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听诊顺序及内容:时寒冰：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时寒冰：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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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8 
时寒冰：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危害甚于欧美

　　《中国报道》记者：您在书的一开始就预言，尽管现在表面上面临通缩，但实际上可能面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据您预测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多久，是否最糟糕的还在后面？
　　时寒冰：是的。我在书中写道：次贷危机恶化之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遍深幅下跌。但这次下跌只是为下一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做准备——酝酿期越长，未来的全球通货膨胀越可怕，道理再简单不过：各国数额惊人的救市资金所带来的货币的贬值效应早晚会释放出来，这些“廉价资金”必然会让世界付出代价。因此，我在书中大胆预言：紧随次贷危机之后，全球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欧美等国，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虚拟经济，而我国却是实体经济。因此，次贷危机在西方国家演变为金融危机，而在中国却演变成局部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民穷社会，中产阶级没有培养起来，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内需严重不足。
　　因此，次贷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它加速了中国民穷弊端的暴露。次贷危机后，美国等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复苏难度。因此，谈到次贷危机后的糟糕局面，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西方国家。　　次贷危机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估计，从开始爆发到结束这个周期，即使乐观的看，至少也应该在5年以上。而且，民穷的现状决定着，中国将遭受比西方国家更长的痛苦调整阶段。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揭示了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才是这场次贷危机的最大赢家，而全世界都在为这场危机埋单。这样一个结论，您认为是否早有征兆？您是如何发现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时寒冰：第一个问题我在书中其实解答得非常清楚了。美国的资产证券化始于1970年，在研究美国住房政策变化的事情，我惊讶的发现，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公共住房建设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资产证券化在小布什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美国正是借助资产证券化的羽翼，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美国拼命向全世界推销其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时，危机的隐患其实就已经种下了。
　　要弄清楚次贷危机的根源，看透其真相，既要懂美国的房地产政策，又要熟悉美国的金融运作、虚拟经济的发展轨迹，只有将这些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发现其中的利益联结点。这就是我所研究的“利益分析法”，我用这种方式解析次贷危机，就找到了答案。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甚至可能导致其暂时中断。危机中是否也蕴藏生机？
　　时寒冰：危机从来都是与机会相伴的。事实上，在任何危机中，都有人倾家荡产，有人一夜暴富。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一问题，同样遵循这一原理，至于结果，都是由决策者的选择所决定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不必然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中国自己是坚持还是停止经济转型。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而不是放弃经济转型，因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低级经济模式中走出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尽快保护我们已经严重恶化的生存环境，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必须认识到，低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我们的许多产能是严重过剩的。比如，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的36.4%，水泥更占全球产量的48%（主要为出口工业生产、投资和国内房地产建设服务）；中国的汽车工业的产能超过1300万量，但是能卖掉的不过900万辆；中国每年生产各种鞋超过100亿双,占全球制鞋总量的近七成，是世界最大的鞋类制造基地。这些例子说明，以低价格满足美国及全球消费需求的中国制造业，在本次金融危机引发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缩减的情况下，正面临非常严峻的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停止经济转型，继续刺激钢铁.水泥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只会加剧产生过剩的局面，使中国未来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此，我认为4万亿救市计划的主导思想应该纠正。

　　《中国报道》记者：书中多次提到内需，“内需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您认为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扩大内需的措施是否能够起到理想的效果？
　　时寒冰：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穷，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它源于中国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中国应该作出调整，走民富路线，尽快让人民富裕起来，培养起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消除经济危机隐患的唯一有效选择。同时，政府必须裁员、节俭，压缩开支，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民富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多努力。

　　《中国报道》记者：日本在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例子证明“民富才能国强”，而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富”？
　　时寒冰：在中国，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提到收费等问题，就强调与国际接轨；一提到权利等问题，又会强调我们的国情。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国情不同，但是，经济规律是相同的。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以民富为基础的。民富是激活内需的唯一有效途径，无论什么样的国情都如此。要实现民富，纠正错误的认识是第一步，只要走出这一步，实现民富的措施就水到渠成了。否则，谈论如何实现民富就没有实质性意义了。

民富是消除危机隐患的唯一选择

　　《中国报道》记者：近年来，中国对金融创新十分重视，对金融衍生品的态度也很积极，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创新提出了怎样的警示？
　　时寒冰：应当承认，国内对于金融战争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更别说应对金融战争的能力了。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金融衍生品就会发现，过度发展金融衍生品，说的再直接点，通过金融衍生品掠夺世界的能力，中国并不具备（也不应那样做），身处食物链低端的中国，应该考虑到，金融衍生品过度发达的一切后果都将独自承受，不仅不能向世界转嫁，还有可能被强权者利用。所以，中国不应盲目相信金融创新，过度的创新可能会埋下无穷隐患，导致严重意料的后果。这是必须要警惕的。

　　《中国报道》记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大于对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滞后决定。这一弊端是否比危机本身更值得注意？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时寒冰：是的。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实体经济受冲击大，的确与中国应对政策的滞后有关。中国已经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判断，而缺少对趋势的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甚至，当次贷危机恶化以后，许多人还把次贷危机当成仅限于欧美的区域危机，没有对危机给中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足够理性的分析，再加上决策体制本身的官僚化，使得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远远大于欧美。并且，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的趋势清晰显现出来后，中国也未及时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减税等措施，小心地呵护实体经济。比如，即使是在2008年上半年6.7万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央行也没有及时地调整货币政策，而是继续采取紧缩政策，直到9月份才发现紧缩走错了，又180度大掉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不仅决策滞后，也未能做到对症下药，甚至某些方面是南辕北辙。
　　第二，与中国经济自身的严重缺陷有关。中国的实体经济之所以比西方国家在次贷危机中受到更大更直接的冲击，是由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所决定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随时可以发生经济危机的形态，为什么？因为民穷导致的内需不足隐患越来越严重。如果对照一下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所有的国家在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其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都是向个人和企业倾向的。只有中国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千美元以后，财富分配机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倾斜，由此导致民穷，由于民穷中国内需起不来，而我们的生产产品是严重过剩的，只能借助外部的需求才能维持。像美国和欧洲、日本这些地方的需求和中国过剩的产品供应形成了一种平衡，延缓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间，但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隐患始终是存在的。所以，次贷危机一发生，美国的消费、欧洲、日本的消费稍微一下降，中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区首先就发生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把这看做一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