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予寿强肾功是骗局吗: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小团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7:31:54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小团体
史飞翔
一般说来，隐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去群体化的生活，讲究个体生存，这是由隐士的身份特性决定的。然而，实际上隐士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样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他们清谈、静坐、读书、吟诗、诵经、垂钓、品茗、酌酒、抚琴、弈棋、习武、采药、炼丹、游览……不仅如此，隐士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交往。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常常两人一对、三五合伙，从而结成一些有形无形地小团体。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隐士小团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汉时的“商山四皓”、晋时的“竹林七贤”、 南北朝时的“莲社十八高贤”、唐时的“竹溪六逸”、五代时的“华山三高士”、宋时的“南山三友”、明时的 “苕溪五隐”以及近世的 “海内三遗民”等。
“商山四皓”
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隐士团体是汉时的“商山四皓”。根据《史记》以及《汉书》的记载：“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
刘邦久闻“商山四皓”大名，曾数次邀请他们出来做官均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为了表示他们的志向他们还写了一首《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出山帮忙。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是个仁人志士，又有孝心，礼贤下士，我们就一齐来作太子的宾客。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惠帝。待天下安定后，“四皓”又随即再回商山，后皆卒于商山。葬于商山脚下、丹江之滨。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见《晋书;嵇康传》：“所与神交者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留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号曰竹林七贤。”据此，“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他们这个集团非常有意思，山涛和王戎相差三十余岁之多，后来嵇康与山涛绝交，其余诸人也多出山，集团遂无形瓦解。
“莲社十八高贤”
《莲社高贤传;慧远传》说:“太元六年(381) 至浔阳,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乃立精舍…… (太守桓伊) 大感激,乃为建制,名其殿曰‘神运’,以在永师舍东,故曰‘东林’,时太元十一年(386) 也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睿、昙恒、道昺、昙说、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名儒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铨、宗炳、雷次宗等结社念佛,世号‘十八贤’。复率众至百二十三人,同修净土之业,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誓,令刘遗民著发愿文。”根据刘程之《莲社誓文》莲社的组织旨趣是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莲社表面上是一个佛教组织，实际是一个隐士俱乐部，其成员多达一百二十三人，至今可考的有十八人，世称“莲社十八高贤”。这十八人成分如下：居士七人：陶渊明、刘程之、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雷次宗。梵僧二人：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沙门八人：慧远、道昺、昙常、慧持、昙说、道敬、道生、昙顺。道士一人：陆静修。十八人之中以慧远为中心，慧远法师后为佛教净土宗始祖。“莲社十八高贤”当时名声很大，名士陶渊明、谢灵运等亦时来游玩酬唱。
“竹溪六逸”
“竹溪六逸”见《旧唐书;李白传》：“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唐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居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后来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
“竹溪六逸”以李白之盛名而闻世，其中坚分子则是孔巢文。《旧唐书•孔巢文传》称孔巢文“少力学徂徕”。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湮没无闻。杜甫有《题张氏隐居》一诗，考其时日地点，似指张叔明。
“华山三高士”
“华山三高士”见《新五代史;郑遨传》：“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之。”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饮酒弈棋，遨并能诗。”
《新五代史;隐逸传》记载：“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也。唐明宗祖庙讳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与俱隐，其妻不从，遨乃入少室山为道士。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辄投之于火，后闻其妻、子卒，一恸而止。遨与李振故善，振后事梁贵显，欲以禄遨，遨不顾，后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其后，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阴，欲求之。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钩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也。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南山三友”
“南山三友”见《宋史;高怿传》：“与同时张峣、许勃，号南山三友。”《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六•隐逸上》记载：高怿，字文悦，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荛、许勃号“南山三友”。《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载：怿，季兴四世孙，从种放隐终南山，与张峣、许勃号南山三友，屡膺荐辟及召命，俱固辞。帝嘉其守，特赐之，诏州县岁时礼遇，仍给田五百亩。其后文彦博又言怿高行可厉风俗，复赐第一区。
“苕溪五隐”
“苕溪五隐”见《明史;孙一元传》：“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佥事谢政，并可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陆崑善，而长与吴珫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珫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太白山人漫稿;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记载：明孙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称秦人。或传为安化王孙。王世贞《题一元墓诗》曰：“死不必孙与子，生不必父与祖。突作凭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盖其踪迹诡异，当时即莫之详也。尝栖太白之巅，故称太白山人。又尝西入华，南入衡，东登岳，又南入吴，与刘麟、吴珫、陆昆、龙霓称“苕溪五隐”。
“海内三遗民”
“海内三遗民”见《国朝先生正事略;徐俟斋传》：“先生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清史稿;徐枋传》将徐与沈、巢并称‘海内三遗民’。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苏州人，清灭明，守志太平山，築涧上草堂，终身不入城市。
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号耕岩，宣城人。出生在一个诗书官宦世家，曾祖父沈宠，官至广西布政司左参议；祖父沈懋敬，蒲州同知，封德庆知州；叔祖沈懋学，万历五年状元，官拜翰林院修撰；父沈有恒，太学生。崇祯九年(1636)举贤良方正，应天巡抚张国维推荐沈寿民应诏。时国是日非，清军大兵压境，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对此沈寿民忧心忡忡，三次上书朝廷提出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但三次上书没有结果，沈寿民拂衣而归。回到宣城，沈寿民隐居麻姑山，以授徒为生，从学者常达数百人。沈寿民隐居麻姑山30多年，足不入城市，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去世，门人私谥贞文。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气节，沈寿民常年“皂帽裹头”，即使在酷热的盛夏也不脱去。沈寿民的高尚节操得到士人的高度赞扬。
巢鸣盛：字端明（1611-1680），一字五峰，号崆峒、止园。嘉兴人。世居今郊区凤桥镇巢家弄。20岁时就读于石佛寺，博览群书，尽通其义。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明亡，为遗民，隐居巢家弄。在其母墓侧筑永思草堂，又建“止阁”，因之自号止园。巢鸣盛在崇祯年间为复社中人物，明亡后，与吴中徐俟斋、宣城沈寿民合称“海内三遗民”。与长洲徐枋、桐乡张履祥、海盐陈恂等友善，彼此以气节相勉。隐居37年，足迹不到城市，与妻钱氏以耕织自活。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著名的隐士团体外，中国历史上还有因世家、喜好、同道、择师、联姻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隐士小团体，如：先秦时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南朝时孔淳子、戴颙、王弘之、王敬弘诸人；明末清初的阎尔梅与傅山等，总之是代不乏人。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隐士他们的所谓隐居仅仅只是与仕途脱离，而不是与尘世隔离，更谈不上独来独往、离群索居。
史飞翔
一般说来，隐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去群体化的生活，讲究个体生存，这是由隐士的身份特性决定的。然而，实际上隐士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样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他们清谈、静坐、读书、吟诗、诵经、垂钓、品茗、酌酒、抚琴、弈棋、习武、采药、炼丹、游览……不仅如此，隐士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交往。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常常两人一对、三五合伙，从而结成一些有形无形地小团体。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隐士小团体，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汉时的“商山四皓”、晋时的“竹林七贤”、 南北朝时的“莲社十八高贤”、唐时的“竹溪六逸”、五代时的“华山三高士”、宋时的“南山三友”、明时的 “苕溪五隐”以及近世的 “海内三遗民”等。
“商山四皓”
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的隐士团体是汉时的“商山四皓”。根据《史记》以及《汉书》的记载：“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
刘邦久闻“商山四皓”大名，曾数次邀请他们出来做官均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为了表示他们的志向他们还写了一首《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出山帮忙。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是个仁人志士，又有孝心，礼贤下士，我们就一齐来作太子的宾客。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惠帝。待天下安定后，“四皓”又随即再回商山，后皆卒于商山。葬于商山脚下、丹江之滨。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见《晋书;嵇康传》：“所与神交者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留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瑯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号曰竹林七贤。”据此，“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尚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他们这个集团非常有意思，山涛和王戎相差三十余岁之多，后来嵇康与山涛绝交，其余诸人也多出山，集团遂无形瓦解。
“莲社十八高贤”
《莲社高贤传;慧远传》说:“太元六年(381) 至浔阳,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乃立精舍…… (太守桓伊) 大感激,乃为建制,名其殿曰‘神运’,以在永师舍东,故曰‘东林’,时太元十一年(386) 也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睿、昙恒、道昺、昙说、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名儒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铨、宗炳、雷次宗等结社念佛,世号‘十八贤’。复率众至百二十三人,同修净土之业,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誓,令刘遗民著发愿文。”根据刘程之《莲社誓文》莲社的组织旨趣是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莲社表面上是一个佛教组织，实际是一个隐士俱乐部，其成员多达一百二十三人，至今可考的有十八人，世称“莲社十八高贤”。这十八人成分如下：居士七人：陶渊明、刘程之、周续之、宗炳、张野、张诠、雷次宗。梵僧二人：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沙门八人：慧远、道昺、昙常、慧持、昙说、道敬、道生、昙顺。道士一人：陆静修。十八人之中以慧远为中心，慧远法师后为佛教净土宗始祖。“莲社十八高贤”当时名声很大，名士陶渊明、谢灵运等亦时来游玩酬唱。
“竹溪六逸”
“竹溪六逸”见《旧唐书;李白传》：“与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唐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居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后来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
“竹溪六逸”以李白之盛名而闻世，其中坚分子则是孔巢文。《旧唐书•孔巢文传》称孔巢文“少力学徂徕”。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湮没无闻。杜甫有《题张氏隐居》一诗，考其时日地点，似指张叔明。
“华山三高士”
“华山三高士”见《新五代史;郑遨传》：“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之。”他们三个人常在一起饮酒弈棋，遨并能诗。”
《新五代史;隐逸传》记载：“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也。唐明宗祖庙讳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学，敏于文辞。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其妻、子与俱隐，其妻不从，遨乃入少室山为道士。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辄投之于火，后闻其妻、子卒，一恸而止。遨与李振故善，振后事梁贵显，欲以禄遨，遨不顾，后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其后，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阴，欲求之。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以为三高士。遨种田，隐之卖药以自给，道殷有钓鱼术，钩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其信然，而不之求也。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时以左拾遗、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赐号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南山三友”
“南山三友”见《宋史;高怿传》：“与同时张峣、许勃，号南山三友。”《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六•隐逸上》记载：高怿，字文悦，荆南高季兴四世孙。幼孤，养于外家。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百家之书。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放奇之，不敢处以弟子行。与同时张荛、许勃号“南山三友”。《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载：怿，季兴四世孙，从种放隐终南山，与张峣、许勃号南山三友，屡膺荐辟及召命，俱固辞。帝嘉其守，特赐之，诏州县岁时礼遇，仍给田五百亩。其后文彦博又言怿高行可厉风俗，复赐第一区。
“苕溪五隐”
“苕溪五隐”见《明史;孙一元传》：“时刘麟以知府罢归，龙霓以佥事谢政，并可湖州，与郡人故御史陆崑善，而长与吴珫隐居好客，三人者并主于其家，珫因招一元入社，称苕溪五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太白山人漫稿;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记载：明孙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称秦人。或传为安化王孙。王世贞《题一元墓诗》曰：“死不必孙与子，生不必父与祖。突作凭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盖其踪迹诡异，当时即莫之详也。尝栖太白之巅，故称太白山人。又尝西入华，南入衡，东登岳，又南入吴，与刘麟、吴珫、陆昆、龙霓称“苕溪五隐”。
“海内三遗民”
“海内三遗民”见《国朝先生正事略;徐俟斋传》：“先生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清史稿;徐枋传》将徐与沈、巢并称‘海内三遗民’。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苏州人，清灭明，守志太平山，築涧上草堂，终身不入城市。
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号耕岩，宣城人。出生在一个诗书官宦世家，曾祖父沈宠，官至广西布政司左参议；祖父沈懋敬，蒲州同知，封德庆知州；叔祖沈懋学，万历五年状元，官拜翰林院修撰；父沈有恒，太学生。崇祯九年(1636)举贤良方正，应天巡抚张国维推荐沈寿民应诏。时国是日非，清军大兵压境，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对此沈寿民忧心忡忡，三次上书朝廷提出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但三次上书没有结果，沈寿民拂衣而归。回到宣城，沈寿民隐居麻姑山，以授徒为生，从学者常达数百人。沈寿民隐居麻姑山30多年，足不入城市，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去世，门人私谥贞文。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气节，沈寿民常年“皂帽裹头”，即使在酷热的盛夏也不脱去。沈寿民的高尚节操得到士人的高度赞扬。
巢鸣盛：字端明（1611-1680），一字五峰，号崆峒、止园。嘉兴人。世居今郊区凤桥镇巢家弄。20岁时就读于石佛寺，博览群书，尽通其义。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明亡，为遗民，隐居巢家弄。在其母墓侧筑永思草堂，又建“止阁”，因之自号止园。巢鸣盛在崇祯年间为复社中人物，明亡后，与吴中徐俟斋、宣城沈寿民合称“海内三遗民”。与长洲徐枋、桐乡张履祥、海盐陈恂等友善，彼此以气节相勉。隐居37年，足迹不到城市，与妻钱氏以耕织自活。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著名的隐士团体外，中国历史上还有因世家、喜好、同道、择师、联姻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隐士小团体，如：先秦时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南朝时孔淳子、戴颙、王弘之、王敬弘诸人；明末清初的阎尔梅与傅山等，总之是代不乏人。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隐士他们的所谓隐居仅仅只是与仕途脱离，而不是与尘世隔离，更谈不上独来独往、离群索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