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凤酒6年陈酿:小世界（全球整合重塑中国商业模式）

2006年11月，IBM将其最大的部门之一——全球采购部门的总部从纽约州索默斯迁往中国深圳。这是IBM首度将集团的某一部门、机构的总部迁移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IBM称，“这一决策可被看做是IBM从一家跨国公司向新的模式——全球整合企业转型的有效例证。”

IBM全球首席采购官约翰·彼得森，将在这里管理IBM在全球6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的7500名采购人员。

真正发人深思的是随后全球商业寡头的鱼贯跟进。

英特尔公司将全球五大事业部之一的渠道平台事业部落户上海，理由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收购了IBM个人电脑部门的联想，将全球总部迁往美国，目的是“能摆脱作为一家中国公司的视野局限，更好地从全球的角度来掌控PC业务的发展”。

如果说，跨国IT企业正在上演一出“企业无国界”的舞台剧，以实现全球资源整合，那欧洲的化学公司、日本汽车生产商和美国工业集团也只争朝夕，全都纷纷到中国设厂，而银行、保险公司、专业服务公司和信息技术公司则一窝蜂地拥向印度。

这一切，预示着一场全新社会浪潮的到来。

全球整合可谓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变革之最。无论是国家、地区、民间机构、企业还是个人，无一不被这股洪流挟裹着前行。仅以企业举例：

宝洁公司从1997到2000年，每股收益以约2%的年度复合增长率增长。从2001到2007年，当全球整合工作的力度大大加强时，该指标飞跃到22%。在同一时间段内，5年股价增长超越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及其竞争对手的表现。

IBM研发工作已经完全整合到6个国家中的8大研究院和15个国家中的61个开发院之内。全球9个主要制造中心都已经整合到一个网络之内。21个全球呼叫中心处理着来自客户的每月300万次呼叫。

位于香港的利丰贸易集团，创建了横跨37个国家，涵盖7500家企业的全球处理网络，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每项客户需求而无需进行垂直整合，使得利丰的股东价值在过去10年中得到1200%以上的增长。

在《小世界》出版之际，我遽然想到美国“9·11事件”，一场西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仇恨与城市建设中追求高大、标志性两条道路相交带来的结果。而这两条道路的指导思想与小而智慧的世界背道而驰。如果坚持全球整合共享的发展思想，“9·11”可能不会上演。

世界发展的出路究竟何在？我想应该回归于小而智慧的道路，回归于全球整合共享的道路。

◇ “6 1”中国之问

不久前，郎咸平教授提出“6 1”中国之问。郎认为：从2005年开始，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产业链战争”的时代。

“产业链战争”就是在整条产业链上，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 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就沦落在了价值的最低端。

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近10美元，在这个产业链里，我们只能创造1美元的价值，而且还给自身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但美国人通过“6”，获得了9倍的价值，而且这9倍的价值没有污染、没有浪费。也就是说，我们创造1万元的价值，就为美国创造9万元的价值，我们创造100万元的价值，美国人就会获得900万元的价值。所以我们越勤劳、越制造，美国人就会越富裕。也正因为这种产业链的错误定位，美国维护了绿地和美好家园，而我们中国则遭到了污染和浪费。

在“产业链战争”时代，如果一个企业还在“1”上下功夫，还寄希望于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谋求发展，失败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因为在整条产业链里面，劳动力所占的成本已经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了。未来企业降低成本不在于利用廉价劳动力，而在于“6 1”中的六大块必须高效整合，比如惠州和深圳的服装纺织业，都没有“6 1”，可能是不同的企业在做，从第一道环节到最后一道环节，惠州一般需要180天，至少也要100天，而西班牙有一个服装企业，85%的产品都是在欧洲生产的，价格非常便宜，款式非常新颖，质量一般，但也可以满足大多衣服只穿一年的时间需求，这就是“6 1”高效整合的结果，从第一道环节到最后一道环节只需12天，其效率是广东同行企业的15倍。

201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GDP全球第二大的国家。然而，中国企业很少像美国那样，能够发展那么多的新商业模式、新的行业。比如，当日本人把汽车做得非常优秀，精益求精的时候，美国还可以出星巴克、微软、Google、MySpace等世界顶级的公司。

中国必须“从月球看地球”。从1840年到现在，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都是从下往上看。永远只会在西方化的方式中搞低成本竞争，这岂能产生像星巴克这样的公司？！

如何从月球看地球？

第一，要超越科技中心观。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出了一批伟大的商业平台。高盛可以不拥有核心技术，沃尔玛也可以不需要所谓的核心技术，星巴克也可以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他们照样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世界级商业平台。

第二，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需要超越我们是中国人，超越我们是中国的公司的概念，把全世界都看成是我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梅西，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穆里尼奥。让梅西和穆里尼奥为我所用，这是核心思想。

第三，学会以全球应对全球，而不仅仅是以中国应对全球。

德国奔驰公司董事长埃沙德·路透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恐龙照片，照片下面写着：“在地球上消失了的、不会适应变化的庞然大物比比皆是。”

戴尔电脑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说：“有的时候我会半夜惊醒，一想起某些事情就害怕。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越。”

联想总裁柳传志说：“我们一直在设立一个机制，好让我们的经营者不打盹。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因此，我们必须重塑中国商业模式，这就如同死亡、税收一样不可避免!

◇ 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会

未来10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全球整合下的商业模式。

一个公司不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它也同样不能在它的家乡获胜。全球模式、全球运营、全球资源、全球品牌、全球人才、全球文化，将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该如何应对这场挑战？

第一，从传统的经济安全观，走向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安全观。今天，相互依存是最安全的，而不是说你自成体系，自力更生更安全。

第二，站在全球层面整合中国产业链。中国钢铁占了全球40%，但是我们没有米塔尔这样的全球整合公司。我们有全球最大的水泥产业，占全球水泥产量一半，但是中国最大的十个水泥公司加起来，不如法国的一个拉法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产业怎样在全球公司产业链中找到新的定位，在产业链中怎么发展壮大。

第三，中国企业必须从一个民族企业走向跨国公司，甚至全球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电脑后，就把电脑总部从北京迁到北卡罗来纳——IBM笔记本电脑总部。它的18个高管现在6个是联想的，12个美国人中有一部分是IBM公司的，有一部分是戴尔公司的。联想的股权只有47%，53%来自美国和全球投资者。它的市场只有38%是在大中华区，62%是来自全球。

柳传志说：“我在中国市场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了，如果我要想再做大就太难了，我必须出去。”

要想成为联想这样的公司，有两条路：一是跟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合作；一是去并购或收购全球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我们的全球产业链。

全球整合并不排斥中小企业参与运作。微软总裁说过一个1：16理论：“当我自己做1美元的生意，会给周围带来16美元。”

中国中小企业如何提升自己的产业链，如何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带有全球视角的公司？

1.要想成为印度米塔尔那样的全球巨无霸可能性太小，那就做微型化全球企业。德国有一家公司15个人，垄断了全球高端焊接市场，世界上做不了的焊接全交给他们做。

2.小公司也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不一定是技术，可能是最优秀的整合能力，然后，聚焦某一产业链，其成功率绝对会比较大。

3.力争被全球产业链所需要，哪怕一点点。

◇ 全球问题的中国选择

整合全球资源，引领中国4000万家企业转型，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十年时间由一家没有特殊背景、没有核心技术的“小不点公司”做上市，成为中国供应链服务标杆，并敢于问鼎世界供应链服务核心企业的奥秘是，我们始终不渝关注全球问题中国选择。

我们深深明白：

一、 21世纪属于“全球整合世纪”！所有拒绝资源整合共享的人或者企业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路，被时代大潮彻底淘汰！

二、 中国企业要有国际经济话语权，要有议价权，要打破郎咸平教授的“6 1”捁制，必须整合全球资源，整合产业链，彻底改变观念，以中国资源应对全球问题，以全球资源应对全球问题，而不是以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努力去愚公移山，应对全球问题！

中国为什么一直欠缺世界级的伟大企业？不是我们的产品与世界对接不够，而是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伟大商业平台！就像我们造了成千上万架飞机，却没有大机场，有航母却没有巨型码头！

现在到了打造中国的商业航母平台的时候。

周国辉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1世纪属于“全球整合世纪”

21世纪将以谁的名字定义？“中国世纪”、“印度世纪”、“亚洲世纪”还是尚未完结的“美国世纪”？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务管理主席奥戴德·申卡尔如此断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世纪’开始的标志时间点就在2025年。”

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2009年最后一天撰文感叹道：“我们正在经历500年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弗格森对中国几乎“不喘息”的发展充满赞叹，称中国在1978—2004年26年间取得了英国在1830—1900年70年间的战绩，将本世纪初美国GDP超中国8倍的差距缩小到现在的３倍。

英国专栏作家马丁·雅克斯表示：“虽然简单地说哪一个国家能代表整个人类世界有些狭隘，但再过20到30年，人们会看到，世界将变得更加‘中国化’，中国会像过去的欧美国家一样，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引领世界。”

日本《宝岛》月刊断言“早晚，中国将凌驾于美国之上”。

然而，原中国驻美大使吴建民的警钟却让人醍醐灌顶：“21世纪并非是中国世纪或者亚洲世纪、太平洋世纪，而是属于全人类、属于全球的世纪！”

“全球的世纪”其实指的就是全球整合的世纪。

你需要通过多少人才可以认识比尔·盖茨？我告诉你，最多6个人！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了一个“小世界现象”：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通过6个人就可以建立联系。

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靠着棉花交易起家的雷曼兄弟轰然倒塌，158年金字招牌坠入历史。未及半年，全球无一人无一地不被这场金融海啸劫持。

“人们说美国打个喷嚏，欧洲就感冒，亚洲就得肺炎，而非洲的肺结核就更严重了。”肯尼亚总理奥廷加直言不讳，“这场灾难与以往的多次灾难表明，今天地球上所有人的命运被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绝缘体！”

世界的发展似乎完全应验了“地球村”的比喻。这个小而智慧的世界，如果离开了“全球整合”四个字，则是大而愚蠢。

先向大家展示一串沉重的数字：

1.人类在使用电力时，有40%～70%的电力从发电到最终使用被白白损耗。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大约多烧了几亿吨煤，在大气当中多排放几亿吨的碳和几十吨的二氧化硫。

2.世界各国目前在挖的油井85%只能挖20%～30%的油。另一方面，仅美国洛杉矶一个小区的车子，每天在找车位上所消耗的油，就是5万加仑，排放700万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让一辆空车环绕地球行驶38圈。

3.中国有1/3的工业废水、90%的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江河湖海。与此相对应，90%的城市水环境恶化，已诱发46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海水入侵。

4.由于缺乏健全的电子医疗记录，美国每年有220万起因为手写的处方造成的配药的错误。专家认为，如果有电子医疗统一记录的话，每年可减少10万人死于医疗事故。

5.因为供应链效率问题，美国食物店每年丢掉400亿美元的食品。而同问题还导致该国每年有32.5万人因为食物中毒住院，5000人死亡。

造成世界“大而愚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子还是出在全球资源没有整合或者整合远远不够上。

世界已步入第四次浪潮，即互联网加物联网时代，这种信息革命加供应链革命创造的全球整合将实现人类全面的互联互通，使世界真正变成一个“智慧的小地球”，给人类带来更方便、更有趣、更多元化的生活。

而中国，当下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坎子上：是迈向一个小而智慧的世界，还是大而愚蠢的世界？

2006年6月，美国政府《外交》杂志上，发表了IBM全球CEO萨姆·帕米萨诺的一篇小文章：《全球整合企业》。

这位中文名叫彭明盛，身材高大，戴着金边眼镜，谦和而内敛，像大学教授的CEO被称为“海绵里包裹着钢铁个性”。他手舞足蹈，似乎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高呼：“跨国企业已如黄昏落日，世界步入全球整合时代！”

与萨姆·帕米萨诺的预言相应验的一幕不久即惊动了世界：

Chapter.01 全球化前世今生

1959年7月，

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夫妇在东非大裂谷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

经基因研究证实，

现代人类的祖先原来就居住在“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上。

第一章 全球化前世今生引子

还有什么地方比西雅图更适合全球化抗议者展示愤怒吗？

这里不仅是美国最强大的几家全球性公司的总部，包括波音、微软和星巴克，而且是WTO第一次峰会举办地。

1999年11月的混乱场景依然令人记忆深刻，更让人难忘的是如下一幕：一位年轻人捡起一只垃圾罐，用力扔在星巴克咖啡屋的玻璃门上，一位路过的老妇责骂他：“住手！你在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丢脸！”“这是自卫！”那位抗议者回击道。“你在防卫什么东西？窗子吗？”老妇惊奇地反问。

西雅图变成战场的那一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声势。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运动本身恰恰又是全球化的产物。

曾经，人类都有共同的父母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拥有多远的未来。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

1976年，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家史小说《根》问世，他挖掘了一条美国黑人的非洲之根。受此鼓舞，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掀起了一股黑人寻根热潮。这股热潮同样也触及了美国白人，引起了他们的反思，他们又来自何处？

当然，他们不需要探寻就可以知道，自己来自于欧洲。

但是，再追溯下去呢？欧洲人难道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块“旧大陆”上吗？

在这个困扰人类至今的问题上，似乎考古学意义上的每一次新发现都预示着一个推论的终结，直到1871年。

普京总统和布什先生的老祖宗是同一个非洲佬，居住在“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上。是年，查尔斯·达尔文在出版的关于人类进化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远祖更有可能是居住在非洲大陆。理由：非洲是最接近人类的大猩猩与黑猩猩的居住地，而人类正是由它们进化而来的。

1953年，英国科学家克里克和美国科学家沃森发现了人体内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分析世界各地活人的DNA，来复原他们祖先的活动轨迹，进而探寻到史前人类在世界上的居住状况。他们发现了女性身体细胞中隐含的历史，并且得以证明在非洲出土的那些化石不仅是最早的人类，而且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1959年7月，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夫妇在东非大裂谷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经基因研究证实，现代人类的祖先原来就居住在“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上。

去年，《华盛顿邮报》还拿此事打趣：哦，原来普京总统和咱们布什先生的老祖宗是同一个非洲佬！

科学研究显示，确实有一对“亚当”与“夏娃”，他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父母。亚当与夏娃偷食了禁果，所以有了人类。当然，这是一个神话。但是，科学研究显示，确实有一对“亚当”与“夏娃”，他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父母。

弄蛇女亨利·卢梭油画1907年巴黎奥塞美术馆藏人类是地球上非凡的居住者，是地球这个舞台的主角。适应或重塑自然环境，并与环境和谐交流是人类的使命之一。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尔逊遗传小组研究了世界不同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mtDNA），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

威尔逊小组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他们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于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威尔逊说。

威尔逊认为，当时的非洲也许有几千个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其他女性并没有生下女性后裔，所以她们的线粒体DNA谱系也就断绝了，只有“夏娃”的女性后裔代代繁衍，日益昌盛。

威尔逊小组认为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为每100万年2％—4％，据此推算，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夏娃”应当生活在14万至19万年之前。大概在9万至18万年之前，她的一些后代开始离开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

那“亚当”又是谁？近来的研究发现，决定男性身份的Y染色体也有一个非洲的源头。正如mtDNA只由母亲传递给女儿一样，Y染色体也只由父亲传给儿子，而且也不会发生其他染色体会出现的重组情况。但正如mtDNA一样，Y染色体也会突变。其结果是，在男子身上永久保留了其男性先祖的历史。在那些离开非洲的人类祖先中，男子的细胞里都带有非洲“亚当”的Y染色体——它被平淡地标记为M168。

如果照此解释，那么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距今大约70—20万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又怎么解释？还有比14万至19万年之前更前的爪哇“直立人”和德国海德堡人的遗骨？

对此，威尔逊小组承认，“夏娃”及其后代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许多古人类在生息，但“夏娃”的后代们（即现代人的祖先）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混合交融，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这是因为，如果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古人类混合的话，那些古人类就会将自身的、与“夏娃”不同的线粒体DNA遗传下来，现代居民中也就会出现许多种线粒体DNA。

可事实上，现代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是高度一致的，都来自同一个女性祖先“夏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来源的线粒体DNA。据此推断，那些古人类都灭绝了，被现代人类的祖先完全取代了。

假使人类的祖先最早起源于非洲，那么它们又是如何开花散叶、遍布世界的呢？

路线图：“亚当夏娃”星散全球

现在，我们可以回眸一下——

大约6万年前，一小群人从今天的东非出发，其人数可能在150—2000人之间。在之后的约5万年里，他们辗转迁移，逐渐占据了“肥沃新月地带”、亚洲、澳洲和欧洲，并最终通过白令陆桥进入美洲大陆。

直到1492年，哥伦布在圣萨瓦多的海滩上遇到阿拉瓦人的时候，从非洲起源却长久分散的人类兄弟才得以重逢。“冰河时代”末期，海水的上升将美洲与亚洲大陆分开。直到1492年，哥伦布在圣萨瓦多的海滩上遇到阿拉瓦人的时候，从非洲起源却长久分散的人类兄弟才得以重逢。

这就是人类社会第一个亦悲亦喜的全球化故事的科幻版本。

“亚当”与“夏娃”的后代们为何要离开非洲？这个谜迄今未解。不过，他们逃离非洲的路线图今天却已为人们所熟知。揭开这个谜，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全球化其实更是一种生命的原始选择。

“冰河时代”晚期，有这么一小群人，开始告别自己出生的土地，穿越红海，来到阿拉伯半岛南海岸，从此，整个世界向他们打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猎物的带路下进入中东，另一些人则沿着富产贝类的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印度，从此人类开始了一段更为广阔的旅程，并最终使自己遍布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繁衍生息。

就这样，在短短5000年时间里，来自非洲的古人类沿着印度和东南亚海岸一路东进，最终来到了一块大陆。只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块大陆与他们祖先的发源地非洲大陆，相距足有1.2万英里。

从非洲到澳洲的“长征”途中，你的祖先究竟是中途滞留，还是继续行进直至彼岸？2005年，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IBM联合启动的“基因地理工程”可以告诉你答案。你只需支付大约100美元，就可以从基因地理工程网站上购买一个参与工具包。在执行完一次无痛的面颊擦洗之后，再将完成的工具包发回基因地理工程。接下来他们会帮你处理好，然后告诉你，你属于的类群大致什么时候移民到什么地方，这个类群现在的基本情况等等。于是突然之间，你可能发现和你生活在不同大陆的数百万人甚至数亿人，都是你的远系血亲，也理所当然地明白什么是“合同为一家”这个内涵。

更有趣的是，与此前威尔逊通过研究线粒体得出的结论一致，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和特定的地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人类大都奉行一种“夫唱妇随”的习俗。因此，通过研究一个人的Y染色体标记的排列顺序，就可以知道他的祖先的行迹。这个基因组就好像中国名著《西游记》里唐僧的通行证，每到一个国家就要盖一个章。“你遇到过的人和看到过的地方都在你的基因组里。”

1492年，人类的航海家哥伦布才通过自己的远洋航行证明：欧洲人不是孤立于世的，在地球的另一端还生活着他的兄弟姐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等少数有阿拉伯、伊朗和中亚血统外，Y染色体都带有一种M175标记及其变种，他们是从中亚迁移到中国的“欧亚氏族”人群的后代。

欧亚人在中国出现之前，那些滞留在东南亚岛屿上没有向澳洲进发的人也开始向中国行进，这个证据是由中国遗传学家金力通过对Y染色体和mtDNA的研究发现的。直到今天，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外形差异，可能要归因于后来发生的遗传因子混合。中国北方人一般肤色较白，身材较高，眼睛较小，单眼皮特征更明显。而中国南方人一般肤色较黑，体型较宽，更像东南亚人。

与今天不同的是，北美的第一批定居者是通过白令陆桥到达大陆的。从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到北美大平原，他们的人口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且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前往美洲大陆，美洲很快被充盈起来。到约14000年前，随着美洲土著抵达智利南端，万古之前始于埃塞俄比亚的人类旅行，最终完成了对地球的征服。

此后，随着“冰河时代”的终结和海水的上升，许多连接陆地或者岛屿的陆桥开始沉没，古老的联系就此切断，人类也终于可以在局部内休养生息抑或战乱厮杀，开始专注于民族融合或者对外交往，从而创造了多种“微型全球化”的局面。1492年，人类的航海家哥伦布才通过自己的远洋航行证明：欧洲人不是孤立于世的，在地球的另一端还生活着他的兄弟姐妹。

这以后，来自更大区域和范围内的人、资本、信息等诸多要素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流动和整合，人类开始由“微型全球化”向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迈进，并最终使世界连为一体。

全球化：光明与诅咒的五音节单词

今天在任何国家，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电话线等设备，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其他国家的信息，并且大家几乎完全同步。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例如环境治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核扩散、传染病等，需要国与国之间加强合作，建立全球机制，共同解决。

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随着通讯、网络、交通工具等的发展，整个世界正在整合成一个“地球村”。

湖上桩屋K.约瑟林水彩画1891年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生活在瑞士科尔塔约的湖上人类。那么，全球化是个啥东东呢？

约瑟夫·奈认为，全球化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在经济领域，可称为经济全球化，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第二层是环境方面，指在空中或海洋里远距离的物质传送，影响全球环境，这包括极地冰川融化、酸雨等对全世界的影响；第三层是军事全球化，即使用武力的危险促使了全球军事上的联系，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第四层是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包括宗教的传播和科技知识的推广。他指出，全球化还体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娱乐等方面。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大大降低了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对话也全球化了。

“市场、民族国家与技术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的稳固整合——以一种能够把个人、团体和国家较以前更为深入、更为迅速、更为深刻与更为便宜地围绕在世界周围的方式……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真正地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时空解离”的状况，他认为，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中被重建。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市场、民族国家与技术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的稳固整合——以一种能够把个人、团体和国家较以前更为深入、更为迅速、更为深刻与更为便宜地围绕在世界周围的方式……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真正地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在2005年风行的新书《世界是平的》中，弗里德曼又用所谓“扁平世界”观来概括新世纪全球化发展呈现出的最新特征。他认为有三件大事造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扁平化趋势：“第一个原因是‘11·9’，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墙倒了，希望的窗户打开了。’”Windows操作系统3.0在5个月后就开始工作了。这两件一前一后的事件让在世界不同地理层面的人们得以一起看世界。

1995年8月9日，网景神话诞生。网景的首次公开发行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网景，班加罗尔、北京、布朗克斯在五年内成了邻居，人和人的连通变得简单。第三个原因是弗里德曼称为Workflow的软件，“它连接起光缆宽带和个人电脑，让沟通变得畅通无阻”。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夫则指出：“在全球经济朝着一体化前进的背后，隐藏着三股驱动力：运输与通讯成本的大幅降低；经济自由化；人口众多的东亚与南亚融入了世界经济，这两个地区生活着全球逾半数人口。”

除了学者，我们不妨再看看在那些世界大佬们眼里，全球化究竟是个啥东东。这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视角。

全球化的中心含义在于打破国界的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更为自由从容的旅行、贸易和移民的急剧增加，在于信息和科技的发展给予了我们一个彼此真切相依的世界。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21世纪的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全球化了。通信已瞬间完成，全球经济在各大洲同步进行，有许多问题只能以全球化式的方案加以解决，如核扩散、环境、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全球化是庞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果的高速一体化，全球化并非是已经在我们身上完成了的过程，而是我们正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的事业。

——英国前首相特尼·布莱尔

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在地球五大洲之间，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接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时经历了巨大飞跃。总而言之，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不仅是飞机，还有集装箱船和大型油轮——以及现代通讯交往技术、现代贸易在19世纪就已经加快速度，20世纪更是大大加快速度，特别是本世纪的下半叶。

——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全球化要成功，必须使各民族的文化和特性受到尊重，否则社会将无法在现代化中充分发展，并且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决策机制来对全球化加以控制并使其人道化。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世界在快速全球化，这就是说，金融、资本流动、投资和贸易迅速地扩及全世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以及技术、邮电和运输发展的无情法则。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然而，乘客们旅行的条件是极其不平等的。古巴不反对全球化，也不可能反对，因为这是历史规律。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

全球化对公司是一项挑战，促使公司研究世界，不仅仅是销售或者提供资源，而且还要发掘智力资本，从全世界网罗最优秀的天才、学习最伟大的观念。

——美国通用电气前任CEO杰克·韦尔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逼迫下，不能退缩而且必须迎上去解决企业全球化、参与全球竞争的问题。在全球竞争中取胜的标志是品牌，因此必须运作全球范围的品牌；但是如果想做成一个国际化品牌，又取决于全球化品牌的战略。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

要想成为全球化的公司，必须要在本土做好。用全球化的心去帮助当地的企业成功，去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的生活。

——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马云

尽管“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五音节的冗长单词，但它却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末尾到现在，全世界争议最多的词汇。

许多人对其满腔怒火，有时甚至是暴力抗议，认为它是“危险的”，而世界银行却宣称，全球化已使数百万人脱离赤贫状态。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对其是非的讨论中，昔日抨击全球化的人现在却表示，他们只是“异全球化论者”，主张以另一种方式来对待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

一千名观众固然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下列全球化七大特征却基本为各方所公认：

环宇一统

《韦氏词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使事物在范围或应用上成为全球性的”。1961年，《韦氏词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使事物在范围或应用上成为全球性的”。这个词正是基于世界不断缩小而产生的“环宇一统”观念的写照。

1957年10月4日清晨，一枚苏联火箭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腾空而起，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全球沟通的时代到来了。人类开始将眼光转向更高更远。1961年，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成立，这个非政府组织一开始就把保护地球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保护主义与同质化

197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官僚提出了一项所谓的“全球化”方案，对穷国的纺织品出口施加关税。他们声称，为公平贸易起见，关税的“全球化”势在必行。但实际上，这个措施不过是为了限制来自中国香港、韩国等主要供应地的纺织品进口。

今天看来，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方案实际上反而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不过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汇首次出现重大转变。随着自由和民主政治越来越被达成共识，许多国家开始降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也开始向薪酬更为廉价的地区转移，全球化一词的含义越来越接近其在《韦氏词典》中的原意，即使（事物）“在范围或应用上成为全球性的”。

20世纪70年代，交通和通讯事业取得重大突破。1970年，载客500人的波音“珍宝机”投入运营，人员流动变得更为频繁和迅速。越战期间，货运的集装箱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为大规模货物运输提供可能。而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也开始动荡，1971年，“金本位”终结，美元开始浮动，汇市交易浮出水面。电子转账和股票交易系统的出现，加上金融市场改革，为全球商业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全球化就这样静悄悄地潜入商业界，有人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市场全球化》，提出了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观点：“世界的需求和渴望已经不可逆转地同质化了。跨国公司已经过时，全球公司是大势所趋。”

同质化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因为全球公司将整个世界当成一个单一市场来运作，与跨国公司迥然不同。跨国公司要针对不同国家来调整产品和业务，往往付出高昂代价。而全球公司在所有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出售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列维特预言道：“唯有从全球角度对待市场的公司，才能取得长远的成功。”

“唯有从全球角度对待市场的公司，才能取得长远的成功。”受此鼓舞和启发，一辆涂有鲜明嘉士伯啤酒公司标识的卡车出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其口号却是统一的：“嘉士伯：也许是世上最好的啤酒。”

1985年，美国商界精神领袖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延续了列维特的工作。这位麦肯锡公司的日本负责人详细阐述了在产业和产品的日益全球化背后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并且拟定了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策略。

职业经理阶层也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由于一切因素甚至包括消费品位都已趋同全球化，因而不论哪个产业都必须实现全球化。人们也开始将这个词与另一种情况联系起来，即将生产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以抵制工会要求涨薪的压力。

1989年迈克尔·摩尔拍摄了一部令人心酸的纪录片《罗杰与我》，谴责了这种自私自利的公司政策。这也许是最早的反全球化电影之一，虽说当时全球化还只不过是商界的行话，尚未引起普遍的争论。

国际贸易的替代

报纸报道说：“坊间传言，福特即将推出的小汽车可能由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制造。福特在该公司拥有25%的股权。通用也拥有几家亚洲汽车制造商的股权。分析人士认为，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汽车业正在出现‘全球化’。”十年之后，所有零部件由世界不同地方生产，再统一组装，并实现供应链管理，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美国服装制造商协会（AAMA）有这样的宣传口号：地球制造。该协会宣称，将实行全球性的采购和出口。在他们看来，在哪里生产已不重要，核心问题是，只要你能在恰当的时间成本内得到恰当的产品。有报纸随之附和道：“国际贸易过时了，未来属于全球化。”

有鉴于此，许多企业从一开始就构思一种全球性的产品，1983年宝洁公司推出“液体汰渍（Liquid Tide）”，在美国和日本同时上市，宝洁公司再也不须为先立足美国，再开拓日本这样的谋略劳神费力了。

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也不再从国家边界的角度考虑问题，今天，承运公司之间的国际联盟已达到空前水平，而且这一趋势似乎会加快。

1985年底，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都已实现24小时交易环境，英国和欧洲大陆主要的股票发行大都包含在海外各个市场出售的部分。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全球视野创造了新的机会。借助这一环境，“全美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在1985年声名鹊起，它将其网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连为一体。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成为现实。

1986年，英国开始了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大爆炸”金融改革，它在把国内金融企业推向混业竞争的同时，引入了外国金融机构，从而为跨国资本流动开辟了通道，一个全球性资本市场随即诞生。它也最终使英国受惠——今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LSE)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

在金融业看来，全球化似乎意味着当前贷款、吸取存款和筹资的全球性质。“不论你是否喜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是现实存在的。科技和创新以意义重大的方式带来了这一现实。而不论是管制还是立法，任何物质手段都无法使之逆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伯南克直言不讳。金融市场轻松摆脱1987年股市崩盘的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他关于全球化现实不可逆的论断。

全球资本流动的永无止境

1997年10月19日，华尔街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琼斯股票指数骤跌508点，不少股票投资者倾家荡产，人称“血染华尔街”。然而，这一恐慌并没有维持很久，各个公司的全球化计划仍按部就班地进行，只是可能比以前更谨慎和理性。

美国服装制造商协会（AAMA）有这样的宣传口号：地球制造。该协会宣称，将实行全球性的采购和出口。在他们看来，在哪里生产已不重要，核心问题是，只要你能在恰当的时间成本内得到恰当的产品。有报纸随之附和道：“国际贸易过时了，未来属于全球化。”

有鉴于此，许多企业从一开始就构思一种全球性的产品，1983年宝洁公司推出“液体汰渍（Liquid Tide）”，在美国和日本同时上市，宝洁公司再也不须为先立足美国，再开拓日本这样的谋略劳神费力了。

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也不再从国家边界的角度考虑问题，今天，承运公司之间的国际联盟已达到空前水平，而且这一趋势似乎会加快。

1985年底，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都已实现24小时交易环境，英国和欧洲大陆主要的股票发行大都包含在海外各个市场出售的部分。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全球视野创造了新的机会。借助这一环境，“全美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在1985年声名鹊起，它将其网络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连为一体。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成为现实。

1986年，英国开始了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大爆炸”金融改革，它在把国内金融企业推向混业竞争的同时，引入了外国金融机构，从而为跨国资本流动开辟了通道，一个全球性资本市场随即诞生。它也最终使英国受惠——今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LSE)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

在金融业看来，全球化似乎意味着当前贷款、吸取存款和筹资的全球性质。“不论你是否喜欢，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是现实存在的。科技和创新以意义重大的方式带来了这一现实。而不论是管制还是立法，任何物质手段都无法使之逆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本·伯南克直言不讳。金融市场轻松摆脱1987年股市崩盘的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他关于全球化现实不可逆的论断。

全球资本流动的永无止境

1997年10月19日，华尔街遭遇“黑色星期一”，道琼斯股票指数骤跌508点，不少股票投资者倾家荡产，人称“血染华尔街”。然而，这一恐慌并没有维持很久，各个公司的全球化计划仍按部就班地进行，只是可能比以前更谨慎和理性。

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化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首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发达国家电脑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通讯费用下降，跨国信息流动也大大增多。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世界各地的投资流动与市场扩张。

1989年年初的一期《哈佛商业评论》最早指出，拜全球化之福，美国公司对海外工厂与设备的投资在十年间首次出现回升。纽约高露洁棕榄公司首席财务官赛利尔·西威特说：“本公司的资源并不是非要投入到美国不可。”当时该公司的牙膏、香皂等洗漱用品的海外销量已经超过美国国内销量。全球化不仅是一股潮流，它还是应尽力达到的目标，甚至近乎成为新现实下的求生策略。

全球化的涵义开始变成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生产体系。过去，一辆汽车在底特律设计、生产及销售。现在，美国（以及日本）汽车业的设计中心是加利福尼亚，田纳西、阿拉巴马等工资较低、技术较差的州负责组装。而一辆汽车上使用的成千上万的零部件，也许是来自更远的马来西亚、墨西哥或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密西索加。几乎所有产业都受到这一全球化趋势的冲击。

“竹效应”

1985年9月22日，美、西德、日、法、英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了秘密会议，五国财政部长决定同意美元贬值，共同签订了所谓的《广场协议》。

美元贬值直接导致了日元的大幅上升，在《广场协议》正式签订的第二天，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立即下跌了4.3%。接下来的六个星期，美国一直在使美元不断贬值，到10月底，美元共贬值了12%，变为1美元兑换205日元，到1986年9月，为1美元兑153日元。

日元的空前升值，迫使日本主要出口商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只在本土留下一些空壳式的总部。就像竹子一样，日本的产业运行呈现“空心化”，日本产业的全球化过程后来俗称“竹效应”。

1997年7月2日清晨，全球化的车轮撞上一块巨著石。

在泰国铢贬值的刺激下，紧张的投资者如潮水一般撤资，很快就在亚洲演变为一场全面危机。投资者撤回贷款，导致投入亚洲的数十亿美元资金灰飞烟灭。工厂关闭，负债累累的资产遭到拍卖，数万人涌上街头抗议。数月间，亚洲多国政府垮台。

抨击全球化的人士开始将其比做一场豪赌，强者不惜重金，弱者血本无归。人们将经济全球化看做是这场混乱的根本原因。

曾是业界时髦词的“全球化”，很快变成一句诅咒，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全球化开始代表跨国公司的剥削、自然资源的破坏、海豚和海龟在全球性捕捞网中遭到的屠戮、地球的污染、发展中国家文化与传统的毁灭、饮食习惯的“麦当劳化”，以及强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践踏弱国的主权。

世界经济的日趋融合，即便类似俄罗斯这样的一隅之地发生变故，都有可能激发全球性震荡。安南将全球化的世界比做一艘小船。“在这艘船上，（我们无法）漠视同行乘客都很有可能受伤。”印度大报《印度教徒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危机四伏的全球化》；一份加拿大报纸的社论写道：“全球化似乎已将我们咬入它的尖牙利齿。”

“必须将全球化进程视为一个民主化进程……（否则）边缘化人群将成为全球化的威胁。”辛哈警告说，对于遭这一进程遗弃的人而言，“‘全球化’仍将是一个由13个字母组成的脏字。”“全球化似乎已将我们咬入它的尖牙利齿。”

低工资、高带宽

季风和三桅帆船曾使欧洲商人将大量的印度织物运向市场，而现在取而代之则是光纤电缆这一“电子高速公路”，运送的产品也已迥然不同，如语音、文本、数据、脑波等。

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解释的，微软视窗、网景网页浏览器等通用软件视平台的出现，个人数码助理、网络电话等新技术的发明，美国网络泡沫的破裂，这一系列因素机缘凑巧，使数据传输量在突然之间剧增，为印度外包业兴起创造了条件。在其后的十年里，通用电气等几十家公司涌入印度，利用这一新发现的资源。到2006年，美欧公司的24小时业务已吸收50多万印度人，从事各种客户服务和办公后勤工作。

左派知识分子很快谴责说，呼叫中心的工人是“全球化时代的网上苦力”，但印度人迫不及待地抓紧“电子超级公路”带到门口的良机。拥有高速网络连接、国民教育的其他国家与之类似，从爱尔兰到立陶宛，从塞内加尔到菲律宾，大学毕业的工人能够不出国门便为外国公司工作。

在喀尔郊区的一处呼叫中心，几百名年轻的塞内加尔人头戴耳机坐在座位上，告诉法国（塞内加尔过去的宗主国）客户如何使用洗衣机或是如何安装电子邮件软件。他们愿意接受远低于发达国家同行的工资。这些工人及其从事的IT服务在突然之间扩展了外国公司可利用的劳工储备，使各个国家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世界的后勤室。

国际分工日趋明朗

2005年，“麦肯锡全球学会”的一份研究预言，13%—50%的工作将转到海外，包括软件、信息科技、银行、保险、制药、工程、会计等等。

当前美国制造业工作总数约为1400万个，在未来电子时代可能流失的美国服务业工作总数约为该数字的两三倍。虽说外包还鲜有发生，但“这最终也许会相当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目前新出现的工作机会大都是仆役和低薪工作。如不采取行动遏制外包大潮，英国可能沦为这样一个国家：“只有肥佬和理发师，没有任何中间阶层。”

全球性公司本已淡薄的地域色彩变得更为微弱了。巨头60%—80%的销售都在海外进行，公司经理现在忠于其在全球的消费者，而非忠于某个国家或民族。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商戴尔有43%的销售收入来自美国国外，英国可能沦为这样一个国家：“只有肥佬和理发师，没有任何中间阶层。”海外雇员是美国国内雇员的7倍。200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世界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中，55%的雇员和59%的销售额都在其“祖国”之外。由于全球化和新市场的开辟，“越来越无法说公司从属于某个国家了”。

他们，撬动了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在重温这段被滔天巨浪、大漠风光、刀光剑影、文明与野蛮，九位巨人不仅是连接世界的关键链条，也是构建世界一体的重要整合平台。甚至杀戮掩映的全球化史时，不能不以崇敬之心怀想起下面九个人——他们的身体、思想、人生曾经且持续至今地影响、改变着世界，他们不仅是连接世界的关键链条，也是构建世界一体的重要整合平台，他们撬动了整个世界。

玄奘、鉴真

玄奘，唐代高僧，深感佛学上“圣典隐晦，宗师异说”，决意去印度求取真经。公元629年，他随西域商队出玉门，过大漠，越雪山，历经艰辛，经过17年时间，终于在贞观17年(643)带着657卷梵文经典回到长安。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取经沿途所经上百个国家的山川、城邑、人文、习俗、物产等，毕生翻译了经论75部，共1335卷，还把一些中国古籍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人民。

而唐代的另一位高僧鉴真，在天宝元年(742)接受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他在12年间5次渡海失败，仍矢志不渝，第六次东渡成功，在天宝12年(753)抵达日本九州。他在东邻日本传教讲学，主持受戒仪式，兴建佛寺，成为日本的律宗太祖。他除了传播佛教外，还将中国的建筑、医药、雕塑、绘画、文学、书法以及手工艺等文化介绍给日本人民，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圆寂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内一直供奉着他的塑像，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今天，日本国内有大约1亿佛教徒。

以玄奘、鉴真为首的佛教传教还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虔诚信徒沿着丝绸之路去朝圣，中国的昂贵织物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以捐献给修行所，而印度佛教徒的随身物品，如香、佛像和其他宗教用品，也成为印度大宗的出口产品。中国的和尚在吸纳佛教这一跨地域文化时更为彻底，印度的习俗、饮食乃至居家物品，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

麦哲伦

1519年8月，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一队帆船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驶向大西洋，去寻找他们向往的“香料群岛”。为了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东方的新通道，他们在未知的南美洲海域千回百转，费尽周折。三年以后，这只船队中的“维多利亚号”和18个人终于绕地球一周，从东方返回。

自此以后，在16世纪，近50万西班牙人得以“follow them”前往“新世界”，随之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人口联动，再也没有停歇，即使在2009年H1N1流感肆虐之时，也阻挡不了跨国航班的来回飞行。

而在当时，由于塞维利亚是航行东方的起锚之地，因此，奔赴“新世界”的西班牙移民中有1/5来自那个港口城市。也许可以说，塞维利亚为现代全球化赋予了生命。

大约1.2—1.4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旅行到了太平洋的另一边，而现在是他们欧洲表亲的后代第一次远渡重洋，在凡人一生的时间里环行了地球。人类相互联系的“全球化”终于彻底实至名归了。

尽管世界上仍有大多数人从未跨出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和移居者一样，共同缩小着这个世界，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球村”。随着运输工具的革新与旅行条件的改善，地球上的人口迁移数量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开始居住在出生地之外。2005年，世界各国共有将近2亿移居者。尽管世界上仍有大多数人从未跨出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和移居者一样，共同缩小着这个世界，并最终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球村”。

麦哲伦的航行充满着暴力和厮杀。1521年3月，在船队抵达马里亚纳群岛时，岛上的土著人对这一批来客表现得相当热情，又送水又送粮食。船上的每一件东西他们都新奇万分，遂从船上搬走一些物品，船员们发觉后，便大声叫嚷起来，把他们当做强盗，还把这个岛屿改名为“强盗岛”。当这些岛民偷走系在船尾的一只救生小艇后，麦哲伦生气极了，他带领一队武装人员登上海岸，开枪打死了7个土著人，放火烧毁了几十间茅屋和几十条小船。于是在麦哲伦的航行日记上留下很不光彩的一页。

1921年，麦哲伦的这种强势最终使他在菲律宾宿务岛登陆后，一命呜呼。

起始，宿务岛的首领把他待为上宾，而且还携全家大小和数百名臣民作了洗礼，把麦哲伦奉为这些新基督徒的靠山。

但为了推行殖民主义统治，麦哲伦开始插手附近小岛首领之间的内讧。其手段的狂热与残酷激怒了岛上居民，在一次战乱中，他被当地的人用乱斧砍死。

对于这位要把自己的神强加给别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陌生人，当地人没有手下留情，以至于他的船员在仓皇离开后，都不知道他们如何处置麦哲伦的尸体。

当然，第二年，西班牙并没有忘记复仇。其后的五百年间，强迫性全球融合带来的种种苦痛，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西方“发现者”与土著人的早期遭遇中，似乎就已露出端倪了。

张骞

“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写下的一首诗。诗中所歌颂的“寻源使”，就是西汉的张骞。

建元年间，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公元前138年向西进发。历经无数坎坷磨难，13年后才得以返回。张骞的这次远征，虽然没有寻找到结盟对象，但他实际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使新疆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使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得以建立并密切起来。也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后人才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张骞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一一陈述给汉武帝，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些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中都有保存。它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以表彰他的功绩。

郑和

郑和下西洋的船舶令人目眩神迷。

《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船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靠岸方便。而且还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把郑和誉为“中国的哥伦布”，不过当时郑和的船队，那种浩浩荡荡之势，要比哥伦布威风得多。哥伦布的航行得到了政府的赞许与金钱资助，但郑和远不止于此，他和他手下的各个船长均是宫廷宦官，是皇帝的代理人，皇帝亲自挑选的心腹仆从。

也因此，这种不计报酬、好大喜功的意识形态促使远征成为了不划算的买卖，“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以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郑和在七次远征之后，航行戛然而止。不过，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却是不可小觑的。李约瑟曾评价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以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除此之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还传播了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启迪着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马可·波罗

在传播东方，尤其是中国贸易和文化上，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贡献颇多，当然，也充斥着无数争议。

马可·波罗小时候，父亲和叔叔就到过东方经商，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写给罗马教皇的信。返乡后，小马可·波罗就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那个盛产丝绸、美玉和瓷器的地方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了中国。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监狱里花了几个月讲他在中国的经历。由于马可·波罗在给狱友描述自己在中国等地的见闻时，老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故他被人称作“百万先生”。在中国游历27年后，马可·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定居威尼斯。当地人很喜欢来听他们讲述在中国的经历，但大多数并不相信他们说的奇人怪事。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监狱里花了几个月讲他在中国的经历。由于马可·波罗在给狱友描述自己在中国等地的见闻时，老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故他被人称作“百万先生”，而这本游记也因此被称作Ⅱ Milione（百万）。在中国、日本等地则被称为《马可·波罗游记》《东方见闻录》等。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人尽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马可·波罗启程细密画出自《亚历山大传奇》127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偕同父亲和叔父抵达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宫廷，随后以元朝使节身份远行至缅甸和华南，并一度出任扬州的州官。《马可·波罗游记》，正是他返回威尼斯后根据笔记出版的一本特大畅销游记，展现了一个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几乎全然不知的神奇世界。

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粱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这些记载相当详细、具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恐怕不可能道听途说得到。

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不过，无论是“肯定论者”还是“怀疑论者”，两方的争辩意义并不大。也许，就像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可能只是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

但不管怎样，这本书还是在“几个月后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以至于哥伦布在说服西班牙宫廷要相信亚洲巨大的财富时，就是以此为据的。

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就这样，这个曾在西方人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异国形象，而现在变成了又一个近邻，这令世界大大缩小了。

伊本·白图泰

先知穆罕默德曾对穆斯林发出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古时期的阿拉伯穆斯林，虽多为来自荒漠的贝杜因人，但他们求知欲很强。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对穆斯林发出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谁外出求学，直到归来，都是走在真主的道路上。”……在此训诫下，很多虔诚的穆斯林踏上了漫漫的求知之旅。

1304年2月24日，白图泰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的一个柏柏尔人家庭。20岁左右时，他出发去麦加朝圣，从此开始，他踏上了一条长达75000英里的旅途，经过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事后证明，他做了那个时代世界上距离最长的旅行。

首先，他沿着北非海岸旅行，到达开罗。好不容易抵达麦加，完成朝圣后，已经迷上旅行的他，决定不再回家，而朝下一个目的地，当时在伊儿汗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前进。到达巴格达后，他又设法回到麦加，做第二次的朝圣。由于他无法满足于定居生活，很快又再一次踏上旅程，进行了一次东非之旅，结束这一切后，他又回到了麦加，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过了一年，他受邀前往印度，在德里苏丹国居住多年后，白图泰再次决定离开，动身前往中国。此后他费尽周折，终于在马尔代夫乘坐中国船只到达中国港口泉州。从泉州出发，他又去了杭州。在杭州，他决意回家，因为他无法习惯中国的一些饮食，后终到他摩洛哥的家乡丹吉尔。此时，已经距离他离开家乡大概有25年了。

没过多久，他又出发去当时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当时卡斯提尔的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正举兵威胁攻打直布罗陀，丹吉尔的穆斯林们组织了一些志愿者去守卫该城，白图泰也是其中一员。但是阿方索随即死于黑死病。等到白图泰抵达安达卢西亚的时候，威胁已经解除。于是，白图泰一路游览，最北到达瓦伦西亚，然后经过格拉纳达回家。回到摩洛哥后，白图泰发现自己居然还没有游历过这个国家，于是他又出发去圣地马拉喀什，发现由于黑死病，已经成为空城。于是他又去了摩洛哥当时的首都非兹，游览一番后，回到了丹吉尔。

在丹吉尔，白图泰听说了撒哈拉沙漠南面的神秘国度——马里帝国，据说当时世界一半的黄金都产于马里。抵达马里，拜见其国王曼萨·苏莱曼后，白图泰又踏上了归途，途中，他收到了摩洛哥苏丹的命令，命令他立即回乡。

回到丹吉尔之后，摩洛哥苏丹派了一位学者调查白图泰，这位学者记录下了白图泰的叙述，将其命名为《伊本·白图泰游记》。白图泰随后在丹吉尔担任当地的卡迪（“哈的大师”,依照教法教律管理穆斯林事务），1377年逝世后葬于丹吉尔。

《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本书直到19世纪才被西欧的学术界重新发现，1853年到1859年，其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引起极大轰动，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学术界认为，这本书的大部分记述都是可信的，为研究14世纪的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素材。1985年，该书由北大马金鹏教授译为中文出版。

白图泰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在蒸汽时代到来以前，他可能是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在阿拉伯世界，白图泰获得了崇高的声名，摩洛哥人将其作为英雄加以纪念。近代天文学家甚至以其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哥伦布

为了寻找战略伙伴，共抗崛起的伊斯兰教势力，也为了寻找盛产黄金之国，西欧宫廷对探索新航路不遗余力。受《马可·波罗行记》的熏陶，他们渴望寻找到书中的不在蒙古大汗控制下的，却向中国供应黄金、昂贵木材与各种香料的7440个岛屿，这其中就有“金屋顶”的黄金之国——日本。

当时，雄心勃勃的海员、地图绘制家和金融家如过江之鲫般涌入里斯本或马德里的宫廷，希望能够得到皇室的赞助，以达到自己的航海目的。

哥伦布就在其中。一开始，他在里斯本谦卑地寻找机会。他是托勒密、马可·波罗的狂热崇拜者，坚信在一个球形的世界上，分割欧亚的海水是相连的。

然而，这个一心向海的志士并没有顺利如愿，如同春秋哥伦布一心向海，如同说客整天游说，从葡萄牙至西班牙都无果而终，直到他心灰意冷转奔法国之际，才得到西班牙女王的召见。

他和王室谈判，提出在试航成功后任命他为海洋将军和新领地的总督，并且要把将来全部殖民地收入的10％归他所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一些说客一样，他整天游说，从葡萄牙辗转至西班牙，都无果而终，直到他心灰意冷转奔法国之际，才得到西班牙女王的召见。女王希望通过哥伦布的未知世界之行去获得新的子民和基督教皈依者。遭遇多年冷遇的哥伦布并没有妄自菲薄，相反竟使他自信到了狂妄的程度。他和王室谈判，提出在试航成功后任命他为海洋将军和新领地的总督，并且要把将来全部殖民地收入的10％归他所有。幸亏一个替女王管理个人财务的宠臣向女王说明这次探险的代价相比获得的利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1492年，经过8年的挫折，哥伦布的计划终于被采纳了。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船队起锚出海了。这次出行将注定赫赫有名。37天后，随着一个船员的呼喊：“陆地！陆地！”佛罗里达外缘成弧形展开的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海岛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这时的哥伦布已不是一个探险家，而是一个新大陆的发现者，这可以说是哥伦布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一条项链似的珊瑚礁和在人类离开非洲、各奔东西的五万年后，分隔了两千代的亲人重逢了。那是一场痛苦、血腥的重逢，也标志着一场至深至烈、翻天覆地的世界融合的开始。光闪闪的沙滩环绕着的一个微微起伏的海岛耸立在前方6英里处。这个被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神圣的救主）的岛上到处生长着绿油油的热带森林，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长13英里，宽5英里的小海岛。

就这样，在人类离开非洲、各奔东西的五万年后，分隔了两千代的亲人重逢了。那是一场痛苦、血腥的重逢，也标志着一场至深至烈、翻天覆地的世界融合的开始。哥伦布虽然到死都认为他抵达了印度，但他偶然发现的这个“新大陆”使已知世界在刹那间大大拓展。

达伽马

1497年，出身葡萄牙贵族的达伽马开始了另一个非凡之旅，由此开启了一条通往印度新贸易航线的创举，整个世界骤然变得狭小，原本那些出产茶叶和丝绸的东方神话国度也变得越来越近，可以平视了。

这同时成全了葡萄牙人，在达伽马船队到达印度，带回相当于远征总花费60倍价值的胡椒和肉桂时，葡萄牙从此倾全国之力开辟商业海路。葡萄牙进入马六甲，占有香料群岛，租借澳门，殖民巴西。在16世纪，他们已经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业航线，打破了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他们运走了亚洲香料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不足200万人口的葡萄牙，成为垄断世界香料、食糖、黑奴贸易的世界性商业帝国，与西班牙同时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

葡萄牙的崛起，使寻找新航路的竞争演变为一场混战，使欧洲基督教列强之间脆弱的平静遭受威胁。在欧洲教皇的介入下，1494年，葡萄牙与紧随其后的西班牙第一次瓜分了世界。

托尔德西拉斯，这个距马德里西北150公里的一个小镇，今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它在世界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这里签署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两个国家瓜分世界的条约。

这是一个今天看起来非常奇怪的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佛得角以西2056公里或者西经48度到49度之间，从南极到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在分界线以西的地区，专有权归西班牙，葡萄牙的远征考察活动只能在分界线以东进行。两国都不得占领已经归属基督教统治者所有的任何领土。

从世界历史来看，这是欧洲西南角的两个毗邻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的条约。而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既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也不是最有实力的国家。更奇怪的是，他们对这个分界线所实际囊括的广阔的领土毫无所知，对相互隔绝的全球世界和不同文明也只刚刚有了一点点接触。

不过，在其后的100年时间里，这个条约被双方认真地执行了。

地理、天文上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得以更加科学、理性地探索未知世界，也不断缩小着世界。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插图1660年出自《天体图》哥白尼认为，地球在环绕太阳运行，而且无可置疑是一个球体。新发现的秘密记载地图1502年里斯本这张地图正式记载了葡萄牙航海家的最新发现。该图准确地描绘了非洲的形状和巴西海岸的轮廓，以及哥白尼在西印度群岛的发现。

重整地球十五大动力

公元前4000年前，在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马的驯服，促进了分散人群之间的联系，两千年后，马才成为一种推动轮车的役畜。马成就了庞大的蒙古帝国，也直到今天，蒙古族还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视马为最神圣的牲畜，就像离不开太阳和月亮一样离不开马。直到19世纪末期，马车还在纽约城的街道上提供服务，成为纽约街道上的一道亮点。

马大大加快了人类行进的速度，原先鞭长莫及的资源、敌人、盟友和市场，突然变成唾手可得。马帮助往返各地的商人、士兵与遥远的农业定居点建立联系，在过去还是不可想象的。马构建了欧亚大陆上的一条巨大的传输带，不断传送着人、商品与理念。

骆驼

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间的某时，“北阿拉伯驼鞍”被发明，商人遂得以利用骆驼的能力，使之成为“沙漠之舟”。骆驼在大约6小时里能前进约20英里，载重约550磅，是马匹或驴子的两倍。中东各地大都有大片雨水稀少的荒地，在这些地方，骆驼商队就如同帆船航海一样，可以得到免费的能源。因此，骆驼商队在与船舶的竞争中经常不相上下，从中东地区发展出成熟稳固的骆驼管理技术。到公元后的千百年时间里，驼队都一直能与船舶竞争，直到公元1300年之后，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才改变了竞争格局。

丝绸之路

公元前1世纪，已有外国商人出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小型绿洲城镇上，将丝绸和漆器运往罗马帝国，将毛织品、亚麻织品、玻璃、珊瑚、琥珀和珍珠运往中国，因为中国丝绸是当时这些商路上最贵重的商品，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冯·里希特霍芬遂给这些商路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丝绸之路”。

随后，这一不断变迁的商路网络成为连接亚洲大陆、欧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因为中国丝绸是当时这些商路上最贵重的商品，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冯·里希特霍芬遂给这些商路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丝绸之路”。南非洲的重要纽带，中亚的马匹也成为“丝绸之路”上贵重的出口产品，当时马匹不仅像奔驰车一样是一种奢侈品，而且是组建强大骑兵部队的必需。拜其所赐，控制着此条商路的藏族部落一年能交易2.2万匹马，收获颇丰。在1000多年时间里，这个横跨三大洲的商路成为一条巨大的传输带，传送着宗教、艺术、哲学、语言、科技以及细菌和遗传因子。

13世纪，蒙古帝国开始主宰“丝绸之路”，他们在商路沿线设置烽侯和要塞，维持了商路的和平环境，加之他们沿路经营大型商旅驿站，货流量得以增加。

2—5世纪间，由商人带领的驼队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后也成绩斐然，他们不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创了人类新的定居点，而且还以当地的黄金来交换北非的铜和椰枣。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城市，长安城（今西安）是商人连接世界文化的经典例证。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聚集了许多国际商人和传教士，一度成为最国际化的都市，长安城西四周的外国人居住区一度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喧闹场所。

印度洋上的季风

公元前1世纪，航海家开始发现印度洋上的季风。在这股风的推动下，夏季从红海出海口出发的船只几乎可以直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而到冬季风向逆转时又可扬帆回航。这使得位于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埃及与印度之间的航行时间大大缩短，原来需要约30个月的航行一下子下降到3个月，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适于做长途航行的地区，也使得原来从埃及驶往印度的船舶，从最初的每年20艘突破到了几乎每天一艘，载着锡、铅、葡萄酒、珊瑚、玻璃、金币和银币驶出埃及。

航行时间的缩短和造船业的进步，如适于大洋航行的、有坚固船壳船只的建造，刚好与罗马城兴起的“世界经济”中心同步，也使得罗马城兴起为一座无与伦比的、高雅时尚的、国际性的消费大都市。

阿拉伯三角帆和中国舵

12世纪，热那亚、威尼斯等繁荣的贸易城市吸收了世界各地的科技，推动了一场航海科技的大革命。

12世纪中期，热那亚船有两层甲板，13世纪后期出现三层甲板。二桅，前桅略高、略大，挂三面大三角帆，后帆挂两面三角帆，这种来自阿拉伯的三角帆，以一个可移动的帆固定在桅杆上，可以使航行接近风速。14世纪时，地中海船只也开始使用中国舵。船尾舵是设在船尾正中改变船舶航向的位置，古人称舵为“凌波至宝”。

约13世纪，北方式的科格船出现在地中海上。到14世纪初，意大利人已广泛造用这种单桅大船来装载远航货物了。

14世纪末以后，南北船特点开始混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大型船只“卡拉克”（carrack）船。卡拉克船最先出现于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等地，船体既深且宽，有一个很高的船尾，巨大的前船楼凸出了船头，船身平滑，整个侧形颇似过去的北方船，有一条优雅的圆弧形线条。船舵已不再在一侧，而是安装在船体中心线上。

15世纪后，卡拉克船从一桅一帆演变成为三桅大船。三桅多帆的卡拉克船，奠定了16至18世纪大帆船时代船的桅帆装置的基本样式。

指南针

指南针约在12世纪传入欧洲。它的使用，大大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航海形势。阴沉多云的天气虽然存在，但再也不是航海的障碍。全天候航行成为可能，越洋跨海的航行也成为可能。而且，有正确航向的越洋航行，使航程大大缩短，节省了许多时间，也使贸易量翻倍。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当1292年马可·波罗从中国驶往印度的时候，中国人已能造出载重1520—1860吨的大船。1405年到1421年期间，中国明朝宦官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六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郑和当时所用之船，大者已经为九桅平底帆船，长444英尺，宽186英尺，可载1000多船员。遗憾的是这些优势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财富。最初的成就插图158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以前在内海航行时只需带着海图和罗盘就可以导航，后来则发展到必须配备各种天文仪器测量星体的高度来确定船只的方位，并进一步确定船只的精确位置。星盘以及弩就是用来测定纬度的。

生马六甲港口

1409年，一位马来王子拜里米苏拉建了马六甲城，马六甲的人口在四五万左右，与61个“国家”有贸易关系，而且这个港口的居民说着约84种语言。马六甲是一个专为商旅而设的城市，世界上绝无其他城市比它更担得起这个称号：它是一些季风的尽头与另一些季风的起点。它为诸国环拱，是四方辐辏之地。周边各国之间的贸易与商业，但凡单程距离在1000里格以上的，无不要经过马六甲。谁控制了马六甲，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马六甲变得更趋强大和繁荣，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停靠站，世界对胡椒需求的增长也是原因之一。从408年的西哥特人要求罗马人奉上金银和胡椒以作为罗马城解围的前提条件，到1194年英王招待苏格兰国王的“每天两磅的胡椒和四磅的肉桂”，正是这种渴求为西欧人觊觎亚洲埋下了祸根，使东南亚人民深受其害。

麦哲伦发现新大陆

欧洲对亚洲香料消费的需求促使他们想绕过中东的穆斯林商人，直接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产地的路。虽然这是一条危险重重的征途，1500—1634年间，从葡萄牙驶往印度的船只有28%会在海上沉没，但来自高利润的刺激还是推动着更多的船只跃跃欲试。

继西班牙王室帮助哥伦布去寻找一条穿越大西洋直达印度的航线，从而最终发现新大陆的20年后，受命于葡萄牙国王的麦哲伦遂展开了环航世界的旅行（他们中只有10%得以生还），这是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连接，世界范围的贸易开始兴起，各民族的历史再也不是平行铺陈，而开始归为一统。受此推动，商人、冒险者、传教士和征服者之间一向模糊的界限，变得更加迷乱不清。但对资源和奴隶的争夺，以及为国内产品抢占新市场的行动还是将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当然再也不是通过船舶、骡队、骆驼商队等中间环节千回百转。

Erga—Silwera商行

16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阿、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澳门所建的据点，无疑构成了一个全球贸易的框架。许多人因此罹患“迷恋中国热”，仅17、18世纪，至少7000万件瓷器就从中国运往欧洲，以飨欧洲贵族。

在意大利的里窝那港有一个Erga—Silwera商行，它接受消费者的订单，提供印度著名的戈尔康达矿场出产的钻石。据研究过18世纪里窝那犹太商人的意大利学者特里维拉托说，消费者会下特别订单。意大利消费者如想要钻石，就会找到这儿并交付现金。由于印度的钻石供货商对意大利里拉不感兴趣，Erga—Silwera商行就会把地中海产的珊瑚运过去。一些幸运的消费者能及时下订单，从而可以赶上每年通过印度的季风之航。珊瑚将用英国船或荷兰船运往里斯本，随后会有人将珊瑚转到船体巨大的大帆船上，航行一年到达果阿，果阿的印度商行再评估珊瑚的市场价值，而后据此送回大小不同、品质各异的钻石，幸运的消费者会在一两年后收到钻石。

跨国公司

连接各大洲的运输革命为第一家跨国贸易公司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经营的产业已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而17世纪初期政府特许的贸易垄断公司的形成，如英属和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出现，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全球性大公司的兴起。如今，这样的公司已经超过了6.3万家。

电报电话

公元前5000年，生活在今天伊拉克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从而使商人可以使用一块小泥板和一支前端分叉的树枝，写下卖出牲畜的头数，而另一端的贸易伙伴则可以打碎陶罐、阅读泥板，以核对送来的牲畜数量。到12世纪末，成吉思汗已经建立了一套使用信鸽传递信息的岗哨体系，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他的都城乌兰巴托。

18世纪30年代，由于铁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响、没有时间限制又比火车跑得快的通信工具。1837年，英国库克和惠斯通设计制造了第一个有线电报，且不断加以改进，发报速度不断提高。这种电报很快在铁路通信中获得了应用。

1844年5月24日，是世界电信史上光辉的一页。莫尔斯在美国国会大厅里，亲自按动电报机按键。随着一连串嘀嘀嗒嗒声响起，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自此之后，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通讯网络。

信息传播加上便捷的铁路与汽船运输，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信息传播加上便捷的铁路与汽船运输，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

1892年纽约芝加哥的电话线路开通，电话的发明人贝尔第一个试音，“喂，芝加哥”，这一历史性声音被记录下来。

1915年，跨越大西洋的无线电话通信首次成功，但通话费用也相当昂贵。随着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底电缆的铺设，人类5万年前旅行所开始的大陆得以与新大陆连通起来。发展到现在就是，纽约麦迪逊大街的一位时装设计师信笔画出的一件服装的款式，其生产说明马上就可以传真到中国深圳一家服装厂的经理手中。

环球电缆

要治理广阔地域上的人口，就要迅速而又准确地传递信息。最初，人们将信息记录在泥板、纸草、羊皮纸等各种载体上，并派信使传递。

罗马帝国以精良的公路网和马匹运输建立了最早的信息网络。中国古代的烽火台在今天看来像一种“光通信”设施，统治者借它的缭绕烟雾和熊熊火焰来传递战事警报。在欧洲，以牲畜皮革制成的羊皮纸一直是主要的信息储存与传输载体。此外，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都创制了一套复杂的驿站体系。凭借一个由驿站和接力骑手组成的通信网，信使可以日行100英里，但即使“驿马如星流”，仍然是“日驰三百自嫌迟”。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通信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驿马邮政”发展到“火车邮政”、“航空邮政”，进而出现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邮政业务。19世纪中期，电报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人首次将电报用于战争。四年之后，通过在大西洋洋底铺设的电缆，维多利亚女王将第一则电报信息传递给詹姆斯·布坎南总统。

詹姆斯·莫里斯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如下：“1897年6月22日清晨，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女王前往白金汉宫的电报室……在11点零几分，她摁下了电钮；一股电流传到中央电报局；几秒钟后，女王的庆祝电报就传向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信息很简单：‘感谢我心爱的子民。上帝保佑他们。’”

物流

1970年，史密斯开办了一家名为“联邦快递”的公司，在第一次试运行时，联邦快递只运输了7个包裹。由于每月亏损上百万美元，史密斯不得不卖掉私人飞机还债。史密斯还被银行以欺诈告上了法院。但史密斯坚信可以取得成功。“当时我通过三个咨询公司使用三个不同的测试方法，都表明这种服务需求很大。”史密斯回忆说。他让销售人员加速运作，让联邦快递的网络翻番。而后来联邦快递生意开始日渐兴隆，证明了史密斯的远见。

如今的联邦快递运送的货物五花八门：有鲜龙虾、飞机轮胎、血浆等。联邦快递公司也接大件货物，例如F—1赛车。在2000年，联邦快递甚至从北京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运送两只大熊猫……而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条形码技术，也开始代替人工对商品进行分拣和识别，今天，总共有500万种以上带有条形码的产品在世界各地扫描和出售，安放于商店货架上的传感器现在可以扫描鞋盒、衬衫、洗发水上的条形码，在存货降低时自动提醒供货商及时补充。

互联网

继电报之后，1976年第一台个人电脑的组装成功到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的出现，不仅成就了诸如苹果和IBM这样的大牌电脑公司，而且将人类内部的种种联系发挥到了极致。

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商人，其代表人物就是印度领先的软件企业印度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的创立人之一穆尔蒂（N.R.Nahayana Murthy），这位梦想着为自己、为印度社会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印度本土企业家，与许多企业家一样，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这家向客户提供服务，编写客户定制的软件程序的技术公司，在最初运作的时候，需要前往外国客户的办公地点编写程序，然后带着现金返回。

而后来，全球化打破了这一笨拙的交易模式，他的公司得以利用高速的网络连接直接为客户服务，并且也不再需要“当场购买”。那个时候，印度的官僚阶层还很保守，而且基础设施也远远不够，但他却早已触摸到了全球化中企业的生存秘笈，那就是：“从最廉价的地方获取资本，从最优质的地方获取人才，在最高效的地方从事生产，在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市场进行销售。”

“成也光纤，败也光纤”，最先投资于光纤网络铺设的运营商并没有因抢占先机而一夜暴富，相反，随着网络经济的萧条，通讯成本的直线下降，这些运营商们不得不折价甩卖，最终让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公司占尽便宜，以95%甚至更低的折扣购买到几乎是崭新的光纤信息高速公路，成就了一批电信巨头。

eBay

1995年，全球性的互联网“跳蚤市场”——易趣网成立。和昔日市集里的商贩一样，今天的普通人可以在eBay中，把用过的器具、老电影的海报和小饰物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当你准备扔掉一个布娃娃或者一台相机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拥有一个银行或信用卡账号，就都可以通过PayPal出价购买。一个绝对精确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的出现，使一个从罗马时代到英属、荷属东印度公司时代就一直在影响商人的障碍消失于无形。正如马丁·肯尼所说，我们今天购买的大多数人造产品，都是“一部构思精妙、动荡曲折、千回百转的万国远航记的终章”。与此同时，一个绝对精确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的出现，使一个从罗马时代到英属、荷属东印度公司时代就一直在影响商人的障碍消失于无形。

这个时候，您只需要一台个人电脑、一个网络连接和一张信用卡，然后，就可以静候佳音了。

铁蹄下的世界梦

侵占和征服在推动全球化上往往扮演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角色，它同样是推动全球化的大动力。即使这一历程充满血腥和野蛮，我们也不应忽略它对全球化的正面贡献。今日中国香港的成绩似乎就是一个佐证。

侵占和征服在推动全球化上往往扮演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角色。由于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19世纪上半叶，它被英国人相中，不惜以鸦片战争来从中国满清政府手上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从此，来自全球不同角落的各种因素，英国商人、印度鸦片、中国茶、新大陆日益减少的白银，在这个占地26平方英里的高地上集结，甚至一度成为渔民和走私者抵挡风暴的掩蔽所，从而催生了一个全球化的香港。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中国香港则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外贸，一跃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如今的香港，光彩照人，它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帮助东亚融入一个不断扩展的金融与贸易网络。商品堆满了百货商店，也有真正全球化的饮食。这些都使香港成为一块旅行者的圣地。《韦氏词典》将全球化定义为“使（事物）在范围或应用上成为全球性的”，而香港就是这一定义的经典范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利民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典范。

香港有如此殊荣，除去它本身的优势外，不能不与国家征服和侵占挂钩，而这通常是国家首领的个人意志，他们通过创造一种武力庇护下的帝国，企图在尘世建立神的王国、追求功名利禄以及救苦救难的普世政治心愿。

国王的面具公元前16世纪出土于迈锡尼武力和资本令人类的全球化史染上了血腥和残暴的底色。这个早期的迈锡尼国王的黄金面具发现于迈锡尼的第五座竖穴墓中，用单独的一张锤锻金叶制成，有一种令人恐怖的美感。其实迈锡尼并没有自己的金矿，这些巨大的财富都是通过商贸和战争取得的。在这些欲望的助推下，从公元前3000年第一个帝国阿卡德的萨尔贡建立，一直到横跨亚欧非的宗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从蒙古君主成吉思汗到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历史上有无数的首领南征北战，和那些航海家一样，甚至于倾其一生，远征、占领，将大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与语言的人类族群纳入他们的麾下。

帝国发挥了“遗传因子混合器”的作用。他们不仅骁勇善战，在治国上也不乏谋略之处，在传播先进、文明，传播宗教，推动长途贸易上有卓越功绩。在帝国的版图内外，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不断铺设，语言与动植物的种类不断散播，知识与科技开始结合并且成长。

当年古罗马时代自有其统治下的和平，今日仍然不缺这种由大国倡导下的和平，譬如世界几个主流大国就肩负此种职责。

在武力征战的同时，思想界从来不乏护道之音。柏拉图对希腊语一语独宠，柏拉图认为那些不会说希腊语或者不精通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认为那些不会说希腊语或者不精通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并且指出，这些野蛮人生来便是敌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对它们发动战争甚至将其奴役或斩尽杀绝均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本性即敌人”论说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认为生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亚洲人”更应奴役。

除了思想家的论说之外，征战者本身对征战自有一套说辞，或者价值体系。亚历山大自诩是“众神派来的使者、宇宙的抚慰者与公断者”。他认为良善者是真正的希腊人，而行为败坏者是真正的野蛮人；他希望征服坏人、团结好人，以此来实现“天下一家”，意为“团结体”或“和谐体”：他希望成为“一个调和、平抚世界的人”——当然只是他权势所及的那部分世界。日本武将丰臣秀吉更是自认为是全世界的君主，对中国和印度垂涎三尺，为了进攻中国，他两度入侵朝鲜，但均未成功，这个野心勃勃的武夫不久逝世，实为郁闷。

而被誉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则担当着“自由引导美国”的重任，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自由引导美国在世界各地横插一刀，名曰为推进民主与人权、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公海自由与航空自由。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波及到世界各地，星巴克、肯德基、可口可乐，美国的品牌产品也无处不在，有批评人士说，“美国就像一个俯视全世界的巨人。”“不论是极盛时期的罗马，还是独霸全球经济时代的英国，都不曾拥有如此直接、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力。”全球化只不过是美国化而已。

而不论如何，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最起码现在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撼动的，英国作家、工党政治家哈罗德·拉斯基对这个帝国性大国不得不服：“美国就像一个俯视全世界的巨人”，“不论是极盛时期的罗马，还是独霸全球经济时代的英国，都不曾拥有如此直接、深刻与广泛的影响力”。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这一古老的传统，最终被美国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绵陆地国蒙古对外扩张的动机反而很单纯，为了寻找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他们必须离开惯常的放牧区域。对此，有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气候所致，1175—1260年，蒙古的年平均气温迅速持续下降，草原松弛，游牧为生受到威胁，蒙古人只好外拓。为了袭击和掠夺邻国，蒙古各部获得空前统一，也吸收了邻国的文明，使自己成长。

蒙古大帝成吉思汗开始自认为是承受天命来将世界归于一统的。当时的一份亚美尼亚编年史引述成吉思汗的话说：“我们征服天下”，以蒙古法律和税收来“维持秩序，这是神的旨意”。他还说蒙古人有责任“屠灭（对手），摧毁他们的土地，以便使他人在耳闻目见之后心生恐惧，不敢造次”。这其中透露出其“马革裹尸，留名千古”的豪气，当然，也暗藏着深深的危机意识。

帝国扩张的欲望愈演愈烈，物欲似乎是永恒的，黄金和其他“上品”越来越成为帝国发动战争的驱动力，即使主张“天下合同为一家”的亚历山大似乎也不能免俗，他曾因为松香和芦荟而派舰队去征服阿拉伯海上的索科特拉岛。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更是如此，上帝与荣誉可能远在香料和黄金之下。

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之所以有如此之势，也与西葡所走之路一致。1496年3月，热那亚航海家约翰·卡波特在亨利八世那儿得到的待遇就是，他和他的子孙“不受节制地总览（揽）全权，向东方、西方和北方的所有海域、地域与海岸航行……作为我们的封臣与总督、将官与钦差，在那里征服、占领与守卫。此行发现的所有村镇、城堡、城市、岛屿与大陆，均归于我们的名下，并享有统治权与管辖权”。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自由主义的盛行，英国开始把自己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为解放而战，据研究发现，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存在于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8%的男性人口的DNA里。声言全人类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团结体，厚颜无耻，可见一斑。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扩展了世界的视野。成千上万的希腊人为此抛妻别子，迎娶外邦女子，在其帝国的遥远角落充当士兵或行政官员，开始新的生活，由此开始的活动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尽管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全球帝国和人类的兄弟联合体，但用威廉·汤姆的话说，他的帝国只留下“一个毫无活力、奴隶遍地的世界”。

蒙古帝国对遗传因子混合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种暴力方式促使突厥人种扩展到地球的三个角落——中国、印度和中东。今天看来，征战给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将带来的快乐近乎于变态：“斩尽仇敌，驱其于马前，尽夺其所有，视其至亲之人以泪洗面，将其妻女揽入怀中。”大肆屠戮男子与儿童，广纳妻妾，给这一地区的遗传地图烙下了深刻的蒙古血统。据一个科学小组对亚洲的研究，发现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存在于该地区8%的男性人口的DNA里。

强迫迁移也发生了作用。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除了狩猎和放牧尚无其他技能，因此它们从所征服的土地上抓获各种各样的技师与工匠。“蒙古军队将译员、抄写员、医师、天文学家集中在一起，按照分配乐师、厨师、金匠、杂技演员与画家的比例分配给各个家族。统治当局将这些知识工作者与工匠、牲畜和其他物品放在一起分配，然后通过商队的长途跋涉或海上航行，运给家族内部的不同成员。”例如，忽必烈皇帝输入了许多波斯译员与医师以及约1万名俄罗斯士兵，将其安置在今日北京所在地以北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文明似乎也把不文明给征服了。

15—16世纪欧洲海洋帝国的崛起，也加快了更为深远的种族融合。每树立一块殖民地，似乎就预示着一次欧洲人种的迁徙。当然，还有源源不断的前来充当劳工和仆役的黑人。不过到后来，这一迁徙却改变了美洲大片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凡其所到之处，其宗族与文化都深深扎下了根基。”

在中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人口中，土著男性遭到消灭，大量的欧洲男性迅速补上，土著女性遂由西班牙征服者在性的意义上同化。

17世纪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贸易移民最终使其演化为大英帝国，而这个帝国的遗产为今日多种族的全球化世界打下了根基。

资本和移民——最终，我们在一起

放贷人和他的妻子昆廷·马西斯油画1514年巴黎卢浮宫藏一边是丈夫仔细地看着秤上的斤两，一边是正在看祈祷书的妻子在书页的边缘折角做记号。这是中世纪末期一对比利时商人夫妇的现实和精神困窘——虔诚信仰的世界正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一点一点地塌陷。出生在1813年的苏格兰传教士大卫·李文斯通在非洲探险30年，致力于神圣的传教和商业目的，然而，目睹列强对非洲财富的你争我夺，李文斯通越来越意识到，一股比传教士、冒险家更大的潮流——资本，正在裹挟着全球。

这个时代的趋向与精神越来越鼓励人们从事这样一些工业事业：其规模与技术的要求均相当巨大，以至于需要全世界的资本提供支持，并促其实施。诸如太平洋铁路、苏伊士运河、仙尼斯峰隧道以及印度和西亚的铁路、幼发拉底河公路等，均属此类。铁路、汽船、电报的传播与使用，打破了民族界限，使地理上远隔的民众之间形成密切的商业与政治联系。

1830年美国第一条铁路——总长13英里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投入运营，随后就以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发展尤其迅速。19世纪末，美国铁路已接近20万英里，超过欧洲（包括俄国）铁路的总里程。美国铁路建设的最主要成就在于横贯大陆铁路的修筑和苏格兰传教士大卫·李文斯通意识到，一股比传教士、冒险家更大的潮流正在裹挟着全球。全国统一铁路网的形成。

在当时的美国，私人手中的资金仍然匮缺，公司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没有任何移民有能力修建自己的铁路。投资的巨大和预期收入的不明确使一些私人投资者不太愿意充当投资主体，因此，联邦政府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进行资金借贷、给以政策性扶持、无偿赠予土地、统一技术规范等，成为投资主体。

彼时，铁路公司一般把所获得的赠地，直接高价出售给移民赚取现金，1856年建成的伊利诺斯中央铁路，5／6的费用靠出售国有土地支付。此外，铁路公司还借助于比较完善的抵押市场，将国有土地作抵押，发行债券或股票，向私人借贷资金或向政府贷款。

美国西部各州及地方政府也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主体。他们主要通过认购投资用的股票、购买铁路债券、给铁路公司赠与土地和负担铁路的勘测费用等途径进行投资和资助。

建成于1968年，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就是联邦政府一个完美的融资案例。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太平洋铁路法》，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PRR）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东起内布拉斯加，西迄加利福尼亚西海岸。在林肯总统的支持下，国会决定以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修路资金。为了早日开通铁路，美国政府在法案中颁布了现金补助法，还规定无论哪一家公司，凡铺轨两旁的土地即归其开发利用。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公司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土地总数超过了52.61亿公亩，比整个得克萨斯州的面积还要大；同时还获准发行面值100美元的股票，数量多达100万张。

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集资，穿越整个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才能在短短的7年后顺利通车。这一壮举宣告了美国大陆在经济运行上开始连成一体，推动美国成为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经济大国。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条铁路成就了现代美国。

随后，美国西部铁路建设高潮迭起，1869—1893年，圣菲铁路、北方太平洋铁路、南方太平洋铁路和大北铁路等四条横贯东西的干线相继完成。五条铁路线总长达7万多英里，成为沟通东西部的大动脉，西部铁路网及全国铁路网随之形成。美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狂飙时期。

虽然在当时，相对于庞大的商品贸易，资本市场还是世界市场的辅助内容。但是，资本在本国通过银行、股份公司对中小资本进行吞并，使其越来越膨胀，甚至出现过剩。资本开始依托强势国家输往国外，对那些落后的、资本短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渗透，控制其经济命脉。以中国为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经济上开始从以商品输出为主向以资本输出为主过渡，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强迫贷款、开设银行、开采矿山、开设工厂、修筑铁路等。

二次大战后，资本流动国际化已经形成一个趋势，80年代以来更有增无减。尤其资本流动国际化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不断充实，如全球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高科技的发明与运用，新金融主体的诞生与金融业务的创新，以及知识的累积、思维的变化等等，这些都使资本流动规模大增，流速加快，影响更广，而其所创造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国际化与市场国际化，使世界经济在更广的空间、更高的水平上获得发展。

自李文斯通有此概念以来，世界一直在朝大一统的方向前进。资本犹如海水一般，见缝插针地追逐着利润。这使全球归于一统，而资本在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上，暗潮涌动，犹如海水一般，最终趋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平面。

紧接着资本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西班牙统治美洲的极盛时期，可能有43.7万西班牙人和10万葡萄牙人移民到两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人人不惜一切代价设法移民，以求翻身发财。

1807年9月，美国人富尔敦发明了蒸汽轮船，伴随着定期邮轮服务的出现，19世纪40年代人类开始了最大规模的移民，彭慕兰把这一现象归功于蒸汽：“有了蒸汽之后，大西洋与太平洋便缩小为池塘，而各洲缩小为小小的王侯采邑……全球超级市场在19世纪形成了。”在其后的70年间，有6000万欧洲人离开出生地定居国外，其中3700万人在美国，其余在南美洲。1913年，迁向美国的移民超出210万人，达到年度移民数量的顶点。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工业与大规模种植园的发展，劳工需求大大提高，大量地区间与国际性的劳工移民随之出现，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移民至美国。

此外，不少美洲国家也向移民提供了优惠的政策，阿根廷不仅向移民提供土地，而且资助他们居住。阿根廷思想家阿尔维迪更是有“统治就是移民”这一论调，反映出阿根廷主流精英阶层的观点。

集体运输科技的兴起以及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缩减了运输距离，这些都促进了劳工与移民的大规模迁移。

除了这一股新旧大陆移民潮以外，中国和印度也出现了许多“非自由”移民。

那些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条件极其恶劣，每艘船上都载有八口棺材，以做预备。

1842—1900年是中国人迁移的高峰期，在此期间约40万中国人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除此之外，还有约40万人迁往加勒比海和拉美，大约159万人迁往英属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和印尼……

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放任移民时代的结束。那之前，美国一直是对所有移民最为开放的国家。

约5000万人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从俄国和中亚迁往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据估计，到殖民统治结束前夕，居住在国外的印度人口总数为250万人左右。

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新大陆开始出现了一股“返乡潮”，殖民地的贫困、战争以及饥荒开始让那些白种或者黑种人的后代撤离，重返战后需要大量劳工的英国等西欧国家，到2005年，少数族裔约占英国人口的8%，总计5800万人。

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美国吸纳的移民数量是最多的。而近来美国又成为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1990—2005年间，约1500万移民进入美国。2005年，世界移民中的1/5居住在美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约41个国家里，移民占到了总人口的20%。19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在前殖民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和印度曾一度是推动力量，而现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剧增的海外移民，两国再度走向前台。2005年，据估计有3500万左右的中国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也有约2000万印度裔人口生活在母国之外。

在世界范围内，国际旅客人数已经从1950年的2500万增长到2005年的8.06亿之众。中国人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客人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2005年有约3100万中国人赴国外旅行。到2010年，每年赴海外旅行的中国游客至少将达到5000万人，到2020年将达1亿人。中国的马可·波罗正在乘坐喷气式飞机在世界各地漫游。

移民也逐渐安定下来，并且开始融入日常生活。低预算旅馆业多由印度的古吉拉特人运营；朝鲜人擅长开杂货店；中国人开餐馆；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在其过去的殖民母国法国主导着夫妻杂货店；南非移民在英国经营糖果店和报摊；土耳其移民在荷兰经营面包店和杂货店。他们在迁入地保留了自己迁出地的特色，成为所在地居民了解其母亲的一个最近的窗口。

不论是汉诺驾船从地中海出发去探险，伊本·白图泰骑着骡子前往撒哈拉沙漠，还是塞维利亚的一位移民登上一艘大帆船前往“新西班牙”，人们为探索或迁移而冒险旅行的动机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在这种驱动下，人类在旅行、停留和定居的过程中，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全球化别传：瘟疫与辣泡菜的血与泪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历史重温太过于枯燥，下面我们就聊聊几种在全球化整合中扮演着道具的事物的演变之旅。

长裤和弓弦：成吉思汗式“和亲”

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在马背上降生，在马背上成长，甚至在马背上死亡，成吉思汗跨马挥刀统一了蒙古草原，又将马蹄所到之处视为自己的领土，掠夺人口和财物，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但也促进了一个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

尽管时人经历的只有破坏、灾难与恐怖，但这个世界帝国带来的好处得以为后代人所享受。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建立帝国不仅需要征服外邦的武力，而且还需要缩短征程，罗马人修建的公路，蒙古人开辟的供马匹或骆驼行进的通道以及印加人为控制人口和资源修建的林间通道，都为未来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全球贸易提供了条件。

蒙古人还特别喜欢把长裤和弓弦作为重礼送给人家，在成吉思汗的滚滚征尘下，这两样平常而毫不起眼的东西竟成了他踏平四海的一个小小桥梁。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与蒸汽动力的兴起，远洋班轮和火车也用于战争，并服务于和平时期的商业目的。

1853年，连接孟买和塔那的铁路通车，这是印度第一条客运铁路线，印度铁路最终扩展为一个总长度达2.4万英里的强大网络，将农业与矿产资源运往港口，并使英国制造的产品得以更深入地渗透到印度次大陆。

除此之外，帝国也开始铸造和发行在遥远的外国和外族也能使用的货币，这大大方便了交易的进行。

中国火药：欧洲人的情人花

《荀子·劝学篇》中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成吉思汗在“假于物”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蒙古人使用的攻城器是阿拉伯式的，而中国火药能远远增加投射物和炮弹的投掷距离，这些科技都被用来攻击强大的宋王朝。

欧洲对这些科技也是欣喜若狂，正如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写道的：“欧洲人就像对待情人的鲜花一般将火药拥入怀中。”

水稻：全球化背后的谦恭身影

帝国时代之前，人类一直都在收集和交换动植物品种，但规模较小。希腊历史学家阿里斯托波罗斯(Aristobolus)曾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7年入侵印度时随军，他可能是第一位了解水稻的西方人，但直到文艺复兴之后稻米才登上欧洲人的餐桌。中国古籍宋史《食货志》有关于占城稻的记载：“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这种水稻品种养活了更多的中国人口，中国人口在200年里几乎翻了一番，从公元1000年的6000万人上升到一个世纪之后的1亿人，到1200年达到1.15亿人口。

在伊斯兰统治者的支持下，许多种主要作物从帝国在印度的东部边疆一直传播到摩洛哥和西班牙，包括棉花、甘蔗、水稻、硬质小麦、高粱、柑桔、椰子、香蕉、菠菜和茄子。当然，还有新作物、耕作方式和灌溉技术，还包括高等教育、工业技术、衣着时尚、艺术形式、建筑物、音乐、舞蹈、烹饪术、礼节、游戏等等，从而塑造了古典的伊斯兰世界。这片由军事征服统一的广阔的世界，传播了许许多多的事物，最终增强了其内部的凝聚力，使其既有别于过去的时代、也有别于邻近地区。

10世纪棉花传入中国，其扩展却要给蒙古人记上一功。蒙古人虽无栽种棉花的传统，但帝国在1289年设立“木棉提举司”，派代表前往新近征服的中国各省推广棉花，使更多的人得以纺棉、织布。

辣泡菜：朝鲜饮食史上的辣痛

辣椒原产于中南美洲热带地区。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把辣椒带回欧洲，并由此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今天，它已是亚洲烹饪的特点。如今的朝鲜辣泡菜久负盛名，但最初朝鲜的泡菜只是用蒜腌制的白菜，并没有使用辣椒。辣泡菜还要归功于16世纪末的入侵者、可恨的日本武士丰臣秀吉。红辣椒最早由葡萄牙商人从新大陆带到日本，日本士兵曾携带辣椒籽补充军粮，在撤离时留在了朝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爆发了全球化的运动，一位作家就此评论道，“在朝鲜饮食史上，人们将全球化与痛苦相联系，这将不是最后一次。日本人在16世纪入侵时不仅留下了红辣椒，也留下了大片的残垣断壁。”

1498年达伽马请求马拉巴尔君主扎莫林提供胡椒原株供移植之用时，扎莫林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你能带走我们的胡椒，但你永远无法带走我们的雨水。”不过，在取得巴西之后，葡萄牙人就得到了充足的阳光与雨水来种植胡椒，再也不用为了一株胡椒而看他人脸色了。

瘟疫：印第安人最可怕的敌人

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人类内部更紧密的融合，那么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感染疾病便可算做全球化带来的最大灾祸之一。

1492年10月12日清晨，在一座加勒比海岛屿的海面上漂来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房子，上面耸立着高高的桅杆。赤身裸体的土著人围拢过来，看得目瞪口呆。从圣玛利亚号、尼尼亚号和平塔号三艘船上走下的水手脸色苍白、满面胡须、语言奇异、服饰滑稽，但发现这个山石嶙峋的港湾似乎让他们欣喜过望。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了，5万多年之前走出非洲后便分道扬镳的两支人类团圆了。

不论是欣慰的哥伦布、他手下的船员还是好奇的土著人都无法想象这种相遇意味着什么。这些穿着可笑的服装、蓬头垢面的陌生人带来了看不见的病毒和病原体，将给新大陆居民带来浩劫。正如小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其开创性著作《哥伦布的交换：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里写道的：“当新大陆不再处于隔绝状态，当哥伦布使地球的两半归于一统时，美洲印第安人首次遭遇了最可怕的敌人：不是白人或其黑人仆役，而是他们在血液和呼吸里携带的无形杀手。”

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跟随欧洲人渡海而来的天花、流感和白喉等疾病就导致8000万—1亿土著人死于非命。尼尔·弗格森评论道：“白人就像中世纪‘黑死病’期间的老鼠一般带来了毁灭性的病菌。”

据估计，东罗马和西罗马至少有1/4的人口死亡，创下历史纪录。几百年后，另一场瘟疫将这一记录打破，它的名字是“黑死病”。

1957—1958年，有一种名为H2N2的禽流感病毒引发的另一场流感导致全世界100万—400万人死亡。2003年，又一次流感“非典”肆虐，在短短的六个月里从中国南部蔓延至南非、澳大利亚和巴西。

在此惊扰下，世界各国都加强了自己的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和检疫制度，但2009年4月下旬爆发的H1N1甲型流感，似乎打得许多国家措手不及。公共卫生似乎更需要世界合作。野牛舞乔治·卡特林油画19世纪这幅画表现的是生活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的曼丹印第安人正在跳野牛舞，请求大神继续施加影响，每年送来野牛作为食物。野牛舞的最后一次表演是在1836年或1837年，恰恰是在一次天花的爆发几乎将整个部落毁灭之前。

Chapter.02 全球化生存

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所经历的那个世界上的壁垒、障碍和边界正在被打破。

今天，哪一个国家不向全球开放市场，

同时接纳全球的信息、思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

哪一个国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第二章 全球化生存引子

一个英国王妃

和她的埃及男友，

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

驾驶的一辆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

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

而在一条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

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

用的药来自巴西。

2008年，一位印度企业家在回答记者“何为全球化”时，匪夷所思地脱口说出这么经典的一段话。

这位大腹便便的商界巨子，叼着用中国烟斗插着的巴西雪茄，咄咄逼问：“难道还有比以戴安娜王妃的不幸遭遇来描述全球化更恰当的吗？”

“全球化就像一艘你不得不乘坐的船”

1976年，美国天才剧作家帕迪·查耶夫斯基的《荧光幕后》红透了大半个世界。尤其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剧中一个小人物长达2分钟的唠叨，这段唠叨原文如此——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国家了！也没有什么民族了！没有俄国人！没有阿拉伯人！没有第三世界！没有西方!只有一个综括所有系统的大系统，一个庞大、交织、互动、多元、跨国的金钱国度！油元、电元、德国马克、卢布、英镑和以色列币！国际货币系统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这是组成当今所有事物的原子、次原子、基本结构！

……现在已经没有美国，没有民主了。现在只有IBM、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A 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道氏化学、联合碳化物和埃克森石油。这才是现代世界的国家。……现在已经没有美国，没有民主了。现在只有IBM、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道氏化学、联合碳化物和埃克森石油。这才是现代世界的国家。

……全世界就是个大企业。在这个公司里所有人都将拥有一股股票，所有必需品都能得到供应，所有焦虑、不安都会得到安抚，所有无聊都有娱乐排解。

查耶夫斯基描述的未来世界，本意是想强调随着民族、国家的消亡，跨国公司将成为全球整合的主导力量，整个世界巨变为一个庞大无比、纹丝弥合的大供应链平台。但是，这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如出一辙。

“难道咱们美国竭尽全力推进的全球化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势不两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场沸沸扬扬的大讨论，最后无疾而终。

17年后，托马斯·弗里德曼饶有兴趣地提出了另外一个似乎与前无关的假设：如果世界缩小成一个城市，那么它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在没人理会后，弗里德曼是如此自言自语地描述它的：

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美国则像是一个安装着大铁门的社区，门口有金属探测器，很多人坐在前院抱怨别人是多么懒惰，却谁也不曾注意，篱笆围墙上被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扒开了豁口，并且由于这些人的工作，这个戒备森严的社区才能运转得很好。

拉丁美洲是这个城市的娱乐场所，俱乐部云集，每天晚上10点开始工作，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这里是最适于居住的地方，没有商业的嘈杂，除了在智利人聚集的街道，你看不见有什么新的商铺开张。这里的老板不会对产业再投资，而是把所有的利润存在银行。

阿拉伯的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几条叫做迪拜、约旦、巴林、卡塔尔和摩洛哥的小巷，外人不敢在这里逗留。在阿拉伯的街区里，唯一的新商行就是加油站，其所有者也像拉丁美洲的老板一样，很少热心于扩大投资。在这里居住的人总是拉着窗帘，关闭百叶窗，并在其前院的草坪上插上牌子，上面写着：“小心狗咬，闲人免进。”

亚洲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有许多小型商店和仅有一个房间的小工厂组成，其间夹杂着卡普兰（Kaplan）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培训学校和各种工程技术学院。他们都生活在大家庭中，所有人干起活来都不睡觉，他们想靠努力和勤奋改变命运。

在名叫中国的街道上，没有强制的交通法规，但所有的道路都被铺得整整齐齐，没有坑坑洼洼，路灯也总是亮着。印度的街道则相反，没人修理破损的路灯，路上到处都是被车轮压出的沟槽，但是警察却忠于职守，严格执法，你要是想在街边开一家柠檬水商店，必须要出示许可证。幸好，你可以通过贿赂当地警察办成你想办的事。在这里，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己配置发电机以保证工厂的电力需要，必须自备移动电话与外界通信，因为本地的电线杆都倒着。非洲的街道很悲惨，这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人口预期寿命在下降，唯一的新建筑是卫生诊所。

几乎绕了20年，可爱的弗里德曼描述的其实还是与查耶夫斯基先生看到的同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全球化语境下的“清明上河图”。不过，前者窥探到的是全球化的后半夜，后者审视的仅仅是全球化的前半夜罢了。

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波涛汹涌，拍岸而来。

“给我一杯可乐，两块新奥尔良鸡翅，一个鸡腿堡，打包带走。”在中国山东，作家韩晗不无抱怨地说，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各大肯德基店听到这样的点餐声。

你可能没想到，同一时间，平均有一个相同的点餐指令地上与地下的繁忙生活绘画1490年库特纳霍拉，波希米亚的第二大城市，地上一片歌舞升平，无比繁荣。地下的另外一个世界里，成千上万的矿工没日没夜地在开采银矿。500米的距离，把巨富的波西米亚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会在全球四十多家肯德基连锁店发出。换句话说，在肯德基这样的全球化餐饮连锁中，世界不同地区的人，都会因为肯德基提供的菜单而由“众口难调”走向“众口一致”。

韩晗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在地铁、公交、写字楼等场所，都能看见穿着阿迪达斯、喝着百事可乐、吃着外卖汉堡、看着移动电视的人，他们总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得世界上的各类消息，然后把自己的感想写到博客上，以此获得高点击率并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被其他人称为‘知道分子’。”

“这个比知识分子、‘知本家’更新锐的名词已悄然在互联网上蔓延。他们会感谢很多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甚至网友、‘粉丝’以及各种各样不相干的媒体——或许还会像‘春晚’上的赵本山那样感谢很多与己无关的‘TV’，但是这些人都忽略了最关键的一个词——这是他们必须要去虔诚感谢的。这个词，就是‘全球化’。”

卡斯特罗低声嘟囔：“全球化就像一艘你不得不乘坐的船。”而在遥远神秘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也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低声嘟囔：“全球化就像一艘你不得不乘坐的船。”在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的中国台湾地区，原台北市文化局长、著名学者龙应台大发感慨，不仅只是衣食住行的物质，还包括文化价值和观念，在全球化的运作下，都成为统一的商品，渗透了他的24小时，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譬如——

我们的早点，往往是牛奶、面包，涂奶油果酱。若是在国际的饭店里，你面临的选择，基本上不是欧式就是美式。边吃早点边读报。看你人在哪个城市，先读当地的报纸，可能是香港《明报》，可能是台北《中国时报》，可能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或是《法兰克福汇报》，但是有几份国际的报纸是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找来看的，譬如《国际先驱论坛报》《亚洲华尔街日报》，或者听BBC的广播，看CNN的电视报道。

譬如——

用完早餐，进到浴室冲凉：洗发精的品牌——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香港台北纽约，大概都是同样那几个国际品牌，连卫生纸都是。坐在梳妆台前，发现你的化妆品，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角落，你用的品牌都是那几样：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如果讲究穿品牌服饰的话，那么衣橱一打开，入眼也是那几种熟悉的文字，法文、意大利文、英文。

譬如——

住，一个Ikea的家具就把每一个公寓，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上海、是在赫尔辛基还是洛杉矶，都“统一”了。出门坐车，别说是汽车就那几个固定的选择，连不同城市的地铁都是几个品牌公司的产品。别说家俱、汽车等等商品已经全球统一，连城市的样子都一致了。所谓街道家具——马路边的路灯、公车站牌、广告设置、人行道设计等等，都变成了全球企业的产品。都市的景观和建筑，通过国际竞标，由少数全球化的建筑师与开发商运作，造成面貌相似的大城市。

“食衣住行如此，育与乐就不一样吗？”龙应台不厌其烦，一一举例：

“我在吃了欧式早点之后，开着德国品牌的汽车，驶过法国公司设计的街道，到了一个英国建筑师建造的美术馆大楼，去看一个新的当代艺术展。很可能是一个多媒体的影音展，用录像机、照相机所摄下的现代感十足的光怪陆离的人生影像。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种展览看多了——譬如你已经看过多次的意大利威尼斯展、巴西圣保罗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展、德国卡赛尔展、韩国光州展等等，你会有一个疑问：尽管艺术家不同、地理位置和国家文化不同，怎么‘现代’的解释却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在书店，龙女士又发现：这个书店一进门的地方大概就摆着《哈利·波特》，在香港和台北是繁体中文版，到北京和新加坡是简体中文版。如果是在马德里，会看到西班牙版。在柏林，会看到德文版。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文字，反正都是哈利·波特。

在电影院，龙女士再次发现要避开好莱坞的全球产品可不容易：《泰坦尼克号》或者奥斯卡印记的《卧虎藏龙》在马来西亚的乡下或是伦敦的市区里都看得见，有如麦当劳的标准菜单，“全球同步”。

如果不想看电影，留在家里懒惰地看电视，会看到什么呢？

龙应台说，最近搬到香港，电视一打开，刚看见片头，孩子就说：“这个电视节目我知道。”同样的电视节目，美国制片的，在德国放映是德语，在西班牙放映是西班牙语，到了香港就是用粤语发音。人可以到天涯海角，全球统一了的衣食住行育乐跟着你到天涯海角。

安眠药是全球一致的。止痛药是全球一致的，你喂鱼的饲料也来自一个国际连锁商。更让龙应台感到啼笑皆非的是——

睡不着吗？想吃一颗安眠药，你会发现，连安眠药也是全球一致的。

头疼吗？止痛药也是全球一致的。

养鱼吗？你喂鱼的饲料来自一个国际连锁商。

要快递东西到外国去吗？DHL或是Federal Express，不管你是在北京、台北、法兰克福，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发生了法律纠纷吗？需要人寿保险吗？国际连锁的律师事务所、全球连线的保险公司，正等在你门口。

经历了上述尴尬而令人深省的“历险”，龙应台大发感慨：“在100年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谈所谓的‘西学东渐’，西方的影响刚刚来到门口，人们要决定的是究竟我应该敞开门来，让它全部进来呢，还是只露出一条小小的缝，让某些东西一点点进来。在100年后的今天，所谓‘西学’，已经不是一个‘渐’不‘渐’的问题，它已经从大门、窗子、地下水道，从门缝里头全面侵入，已经从纯粹的思想跟抽象的理论层次，深入到生活里头成为你呼吸的世界，渗透到最具体的生活内容跟细节之中了。”

谁动了墨西哥的午餐

中国正在吃墨西哥的午餐！最早发现的人还是前文已提过的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这么讲述的：2004年的春天，一位墨西哥记者在墨西哥媒体和因特网上发现了这样一幕尴尬的情景——

墨西哥的守护神圣母瓜达鲁佩的小雕像竟然是由中国人制造的，并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港口运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此前是以劳动力成本低廉而闻名的，可是墨西哥人却从中国进口守护神的小雕像，这说明即使考虑到横跨大西洋的运输成本，中国人制造这些雕像的成本也比墨西哥本地工厂低。

不仅仅在墨西哥家门口发生这样的事情，墨西哥还发现，自己与邻国美国的贸易正在遭受到威胁，电脑配件、电器部件、玩具、纺织品、体育用品和网球鞋等领域，中国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把墨西哥产品挤出美国市场。

最初，还怕狼来了——来自国外的竞争的中国，开始与狼共舞，并且也开始塑造狼的角色了。

中国的触角不仅仅伸到墨西哥，还有美国。在埃及穆斯林神圣的斋月期间，美国人惊呼：可怕的中国人来了！当地的学生和孩子们按照传统习俗都会提一个内部点着蜡烛的彩色灯笼，颇像美国的万圣节。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小灯笼都是由开罗附近年久简陋的小上帝创造世界微型画公元13世纪 出自法国《圣经的道德教谕》在上帝的圆规之下，那团黄色是地球，它被天堂的物体所包围。而天堂则被一些云的边缘所环绕。它传达了基督教一个观念：地球是平面的，而非一个球体。作坊里生产的。

可最近几年，那些小作坊的日子不好过了，中国生产的灯笼像洪水一样迅速占领了市场。这些灯笼是由塑料制成的，而且由电池供电的灯泡取代了传统的蜡烛。埃及人对此似乎无能为力，这些源自于埃及传统和灵魂的灯笼正在被中国人加以改造并赋予新意。

中国不仅仅在抢墨西哥的午餐。甚至连美国人也在惊呼：可怕的中国人来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甚至比墨西哥人更恼怒。她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

美国人的探险精神激发了萨拉的尝试欲望，她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丈夫、孩子们集体尝试一年不买中国货，她做到了，由此也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不过，这真是“糟糕”的一年，一个全家人都盼着早点结束的一年。萨拉的故事告诉我们，美国人不仅离不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且躲都躲不了占满了沃尔玛货架的中国产品。

在这个阴沉的下午，我坐在沙发上，环顾节日后乱得一塌糊涂的家，后背猛然冒出一股不安的凉意来。照理说早就该注意到，可我直到此刻才发现——中国占领着我的家！

中国，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辉光；中国，在客厅一角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脚痒痒；中国，躺在门口那一堆脏鞋上，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想要彻底驱逐“中国”，为时已晚。要是把我们已经抬进家门的“中国制造”全扔了，我家也就差不多空了——就跟院子里那棵垂死柠檬树的干枯枝条一样，只有零零落落几片叶子。

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但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办公用品商店的打印耗材区，我翻过盒子，仪式般检查了标签。如我所料，坏消息：墨粉，日本造；墨盒，中国造。只有这种墨盒才配我的打印机，制造商警告说，如果用其他品牌会有危险，但我顺便翻了架子上的其他品牌，指望找出一盒能用的非中国产墨盒来。全都是中国造。

安装师傅上门后，说安装费是75美元，并且好奇为什么我居然以为他们会给我们四个月的折扣价。我们在客厅扯皮期间，我快速瞟了一眼师傅背后挂的光纤线——中国制造。最终，我们没有安光纤，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使用中国工具完成交易的上门维修人员及其他人士，我没有制定对应的抵制规则。

……

承认现实吧：能撑过这一年，大部分靠的是运气。尽管有抵制在先，中国产品还是源源不断涌进我家。破晓时分，维斯兴冲冲地醒了。窗外天色还黑得跟墨汁儿似的，但维斯知道新年头一天意味着什么。

萨拉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发誓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似乎不太现实。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至少，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她沮丧地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来一次，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情愿不去设想，未来10年不靠中国产品过活，日子会有多难。”

与“中国制造”一样在全球卷起狂飙的还有印度和前苏联。最近10年来，“三剑客”一骑绝尘，如果把一个香槟酒瓶摇晃上50年，然后最终打开它。当软木塞被拔出来时，你会看到何等猛烈的爆发。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等被压抑欲望的集中爆发。独秀天下，世界为此沸沸扬扬。

为什么是他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看法耐人寻味：“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香槟酒瓶摇晃上50年，然后最终打开它。当软木塞被拔出来时，你会看到何等猛烈的爆发。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印度和前苏联等被压抑欲望的集中爆发。相信你不会试图去阻挡软木塞的运动轨迹。”

摇晃这“三瓶香槟酒”的巨大力量正是全球化这只魔掌。

与墨西哥对全球化的怨愤迥异不同，爱尔兰对全球化是彻底敞开胸怀主动拥抱。

今天的爱尔兰，已经是仅次于卢森堡的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它拥有着比德国、法国和英国更高的人均GDP。而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它还是一个因贫穷的移民、饥荒、内战和妖精传说而著名的欧洲病人，是什么让它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有如此跳跃式的发展？

改革！

这种在监管、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大力推行的改革正是推平世界的前提。

1990年，戴尔计算机公司在爱尔兰投资。经济界一直认为，戴尔的这一举动并不是欠考虑的非理性行为。

一位评论家分析道：“爱尔兰的产业和税收政策是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它可以持续不变地对商业进行支持，这样，戴尔不会担心这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对公司影响不利。此外，爱尔兰还有非常好的运输和物流业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使得戴尔的产品很容易迅速运往欧洲主要市场。人才也是相当好的资源，爱尔兰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很好的大学作支撑，这些人很具有竞争意识，希望能成功，同时渴望并且了解如何成功。”

很快，戴尔不仅在利默里克设厂，同时还在都柏林外有几千个销售和技术人员。没过多久，戴尔就戴上了爱尔兰最大出口商的桂冠。

这位评论家点评道，爱尔兰的故事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资金在世界的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实际上，最便宜劳动的地方未必有很好的生产能力，比如海地或者孟加拉国。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战乱总会波及其吸引外资的能力。资金总是将一个地方的生产能力和它的劳动力价值兼顾，寻求最优的投资去向。”

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更是认为：“工作将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劳动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创造性环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会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国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

遥遥领先的墨西哥人，在转弯处猛然撞到了中国，这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速度比自己更快的路。2008年10月7日《土耳其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穆罕默德·比兰德描绘了他初次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的震惊，原来他头脑里的中国是这样的：“当飞机在北京降落时，我以为会看见大量的农民在广阔的稻田里挥舞着锄头……”

全球化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无声无息地雕刻着世界每座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中国能在墨西哥的午餐上“虎口拔牙”，能责怪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是墨西哥自己没有及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深化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

在“中国制造”的狂飙声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总是不厌其烦地抱怨中国抢走了他们多少工作，事实上，在全球化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坐享低成本生产国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该再死死攥着那些低工资的装配工作不放，诸君难道没有强烈感受到中国深圳的制造业潮水般迁往东莞或者越南所带给人的震撼和启示吗？

中国在与日本通用公司博弈的过程中，不仅不排斥与对手合作，不仅仅想学会制造通用汽车，它还想成为另一个“通用汽车公司”，在共享中做大蛋糕。这种与狼共舞，化狼为伴的做法或许也值得墨西哥参考。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巴西，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华山一条绝道可以登顶，这条路就是：满怀信心地往前看、往外看，而不是相反。

全球化下的国家变革路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

两德统一，截然不同的两个冷战世界连成了一片。

一位叫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的德国女学者，看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吻高呼“距离死了”。

一位叫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的德国女学者，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吻高呼“距离死了”。弗朗西斯认为，日益便利和快捷的通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距离对人们协同工作能力的阻碍越来越小。

她预言，不用多久，人们都会全球性地组织起来，通过全球整合，工人们在世界各地通过计算机工作。为此，国家之间不得不展开竞争，采取降低税收、优化人居环境等方式吸引居民；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商业方面政策自主权越来越大；而个人隐私的范畴也会越来越小。

后来，世界的发展似乎完全应验了她的预言。

东非最大经济体——肯尼亚总理奥廷加近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直言不讳：“尽管非洲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孤立，还未与全球紧密结合，但非洲并非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绝缘体。虽然它遭受的负面影响远不及西方来得直接，来得猛烈，但不可忽视。”

全球化在改变我们的世界。由此引出另外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全球化给国家、公司、个人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怎么创造有利于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的良好环境，为本国的公司和企业家服务？

冷静寻找自己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坐标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客观地环顾四周、躬身反省，扪心自问自己已经被平坦的世界落下了多远，它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了发展的潮流并利用了竞争与合作的新平台，那么它势必将被平坦的世界淹没。

拜全球化之赐，一个全新的更加高水平的竞争平台出现在世人眼前。我想，你应该丝毫不会对如下的状况感到目瞪口呆：

在这个平台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领袖，谁是我们的跟班，全乱套了，全打破重组了，全重新划分利益版图了。

不仅仅西方的公司和个人很快适应了这一新事物，而且从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拉美和中亚国家，这30亿人也开始越来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场的博弈，与其他人自由地竞争并展开合作。

此情此景，正像一位美国作家写的：

“当你我出生的时候，你的竞争者可能只是住在你隔壁的邻居。而今天我们的竞争者则可能是一个日本人或一个法国人或者是一个印度人。在平坦的世界中，你能很快了解你在竞争中的地位……现在你正在与其他的人竞争，在平坦的世界中最有才能的人将获得更多，如果你不合适的话，有人会替代你，而且替代你的这个人不会再是那个住在你街对面的人。”

如此世纪变局，概因供应链服务、外包、信息革命所支撑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敌人，只有伙伴。的全球整合与整合全球这一新浪潮，所有这些合作工具，让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接受数十亿网页的初始信息，这些将预示着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各种创造发明进而影响整个全球规模。这些人不必离开家门就可以和新的竞争场所、新的工作流程汇合到一起，长袖善舞，逐鹿全球。

而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只有北美、西欧、东亚（以日本为首），他们有温文尔雅的竞争环境：由于它们是同一战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间的竞争相对有限。而且当时的全球劳动力流动和行业竞争仍面临很多障碍，这三大贸易集团的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劳动力规模都旗鼓相当。

今天，冷战格局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每个国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应该思考怎样为自己创造机会，把握机会，并且为自己不停创造更多的新机会，以更好地与人合作、竞争以及博弈。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敌人，只有伙伴。当然，还有一种人，坐在冷板凳上的看客——如果你不够出类拔萃，那你最好坐在那里看比赛。

勃兴信息技术及产业

从开始应用到拥有5000万用户，报纸用了近1000年，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个人电脑用了16年，互联网用了4年。现在全球每一分钟有600万个电子邮件信息被发送；每一小时有3500万个语音邮件被送出；每一天有3700万用户登陆互联网，并在大约8.3亿个WEB页中选择浏览。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瑞典43%的用户会从网上订购商品，紧随其后的是英国（33%）和美国（30%）。

互联网还促成了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市场和以发达的传媒所构成的注意力市场的互为融合，这场横空杀出的注意力经济被戏称为“一场跨世界的眼球争夺大战”。由于信息产业的竞争范围具有全球化，经济结构呈网络体系，多如过江之鲫的新兴公司不约而同围绕着网络经济开展大改组和大整合。一个在一定程度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网络经济体系出现了。

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对于一个国家融入全球化，削平地理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高山大河，让世界变得波平如镜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到廉价的宽带、手机、机场和高速公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角落呼啸闯进你的眼球，我们看到一场旨在促进国民学会与人合作的教育体系改革如火如荼。为扫除藩篱，各国政府正在加大财政政策、法律体系和官员素质等的提升力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责任意识、执政水平也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的发展佐证了一件事：谁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无视全球一体合作共享这一滔滔大势，谁就避免不了被无情淘汰的命运。反之，则像中国、墨西哥、巴西和印度这些先行者、勇敢者那样受益无穷。

据统计1990年，中国大约有3.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每天人均支出不到1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12亿人。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的话，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1600万人。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极度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4.62亿人下降到2001年的4.31亿人，预计到2015年这个数字会下降到2.16亿人。然而在撒哈拉非洲恰恰相反，那里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非常缓慢。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2.27亿人上升到2001年的3.13亿人，并预计继续上升到2015年的3.4亿人。

但是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坦，中国开始在制造业领域里同世界各地的对手竞争，印度开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业务外包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个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个人展开竞争，更深层次的改革开始被呼唤。

完善合理游戏规则

美国国际金融公司关于开办公司的门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做过系统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在澳大利亚开办公司，办理手续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在海地需要203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215天。

在丹麦为创建新公司办理手续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在柬埔寨缴纳的费用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倍，在塞拉利昂交纳的费用则是人均收入的13倍。

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占世界30%多的经济体不对新建公司设立最低资本要求。相反，在叙利亚，最低资本额相当于人均收入的56倍……

捷克和丹麦的公司可以自由地与工人签订要求定期合同只适用于特种工作，期限最长为一年……

在突尼斯，出现违约时，法院强制执行原合同的时间只需要7天，荷兰需要39天，而在危地马拉几乎需要1500天。

在奥地利、加拿大和英国强制执行合同时花费的费用不到争议合同金额的1%，但在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用占合同金额的100%。

新西兰、挪威和美国的信用监管当局掌握着几乎每个成年人的信用记录，但是在喀麦隆、加纳、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有信用记录的人占成年人数比例不足1%。当债务人破产的时候，英国的担保法和破产法会为债权人提供强力的支持，帮助其尽量挽回损失。而在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债权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

在爱尔兰和日本，破产程序只需不到6个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则要超过10年。在芬兰、荷兰、挪威和新加坡处理破产程序的花费只相当于标的资产的1%，而在乍得、巴拿马、马其顿王国、委内瑞拉、塞尔维亚、黑山和塞拉利昂，这个比例几乎是50%。

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只有在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游戏规则完善合理的市场环境中，创业、竞争、合作才能深入推进。

在全球化下，作为国家，其首要的功能就是构建与管理维护竞争平台，维护市场秩序，严惩违规破坏平台的人。这是一个平台建设者与市场裁判员的角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

反对贸易保护，尊重市场选择

我们有必要重温一遍马克·安德森的一句经典名言。

马克·安德森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一个典型的小镇新里斯本。马克·安德森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那么就会有1995年8月9日，年仅24岁的安德森，仿佛神话般地从一文不名到拥有5800万美元身价。这位改变Internet历史的亿万富翁在回答记者询问他的“无本万利”的秘诀时，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那么就会有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

一些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对离岸外包，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担心一些低端的服务性的工作岗位被人连锅端走，导致大量蓝领甚至白领失业，或者由于竞争者加入导致的工资降低。毕竟，国际经济的舞台容不下太多的人同台演出。二是担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绝对地下降，而不是相对地。

假使我们把世界当成一个以分享合作为主轴、互相勾连的水平平台，你就不会作出如此低级的判断：以为所有的发明、创新、机会都已经出现了，所有的竞争都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你吃的就没我吃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事实摆在绝大多数人们的面前，我相信你不可能看不见：当跨国公司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与服务工作从欧洲、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印度、中国和前苏联，世界经济的馅饼不仅变大了——因为更多的人实现了收入增长——而且馅料还会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因为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和更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

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只有在雇用和解雇劳动力不受限制，信用体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够保护资本所有权不受侵犯，游戏规则完善合理的市场环境中，创业、竞争、合作才能深入推进。

在全球化下，作为国家，其首要的功能就是构建与管理维护竞争平台，维护市场秩序，严惩违规破坏平台的人。这是一个平台建设者与市场裁判员的角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创业、竞争、合作变得非常容易，且大有利可图，谁还会临渊羡鱼而不退而结网呢？

反对贸易保护，尊重市场选择

我们有必要重温一遍马克·安德森的一句经典名言。

马克·安德森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一个典型的小镇新里斯本。马克·安德森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那么就会有1995年8月9日，年仅24岁的安德森，仿佛神话般地从一文不名到拥有5800万美元身价。这位改变Internet历史的亿万富翁在回答记者询问他的“无本万利”的秘诀时，诡秘一笑：“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那么就会有无限个行业等待你去创造，无限的商机等待你去发掘，你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力。”

一些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对离岸外包，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担心一些低端的服务性的工作岗位被人连锅端走，导致大量蓝领甚至白领失业，或者由于竞争者加入导致的工资降低。毕竟，国际经济的舞台容不下太多的人同台演出。二是担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将绝对地下降，而不是相对地。

假使我们把世界当成一个以分享合作为主轴、互相勾连的水平平台，你就不会作出如此低级的判断：以为所有的发明、创新、机会都已经出现了，所有的竞争都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你吃的就没我吃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事实摆在绝大多数人们的面前，我相信你不可能看不见：当跨国公司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与服务工作从欧洲、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印度、中国和前苏联，世界经济的馅饼不仅变大了——因为更多的人实现了收入增长——而且馅料还会变得更加多种多样，因为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和更多的新技术被创造出来。

能够关心社会大众，并愿意回报自己的祖国，或是对国家的贫穷置之不理，只顾在国外捞钱？

国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并把他们同自己的传统相融合，印度、美国、日本和近年来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来，蒙古人来了，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蒙古人去了；英国人来了，英国人去了。但印度文化却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喱饭，印度妇女仍然穿纱丽，印度人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几代人在一起生活。这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最佳范例。一个更加开放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将会更占优势。

当中国皇帝把英国外交官赶走，谁最终受到了伤害？是中国。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险的。

只有适应性和包容性强的文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想一想本·拉登主义者的指导思想。他们要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外国的影响从沙特阿拉伯清除掉。这恰恰是开放与合作的对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仍然占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与他们不认识甚至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参与到现代的劳动分工中来，你必须对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2004年，沙特阿拉伯记者在他的《需要等多久才能迈出第一步？》文章中就表示了这一担心：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却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从4年级到12年级，我们不告诉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不告诉他们我们只是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伊斯兰帝国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当谈论到经济活动时，人们很容易忘掉对一国发展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文化的容忍度。当宽容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会因此得到好处，因为宽容是彼此信赖的前提，而彼此信赖又是创新和企业精神的基础。增进不同群体、不同公司、或社会之间的信任水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印度教的本质就是教人学会宽容，这种文化导致了印度整体的繁荣。中国人和印度人到了一起总是会形成一个群体，共同繁荣。

据西班牙储蓄所基金会所属的官方杂志的一次调查显示，西班牙是欧盟15国中对移民态度最为宽容的国家，这个由穆罕默德信徒组成的国度，崇尚贸易和经商，在那里，人们不得不靠智慧以及学会与别人合作才能谋生。迪拜也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大都会之一，在那里，寿司和高尔夫球场看上去比清真寺多，旅游者甚至不需要签证。

直面危机，勇于变革

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着，日渐逼近中国。当然，“天还没有塌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全球化正在导致的世界经济乾坤大挪移。

催生这一浪潮的是外包和整合两大革命性工具。

且听听总裁们关于外包的原因，并邀请托马斯·弗里德曼点评。

“当我们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公司不仅节省了75%的工资成本，同时还得到了100%的生产增长率。”

——思科全球总裁约翰·钱伯斯

托马斯·弗里德曼：当你把一个在美国地位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转移到印度后，同样的工作就变成了高工资、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公司的支付减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劲却比在美国更足了。

“离岸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生产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

——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

托马斯·弗里德曼：除了工资的支出压缩外，一个班加罗尔的印度工人经过再培训后，可以做2—3个欧洲人的工作量，而且这些班加罗尔的雇员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认为离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资支出的问题，你不会感到惊讶，但事实是，这些工人工作得太努力了，勤奋得让人害怕。

我们可以在湖南湘西，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家的阁楼和果园。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尤其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意识到，在全球化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供应链整合革命正在酝酿着、发酵着，它的影响和能量极有可能催生人类社会的第四次浪潮的到来。这里我们暂且不展开论述，留待下一章节。

外包和供应链整合服务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深远后果，那就是世界一体化，抹平距离，填平空间，天涯咫尺，各地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不用出国就可以从事全世界的工作。这样，我们可以在深圳，甚至边远的湖南湘西，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此前难以想象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家的阁楼和果园。

但是，中国应警惕，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国公司从事的全部是软件开发中的低端工作——软件各组成部分的汇总。而设计等技术链上游一直还牢牢拽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中国制造”甚嚣尘上，似乎很强大，事实上还是个打工仔，不过高级点罢。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一直是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理所当然的梦想和现实选择，我们乐于停留在低端产业链条，并且执迷不悟。

我们一直梦寐有这样一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每一个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我的家门口工作，整个中国成为一个鼓励全民创业、技术与管理乃至思维创新、民主与法制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成为一个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智能滚滚涌入的巨大磁场。

在全球化下，在一个扁平的世界里，这一切并非不可能，而是完全可能，巨大的机会兜头落下，一不留神，也可能转瞬而去。“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曾经有中国媒体记者问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治学严肃倍受中国权力中心青睐的老头，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个月。”

“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个月就能消化它们。”

3个月的距离，或许是中国最大最新的一次强国机遇。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高度。

坦率地说，如今比较优势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转移——从强调自然资源之类的结构性要素转向强调独特的创新与创业能力。

如果中国与中国企业善于驾驭这些变革性力量，将会寻找到令人激动的成长机遇；反之，如果对这些力量视而不见，则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堵塞着“中国号”航天飞机引擎的问题如下：

1.精英意识的缺乏

“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当中，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太平洋西岸的欧洲、美国转向太平洋东岸与印度洋，从西方转向东方。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几个主要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改写世界发展轨道的巨大机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瑞·萨克斯指出，“精英阶层、精英意识的缺乏是中国不可忽视的桎梏。”

萨克斯认为，17世纪科技革命开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实际上都为生计奔波。蒸汽动力、机器、电力和现在的计算机及因特网已经使得个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正让位于精英时代。小世界把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工具带到更多地方和更多人种。随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佣者的才能和企业家精神。

在全球化下，任何人都是赢家，但是精英啃到的无疑是最大的获利盘。

2.信息服务基础设施落后

据报道，中国因特网用户占世界全部用户的份额太少。目前，全世界因特网用户达1.3亿户，中国只占全世界用户的1.6％。欧盟、挪威、瑞士、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占世界人口的17％，而它们的因特网用户占了世界总用户的82％。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名因特网用户，他们的确是生活在信息社会。而中国平均每588人才有一名因特网用户，低于发展中国家422人的平均水平。

国家统计局研究员王济川说，中国电脑普及率低，上网率更低，不只是表现在普通家庭，甚至在一些文化人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麻木，思想观念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查找资料、调阅作品，依然基本上是两地一线——从图书馆到资料室，不少人不懂得利用已开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电脑成了创作、文艺研究人员代笔的打字机。相当部分人员不懂电脑，家中的电脑为小孩而设，自己在一旁“望洋兴叹”，更不用说上网漫游了。

此外，国际线路容量明显偏小，网上信息资源贫乏而又陈旧，使网民上网效率降低，有时甚至劳而不获。由于网络骨干线路和国际出口速率偏低，网络上已显得拥挤不堪。

目前，我国４0％的信息资源尚未电子化，信息处理技术仍处于剪贴拼凑的手工阶段。电子函件、数据交换、可视图文、光盘数据库等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的新型信息产品，在我国并未普及。信息库只建不用，各行业信息网络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许多公有信息被视为部门所有，只能内部流动。

网络水平相对偏低，而与上网相关的开支却又相对偏高。对个人用户而言，上网所需的计算机、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加上每月的月租费，参照目前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少中国家庭还难以承受。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信息技术提供的这些新机遇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加快因特网发展的紧迫感，而满足于当前看似很快的发展速度，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是日益缩小而是日益扩大。

有学者指出，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小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小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未来几年，所有的长途电话和1／3的本地电话会通过互联网进行。80％—90％的互联网接入是通过可以上网的电话、个人数据助理（PDA）以及无线笔记本电脑实现的。最重要的一点，在未来不到10年时间里全世界将会有1／3的人上网，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可以上网的电话。互联网可以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信息高速公路”——计算机时代的基础设施，或者叫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推动了弹性工作并且减少了商务旅行，同时使“远程合作”、外部采购和外包成为可能。不能利用小世界的优势和好作为第一个真正可以触及全球的营销媒体，互联网对于全球消费文化的形成至为关键。我们犹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如居住在“地球村”里，而网络就是村中心的广场。

全球化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以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小世界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种创新，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

正视全球化新问题，加强缓冲机制建设

全球化，关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考验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

急剧的社会变化往往带来巨大的破坏，这是无可非议的。平静的表面下暗潮汹涌，此时，没有什么比制定新的规则更紧迫的了。

今天，我们需要的游戏规则，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新闻机构参与，还有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和公司，惟有这些利益主体充分博弈与协作，方可制定出新的规范和界限。

为了建设一个完美的市场，我们当然要尽量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和语言文化差异及意识形态差别的阻碍，但必须尊重、呵护、珍视一些非市场价值的习惯、文化和传统，他们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和国家荣誉等。

当老的权力结构和经验被新的市场力量和价值观挑战的时候，分散的社会形成了。有人为此振奋和自由。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使用一整套新的工具，在各方面扩展、深挖、高飞、重建。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恐惧，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依靠和支撑，就那样悬浮空中，不知道命运如何？

我们必须从机制上给后者提供必需的生活与工作以及心理、文化保障。

社会保障是有益的脂肪，我们应该保留它。我们要施舍怜悯，适当地照顾一些弱者，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也是为了稳定大局的需要，否则世界平坦化会在弱势群体中产生大的骚乱，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这个是要不得的。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法制规范、公正平等、彼此尊重，富有爱心、同情心的责任社会。

中国正迎来两千年历史中的第四次崛起，但如何驾驭这次崛起将给中国带来比前三次崛起更大的挑战。

中国头三次崛起：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帝国统一后；第二次是在公元七八世纪期间，突厥帝国对中亚贸易路线的威胁促成短暂巩固；第三次是依靠清王朝的军事实力达到鼎盛。只有这最近一次崛起才是受到经济推动，并面临全球挑战。

中国优先考虑的事务很可能是：继续把全球经济视为通往更远大目标的途径，使之服务于首要目标——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尊重和影响力；接受保持文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将现代思想与本国遗产的精华相融合。但长远而言，中国领导人将继续着眼于中国理念的中心：一个统一国家及和谐社会的安定，而只有良好施政才能确保这些。在全球化潜在的不确定环境中，各种利益和势力你争我夺，取得这一目标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企业和个人的六大生存工具

全球化意味着改变，因而引发恐惧，即便那些最终从中获益的人亦如此。短期内的改变确会使一些人受损。但全球化犹如呼吸——你无法停止呼吸，也不应使自己窒息。

谁抢了你的饭碗？

在唐·西格尔的电影《人体异形》中，一位市镇医生发现，来自外太空的异形正在逐步占据本镇的人体。

自相残杀插图13世纪《旧约全书》中这幅画是人类自相残杀的一幅绝妙写真。今天，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个类似的科幻故事正在成为美国各地工厂里的现实。这里的“工作异形”安坐于万里之外一个虚无缥缈的办公室里，无影无形，通过高速光纤电缆另一端的一台电脑提供他或她的服务。

耶鲁大学本科生马特就与一位这样的无形工人有过接触，令他如见鬼魅。在一家跨国公司的纽约办公室做暑期兼职期间，马特致电技术支持部门来处理一个电脑故障。接电话的人来自班加罗尔，并请马特将个人电脑移交他控制。此后，马特惊讶地看着鼠标在屏幕上飞舞，开关一个个窗口，就像一只无形之手在屏幕上拼写奇奇怪怪的文字，直到系统恢复正常。

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人解决了马特的问题，而其工资也许仅是纽约一位技术人员的十分之一。正如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安迪·葛洛夫所说的：“从技术与生产效率的角度而言，一位6000英里外的工程师，与一位坐在隔壁工作间里处理本地网络的人员是一样的。”

不但是隐秘无形的工人在你的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还有一种怪异的声音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回答你关于抵押贷款支付的问题，或是帮你寻找遗失的行李。

类似的事情已随处可见，使人想起电影中的异形取代了邻居的工作，而人们还浑然不觉。但与电影不同的是，当欧美人与德里郊外古尔冈的印度接线员通话时，当日本人联系中国大连呼叫中心的操作员时，对于在服务热线里听到千奇百怪的口音，他们已见怪不怪。

不过，此事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即业界行话中所谓的“业务流程外包”（BPO）。这已成为西方人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意味着“工作异形”正在沿着商业食物链攀爬。现在不仅是蓝领工作和呼叫中心的接线员受到威胁，而且收入丰厚、拥有政治影响力的白领雇员也不能幸免，虽然过程也许是缓慢的。

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为提高股东收益无情地削减成本。他于1989年访问印度，发现这是一个“有着发达智能的发展中国家”。言外之意是一个有着高技术的低工资国家。1997年，“通用电气资本国际服务公司”成立，开印度大规模服务业外包之先声。

英国电信部技术主管阿历克斯·泰勒访问印度后惊叹：“我们还需在国内保留什么？现在他们能在那里做一切事情。”一位印度企业高管所见略同，“当前的业务我们几乎都能胜任，而且更快、更廉价、更好。”英国电信部决定将其IT业务全盘外包给印度。

随着公司争相削减成本、提高利润，西方的许多高管也在提出泰勒的问题，令其手下的工人不寒而栗。世界各大公司纷纷宣布将在国内裁员，聘用国外的低薪工人，这一风潮迄未停息。

美国劳工领袖惊慌地抱怨说，全球化意味着人们能“以轻点鼠标在万里之间转移资本，以光纤电缆的传输速度将工作转移到地球的另一边。为降低成本，通用汽车等一些公司将整个IT业务外包给IBM、惠普等公司，后者又将工作转移到海外。伤害之余，又有羞辱。公司往往要求遭解雇的工人在最后几周的工作时间里培训新人，不是别人，就是即将顶替他们的外国工人”。

企业和个人的六大生存工具

全球化下，没有一个企业或者个体会是一座孤岛，能置身事外。企业和个人怎样才能避免冲击、化危为机呢？我们的建议是以下几点：

1.唯有以变革迎接危机

现状不会永恒，要么收起荣耀继续创造新的历史，要么成为历史。

有些企业家总认为成长是呈直线发展，事实上，若观察“百年老店”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多S成长曲线”，每次衔接都要经过阵痛，并忍受成长缺口，毕竟危机虽可预防，却是无可避免，既然无法避免，最好的防御就是主动变革。

当然，发动变革并不需要人为地在公司制造企业离破产只有Ｎ个月的压力。优秀的企业转型往往是主动的、从容的，并且提前准备，无须采取毁灭性路径。

2.增强员工终身就业能力

在这个变小的世界里，就业终身制已经是世界难以支撑的多余的脂肪，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了。

企业应该在如何增强每个员工终身就业能力，以使他们不会被替代，或者仍然被需要上面狠下功夫。每一个人应逐渐对自己的饭碗、风险和经济安全负责，而企业只是帮助人们形成这种能力。

当然，随着外包和供应链服务的普及，如果你想保持你的职位、饭碗或者有更灵活从容的选择，你必须心态归零，不懈地持续地创新学习。“从一名农业工人转变为一个说着正确的英文并且十分有礼貌的电话接线员相对容易，但随着这些低技术水平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印度，从一名电话接线员转变成一名能够安装、修理语音邮件系统或编写相关软件的技术人员则是惊人的一跃。”——这种美式风格的中肯劝诫同样适用于每一个中国人。

对于公司来说，不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让员工去获得更多的财富，包括认股权。只有给优秀的精英分子体面的待遇和财富积累上升的空间，他们才会以负责任的心态跟你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

此外，公司应尽可能地为员工安排学习、培训机会，从在线攻读学位到公司内部为不同岗位进行的指导训练。

“如果小世界就是一场人才的竞赛，那么我们应该使我们引进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搜索人才，尽自己所能把这些人才聚拢过来，不能让这样的肥水流到别人的田地。”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意思是一个非凡的公司只能通过一群非凡的人才可以建立起来。

3.合作力是新兴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

据统计，到2012年中国将有80万家公司加入全球供应链。由于许多产品将通过全球生产链合作制造，借助服务链到达终端客户，因此，在如何让研究和设计、生产、全球市场、分销渠道、数据分享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各个链条环节运转得更有效率，将创造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工作。

这些工作中要求最关键的是懂得与他人合作或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及公司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那些从世界各地雇用不同国家员工的公司，实现七大洲、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生产。

新兴中产阶层的工作要求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者、操作者、改编者、解释者、综合者、模型建立者、局部化者或者个性化者，那么你应具备的不仅仅是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这项工作与他人合作的精神。

4.扩展知识边界综合提升自己

IBM和戴尔是两个非常值得分析的公司案例。

一度IBM公司是走“大而全”的路子，芯片、计算机和软件自己全包生产，利益链条从头到尾几乎通吃，这条路差点让它从赚钱机器变成亏损寡头。幸好迷途知返，后来转为只做核心产品，其余都外包才救了一命。

但是戴尔从不自己设计和制造电脑。它只负责把各种零件采购回来，组装后把成品送到顾客面前。戴尔几百名员工创造了相当于数万IBM员工的销售额。戴尔的价值关键是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产业要素组装链接，体现了一种综合协调与组合能力，因为专注于此，它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做得好。

今天，我们越是扩展知识的边界，加强创新，越会导致更多新的突破。传统的解决问题方法是把其分解成各个部分，逐个解决，但是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把分散的东西综合起来，从整体入手。

据国外某研究人士判断，今后的CEO将是首席综合官，而非现在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理由是，信息技术已经根植到商业的各个领域，高科技公司已经从单纯的提供技术转变为将各种生产活动进行综合。

5.做万金油式的“瑞士军刀”

过去，在中国用“万金油”来形容一个人是贬义的，说明这人啥也懂，啥也不精，不符合又红又专的社会期待。时过境迁，“万金油”今天指的是多面手，“瑞士军刀”不仅削铁如泥，有过去说的核心竞争力，还有20多种不同的用途。

概而言之，在信息科技社会，现在的专家要向多才多艺、无所不能、样样精通的“多面手”转变。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吉恩·斯白林曾经这样描述今天的工人竞争工作岗位非常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竞争奖牌，只有一点不同：“工人们就像一些为奥运会做训练，却不知道自己将参加什么比赛的人，”斯白林说，“他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挑战。”

任何一种深厚的技术功底可以让你取得辉煌的成绩，但不能保证让你永远获得巨大成功。随着世界一体化，你的公司和你的工作越来越与外界像齿轮一样“咬”得更紧，这时你必须要学会从公司、顾客和市场的角度发现新动向，而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只是眼睛盯着显示器埋头苦干。一位美国管理学家建议，我们要同时准备做三个领域里的专家，一个是我现在精通的，一个是与现在的领域紧密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下一步要涉足的。

“我们现在寻找的雇员，不仅要能够找到问题，还要能够迅速地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让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他们不仅能够抓到鱼，还要会切鱼片和播种鱼苗……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新设计系统，既治标又治本。”

未来发展分析师杰夫·瓦克尔认为这样的人才符合时代的发展。

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可以让我们始终保持繁荣。

在平坦的世界里为了推动创新和增长，我们必须更加频繁地除旧迎新。过去我们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然后从工业时代过渡到服务业时代。现在我们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服务配送到世界各地。

波士顿银行的经济部曾做过名为“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影响”的研究。得出的一条结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已创建4000家公司，在全球创造了110万个工作岗位，销售额也已达到2320亿美元。

在未来的竞争中，创新模式比技术本身更重要。随着全球整合与整合全球信息市场、资源机制的确立，它将可以激励新产品或程序的开发，因为它们瞬息之间就能达到全球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