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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向毛泽东移交权力内情 　

    张闻天向毛泽东移交权力内情
    
    
    
    　 　 2001年6月9日 18:41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一开始并未居于党的最高领导地位，而是随着他在党内的影响逐步扩大和他的正确思想为人们逐渐认识而确立起来的。其中，他与张闻天之间的权力移交最具代表性。
    
     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刘英为“娘娘”，背后也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有议论，甚至说他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是自1928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11月5日、6日这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对于王明，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的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了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这个问题并未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
    
     但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张闻天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张闻天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这时，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
    
     对于职务的变化，张闻天坦然待之。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这一类文字张闻天写得多些。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到1938年1月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可见他们关系的亲密。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刘英为“娘娘”，背后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有议论，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的这些变化，是建立在对过去错误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
    
     张闻天对历史上犯过“左”倾错误从来不隐瞒、不掩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以后，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
    
     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 除了还帐即清算历史错误之外，张闻天还自觉地就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 这次会议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
    
     在9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并承担责任。他说：“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王明说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张闻天听了这番话，没有附和，但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1942年1月26日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正在绥德调查时，张闻天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于1943年3月初赶回延安，绥德调查的材料都没有来得及整理。
    
     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经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孟庆树也在一旁插嘴腔。
    
     听了王明这番话，张闻天没有附和，只是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张闻天回到延安，稍事休息，就参加了3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选毛主席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党内高层职务的更换是党内权力再分配的一种表现，往往要经过激烈的斗争。胜与败主要取决于谁奉行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是否正确。不过这一变化也符合张闻天的“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信条。
     以后，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张闻天思想上早有准备。
    
     对于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曾在《反省笔记》中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如下信息：一，自1939年初起（即王明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回到延安并留在延安工作），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二，1939年7月至8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三，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四，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
    
     虽然这样讲，但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在党中央内部主要还是张闻天过问的。1937年4月，《解放》周刊创刊，张闻天任主编；1937年12月起，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兼任，1938年5月，马列学院创办，张闻天一直兼任院长。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他除了继续担任上述职务以外，从1939年2月起，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成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共产党人》杂志于1939年10月创刊，他又是这个刊物的编辑。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和罗迈（李维汉）分别为“编辑主任”。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三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是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鼓动、文化工作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张闻天成绩卓著，建树良多，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十分顺利。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的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服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以党的利益为重，宽宏大度，虚怀若谷。
    
     毛泽东曾同王震谈道：“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知道此事后，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张闻天确是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 这里有一个例子。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因有一篇访问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张闻天有些苦闷，有时发点牢骚，说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对于这场整风运动，张闻天是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在这场运动中，张闻天一方面接受批评，一方面朝着毛泽东的指示的方向努力。同时，他也感到有些委屈。有些苦闷，有时发点牢骚，说毛泽东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了，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
    
     当时有人提议，要他找毛泽东当面谈谈，张闻天认为自己如何，以后证明，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后来，张闻天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当面谈一谈。 第一次是在1941年6月和7月间，地点在延安的枣园。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张闻天。第二次，毛泽东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这次，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闻天。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闻天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并送给张闻天几句评语。
    
     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批评，一些是与实际不相符的。也是同毛泽东多次称赞的“明君”、不争权相矛盾的。对此，张闻天听了感到很委屈。
    
     不过，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张闻天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分析，尤其是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深刻的。对此，张闻天顾全大局，服从于真理，虽听了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没有去辩解，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检讨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在这次会上，先后有28人发了言。
    
     张闻天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其实，从遵义会议到这次会议，张闻天始终都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只是由于认识和实践地原因，没有从路线上去认识。
    
     这次会议之后，为了弥补自己有不足，张闻天请求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工作。在得到批准后，他 于1942年1月26日从杨家岭前往陕北和晋西北调查。
    
     这次调查到1943年3月初始，历时一年多。由于这一年多调查，张闻天有三分之二时间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整风。张闻天3月初回到延安是由于接到中央通知，回来参加3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延安整风的第三个阶段，是高级干部与“七大”代表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与路线是非。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后，各人对照检查写自传。
    
     12月16日，张闻天写成了近四万字的自传，称为“反省笔记”。笔记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的过程，对自己的贡献却闭口不谈，而对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一段时间里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他都负责地一一说明事实真相，客观地评价其功过是非。
    
     写完这篇笔记之后，张闻天送到毛泽东对那里请他过目。毛泽东看了之后到张闻天的窑洞里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
    
     毛泽东说道：“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在中共“七大”的准备中，一项重要和费时的工作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要对中共一大以来的若干重要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1944年春，毛泽东对若干重要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案。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为任弼时（召集人）、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19日又增补了秦邦宪。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的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7人，即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 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5人主席团到中共“七大”时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也就是人称的“五大书记”。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决议》的起草工作经过了将近一年。这个《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张闻天起草《决议》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曾对历史决议的一个草稿进行了修改，使它成为后来通过的决议的基础。毛泽东1945年春天对决议草案稿的修改，就是在张闻天修改的那份稿子上进行的。
    
     现在保存的档案中，存有一份张闻天修改的稿子。在张闻天修改这个稿子之前，任弼时和胡乔木各写了一个稿子。张闻天修改用的底稿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没有题目，起草人现在还不能确定，时间在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之后。档案中所存的张闻天修改过的这份文稿不全，缺后半部分，只有前面三个问题。
    
     1945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张闻天的修改稿的基础上，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毛泽东还把题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修改稿从内容、结构、文字等方面进行修改，补充了许多内容。
    
     在这个稿了的首页上，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弼时同时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 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
    
     在《决议》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就在《决议》获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那一天，王明写了一封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长信。他在信中写道：“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他还写道：“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 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对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实事求是的、郑重而谨慎的态度，张闻天是非常佩服和赞赏的。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在5月2日的全体会议上，张闻天做了一次长篇发言，以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政治路线错误的历史教训和遵义会议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前进的历史经验，进行对比，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 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段作风，以及由此导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以错误的教训。
    
     他以亲自经历的遵义前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生动、具体地论证毛泽东代表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作风，是领导党和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作风；党内同左倾错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作风，我们党的车子就不能前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张闻天表示：“我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张闻天在“七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大会代表的欢迎。
    
     毛泽东在24日的大会上做《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有些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同志都一致欢迎。”这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张闻天和周恩来。
    
     毛泽东还在报告中，明确地肯定了张闻天以及其他犯过路线错误又改正了历史功绩。他说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5月现在的七次会议，这十个年头的中央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25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这样一个中央，我们和这些同志共事，恰在这10年里，乱子出的少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进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很多同志一道反对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