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东城区哪个胡同有特色:文革史料 有关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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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节概述
一、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第二次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陶铸在卫生部钱信忠等汇报时的插话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陶铸对推行错误路线是非常卖力的。他认为中央各部的运动可以先不搞，把大部分工作人员派到外面去搞工作组，或搞直属单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
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
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
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说明，陶铸贯彻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非常坚决。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顾瑞华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陶铸给是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二、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
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在谢富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陶铸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生活会开了几次，始终一言不发。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找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总理和我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思找头阵，甚至从头到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陶鲁笳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
（六）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
（对钱信忠同志）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
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一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陶铸讲话：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王任重打电话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编者按：这篇社论由陶铸主持定稿，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总精神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不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编者按：对于以上两个文件，毛泽东划了圈但并不满意。他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泽东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泽东总认为搞了１７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从这里开始，陶铸与毛泽东的分歧一步步更加显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的几点意见（金明转告）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中南局批转湖南两个报告，批语写得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但估计高了一些。
1、第五、六页，当前任务，第一条，末尾讲到“团结好两种人……”先讲“保皇派”，后讲 “反对省委”的人，把后一种人摆在第二位，还讲到“团结──批评──团结”，位置不对，“批评──团结”的提法不当，似乎他们犯了错误。
2、对于一小撮……都要“不失时机地”斗倒。太早了。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编者按：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在湖南作了一个抓“黑鬼”的报告，打压支持群众运动的革命干部。而陶铸还在大加赞扬“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对于张平化要“不失时机地”斗倒“一小撮”，陶铸认为只是“太早了”，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所以“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江青发生了一次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陶铸看到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
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
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１６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１９３５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
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
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帝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大多了！
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耍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活！”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１０月１６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１０月１８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托调中增加一条崭新的
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中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毛译东看到这封信时，是１０月１８凌晨３点。再有７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５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涛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上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严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部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１６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８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井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且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
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国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不同意１５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六、陶铸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毛泽东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特别是王力。
王力在会上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在会议上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陈伯达澄清几点意见。
毛泽东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
陶铸在会上说：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会上说：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七、把陶铸的问题端出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
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张平化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６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编者按：显然，这个话中说“极少数人”就包括陶铸在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批判陶铸。
早在十一月初，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于十一月初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
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说出“咎由自取”的话。
十二月工交座谈以后，毛泽东就定了要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个会由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大家都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陈伯达的讲话与６７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８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于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堵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
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提问：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同学提问：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61、62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主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月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编者按：显然，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针对陶铸的。陶铸对问题作了回答和辩解。
在造反派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６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侯了６个小时”。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在１２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的情况，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历史证明：群众的这些活动并不是中央文革某某人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陶铸：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 油炸九头鸟”！
王任重戴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王力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叫王力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八月，王任重给王力写了个条子，王力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等也在座〗
陈伯达：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後台的。这个後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１２月三十日的那次接见。
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天快亮了，知道大家都没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里天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也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你们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必须向毛主席请示，而且经过党中央讨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的谈话
〖周总理于一月七日早上一时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总理问了许多代表。摘要如下。〗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
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
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陈伯达：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全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
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
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江青说：
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康生说：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江青说：
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联
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12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对“揪陶火线”战士的指示
伯达：
你们这些人是那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撤，无条件地撤，（鼓掌）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副总理：
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文章指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这篇文章了把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时代中学 陆荣根《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三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贰、本节简论
陶铸在文革中迅速大起大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会议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彭真、陆定一的职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积极主张派工作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从头到也没有发言。但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
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以后，他还要搞书记处，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陶铸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四日，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镇压革命，陶铸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他斥责江青：“你也干涉得大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十七日经陶铸同意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总理主持的生活会，陶铸作了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与群众发生对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时说：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了把党中央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另外，陶铸还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中说：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後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当时经过审查，认为他有叛变行为。但这个问题，在文革中，中央并未作出正式结论。
这些年来，右派们对陶铸的“歌颂”，从反面证明了党中央当时对陶铸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陶铸在七、八月也说过错话，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反对打倒刘少奇，他坚决反对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公式。保护了许多干部。
一、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第二次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陶铸在卫生部钱信忠等汇报时的插话
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陶铸对推行错误路线是非常卖力的。他认为中央各部的运动可以先不搞，把大部分工作人员派到外面去搞工作组，或搞直属单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
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
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
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说明，陶铸贯彻刘少奇的错误路线非常坚决。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顾瑞华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陶铸给是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二、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
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在谢富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陶铸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生活会开了几次，始终一言不发。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找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总理和我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思找头阵，甚至从头到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陶铸打电话给是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陶鲁笳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
（六）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
（对钱信忠同志）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
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一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陶铸讲话：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王任重打电话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编者按：这篇社论由陶铸主持定稿，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总精神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不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编者按：对于以上两个文件，毛泽东划了圈但并不满意。他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泽东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泽东总认为搞了１７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从这里开始，陶铸与毛泽东的分歧一步步更加显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的几点意见（金明转告）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中南局批转湖南两个报告，批语写得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但估计高了一些。
1、第五、六页，当前任务，第一条，末尾讲到“团结好两种人……”先讲“保皇派”，后讲 “反对省委”的人，把后一种人摆在第二位，还讲到“团结──批评──团结”，位置不对，“批评──团结”的提法不当，似乎他们犯了错误。
2、对于一小撮……都要“不失时机地”斗倒。太早了。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编者按：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在湖南作了一个抓“黑鬼”的报告，打压支持群众运动的革命干部。而陶铸还在大加赞扬“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对于张平化要“不失时机地”斗倒“一小撮”，陶铸认为只是“太早了”，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所以“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江青发生了一次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陶铸看到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
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
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１６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１９３５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
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
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帝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大多了！
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耍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活！”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１０月１６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１０月１８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托调中增加一条崭新的
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中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毛译东看到这封信时，是１０月１８凌晨３点。再有７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５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涛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上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严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部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１６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８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井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且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
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康生说，“红卫兵已经分化了。” “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国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不同意１５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六、陶铸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毛泽东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特别是王力。
王力在会上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在会议上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陈伯达澄清几点意见。
毛泽东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
陶铸在会上说：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会上说：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七、把陶铸的问题端出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
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张平化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６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编者按：显然，这个话中说“极少数人”就包括陶铸在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批判陶铸。
早在十一月初，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于十一月初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
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说出“咎由自取”的话。
十二月工交座谈以后，毛泽东就定了要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
不久，陈伯达又面见陶铸对他进行劝说：“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陶铸说：“我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说：“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我和刘、邓无界限可划。”
“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说：“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陶铸说：“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说：“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陶铸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个会由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大家都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陈伯达的讲话与６７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８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于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堵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
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陶铸在中宣部讲话时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提问：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同学提问：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61、62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主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月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编者按：显然，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针对陶铸的。陶铸对问题作了回答和辩解。
在造反派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６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侯了６个小时”。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几个小时后，中宣部大院便出现了记述这次接见始未的《特号新闻》：紧接着，要求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般地刷满了大院。
在１２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的情况，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历史证明：群众的这些活动并不是中央文革某某人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陶铸：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 油炸九头鸟”！
王任重戴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王力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叫王力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八月，王任重给王力写了个条子，王力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等也在座〗
陈伯达：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後台的。这个後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１２月三十日的那次接见。
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天快亮了，知道大家都没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里天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也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你们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必须向毛主席请示，而且经过党中央讨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的谈话
〖周总理于一月七日早上一时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总理问了许多代表。摘要如下。〗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
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
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陈伯达：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全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
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
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江青说：
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康生说：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江青说：
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联
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12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对“揪陶火线”战士的指示
伯达：
你们这些人是那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撤，无条件地撤，（鼓掌）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副总理：
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文章指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这篇文章了把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时代中学 陆荣根《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三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贰、本节简论
陶铸在文革中迅速大起大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会议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彭真、陆定一的职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积极主张派工作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从头到也没有发言。但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
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以后，他还要搞书记处，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陶铸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四日，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镇压革命，陶铸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他斥责江青：“你也干涉得大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十七日经陶铸同意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总理主持的生活会，陶铸作了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与群众发生对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时说：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了把党中央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另外，陶铸还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中说：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後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当时经过审查，认为他有叛变行为。但这个问题，在文革中，中央并未作出正式结论。
这些年来，右派们对陶铸的“歌颂”，从反面证明了党中央当时对陶铸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陶铸在七、八月也说过错话，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反对打倒刘少奇，他坚决反对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公式。保护了许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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