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手机号区号:善恶之间的困惑

善恶之间的困惑

　　对于本地95万辆汽车的主人，当局宣布兴建南北高速公路（NSE）的消息，应该是喜多于忧——施工期间或许会造成交通拥堵，但建成后应会改善开车出行的体验。眼下拥车证一纸万金，国人宁可购买更昂贵的欧陆车，舍弃不划算的日韩汽车，路上行驶的畅快感变得尤其重要。这第11条高速公路的完成，对厌烦了公路越来越拥挤的驾驶者而言，无疑是期待已久的福音。

　　目前连贯岛国南北的主干道中央高速公路（CTE），交通流量已经到了不胜负荷的地步，下班高峰的塞车状况可以一直持续到夜间。通过电子收费闸门、陆续拓宽路段等方式来缓解问题，终究治标不治本。CTE连接碧山、大巴窑、宏茂桥等人口集中的组屋区，往北又经实里达高速公路通往义顺、三巴旺及兀兰等新镇，居民对陆路交通的高需求不在话下，只有像NSE这样的庞大工程，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减轻南北交通的压力。

　　任何重大的改变总要产生利益的冲突，驾车人喜出望外的消息，对很多业主恐怕就是晴天霹雳了。配合NSE工程，政府将征用沿线38个地段，另外有33个地段局部受到影响。在1月间宣布的征地，受影响的有29栋玛丽蒙台三层楼排屋及惹兰柯（Jalan Kuak）的6栋排屋。除了业主，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一来范围小，二来苦主都是“有钱人”。但最新公布的梧槽坊四座组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一来那里有34年历史，是不少国人的共同记忆，二来受影响的567户人家、187间店铺普遍被视为相对弱势群体，舆情反弹的激烈程度，远超过先前。

　　从媒体的报道，最常见的情绪是“震惊”、“不满”，反映的是人民普遍的困惑。除了对赔偿细节的怨怼，受影响的居民乃至一般民众，也对政府就如此重大的决策，事先竟然缺乏充分的沟通感到不解和失望。尤其是经过了5月大选后，李显龙总理在国会表示，政府和国家治理必须更开放，聆听不同声音，与公众分享更多信息，让人民参与、了解和支持影响他们的决策。对照李总理所设下的高标准，以及此前在武吉布朗坟山征地开路的争议中，当局找民间利益攸关方协商的做法，梧槽坊征地的处理方式，毋宁说做得不够细致。

　　任何重大的公共议题，因为牵涉不同的社会利益，自然会成为不同价值竞合博弈的场所，这不足为奇。武吉布朗坟山引发的“死人必须为活人让路”的价值吁求，乃至梧槽坊争议出现的“活人也必须为更多活人让路”价值冲突，都说明了事先协商的重要性。不同价值之间的竞争，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所有的真理。减缓交通拥堵与保留人文历史记忆之间、减缓交通拥堵与保留社区文化和精神之间、经济发展至上与其他非经济价值之间……如果在取舍之间不学会妥协，恐怕就容易发生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遗憾，一旦全力推行，结果将无法逆转。

　　妥协意味着决策过程的延长，对于习惯办事有效率的政府而言，恐怕是需要学习和接受的新事物。中国政治学者刘瑜在文章《诸善之间》里指出，任何取舍所出现的犹疑并不是坏事，那是对选择背后的代价所表现出来的慎重。她说：“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

　　争议性很大的语言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前总理李光耀日前大手笔捐出1000万元，推动设立1亿元的双语基金，试图挽救本地华文的语言生态。他在1990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1965年，今天的情形一定不一样，我一定保留华文小学，那可方便得多。因为，小学的几年正值孩子最主要的年龄，6至12岁，学校注重价值观，英语成为第二语文。后来他们升上中学的第一年，英语成为第一语文，华文成为第二语文。可是，时间过去了，没有办法重新安排。”  　　新加坡曾经拥有全东南亚最完备的华文教育体系，然而自建国后，在短短20多年间，历经几代人含辛茹苦建立的体系，就被经济发展的巨轮碾得支离破碎；如今试图力挽狂澜，难免事倍功半。华文小学走入历史，是以经济发展之名施行的。梧槽坊历经数十年建立的社区意识、邻里精神，储存在不少国人心中的集体记忆，对于这个新兴国家都是不可复制的无形资产，且破坏了就无可挽回。如果经济发展是必要之恶，我们该怎么来保护社会的善？历史记忆、人文价值、社区精神、自我认同……失去了这些，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的价值，意义又何在？ 　　要建立包容性社会，就得接受多元存在的事实，而承认多元并存的正当性，就无法不接受需要妥协的结论。当然，政府最终必须承担治理的责任，这也是为何李显龙总理在同一场国会演说中强调：“政府说到底，在这个新常态、新环境里，仍然有治理新加坡的责任。在听取多方意见后，请让我们决定。”但决定并不排除妥协，决策面临的困惑或许是必要的，因为错误的决策会带来巨大的代价。在决定之前有更多的犹疑、困惑，可能是更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