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凤酒 二十年:隸變之隸書

汉初在文字上，是个空白时期，既没有西周以来豪华庄重的铜器，也没有秦代颂功的巨石丰碑，一些星星点点的残迹，在文字上也没有大的价值。然而在这茫茫黑暗中，却又出现了几颗明珠，照彻了秦汉之际的文字变化脉胳，这明珠就是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不仅出土了六百多枚竹简，而且出土保存了相当好的帛书。这批汉初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孙膑兵法》之类失落已久的古书，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清楚了从秦篆到汉隶演变的轨迹。上述文物是从汉文帝、武帝时代的墓中出土的，但所出的竹书和帛书的年代可能更早。五十二病方、孙膑兵法、老子甲本，文字直接承自睡虎地秦简，是篆意浓厚的古隶。经法和老子乙本字形已失去篆形，只存篆意，属于西汉初期的隶书。由此可见，汉初是秦隶汉隶交替时期。秦隶、汉隶都用直笔，区别在于秦隶保存更多皂脱胎于秦篆结体的胎记，汉隶已较彻底的用笔画改造了秦篆字形，只略存篆意而已。西汉初期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守势，到了武帝时，西汉国劫强大，在北方转而采攻势。汉军不断出击，在河西走廊一带修边塞、置亭隧，在西域置屯田，终汉之世几乎没有断过。这些木简就是这些屯戍的将士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本世纪以来，它们先后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出土。目前编印成书主要的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 1930年在内蒙古额济那河附近发现的汉中科院考古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和考古所与甘肃博物馆合编的《武威汉简》。把两汉以至魏晋出土的木简文字编成字典的有《西域出土汉晋真迹字鉴》。近四十年来，汉墓屡见简牍古籍或遣册（随葬器物清单）。其中较有影响的有959年甘肃武威县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等古籍，著录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72年武威磨嘴子汉墓又出土汉代医药书，已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等一批古籍，统称为银雀山汉简，著录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共三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五月起居记》等遗书和史料（参见《文物》1981年第8期）。 1973年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大批遣册竹简，称为凤凰山汉简》（见《文物》1974年第7期、《考古》1974年第1期和1975年第1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周易》、《相狗经》、《日书》等，称为阜阳汉简（参见《文物》1978年第8期，《苍颉篇》见《文物》1983年第1期，《诗经》见《文物》1984年第8期）。 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和军旅文书（参见《文物1981年第2期）。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律》、《脉书》、《算术书》、《日书》《历谱》及遣册等（参见《文物》1985年第1期）。以上简牍，马王堆、银雀山、凤凰山、阜阳等地出土者是较早期西汉简，属于古隶书文字；定县、大通县出土者是晚期西汉简，武威出土的是早期东汉简，都属于成熟的隶书；居延汉简的时代跨度较大，早的在西汉武帝时代，晚的已属东汉。在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中，还出现了许多草书，属于章草字体。汉代的帛书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战国策》、《春秋事语》、《周易》、《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古籍抄本或佚书，是西汉初期的古隶书文字。以上帛书著录于《马王堆汉墓帛书》（共三册，文物出版社）。除了简帛之外，，汉代文字的资料尚有碑刻。西汉的碑刻几乎都是用篆书来书写的，至宣帝时的《鲁孝王刻石》（又名《五凤刻石》）虽已属隶书，但仍未脱篆意。东汉早期的碑刻，还有一些是用篆书刻写的，如《袁安碑》（永元四年，西元92年）、《李昭碑》（元初五年，118年）、《嵩山少室石阙铭》（延光二年，123年）等，但多数已采用隶书。东汉中期顺帝以后的碑刻，隶书渐臻精美成熟，成为后世隶书的楷模。其中较著名的如《石门颂》（建和二年，148年）、《乙瑛碑》（永兴元年，153年）、《孔庙礼器碑》（永寿二年，156年）、《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165年）、《史晨前后碑》（建宁二年，169年）、《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年）、《张迁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在书法方面最受称道。鲁孝王刻石是西汉晚期的庄重文字，从文字结构和运笔上看，他们横平竖直，反映了用直线改造篆书已到完成的阶段，不仅己基本上已失去了篆字字体，连篆字的笔意也所余无几了。这是标准的古汉隶。东汉是刻石立碑成风的时代。这个时期虽然也有金文、砖瓦文、玺文传世，但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是碑刻文字，传世的东汉碑版近二百种，代表隶书成熟的刻石有张迁碑、礼器碑、史晨碑、熹平石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因为它是作为标准文字刻的，可以说东汉的标准字体。这种结构完整、布局稳重匀称，笔画横平竖直、蚕头燕尾、左右对称、如「八」之分的汉隶也叫「八分」、「分书」。和西汉中晚期的简书对照，可以发现如敦煌、居延汉简中属于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时代的文字中，所谓的「分书」早已被采用。可见「八分」在民间书法中酝酿成熟，只不过到东汉时期才被承认代表性的书体而已。可见一种字体总是先酝酿于民间，后规范于庙堂。八分书是美化了的隶书，是成熟阶段的隶书。因为八分字和隶书是同一字体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区别，文字学上把脱胎于篆书隶书阶段的称为「古隶」，把标志它的成熟的八分字称作「今隶」。由篆变隶的字体交替是从秦、从战国开始的，整个汉代所完成的是秦代所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文字学上来说，秦、汉属于同一文字阶段。由隶书的酝酿到隶书的完成前后经历了将近五百年，而从殷周的篆书脱胎的秦小篆，它的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大体上也是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由此可见，一种字体被另一种字体取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经历了孕育、脱胎、磨炼、提高，最后被社会公认，为政府承认诸阶段，是相当不易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诞生新字体。从篆书到隶书，这是字体的一大飞跃，是时代的飞跃，这一飞跃表现在字的组织上，也表现在组字的基本材料的变化上。篆书时期是用线条组字的，隶书时期改由笔画组字朋。这种改变从根本上变化了中国文字的面貌，汉字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场字体革命，文字学上称为「隶变」。 （和这一变化相比，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只能说是字体的改进而已。关于隶变的详细情形，上讲已说明，不赘。 ）汉代虽然没有废除篆书，但篆书因为无法和应用简便的隶书竞争，已自动退出应用的舞台，躲到了装饰用的角落去了。汉代人是把篆书当图案文字来使用的，这就像战国时的鸟虫书、就像现代的写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