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称。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13年中，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这里最后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这里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边区内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实行不分阶级、党派、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的民主选举。政权的基本构架由三个系统组成：一是民意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二是行政机关，即边区、县、乡三级政府；三是司法机关，即边区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法院。边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各级参议会。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及政府组成人员，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均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举行，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还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最具特色的是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均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1/3。这种民主政治体制，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抗日战争环境中，最具独创性的人民民主体制，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独裁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参议会既是陕甘宁边区的民意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着边区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它的成立加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拥护，提高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参政意识，加速了边区民主化的进程。陕甘宁边区民选政府的产生，使边区的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为抗日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是分散的农业经济。经济体制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公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抗战以后，边区的经济建设，经过了三个阶段：1937年至1939年为休养民力，恢复经济阶段。边区政府取之于民的税赋很少，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40年至1942年是边区战胜严重困难阶段，几乎处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境地。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军事封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的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发展自给经济、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43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整风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把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就是光辉的范例。边区的文化教育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国民党统治时期，陕甘宁地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率高达90％以上。除城镇外，农村连小学都很少。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大力开办社会教育，广泛举办识字班，扫除文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在延安和边区大办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女子大学等20余所学校，大大提高了干部政治文化素质，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为了发展新文艺、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繁荣文艺创作，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纷纷走向农村、工厂、前线，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歌曲、小说等作品。如《兄妹开荒》、《血泪仇》、《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优秀作品，风靡全边区，传播到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到全国。边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了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1936年5月，中央又成立了陕甘宁省委。1937年2月又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各地的党组织。5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高岗、林伯渠、郭洪涛、习仲勋、崔田夫、张秀山、刘景范、李维汉等17人为边区执委。郭洪涛任书记（1938年4月由高岗接任）。1939年12月，召开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副书记王观澜。1940年9月，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1941年5月，将西北工委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1945年以后由习仲勋接任）。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加强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各项工作。边区的党员人数1937年5月为32418名，到1939年底发展到46227名（不包括军队中的党员）。整风运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党开展了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整风运动，史称“整风运动”。整风分为三个阶段，1941.5――1942.2为准备阶段，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向统一的作风；1942.2――1943，10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标志，内容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整风的方法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两条宗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1943.10――1945.4为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以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为标志。1945年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空前一致。在整风过程中，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边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干部300多人与会。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会议集中讨论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抗战以来边区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边区的生产和教育。在讨论历史问题时，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对1935年9月到10月，发生在陕北的错误肃反作了全面的结论，总结了教训，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一次陕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广大干部、党员整顿了思想，整顿了作风，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清了党内的路线是非，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廉政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是当时全国最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廉洁奉公的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政府特别强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其干部认真负责、克己奉公、廉洁勤俭、艰苦奋斗的作风，赢得了边区人民的信任与拥护，以及海内外友好人士的高度评价。正如毛泽东所言：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边区群众向政府赠送了“爱民模范，廉洁政府”的锦旗。为了保证廉政建设，边区采取了以法护廉，建立健全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使反腐倡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战时施政纲领》，就对“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有明确的规定。1941年5月1日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两部法规的制定和颁布，成为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标志。1939年，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克扣、截留应发或缴纳财物等十种行为，即以贪污论罪。并规定了相应惩治条例，重者死刑，轻者劳役。这些严肃的法规法纪，具有规范性、约束性、强制性和稳定性，对在全边区减少贪污现象，加强廉政建设，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严肃法纪是边区廉政建设的又一重要特征。在边区对于走上错误或犯罪道路的腐败分子，边区政府和党委一律严加追究，即使对功高位显、资格老的干部也不宽贷。抗大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是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年仅26岁的老资格干部，因谈恋爱不成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黄致信毛泽东请求宽赦。毛泽东亲自致信给审判长雷经天，阐明党的政策及边区法制的严肃性和平等性，信中讲道：“共产党员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边区司法部门就审理政府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有效地刹住了腐败作风的滋长，弘扬了廉洁勤政的良好风尚。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保卫黄河、剿匪除奸、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磨擦和武力进犯等斗争，保卫和巩固了边区，使陕甘宁边区在西北高原上岿然屹立。延安窑洞出马列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典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共收录159篇文章，其中112篇写于延安。延安窑洞出马列主义，这正是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产生、发展的基础；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运作和生动体现。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确立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然而，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如何实行持久抗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一些悲观失望情绪。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的人是很多的，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正确回答持久战理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的短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所以“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中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人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绘的这个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除《论持久战》外，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套方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既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全国抗战10个月来新鲜经验的总结，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教训的总结。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针对在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倾向，毛泽东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同志传达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说：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议程：（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形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全会重审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指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守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人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因时局危急，周恩来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延安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意见。12月6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不赞成“跨党”，并提出：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作成一个组织。周恩来答复：“（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中共正式拒绝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另组一个大党的主张。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提出，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他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张闻天在讲话中也指出：发展党员，要保证工农手工业者，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使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验证明，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乱戴帽子”，制造“倾向”，随意惩办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两面派行为和小组织活动，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938年11月6日，扩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和第五年，即在1941年至194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中建立和发展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时，日寇以其主要军事攻击力量用来“扫荡”、“蚕食”和“清剿”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以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生存和斗争的条件。加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措施，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处于日趋缩小，物质条件愈来愈困难的局面。但是，边区却在断绝外援情况下，部队、机关仍很庞大，人浮于事，需求和供给之间发生了很大矛盾，群众负担越来越重。如1939年边区政府只向农民征收公粮5万石，1941年却增加到20万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产生，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针对上述情况，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参议员们畅所欲言，提出改进边区工作的议案数百个，其中第81号便是李鼎铭等11人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在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态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割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5条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在参议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多数议员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提案，应尽快实行；但也有一些议员认为，时值救国紧急关头，敌人正以大量兵力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搞精兵简政，岂不等于束手就擒？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等人的动机是否纯正。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认为这个办法“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1月18日，大会就这一提案进行了讨论，最后以165票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且作出决议交政府速办。参议会闭幕后，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论，论述精兵简政的意义所在。12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到1942年9月，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要求各根据地都要把它“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看待”。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进行了三次整编精简。第一次整编：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闭会之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议，讨论贯彻精兵简政决议，会议确定第一次精兵简政重点是缩编人员，裁并机构，解决“头重脚轻”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边区整编委员会，刘景范为主任，周兴、周文、高自立、南汉宸为委员。12月4日，发出《为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即开始了第一次精简。这次整编裁并了部分骈枝机构，缩减各类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取得了初步成绩。第二次整编：1942年4月6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分析了实行第一次整编的情况，确定了普遍实行整编的任务。决定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成立以林伯渠主席为主任的边区总编整委员会，委员有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6月30日，边区政府召开二十二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规定第二次整编的任务是建立必要的，符合边区实际的行政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以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开，使领导人有可能多抓政务；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等。8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党政系统通过第二次整编，做到精简上层，加强下层；军队力求减少非战斗人员以充实连队；学校团体亦求精干有力。到秋季，第二次整编完成，缩减了区一级机关、人员，逐步实行了合署办公制度，加强了县级政府权力，健全了区、乡级政府组织，同时还对自卫军进行了整训。第三次精简从1942年9月开始，进行一年多时间，至1944年初基本结束。这次精兵简政，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推动及边区政府的努力，较前两次相比取得了很大成效。前面两次整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对精兵简政宣传不够，部分领导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精兵简政尚未达到其全部目的。1942年8、9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指出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信中说：“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措，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①1942年10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边区各级政府负责人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后，统一了思想认识，为普遍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扫清了思想障碍。11月，边区政府党组草拟了《简政实施纲要》，经西北局高干会讨论通过。12月3日至9日，边区政府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五项要求和西北局高干会的精神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实行。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简政工作获得了预期效果。从精简机构的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减人员情况看，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减为279人，减少40%。精兵简政政策的大力推行，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办事效能，进一步统一了政策、法令、命令、指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大大地节约了财政支出，节省了民力。以延安县为例，1942年动员民力6万个，1943年减为2.8万个。再如绥德县，1942年动员民力7.5万个，1943年只动员900个。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取得很大缓解。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首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预见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于是便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生产运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表讲演，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他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194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遭到了极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1942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切实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热火潮天的大生产运动，并广泛开展了向劳动英雄学习的生产竞赛运动。在1941、1942两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是1940年冬，各机关学校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召，掀起手摇纺毛运动。接着各单位纷纷建立纺织、被服、制鞋、木工、造纸、榨油等工厂。1942年，边区政府提出“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纺织业”的方针，一方面对现有公营工厂进行调整合并，另一方面以投资和订货等办法，扶助私营工厂的发展。这一年，边区生产的布匹（包括公私营）已能满足军民年需要的40%，接近了半自给，而公营纺织厂已能供给党政军学需要的70%。边区生产的纸张，已能自给。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至1942年底，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经费自给率已达到一半以上，资产积蓄达5亿元左右，取之于己的部分已超过取之于民的部分。边区的财政难关已经渡过。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党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及1943年写成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构成了当时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1943年初，党中央提出了“丰衣足食”的口号。2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说：边区在渡过财政难关的基础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党中央对边区生产运动的一个新的部署。5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建设好“革命家务”，在工业生产方面，“争取一二年内首先做到党政军民学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给，并照顾将来稳健的向前发展”。经过一年的努力，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口号基本得到实现。1944年，边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观。由于部队机关学校自给率显著提高，边区财政收入中取之于民的部分已只占31%，因此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例如，1941年财政最困难时，征收公粮20万石，1945年减至12万石。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是从1942年开始的，1943、1944年发展为普遍运动。敌后的情况不同于陕甘宁边区，那里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定的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的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但是，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生产也毫无例外地是所有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发给彭德怀的一个电文中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为此就必须实行各项正确政策。在对人民的政策方面，“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又指出：敌后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当然，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要求也应不同。以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来说，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总之，通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边区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为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干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步入正确轨道，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全党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根源上加以彻底清算。党内高级干部对党在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还较为突出，加上抗战以来党又吸收了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他们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在全党确立一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顿三风运动。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经历了中央领导层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和总结提高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为准备阶段，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开展整风作了思想动员。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加深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错误的认识。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各地成立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九月会议对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着重解决广大党员干部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清理错误的思想作风问题。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习、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该决定还宣布了全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最初为18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在边区陕甘宁参议会的演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农村调查序言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直接领导下，有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文委系统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研究学习问题，并讨论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股文风。反对主观主义是中心内容。主观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它是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产生的思想基础。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更为危险的是教条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害最大，王明等人是典型代表。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它妨碍党内团结和党与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它束缚人们的思想，窒息革命精神。整顿三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整风运动中，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在组织程序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同时，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第三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在这一阶段，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到1934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总结。1944年4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结论。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五四运动以来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的良好形式，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整风运动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向。例如，对某些犯错误的人的批评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1943年的审干工作中，出现了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当成政治问题，甚至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由于错误估计敌情，把一部分同志当成敌人进行审查，开展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这一错误后及时予以了纠正。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在延安举行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各文艺团体负责人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共百余人参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为发展革命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从1940年1月文协会后到1942年5月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出现了许多问题。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实际；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甚至连“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的口号也喊出来了。这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因为当时全党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文艺界许多人崇洋、崇古，看不起歌颂抗战的文艺节目，理论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致使延安文艺界出现许多奇谈怪论。这也与当时文化方面主管机关的放任态度有关，时局的逆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加上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模糊，以及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艺界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进行一次文艺整风。为了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41年夏，毛泽东与陈云、何克全等分别同作家、文艺工作者广泛交谈，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探讨问题，沟通思想。1942年4月间，毛泽东多次邀集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讨论文艺方针、文艺创作等问题，并请他们代为搜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与材料。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延安文艺界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作了大量理论研究，为开好这次座谈会，有的放矢地解决实际问题，指导文艺整风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建立较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由何克全主持，在延安杨家岭举行。在延安的中央有关负责人朱德、任弼时等和文艺团体负责人、文艺工作者百余人到会。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这次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换言之，“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毛泽东提出要解决五个问题，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以此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16日，继续大会讨论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深入农村，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群众宣传的盛况；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讲了深入前线为战士服务，而又向战士和老百姓学习的深切体会，说明前方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会议在讨论中有人空泛地大谈文学艺术的定义，宣扬“人性论”，说文学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宣称自己从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还有人借机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等等，充分反映了在文艺运动中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为了深入讨论问题，详尽发表意见，大会之间召开了小组讨论会。5月13日举行了边区戏剧界座谈会，尖锐地批评了一两年来延安出现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和死人”的偏向，以及忽视广大民众的错误倾向。从5月中旬起，《解放日报》文艺栏大量刊登作家、文艺工作者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由朱德主持。他针对前两次大会暴露的思想问题指出：作家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他还针对会上关于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他还指出：“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我们以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这已经是天堂呵！有的同志说，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毛泽东作了“结论”讲话。这一“结论”连同5月2日的“引言”构成了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人民、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这样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在讲演中详细地阐述了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强调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使思想和组织真正统一起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基本问题，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拥军优属与拥政爱民运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对密切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尤为重视。在1937年、1939年、1941年制定的三个边区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通俗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他说：“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抚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政府与人民群众拥护军队，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使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团结。但是，一段时间内，在边区部队中，由于纪律教育的放松，加之财政与物资的困难，在一部分政府人员与群众当中，滋长着忽视拥护军队的观念，忘记了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甚至把维护人民利益与拥护军队对立起来，因而，只考虑本身的困难，不了解与照顾军队的困难，当军政、军民发生纠纷时，不能首先检查本身，批评与责备自己，而采取推脱责任的态度，甚至夸大军队的缺点，埋怨军队；在“优抗”（优待抗属）工作中，存在着“重工轻抗”的偏向，优待工属比优待抗属好，甚至还有“人在情在”、“近比远好”、“在比亡好”的现象发生，使许多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严重妨碍了抗日军队内部的巩固。在军队方面，有些领导机关与人员滋长着忽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观念，某些部队存在着军阀主义的残余思想，把军队看成高于政府与人民，对政府不尊重，违犯政府法令，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常埋怨政府和老百姓对军队帮助、照顾不到，有的干部战士与群众争东西，违犯群众纪律。对于由此发生的纠纷，有的部队领导机关不能主动承担责任，严于责已，影响了军民、军政团结。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对野战政工会议的意见中指出：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责建立起政权和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在这个指示和后来毛泽东多次讲话中，一再申述了这样一条原则：“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论纠纷，应更多的责备军队党。”“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一般应多要求多责备军队干部。”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2年10月，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发动拥军拥政运动月。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中指出：“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持作用，而且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守……。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并指出了政府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的缺点。为此，决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今后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代论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务于拥军运动月内对今后拥军工作的改进和转变，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定新的基础。这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驻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亦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军爱民运动月的指示》，指出：“边区政府，是边区人民和边区部队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它的一切措施，均是为人民、为抗战利益的，所以它是一个模范的民主政府……这样的政府与人民，我们军队应该拥护它，保卫它，爱护它。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是我们革命军队的职责，是响应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表现。”决定1943年2月5日至3月5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规定今后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2月1日，驻军一二○师贺龙师长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代论文章，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作出深刻、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经过这次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变，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完全转变过来。”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2月中旬，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联合颁布《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边区部队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各项群众工作和公益活动。这样，以两个决定为内容，春节期间，开展了热烈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边区双拥运动的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要求各根据地仿照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春节期间，“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军队和群众两方面各自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举行联欢和劳军活动，“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又强调：“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实行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来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与民是会爱军队的。”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西北局于1944年1月1日发布《关于拥政爱民及拥军工作的决定》，要求1944年的拥政爱民及拥军运动，不仅要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而且要使它更加深入，就是要更加成为部队中和广大人民中真正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教育运动。”从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部队都普遍开展了拥政爱民的活动。此后，这一活动逐步形成制度，促进了军政军民的团结。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年9月上旬至六届七中全会之间在延安召开。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非问题。会议批判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43年9月7日开始，断断续续地开到年底，实际上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一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先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出席）；李富春等19人列席。这次政治局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3年9月7日到10月6日为第一阶段。在7日至9日的三天会议上，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先后发言，对抗战以来王明的右倾错误予以严肃的批评，指出其错误的实质就是不要领导权，对国民党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又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外衣，硬搬外国经验来欺负、吓唬党内同志。博古进一步作整风检查，承认抗战初期确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方针是正确的，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王明在武汉时期推行的主张和方针是错误的，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并表示自己要继续深刻反省。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的说法，毛泽东插话指出：内战后期的严重“左”倾错误，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错误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9月13日接着开会。不少发言者都把王明在抗战时期的错误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联系起来，指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和四中全会等问题，认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9月30日和10月5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待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回延后再开中央整风检查会议，拟到党的七大上再作党史问题检讨结论；现在先组织在延高级干部和已到延安的各地七大代表共700多人系统学习讨论中共党史文件和联共（布）党史；中央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10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报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随后，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第一次在党内比较大的范围里公开点名批评了王明，并对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的特点作出四点简要概括。他还指出：王明最后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11月13日至12月初为第二个阶段。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继续开会，集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后期特别是抗战初期的错误。13日，毛泽东在发言中系统回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的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由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所形成的王明教条宗派，指出这个宗派在政治上是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他还强调说：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整风要经过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联共（布）党史》很少用“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喜欢这两个字，看来今后还是少用为好。此后，博古、李维汉、张闻天、任弼时、周恩来等人继续发言，总结历史经验，进行自我批评。如周恩来就预先写出两万多字的发言提纲，在11月27日到12月3日的整风学习会上就连讲了五天。他以党的五大以来的历史检讨作为主线，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严格要求和反省自己，最后诚恳表示：自己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精读和研讨毛泽东的全部文献，提高思想方法，同时也要在工作上注意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努力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12月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要求组织延安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这一文件（该小册子辑录了季米特洛夫等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深入研究并掌握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坚决反对和克服党内的右倾投降错误。同月2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公开指示和《中央书记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的，点名批评王明、博古错误的内部文件）。文件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两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慎重研究有关文献与上述小册子，把整风引向深入的高级阶段，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做思想准备。文件还要求目前在一般干部中暂时不必传达这些内容，但应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强调“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此后，关于抗战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以及对于王明右倾错误的批判，实际上便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逐步展开了。1944年1月7日，毛泽东特意致电季米特洛夫，郑重说明：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同志。1944年2月至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第三阶段。这次政治局整风会议，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暂停了一段时间。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1）王明博古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4）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根据上述精神，在5月10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开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准备工作。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酝酿和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一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为其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背景，而当时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酝酿，创造了重要条件。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此后，党的许多领导人、理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指出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陈毅则在文章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定义、内容和形成的条件。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提出后，逐渐为党内同志所接受，但在使用时表述不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固定形式及其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则是后来由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的。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吸收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形成过程作了全面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全面、准确、精练的概括，反映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了全党的共同愿望，理所当然地被党的七大所接受，标志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达到成熟。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1942年，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从1943年冬季开始，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在此之前，党中央政治局曾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党中央又领导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段历史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还组织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了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把总结全党的历史问题同各个地区的革命历史密切结合起来。经过半年学习之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讨论中所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1944年5月10日，在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和议程，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到1945年4月20日结束。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有发言权和表决权）12人。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六届七中全会有两项任务，即准备召开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讨论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在历时十一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19次主席团会议和8次全体会议：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位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党的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等，分别成立四个委员会进行起草。6月5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1月9日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2月7日第四次全体会议和1945年2月18日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两次报告了去重庆谈判的情况。12月9日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1945年3月31日的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并决定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4月20日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党的七大主席团、常务主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它是由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并经毛泽东多次精心修改而成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主要是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它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全会还讨论了城市工作问题。在1944年6月5日会议上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提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出中国的伟大任务，指出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必要性并作了具体部署。全会还通过了《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迎接对日作战的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与宗教座谈会——整风运动中，为加强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发展“三三制”，克服官僚主义，广泛听取意见，使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党外人士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充分发挥作用，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成功经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亦称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宗教座谈会是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形式、新创造、新经验。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经济问题时，就曾邀请在政权机关中任职的民主人士，听取大会报告并参加讨论。毛泽东作《抗日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等民主人士出席了会议。为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1943年1月29日，由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李鼎铭、柳湜、贺连城、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李丹生、毕光斗等人。贾拓夫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希望在制定计划、讨论财经等问题时，集中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要求清除党内个别坏分子。这些意见受到贾拓夫和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的重视。2月1日，毛泽东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任弼时批示：“以后要经政府通过执行的重要政策是可以先与他们交换意见，然后提出”。当时，这种座谈会在边区以下区县没有召开，参加会议的仅限于参加政权机关的党外人士。1944年7月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了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要求各县、各抗日团体在会前发动各界人士充分讨论会议主题，准备意见。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局对各地委的指示，要求各分区立即邀请边区、县级参议员和政府委员中有声望的党外人士（不在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之列者亦可）召开座谈会，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听取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批评与建议。随即陇东、延属、绥德等分区和富县、延安、庆阳、子洲、安塞、甘泉、子长、延川、赤水、米脂等县及一些区，相继召开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座谈会。与会者中除政权机关中的党外人士，还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劳动英雄等，他们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和好建议。诸如不重视参议员的作用、不尊重民意、应该坚持乡级一年改选一次的制度等。《解放日报》对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8月16日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进行了跟综报道。8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指出：“现在各地县进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毫无疑义的又供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这就是说，巩固和加强三三制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要求敌后各个根据地仿效实行。毛泽东得悉情况后，亲自参加了一些座谈会，他指示林伯渠说：讨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逐条解答。他得知边区参议员霍祝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逐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此后，训练区乡干部成了边区的一项制度。延川县根据党外人士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组织路工委员会，动员民众利用冬闲修路建桥，并召开区乡干部会，检讨工作，撤换不称职的乡长，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1945年1月5日至8日，西北局高干会讨论作风问题，机关开展干部作风大检查，密切了党群关系，团结了党外人士。陕甘宁边区实行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基层在执行政策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左的作法，伤害宗教人士的感情。194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视天主教、耶稣教教民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必须注意作好争取广大教民的工作。按照中央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意见，解决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44年11月7日，在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期间，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邀请出席大会的宗教界代表和延安附近的20余位宗教人士（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人士）举行宗教座谈会，倾听意见、沟通思想，进一步阐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席座谈会的文教代表有天主教教徒、模范小学教员张存法、读报组长赵怀忠、女传教士张崇一、桥镇秧歌队长李生秀，基督教教徒、群众卫生工作模范刘好成，基督教牧师栗修德，基督教公理会布道员贺子美等。他们以切身经历盛赞边区的民主光明，以积极诚恳的态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表示教会要向共产党学习，要为抗日救国多作贡献。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重申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确定无疑的、长期稳定的政策，宗教界只要团结抗战，为人民为社会多作好事，就会有前途。座谈会连续召开了两次。通过这种民主交流方式，双方沟通了感情，取得了共识，解除了宗教界的思想顾虑，对于进一步团结抗日，共同建设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直到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到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准备于1944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由于整风学习转入高级干部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和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七大于1945年4月才正式召开。当时，在国际上，苏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使德国法西斯濒于覆灭，也使美、英在西方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于是，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使日本受到严重威胁，在太平洋战场上陷于不利的地位。在国内，1944年春，各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日寇开始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日寇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我军包围之中。我党已领导了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的19个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的抗日战争已处在胜利的前夜。但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反民主势力仍然存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存在着内战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消极作战、对内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造成了国民党战场的惨重失败。国民党统治区的严重危机，阻碍着中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战争。日本侵略者还没有最后打败，美帝国主义又以援助中国抗日为名，派遣大批专家、顾问，渗入国民党政府，训练国民党军队，帮助蒋介石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实现其在中日战争结束后代替日本控制中国，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企图。于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至6月11日结束，历时50天。4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七大预备会，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出席七大会议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党员。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彭真、聂荣臻等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七大召开全体会议22次，最后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新的党章。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党24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了中国的前途和党的任务，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贯彻执行了发扬民主、增强团结的方针，对党内历史上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七大于6月11日闭幕，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愚公移山》的著名讲演。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题写挽词“死难烈士万岁”。他说：我们党开了七大，决定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古语说“其始也简，将毕也巨”，我们今天已发展到120多万党员。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很好，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6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根据新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与团结，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使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条件完全成熟了。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放手发动群众，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又一次提醒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对日军举行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苏联红军迅速歼灭了日军精锐关东军。在中苏人民军队联合反攻的强大威力下，日军于8月10日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要求投降。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即令敌伪军向我投降缴械，如遇拒绝的，即予以坚决消灭，进占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通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当各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日军举行全面进攻时，蒋介石却于10日发出三道所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同时，又命令日寇军队和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收编。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蒋介石还在美国武力援助下，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内战。这是美蒋合流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和阴谋发动内战的公开大暴露。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并严厉批驳其错误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发出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军投降，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日本投降事宜。同日，命令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部队向人民投降。8月17日，朱德总司令再电蒋介石，望其收回错误命令。各解放区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在大反攻中坚决执行了延安总部的命令，独立自主地接受日伪军投降，歼灭拒绝投降缴械的日伪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收复了150多座县以上城市，歼灭数万日伪军，解放了大片国土。而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才得到的。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之久，至此胜利结束。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全城沸腾，万人狂欢。当夜，延安各届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胜利游行。美军观察组闻讯后也乘汽车赶来，随秧歌队跳起秧歌。在群众极度的欢呼声中，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赶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庆抗战的胜利。游行的群众一齐向他拥来，双方捧起大海碗向这位抗战有功之臣敬酒。彭大将军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接过一碗酒，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说完，双方托碗，将酒洒在黄土地上。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延安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宴请延安的盟国友人，庆祝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的歌曲，抒发胜利的喜悦。9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迎接和平建国新时期庆祝大会。朱德在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诗人艾青、作家萧三、萧军等人讴歌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诗作；发表了题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号召全国人民警惕内战阴谋，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重庆谈判——日本投降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但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面临种种困难。尤其是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它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在这种形势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拖延时间准备内战，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条件，让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了以斗争达到团结，推进国内和平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毛泽东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告之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并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这之前，接斯大林来电说，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同日，中共中央为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争取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在延安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寇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下列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军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必须作一定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日，毛泽东起草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后，即和国民党代表开始谈判。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避免内战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明确方针和具体办法，并为此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让出广东、浙江、皖南等八个解放区。而国民党则无谈判诚意，事前也毫无准备。他们提不出任何积极的主张和建议，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由于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若干主张。谈判进行了43天，国共双方代表在10月10日签订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中，蒋介石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他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继续谈判。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受到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各地人士函电的慰问。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但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并且提醒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又说，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保卫边区——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1946年6月30日，中共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斗，保卫边区》指示。11月初，在召开的边区政府三届二次会议上，要求将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攻，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林伯渠号召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广大青年应该随时源源不断地到军队中去；积极参加民兵、自卫军的训练，有效地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保卫家乡。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在大会上号召全边区60万青壮年男女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号召边区青壮年要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滴血”的精神参战。《解放日报》发表《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呼吁边区人民要拼性命、洒热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党中央！号召全边区人民及游击队、民兵、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参加军队，打击一切妄图侵犯的国民党军队。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强调：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一切服从，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为副主任，同时发布改组各县领导机构以适合战争需要的命令。15日，《解放日报》发表蔡畅、白茜的文章《解放区妇女当前的任务》，边区妇女今天的任务就是动员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参加、支持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保卫民主自由。经过动员之后，边区男女青壮年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工厂到农村，纷纷组织起民兵自卫队，练投弹、学埋雷。农民抢收抢打，开展送公粮早入仓的竞赛。工人为赶制武器，自动延长工作时间。机关干部自动降低生活标准，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边区到处呈现出母送子，妻送夫，干部、劳模、参议员带头，兄弟争相参军，复员军人自动归队的感人场面。如南区合作社刘建章领侄儿报名参军，安塞县长贺兴旺、志丹县长赵玉文以及受到边区政府奖励的石秀山、王瑞臣、高善祥、樊志杰、田启元、李立生，劳动模范刘玉厚、杨步浩等都积极带头参军。姚店区三乡模范工人高家福、陈如业率10名工人一起报名参军，安塞进化区四乡平桥村75岁的叶老婆送孙子去参军。绥德义合区7天内报名参军者达百名，延长完全小学数日就有12名学生参军，合水县边境区20天就有250多人参军，盐池县10月中旬自动参军者达87人。边区群众更是买肉、沽酒、赠钱、赠物，争相欢送参军乡亲。延安吴家枣园乡5天内就捐献边币270万元；永胜区女党员贺兰英、刘玉英、王桂花等拿出结婚时的手帕慰劳参军战士。乌阳区二乡政府给史家沟的艾丕元献窑洞1孔，土地60余亩。妇女更是辛苦劳作，日夜赶制军鞋。朱德总司令也拿出毛呢军装和皮鞋赠给奔赴前线的战士。自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参军动员令到1948年春，就有191.060名青壮年参加了野战军或者地方兵团，其中16.053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野战军；1万多青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使地方游击队人员增加3倍以上。边区人民积极参战、支援前线，仅1947年3月到1948年初，动员随军担架6633付，临时担架1.55万多付，运输弹药、食品的牲口5440头，缝制军鞋58.4万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边区人民的无私奉献，有力的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参加自卫战争，武装保卫延安——从全国内战爆发，到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日益吃紧，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组织转入紧急动员和备战状态。11月1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广大人民，保卫边区与延安。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号召全边区30万青壮年男子和30万青壮年妇女紧急动员起来，参加自卫战争，人人学会埋地雷、投手榴弹，实现全民皆兵，武装保卫边区。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号召全边区军民准备一切力量，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主力部队要坚决歼灭进犯蒋军的全部或大部，游击队、自卫军要展开普遍的游击战、地雷战，困死和饿死入侵边区的敌人；全体干部和民众要准备过更艰苦、更紧张的战时生活。刘少奇讲话指出：必须按战争的需要改变全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强调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生活要艰苦节俭。杨尚昆布置了关于备战和从中央负责人起要降低生活标准的具体办法。13日，陕甘宁边区机关也召开千人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等讲了话。习仲勋强调：保卫陕甘宁边区责任重大，一切为了战争，党务的、行政的各种工作都要服从前线、服从战争。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站在自卫战争的最前线，保卫延安、保卫边区。林伯渠号召边区军民克服太平观念，迅速转入战时生活，实行节衣缩食。各级政府机构要适应战时，减少人员，转向农村和部队，为战争服务。最后，刘景范布置了各机关人力、物力动员及如何参加战时救护等后勤工作。14日，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总动员委员会，刘景范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为副主任。下设五个部门：动员工作（王子宜负责）、粮草被服（范子文负责）、医药救护（苏井观负责）、后方勤务（方仲如兼）、秘书处（常黎夫负责）。18日，又根据形势发展设立了坚壁清野部（惠中权负责）。1947年2月，国民党在袭击延安及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失败后，遂转为重点进攻，矛头直指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2月18日，蒋介石调集陕南、豫西、山西国民党军7个旅13个团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20日，占领关中分区机关驻地旬邑马栏镇。中共中央为统一指挥边区武装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将进驻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之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员，习仲勋、廖汉生为正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下辖6个旅，2.8万人。2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号召边区军民迅速动员起来，做好土地改革和春耕生产，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而战斗，而工作。28日，蒋介石与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到西安，召集胡宗南等部署进攻延安。3月1日，胡宗南部进占陇东分区机关驻地西华池。3月3日至5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歼胡宗南部十七师之四十八旅，收复庆阳、西华池等地。3月8日，延安各界在商会会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到会1万多人，除尚未转移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外，还有不少农民和民兵。林伯渠致开会词后，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讲话。朱德要求民兵积极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切实做到坚壁清野，使敌人进来一点东西都找不到，只剩下空窑洞，进退不得，便于我们消灭。彭德怀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边区军民一定能战胜敌人。周恩来指出：不打跨蒋胡军的进攻，就没有真正的和平。邓颖超代表妇女界、王克温代表商界也在会上发言。为了加强对转移到后方的党、政、军机关的统一领导，1947年3月8日边区政府组织了后方办事处，委员有马锡五、史唯然、习仲勋、高登榜，主任为马锡五。后方办事处的任务是划定机关驻地，统一指挥行动，领导后方机关除奸和生产学习。3月10日，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7个整编师共15个整编旅，分别在洛川、宜川集结完毕。11日，胡宗南抵洛川，下达进攻延安命令。11日至17日，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延安。16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18日，毛泽东、周恩来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在转移过程中，边区政府机关几次精简，形成适应战时工作的精干的班子。对于战时动员工作，边区政府进行精心周密的组织，除成立总动员委员会统一进行领导外，边区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通知和指示，具体指导动员新兵、征集粮草及担架、运输等战勤工作。在武装自卫、保卫边区的号召下，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部队紧张练兵，区县组建游击队，农民迅速完成近百万石细粮的征集任务，并开始十几万民兵的普遍训练。妇女赶做军鞋，工人每天自动工作12小时，加紧生产。在国民党军入侵之前，边区军民已埋藏好粮食，掩盖了水井，赶走了牲畜，进行了坚壁清野，做好转战的准备。延安保卫战与陕甘宁野战兵团的建立——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同胡宗南部署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根据蒋介石的部署，集中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34个旅共23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其中马鸿逵、邓宝珊部从西、北两线进攻，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15个整编旅共14万余人，从南线直取延安。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于3月10日分别在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完毕，并完成了战斗准备。11日，胡宗南由西安抵洛川，召集旅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并成立“前敌指挥所”，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主任。13日，胡宗南部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分别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领，从宜川、洛川出动，向延安发起进攻；同时还出动十余架美制B-25轰炸机和P-47战斗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轮番轰炸。胡宗南在洛川坐镇指挥，叫嚷“三天占领延安”，妄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指挥中枢，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迫使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黄河以东，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人相比，众寡十分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为掩护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广大群众转移，中共中央决定以一部兵力部署于延安以南地区，用运动防御战阻击敌人进攻，集中主力在富县西南地区待机。1947年3月16日，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统一指挥边区武装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撤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将陕甘宁解放区所有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下辖6个旅2.6万余人，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另以陕甘宁边区警一旅、警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和骑兵第六师共1.6万余人，编为地方部队。命令“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签署战斗命令，要求野战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3月17日，王震率领第二纵队由山西西渡黄河回师延川，立即投入战斗。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武装与敌人兵力相比，众寡悬殊，但士气高，与敌人寸土必争。从3月13日起，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进犯之敌，并不断地施以反击。经六天激战，在胜利完成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后，遂于3月19日上午主动撤离延安。20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以北的梁村组成指挥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张文舟任野战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延安保卫战中歼敌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十七师、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六师、第九十师各一部，合计5200余人。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伤亡691人，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敌人的重大伤亡。在撤离延安的第七天，即3月25日，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战的全胜，毙伤俘国民党军三一八旅旅长李纪云（俘）以下2900余人。接着，又于羊马河猛攻由瓦窑堡孤军南下之一三五旅，全歼其4000余人。4月14日又取得了蟠龙大捷，毙伤俘国民党军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俘）以下6000余人。撤出延安仅40天，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歼国民党军2万多人。以后又经沙家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1948年2月至3月，西北野战军又先后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大捷，毙伤俘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毙）、九十师师长严明（毙）、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俘）以下3万余人。接着解放了黄龙、宜川、黄陵、洛川、宜君等县。宜瓦战役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作战转入了外线进攻。西北野战军在战斗里成长，发展到11万多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设立了前方工委和后方工委，分别由习仲勋、马明方任书记。在两个工委的领导下，有力地开展了支援前线，保证战时的后勤供应，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在边区保卫战的过程中，边区有10多万青壮年参军，数万人参加了民兵、游击队。边区人民抬担架、送军粮、做军鞋、传送情报、封锁消息，竭尽全力与野战军密切配合，军民团结如一人，使国民党部队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1948年4月，侵入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全线败退，我军于22日光复延安。这表明蒋介石发动的“重点进攻”已彻底失败，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已经到来。1948年3月，当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在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组织和陕西人民得天独厚地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致电毛泽东表示热烈祝贺。毛泽东在百废待兴、日理万机之际亲切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鼓舞和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陕西，欣然命笔，向陕西人民题写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这是党的三代领导对陕西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极大表彰，也是对陕西人民的极大鞭策和鼓励。新式整军运动——西北人民解放军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八个多月的英勇战斗，特别是经过沙家店一战，完全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由战略内线防御转向战略内线反攻，并且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1万余人（战略反攻后占其总数的一半）。西北人民解放军随着战局的变化在数量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其中野战军从两个纵队和两个旅的2.6万多人，扩大到5个纵队7.5万余人；地方武装由1.6万多人发展到3.4万余人。解放军数量的显著扩大，解放兵成分的增多，有的连队甚至达到80%以上。这种情况带来了一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即部队中出现了阶级观点模糊，解放战士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惧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甚至在战斗中贪生怕死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北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从1947年2月上旬至1948年2月中旬，结合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野战军各部分别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和志丹地区（第二纵队在山西曲沃地区），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整军运动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普遍进行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带给劳动人民的苦难，弄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第二步，开展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划清阶级界限和敌我界限，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斗志；第三步，在诉苦和“三查”的基础上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为迎接战略进攻和转入外线作战进行了思想的准备。西北野战军通过整军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发扬了解放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团结；加强了纪律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整个部队意气风发，士气异常旺盛。整军运动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开展这一运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写了专题总结报告。毛泽东高度称赞这一做法，于1948年3月7日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又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1947年冬，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中国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为了迎接新的胜利，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召开扩大会议（亦称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也列席会议。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陈绍禹）、谢觉哉、李维汉、李涛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人民战争在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需要解决的作战方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经济政策、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总结了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着重论述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战方法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对攻击目标的选择上应是先打孤立和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在作战形式上，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以便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等，并且指出这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满足贫农与雇农的要求，坚决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为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整顿党的队伍。毛泽东还在报告中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他明确提出，要组成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执行正确政策的重要性，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得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以及他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还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倾向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以及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整顿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讨论，并做出决议，要求全党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为了完全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推动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的开展，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习仲勋于12月底至翌年1月2日，先后在米脂、绥德等县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并召开绥德分区党政军及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会议（有200人参加），传达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习仲勋要求与会干部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领会精神，在土改中正确划分阶级，并做好当前的救灾工作。同时，西北局宣传部发出《关于边区机关党员干部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通知》，指出这个文件是当前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全体党员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深刻研究，并用于指导工作。1948年1月15日和16日，西北局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并按照边区实际情况把中央的各项政策具体化，规定土改工作的步骤和办法。在边区土地改革中，确定以“抽补调剂”为土改的方针。并强调把土改工作与救灾工作结合起来，对救灾要求采取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西北局会议后，17日又召开了有640人参加的边区干部大会。习仲勋在传达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央会议决议及西北局的有关决定时，号召边区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极其重要的报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形势，认清时局，联系实际，积极工作，把土改、救灾、生产和支前等工作做得更好。随后又召集边区一级参加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的90名干部，以三天时间检查自己的工作，以求得中央精神首先在这两区贯彻，然后推动其他地区的土改与救灾工作。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为了更好的指导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1948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前委负责人徒步来到吴堡县川口村，在村南元子塔渡口登船东渡黄河，平安抵达高家塔。他们走上高高的石砭，依依远眺莽莽起伏的陕北群山，毛泽东深情的说道：“陕北是个好地方。”他们告别曾经战斗和生活了13个春秋的陕甘宁边区，前往华北解放区。从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到西北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进攻，中央前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五天。这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和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等机关（其番号先后为“三支队”、“九支队”和“亚洲部“等），始终转战在陕北的崇山峻岭间，仅以四个半连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军的20万军队相周旋，始终在胡军的间隙中穿插迂回，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一次次挫败其合围企图，反而使胡军屡遭沉重打击，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他们先后在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等12县的37个村镇工作和居住，行程1000多公里。尽管气势汹汹的敌人曾经占领延安及边区的所有县城，却丝毫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与边区部队、或将他们赶到黄河以东去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一直留驻在边区，和边区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这个事实极大地鼓舞着边区及全国解放区军民，坚定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夺取胜利的信心。边区群众都说：“咱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什么也不怕。”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直接指挥着由彭德怀所率领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西北野战军不怕艰难困苦，坚持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胡宗南军等，先后进行了延安以南阻击战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沙家店、延清、宜瓦等数次战役，累计歼敌约10万。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少胜多，愈战愈强，不仅迫使胡宗南集团不得不退出边区，而且胜利地转到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于西北野战军牢牢吸住并大量歼灭了胡军的有生力量，因而有力配合与支援了其他战场的解放军，首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帮助他们较快地转向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开创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的转战陕北，影响着全国战争的发展趋势，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关键。毛泽东等人在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同时，并在陕北综览全局，运筹帷幄，及时、全面地指挥着全国其他战场解放军的对敌作战。正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从1948年7月至9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华东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东北解放军和西北解放军等分别在中原、山东、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陆续发起大规模的攻势作战，从而构成了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最终目标的全国规模对敌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标志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和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在转战陕北中，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清涧枣林沟中央紧急会议、靖边小河村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米脂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许多意义重大的决策和部署。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写出了一篇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著作，发表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如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就有《中共中央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关于西北战场作战的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解放军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17篇重要文章。此外，周恩来撰写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关于全国战争的形势》、《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和《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等讲话和文电，任弼时还撰写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这些都是指导全国、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历史性文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前委适时地决定立即转移到华北解放区去。3月25日，毛泽东等抵达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然后转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会合并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