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老爷爷干11岁孙女:曼德拉的礼物

把握核心原则，其余皆为手段（1）
曼德拉的礼物 关于生命、爱与勇气的15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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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切原则都是等重的，因此必须权衡利弊，守卫最为关键的信念。
曼德拉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而他的原则只有一项：使不同种族、阶层与性别的人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除此之外的事物都不过是为此提供服务的手段而已。
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在夸大其词，然而，如果换一种说法，就会得到近乎所有人的认可——曼德拉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助于实现目标，他就会心甘情愿地进行协商、做出让步、改变方式、接纳观点、调整策略。总之，为了追求崇高的终极理想，几乎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而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非，这种“崇高的理想”只意味着一件事：推翻种族隔离政策，实现种族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仅此而已。
曼德拉曾被人们称为先知、圣徒或英雄。无论如何，他绝不是一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志向远大的实用主义人士。目的确实是高尚的，但归根结底，做好事情才是最终目标。
在我们共处的那段时期，我发现曼德拉一再提到原则与手段的区分（或称为原则与策略的区分——他常将“手段”与“策略”两个词交互使用）。他的这一观点是在狱中逐渐形成的。与出狱时相比，入狱之初的曼德拉几乎不讲究任何策略。年轻时的他常常为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原则所驱使，作出令自己后悔的决定。然而多年以来，曼德拉身为一名自由斗士，与毫不遵守原则的对手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加之数十年牢狱生涯的严酷淬炼，使他最终成长为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如果你仅仅聆听曼德拉面向公众所做的演讲，是不可能了解这一情况的。他只会在演讲中谈论自由与民主的崇高原则，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也与其他政治家如出一辙。他知道，一位革命型的政治领袖不应与民众讨论民意测验、选票或策略的问题，而是宣传原则与理想。唯有当他在私下场合谈论政治时，才会显出如同讲授高深课程一般的杰出智慧，使任何有意参选总统的候选人都希望聘请他作为竞选顾问。
他的战略才能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获得的。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学会了运用策略，还掌握了将方法、手段加以掩藏的领导艺术。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曼德拉始终拥有自信的精神与强大的意志。对于20世纪初期生活于南非的黑人们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殖民统治与种族隔离制度都在削弱南非黑人的气概。曼德拉自幼便具有高贵的气质，其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于他的遗传基因，而更多的则是源于非洲王室的熏陶与培育。生活在19世纪一个鲜有白人出现的部族社会，使他与同时代的黑人相比，没有体会到多少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痛。小时候，白人对他而言只是遥远的存在，不会对日常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在进入寄宿学校之前，他甚至没有与白人握过一次手。他生活在一个封闭而与众不同的环境中，尽管存在不足之处，但至少使他在成长过程中免于遭受种族歧视的荼毒，免于对自身人格产生轻贱的认识。坚定的自信心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力量，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培养他作为群众领袖的重要原因。
直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寄宿学校后，才开始体会到阶层与种族之间的现实差异。这种感受在到达约翰内斯堡之后变得尤为强烈，在那里，他不再享有首领之子的待遇，而只是被当成一个贫穷无知的乡下男孩，这使他彻底认识到横亘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巨大罅隙。当曼德拉亲身面对种族歧视与各种冷漠轻蔑的对待，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愤怒于自己竟会遭受如此待遇；竟会有人遭受如此待遇。他的愤怒强烈至极，以至于甘愿放弃舒适、美好的未来生活，立志与种族主义斗争到底。正是由于具有自信、自尊、自强的品质，种族歧视的现实才会使他愤慨至此。当自尊心较弱的人遭受歧视待遇时，只会进一步强化自轻自贱的心理；但自尊心强大的人受到同样对待，则会感到被冒犯。曼德拉就是这样倍感冒犯。他并不是一个易怒的人，然而一旦当真燃起怒火，便会变得极其倔强与固执。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固执持续了半个世纪。虽然他强烈反对“政治源于个人恩怨”这一观点，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却的确根源于身为一名南非黑人所经历过的无穷无尽的轻视与羞辱。
在宗金塔巴酋长的资助下，曼德拉进入了福特哈尔大学——南非唯一一所面向黑人开放的学府。这是一处规模甚小的高等教育机构，校园面积不大，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环绕在绿地周围。曼德拉前往求学的时期，校内大约只有一百五十名学生。那里像是一座培育人才的暖房，不仅走出了大量传统的非洲部落领袖，还产生了许多如曼德拉一般的未来革命家。校内的学生几乎都是与曼德拉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大多来自家境富足的黑人贵族家庭，或是在教会学校中表现突出的学生。他们有良好的教养，惯于身着西装，并接受到校方的严格管理。大学的校长是亚历山大·科尔，这位严厉而博学的苏格兰人对学生要求甚严，同时又为学校感到自豪。曼德拉有个来自腾布王室的侄子马坦兹马，当时正于该校高年级就读。马坦兹马是一个高大而骄傲的小伙子，不仅年龄比曼德拉大些，还享有酋长继承权。曼德拉对他怀有一种偶像式的崇拜。
在福特哈尔大学，曼德拉是广受欢迎的学生，因为他朝气蓬勃、头脑聪明，而且风度翩翩，善于运动，待人诚恳。二年级的时候，曼德拉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比起种族歧视问题，这次反抗所针对的主题相当平淡——一些对学校饮食感到不满的学生决定对学生会选举进行抵制。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参加了竞选投票，结果曼德拉被选为学生干事。这一结果令他颇感为难，由于并非以多数票当选，他认为这次选举缺乏合法的性质。而科尔校长却坚持要求曼德拉与其他被选出的学生干事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并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担任学生会职务，要么离开福特哈尔大学。曼德拉曾这样向我重述事情的经过：“当时我吓坏了，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马坦兹马。他对我说：‘不用担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校方，你不会参加学生会。’于是，我就这样回复了科尔校长。那时我对马坦兹马的敬畏甚至超过了对校长的畏惧。”科尔要求他做出选择。最终，曼德拉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从此离开了这所学校。
曼德拉低声轻笑着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在笑当年那个莽撞年少的自己所做的抉择，那是今时今日的曼德拉绝对不会采取的行动，而且也不会建议任何人做出那样的决定。年轻的曼德拉就这样放弃了宝贵的教育机会，如果他能完成学业，也许会在反抗歧视的斗争中发挥更加卓越的才能。并非一切原则都是等重的，因此必须权衡利弊，守卫最为关键的信念。在这次退学风波中，他坚持的原则其实并不重大，然而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沉痛。所做的牺牲远远超过了所得的利益。
从某种角度而言，退学的决定使他最终走上了挑战专制统治的人生道路。返回默克海克兹维尼后，他简直没有勇气告诉酋长发生的事情。当酋长终于听他讲出自己的经历时，感到既迷惑不解，又怒不可遏。此后不久，曼德拉和他的堂兄乔斯蒂丝便一起逃离家园，去往约翰内斯堡。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早期生活就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在矿场寻到了一份守夜人的工作，不久便被解雇；换了好几个没有电的棚屋作为住处；收留他的家庭则将他看成一事无成的浪荡子。直到与自己的终生伙伴和导师沃尔特·西苏卢结识之后，曼德拉才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西苏卢的帮助下，他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小型犹太律师事务所做起了职员——那是当时少数愿意雇用黑人担任助手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对于曼德拉来说，从事法律工作是一条不错的出路，有机会凭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出人头地。因此，他还特地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了相应的法律课程。他曾笑着回忆说，那里的法学教授认为有色人种不够聪明，不可能成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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