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车位价格均价15万:历史研究 宋金史诗：兀术不死，兵革不休

南宋大臣宋汝为于建炎三年（1129年）出使金朝被扣留，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初乘金朝完颜兀术（宗弼）再次发动攻宋战争之机，逃归宋朝，向宋朝丞相献上了一封有关恢复方略的书信，他在上书中指出，“兀术不死，兵革不休” ，即认为金兀术是一位十分好战的人物，如果这位好战的人物不死，宋金之间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议，天下就会战乱不休，人们就不会有和平的生活。当时，这种认识，并非是宋汝为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宋朝多数人的认识，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金兀术并非一味主战，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最终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好。本文就想对这一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从主战向主和转化
宋金之间曾一度建立友好联盟关系，共同出兵灭亡了辽朝。但在双方商讨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地归属时，开始出现磨擦。以粘罕（宗翰）为代表的一些女真贵族，认为宋人没能按照宋金盟约的要求攻取燕京，主张不与宋朝燕云一带土地，只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主张与宋朝交好，执意将燕京一带土地移交宋朝，并表示云州一带土地等到捉获辽天祚帝以后也移交宋朝。但遗憾的是，金太祖还没有完成对宋朝的土地移交就与世长辞了。此后，控制朝政的粘罕等人拒绝将云中一带土地移交宋朝，并以宋人接纳叛臣张觉等事件为借口，一再请求发兵攻宋。最初，金太宗犹豫不决，以为有违太祖原约，后来在一些大臣的撺掇下，终于下达了进攻宋朝的命令。
这时的兀术虽然暂露头角，并在金军灭辽斗争中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年龄和资历的关系，还没有成为金朝最高决策集团中的人物，因此史书中没有记载他在金人主张进攻宋朝时持什么态度，但据后来兀术积极主张攻宋来看，那时的兀术也一定是一位积极主张进攻宋朝的“狂热”分子。
宋金战争爆发以后，兀术一直随从皇兄斡离不（宗望）率领的东路军出征，并充当先锋军统帅，成为积极进攻北宋并灭亡北宋的急先锋。
金人灭亡北宋以后，由于鞭长莫及，难以控制原来北宋辽阔的领土，遂采取了以汉治汉的政策，册立张邦昌为“大楚”傀儡皇帝，让张邦昌帮助他们管理黄河以南地区。随后，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 等，率军北返了。
金人北返以后，赵构乘机重建南宋政权，张邦昌主动放弃伪楚皇帝之号，自觉听命于宋高宗，伪楚政权自消自灭。
金人听说赵构重建宋朝，傀儡皇帝张邦昌被废，大为恼怒，便以宋人废弃张邦昌，“推戴赵构，妄称兴复”为名 ，于天会五年（1127年）十二月再次大举攻宋。
金人再次攻宋，兀术仍然是积极主张攻宋的“狂热”分子。那时，斡离不已死，讹里朵（宗辅）升任为右副元帅，兀术又成了讹里朵所率领的东路军中的一员战将。金人在讨论对宋作战方案时，“河北诸将（主要指右副元帅讹里朵率领的东路军）欲罢陕西兵（主要指左副元帅粘罕率领的西路军，也称河东军），并力南伐”，而河东诸将则不同意，他们说：“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
粘罕进一步主张：“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然后取宋” 。由于粘罕久驻河东，有意将其地发展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使自己的势力受到损失，所以他不同意将陕西军队合并到河北军队之中并力南伐的建议，极力主张先出兵陕西，然后进军河北，再全力灭亡南宋。这种攻宋方略，对于粘罕巩固自己的山西、陕西一带根据地是大有好处的。河北诸将看出了粘罕的意图，遂极力反对粘罕这一攻宋战略。由于河东、河北诸将意见分歧，“议久不决”，只好请命于金太宗。太宗两用其策，令娄室率西路军，作为偏师，进攻陕西；令左副元帅粘罕与右副元帅讹里朵合兵组成东路军，作为主力，全力南伐。太宗指示：“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 。也就是说，金人这次出兵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要灭亡赵宋政权，等到灭亡赵宋政权以后，再立一个像张邦昌伪楚政权那样听命于金朝的傀儡政权，以便帮助他们管理黄河以南地区。
“灭亡赵宋政权”不仅是这一时期金廷对宋政策的最高目标，也是兀术的最大愿望，他全力执行这一对宋战略，率领本部兵马随从讹里朵大举南下。兀术作战神勇，很快就攻下了濮州、开德府、大名府等地，迅速平定了河北地区，因功升为元帅左都监。
天会七年（1129年），宋高宗获悉金朝大队人马前来追袭的消息以后，仓惶渡过长江，逃往建康（今江苏南京）。兀术见有机可乘，遂“请于粘罕入寇江上” ，表示愿意率领一支军队穷追宋高宗，当即得到粘罕和讹里朵的批准。宋高宗听说兀术率兵来追，又慌忙逃往杭州，边逃边派遣使者致书于金左副元帅粘罕说：“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 ，一再表示愿意削去帝号，甘为金朝藩臣，兀术对宋高宗的摇尾乞怜置之不理。于是，宋高宗又连续逃往越州、明州，接着，乘船入海逃往定海（今镇海）、昌国（今定海）、温州一带。兀术率军尾追而来，一路所向披靡，连续攻下建康、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等地，听说宋高宗逃往温州又想逃往福州，“遂行海追三百余里” ，不及而还。
兀术追击宋高宗进入南海，将宋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既是兀术灭宋思想发展到高峰时期，也是他从主战向主和思想转变的开始。
兀术虽然将宋高宗一直追入南海，甚为得意，但他在南进和北返途中也遭到了南宋军民的沉重打击，“张浚以孤军敢于敌战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陈思恭邀击于吴县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击于荆南而有宝丰之捷，岳飞邀击于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韩世忠捷于镇江” 等，尤其是韩世忠的军队，将兀术阻隔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几乎不能北返，“犬羊震慴，知国有人” 。
兀术处处受到邀击，开始意识到宋朝毕竟是一个基础雄厚的大国，只是由于“太平日久，民不识兵” ，再加上宋朝统治者实行避战求和的政策，才一时失利，一旦宋朝军民组织起来，特别是他们那种抗拒金人的民族精神发挥出来，其力量则是难以抵挡的。此后，兀术开始认识到灭宋的困难，逐步产生了攻宋的畏难情绪。史书记载，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
挞懒（完颜昌）约他“再征江南，兀术皇恐推避，不肯从之” 。“初，宗弼自江南北还，宗翰将入朝，再议以伐宋事。宗翰坚执以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宗翰曰：‘都监务偷安尔’” 。说明，天会八年（1130年）兀术自江南北归以后就产生了攻宋的畏难情绪，开始由主战向主和方面转化。
兀术虽然开始产生攻宋的畏难情绪，但由于那时掌握金朝实权的粘罕一派仍然锐意进取，不愿意与宋议和，所以并未实施与宋议和战略，但他们也意识到原来金强宋弱的形势已经悄悄地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也同意将原来的对宋斗争策略进行一些调整，开始改变原来灭亡赵宋政权以后再立傀儡政权的打算，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的对宋斗争策略，遂于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册立由宋降金的刘豫为傀儡皇帝，让他帮助金人管理河南陕西地区，并通过这个汉人傀儡招诱南宋军民和加强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以便达到他们“以僭逆诱叛党”的目的。接着又改变扣留宋使不遣的作法，于天会十年（1132年）放回宋使王伦，“具言息兵讲和之意” ，试图通过“和谈”松懈南宋军民斗志，以便达到“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更好地为他们灭亡赵宋政权的总目标服务。
粘罕为了贯彻他的“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方针，也为了扩大自己在陕西地区的势力范围，建议将中原地区的防务交给刘豫，而将金朝的东路军合于西军，全力进攻陕西，然后由陕入川，灭亡南宋。于是，兀术又率军随从讹里朵进入陕西，成为川陕地区攻宋主力。兀术在实施这一灭宋战略时，并不顺利，富平之战，金军虽然获胜，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和尚原之战又被宋将吴玠打败，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 ，“亟剃其须髯遁归” ；仙人关之役，再次被吴玠打败，兀术“几为吴玠所杀，赖韩常援而出之，常被南军射损左目” 。连续遭到宋军打击的兀术，进一步意识到，原来金强宋弱的形势已经开始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如果继续与宋进行战争，对金不会有太多好处，希望与宋议和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兀术的这一思想变化，从后来的战事发展以及宋人的有关记述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此后，宋金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就是天会十二年（1134）的金齐联合攻宋战役。当时，刘豫以南宋徐文来投以及伪齐奉议郎罗诱上“南征议”为名，请求金朝出兵大举攻宋。当时金朝将领意见不一，金太宗因为“右副元帅宗辅（讹里朵）以为可”，便“以宗辅权左副元帅，右监军曷（昌，挞懒）权右副元帅，调渤海、汉儿军五万人以应豫”，讹里朵“又以右都监宗弼（兀术）尝过江，知地险易，使将前军” 。《大金国志》在记载此事时说，当金朝诸将“纷争行止之际，兀术并无一言，非有往年独请侵江之锐。至是，为窝里嗢所举方行。盖此将尝困于江南，又屡危于剑外，其鈆刀之锋，蒿矢之锐，固已判矣” 。兀术虽然充当攻宋先锋，但并未十分用力，当韩世忠在大仪镇袭败金军前锋挞也的部队以后，兀术一度十分震怒，曾约韩世忠再战，手下大将韩常则对兀术说，“今士无斗志，过江不叛者独常尔，他未可保也” ，建议兀术退军，兀术以为韩常说得有理，遂在没有得到左副元帅讹里朵和右副元帅挞懒允许的情况下，连夜引军退去。
这一史实既说明当时金军普遍厌战，也说明兀术同情士兵厌战，已有与宋议和的思想。
当时宋人的有关论述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绍兴三年（1133年）宋人韩肖胄曾受任出使金朝请求议和，回宋以后，曾于绍兴五年（1135）年初上疏说“臣昨在军前，闻金帅颇有厌兵之意，其众军亦甚思休息，特尼玛哈（粘罕）、固新（希尹）、高庆裔辈持之不肯。” 吕颐浩也曾说“尼玛哈之性，好杀喜战，用兵不已，昧于不戢自焚之祸，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讴吟思乡” 。均明确指出金朝“将帅颇有厌兵之意”，“甚思休息”，只是由于粘罕等人主战，宋金议和才不能真正施行。他们两人都把粘罕、希尹、高庆裔等粘罕一派说成主战派人物，而没有把兀术列为主战派人物，说明此时的兀术已经属于“有厌兵之意”的人物，不再属于主战派了。上述史实，充分说明，到了金太宗后期，兀术已经产生了与宋议和的思想。
二、绍兴十年攻宋是为了“复取河南陕西”
人们认为兀术主战，是一个“战争狂”，不仅仅是因为兀术在宋金战争初期攻宋的“狂热”，还在于他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议和后又撕毁了和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再次大举攻宋。其实，兀术绍兴十年再次大举攻宋，并不是反对宋金议和，而是反对挞懒将河南陕西之地割赐宋朝，是为了纠正挞懒失误，“复取河南陕西地” 。
如前所述，兀术在金太宗统治后期已经产生了与宋议和的思想，但由于主战的粘罕一派控制朝政，兀术的议和思想及其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
天会十三年（1135年），金太宗死，金熙宗即位。金熙宗面对宋金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有意与宋议和。于是，熙宗在具有议和思想的兀术和挞懒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施与宋议和战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原来的“以和议佐攻战”的对宋策略改变为“以攻战佐和议”，即确立了“以攻战为手段，以议和为目的”的“以战促和”的对宋斗争方略。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以及加强金代皇权，金熙宗即位以后，诛杀和逼死了专横跋扈的主战派粘罕等人，同时，主动停止了对宋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天会十四年（1136年）伪齐刘豫听说南宋张浚会诸将于江上，榜其罪恶，准备大举北伐，惊恐万状，急忙向金人乞师。宗磐（蒲鲁虎）等人都反对帮助刘豫攻宋，于是，金熙宗令刘豫自行措置，只“遣兀术提兵黎阳以观衅” ，兀术对刘豫的胜负漠不关心，致使刘豫之子所率70万大军很快败下阵来。刘豫屡次失败，仍不甘心，又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九月，以南宋郦琼率军来投并献策攻取江南为借口，再次请求金齐联合大举攻宋，金朝君臣对刘豫屡遭失败以及他投靠粘罕一派十分不满，遂乘机派遣兀术与挞懒率军径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废掉了刘豫。
粘罕死亡、伪齐被废，金人与宋议和道路上的障碍基本上被扫除，此后，金朝君臣在对待与宋议和的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了异议。这从宋人的有关议论以及史家的有关记述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朱喜就曾指出，“当绍兴七年（1137年）之时，虏王以篡，高庆裔、粘罕相继或诛或死，刘豫既见疑于虏，一子又大败而归，北方更无南向意” 。
明确指出当时的金人已经没有进攻南宋的意图了。《大金国志》记载，绍兴七年，金朝为废弃伪齐刘豫大起军马南征，“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废豫也。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人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于斯可见女真厌兵之甚也。” 女真“厌兵”、“怯战”，毫无疑问是由于宋金形势发展变化引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绍兴八年金朝大将韩常与宫茵关于宋金兵力强弱的一段论述，更能说明问题，他们两人“论及江淮、川陕用兵等事，（宫）茵盛言金兵之强，官兵（宋兵）之弱”，韩常则不同意，说：“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军，其勇锐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指出了当时的宋金形势已经由“金强宋弱”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了，金朝上下在对待与宋议和的问题上没有异议就是受这种形势制约的结果。
金朝君臣在对待与宋议和的大政方针上虽然没有了异议，但在如何与宋议和的具体问题上却有不同看法。以挞懒、宗磐和宗隽等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把原来刘豫控制的河南陕西一带土地割赐给宋朝的基础上与宋朝讲和，他们美其名曰：“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 ，其实是别有用心。原来，宗磐是金太宗之子，一直想继承皇位，挞懒和宗隽等人则有意帮助宗磐夺取政权，因此，他们内外勾结，试图通过与宋交通，取得外援，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寻机夺取政权。而以宗干、宗宪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在不与宋朝河南陕西之地的基础上与宋朝讲和。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但由于当时的挞懒和宗磐控制军政主要大权，加之熙宗有意尽快与宋议和并相信了他们“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的话，很快批准了挞懒的请求，并于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年）与宋初步达成了议和协议，双方规定：金将河南陕西之地割赐给宋朝，宋朝则要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绢各25万两匹。
兀术没有与挞懒一起赶赴京师参预这次与宋议和的讨论，所以史书中没有留下兀术对这次会议所持态度的记录，但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反对将河南陕西之地割赐给宋朝的。兀术虽然反对将河南陕西之地割赐宋朝，但在中央做出决定以后，也可能是由于兀术也愿意与宋朝议和，并相信“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的缘故，后来由他亲手负责，于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1139年）三月，正式将河南陕西之地交割给宋朝。
很明显，将河南陕西之地交与宋朝，对金朝不利，当时宋朝的吴玠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今虏人以河南归我，而陕西在其中，可谓失策，徐必悔悟” 。
事情的发展正如吴玠所说，金人很快就后悔了。
兀术在将河南陕西之地移交给宋朝时，发现宋朝发布的诏书和赦文，根本没有像挞懒、宗隽所说的那样，将金朝割赐宋朝土地之事“归德于金” ，既对宋朝大为不满，又对挞懒主张割地产生了怀疑。据李大谅《征蒙记》记载，挞懒主张将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南宋，兀术曾十分愤慨，特至京师追呼四辅军帅说：“都元帅（指挞懒）割三京还南宋，何缘不谕吾计议其中，都元帅必有逆谋，欺罔国朝，恐与南宋别有异图，其理未当。
尔等四辅，自今后都元帅府应有行移军文字，如吾不在府第，无吾手押，不得承受回报。故来面谕尔等，切宜谨守，只待吾急赴国朝，整会割还地土” 。不久，宗磐等人谋反之事败露，熙宗下诏诛杀了宗磐等人，考虑到挞懒以前有大功劳，免其死罪，降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接着，兀术察清了“挞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的真实情况，“奏请诛挞懒，复旧疆” 。于是，熙宗下诏诛杀挞懒，并于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再次下诏大举攻宋。
熙宗在他所下诏书中明确称其再次攻宋的主要目的是“复取河南陕西地” ，流传至今的各种史书在记载此次宋金战争时，都说兀术“复取河南陕西” 、“复取河南”或“复旧疆” 等，就连《宋史》也说兀术“复取河南” ，没有人说兀术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灭亡南宋，这说明，兀术此次攻宋并非是反对宋金议和，而是为了纠正挞懒等人对宋政策的偏失，收回原来伪齐所管辖的河南陕西之地，使宋金议和在有利于金朝的条件下达成。后来战事的发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当兀术大军占领了河南陕西之地以后，就主动与宋朝进行议和活动，并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与宋朝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这次和议基本上按照伪齐刘豫所辖疆界划分两国边界，与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议和相比，除了金朝收回河南陕西地以外，其余条件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明金军此次攻宋的主要目的是要收复河南陕西之地，与宋议和的大政方针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兀术等人“以攻战佐和议”战略的组成部分。
当然，宋金的这次议和也是兀术在顺昌、郾城等战役中被南宋刘锜、岳飞等军队打得大败、知道继续攻宋不会有什么新进展的结果。毫无疑问，兀术能够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就是因为宋金形势逐步由“金强宋弱”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的结果，如果兀术能够灭亡南宋，他就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只有在他不能灭亡南宋的形势下才会产生与宋议和的思想，这也进一步说明此次兀术攻宋并非是他对宋议和思想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兀术希望金宋议和能够在有利于金朝的条件下达成，这就是兀术此次攻宋的主要目的。由于兀术“攻战”、“议和”两手并用，对宋斗争战略策略得当，很快便达到了“以攻战佐和议”、并使和议在有利于金朝的前提下与宋议和的目的，从金朝方面来说，可谓获得了胜利。
三、“绍兴议和”以后“坚守和好”
兀术与宋朝签订“绍兴和议”以后，一直注意与宋朝保持和好，在边界地区设置榷场，与宋朝进行比较广泛的贸易。又与宋朝确立了交聘制度，每年元旦（阴历正月初一）及宋朝皇帝生日等都派遣使者入宋表示祝贺，在宋朝皇帝逝世的时候也遣使进行吊祭等。兀术这种希望与宋朝保持和好的意图，当时的一些宋人也看出来了，比如，侍御史李文会曾说，“金国遣使，礼意至厚” 。一直反对议和的韩世忠也曾说，“两国讲和，北使朝正恭顺” 。至于宋高宗，更是把“观金人之意，和议必须坚久” 之类的话挂在嘴边，时常提起，这虽然是宋高宗等人为了夸耀自己的议和之“功”，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兀术确实具有与宋朝保持和好的愿望。
到了皇统八年（1148年），兀术病危时又亲笔写下了“临终遗行府四帅书”，谈了他的对宋战略和主张。我们从兀术的这篇临终终遗言中，更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对宋态度，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们将原文引述如下：
“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子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契丹、汉儿，侍吾岁久，服心于吾。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韩、张、岳、杨，各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于汝等：吾身后，宋若败盟，任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收）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公桓（即宋钦宗）安坐汴京(今河南开封)，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数岁后，供需岁币，色色往来，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扰乱非理，其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十五年后，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离怨，军势隳坏，然后观其举措，此际汝宜一心，选用精骑，备其水陆，谋用材略，取江南如拾芥，何为难耳！尔等切记吾嘱。吾昔南征，目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
兀术的这篇临终遗言，虽然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如谓“韩张岳杨 ，列有不协”等，但学界还没有人对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提出疑义，说明这条史料的基本精神还是可信的。
兀术在他的临终遗言中虽然也谈到准备日后攻取江南之事，但通览全篇，可以看出，其主旨思想还是要与宋朝保持和好并加强对宋朝的防御。
兀术认为，在宋金“绍兴和议”之前，宋金形势已经开始由“金强宋弱”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了，到了绍兴和议签订以后，这种形势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兀术认为这种宋强金弱的形势还会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因此，他遗嘱金朝将帅，要继续与宋朝保持和好，不要随意惹事生非，但他对宋朝能否长期遵守盟约，坚守和好，心中则没有把握，时刻担心宋朝撕毁和约，大举北伐。他认为，那时，宋朝“军势雄锐”，如果“招贤用众，大举北来”，就会争取到中原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轻而易举地收复宋朝旧有疆土。因此，他遗嘱金朝将帅，要做好一切预防宋朝败盟的准备，并亲自为金朝制定出一系列防御宋朝军事进攻的战略和策略。他主张，如果宋朝举兵来犯，可以动用金朝的精锐骑兵打败宋军；要是宋朝军势强盛，一时抵挡不住，可以请出金军灭亡北宋时俘虏的宋钦宗，让他安坐汴京，必要时辅立为傀儡皇帝，以协助金人稳定中原地区。宋钦宗是宋高宗的长兄，在宋人眼里，宋钦宗似乎是更为正统的皇帝，如果金人请出宋钦宗，宋高宗进攻中原必有忌讳，要是宋高宗不管这些，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进攻中原的话，一定会失去中原人民之心，也会导致南宋人心涣散，那时，金军协助宋钦宗，一定能够打败南宋的军事进攻。兀术认为这样做，既“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可以称得上是防御南宋的最嘉良策。
金兀术这种以预防为主的对宋方针和政策，是基于他认为宋强金弱的认识所制定出来的对宋战略和策略。实际上，兀术对宋金形势的认识并非完全正确，宋金在“绍兴和议”之前，确实一度出现过宋强金弱的形势，但由于宋朝的统治者实行避战求和的消极退让政策，迫害岳飞等抗战力量，使宋强金弱的形势转瞬之间又变成势均力敌之势，“绍兴和议”就是在宋金这种势力均衡的情况下签订的。和约签订以后，宋金仍然保持这种势力均衡的态势，长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兀术认为他临终时的宋金形势仍然是宋强金弱，实际是过高地估计了宋朝势力，过低地估了自己的势力。正由于兀术低估了自己的势力，所以他才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好并加强对宋朝的防御。当然，如果兀术不低估自己的势力，能够认识到宋金势力处于均衡状态，也应该采取坚守和好、加强防御的对宋政策，因为在双方势力均衡的情况下，谁也消灭不了谁，保持和好，对宋金双方都是有利的。
兀术的这种与宋朝保持和好的态度，不仅从他在“绍兴和议”以后实行的对宋政策和自己的临终遗言中可以看出来，也得到了一些史家的承认，比如，《大金国志》的作者就说“兀术临终，以坚守和好之说” 。李心传也在他的著作中，把兀术临终遗言所说“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之语，改写成“宗弼且死，语其徒以本朝军势强盛，宜益加和好” ，说明，李心传也认为兀术在绍兴和议以后曾一度主张与宋朝“益加和好”。上述史实，充分说明，兀术在绍兴和议以后，确有与宋朝“坚守和好”的愿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兀术在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前是一位积极主张攻宋的“狂热”分子，天会八年以后，开始向主和方面转化，大体上到了金熙宗即位以后，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转化。天眷元年（绍兴八年，1138年）在挞懒的主持下，金朝将河南陕西之地交还宋朝，与宋朝达成了初步和议，随后，兀术撕毁和约，重新发动侵宋战争，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回河南陕西一带土地，并非是反对与宋议和，而是希望在有利于金朝的条件下与宋达成新的议和，从兀术主张与宋议和的目标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与宋议和的条件上与挞懒等人的主张不同。挞懒的主张有损金朝利益，兀术的主张，则有利于金朝的发展，当然，这种有利于金朝的发展，是在损害宋朝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是不可取的。绍兴和议以后，由于兀术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宋强金弱，所以主张坚守和好。可见，兀术在对宋政策方面，并没有一味主战，而是随着宋金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由主战向主和的转变过程，并主张在绍兴和议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与宋保持和好。那种认为“兀术不死，兵革不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