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国人“一年人均输液8瓶”的统计数字一出，举国哗然。另一个说法随之而来：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数字考验着我们的想象，但举目四望，“吊瓶”的“森林”的确正在这片土地上繁茂生长。就仿佛雨林，密密麻麻的吊瓶背后已经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丛林法则和“食物链条”，有的群落处在捕食性食物链的终端，有的则处在寄生性食物链条的终端，而谁生活在食物链的底层，面临着无时无刻不在的巨大风险呢？答案不言自明。

暗藏杀机的吊瓶森林

    吊瓶丛林中四处都潜伏着危机：药物直接进入静脉血管，输液这种给药方式充满风险，中药注射液等多次出现致死病例已经给人们敲响过警钟，“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用药共识。

    除此之外，抗生素在输液中的过度使用，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耐药情况的出现，去年席卷全球的“超级细菌”就是最直接的恐怕后果。输液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适得其反。

吊瓶森林里的食物链条

    吊瓶森林中已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食物链，药商、药厂、医院都从中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食物”，为了这条链，人们不断被强化对输液的“迷信”观念，有人甚至到了“你不输液我就跟你急”的地步，于是刺激了新一轮的生产和推销和使用。可悲的是，处于食物链底层的患者们，让渡了金钱，却并没有换来健康。

食物链底层：患者

捕食者：药企和医院

寄生者：装备生产商

如何打破丛林法则

    要打破吊瓶森林现有的造成恶性循环的丛林规则，建立更为良性的生态，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的体制问题，引入没有利益纠葛的监督机制，建立更为通畅的科普信息传递机制。

    让患者不会因为常识的缺失而被误导，让医生不会因为“大处方”背后的利益而冲动，让药企用最合理的方式获取他们应有的利润，保持整个生态的平衡。

分析称我国医疗输液泛滥成灾缘于利益驱动

　　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对此专家分析认为，这和医院及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有关。央视《新闻1+1》2011年1月6日播出节目《输液，为何泛滥成灾？》，以下为节目实录：　

　　节目导视：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一个医学常识为什么反而会演变为输液泛滥？

　　医生：非常严重的(会)休克，甚至引起死亡的都有。

　　解说：过度输液危害巨大，面对慎重输液的医学警告，医院里却是如此场景。

　　患者：最好是输液，输液快一点。

　　解说：“输液大国”、“抗生素大国”、“感冒药大国”，药品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胡皓夫：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

　　黄建始：抗生素合理应用缺少管理、缺少监督。

　　解说：《新闻1+1》今日关注，“请强制我们远离危险！”

　　主持人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1+1》。

　　天气寒冷，感冒的人多了，像这样的画面在医院当中就是再寻常不过了，有人非常形象地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吊瓶森林”。人们原本是在追求健康，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威胁着自己的健康，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威胁，今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2011年1月6日

　　解说：这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这也是北京各大医院每天出现的场景：拥挤的人群，忙碌的医生，还有这成排的吊瓶。

　　患者：感冒了。

　　记者：您这是打的第几瓶了？

　　患者：我这是打第三瓶了。

　　患者1：第二瓶吧。

　　患者2：第五瓶了。

　　解说：当农历节气进入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也同时进入了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感冒、发烧、打吊瓶，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哪家医院不是如此呢？

　　患者家属：发烧、咳嗽，昨天打的(点滴)，今天也打了，她不吃药，她不爱吃药。

　　解说：输液，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惯性选择，正在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近日，国家发改委就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字幕提示：2010年12月28日新闻 晚间新闻 8瓶！输液输出“高”水平

　　同期：去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全国人均输进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这种过度用药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解说：每人8瓶，有媒体称，中国人几乎把输液当成了可乐喝，一个全民输液时代悄然到来，输液泛滥成灾，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记者：一般的时候你要是病了，是打针还是吃药？

　　患者：一般是输液吧，好得快，赶紧回去上班。

　　患者：很少感冒发烧，如果要是感冒发烧了，一般是输液，输液快一点。

　　字幕提示：新闻直播间 广西南宁

　　市民：输液快一点。

　　市民：不影响工作，见效快一点。

　　字幕提示：山东青岛

　　市民：吃药我觉得可能几十块钱，用不了一百块钱，应该就差不多(好)了。但吃药可能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记者：你还要上班吗？

　　市民：明天就该上班了，所以我想赶快好，就想打个吊瓶。

　　高燕 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有的时候病人可能恨病用药，流感是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像现在输液的话，大部分还都是抗菌素，对他(患者)根本是没有效果的。流感的病程，自然的病程就是需要三到五天，你即使输液它也是需要三到五天才能好。

　　解说：今天，面对人均8瓶这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另外一个数据。“在我国，每年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有60%左右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发生的，这通常是因为药品直接进入了血液，缺少消化道及防御系统的屏障，再加上内毒素、PH值、渗透压等诱因导致的。”输液产生的危害应该是一个医疗常识。

　　高燕：能口服的就不要去输液，这是一个公认的原则。我想可能还是大家一个认识的误区，出现输液反应，这个很常见，病人轻的，可以只是有一些皮疹，注射局部的疼痛。重的话可以出现一个过敏性休克，甚至经常还能有一些死亡病例的报告。

　　解说：“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这张一人多高的海报就挂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但是，无论是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是为患者开药的医生，谁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在中国，输液为什么会泛滥成灾？危险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主持人：全民输液时代，像这样的总结还是少一点的好。说到这种过度输液应该是两方，医生还有病人。你觉得在这个事儿当中两方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白岩松 评论员：先说这种现象。刚才就在咱们播短片的时候，你看外面的导播在耳机里都跟咱们说，他儿子为了输液要排一个小时队。说明输液不是躲的问题，而是求之不得，甚至成了某种待遇。我觉得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患者。1，患者想快，快点儿好，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导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着急。2，他觉得这好，别人也打，我为什么不打呢，否则就吃亏了。

　　主持人：高级别的待遇。

　　白岩松：一个求快，一个求好，而且是对比当中他要这么做。

　　第二，医生。1，医生第一是“被”，很多患者觉得你要不让我打点滴，你就怠慢了我，你对我不太负责任。2，由于以药养医，吊瓶可能是吃药的10倍价格，那个二三十解决了，这个要二三百，这里有利可图。

　　第三，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我们也有责任，媒体、社会及整个周边环境，对输液所产生的危害做的宣传和科普太少。

　　主持人：岩松已经把过度输液的各种社会原因分析清楚了，我们再听听专业人士的看法，我们来连线公共卫生专家黄建始教授。黄教授，您好。

　　黄建始 《健康管理》杂志主编：您好。

　　字幕提示：电话采访《健康管理》杂志主编黄建始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黄建始：这是对的。我们学医的人从开始就学到，能吃药不要打针，能打肌肉针不要打吊针。但是很遗憾，都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完全是个误导。

　　主持人：为什么一个常识被人们忘记了呢？

　　黄建始：至少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大家健康意识增强了，就像白老师说的，都追求短平快。

　　第二，信息被误导了。因为主要是现代社会普遍都追求快，但没有认识到快不等于好。

　　第三，有关职能部门在定价政策上没有尽到责任，无意间促进了输液。

　　第四，大部分的医院和医生迫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不得不迎合患者不正常的要求。就像我跟一个很著名的专家谈了这个问题，我说打吊针到底好不好？他说当然不好。我说为什么还要打？他说因为我不打它，它要打我，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主持人：我知道您也曾经在国外做过医生，也做过医疗方面的官员，也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在美国输液这样的事慎重程度不亚于一个小型的手术，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如此的谨慎？

　　黄建始：在国外的确是不输液。比如说，我顺便说一下，我在美国做过卫生官员，但没有做过医生，我太太做过医生。在洛杉矶有很多华人，包括台湾去的华人要求输液都不给输，因为保险公司就把他卡下来了，绝对不能做这个事，这是违反科学的。

我国60%药品不良反应出现于输液过程中

　　主持人：好，谢谢黄教授，待会儿我们再联系。

　　岩松，你看，黄教授这个观点跟你是完全一致的。像这种过度的输液，它的风险还在哪些方面存在着？

　　白岩松：其实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很重要，大家只是看到了快或者好，没有看到它对你的危害是什么。如果我们能把这种危害更早、更细，经常地说清楚的话，也许很多人就会拒绝它。比如说，如果要从输液角度来说，为什么在医学界提倡的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我要再加上一句话，能少输几瓶液就别多输几瓶液。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因为2002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抗生素滥用。什么叫“抗药性”呢？我相信青霉素最起作用的时候是它刚发明那段时间。

　　主持人：是，细菌都没见过它嘛。

　　白岩松：打一针细菌全趴下，后来打着打着细菌也在跟你搏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是我们现在在灭蚊子的时候，就开始用大炮打它，已经点滴了、输液了，一下把蚊子给打死了。过两天您身上出现苍蝇的时候，您动大炮已经不管用了，受危害的是你。

　　第二，打点滴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你比如说抗药性的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了，60%的不良反应是在输液过程当中出现的，而且我今天看了很多资料，死亡的病例并不少。另外，在最严格操作的情况下，输液也会导致微颗粒进入体内，慢慢地会形成血栓，对你产生的危害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果我们一、二、三、四都跟大家去说了的话，大家还会这样选择吗？

　　刚才医生说了一句话也蛮好的，遇到尤其像感冒这样的病时，你什么都不吃三五天也好了，打了点滴三五天也好了，可是体内你扔进那么多炮弹去，将来苍蝇都打不了。

　　主持人：我们为什么在心态上已经连生病都等不起了？

　　白岩松：这其实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是，有外在的一种压力，大家的工作、岗位，各方面都来之不易。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唯一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急匆匆地在向前走，另外什么都在追求极致，你看八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可是我们都要吃撑了；买车家里头1.6排量足够了，非要大排量的；生活半径两三公里之内也一定要买车，攀比；上学一定要去本城市最好的这种学校，但是不一定对孩子好，因为他要在这里落后的话自信心就会遭受打击，但是大家都不会去考虑。我觉得，的确，很长期的紧缺经济和我们人口众多，使大家突然在新的这种时代条件下都要选择我先占上，我要成为极致，我要最好，然后忘了它可能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主持人：像这样的心理，你说我们多长时间可以调试到比较适度的一个状态呢？

　　白岩松：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调试。比如说像一些消费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慢慢调试，因为它对你直接产生的是物质的危害，你挣的钱白扔进去了，但是对于像抗生素和输液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等。

　　我觉得首先的责任要从宣传和医生两方面共同去做，为什么？它直接对你的身体带来极度的危害，还不像说你一个月挣三千，但是非要吃咸菜，凑够几个月的工资要去买LV。现在我觉得随着大家慢慢富裕了之后，这个会慢慢地过去。可是，抗生素滥用以及点滴这样的东西不能等，所以我觉得要尽早有一种更严格的规定，迅速使我们回落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上，我们不能总是领先于世界三倍的输液的量吧？

　　主持人：当医疗资源依然紧张，医保投入还不足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过度：输液的过度、剖腹产的过度、抗生素的过度，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稍候我们继续。

　　(播放短片)

　　记者：你喜欢给你看病的爷爷吗？

　　河北就诊患儿：喜欢，因为他不给我打针。

　　患者家长：我觉得他医术挺好，而且医德特别好，能吃药的不让打针输液，这点挺好，孩子也比较喜欢。

　　解说：孩子们喜欢的这位爷爷叫胡皓夫，他是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名誉院长，年过八旬，从医50多年。今天，他让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坐诊的几十年间，他只开一些抗病毒的药和中药，为孩子治病。近20年，他只给一个休克的孩子做过肌肉注射，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不打针爷爷”。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

　　胡皓夫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从89年开始，我基本上就没给孩子打过针，尤其是5岁的小孩，尽量不要做肌肉注射，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90%是病毒感染，也就是90%的病人不需要用抗生素，但是我们其中70%、80%都用了抗生素。一个病程大概一周左右，这种病人最好休息，多喝水，即使不吃药他也可以自然恢复。

　　解说：去年4月份，200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发布，其中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品种59%为注射剂。报告提示，静脉注射的给药途径风险较高，应重点关注。

　　此外，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注射剂使用率为58.5%，而与之对照的11个亚非国家的注射剂使用率则在0.2%至48%之间。

　　去年3月份，宁夏的两名新生婴儿“超级细菌”出生后感染“超级细菌”，尽管几天之后被治愈，尽管直到现在依然无法说清感染原因，但在当时这个案例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讨论。过度吃用抗生素会不会导致免疫力低下？有统计显示：中国人均年消费抗生素约138克，而美国仅为13克。此外，2006至2007年度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菌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美英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2%至25%。

　　字幕提示：2009年5月30日资料

　　肖永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实际上大家都非常明白的，不光是抗菌药(存在这类问题)，抗菌药只是所有的药品中间的一类。但是这一类药物，它确确实实占到了这个医疗卫生，医院里使用药物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从现在看来，应该是25%到30%。

　　记者：你能够算笔具体的经济账吗？

　　肖永红：比如三级医院，我们说如果它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如果这个医院，三级医院规模我们都知道，可能一年的医院营业收入在10亿左右，算40%就是4亿，抗菌药占4亿的30%左右，那就是一点几亿。

　　电话采访 河北省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皓夫

　　胡皓夫：现在我们卫生部也有抗生素合理应用的指导原则，但是现在缺少管理、缺少监督，所以有点纸上谈兵。现在到哪个药房去，你只要说我要什么抗生素，头孢一代、二代、三代，都可以买到，所以这样的话是非常可怕。

　　解说：医院的利益，患者的要求，医生的无奈，常识的缺失，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困扰，但是面对健康受到威胁，我们还是要问，医生开处方时能否不要放弃应有的慎重和强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又能否建立起强有力的医疗监管体系？

　　主持人：希望能多一点“不打针爷爷”这样的医生。我们再来听听黄建始教授的观点。黄教授。

　　黄建始：您好。

　　主持人：有患者说，当医生给我开了单子，让我去输液的时候，我怎么敢不去？有医生说，当患者要求他要输液的时候，我也不敢不让他输。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医患关系？

　　黄建始：我觉得，这要从大健康观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三样事情是可以做的：

　　第一，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定价等政策方面，不鼓励输液，而是应该鼓励科学的用药。台湾有一个先例，几年前我曾经到台湾，问了台湾这个事情。台湾的院长告诉我，其实30年前、20年前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后来台湾的医管局就规定，你输液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医院没有人愿意去输液了，赚不到钱。现在输液造成的这个空间很大，这是第一条，从供的方面。

　　第二，需的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应该在分配医疗资料的时候，加强健康教育的力度，提高我们国人抗病和管理自己健康的智慧。现在信息已经不够了，要学会怎么利用信息。

　　第三，我们的医疗部门专业人员，还有社会的其它部门，要整个社会养成一个风气，让我们中国人都能知道聪明地看病，聪明地管理健康，而不是傻乎乎地被误导去干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

　　主持人：我有一个小的担心，也是一个细节问题，想请您帮忙。我担心有观众朋友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谨慎输液了，正在输液的朋友说，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停了？您能不能给一个回应？

　　黄建始：应该不停，应该听医生的话，这就是叫聪明地来管理自己的健康，聪明地看病，而不是根据这个一说就这样做，那个一说就那样做，应该尊重医疗人治病的措施。

　　主持人：既要遵医嘱，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判断，谢谢黄教授。

　　黄教授提到一个概念叫“聪明地看病”，这还有点儿新颖。

　　白岩松：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它解决了那些在患者的压迫之下，让患者打点滴的医生的情况，这样的话你听医生的话，医生就会心平气和地让你吃药等等。

　　但是没有解决另一半，出于利益而要让你明明能够吃药，但是变成了打点滴的情况。在美国恐怕是用医疗保险等等这样的约束，让你没法这么做，而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很久了，我们需要在医院里建立怎样的一种监管系统，对这样一个处方，过度使用的处方，过度治疗的处方形成一种监管。让医生，不愿意给你开药的人，由于患者的进步可以不开了；但是那些想要玩命给你开药的人，出于一种监管不能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接近百分之百地解决问题。

　　主持人：其实在医生面前，我们患者是非常乖的，基本上不大会挑战医生的权威。

　　白岩松：但是有的时候是要学一点，在我们的身边当一个消费者不说了吗，去菜市场你要带秤，你要带化学试剂等等很多。去医院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些常识，比如说你教给我的，小萌教给我们说，三种情况下你可以打点滴，我们可以每个人去比较一下。

　　第一，吞咽困难，同时也没有办法注射肌肉针，比如说经常容易痉挛或者怎么样，崩针等等，那没办法，或者想其它的办法。

　　第二，严重的吸收障碍。比如说呕吐、严重腹泻，你没法吃药，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和体液。

　　第三，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体内必须达到非常高浓度的时候才可以起作用。

　　如果不是这三条，你最好不用采用输液这种方式。我觉得，当你了解一点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下判断。

　　主持人：这一比照就觉得，好像很多情况下都不用输液了。

　　白岩松：我觉得最后记住一句话挺重要的，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做抗生素的滥用，当时在“时空连线”的时候，两做了两期还是三期我忘了。我收获了一句话，医生告诉我们，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正在用过度使用抗生素或者说打点滴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弱，而让你的对手病毒变得更强，而我们人类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主持人：你刚才说到一个媒体责任的问题，你看2002年就大规模地关注了抗生素滥用，但是到现在思路也还没有根本地解决掉。比如今天我们说输液的问题，也许在现实当中人们也不能很快地就有这种意识，我们应该怎么做？

　　白岩松：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对于生活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矿难等等很多的事情，一样，关注一次，你就以为会一劳永逸了吗？不会。关注它，再发生，再关注它，继续发生，慢慢地使人群当中，可能这种明白或者说改变的东西，一点一点在生长。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所以我们也不怕当一个唠唠叨叨的人，在某些问题上。

　　白岩松：对。

医药利益链催生全民输液 治感冒花费1812元

　　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国人“一年人均输液8瓶”的统计数字一出，举国哗然。曾几何时，输液似乎已取代了打针、吃药，成了治疗的代名词。

　　眼下正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记者在儿童医院看到，抱着孩子排队输液的家长组成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长龙，而这样的情景在本市各大医院都可以看见。有的医院输液室挤不下，允许家长举着输液瓶带孩子找地方，于是楼道里、候诊椅上、甚至自家车里都成了输液地点，看到这种情景，就不难理解“全民输液”的景象了，中国人对于输液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

　　记者走访了患者、医院，并对药品生产销售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全民输液”的背后，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被人们认为“见效快，疗效好” 的输液就是一块圈内人抢夺的利益蛋糕，药商、药厂、医院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最终导致生产畸形膨胀，竞争手段花样翻新。为了这条利益链，人们不断被强化对输液的迷信观念，有人甚至到了“你不输液我就跟你急”的地步，于是刺激了新一轮的生产和推销，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使利益链上的相关环节均获益，但危害的却是这个民族，尤其是下一代的健康。

　　治个感冒花1812元 必须输液才能好？

　　看病贵一直是民生之苦，“看个感冒也得花个千儿八百的”抱怨声比比皆是。记者了解了一些病患的经历，发现看病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输液上。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位患者治疗感冒花了1812元。这位患者自称因感冒发烧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就诊，当时一位女大夫先得知他是公费后，为他做了一系列检查，随后建议开三天青霉素输液，又开了一点药。

　　但令患者大吃一惊的是交费结账高达1812元，其中仅输液就1300多元，而且输的是一种他从来没听说过的药——“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18支一共1374.48元。他问药房工作人员：“医生不是说开青霉素吗？”该工作人员称：“这叫类青霉素，是青霉素的一种。”并表示这种药比普通青霉素疗效好，当然价格也贵一些，“难道就因为我说是公费，就输这么贵的药治感冒，这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多位患者的就诊经历显示，最常见的病诸如感冒、气管炎、拉肚子等，医院的治疗方法就是输液，而且主要是输抗生素类药物，少则三天，多则六天，其花费从300多元到八九百元不等。

　　很多患者都心里起疑：“我的病是不是必须输液才能好？”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刘又宁的回答是令很多人震惊的“常识”——感冒可以不治自愈。他指出，治疗感冒最好的药就是“多喝水、多休息”，还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和合适的湿度”。在很多国家，医生不会给感冒患者开药，尤其是抗生素。但一些医疗机构不但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

　　能开输液不开口服 医生收入一半靠药

　　记者了解到，门诊输液主要为抗生素，业内据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行规”——住院病人“每人1瓶”，急诊病人“先来1瓶再说”。而随着新药越来越多，输液所用抗生素的级别和价格也水涨船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部分患者进医院，其实是不需要输液的，过度治疗的主要原因是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从药品的收入里获得，而医生收入的50%要从药品里获得，所以开大处方、输液，实际上是以药养医的体制造成的。

　　为什么医生对输抗生素如此“厚爱”？记者从一名医药代表的口中了解到，行业内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抗生素是当前医药市场的“暴利之最”，通常利润率为20倍，而医生从抗生素中拿到的回扣点数也是最多的。

　　“抗生素的回扣一般都高于30%，个别低于30%的抗生素，如果加上学术交流、旅游、出国考察等因素则远远高于30%；有些医生拿回扣的数目惊人，一些重点科室的重点医生每月仅拿药品回扣就超过万元……当然，上述费用最终都得由患者‘埋单’。”

　　而且，同一种抗生素药物，输液往往比口服药贵出几十倍，这意味着更高的回扣数字。一位曾经因肠炎就诊的患者告诉记者，当时医生给他开的是左氟沙星输液针剂，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而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例如常用的抗感染药物甲硝唑，如果是口服的，一个疗程七天的花费只有大约3元钱，但是改用打点滴，一天就要花费大约20元钱。

　　推抗生素的医药代表 都是业内“牛人”

　　正是这样一条“利益链”的存在，抗生素撑起医院与某些医生、销售人员的腰包，使医院、医生和供货商都患了对抗生素的“依赖症”。

　　这名医药代表在业内混了五六年，自诩深知其中门道，她告诉记者，由于各医院抗生素的用量非常大，竞争也最激烈，所以，销售代表没有超强本事是做不开的，在医药销售这一行，能做抗生素的人都是“牛人”，是顶级的销售代表。如果能把一种抗生素推进一家医院，就意味着这个医药代表不愁饭吃了。

　　另一种顶级销售代表就是做大输液的。何谓大输液？就是给凡是来到医院的病人都能补液的药品。这些液体针剂单支的价格很低，但这些药品用量非常大，可以薄利多销。

　　“只有一种药品是销售代表、中间商最愿意做的，那就是中国医院大量使用的抗生素。在这种药品上，厂家和中间商的利润百分比是不会变的。变的是医生回扣这一块。最少也要给到零售价格的30%，你这个抗生素才有可能经过医生的笔出现在处方纸上。一般一种抗生素只要能进一家三甲医院，一个月最少也能卖个3000盒，那么这个销售代表一个月也能赚3000元。”相比于抗生素，其他药品的利润远远不及，“现在20元以下的非抗生素类口服药基本已经没有医药代表在做了，因为根本赚不到糊口的钱。”

　　据业内人士披露，抗生素大多售价较高，但成本十分低廉，单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药品成本往往只有几元钱。近几年，国际抗生素原料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欧洲最近抽样调查的100种发酵抗生素与合成抗生素中，95种的价格均比1995年下降2/3到4/5。而在我国，抗生素药品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 “我国抗生素药品价高主要是其药品回扣、返利等非成本因素带来的。”正是老百姓看病花的“冤枉钱”支撑起了抗生素巨大的利润空间。

　　小胶囊做成大输液 6000药企无序竞争

　　低廉成本和巨大利润，这种难以抵挡的诱惑使几乎所有药企一拥而上，纷纷投产抗生素。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6000多家药企中绝大部分都生产抗生素，而国内企业生产经营的抗生素大多是重复生产的“仿制药”，如“阿莫西林”，国内的生产企业就几百家，“先锋”的生产企业也有200多家。这直接导致药品流通渠道混乱和竞争无序。这种竞争无疑加剧了愈演愈烈的回扣风，甚至还出现了更恶劣的情况，某些用于大输液的抗生素造成大量的不良病例，例如“欣弗”事件，输液导致了死亡率很高的假膜性肠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孙忠实介绍说，现在的情况是药厂与医院之间互相影响，互成因果。医院来一个病人，医生就给他输抗生素，药厂有销路，管他安全不安全，就上马生产。

　　“本来生产一个片剂或一个小胶囊就够了，现在非要把它做成注射剂，做成注射剂还不够，还要把它做成静脉输液，在这方面，‘欣弗’是最典型的，口服的克林霉素有，肌肉注射的克林霉素有，供静脉注射的克林霉素也有，还有直接静脉注射的大输液。结果出现事故的就是这种大输液，它的生产条件、使用条件、使用对象，其要求都比前几种要高很多。如果不是过多追求经济利益，就不会去把克林霉素做成这种直接静脉输液的大输液。分的品种越多，附加值就越大。”

　　虽然专家一直在呼吁，尽量不要生产抗菌药的输液型制剂，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在利润诱惑下继续生产。据了解，我国现有大输液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100亿瓶，而市场需求约为40亿瓶，供是需的2.5倍，竞争已呈白热化。

　　就这样，从医院到医生，到医药代表、药商和药厂，一个吊瓶的利益被层层瓜分，吊瓶于是越来越多，最后医院里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吊瓶森林”，人们也被不断强化着一个伪科学概念——只有输抗生素才能治好病。它导致的后果是，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J024 ■本报记者 张鹏

我国输液形成完整利益链条 年产量11年增长四倍

　　失控的输液——“中国人人均输液8瓶”背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实习生 刘宽 发自上海 来源：南方周末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 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怎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

　　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当护士将输液针刺入头皮，1岁大的儿子开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李文娟的儿子是这所医院每天输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儿一样，他因为感冒来此求医。

　　李文娟并不知道，输液将让她的孩子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专家孙忠实说，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在中国并非是新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短短十几年间，伴随着医改的进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在医药卫生领域却出现罕见的反例。在“人均输液8瓶”之前，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

　　1月11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将通过公立医院改革改善“输液过度”问题，被认为实际认可了“人均输液8瓶”的说法。

　　不过，在医疗卫生系统，“人均8瓶”说法却引起了反弹。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对数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出来的，我认为不准。”吴永佩说。

　　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得知朱之鑫的说法后，他曾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某大型输液企业核实，对方告诉他，这家企业2009年共生产22.1亿袋输液产品，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7.9%。吴永佩经过计算，认为当年输液产品的产量是79.2亿袋，远低于朱之鑫说的数字。

　　吴永佩没有说明上述市场占有率数字的出处，且要求本报记者不透露该生产企业的名字。

　　吴永佩说，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发改委主管医改工作的领导，朱之鑫讲这种话“不应该”。

　　“怎么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吴永佩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我愿和他辩论。”

　　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国家发改委秘书处，希望就输液问题联系朱之鑫本人采访，结果被对方婉拒。

　　作为研究输液产业多年的业内专家，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秘书长顾维军对于104亿袋的数字基本认可。由于朱之鑫兼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顾维军推测，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尽管质疑数字的准确性，但吴永佩也承认，中国确实存在“输液过度”问题，单就病人群体而言，人均输液量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

　　年产量：11年增长四倍

　　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据顾维军介绍，1998年中国化学药品工业协会统计的输液生产数量是19亿瓶，加上医院自制输液四五亿瓶，总共不过24亿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两瓶。当时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生产和降低价格，以求赶上国外平均水平(2到3瓶)，满足国内患者需要。

　　结果自那之后，中国输液用量突飞猛进，年均增长率近20%，输液成为与抗生素、针剂、片剂等并列的医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关于大输液市场分析报告中读到这样了字句：……2001年，一股改建、新建、扩建输液生产线的热潮席卷全国……当年产量即达到31亿瓶，比上年增长30%。

　　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间，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国外两倍以上。

　　中国的医药企业一向以“做不大”饱受诟病，然而，输液产业却是例外，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崛起了若干输液企业巨头。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伦集团在短短十年间，就以年产20亿袋(瓶)成为全球最大的输液生产商。不过，据顾维军介绍，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除了输液产品本身，输液还拉动了若干相关产业。据顾维军介绍，中国除了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还有几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几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而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均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副院长胡仪吉见证了医院输液几十年的变化：他当年从医时，儿童医院每天病人2000人，输液的不过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现在输液从治疗方式变成给药手段，儿童医院内科系统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输液。

　　充满风险的给药方式

　　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闻曝出之前不到一个月，5岁患儿夏臣森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时出现异常，后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经专家调查，夏臣森的输液异常很可能因药物配伍禁忌引起——有两种药本不可同时加入到盐水中。

　　夏臣森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10天内第二起患者输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岁的患者在该医院输液后，刚走出医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均无相关统计，没有人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输液引发的药物不良反应。不过，来自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相关数字或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这个中心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静脉给药(即输液)占到84.8%。

　　在孙忠实看来，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事实上，医药界并无分歧：药物直接进入静脉血管，输液这种给药方式充满风险。“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用药共识。

　　上海医生陈晓兰说，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和配伍禁忌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操作(穿刺过程、滴速和用量)，盐水(糖水)的质量，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旦出现问题，又很少对同批次的输液器和液体进行检测。

　　与单纯的盐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疗性输液产品可能蕴含着更大风险。2006年发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治疗性输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经国家药监局认定，该药没有按当初批准工艺生产。不过，有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实上该药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为输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为特点的中药，在制作成输液产品之后，也经常成为致命杀手，如双黄连、鱼腥草、莪术油等中药注射剂近年来问题频发。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开始重新审评中药注射剂输液型药品。

　　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患者而言，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并不难懂的风险，正如李文娟的情况一样，人们的观念中只有——输液好得快。

　　医生个个成“一瓶”？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

　　为什么中国人头脑中会有如此奇怪的观念？它们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被置入患者的头脑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名医药界人士称输液过度是医患双方的原因。孙忠实说，在输液问题上，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顾维军则将输液视为“社会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输液好得快”的认识误区。此外，还有说法称，医务人员给病人输液多是无奈之举，“我不给他打(点滴)，他就要打我”。

　　不过，法律界和医学伦理学界部分人士却对此持不同看法。卫生法学者卓小勤认为，将输液问题归咎于患者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医患关系中，患方总体而言是被动的，没有医务人员的误导，患者不会形成对输液的认识误区，而即使是有少数病人坚持不必要的输液，也只能说明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职责，未就输液的风险作出说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医学伦理专家邱仁宗认为，输液过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部分原因是患者的认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追逐利益造成。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被普遍认为是造成输液过度的制度性因素。孙忠实认为，作为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输液本身，而是在于联合用药。孙忠实估计，与若干年前不同，当前输液中已经极少有单纯的盐水、糖水，90%以上是联合用药，其中抗菌素占到相当比例。

　　陈晓兰则将输液形容为“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观察费(尽管未必有真正的观察)、注射费、输液费等。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华(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所在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输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可以大剂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对于护士而言，其奖金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因此护士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背后给医生好处。

　　陈晓兰对此深有体会，据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某医院进修时，发现该院一名医生因为常给病人输液，被同事们讥笑为“一瓶”。然而10年后，陈晓兰发现，大部分医生都成了“一瓶”。陈晓兰担心，在现在环境下，如果限制输液，一些医生已经不会用药了。

　　输不输液谁说了算？

　　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

　　2006年，陈晓兰成为上海市医保局聘请的数名“社会监督员”之一，有一次医保局开会时，陈晓兰就输液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医保不该报销那些本不必要的输液治疗。结果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说：病人是否输液应该由医生决定。陈晓兰则认为：应该由病情决定。

　　陈晓兰认为，输液滥用本身就是医务人员违反用药原则的结果，而医院管理层和卫生、药监、医保等部门的不作为又纵容了此种现象的蔓延。

　　在孙忠实看来，输液泛滥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临床药师岗位的缺失。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临床药师制度，以监督医生合理用药。而我国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在孙忠实看来，如果该制度能成功建立，将会有效控制输液的滥用。

　　而在陈晓兰看来，中国以前的医疗体制中，原本有“药剂师”这一重要岗位，其主要职责是对用药安全进行把关。如果医生开出不安全、不科学的输液方，那么“药剂师”审核时就可以退还处方，实际起的就是临床药师的把关作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医院的“药剂师”变成“执业药师”，其原来的职能不复存在。于是，中国医院极少再看到药房因用药安全问题退处方现象。

　　按顾维军的说法，当前医院的药师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搬运工”，主要是保证医院的药品供应，离国外临床药师的职业定位差得很远。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问题已引起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然而，对于同样滥用的输液问题，却几乎未加任何控制。在孙忠实印象中，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国家药监局，从未单就输液过度问题发过文件。

　　随着输液量急剧加大和输液安全问题频发，以上海为主的部分医院纷纷成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内容是在医院内部成立独立机构，在药师参与下集中配药，以保证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由于临床药师制度未能建立，该做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多收一项“药事服务费”。而此项收费一旦批准，很可能在医院内部建立起一个新的鼓励输液的机制。

　　并且，推行此项做法的医院，多是由企业出资建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疆的几所医院在实施这项改革中，出现了这种现象：医院曾与企业签订合同，后者资助前者建立配药中心，前者则必须使用该企业生产的输液产品，而且要达到一定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暗合了医药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不是需求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和监管，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该人士说。

　　这种做法被部分业内专家视为企业和医院的“双赢”，但批评者担心，输家将是患者和国家。

　　“医生没跟我们说风险”——输液室现场观察报告

　　作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宽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上海 来源：南方周末

　　谈及输液费用，病人的反应普遍是“贵”。使用率最高的“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一个疗程6支，需要三百多块。

　　本月13日上午9点20分，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上海市某区中心医院“门急诊输液室”，了解这所医院的输液情况。这是笔者随机选择的一家二级医院，在上海，二级医院由于名气比不上三甲医院，报销比例比不上地段医院，因此多是病人较少的医院。

　　与不少科室的冷落情景相反，该医院二楼“补液室”热闹异常。补液室外面有一个自动柜员机，专门用来卖儿童输液专用的“固定板”，五元一个，由上海某高校医院“护理创新研究室”研制。按照贴出的宣传单，这种“固定板”可以防止“交叉感染”，但据业内人士说，其实就是防止小孩输液时胳膊乱动。

　　“补液室”占据了整个二层楼，分为成人输液区和儿童输液区两部分。前者有二百余个座位，后者有近一百个座位，此外大厅里还加了不少椅子，上面贴张带有“+”字的号码，这是正常输液座位外另加的，以准备应对更多的输液病人。儿童补液区有一个房间挂有“注射室”的牌子，但两个小时里，笔者没有看到一个病人进去打针。

　　病人在护士台排起了长龙，中间转了几个弯，至少有百人以上。他们大都经门诊过来，手里拿着医生开好的药和一蓝一红两张单子，其中红单子上写的是“静脉输液加药凭证”，表明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并非单纯 “补液”，而是通过静脉输液加药治疗。排在队伍末端的张先生告诉笔者：“排到配药起码要一个小时，拿好号码还要坐在座位上至少等一刻钟才有护士来注射。”“现在还算好，周末人更多，有的老人排队体力不支，只能坐在地上。”

　　护士台有四名护士，她们都忙得不可开交，工作是收取病人的单子和药品，在输液用的盐水或糖水上贴好标签，用钳子撬开注射药品的金属瓶盖，通过一旁的传送带送到配药室。病人拿着护士给的号码到座位上等候。由于病人始终在排队等候，护士们也一刻不能停。一位病人告诉笔者，由于太忙太累，护士们经常轮换，她几乎每次来输液都会看到新面孔。

　　配药室同样也有四名医务人员，他们负责将药品注射到输液袋中。为了让药品及时溶解，还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加以震动。药液配好以后，集中到十袋左右时，从另一个出口处送出。然后由一个护士推着小车按照号码依次给病人注射。

　　输液区座无虚席，特别是儿童输液区，每个儿童都有一名以上的家长陪同，由于座位不够，有的自带小椅子，有的只能蹲在旁边。陪同女儿的徐女士告诉笔者：“这里其实人不算多，上星期去儿童医院看病，从挂号到看病花了五个小时，所以才选择这家病人少的医院。”

　　病人输的药以抗菌素为主，记者采访了24人，发现他们尽管分别患有感冒、尿路感染、哮喘、支气管炎、肺炎等不同疾病，但用药却很相似，其中有17人使用了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4人使用了阿庆霉素。一位张姓母亲告诉笔者，她的女儿这次吊的是青霉素，因为上次吊头孢吊了五天后，发现已经没了效果。

　　由于每袋液体只能加一种药，所以不少病人的输液架上都挂着不同颜色的数袋液体。据医务人员说卫生局有规定，为了保证用药安全，同一袋液体中不允许加两种及以上的药。

　　由于病人多，一次性输液器和一次性注射器用量均很大，短短一小时内，笔者就两次看到工人搬进来数箱输液器。输液区的医疗垃圾筒处，则有一名护士专门处理用过的输液器。

　　谈及输液费用，病人的反应普遍是“贵”。使用率最高的“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一个疗程6支，需要三百多块。徐女士告诉笔者，其支原体肺炎的女儿吊水已经15天，花掉至少一千多块，凭借社保卡，可以打部分折扣。

　　尽管怨声载道，但病人们普遍认为，输液会让他们的病好得快些。受访的24位病人中，有19位是听取医生的建议直接输液，5位病人是自己主动要求输液的。在听取医生意见的19位病人中，有4位曾向医生提出可否吃药或打针等其他方式治疗，而医生的建议是：输液“好得快”、“避免转化成慢性病”等。已经吊水三天的盛先生去复查的时候，医生向他建议 “再输三天，巩固巩固”。

　　5位主动要求输液的病人的理由同样是“输液好得快”。在被问及输液可能带来的风险时，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医生没跟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