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黄粉使用:泰山北斗：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

　　核心提示：邓小平认为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这是不对的。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

        文章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作者：苏台仁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子进一步加快了。党内外要求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呼声十分强烈。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拨乱就是要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只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我们党才能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此，对建国三十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提到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来了。

　　揭批“四人帮”，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这是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又是1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西方的一些舆论家们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

　　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

　　1977年4月，“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即致信党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我们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在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有1个讲话，他在第三部分中论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准确”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有人认为这是“砍旗”，邓小平说话了。他在6月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同志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党公开地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外国记者谈话，特别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他在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他同时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1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在会上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1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他提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1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1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1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1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1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中央负责同志。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做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小平同志强调：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1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1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稿子第二次修改后，小平同志看了很满意，他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

　　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9月29日，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1个初步的总结，作为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强调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1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叶剑英在讲话中宣布了我们党准备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1个正式的结论来。这就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11月，中央组织了由胡乔木负责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起草。中央常委由邓小平、胡耀邦来指导这项工作。到1981年6月，整个决议的起草与修改历时两年，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的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这期间，他同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过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3月，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还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邓小平最后说：“对历史问题，还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

　　邓小平要求“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根据邓小平的总的指导思想，起草小组很快将修改后的提纲又拿给邓小平看。

　　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等人召来，谈了对修改后的提纲的意见：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1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邓小平还对决议稿的整体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6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看后不太满意。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1个决议，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

　　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

　　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1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1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

　　在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大约进行了20天。

　　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这些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太正确的意见。特别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1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