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女侯最新章节:中国历史研究法 [赵光贤]

引言

第一章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一般的准备工作

第二节基础知识

第三节辅助科学

第二章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第一节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危害

第二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歪曲

第三节在研究方法上现今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论史料

第一节史料的分类

第二节史料的价值

第三节史料的搜集

第四节史料的鉴别

第五节辨伪的发展

第六节辨伪的方法

第七节史料的解释

第八节史料的使用

第四章论考证

第一节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

第二节如何进行考证工作

第三节历史考证释疑

第五章和青年们谈谈今后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和方向
  
序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历史，我们所讲的历史只限于人类的历史，本书所讲的更只限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它的优良传统，主要是讲研究法。这是基本训练，并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而减轻它的重要性。吾师陈援庵先生说：“不懂研究的方法，会烈槐沧拥氖橹詹荒苋朊拧！闭饣笆乔д嫱蛉返摹Ｕ獗拘〔嶙邮俏?兄居谑费У那嗄昝切吹模?婵伤凳恰氨爸??奚醺呗邸保?蛑?峙掠植缓锨嗄昝堑奈缚凇３谐霭嫔绫嗉??久堑暮靡猓?衔?馐樗涫俏?跹д咝吹模?从心苎匀酥??荒苎缘募?猓?沼诎阉?霭妗Ｎ蚁Ｍ?獗拘∈槟芤?记嗄昝墙?胧费е?牛?钦嬉?员嗉??久潜硎靖行弧?/P>

这本小书最初只是讲课的记录，天津《历史教学》把它发表在1982年二至七期上。几家出版社争着要把它印作单行本出版。我说，这是讲课记录，因事前没有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不免挂一漏万，难以令人满意，答应加以补充修订之后再出版。但因病因事拖延到1985年春，我的研究生王冠英、彭林、辛立三同志主动提出帮我重写，于是分头动手，直到11月才完稿，内容比初稿增加一倍多，我又用一个月之力把全稿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加些工，到年终才算定稿。但由多人写作，文笔显然不能一致，也难免有重复，虽有修改，恐怕很难改好，要请读者原谅。至于论点是否正确，都由我负责，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1987年1月赵光贤识于北京师大

做個堅強的守護神~守護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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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3宝※小莹 (缘羽莹蓝……)

  
引  言

研究任何科学都要掌握研究的方法。有研究一切科学都必须掌握的一般方法，也有研究某一门科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有一般科学所共有的科学方法，比如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也有它独有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里讲的方法是广义的，包括立场、观点在内，读者细心体会，自能理解其中的道理。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搞历史研究是不是一定要先学习研究法，然后再搞研究？当然不一定。过去许多学者是一边研究，一边摸索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做多了，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就摸索出一套研究方法来。不过他们的经验很少写出书来留给后人，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大家都在摸索之中，拿不出一套比较令人满意的研究方法来，这对于初学者是很不方便的。

当然，我们不能等到正确掌握了研究方法之后，才来搞研究工作；但如能先学到一些入门的研究方法，那就会事半功倍。方法好比钥匙，没有钥匙，就开不了锁。如今搞历史研究比过去更难了，有理论上的问题，有史料上的问题，有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历史研究要求我们在方法的运用上必须有比前人更高的水平，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由此看来，在未搞研究工作之前，先学些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知识是有好处的。

  
第一章  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一般的准备工作

搞历史研究从哪儿下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常常被初学者提出来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初学搞历史研究，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打好基础。中国历史这样长，面这样广，史料浩如烟海，全面研究不可能，只能就一个时期，或一个专题作些研究。但不管搞哪一段，搞什么题目，充分的准备工作非做不可。准备工作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理论问题。也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些，一般都学过了一些，但学了不一定能掌握，更不等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我们搞历史研究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历史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对过去的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理论问题是历史工作者或教师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我们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马列主义也有具体的结论，那么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些理论、原则出发？有不少人就是从理论、原则出发的，结果，历史研究变成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找一些材料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或某些具体结论的正确性。这样做是错误的，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也强调：我们必须“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研究方法，适应于一切科学研究，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绝对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最高原则。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它包括三个“实”字：一，从事实出发。你要想研究一个题目，必须先去找材料，看看当时的历史是个什么情况；决不能先有一个固定的想法，然后找材料证明你的想法。这样做就颠倒了认识的顺序。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歪曲。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对历史事实作了无意或有意的歪曲。有歪曲理论的，有歪曲材料的。“四人帮”自不必说，在“四人帮”之前和之后也有人犯这样的毛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歪曲理论，歪曲材料，这就不是科学研究，是研究历史的大忌。三，研究结果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是过去的事，怎么检验呢？那就是看你能不能用你的结论正确地解释和说明历史问题，并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我们在开始搞历史研究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开始作研究工作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必须有正确认识。

关于如何学好马克思主义，如何把理论与史实正确地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具体的历史问题，在第二章里有较详细的阐述。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希望初学者注意的，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对某些具体历史问题，马列主义大师们的具体看法。前者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应当信守不渝；后者则受时间、地点、具体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做到永远正确，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奉为金科玉律。我们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看成神，他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更不是能先知的。他们会受时代的局限，条件的局限，作出不很妥当甚至错误的结论。他们并不否认他们是会犯错误的，有的他们自己改正了，有的他们来不及发现并加以改正。比如本世纪中所发生的新事物、新情况，是他们看不到的，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他们不可能来改正，这就需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替他们改正，否则我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初学者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样我们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看成一成不变的，永远正确的东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是在不断改进之中。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

第二点是古汉语即文言文方面的准备。凡学习我国历史（包括古典文学）的必须通过古文关，这是不用说的。问题是现今一般大学生的古汉语水平不够高。虽然一般在一年级时学过历史文选，但是学的很不够，对古汉语的语法、句法的知识也不够，读起古书来感到非常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是要多读，读熟，同时学习古汉语的语法。古汉语水平的提高不是一两年的工夫能行的，一定要年年学，坚持下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还要注意文字训诂，读一些在训诂学方面的专著，这样提高就会加快了。

一般说来，越古的文章就越难懂，搞先秦的历史，比搞秦以后的历史，古文的根底要深一些。不过搞近代史，也同样要有好的古文基础，因为近代人作的文章也大部分是用文言的，白话的材料很少。有少数人，比如章太炎的文章是很难懂的，因为他喜欢用古字、古语，用典故很多。又如严复译西方资产阶级的书也是用文言，而且译得古色古香，古文程度差的人读起来是很吃力的。所以我们说，古汉语的学习要不断坚持下去。

读古书要注意虚字的用法，还要注意一字多义，否则就很容易理解错误，或者看不懂。古书不好读，问题常出在虚字上，虚字不能解作实字。下面介绍几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作参考：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王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这书所说的“词”，主要是指虚字。虚字有很多用法，王引之从经传中把它们收集起来，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这部书是很有用的。1956年中华书局印的铅印本，除了王的原文之外，还收了其他人的补充和辨驳。吴昌莹的《经词衍释》，就是补充解释王书的，中华书局也印了。杨树达的《词铨》，“铨”是解释的意思。本书的特点是用文法解释虚词的。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性质相同，这本书的特点是举例特详。

看了这些书之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字有各种各样的用法，随便举几个例子：

“若”，一般作“象”或“假如”解。但《史记·项羽本纪》：“吾翁即若翁”当“你”讲；《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当“顺”讲。还有其他讲法。

“乃”，一般作“是”、“于是”讲，但古书中有很多其他讲法，如《尚书·盘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当“你的”讲；《诗·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当“可是”讲。

这些在古书中经常见而现在见不到的用法，我们看看书中的例句就知道了。上面这些书不是都要去看，有一二部就基本够了。

再有，读古书有时会碰到这种情况：一些句子的用法比较特殊，这是句法问题。有一本书可以看，就是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俞是章太炎的老师。这本书找了好多例子，归纳了古书中各种不同句法，对我们了解古书很有用，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过，并收进了杨树达、马叙伦等做的补充，书名叫《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过去的古书没有点句，当然更谈不上标点。现在出的古书，一般都做了标点，看起来当然方便多了。但是有的标点也不大靠得住，因为这关系到不同人的不同理解。杨树达有一本小书，叫《古书句读释例》，应该一看。“句”是一句话，用“。”表示；“读”（音豆）是不够一句话，但在读时要停一下，用“、”表示。这种办法在明朝刻书时就有了。念书首先要能够点句。点句如果不对，就说明你对这句话不懂。举个例子：有一年我招考研究生，选了一段《史记》里的《李斯谏逐客书》，要求先标点后翻译。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不止一个人把句断在“河”的后面，结果成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完全不通了。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不会断句，这怎么能看古书呢？

以上所举各书，都可以作为工具参考书。当然不是说这些书中所讲的都百分之百地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有点错也不要紧，我们看书多了，慢慢会辨别纠正的。

由于古书一字多义，更由于古义往往被后人弃而不用，读古书，特别是先秦的书，就困难了。这就要求我们学习训诂，就是古书中字义的解释。我们不是专搞文字训诂的，不必从文字学学起，但是为了读懂古书，不能不懂得一些训诂的知识。怎么学习呢？一个办法是用《说文》、《尔雅》一类的书作参考，当字典用。  第二个办法是多读古书，要认真地看，不要随随便便地看。比如十三经或前四史，都有前人的注解。这些书有注、还有疏。注是对原文的注解，如某字怎么讲，某字读什么音。这种注都比较早，多半是汉人或魏晋人做的。疏是给注做的注，大多是隋唐人做的。现在我们见到的十三经的疏，主要是唐初人总结前代各家的注解编的。注一般比较简单，而疏则很详细。如《左传》孔颖达的疏就做得很详细，有时还引有前代其他人的注，把不同的解释都列在书里。由此可知，看古书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这是因为凡是重要的书，前人都做了注解，当然，这些注解不能说就没有问题，因为它要受时代、学派、材料等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注得不一定都对；但一般来讲，对我们看古书是大有帮助的。宋朝人对汉儒的注解不满意，有人就又做了新的解释。比如朱熹，对《诗经》做过《诗集传》，对《易经》做过《周易本义》。他的学生蔡沈对《尚书》做过《书集传》。这些书都对前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新看法。到了清朝，汉学复兴，清儒不满意宋儒的解释，他们又新做了一套注疏。这些新的注疏主要是根据汉儒的旧注，做新的解释。“十三经”里面大部分都有清朝人做的新疏。这些书的名字很多，看看《书目答问》就知道了。梁启超做过一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有几章，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里，这本书对清代学者重新注解的书籍有很详细的介绍，也很值得看一看。

清人在训诂学方面最好的书是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读十三经必读的书。王氏此书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往往能改正前人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新解，而且有根有据，不逞臆想。我们从该书中可以学得许多训诂学上的知识，并且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关于训诂，我还要特别提出一部书，就是清代阮元编的《经籍纂诂》。纂是编在一起，诂是解释；他把对古书的各种不同解释都编在一起，查检很方便。这本书过去有很多版本，最近又有重印本。

以上所说关于古汉语方面的知识似乎太多了，但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却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有志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点是思维方法的训练。任何研究工作都是脑力劳动，因而一刻也离不开思维。思维是有规律的，合于规律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因此，科学研究工作的思维必须合于科学思维规律，否则就会成为胡思乱想。

这道理本来是容易懂的，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搞历史研究更是如此。我看过一些文章，提出一些新奇的说法，仔细一看，原来是不按逻辑规律得出的，连形式逻辑的规律都违背了。有的甚至于偷换概念，在论辨时先把对方的论点歪曲了再加以反驳，实际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文不对题，再不然就是歪曲事实，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理论也歪曲了，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他的论点的正确性。只要你看穿了他的文章是违犯了逻辑规律的，它的错误立即就会被揭穿。因此我说，搞历史研究必须懂得形式逻辑。这还不够，还要懂得辩证逻辑。有些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往往用形而上学的眼光，而不是用辩证法去看问题。这根本上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形而上学的看法？就是把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看成一成不变的，或变动很少的。把理论也看成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一句话说，就是“通之古今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这样的绝对真理，这点连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不承认。①他们往往把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看成是彼此孤立的或没有多大联系的。更多的是对历史事件或人物不能一分为二地看，不能全面地看；或把历史人物看成没有思想矛盾或始终一贯的，或评价历史人物，如果他晚节不终，对这人便彻底否定，不管以前有多大的功绩也都一笔抹杀。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好就是绝对的坏。他们往往以今论古，不考虑一切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是把今天的情况认为古来就是如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之都是形而上学。辩证法则与此相反，它要求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在不断变化之中，不能绝对化的，一切事物不仅有矛盾而且会转化。研究问题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能用一个框框去套。马克思主义既是一门科学，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如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僵死的教条，那就根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总之，对初学来说，好好学习辩证法，能善于运用辩证法是最要紧的，在这方面好好学习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和《邓小平文选》，我相信是会大有好处的。

 
第二节  基础知识

关于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除了理论和古文之外，还要做些其他准备，对于目录、校勘、年代、地理、职官、史讳等，都应掌握一定的知识，有比较基本的了解。这些问题，本书不可能详细叙述，这要参看专书。我们在这里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目录学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当代史学大师陈援庵先生、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他们治史都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为什么前人如此注重目录学？因为要研究历史，必须先要知道，前人有哪些历史著作或文章，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一般参考的；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书有什么不同的版本，哪些版本是最好的，如此等等，这样你才能开始读书。一般读史是这样，读专史、搞研究工作，更要这样。

目录学的书，过去初学常用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详列书名、卷数、作者和版本等，翻检颇易。解放前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补收了一些原书未收和后出的书或版本，条理清楚，初学者按图索骥，便可得读书门径。该书解放后有中华书局新印本。史学论文方面的目录，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学论文索引》，以及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年鉴》。

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是东汉班固根据西汉刘歆《七略》撰成的《汉书·艺文志》。《七略》北宋时已亡佚，因此《汉书·艺文志》就成了我们今天识别先秦古书与学派源流的必读书。《汉书·艺文志》把古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但没有史学一类，史籍被分散在有关的类目中，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纪》被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高祖传》、《孝文传》入于诸子略的儒家类。这种“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的现象，说明当时史籍还只是经书的分支。魏晋以后，史籍增多，逐渐出现了四部分类法。唐代魏征主持编纂《隋书·经籍志》，正式定名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直到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仍按这四部分类，故名曰“四库”。《四库全书》编纂时，编者于每一书，对其作者、卷数、版本以及书之源流及优缺点都作了概括的说明，放在每书之首；又汇集全部提要为单行本，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部大型的目录学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十八世纪以前的典籍，极有参考价值。近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订正《提要》的讹误，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校勘学  校勘是根据古籍不同版本，比较文字异同，纠正错讹，恢复古籍本来面目，和版本、目录学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的校勘学，常常是把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的工作一起来进行的。

我国古书的历史，最初写在竹木简上，后来写在帛上，再后写在纸上，唐代才有雕版印刷。在长时期的传抄中，错字、错句、错简、重复、脱落、添加等种种错误极多。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即皇家图书馆），主要是搞校勘工作，当时叫做校雠。此后流传下来的书，绝大部分是他们校过的。自有刻本之后，错误减少很多，但有的书由于校勘不精，错字错句仍不少。另外，封建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常常对古籍中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加以删削、篡改。例如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就曾下令，对明人所刻书中所有违碍字样一律删削，或改变字句，于是原书面目就改观了。所以古人读书很注重找好版本或专家校对过的版本。如《史记》，南宋黄善夫本，明代震泽王氏的刻本是比较好的，清末张文虎又作了校正。中华书局印的标点本《史记》，就是以张本为底本的。

校勘在古代很早就开始了。《吕氏春秋·察传篇》讲，子夏过卫，有人读卫史“晋师三豕涉河”，不懂，问子夏。子夏说：“三豕”是错字，应该是“己亥”。古时以干支记日，己亥是晋师过河的日子。“亥”字的古文与“豕”字形体差不多，亥被写成豕，是形近而讹。“己”字为什么错成“三”呢？容庚编的《殷墟卜辞》中有一条：“壬辰卜，大贞，翌己亥……”，其中“己”字正作“三”。甲骨刻辞多先刻横画，后刻竖画，此条忘刻了竖画，“己”就成了“三”。大概卫人所见的史书，是刻在竹木简上的，所以和甲骨文发生相同的错误。

又如《尚书·金縢篇》有“予仁若考能”一句，这里的“仁”字很有问题。因为“仁”字这个概念在周初恐怕还未产生；到春秋时期，特别是经过孔子的宣扬，才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学说。《史记》引这句话作“旦巧能”，没有“仁”字。可见此篇中的“仁”字是多余的字。“考”字《鲁世家》作“巧”，二字古通。“予若考能”同于“旦巧能”。《史记》的记载可以订正《金縢》的抄写之误。

《汉书·刘歆传》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这段话肯定有错误。《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安国死得很早，不会在汉武帝晚年的天汉年间还活着。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在荀悦的《汉纪》里发现此段记事，在“孔安国”后有一“家”字，问题才搞清楚。不是“孔安国献之”，而是孔安国的后人献之。一字之差，关系重大，于此可见校勘的重要性。

古书中类似的脱文、衍文、错讹、倒置现象非常之多。如贾谊《新书》“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一句，有的刻本作“天下不振”，多一“不”字，与原义完全相反。又如，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这段话中，“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十二字应移“秦隶书”之下。因为史书记载小篆是李斯作的，隶书是程邈作的，把这十二字放在小篆之下，显然是错简。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历史必须具备校勘学的基本知识，这样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才真实可靠。

校勘也不一定都用于古代书籍，无论古今，错字是会经常在书上碰到的，我们看书时要有警惕性，不要认为凡是书上印的就一定是对的。在新印的古书里，这种问题同样很多，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辨别，善于看出印书的错误，并设法找到旧的版本去对照更正，我们读书时对这种事要细心，稍一马虎便会出错。举一个例子，陈援庵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一文里讲到敦煌出土文书中有西凉（东晋时李嵩所建国）户籍残卷，记一人名“德，年廿一，驿子”。今中华书局所印《敦煌资料》，“驿子”误为“释子”。陈先生说：“驿子”见《北齐书》卷一《神武记》：“梗阳驿子，愿厕左右，访之，则以力闻。”据此，驿子即驿卒，是担任驿站差役的士卒，故以力闻。今误作释子，则变成和尚了。当然，象这样的校勘，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用这样高标准要求初学，这里只是说明，在新印的书里，校勘的事也是不可忽略的。

关于校勘的方法，陈先生在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为四种，这里简单地讲一下：

（1）对校：用一种年代更早或更好的版本和要校的本子两相对照，不管对与不对，把不同之处都记在要校的本子上。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名为对校。

（2）本校：没有更好的本子，而就本书中不一致之处前后相校，发现问题，名为本校。

（3）它校：没有不同版本，或虽有不同版本但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用其他书来校。如上文提到的用《史记》校《尚书·金縢》的“予仁若考能”的“仁”字是衍文。《汉书·刘歆传》中“孔安国家献之”这句话中掉了个“家”字，无论什么版本的《汉书》都没有这个字，阎若璩便用荀悦的《汉纪》来校正，补上这个“家”字，就是它校。

（4）理校：上述几种条件都不具备，而又解释不通，只好从文理上去考虑是否有错误，这叫理校。理校不能轻易用，很容易弄错。但是，学问广博而又细心、对古籍真有研究的专家，往往用这种方法取得很好的成绩。举一个例：北宋时编的《文苑英华》，是续《昭明文选》的，共一千卷。有个叫彭叔夏的作了一本《文苑英华辨正》，专门考证、校勘《文苑英华》中的错误。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引了《太祖皇帝实录》中的一句话：“兴衰治□之源。”彭认为句中缺的一定是个“乱”字，但他未敢冒然添上。后来又遇到个好的本子，才知道缺的是个“忽”字（“在治忽”，见于《尚书·益稷篇》）。“忽”与“乱”意思相近而程度比“乱”稍差。由此可见，理校不可轻改古书。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生校过不少书，在遇到他认为是错字的，就注上“某，当作某”而不改原字，说明古人校书是非常慎重的。现在印书，有的轻于改字，是不好的风气。此风盛于明朝，清朝人有这样一句讽刺的话：“明人刻书而书亡。”这虽然是夸张之辞，但它说明使人看不清原书面貌是明人刻书的毛病。这个毛病现在还有，所以，我们今天在重印古书的时候，应该注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要轻易改字。就是有证据也最好不改原字，而用郑玄的办法做个小注就行了。至于成语、典故之类一望而知其误的，当然可以改，情况不同，自当别论。

年代学  年代也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历史事件没有年代，就弄不清事件发生的先后，就无法了解它和其他事件的联系。古人很重视纪年，但由于历代历法变更，纪年方法改变，干支前后重复，加以年代久远，记载讹误缺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唯其如此，我们才应当对年代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中国历史有可靠记载的纪年，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的。我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即始于此年。现在我们看史书，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个朝代的年代，大都是史家推算出来的，各家说法并不一致，尚无定论。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依据天文历法、地下出土材料与历史文献相印证，推算会越来越趋于准确。

中国历史纪年有如下特点：

一，从西周共和元年到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前，一般是以王公即位的年次纪年，有年数而无年号，如：周宣王元年、鲁襄公四年之类。一般每一王公即位就改换一次纪元，只有个别中途改元。金文则只有“唯王×祀”或“唯王××年”，并无某王的谥。这样就给古代史的年代学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人们写年表，用公元相参照，就方便多了。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上书“庚申”，乃东晋人徐广所增。古人以干支纪日，没有用干支纪年的。干支纪年始于后汉章帝改历时，钱大昕曾论及①，有人说干支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庚申，那是大错。

二，古代帝王无年号，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使用年号②，一般每个帝王即位的次年即改用一个新的年号，许多帝王在位时也常常因故改元，改元即改用新年号。如汉武帝刘彻在位45年改了11个年号；唐高宗在位35年，用了14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用了17个年号。明清两朝则是一帝一个年号。明太祖朱元璋制，令子孙每个皇帝只能用一个年号。清沿明制，所以明清人们常常用年号来称谓皇帝，如万历、崇祯、乾隆等。实际上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乾隆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

封建社会里，按帝王的年号纪年，是“奉正朔”的表示，用哪个帝王的年号，即表示服从哪个王朝。封建统治者改元建号，自己说是“顺天命”、“奉天承运”，要求一切服属于他的地方和人民都奉行他的正朔。然而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就不承认封建帝王的正朔，而用自己的年号纪年。此外，历史上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和少数民族政权也常自立年号纪年，因此，历史上的年号是很多的。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如五代十国的吴越，一方面承认中原政权的年号，一方面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自立年号。又如明末遗民不承认清政权，纪年不用清朝年号而只用干支，而清初的一些文人为了讨好清朝，在明朝还未亡时就改用清年号。这些在年号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历代纪年的工具书，古人的著作不是亡佚了，就是不适用。今人著作有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万国鼎的《中国历代纪年表》、荣孟源的《中国历史纪年》，都用中西历对照，便于参考。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简便适用，惟先秦部分错误遗漏之处不少，使用时应注意。

年代学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历法。

相传我国夏、商、周三代，曾用过三种不同的历法：夏代以建寅之月，即今农历的正月为正月，名为夏正；殷代以建丑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二月为正月，名为殷正；周代以建子之月，即今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名为周正。这就是从古相传的“三正”说。对于这个传统的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三正”可能不是指三个朝代的历法，而是指三处不同地方的人民使用的历法。秦以后，除秦朝和汉初以建亥之月，即今农历的十月为岁首，王莽以建丑之月为岁首，武则天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外，其余朝代均是用夏历（亦即夏正），又名农历。直到今天，民间实际上仍用的夏历，不过改岁首为春节罢了。

我国历法的特点是一种阴阳历，不是单纯的阴历。所谓阴阳历就是一方面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回归年的天数（365日5时48分46秒）为一年和二十四节气的根据；一方面又以月亮绕行地球一周，即朔望月的天数（平均29.5日）为一月的根据。这样可以使每月的朔日必在初一，望日必在十五或十六。但是，12个月的总天数只有354日，比回归年的天数少11天。于是我们的祖先就用闰月来补足这个差数，调整阴阳历年月之间的差距。闰月，古代多安排在一年之后（名为“年终置闰”），所以甲骨文里常常有“十三月”、“十四月”①的记载。汉初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称闰月为“后九月”。汉武帝太初元年改行《太初历》，把闰月分散在各个月份之后（名为“年中置闰”）。清代颁布《时宪历》后，规定不再有闰正月和闰十二月。

懂得各代历法的差别，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好处的。比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陈涉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起兵，到二世二年十二月，陈涉亡。乍一看，陈涉起义是持续了一年半，然而实际上只有半年。因为秦以夏历十月为岁首，陈涉于二世元年七月起兵，二世元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加上二世二年的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一共六个月。如果不懂历法，就会误解为一年半了。

现在我们通常用中西历对照来给历史事件纪年，这是很方便的。西历公元元年当汉平帝元始元年。如果你要了解历史上的事件发生在西历多少年，可查上述各种年表。

与历法相关的问题是干支。干支的发明和运用，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我国古代以干支纪日，但不用以纪年。现在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中，都用干支来纪日。办法是以10个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12个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合，以60为一周，周而复始。后汉章帝元和二年改定历法，才开始用干支纪年。目前，确定中国历史上的历法、干支、年号搭配关系的工具书，以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最为适用，为史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

古人还经常用岁阳、岁阴作为干支的代名词。如《楚辞·离骚》屈原说自己“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摄提，即摄提格。古人把天宫划为12等分，以十二支来命名，名为十二次。以岁星（木星）在天空运转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岁星在寅，叫摄提格。孟陬，即孟春正月。夏历正月建寅，称陬月。庚寅，是屈原降生的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生在摄提格（寅）之年，孟春正月的庚寅这一天，亦即于寅年寅月寅日降生①，时当公元前340年左右。古史以岁阳（干）岁阴（支）纪年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如壬寅年，《通鉴》即写作“玄黓摄提格”，用岁阳、岁阴纪年以代干支。这些名词复杂、古怪，不便于记忆，所以史书很少用它。关于岁阳、岁阴的名称，可查《尔雅·释天》。现在的辞书，如《辞海》，亦可查到。这种已废不用的名词，可不必去记它。

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亦称沿革地理，它不是以现今地理，而是以过去的地理为研究对象。所谓过去的地理，主要不是指气候、地震等自然现象，而是指历代疆域、行政区划的沿革，封国、都邑的兴衰与变动，民族的迁移，交通的变迁等等，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按四部分类，古代所有的地理著作都属于史部，一般正史也都有“地理志”，或称“郡国志”，而且兼载前代地理的内容。由于地名变化太大，往往同地异名，或同名异地，如无这种基本知识，就会眼花缭乱，不知所从。所以历史地理的知识，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以行政区域的变革为例，我们现在以省和自治区为一级行政区划；但在历史上，一级区域却有州、郡、道、路、行省等各种不同的制度和名目。具体一点说，周代，王畿之外是诸侯国；秦统一六国后，改诸侯封国为郡县，郡是一级行政区划。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咸阳附近名为内史，内史以外设41个郡；西汉，郡以上另设州刺史部，都城长安周围设司隶校尉部，其他各地设13州，即冀州、幽州、并州、朔方、凉州、益州、交州、荆州、扬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这还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和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汉以后，州的辖境逐渐缩小。到唐，州上设道，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宋代改道为路。元丰间（公元1078—1085）共有23路，即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路、秦风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成都路、樟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唐宋的道、路都不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元代在路上设行省。都城大都（今北京）附近设中书省，中书省外设11个行中书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明代改中书省为直隶，改行省为布政使司（民间一般还称省）。当时有南北两京（即今南京和北京），因此有南北两个直隶省。13个布政使司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清代都北京，保留明代北直隶，取消南直隶。清后期共23个省，直隶外，有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原隶福建，光绪十一年改行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此外，还有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几个地区。一级行政区划的沿革就这么复杂，二级、三级、四级的变动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地名的沿革和变化，对考究史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些地名是一定时期的特称，如郦道元为之作注的《水经》，历来相传是东汉人桑钦所著，而清人根据《水经》上把“广汉”“晋宁”写成“广魏”“魏宁”，认为是三国时魏人所作。因为“广魏”“魏宁”是三国时的特称，非东汉所有。清朝钱大昕是善于用官制、地名考证历史年代的史家，他发现《晋书·地理志》“侨州”上加“南”多字，如“南豫州”“南兖州”之类，觉得不对，因为我国州郡同名而分南北是南朝刘宋以后才有的事。东晋之初，北方的地主官僚南迁，用原来在北方的住地名称称新居之地，在江淮间侨置徐州、兖州、青州等“侨州郡”。南朝宋刘裕灭南燕，收复原来的青州、徐州等故土，乃称北青州、北徐州等。侨立州郡仍沿其名而不称南。永初（公元420年）之后，刘裕下诏除北加南，即除去北青州、北徐州等地名的“北”字，而在南方侨置州郡之前加“南”字，于是才有了“南青州”、“南徐州”等名称，所以，《晋书·地理志》侨州加南字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呢？原来，今《晋书·地理志》修成较晚，是唐太宗令房玄龄等官修的。刘宋时代虽晚于晋，但《宋书》修成较早，南朝梁时即告成。《宋书·州郡志》载侨州有南字，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唐人修《晋书》，废以前十八家的《晋书》，其《地理志》全抄《宋书·州郡志》，“史家昧于地理”，“不识限断”，结果前代之史误用了后代的地名，闹了笑话，造成混乱。以此也可以看出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

我国古代都邑变迁、水道改流的变化十分剧烈，以黄河改道为例，传说自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开始，黄河频繁改道，历史上较大改道26次，小改道不知有多少次。黄河改道涉及的范围，波及自河南荥阳、武涉以北的华北平原大部，最北从天津附近入海，最南则夺淮入海，后来又由淮河南入于长江，再入于海。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们搞历史研究是不能不知道的。所幸，我国古代关于历史地理的著作甚多，从《禹贡》开始，到《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是重要的地理书。尤其是《水经注》，作者以水道为线索，对东汉郡县的地理位置、建置情况、沿革情况以及周、秦、汉、魏等历朝故都乃至宫阙、苑囿、官署、仓储、城市布局、街市规模、陵墓遗迹等都有不少叙述。我国地图绘制也出现得比较早，战国时代已有地图的应用。秦并六国，把列国律令图书集中于咸阳。刘邦入关，萧何独先入宫，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绘在缣帛上的军事地图。到宋代，地图开始多样化，出现了木刻或石刻地图。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人作的地理书专著，现存的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清代嘉庆时重修的《清一统志》等书。此外还有大量的各地方志书，它们不仅是地理书，而且是一个地方的无所不包的史书，是应当探索的资料宝库。

清代研究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很多，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都是很好的参考书。解放后，我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已成为一门包括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内的独立学科，有很多精辟的著作问世，同时，还出版了一整套《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职官  官制是国家政权性质的反映，也是国家机器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在阅读古书和研究古史时，经常会遇到职官的问题。但是，我国古代的官制源远流长，历朝建置纷异，甚至一朝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其间因革损益，极其复杂，很容易弄错。因此，虽然二十四史大多有记述官制的专志，而且《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以及历代的《会要》也都有专章考述历代职官的流变，但要掌握历代职官的性质和变迁并不是容易的事。为了读通古书，做好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对古代职官制度的产生、演变、消亡的过程及每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对中央职官机构，地方、边区的主要职官，以及历朝有关职官的爵位、品秩、俸禄、考课、致仕等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否则很容易出错误。
例如，有人看到《左传》定公十年有“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的记载，就说孔子当过鲁国的宰相。其实这里的“相”，是傧相、赞礼的意思，并不是宰相。春秋时，各国多无“相”的名称，最高执政官的名称各国都不一样。鲁国没有相，执政的是孟孙、叔孙、季孙三卿；齐国是国、高二卿，齐桓公用管仲执国柄，但管仲只是下卿，位在国、高之下，并无“相”名；宋国有六卿，秉国政的是左师和右师；楚国掌全国军政大权的是令尹；晋国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帅，不仅统率三军，而且管理民事，如晋灵公时的中军帅赵盾，就曾颁布过一系列冶国法令。相的名称最早见于齐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置左右相。入战国后，各国或设相，或有相而无相名。如史称苏秦佩六国相印，即是有名无实。史称“商鞅相秦”，其实商鞅时秦尚无相职，他的最高职务是大良造。秦武王二年初置相，分为左右相。到战国末期，秦国才有“相邦”（即相国），如吕不韦曾为秦相邦。始皇即帝位，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共掌中央政权。汉初承秦制，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汉武帝时，大权在皇帝手里，丞相形同虚设，没有实权。其后，霍光辅佐昭帝，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事实上的宰相。西汉末年，丞相改称大司徒，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号称“三公”，实无相权。东汉光武时，三公位仍极尊，却已只是荣誉职务，不掌相权，尚书台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其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尚书仆射。魏晋以后，因尚书台权力过大，另设中书、门下二省，于是三省首长同为宰相，共议国政。到唐初，大权在尚书省，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后来，皇帝为了不使三省长官握有重权，规定三省长官必须加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衔，才能参与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三省长官只存空名。宋初，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号称“两府”，但真正的宰相必须加“同平章事”衔，副相称为“参知政事”。元丰改制后，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作为宰相。徽宗时，又把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高宗时，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孝宗时，又改称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可见宋代的官职并无一定名称。元代的政务中枢是中书省，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左、右丞相则是其下属官员。明初沿用元制，一度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后又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以翰林院官员加殿阁大学士衔，参与大政，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辅臣称为“首辅”。清初袭明制，雍正时设“军机处”总揽朝政，军机大臣就是实际上的宰相。中国古代官制的复杂性、多变性，于宰相一职即可见其一斑。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就会如坠五里雾中。

古代官制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职守范围不严，职别分类粗疏。如《周礼》说西周官制，冢宰为六卿之长，每卿属官各60，共360官，分工极其细密，完全不符合史实。比如《周礼》地官司徒是掌理教育、赋税、产殖等事务之官，但是《舀壶》铭文有“更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师”的记载，可见司土（徒）管理成周八师的军队；《舀鼎》又说王命舀“更乃祖考司卜事”，说明司徒还管理卜事；《■簋》说“王曰■，命女作司土，官司藉田”，则又管理王的藉田；《免簠》说“命免作司土，司奠还■眔吴眔牧”，则又管理奠还之地的山林、川泽和畜牧官等。再如《周礼》冬官司空（此章已亡），是管理工程之官，而《扬簋》铭文却有：“扬，作司工，官司■田甸、眔司居、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司”的记载。足见司工（空）不仅可管理田甸、司居、司刍等官，还可以管理“司寇”之官，而司寇在《周礼》中是与司空平起平坐的，同为六卿之一，职掌刑杀。从金文诸例看，西周的官职并无一定。

这种职守不清的情况，直到秦汉时代还存在。例如汉代的大司农，是国家财务总管，但又兼管仓储、水利、货运乃至各种官卖事业；中尉（执金吾）是管治安的，可是也管造船；太常是主管祭祀的官，但又管医药，等等。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特点，就非上《周礼》的当不可。

前面我们以宰相为例，说明同一职务在不同朝代职名歧异。同样，同一职名在不同朝代，职守又不尽相同。例如，汉代的司徒、司马、司空号称“三公”，地位极高，但在西周时却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据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记载，裘卫等贵族在一块土地的交易达成协议之后，命令司土、司马、司空去办理，可见他们职务不高，这与《尚书·立政》所见是相同的。《立政》中司徒、司马、司空列在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等职之后。可见时代不同，同名的职官，其地位权力会有很大差异。

以上为中央官制的大概。

关于地方官制。先秦时期，各国实行封建割据，一国之中只有封君的采邑，没有地方行政官。晋国虽有县郡大夫之名，但仍是采邑性质，而不是行政单位，不可混同。自秦统一后，才于全国设郡县，为地方行政区域。以后历代相承，都实行郡县制，只有在特殊时期有例外，如汉初封国与郡县并行，景帝开始削藩，逐渐归于统一。历代鉴于分封割据，尾大不掉，故封王只衣租食税，有名无实。唐代安史乱后，河北各地形成藩镇，拥兵自立，形成割据，这都是特殊情形，并非制度。

有时甚至同一官名在同一时代，因地区不同，职权相差也很大。例如春秋时的太宰，在吴国相当于相，伯州犁之孙嚭就曾担任吴之太宰，掌国政。楚国也有太宰之职，伯州犁、子商、薳启疆、犯等都当过太宰，但他们都是楚相令尹的下属官员。郑国的太宰也不是相，《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郑太宰石■作为良霄的副手出使楚国。宋国的太宰位在六卿之后，地位也不高。所以绝对不能一看到太宰二字就统统认作宰相。

有些地区偏离中原，不仅文化独特，而且官制自成一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是如此。楚国的最高武官称柱国，与令尹分掌文武大权，掌管刑罚狱讼的官称为司败或名廷理，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司寇；掌管百工技艺的官称为工尹或工正。屈原曾当过“三闾大夫”，其职掌是负责楚王族中昭、景、屈三姓子弟的教育。还有许多以“尹”为名的官，如芋尹、陵尹、清尹、连尹、卜尹、乐尹、门尹、宫厩尹等等，中原各国，这种官不称尹，而称正。

秦以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郡置守、卫、监，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县则有令、长，为一县之首，又有丞、尉，为其副手，分管政务和治安。郡、县下又分设曹、掾等吏。汉的郡守称太守。武帝时，全国又分为13个监察区，称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名（后改为州牧），汉末始变为行政区，在郡之上。魏晋南北朝时，刺史多掌兵权。隋唐间，州、郡设置无常，县的行政长官统称令。宋代派中央官员出掌县政，称“知某某县”（简称知县）“知某某州”（简称知州）。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机关，于地方则置行中书省。明初沿袭元制，后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清代省级长官称巡抚，几省之上又设总督，主要管军事，位在巡抚上。明清省下分为数道，道下有府、州、县。府、州、县的长官分别称为知府、知州、知县等。

以上是秦至明清中央和地方官制最简单的轮廓。实际上，各朝代中枢或地方上的官吏建置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初学历史时，不能不对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历代统治阶级又把众多的僚属官员，按职秩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品阶，这就使古代职官制度更趋复杂。常见的职官阶级分类，有品、阶、勋、爵等项制度。

品：汉代以俸禄多寡作为品秩高低的标志。如：三公万石，九卿中（满）二千石，州牧太守二千石。曹魏则以职官高低把官吏分为九品。北魏到唐宋，九品又分正从，四品以下，每品又分上下，一共九品三十阶。元、明、清沿用九品之制，每品分正从，共九品十八阶。

阶：隋唐对官员一般授有“散官”和“职事官”两种官号。散官的品秩称号，称为阶，又称阶官，实际上只表示官员的等级，并非官职。例如，唐文官散阶：从一品称开府仪同三司，正二品称特进，从二品称光禄大夫等等。唐代一个官员某一时期的阶官和所任的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相同。阶官高于职事官的，在职事官前加“行”字，阶官低于职事官的，加“守”或“试”字，以示区别。

宋代散官称寄禄官。明清官阶和职事一般相符，但亦可特授较高级的阶官。

勋：唐时在某些散官官号之前又加酬赏军功的勋号，称为勋或勋官。勋官有十二级（称转），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等等。后代沿袭唐制，品级略有更改。清代则勋爵合一。

爵：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汉代的封爵，实际上只有王、侯二等。汉初异姓也封王，后来“非刘氏不王”，王成为皇子特有的封爵，异姓受封者通称列侯。三国以后，历代封爵有所变更，但同姓封王，异姓封公、侯、伯、子、男，却成了一般的定爵（个别异姓也封王，如唐郭子仪封汾阳王）。明清以后，皇室封爵和异姓封爵又有很大变化，这些就不再细说。

总之，我国古代官制极其复杂，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会大量遇到这类问题，清人陈芳绩著《历代职官表》可以参考。如果想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则还要作专门的学习。

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臣下对君主或尊长的名字、或与君长名字相同的字音，都不能直接称呼，而不得不改用其他称呼，这就叫避讳。讳，指那些臣下不得直接称呼的名字。避，就是回避，躲开。

避讳反映到古籍记载方面，给史书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混乱，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此不能不严加注意。

史籍中的避讳，有下列几种情况：

1，改字。即在史书中遇君长之名或君长之名的谐音字，用其它的义近字来代替。这种避讳方法始于秦汉，历代沿用不废。

例如，秦始皇名政，政、正同音，《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即改正月为端月。汉高祖名刘邦，班固《汉书·食货志》引《尚书·皋陶谟》“万邦作乂”，改邦为国。文帝名恒，改恒山为常山，改田恒为田常。景帝名启，改微子启为微子开。武帝名彻，改蒯彻为蒯通。明帝名庄，改庄助为严助，《汉书·叙传》改“贵老庄之术”为“贵老严之术”。又如晋文帝讳昭，改汉王昭君为王明君。如此之类极多，稍不注意，即会犯错。

如六朝古都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建都建业后，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三国曹魏时的重镇邺，改名为临漳。

唐高祖李渊之祖名虎、父名晒，唐人修撰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凡干支纪年的丙字，都写作景。《晋史》中不称刘渊，改称其字元海，为避李渊讳；不称石虎，改称其字季龙，为避李虎讳。唐太宗名世民，改《世本》为《系本》，改古书的“世”字为“代”。太宗令：“二名不偏讳”，只避一字，但唐人并不完全遵守这个原则。高宗讳治，古书中“治”字改为“理”。中宗讳显，改中宗年号显庆为明庆。玄宗讳隆基，改高宗年号永隆为永祟。清人避讳甚严，犯者得重罪，一般采用改字法，如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称郑玄为郑康成，或用上讳二字代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2，空字。即将应避之字空而不书，或写作“某”，或写作“讳字。

例如，《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某即汉景帝刘启。

《说文解字》对安帝以上的东汉皇帝的名字，都避而不书，仅作“上讳”二字占其位置，更不释形义。《宋书》中对刘家帝王之名，亦仅书“讳”字，如不仔细揣摩，便摸不着头脑。

空字避讳，如唐人撰《隋书》，为避李世民讳，把王世充写作“王充”，极易与汉王充混淆。

3，缺笔。对所避讳的字略去最后一笔不写，宋人避讳多采此法。我们在宋版古书中见到的 （胤）、
（恒）等字，即属于这一类。

以上介绍的避讳，属于“国讳”。除此之外，官僚士大夫还避“家讳”，即为其父、祖的名字避讳。例如，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因此，司马迁写信或著《史记》遇到名谈的人，就以“同”字代之，如他写的《报任安书》：“同子参乘，爰丝变色”，同子即指赵谈；《赵世家》的张孟同，就是《战国策》的张孟谈。

古籍中的避讳，给读者造成很大的障碍。不过，掌握了避讳的方法和规律，对校勘书的版本和考证人物事件的时代，又很有帮助。因为，不同的朝代，避讳的人名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古籍版本或人物、事件活动的上限。这些，我们已在校勘一节讲过，不再重复。

介绍避讳方法和规律的书，以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最为精辟，该书内容丰富，条分缕析，为研究史学所必读。

  
第三节  辅助科学

辅助科学是指那些本身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对历史学研究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而成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如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如果研究专门史，还需要专门科学，如搞经济史，必须懂经济学，搞数学史，必须懂数学，搞医学史，必须懂医学，这些就不在这里谈了。

考古学  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和重要，因为它给历史研究提供地下埋藏的原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能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当然，考古材料不限于地下出土的东西，地面上的古迹或石窟之类也属于考古范围。不论地下或地上的古迹、古物，最后都要和历史联系起来，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体现考古学的价值。这样看来，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不为过分。

在旧社会里，我们没有真正的考古学，有的只是金石学或古器物学，它源于宋代，著录金石器物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描绘古器物图象的有《宣和博古图》，摹写铭文的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到清代，研究古物之风更盛，乾隆时，有《西清古鉴》等书问世。清代后期古董商与盗墓贼相勾结，在陕西、河南间大事盗掘古墓，出土大量器物，于是有些文人专以收藏古器物为事，也印了一些图录，如《澂秋馆吉金图》、《愙斋集古录》、《小校经阁金文》、《三代吉金文存》等，有人则考释铭文，建立了古文字学，他们在这些方面是很有成绩的。

到了本世纪20年代，我国才有了真正的考古学，即用科学方法从事地下发掘工作。此时考古学的主要成就是史前考古学的确立。由后来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主持，在北京房山区周口店发掘出的北京猿人头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距今约50万年。这一发现开辟了我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天地，震动了全世界。继之在同一地点又发现的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继发现，也为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考古学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如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方面，发现了元谋人（云南元谋县）、蓝田人（陕西蓝田县）、丁村人（山西襄汾县）等。北京猿人遗址又有新的收获。在新石器文化方面，在华北，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文化（主要遗址在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主要遗址在山东泰安县大汶口镇）；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村（陕西西安市东）遗址等许多重要遗址，对于仰韶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在北方，最重要的发现是红山文化（在辽宁与内蒙古之间）。在江南，最主要的新石器遗址是河姆渡文化（在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与良渚文化（在杭州郊区）等遗址。这些新发现大大增加了我国史前史的科学内容，它完全扫除了过去讲三代以前的历史只讲些神话传说的不科学的讲法。

殷墟的不断发掘，大批甲骨出土和断代研究的深入，不仅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是确实的，而且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稍后，各地陆续发现了周代的甲骨，主要是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为甲骨学和西周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金文方面，西周青铜器在陕西出土最多，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之日是甲子。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载着成王五年迁居于成周，可补史书的不足。《令彝》记载着成王命周公之子明保主持国事；共王时期的《卫盉》、《卫鼎》记载着西周贵族以土地作交易。《墙盘》记载着微氏族自殷来降武王的历史，歌颂武王至穆王的功德。《■匜》记载着一件诉讼案件，证明西周统治者对于反抗他们的人加以各种刑罚，可与《尚书·吕刑》相印证；江苏丹徒出土的《宜侯矢簋》记载着周王赏赐宜侯矢土地、人民、弓矢等，封于宜，是西周早期的器皿。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春秋后期的曾侯乙编钟，制作极精，为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极有价值的材料。关于战国时期的最重要的铜器，要推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中山王壶及鼎，可补中山国史事甚多，并可看出战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受华夏族影响的程度之深，他们不仅使用汉字，而且能铸造极精美的铜器。

此外，建国以来最著名的几项发掘，有马王堆汉初墓葬出土的保存很好的女尸和帛画、帛书、丝织品等。女尸不仅外形完整，内脏也是完整的，证明当时我国防腐技术之高，是全世界所未见的（后来，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也发现一个保存很好的男尸）。帛书中有《老子》和其它佚书，都是非常宝贵的。丝织品之精美绝伦，说明我国的纺织技术是当时全世界所没有的。

最后，应当提出，轰动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用具体生动的数千个兵马俑体现始皇的武力和权威，使2000多年后的我们，还能据此想象出当时这个专制皇帝的不可一世。但这只是始皇墓的外围地区，将来始皇墓完全掘开之后，可以想到还会有更多更惊人的场面出现。

以上所举数例，只是我国考古学在本世纪内的巨大收获，它对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其详细、完备的成绩，可看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

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原是文字学的一支，但其对历史学研究的贡献则远非一般文字学所能比。文字学旧称小学，以《说文解字》为教本，而其所收集和解说的文字是秦李斯所创的小篆。虽书中也有籀文，即大篆，但与我们所见的金文往往不合。它所谓古文，据说出自孔府壁中书，但其笔画往往与金文相异。它是不是真的出于孔壁，也令人怀疑。自甲骨文被发现后，为古文字学开辟一新天地，大量殷周铜器出土，金文日益增多，于是古文字学应运而生。而竹简、帛书等被发现后，战国和秦汉间的文字也进入古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古文字可以说是小篆以前和以外的文字。虽说宋代已有金文的考释工作，但古文字学突飞猛进，以附庸而为大国，则是清末以来的事，近年来它的发展更快。甲骨文字之被发现，更为此学增加了新内容。它的研究为历史学的史料与考证等方面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方面，可以举出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殷代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对殷商历史的叙述基本可信。王国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考出自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先公以及他们和北方有易小国的关系，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所书殷先公先王的称号的错误。对于殷王室的传位、祭祀制度，殷代的地理等都有自己的见解，为后人研究殷人的历史与文化打开一条道路。继之而起的有董作宾，他利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的发掘所得的大量资料，作出甲骨文的断代研究，确实是划时代的创作，为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奉为圭臬。

在古文字学中，甲骨文的研究成绩很大，周原甲骨的发现，把甲骨文的研究和历史的关系从殷代延长到周代，将来可能有更多的新发现，将推动周史的研究向前发展。

在金文方面，郭沫若的研究贡献最大。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金文丛考》不仅为研究金文的人提供了完备的资料，而且指示新的研究方法。他的《大系图录考释》对西周的金文是按时代编次的，对春秋战国的金文是按国别编次的，这是很明智的编辑方法。金文断代是不容易的，以前的金文书都不敢用这个办法。郭老以他深邃的目光，从图象和文字两方面探索出西周各器的年代，而编次各器物，为后学立一个规范。其断代与文字考释虽不无可商之处，但是我认为他为金文断代研究打下基础，而文字考释能提出个人的见解，也是值得推崇的。在这方面他是继王国维之后，在金文研究上最有成绩的学者。近年来西周铜器出土越来越多，为历史研究提出前人所未见的新材料，扩大了周史研究的领域。

汉简、秦简之先后出土，对于战国至汉初的古文字的研究非常重要。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石室中盗出很多古物，其中有很多汉代木简。1913年法国人伯希和加以考释，印书行世。王国维又据之作《流沙坠简》。1913年我国考古学家在甘肃北部居延海附近得到大量汉简，劳干作《居延汉简考释》。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居延获大量汉简。此外，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大批竹简，多是古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周秦诸子的残本。这两部兵法的出现否定了过去有人以为今本《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的猜测。此外还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现存的我国最早的古代历谱，在历法史上有重大价值。武威出土的汉简中有三本九篇《仪礼》简，与今本的编次、文句有不同处，为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提供第一手资料。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为研究战国后期泰国历史法律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其中的《编年记》是自秦昭王元年至始皇三十年的90年间的编年史，对于研究秦国的制度、历法非常重要。至于各种秦律，为研究秦国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各方面，都提出了为前人所不知的非常宝贵的资料，对古史研究有重大价值。

除竹木简之外，还有《侯马盟书》、《鄂君启节》之类的发现。以上都是战国和秦汉之际古文字的研究上很重要的发现。

古文字的研究往往能纠正史书上的错误，填补史书上的遗漏或使古书中不易了解的字句得到正确的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在以下论史料、论考证的各章中再举例说明。

民族学和民俗学  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对象，是研究现代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状况，又名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民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现代的民族学和民俗学，一般着重对文化落后的民族进行研究。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的今天，往往就是一些民族的昨天或前天。他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婚姻制度、宗教信仰，往往可以从某些民族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正因为如此，现在一些后进民族的制度风俗，往往被历史学家看作是“活的化石”，他们可以从古代文献记载和“活化石”的比较对照之中，通过历史的逆向研究，对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大家熟知的例子，美国的摩尔根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从他们的亲属称谓入手，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的发展规律。他写的《古代社会》，被恩格斯评价为“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马恩全集》第36卷第112页）。后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使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作为“活化石”，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过去，对于古代的一些传说，譬如结绳记事，钻木取火等等，光靠书本记载，往往是不容易弄清楚的。可是民族学工作者到有关民族地区实际调查，就可以亲眼看到。其它如一些古代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巫术等，还往往以类似的形式保留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譬如从云南永宁纳西族盛行的“阿注”婚，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独龙族的家庭公社还停留在共产制的家庭公社中；从东北鄂伦春、云南的傈僳族以熊、虎、羊、鼠作为氏族图腾，我们可以联想到《诗·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神话传说中黄帝驱熊、罴、虎、豹，跟蚩尤作战等等。民族学的材料使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进了一大步。

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制度、典礼风俗，可以使我们弄清楚一些历史记载不清或争论不休的大的历史问题。譬如我国西周的土地制度，古代虽有不少“一夫受田百亩”和“井田”的记载，但受田的方式如何？井田制的形式究竟怎样？历来众说纷纭。现在，不少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论述和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前的土地状况，来探讨这些问题。马克思曾就多瑙河诸公国的例子讲过家庭公社演变为贵族的封建领地，自由农民变成农奴的封建化过程。恩格斯也论述过日耳曼马克公社的自由农民怎样变成了封建领主之下的农奴。他们说：

那些地方原来的生产方式是以共有制为基础的……土地一部分当作自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去耕作，一部分当作公田由他们共同体去耕作。……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在公地上从事的劳动也被他们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的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做的徭役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发生的（《资本论》第1卷第268—269页）。

这些人们（按指日耳曼各部落）从12世纪以后，就在领主的土地上，以村落的形式定居下来，……每一个都分到了家宅和庭园，在村有地中有他们的份地，份地的大小全都相等，……土地所有权依然是领主的，移住者对于领主必须世世代代提供一定的地租和力役……（《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第168页）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解放前的土地制度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解放前，西双版纳傣族的最高首领叫“召片领”，意即“广大土地之王”。那里的全部土地归他所有。在傣族的村社中，有一种名义上属村社所有，但已被“召片领”完全占领的“寨公田”。“召片领”把“寨公田”分给村社农民，使农民都有一块自己的份地。但村社农民有了这块份地，就必须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田地，交纳全部收获物。份地归自己耕种，收获物属于自己所有，不再向领主交纳地租。

根据这些情况，不少人推测，上述农民从领主那里分到的份地，很可能就类同古代文献上说的“一夫受田百亩”的田；而耕种份地，就必须为领主提供地租和力役，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私田，又很象古文献说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井田制。这些例子，虽然从年代上与周代相差甚远，但是从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自耕农民转变为领主的农奴和隶农这一共同的历史进程上，却有相当的共同性和规律性。当然，这些推测正确与否，大家还在讨论。不过，就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来说，确比空泛的立论生动、活泼、实际得多。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譬如关于周代“藉田”的问题，文献讲“王治农于藉”，“藉田”之时，“王耕一坺，（公、卿、大夫）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周王立春时象征性的参加一次劳动，公卿大臣作些形式上的表演，民族学里也可以找到不少的证据。我国海南岛黎族一部分地区解放前还保留着一种“合亩”制，每到举行耕田仪式时，合亩的“俄布笼”（家长）主持仪式，先作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这大概就是文献讲的“王一坺”，最终的劳动，当然还是农民去完成。这种藉田仪式，很可能是氏族社会氏族长主持耕田仪式的保留。当时氏族长都参加劳动，以后他们脱离了劳动，但还要参加仪式，于是就变成了“藉田”礼。历代帝王都照此办法举行“藉礼”，说是“劝农”，实际上不过是虚伪地表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已。

我国民族学家对大、小凉山等地彝族社会的调查研究，成绩突出。根据他们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解放前彝族社会是奴隶社会，但是这里的奴隶分为四等，上级的奴隶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也可以使用奴隶作为他们的下级。这样的奴隶制显然是东方家庭奴隶型的，和古希腊、罗马的劳动奴隶制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国古代曾有奴隶社会的阶段的话，从彝族的奴隶制可以得到启发，能认识到它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我国老一代的史学家非常重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的原始社会史，都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现在，国外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发展很快，我国自1956年开始全国性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就调查资料而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的民族学院已编写了不少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民族区域自治三套丛书共100余册。现在，在三套丛书的基础上，又正在重新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套丛书和许多有关的专著。我们相信，这些活生生的调查材料，便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它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必将起到一种积极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几种与历史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外，还有许多可供参考的学科，在文化史方面牵涉到许多专门科学，历史工作者虽不能成为各科的专家，但一般的知识是必要的，因而要尽可能多掌握一些学科的常识。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许多边缘科学纷纷出现，历史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应当多多学习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的学科，知识面越广越好，希望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二章  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建国以来，历史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很多重要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前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是由于过去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加之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和研究，陷入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里，也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走了不少的弯路，特别是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危害在十年动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我想就我所能认识到的谈谈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上的坎坷和弯路，目的是为了让广大的年轻的有志于研究历史的人能了解过去曾经有哪些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能走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大道。

第一节  左倾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哪些危害

一，学术研究与政治问题划不清界限。历史研究本来是学术问题，但在过去往往被搞成政治问题，这样谁在政治上掌权或在学术界称霸，谁就是胜利者，不给对方争辩反驳的机会，在这方面可能受了苏联的影响。40年代在苏联的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当时在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把美国摩尔根学说看作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荒谬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大张挞伐。有人对李森科的专横霸道，不尊重科学的狂妄态度提出异议时，就会受到大肆围攻和人身攻击，会受到迫害。李森科把一个学术问题硬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依靠政治力量，粗暴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这根本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苏联，摩尔根学派被压下去了。但这不等于真理在李森科手里，摩尔根学派在欧美各国得到充分发展，取得很大进步，而苏联的生物学却大大落后了。

苏联生物学界这一幕丑剧直接影响到我国，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上海生物学界也演了这样的一幕。这种歪风也影响到史学界，在反右运动前夕，天津南开大学雷海宗教授因在课堂上讲了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话，在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被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一些人的眼中，一切社会都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大国更不可能没有奴隶社会；谁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谁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党。这种荒谬逻辑把学术问题硬搞成政治问题。今天怎么样呢？主张一切民族必须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者恐怕很少了，反之，主张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人反而多起来了。欧洲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等，都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这是恩格斯论证过、苏联学者也承认的。亚洲就更多了。有些人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五种社会形态看作不管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必须经过的教条，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的论点。我国古代有没有奴隶社会，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现在还不忙下结论，更不应当扣帽子。学术问题的讨论不用百家争鸣的办法去解决，却用打棍子的办法去压服人，是徒劳的。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这是真理，到今天还适用。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大搞影射史学，伪造儒法斗争史，大批特批孔子，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可是不久，“四人帮”倒台，阴霾尽扫，孔子并未被打倒，儒法斗争史成为笑柄。“四人帮”对正直的史学家大肆迫害，但并无损于这些学者们的日月之明，不过彻底暴露这些反动分子的丑恶嘴脸罢了。

二，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每一句话都看成绝对真理，甚至把他们神化，对他们只有顶礼膜拜，不许有任何怀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史学界逐渐产生思想僵化现象。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大师的言论产生迷信和崇拜，把他们的每一句话（不是根本理论）都看作永远正确、永不变动的绝对真理，好象历史工作的任务只是用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言论的永远正确性，不许有怀疑或不同意见。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这样一来的结果，将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东西，就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三节里还要谈到。

三，极左思潮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另一个危害，是借口“古为今用”，却用古人的故事来影射当前的政治、社会，美其名曰为政治服务，实际上是搞影射史学。这种坏作风发展到“四人帮”而登峰造极。“古为今用”这个口号本来没有错，古代的历史家，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编书的目的就是用古代史事来为宋代皇帝作戒鉴。但是他们不歪曲历史，反之，他们力求历史的真实，所以他们还作一部《通鉴考异》，对不同记载尽可能考辨其真伪。此外还用“臣光曰”的论赞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建国以后，“古为今用”这个口号被提出来了，但应用这个口号在历史研究上却产生不少问题。应用这个口号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能歪曲历史。歪曲历史就不能算古为今用，而是搞影射，搞影别就免不了歪曲历史。翦伯赞曾说过，过去他为了反对蒋介石，也搞过影射，后来认识到这样做不对，会歪曲历史，就不再这样做了。我们应当学习他的实事求是，不搞影射的态度。

应当怎样古为今用呢？陈援庵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就是古为今用的很好范例。胡三省生活在民族压迫非常严重的元朝，内心十分痛苦，借给《通鉴》做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陈老先生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作《表微》，处境和胡三省是一样的，所以借分析胡三省的注中的“微言”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感情。但他是根据事实说话的，一点也没有歪曲。象这样不歪曲历史而为当时所用，才能叫真正的古为今用，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

既然不会正确地做到古为今用，另一个毛病就是在教学或研究中胡乱把历史和当前政治生拉硬扯在一起，美其名曰：联系实际。比如说诸葛亮联吴攻魏是搞统一战线，而关羽破坏了统一战线，所以失败。说明神宗派大军去朝鲜抵抗丰臣秀吉是抗日援朝等等，不一而足。把古为今用看得那样狭窄，简直是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既不高，历史知识又贫乏，在左倾思想严重的时期，往往出现古今不分的笑话。1972年我校接受一项编汉语词典的任务，把关于历史的几百条分配给我们，我分到先秦这部分。有一词条是夏桀，我就根据史书记载，把“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翻成白话写进去，一位军宣队的代表看了对我说：“怎么可以拿太阳比做桀呢？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他不懂历史，不知把太阳比做桀的是夏末的人民，而不是我。但是这问题和他是不能争辩的，因为他不仅不懂历史，更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个神，神是不能侵犯的，只有对神崇拜，因此我只好把这些话抹去了事。这类例子当时常见，不足为怪。这说明某些人的头脑是古今不分的，而且影响很大，直到今天还有古今不分的问题存在着。

四，左倾思潮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一些青年人只知搞一些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语录，奉为教条，而不认真读书，弄得历史知识非常浅薄，满足于一知半解。所以“四人帮”能使搞儒法斗争史风靡全国，一些人上了当还不知道，这是很可悲的。其根源在于不读书，因而也就被“四人帮”的花言巧语所欺骗。50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用它来解决理论和史实的关系问题，意思是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带动历史研究，这等于说，研究历史不要从事实出发，而从理论出发，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受这种风气影响的人认为只要懂马列主义理论，只要自以为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去处理史料就可以了，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史料，不必深入钻研问题。结果“以论带史”成了“以论代史”，历史研究也就变成放空炮了。范文澜曾写过文章反对放空炮。实际上，研究历史决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第一，他们所说的马列主义，实际上往往是背一些教条，是否真正懂了都很难讲。第二，由于不会读书，所以历史材料的年代、真伪、可靠不可靠、能用不能用，这些一概不知，见书就抄，合己意的则取之，不合的则弃之，东拼西凑地写一点所谓历史文章，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是很可怀疑的。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沿用旧史学家老一套方法，但同时也不能把过去的好的史学传统一笔勾销。前人的治学经验中有很多好的、有阶值的、应当学习和值得借鉴的东西，特别是许多优秀学者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我们今天正应当大力提倡。有人一提考证，就说是烦琐考证，不能搞，这是很大误解。我们搞考证，完全可以不搞烦琐考证。其实，有的考证乍看起来是烦琐的，零碎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不是完全没有阶值，它可以教人在研究历史时要一丝不苟，不能满足于“差不多”。完全不搞考证，结果是连你所用的史料的可靠程度都不清楚，那就好比是把房子盖在沙滩上，根本没有坚实的基础。即便你的论点再有力，发挥运用得再好，一旦有人证明你所用的材料都是不真实的，或是被歪曲了的，你的全部大厦就土崩瓦解了。“四人帮”搞的什么儒法斗争史就是这类的最坏的典型，他们所用的那些所谓历史材料都是根本经不起一驳的，所以他们的文章就毫无价值。

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党用大力拨乱反正，左倾思想在学术界没有市场了，但并未完全肃清，因此对这种危害不能失去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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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歪曲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我们进行历史研究。但是过去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错误的理解，以致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看法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一，过去在学术研究上因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动不动讲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结果造成很多偏差。比如：在历史研究中对帝王将相，对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如官僚、学者，只许说坏，不许说好。对历史上的被统治阶级，如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这才算是站稳了立场，否则便是立场有问题，这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表现最突出。有人说，凡是统治阶级的人没有好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后来戚本禹打击翦伯赞就采用这个武器。其实这个比喻是根本错误的，天下乌鸦固然是一般黑，但人的好坏却是大有差别的。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曾有过关于清官问题的争论。一些人极力否认历史上有清官，说历史上的清官都是假造的，有的人甚至说贪官比清官好，因为清官麻痹人民的斗志，而贪官却能够激化阶级矛盾，引起农民革命，可以推动历史前进。这能算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吗？

由于怕丧失立场，特别怕把农民阶级说坏，因而对他们认为的农民阶级的缺点尽力加以隐瞒，或对有关的历史索性不讲，跳过去。比如有一本讲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小书，对崇祯七年李自成在车箱峡（今陕西安康县境）被围事一字不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李自成从湖北西部溯汉水而上，进入陕西，在车箱峡被官军包围了，进退不得，部下出主意让他假投降。明军统帅陈奇瑜接受了李的投降，命部队解围。李自成立即率部突出，沿汉水西去，并把所过七州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①这件事在李自成起义军活动过程中有重要意义，不能不讲。但那时却认为，如果你讲了农民起义军的投降，就是给农民阶级脸上抹黑。其实这本来不过是农民军的一种斗争策略。官军对付农民军有策略，难道农民军对付官军就不要有策略？讲了也不会给农民军脸上抹黑。可是有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农民起义军首领，只能战死，不能投降，甚至于不承认有伪降的事。这实际上是用共产党的军队纪律来要求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军，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立场问题，我想引翦伯赞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象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命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翦伯赞的这段话，完全正确地描写了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论德国农民战争》的人，不知恩格斯对德国农民的缺点是直言不讳的。当然今天我们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那种情况是很少见到了。

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阶级观点。过去讲历史的，由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以没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从不懂到懂得用阶级观点去做阶级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些人在讲阶级观点时，把我们今天的看法强加到古人身上，甚至要求古人也有阶级观点。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

所谓阶级观点，是说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而绝不是要求古人有正确的阶级观点。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古人做事在客观上起了为本阶级服务的作用，但在他们主观上是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常常看到这样的话：秦始皇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打倒奴隶主阶级，如何如何；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如何如何。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秦始皇绝不会意识到他所建立的帝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的政权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权。至于说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如何如何，更是胡说，这完全是强加给古人的。①

再举一个例子。1962年在曲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会上对孔子的看法分歧很大，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人硬把今天对阶级的理解生搬硬套地去分析古人。孔子有个重要的思想：“仁”。对这个“仁”字怎么理解？有些人同意孔子自己的解释，仁就是爱人。有人就反对，他们说：孔子说的爱人，只是爱奴隶主贵族阶级自己，因为孔子是这个阶级出身，是他们的代言人。如果认为孔子是指爱所有人，就是没有阶级分析。有人认为《论语》里的“人”都是指奴隶主贵族，“民”都指奴隶或劳动人民。但是这种谬论，凡是读过《论语》的都很容易发觉其荒唐可笑。甚至有人说孔子的“仁”是骗人的，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思想家，一个理论家，或是一个宗教家，当他提出一种学说或教义的时候，他在主观上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说法。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说教，那还有谁会相信他呢？假如孔子说的“爱人”只是为了骗人，只是为贵族阶级说的，那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弟子信徒，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贵族，而是庶民，有的甚至是很穷苦的。孔子学说在我国封建社会发生那么深厚长久的影响，并不只靠帝王们吹捧他，更重要的是一般读书人深信他的学说是真理，因而对他仰慕、信奉，尊他为圣人。又如墨子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宣扬他的兼爱、非攻之说，目的在于救世。如果他不真干实干，只用口头宣传来骗人，怎能号召那么多的学生来？战国之世，儒墨并称显学，难道这都是靠欺骗得来的吗？

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问题。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相反，其特点之一是把一切问题都绝对化，因此看历史问题有很大的片面性。比如讲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有些人只看斗争的一面，不看统一的一面，他们似乎不懂得对立和统一是一切矛盾的两方面，如果只有对立而无统一，一切矛盾就不存在了。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建安二年，曹操的许下屯田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同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用枣祇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例置田官，所在积谷……遂兼灭群雄，克平天下”（同上）。这说明以许下屯田为开端，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流民的生活问题，为曹操统一北方打下了基础。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有些人不从当时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只凭着空想立论，硬说由于天下大乱，农民已经把土地夺回来自己种，现在曹操又让他们交租，这不是反攻倒算么？这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如果当时农民能把土地夺回来自己种，那就没有流民了，也就不会有“募民屯田”的事了。因为乱后农民逃亡，所以才把他们招募回来，由官方出种子、耕牛和工具，把田地交给他们种，收获的粮食或四六分，或对半分，把劳动力与土地结合起来，这才有了生产。这就是曹操推行屯田的历史意义。如不承认这个看法，硬说屯田是一种“反攻倒算”，试问，农民离开本土外逃，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官方资助，即使有荒地又怎么种？连吃的都没有，又哪来的种子？不用说牛，连一般工具都没有，难道用两只空手去种地吗？更不用说遇上旱涝灾害了。果然如反攻倒算论者想象的那样简单，历史上就不会存在流民的问题了。

四，形而上学的另一特点，是用贴标签的办法来代替阶级分析，而贴标签的根据就看人的阶级出身，这是唯成分论，发展到十年动乱时期就甚至形成为极端反动的血统论。

唯成分论者说，刘邦、项羽之争，是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战争。项羽是楚国贵族之后，因此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刘邦是农民出身，所以代表农民阶级；后来做了汉王和皇帝，又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就是用贴阶级标签的办法看历史人物，历史在这些人看来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四人帮”又换了一种说法：刘邦代表法家，项羽代表儒家。其实说项羽是儒家真是连边都不沾，刘邦也不是什么法家。这全是胡说。

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如刘邦、朱元璋），就说他是“背叛了农民阶级”，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正当方法，但是说一个人属于某个阶级，却不能单纯看他的出身，而是要看他的行动在为哪一个阶级服务。这完全是可以变的，一个农民可以变成地主，一个地主也可以变成农民，这一点也不稀奇。朱元璋从一个农民变成皇帝，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叛变”。在当时，他推翻了元朝之后，当然要做皇帝，不做皇帝做什么呢？他是不是叛变农民阶级，要看他的行动是不是危害或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而不在他做皇帝。有人说他应当建立一个农民政权，他们认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他的政权当然是封建政权；反之，农民起义领袖不当皇帝，就算是农民政权了。其实，这两种政权的区别不在有没有皇帝，而在于土地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当时要建立农民政权，前提是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把地主所有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的土地，这在封建社会里能做到吗？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农民政权，即令在很小的范围内能成立农民政权，也只能是很短时期的，很快它就变成封建政权。农民领袖取得政权之后，必然要当皇帝。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谓农民政权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洪秀全打下南京，不做天王行不行？显然不行。他不做天王就得让别人做天王。太平天国时代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朱元璋了。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一个大地主可以变成资本家。比如张謇，原来是清朝状元，后来办纺纱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个官僚也可能成为革命者，比如杨度，原来曾帮助袁世凯称帝，搞筹安会，但是后来他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正是张作霖在北京，白色恐怖很凶的时候，他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暗中设法营救李大钊。后来他去上海，与青红帮的头子都有联系，并以这种关系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象捐款，营救革命同志等等。这说明一个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也可以改变他的立场。所以，用唯成分论去解释历史，去评价历史人物，是根本讲不通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非常荒谬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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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研究方法上现今存在的问题

一，从事实出发还是从理论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的根本区别。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130—143页）这个政治口号，是针对极左思潮而提出的拨乱反正、走向四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以为这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的史学工作也是适用的。这里解放思想尤其重要，他说：“思想不解放”就是“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就嗥鹄戳恕保?八娣绲沟南窒缶投嗥鹄戳恕保?安淮邮导食龇⒌谋颈局饕逡簿脱现仄鹄戳恕薄４蠹一叵胝庑┠昀矗?颐鞘费Ы缡遣皇且灿姓庵智榭觯拷夥潘枷刖褪且?炊越烫踔饕澹??烫踔饕迨俏シ绰砜怂贾饕宓摹Ｒ蛭?种纸烫跏?孔拍越睿?憷?费芯烤筒荒苁凳虑笫牵???前牙?费芯康弊魑?承┙烫趵凑铱隙ㄋ?闹ぞ荨Ｔ诹秸叻⑸??艿株酰?荒芡骋黄鹄词保?兔獠涣松崾率刀?咏烫酰?灾虏荒苁孤砜怂贾饕宓睦砺塾肜?肪?檎?返亟岷掀鹄矗?庋?簿筒荒苡寐砜怂贾饕謇砺鬯得鞔嬖谧诺男矶嗬?肺侍狻＝裉煳夜?费Ы绱嬖诘奈侍夥浅６啵?负醯酱Χ际怯姓?鄣奈侍狻Ｕ夤倘皇呛孟窒螅?梢哉嬲?箍?偌艺???蟮醚?跎系拿裰鳎坏?恿硪环矫婵矗?矶辔侍獬て诓荒苋〉靡恢乱饧???0年代到80年代，问题还是一大堆。在史学革新的年代，我们必须取得新的突破。

教条主义表面上看是很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多次发出警告，反对教条主义。恩格斯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应这些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杜林论》第35页，1974年版中译本）。

从这些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教条主义是为马列主义大师们所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他不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光辉的范例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可是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历史问题时，往往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点。我们往往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点当作普遍原理，生搬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这就是教条主义。这个毛病不仅过去存在，今天也还存在。

教条主义的存在非常普遍而且往往是根深蒂固，因而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邓小平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就是要大家从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教条主义的根源何在呢？找到它的根，就可以从根上把它挖掉。我认为它的根源在于迷信：一是迷信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话永远适用；二是迷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就是说，历史发展的规律能超越时间空间普遍存在，是“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不破除这些迷信，马克思主义就僵化了，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先说头一个迷信。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信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后者又对前者起反作用；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一致；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等等。不是迷信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论点，更不是说迷信他们的每一句话。如果迷信他们的每一个论点，甚至把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真理，为自己制造不少的禁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既然  肯定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话绝对正确，于是在研究历史时，不从实际出发，而从大师们的论点出发，那么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过是从历史上找根据以证明大师们的论点的正确性，而不是用历史事实来检验大师们的言论是否正确。另外，许多人还心有余悸，不敢对大师们的言论产生怀疑，更不要说提不同意见。可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并不否认他们的看法有错误，例如恩格斯对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看法有这样的自我批评：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第9页恩格斯的导言）

列宁在1921年评论战时共产主义时说：

……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

我们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并不讳言他们犯过错误，而我们则对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不敢稍持异议，这说明什么？它说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习，当然这样的学习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历史事实，或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以迁就教条。

再说第二个迷信，马克思是否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规律看成适用任何时代，而且一成不变的呢？列宁曾经指出：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规律（《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页）。

列宁这话是不是对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引用了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法时的话：

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识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规律的支配。又说：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个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重点是引者加的）

马克思对这个评论认为很“恰当”，说他“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未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绝对化，他认为每种社会各有各的规律，各个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决不是完全相同的。试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论述的几种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来看，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生产水平的国家来说，显然不能一律适用，因为它是纯粹理论上的高度概括，一接触具体情况，就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差悬殊，各有各的特点，以适应本国的特殊情况。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充分证明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发展规律，虽然有共同性，但各个国家，因其生产水平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等原因而表现出绝不相同的特殊性。每个历史工作者应认真考虑，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模式来套用。下面就几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1，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中，人是主角，没有人的活动，就不是人类的历史。可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分歧在何处？我们引证几句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著作，问题所在就清楚了。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恩格斯说：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同上书第4卷第243—244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无误地指出：1，历史的创造者是“人们”，这名词包括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帝王将相，还是劳动人民乃至奴隶；2，这历史是“自己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