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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 五，ABC神学家们的考证功夫

   [color=red]综上所述，不难看到，ABC神学家们的思想是基于主观的臆造，没有事实的根据。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本着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现代精神，它们可以自成一派。可是ABC神学家们不此之图，反而一定要过分谦虚，把自己的创造强说是古人的实况，为此，他们不惜动员一切手段予以“论证”，甚至以文字学来“考证”。[/color]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部ABC神学家们的经典作品：《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1996年由香港道声出版社印刷出版。作者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该书100 多页，分为12章，[color＝red]主要手法是以北京天坛为背景，圣经故事为线索，串联 159个甲骨文字，通过“系列考证”来进行“传道工作”：1，孔子发现的线索；2，上帝是谁？3，起初有上帝；4，中国人对人类被创造之概念；5，乐园的奥秘；6，园子的入侵者；7，咬了致命的一口；8，宝贵的救赎计划；9，孔子指迷；10，女人的后裔；11，天坛的原始意义；12，上帝最后的应许； 13，后记。[/color]

      　　其“考证”方法遭到多方质疑：如“婪”字，林下之女，什么意思？指亚当、夏娃的故事，说女人生来就贪婪的！再如“船”字，“八口之舟”，什么意思？就是挪亚的方舟。

      本来，作为初级传道（“松土的预工”）的宣传读物，也许无可厚非，然而通过上述自言自语的“系统考证”，最后作者们竟然据之得出以下自言自语的教义：

      1，[color=red]上帝这个名词是至高者的意思，是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创造主；

      2，郊祀（祭天大典）是古代中国四千多年以来，祭拜上帝的仪式，也是预表将要来的救主；

      3，中国古代文字的神秘都刻记在甲骨上，这与希伯莱人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记有关联。[/color]

      ABC神学家们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在随后出版的一些书中，甲骨文－－天坛的“上帝”被宣告复活了：

      [color=blue]“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出我之外，别无真神。”（远志明：《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261页，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话语，被指明是基督教的上帝说，但是却完全不见于圣经和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而完全是ABC神学家们自己杜撰的。[/color]而据此书拍出的七集电视片系列片《神州》（2000年，美国旧金山神州传播公司出品），则完全按照《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风格和思路来展开，甚至封面都是用的《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的主要插图，由此可见，我们指出的“ABC神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宗教现象。对该片的具体批评，笔者已在《<神州>电视片的混合主义倾向及其它》（《中国之春》杂志2000年11月）、《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举目》杂志2001年第一期）提出。

     

      六，“ABC神学”的相关现象

      还有一种与“ABC神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语义游戏，也常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泛起，其结果虽然不至于荒唐到“中国古代自发产生过基督教”的地步，但也足以扭曲事实真相，混淆视听，其结果诚然是“在解释古代文献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同时，这种方法的滥用，却使他们得出了完全不可靠的结论。”

      举个例子：有学者以《拯救与逍遥》为题，来进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结果，进行对话的其实不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基督徒”。

      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该学者被认为是位“文化基督徒”，所以他的对话就只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基督徒”而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我们这样说，完全是因为该学者的论说内容和论说过程所致。

      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拯救”，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不是“逍遥”。因此，来“拯救”来比“逍遥”，属于无类比附，或是糊涂，或是不严肃。

      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拯救”对话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或说，在中国文化中，比“逍遥”更接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而更有资格和“拯救”进行对比的概念该是什么呢？是“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即使“修齐治平”也只是接近而不是相似于“拯救”：这不仅因为“修齐治平”是本于人的，而“拯救” 却是本于神的；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元论的（撒旦再邪恶也只是上帝的工具），而中国文化却是二元论的（阴阳互补）。中国的阴阳二元论还不同于波斯的善恶二元论，因此中国文化是主张调和互补兼容的，而不是对立斗争征服的。

      基督教的一元论，决定了“拯救”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二元论，决定了“修齐治平”不可以概括其基本精神，更遑论越说越远的什么“逍遥”、“禅静”、“出家”了。

      实际上，1989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宗教、科学、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析》（《圣经新语.下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5月第一版）中，笔者已经指出：

      “出世与入世是人的精神外现的两种方式（阴阳）……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往往把这二者割裂开来，并把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放在行为者面前。但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找到了既可以拯救灵魂，又可以拯救世界的共同出路，基督教的殉道者之所以不惧世俗权威，敢于反抗尘世的不义，全在于他有一颗出世的、奉献给上帝的心。这以出世之心指导入世之行，以入世之行体现出世之心的通道，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根本方式，也恰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三家分立，三派互相对立，虽有交叉，但在人生哲学上却分明只有出世与人世两种分裂的处世方法。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三教之间恰恰是最缺乏“合一”的；而在解决出世与人世相统一的历史难题上，魏晋以后融合了佛教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有根本的改进。由于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化，唐宋元明清仿佛只是秦汉魏晋的死灰复燃，结果长城时代没有因为佛教的到来而结束，反而获得了化石般的延续。这与基督教结束了罗马帝国的败坏，开创了中世纪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 ”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却调和了这两个方面”，是从中国文化的二元论看待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因为中国文化的“拯救”就是“阴阳调和”！就是出世入世的相加，就是修齐治平与逍遥出家的相加；而不仅仅其中某一元。这就是周易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文化的基本事实既然如此二元性，《拯救与逍遥》如此割裂事实的一元比较又何以能名盛一时？

      这不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气氛里面去看。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钱钟书，出版了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管锥篇》。该书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通过电视片《围城》的播映而获得了社会影响和官方赞许）影响了一代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官方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篇》，既然首开八十年代以来“无类比较学”之滥觞，其中充斥了驴唇对马脑的比较、鸡脚与鸭头的异同之类的各国俚语文献的摘录，也就利用官方媒体的浩大声势，造成了一种学术的范式。

      诚然，钱钟书先生本人对此还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命名此书为《管锥篇》，自承“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且只是搜罗现象，不做结论，甚至连基本分类也没有，只是按照中文古籍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浅则浅矣，所犯的“无类比较”之大忌，也幸而因此没有引人注目。

      但是《管锥篇》的无类摘录方法一旦用于“拯救与逍遥”一类的系统推理，就发生大大的流弊了。“管锥”所做的本是沙滩上艺海拾贝的的文字游戏，是不能用来建筑大厦的。而以管锥法强作文化系统（“拯救与逍遥”）的解人，怎能不发生严重偏差呢？可能不是完全的巧合，宣传“ABC神学”甚力的《基督教文化评论》的主要编者，也正是《拯救与逍遥》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