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麻城杜鹃花节的由来:菊花、櫻花與梅花──從武士道與儒士道看中日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56:11
转刚刚看到的一篇梁燕城的文章，对中日文化进行的比较，思想是很重要的，日本人的思想不变，对他们的防备之心就始终都得保持。
梁燕城
http://www.crrs.org/cchinalist.asp?id=70&news_kind=%E6%96%87%E5%8C%96%E4%B8%AD%E5%9C%8B
菊花與劍─論日本文化的弔詭性
最近小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日外交風波。日本人為何對殺害千萬人生命的一級戰犯東條英機如此懷念，要放在靖國神社中參拜呢？這有其文化的特殊因素。
美國人類學家班妮迪克（Ruth
菊花是日本天皇王冠上的裝飾，也是日本人所愛的花，代表的是柔順優美，劍則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徵，代表剽悍兇狠，及切腹自殺的堅忍痛苦。兩者結合成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就是以戰鬥殺戮為美，而美的極峰，就在武士死的一刻。
日本人也愛櫻花，視為國花，櫻花燦爛的時間很短，其盛放之時即凋謝零落，隨風而飄，日本人卻以此為最美，櫻花最美的時刻即為死亡。那是象徵武士精神，武士追求戰鬥時之奪目，且以奮戰至死或忠勇地自殺為最淒美光榮的一刻。故日本古代格言曾云：「花中櫻為主，人中兵為貴」。那是將櫻花的美與武士的剽悍結合。
當日本神風特攻隊的自殺飛機起飛時，中學生女生在機場揮舞櫻花枝送行，以年青機師用自殺方式攻擊敵人，是武士的表現，用櫻花歌頌其死亡為美的表現。一九七五年在其空軍基地建博物館，視這些自殺機師為英雄，卻亳不反省這些青年的犧牲，全都來自日本侵略他人國家，殘殺他國人民的後果，反而視之為勇敢忠心，且像櫻花一樣在死亡時為最燦爛的美感。
武士道的精神
日本武士Samurai一字，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來自Sa
所謂武士道，來自日本人長期與兇猛的土著蝦夷人抗爭，由此日本人也習慣了戰鬥性，以此為大和魂的精神。在歷史上日本分裂很久，其戰國時代各城邦均招集好勇鬥狠之輩，而武士階層即由此興起。漸漸由武人控制朝政。
從武士階層發展出武士道精神，本來中國哲學中的「道」，是指宇宙萬物彼此相關而和諧的規律，及淵深無盡，包容一切的本體。所謂天下有道，更是和平有道之意。但日本卻用「道」來描述以殺人和自殺為最高境界的武士精神，可說是對「道」概念的最大扭曲。
武士道有八德包括正義，勇敢，自制，仁心，守禮，真誠，榮譽，盡忠。但其正義連著對上級的忠誠，著名武士小林子平則定義云：「義不同於勇，義即決心，道理既曉，付諸行動，頑強不屈，當死時，必敢於死，當征討時，必敢於征討」[注二]。以此為義，不是為弱者奮鬥那種公義爭取。其仁心是對武士榮譽的愛，也是施給弱者，特別是鬥爭中失敗的人。如一一八四年須磨浦之戰中，名武士熊谷直實，將一敵人扭倒在地，見是一俊美年青人，不是同級的名武士，故願放之，此為其仁。但這年青人為了榮譽，不肯走，終被他砍頭殺死，這是那年青人的義，故這種仁絕非孟子那種感通於他人苦難的仁，卻是不殺不同級者那種榮譽感。武士的德性是忠心克己和勇敢，為天皇或主人隨時準備犧牲，這是最高的名譽。其德就獨缺乏道德上的孔孟所講的仁義。慈愛和對人尊重，與西方中世紀武士伸張正義，博愛世人，關懷窮困的精神大異其趣。
他們用武士道來訓練孩子，就是對武士之子，自少教他自制，以武士犧牲作為其人生首要義務，要壓制童心的種種發展，去與敵人摶擊，學習射箭，騎馬，角力和擊劍，以此為其遊戲。少年人從小就配短劍，教其用之以殺敵，或用之來切腹自殺。
日本人很喜歡在家中昇起用紙或布造的鯉魚，隨風飄揚，原來他們認為鯉魚在被捕時，掙扎最烈，最後又能坦然躺著被刀所戮，代表倔強的武士精神。日本人以此教兒童，離開恩愛仁義，要戰鬥到底。
正因這精神，東條英機手上雖然染滿了數千萬人的鮮血，但這對不重視仁義的日本人並不重要，反視之為武士精神的表現，將之放入代表武魂的靖國神社。
天皇的神道文化
靖國神社建立於一八六九年，為招魂社，一八七九年改稱靖國神社，紀念為天皇而戰死的「英靈」，不在乎戰死者是否善良正直，只在乎其為天皇而死。
靖國神社的文化，不管正義與否，不管有無仁愛或真理，只要為了天皇，就可犧牲自己生命，以滿足天皇的個人意志要求。這種犧牲，忠勇而又帶著愚昧，本質上與伊斯蘭激進份子的自殺炸彈，是同一種思想與文化。這種文化是很難有和平的。
這種日本文化精神是以神道教為核心，神道教是純種族主義的宗教，認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神的直系後代。當然這宣稱是來自第四十代的天武天皇命人編成的《古事紀》的講法，成書於公元七二○年，純是天皇自稱的觀點。敬拜天皇成為一種國家主義及種族主義的表現，武士就是要忠勇地保護天皇，為之而死，若失敗則為之而自殺。
班妮迪克描述天皇體制的特性是階層社會，每個人都在關係中生活，在階層中按其特殊身份而構成其地位，在其中每個人對天皇、社會、祖先和父母都像有債務般，要不斷付出來建立自己的榮譽聲望。並由此形成一種恥感文化，一切行為都要在文化中十分謹慎，免得帶出來羞恥。
在這恥感文化下的罪惡反省，就大不同於西方對上帝的認罪懺悔，卻是對天皇的悔改。古日本儒學大師貝原益軒重視人的罪惡性，如云：「人心多蔽塞，而有偏執，……是以為學之方，須舍己從人，虛以受人，庶乎無偏曲之弊」。又云：「故人有過，非所以為恥，苟私意蔽固，則雖有過，而不能知之，雖知之，又不能改，所以為可恥也」[注三]。
人有過不是恥，知之而不改才為恥，人要捨己從人，虛以受人才無偏，本都是好道理。然而一旦落入天皇為主的階層社會系統中，所謂「過」與「蔽塞」，卻是對天皇的不忠，而所謂懺悔，是向天皇悔改，言自己的不忠，而所謂懺悔，是向天皇悔改，言自己的不忠。故此，中國儒學雖然在唐代大量傳入日本，但儒家的修養和自省工夫，就變成修己以從天皇，這是對儒家精神的一大扭曲。
日本虛偽的懺悔
日本二戰失敗投降後，由皇室成員組成「終戰內閣」，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首相東久邇稔會見記者，提出戰敗的原因，提到：「事至於此，當然政府的政策也不好，另外國民的道德敗壞也是原因。現在軍人和全體國民都應徹底懺悔」。這是所謂「一億總懺悔論」。
此中的反省，不是日本因侵略和殘暴而失敗，卻是怪責人民的「道德敗壞」，這「道德」不是指仁愛正義那種美善價值，卻是對天皇不夠忠勇，其懺悔不是向那被屠殺的數千萬亞洲人，卻是向天皇懺悔自己不夠忠心，換句話說，是殘殺中國、美國、韓國、台灣、東南亞人不夠徹底，這就是恥感文化下的罪惡觀與懺悔觀。
在恥感文化下，悔改是對天皇與國家，由此而維護自己的榮譽，而不是對無辜被屠殺和虐待的外國人，故此日本至今對二戰不是謝罪，只是深切「反省」，反省只是一個中性名辭，不一定是對罪惡的反省，究竟反省什麼，反省當年打得不夠狠毒，軍事預備不足，政策不良，而有負天皇所託。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愛媛縣的議員發表「對戰?者的追悼感謝之意誓建永久和平決議」中云：「由於戰禍而蒙受莫大犧牲之亞細亞諸國，在受到歐美諸國的殖民地統治後也實現了獨立。……這樣為了祖國安泰和亞洲的解放而獻出尊貴生命的，我們必須說就是本縣四萬四千和全國三百萬餘的戰?者的恩賜」。這是說，日軍是「解放」亞洲的解放軍，今日亞洲各國得以獨立，脫離外國控制，有經濟成果，還得多謝日本皇軍的「恩賜」，這就是其「反省」了。
變成虛無主義的佛教
日本文化受佛教影響很大，推古天皇時期的聖德太子攝政二十九年，用武力討滅排佛的物部守屋，制定憲法，說明要篤信三寶，崇尚佛法。但將之與神道思想混合，成為天皇統治所用的政治文化，漸被扭曲為天皇及武士道的附從思想。新渡戶稻造說：「使武士道興起的第一個因素是佛教。心境平和，對命運溫馴的態度，對不可避免的世界超然地服從，臨危不懼，卑生並親死的心境，都是佛教對武士道的啟發」[注四]。這些平和、溫馴、超然的德，說來好聽，實質卻是殺人和自殺的修養，其實是將佛家的空觀與無執，轉為殺人時的冷酷。
佛學講無執，日本武士卻要執著於忠勇?殺，佛學講緣起性空，武士們卻將之化為虛無主義，以為生命本無價值意義，殺人姦淫也是空。武士道信條有云：「無父母，以天地為父母，無家庭，以蒼天為家庭，無神力，以忠誠為神力，無法律，以自衛為法律，無策略，以正殺為策略……」。這是虛無主義的思想以武士心志為中心。結果平安朝時有僧兵的肆虐，又在侵略亞洲時，有日軍一面拜佛，一面兇殘屠殺人民的矛盾情況，這可說是對佛教那追求解脫思想的扭曲。
日本戰國末期名將織田信長，以三千兵抗今川義元五萬之眾，出戰襲敵之前他與眾將痛飲達旦，起舞歌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何所憾」。之後即上馬襲敵營，結果殺今川，滅敵師。
信長所唱的詩句，甚有佛學意味，對人生之如夢幻，生死之無常，看得甚透，應是一種悟境吧。然而難以想像的，是其竟在出戰殺人時講這悟境，這豈非矛盾嗎？
原來這不是領悟，卻只是一種虛無主義，利用空的思維，說明人生無價值和道德原則，進而即可進行不道德的兇殘行為，故此文藝評論家杉山平助在南京大屠殺後對記者表達，見到一老太婆抱著死去兒子的屍體哭了三天，他說：「幾億人的苦惱，呻吟，對自然來說，比一瞬間的風更空洞。……所以我對這個眼淚滿眶的支那人的苦惱（指老太婆抱兒子死屍哭了三天），只是報以冷笑。奴隸的生命本不值一提。同時我們的生命也不值一提」[注五]。這就是虛無主義的冷漠，使一切殘酷得合理化。
日本人的精神構造
日本政治評論家津田道夫，分析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指出日本有一種平民利已主義，來自鄉村的共同體意識，在現代化過程中變成家族主義。一方面要共同防衛，一方面則敵對地排外。其利己意識是盤算利益，滿足物欲，價值上則是虛無主義，日本軍民在戰時的記錄，顯明他們在殺人，掠奪和姦淫時，完全是情緒性的發洩。
日軍東史郎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說，放火燒民居，只是因為覺得冷。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記得因見一中國老苦力樣貌冷漠，荒山上等兵說：「你的臉讓人討厭，你要是死了，就不會在老子面前晃來晃去」。於是一刀刺入其肺，他口吐鮮血，掙扎一下就死去。
被稱為有良知的藝術評論家山平助，在一九三七年到華北和南京旅行，對記者說：「為了勝利，為了確保戰果，採取甚麼手段都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道德都是無力的，無能的。今後的戰爭，區別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從嚴格的意義上是不可能的。迅速的殲滅也是一種慈悲。……殘忍也是一種力量」[注六]。
以殲滅為慈悲，殘忍為力量，是徹底的虛無主義，其根源來自對佛家「空觀」的扭曲。但正因虛無，殺人和掠奪就沒有甚麼問題了。
津田道夫指出，家族共同體的敵意排外，配合天皇聖戰觀加上利己和虛無的思想，姦淫擄掠就是自然表現。他更指出，「如今日本人很喜歡買春旅行團，是同一種行動方式，不過將武器換成金錢而己，支持這兩者的共同點，是傲慢的大國意識」[注七]。
梅花與儒士
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分別，可以從梅花性格去對比日本人所愛的櫻花與菊花。
中國人自古都愛梅花，可追溯到最古文字記錄，詩經云：「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注八]。那是春秋時代在梅樹下唱的詩章，梁代簡文帝詞作云：「昨日看梅花，新花日已生。今日聞春鳥，何啻兩三聲。凍解地聞淥，雲穿天半晴」。那指梅開花於春寒時節，能耐寒到春至解凍之時。
梅花與松竹被稱為歲寒三友，是中國文化所歌頌的植物，並很多時用來描述理想的人格，主要原因是其能在最寒冷時生存下去，代表了堅毅奮鬥精神。司馬遷在描述屈原時云：「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表示艱難與醜惡的時代，才能知道誰是清淨廉潔之士。松梅竹正是這種能在寒冷時節，仍能開花生長的性格。
故此中國所歌頌的人格，不一定是有極大功業的人，也不是忠勇的武士，卻是在艱苦處境中維持人格的文士，如孔子、屈原、文天祥、譚?同等，均是沒有功業上的成功，但卻成就道德人格，甚至為道德原則而犧牲生命。
這可稱為儒士精神，屬文士，與日本的武士恰恰相反。其精神面貌可見諸《禮記．儒行篇》：「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俘以待舉，力行以待取」。這是以「強學」，「忠信」，「力行」來建立自己人格。又云：「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注九]。甲冑（頭盔）與干櫓（盾）本為戰鬥時所用，但卻以忠信和禮義為本，這是道德人格的戰鬥性。
儒士與武士
中國儒士的精神，與日本武士的不畏死是一致的，但內涵卻大大不同。《禮記．儒行篇》云：「劫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那是在眾人威脅，用兵武力來恐嚇下，仍是寧死不改變其持守的道德品格。
又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儒士可以親切相處，但不可用力劫持。可以接近相交，但不可以威權脅迫。且可以被殺，而不可侮辱。
又云：「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義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儒士聞善見善都告示他人，有爵祿權位，卻先讓與他人，遇到患難，則願意效死。
儒行篇三次提到儒者寧死不屈，捨生取義的抉擇，但在平日卻「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生以有為也」。即愛惜生命以待世人之用，保養自己健康以預備有作為。故此儒士不會像日本武士般常預備自殺，只會願堅持原則而被殺，如文天祥，或用自殺以明志勸善，如屈原等。
儒者也不像武士般愚忠於天皇或幕府將軍，卻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又「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不會因上面的權威而改變其原則。故儒士是見理不見人，只屈服於天理，不屈服於天子及權勢，其能置生死於度外，但不動輒自殺以示忠勇，卻以堅毅之心面對危難，期待能在危難中發揮價值，所謂「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注十]。這就是梅花象徵的精神。
梅花與櫻花的性格
櫻花的美，在其死時之燦爛，及其飄忽而落時的悲劇性，梅花的美，卻在其在冰雪下的堅毅生長，及其在寒風侵襲中仍能不死，反而盛放的暗香疏影。
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與日本人樣子差不多，建築均是飛簷重瓦，吃飯均用筷子，繪畫均以水墨寫意，似乎中日文化很接近。然而單從櫻花與梅花的特質，即可見兩大民族性格大異。
中日文化的最大分別，就在重儒士與重武士之別，儒士之道與武士之道，大異其趣，儒士講文質彬彬，武士講勇敢就義，儒士講優雅自在，武士講豪氣干雲，儒士以文會友，武士以武克敵，儒士以和為貴，武士以鬥為尚。
儒士武士均不畏死，但儒士希望養生以待命，武士卻自殺以顯忠。中日文化均有階層性及羞恥感。然而儒士以道德天理高於天子，故忠於道，而不諂媚於上。武士以天皇為最高真理，為了「維護國體」，不惜否定道德要求的為侵略謝罪。
日本的武士文化，其精神在正視人的有限性，因為其以宇宙是虛無，生死是無常，人根本很有限，始終會死，故人生重點在如何死得美麗，像櫻花一樣。美麗的死亡來自對天皇的絕對盡忠，由之以表現家族的榮譽。化而為極大的激情，堅忍奮進以達死亡時的淒美。由於高度瞭解有限性，日本人很快會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以改造自己，又能在戰後困境中堅苦奮鬥，以達至驚人的經濟成果。然而，其文化中獨缺道德上的仁愛正義，故也不肯認錯謝罪，此其不足也。
中國的梅花性格，使中國人常在最艱苦的時刻，能有極高的忍受，勤懇奮鬥達至成功。其精神在無論如何要生存下去，且希望下一代得到較好的生存環境，故中國文化「重生」，生生不息，長久延續下去。這生生的原理，亦被中國哲學家視為人性中的道德天理，是人的天命之性，是良知的原則，這道德天理是永恆的，為人面對艱困時所持守。然而中國人在這種永恆感中，常會十分自足，故此善於適應環境，但不善於改革處境，故此中國二千年來，制度本質的改革十分艱難與緩慢。由於中國文化的無限感受強，故此容易包容，講和諧，人也變成易妥協，易於搞關係，對理性化的體制、法治系統的程序不易於理解，因此現代化發展與改革常常遭遇難題。此亦中國文化的不足，故須吸收西方理性思維，及敢於悔悟而更新的精神。若與西方文化比較，德國對二次大戰的殘暴，全部承認，甚至在猶太人被屠殺的記念碑前下跪認錯。其基督教文化勇於認罪悔改的精神，令人敬佩，這是亞洲文化所當學習的。
注一]Ruth
[注二]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傅松潔譯（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二○○四年），頁一六。
[注三]見《慎思錄》，《日本理論彙編》八冊，（臨川書局，昭和四十五年）。
[注四]《武士道》，頁一○。
[注五]見《支那和支那人和日本人》（改造社，一九三八年）。
[注六]同上。
[注七]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程兆奇、劉燕譯（香港，商務印書館，二○○五年）。
[注八]《詩經．召南篇》。
[注九]《禮記．儒行篇》。
[注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