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厦门帝景苑预售证:中国文学史笔记【袁行霈 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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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笔记【袁行霈 版】（4）
作者：潇湘书苑 出自：飞花若梦 皎月如霜 浏览/评论：821/0 日期：2011年1月25日 22:58第三章 北宋后期诗坛
第一节 北宋后期诗坛概述
北宋一统局面形成之后出现的安定与繁荣，在仁宗朝治世达到了极致。然而，由于宋王朝一开始就处于积贫积弱与内忧外患之中，因而在仁宗朝的升平景象的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已日趋激化。首先，在表面的升平下，由于朝廷的随时恩荫与科举取士，内外官员数额不断增多，贪官冗吏阶层的逐渐形成，使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其次，宋初的和平与安定，是以对外族强悍势力的妥协和屈辱为代价的，不仅每年向辽、西夏输纳银绢，而且不得不扩充军队，军队人数从宋初的二十万人发展到仁宗时竟增至一百二十余万人。这些不堪负担的内忧外患，到仁宗后期的庆历年间则完全暴露出来并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面对这样的现实，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革新，以增强国力，兴致太平。庆历二、三年间，范仲淹等人推行的以裁汰冗吏和厚农桑、减徭役为核心的“庆历新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顽固的保守势力的阻挠，新政很快失败。仁宗朝的治世在种种危机与矛盾的深化中结束，短暂的英宗期几乎无所作为，北宋王朝也就在衰乱趋势日益明显之中走入了后期阶段。
从熙宁元年（1068）神宗登位变法，到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约六十年，可称为北宋后期。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为挽救王朝危机而实行变法的时代，是党争剧烈，内外矛盾爆发终于导致北宋统治全面崩溃的时代。
仁宗后期政治危机的加深，促进了“庆历新政”的出台；新政的夭折，激起了嘉祐年间改革呼声的继续高涨。改革的时代浪潮推动神宗倚重王安石实行新法。熙宁、元丰近二十年的变法改制，虽局部收到理财的实效，但就整体而言，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变法未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长期的派争党祸。先是元祐“更化”，次是哲宗“绍述”，再后是赵佶、蔡京的立党人碑之举，新旧两派轮番上台，互相倾轧，变法之争逐渐演变为争权夺利的火併，以致加速了朝政的衰朽，引起了内外矛盾的总爆发。宣和年间宋江、方腊的武装起义刚被扑灭，金国的强兵悍马又动地而来，畏敌如虎的统治集团无心抗战，一味乞降，终于导致了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掳的覆亡结局。
北宋后期文学就是植根于动荡反复、大厦将倾的时代土壤之上的。然而，神宗、哲宗时代，诗、词、文的创作却臻于鼎盛，到徽、钦两朝文坛气象才渐趋冷落。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兴旺，有时并不同步出现。北宋文学高潮之所以出现在神宗、哲宗时代，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北宋前期诗文革新既为文学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开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文治复兴、人才教育又为文学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神宗时的变法、哲宗时的更化和绍述，虽曾引起朝政的动荡和反复，但中原的稳定统一局面毕竟尚未发生剧变，因此文学鼎盛的局面，犹如久经培育的花蕾，便在狂风暴雨未来前的平静环境中应时开放了。当开国一个世纪，文化生活普遍高涨所蕴蓄的内在活力充分挥发之后，文运也便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强弩之末的弱化趋势，再加徽、钦时期衰世风雨的纷至沓来，北宋后期文学发展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声。这是北宋后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轮廓。
北宋前期，经过梅、苏、欧对西昆体的洗削后，宋诗面目有了初步的显露。到了王安石、苏轼时代，宋诗的鼎盛局面方才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有鲜明个性风格的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诗人。王安石前期创作以服务于变法革新的政治诗、咏史诗最有影响，后期创作以退休蒋山的闲居诗、述怀诗最受称赞。苏轼的诗歌创作发轫于嘉祐，发展于熙宁元丰，而变化于绍圣之后的岭海远放。黄庭坚于熙宁初始跻入诗林，从此佳篇迭出，诗名日著，苏轼于元祐二年即有“效黄庭坚体”之作，足见其成就引人瞩目。王诗长篇峻刻奇绝，绝句雅丽清新；苏诗气宇宏阔，豪健雄放，清旷简远，无所不包；黄诗瘦硬峭拔、老朴沉雄而兼有浏亮芊绵之致。三人诗风各异，但同样重思理，富才学，喜用事，工锻炼，从而将宋调的独具特质发挥到极致。他们同时鼎立诗坛，卓然并称大家。故前人谓“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王直方诗话》）；欧阳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陈善《扪虱新语》）。
三大家之后，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苏门诗人和江西后学。苏门诗人中，苏辙、晁补之、张耒、李廌等创作活动都延续到大观以后。苏辙写诗才情虽不逮乃兄，然毕生吟咏不辍，风韵明洁清逸，朴素淡雅，自成一格。晁补之诗大多平顺隽爽，温润典缛，但堂庑未广，个性风格不够鲜明。相比之下，张耒诗更有特色，所作内容丰实，风调清秀浑圆，自然坦易，颇有唐诗遗风，意趣不凡。黄庭坚所开创的江西派，是活跃于北南宋之交的最大诗派，派中作家大都于北宋末叶已闻名诗坛。其中陈师道年辈略早，成就最高，他游于苏门，学诗于山谷，最得江西神韵，与黄庭坚并称“黄陈”。此派中未及南渡的作家尚有潘大临、谢逸、饶节诸人。他们的成就高下不一，但皆源出于山谷，其重锤炼、求格力、讲诗法等，大致与黄、陈波澜莫二，在学养、才力、造诣方面则远为逊色。
北宋后期诗歌，踵梅、欧之后，在宗杜学韩兼熔陶、谢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典型宋调。宋调肇始于梅尧臣而完成于黄庭坚。从梅诗到黄诗到江西后学，诗歌的反映视角逐渐发生了“内转”倾向；后期诗人摆脱了前期裨补时政的诗歌实用观的影响，不甚强调以诗正面议政刺时，直接干预现实，而较侧重于自我表现，开掘心灵，咏唱道德理想的自我完善。与诗歌政教观的淡化形成反差，追求“高风绝尘”、磨研诗艺诗法的艺术情趣日益热化，从而既推动了诗论的发展，也提高了诗歌的艺术内质。这是北宋文化生活普遍高涨的时代条件下诗歌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北宋后期知识阶层面对乱世风云创作心态发生显著变化的结果。
第二节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曾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故又称王文公，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少好读书，工书画，每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人皆服其精妙。友人曾巩携以荐之于欧阳修，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之延誉，擢进士第。王安石议论高奇，仁宗朝曾上万言书，力倡变法。神宗朝为相，帝深倚之，于是大力推行新法。后新法被废止，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元丰中封荆国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谥文。有《临川集》一百三十卷、《周官新义》、《唐百家诗选》等行世。
众所周知，王安石主要是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知名于世，他的新政思想和新法措施（如“均输法”、“青苗法”等）在神宗朝的熙宁、元丰年间推行十余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他的文学事业具有与其政治经历、政治态度不可分割的特征。他诗文皆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及诗史地位亦很显著。
和许多古代著名的作家一样，王安石从不甘心把自己算做一位文人，而首先要将自己放入企图并且能够为国家为百姓服务的政治人物的行列。他对于文学的见解，偏于重道崇经，他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所以文章应当”详评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张刑部诗序》）。他强调文学的实际功能，认为文学应当有补于世，要求文学为变法革新服务，在推行新法时，就毅然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罢诗赋而改试经义。他还反对“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形式主义作风，曾经对西昆体作出批判。但他并不是像道学家那样，完全否定文学的抒情价值，也不要求把文学当做宣传道统的工具，而只是要求文学创作应当注意联系国计民生，安危治乱的实际，以期“有补于世”。在《上人书》中，他对此作了透辟的阐述：“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这里中肯地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即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但并不否认应当讲求形式，肯定艺术技巧必须服从思想内容，同时又不能只注意思想内容。这种文学主张，对于进一步推动诗文革新运动是起了良好的作用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对于在其以前的古典作家就特别重视孟轲、杜甫，也尊敬同时代的前辈欧阳修和梅尧臣，而不喜欢李白的诗。他曾编了一部《四家诗选》，所列次序是“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他认为韩愈特别注重讲求文辞，是“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而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认为“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这种对文学的思想意义看得过于狭隘，对其审美价值认识不足的过激之谈，正证明了他对政治性的高度重视。
王安石诗歌现存一千五百三十一首。同其散文相比，他的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更为形象，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同时，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王安石诗风的变迁轨迹也较为明显。叶梦得在《石林诗话》卷中曾指出：“王刑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根据这一说法，王安石的诗作，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十六岁在京中任群牧司判官之前是前期，其诗尚意气，少含蓄；从三十六岁（嘉祐元年）到五十六岁（熙宁九年）的二十年间是中期，他任群牧判官和三司判官时，曾借读宋敏求（次道）家藏的多种唐人诗集，于嘉祐五年编成《唐百家诗选》，从中吸取了文学创作的营养，在艺术上渐趋成熟，形成了自己雄直峭劲而又壮丽超逸的独特风貌；五十六岁罢相退居江宁的十年是晚期，诗风转为深婉华妙。
王安石前期诗歌以政治诗为主。由于他少年时即随父游宦，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又长期担任地方官，接触面很广，所以他采用乐府传统，写出不少揭露时弊的诗作，对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都毫不隐晦地直书其事，大声疾呼，辞意激烈，成为他后来变法革新的舆论先导。例如他二十六岁时写的《河北民》一诗：
“河北民，生长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这首诗揭示了宋朝和辽、夏交界地区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反映了百姓遭受着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双重苦难。诗人在进行这种传统题材描写时，将其与统治集团“事夷狄”的屈辱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并展示出“贞观中”的理想政治模式。这不仅体现了对此类传统题材模式的一定程度的超越，而且为其自身大量社会诗创作注入了强烈的政治性。
又如作于前期的《感事》、《兼并》等诗，体现出强烈的“有补于世”的功用色彩，率直畅达，直抒胸臆，为其变法新政起到了很好的呼应作用。
同前期相比，王安石中期诗歌有着更为广阔的题材和主题。他这时正向自己的理想事业突进，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获得了推行新法的机会。随着政治事业的变化与文学修养的增进，除了政治诗以外，还有咏史吊古、述怀感旧和酬答赠别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在艺术风格方面，有着明显的开拓。王安石写了不少咏史怀古诗，最负盛名的是作于嘉祐四年的《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当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都纷纷写了和诗。在这两首诗中，王安石以优美的笔触勾画出了绝代佳人
王安石歌咏历史人物的好诗，还见于他的一些七言绝句里。他能以尺幅千里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写出对某些史实和人物的新的看法，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情。如《孟子》、《商鞅》、《苏秦》、《范睢》、《张良》、《范增》、《韩信》、《贾生》、《汉武》、《谢安》等。兹举二例：
《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这些诗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对众所周知的人和事表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从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晚唐诗人如李商隐等，曾经为这种咏史绝句在内容和形式上开辟了道路，而王安石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形式。
这一时期王安石还有很多述怀感事之作。嘉祐五年（1060）他四十岁时，曾奉命伴送契丹的使者到北部边疆，沿途写了《塞翁行》、《白沟行》、《出塞》、《入塞》等篇。这些诗篇谴责了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求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描写边塞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如《出塞》：“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嘉祐六年（1061）以后诗人知制诰时，屡次奉派担任进士考试的阅卷官，使他对不合理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试院中作》、《详定试卷》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此的感叹和改革的思想。因此在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在对新法经过六、七年的亲自推行，各种变革措施基本走上正轨之后，便将政务交给其后进吕惠卿等人，自己则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的官衔在南京郊外半山园开始了半退隐的生活。他流连山水，咏诗学佛，平静的生活和心境使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也起了变化。大量的写景诗和禅理诗代替了前此的政治诗。他倾注全部精力讲究艺术技巧，在语言运用上更精湛圆熟了。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叶梦得也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见《石林诗话》卷上）这时期王安石的作品多律诗和绝句，写得精深华妙，突过前人。如：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之一：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岁晚》：月映林塘淡，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 ，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诗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自然优美景物的深切感受，以及晚年在艺术技巧上的精进，都明显地表现在这些诗篇中。但我们知道，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甘心投闲置散的人，他的退隐也颇有一些不得已之处。因此，他一方面是遣情世外，写出了一些工巧绝伦的景物诗；而另一方面，他的悲壮的、不甘寂寞的内心，也还时时在跃动，创作了一些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作品。如：
《北陂杏花》：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楚天》：楚天如梦水悠悠，花底残红漫不收。独绕去年挥泪处，还将牢落对沧洲。
《示永庆寺秀花》：禅房借枕得重欹，陈迹悠然尚有诗。嗟我与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见栽时！
《北陂杏花》的后两句，事实上就是王安石自己的生活信条，《楚天》等两篇则对于世事的变迁和自己内心的孤寂作了含蓄的暗示。这说明他虽然归隐林泉，但并没有忘世事。这些作品托物寄兴，流露了变法斗争失败后思想的矛盾和苦闷。清人吴之振曾针对评王安石晚期作品“有工致，无悲壮”（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序》）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之外，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同上）。不仅肯定了王安石晚期作品有“悲壮”，而且揭示了其“悲壮即寓闲谈之中”，这正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成熟化与广容性的认识。
王安石的绝句诗具有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的特点。曾季狸《艇斋诗话》认为“荆公绝句妙天下”，并说：“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说：“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所以他的绝句小诗成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如前所述，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他喜欢造硬语、押险韵，喜欢改窜古人诗句以为已有（如王作《北山》诗“细数落花因坐久”，出于唐代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诗“坐久落花多”。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论说：“王荆公好将前人诗窜点字句为己诗，亦有竟胜前人原作者，在荆公则可，吾辈则不可。” ）好用典故，讲究对仗，有时不免伤巧，都已开江西派的先声。同时，某些作品，特别是他的早年作品中，存在着议论过多的缺点。但通过议论来揭示自己的精神面貌，并在抒情诗中将精警的议论和生动的形象巧妙地融合为有机体，终究是这位诗人独特的成就。
第三节 苏轼的诗歌创作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里，祖父苏序虽未出仕，却“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曾巩《赠职方员外
苏轼二十岁以前的时光，是在家乡度过的。幼年时期他即显露了在诗文方面的天才。十岁的时候，苏洵叫他写一篇习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三国志·魏书》有传），他竟能写出“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种善于把握人物内心活动的句子（《王直方诗话》）。在父亲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下，他到了二十岁，已经成为“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作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与苏辙一起随父苏洵到了汴京。由于父亲的推荐和欧阳修的称赏，苏轼兄弟不久即名声大振。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科试，苏轼与苏辙同榜题名。欧阳修特别欣赏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兴奋地写信给梅尧臣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并对自己的儿子欧阳发等人说：你们记着吧，再过三十年，就不会有人谈起我了（见朱弁《风膛诗话》卷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轼果然没有辜负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拔。
嘉祐二年（1057）四月，程氏病逝于蜀中府宅，苏洵父子回蜀奔丧。直到嘉祐四年（1059）十月，父子三人再度赴京。这次乘舟经行三峡，沿途奇丽的山川和屈原塔、昭君村等古迹，激发他们的诗情，一路上写成了一百首诗歌，编成《南行集》（又名《江行唱和集》），其中苏轼的作品就有四十首。苏轼还为这个集子这与了一篇序。这可说是他诗歌创作的起点。
嘉祐六年（1061），苏轼经欧阳修的推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考取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这是朝廷为选拔高级人才而举办的一种特殊考试。苏轼为这次应试写出了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系统地提出了他对前代治乱兴衰的看法和当前的政治主张，力劝仁宗改革弊政，励精图治。为了缓和当时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建议，比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议论更为透辟，但在提出的具体措施上，则与王安石有歧异。他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策略三》）。所以他提倡任人，而反对变法制度；提倡渐进的变革，而反对操之过急。这种早年就形成了的观点，对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也使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全部同情和支持，因而其悲剧的命运与动荡的生涯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了制科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他开始较深入地接触复杂的社会和实际政治，在许多方面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汴京病逝，他和苏辙扶柩回川居丧。到熙宁二年（1069）二月还朝时，正碰上王安石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开始变法。苏轼立即站在保守派一方，接连上疏给神宗，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做法。熙宁四年二月，他两次上万言书，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非议。因为无效，就自请出任地方官。这时候，许多前期旧臣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纷纷去职，离开了朝廷，其中有富弼、司马光、欧阳修等有影响的人物，增巩、张方平和苏辙等也在其内。他先到杭州任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反对新法，但和极端顽固的旧派有所不同。在新法推行的初期，他对限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诸方面，都曾表示赞同，只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政策是“取天下之财与民争利”，因而力加反对。后来司马光要将新法完全废弃时，他又和司马光争论，认为应当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可见他对于新法，并非盲目地否定一切。正因为如此，他在长期的地方官任内，虽然抵制变法，却又时常利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部分新法做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宋朝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曾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之他没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但在王安石离职以后，变法派中的新进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一起文字狱，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牢房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曾写下《狱中寄子由》这种近于遗书的作品，结二句云：“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慨叹凄婉。神宗皇帝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面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终于获得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事详周紫芝《诗谳》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这时他已经四十五岁了。因为在城东一块荒地上耕种自给，从此他就自号为
谪居黄州是苏轼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转捩点。他在政治上虽受了打击，但在创作上却获得了丰收。苏轼早年的成就固然已经不同凡响，然而在元丰三年到黄州之后，这位大作家才进入更加成熟的时期。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被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路过建康时，他去拜访了退居林下的王安石，畅谈古今文学，共同体会佛学，彼此都非常钦佩。王安石希望苏轼在建康定居，以便时常来往，苏轼听了非常神往。而王安石则对人叹息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西清诗话》；又见施元之注苏诗卷二十一《同王胜之旅蒋山》题注）尽管他俩的政见不合，但并没有妨碍私人之间的友谊。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临朝，政局完全改观，旧派人物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司马光和文彦博执掌大权，贬逐变法派，彻底废除了新法。元祐元年（1086），苏轼被召还朝，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任。但他反对尽废新法，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从元祐元年到八年，是旧派得势的时期，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陷入了朔堂、洛党、蜀党互相排斥的无休止的纷争中。他不安于位，便一再要求离开朝廷，出任地方官。自元祐四年起，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在这一时期里，他致力于地方性的赈济救荒，建立病坊，兴修水利，整饬军纪等工作。这些对人民有利的措施，使得他在离开这些地方之后，还被人民深深地怀念着。
高太后临朝虽只八年，却完全摧毁了王安石辛苦推行新法的成果，社会矛盾又扩大、尖锐起来了。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逝世：哲宗亲政。想换救危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再度起用了新党章惇、吕惠卿等人，于绍圣元年（1094）开始恢复新法。但这时候主张推行新法的人和新法的本身都变质了。他们和守旧派在事实上都已成了大地主的代理人，彼此之间的争执仅仅是宿怨旧恨和权势冲突，已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因此，新派重新上台后，立即对旧党进行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素来敢于直言的苏轼，首当其冲地被划入旧党一派，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接着再贬至惠州。绍圣四年（1097），新党掌权的朝廷普遍加重对元祐党人即旧党的惩罚，六十二岁的苏轼又一次遭到远谪，被贬为琼州别驾，到海南岛的儋州居住。正如陪伴他的小儿子苏过在《次大人生日》诗中所说：“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
海南岛在宋代是极为僻远的蛮荒之地，从隋唐以来，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流放到这里，往往很少生还的希望。苏轼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居然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每日食芋饮水，著书赋诗，怡然自得。有时还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散步，一边高唱着自己创作的歌词。这期间，佛老思想又成了他求得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而且比黄州时期更加发展滋长了。他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险的人生旅程。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听政，苏轼遇赦北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病逝常州。噩耗传出，举国哀恸。“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辙《
二、苏轼的诗论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不仅诗、词、文诸体艺术成就雄踞宋代文学史的峰颠，而且对书法、绘画、音乐也有精深的造谐。然而，自北宋中叶诗歌复古运动以来，随着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诗的表现形式与内在容量得到了空前的开拓与发展，苏轼正是将这一进程推向最高境界的宋代第一大诗人。相对而言，宋代的散文更多地表现出旧有文学体式的传承性，词则更多地表现出新起文学体式的局限性，因此，在苏轼的文学成就之中，只有诗足以作为其生平遭际、艺术才能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最广泛的记录，最有效的发挥和最深刻的体现。
苏轼一生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多，流传至今的有二千八百多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苏轼诗集》点校本，包括补编、他集互见，辑佚诗共2823首）。他的诗是宋诗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个丰碑。
苏轼对于作诗的基本主张是“有为而作”。（《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揭露时弊。儒家“兴、观、群、怨”的诗论对他的影响很大。苏辙在他的墓志铭中说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在激烈的党争中，他虽然历经磨难，但对某些不合理的人和事，仍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他自己在《思堂记》中曾说：“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所以他能够而且敢于写出那些反映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作品。
自谪居黄州之后，苏轼屡遭贬谪，宦海浮沉，佛老思想发展，心情变化，诗风从豪迈归于淡雅，诗论从托讽补世转为注重诗味的自得。他晚年追步陶渊明的冲淡高远。在《与子由书》中，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志，自谓不甚愧渊明。”他还喜爱柳宗元的诗，日常“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答程全父推官书》）”。认为陶、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他一方面推崇李、杜的英伟，同时又仰慕魏晋诗人的高蹈，赞美韦、柳的淡泊。这封信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他对诗歌的审美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与他自己遭际的内在联系。
三、苏轼诗歌的内容
苏轼诗歌的反映面极其深广，其中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体现政治观点的，有描写山水风景的，还有抒发亲情友谊和个人感慨的。
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和时政得失的篇章，在苏诗中数量并不太多。诗人主要的不是通过这样一些题材和主题来直接揭示生活面貌的。但他既然对人民具有深厚的同情，又生活在一个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本人也参加了那些斗争，那么，涉及民生、时政的诗，也就很自然地在他的诗作中占了一定的地位。在处理这类题材和主题的时候，苏轼有时采取秉笔直书，直接暴露的手法，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和《许州西湖》诸篇。例如《荔枝叹》诗：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洛
这首诗由汉唐时期官吏为了谄媚帝妃，不顾人民死活地星夜赶送荔枝的史事，联系到本朝官吏竟献名茶奇花之现实，已明显超越了汉唐以来诗歌中咏叹荔枝的传统主题，而着重在于对“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的抨击。苏轼此诗作于绍圣年间谪居惠州时，虽然下距穷奢极侈的徽宗朝尚有十来年，但此种倾向实已显露，诗中着重点放在本朝之事，并流露出对这种倾向的发展的深切隐忧，正体现了诗人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诗中揭露官吏争新买宠，谄媚无耻的行为，不稍隐讳，指名道姓。通篇直写而有开合，纪昀谓为“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见《苏文忠公诗集释粹》卷十五）
但更多的时候，苏轼对这类题材与主题的处理，却使用了他自己特别擅长的侧面的讽刺手法。这在《山村五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其三、其四两诗：
其三：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本为“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的主要作品，舒禀在奏折中即据此类作品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谗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这里的第三首、第四首即直接针对盐法、青苗法，从对其弊端的揭露，表现出新法造成的社会问题与消极作用。虽然由于保守政治观点的局限，苏轼偏面夸大了新法的消极面，而未能从积极方面发现王安石变法的优越性，但他对人民生活困苦的深刻同情，仍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深刻的同情，乃是通过作者独特的讽刺手法表达出来的。诗人告诉我们：山村中的老人难道是像孔子那样沉浸在韵乐里面，连味觉都暂时失去作用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盐罢了。还有，许多农民老老小小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可是拿到手以后，随即把它胡乱花掉了，剩下来的唯一成绩，就是孩子们因为常常进城，学会了一些城里的口音。诗人的口吻是幽默的，笔法是尖利的，表达的心情是沉重而蕴含哲理批判意味的。
苏轼的另外一些诗篇也写出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他的欣慰。如《新城道中二首》之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月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絮帽、铜钲的比喻，新鲜而又奇特。竹篱边伸出了艳冶的野桃，沙水边掩映着报拂的垂柳，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锈一般的原野。而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或者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新城道中》和《山村五绝》是同一时期创作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五绝》中诗人对生活在新法下的农民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的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他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主要的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
苏诗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怀与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诗人对于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于束缚个性的环境的抗拒以及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丧失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诗中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常常是通过对于自然景物歌咏，对于行役羁旅的记述来加以反映的。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熙宁四年（1071），诗人因为反对变法，外调杭州。这首诗就是由汴赴杭经过镇江时的游览之作。它不只刻画了雄伟壮丽的金山景色，而且在对于这些景物的感受中很自然地流露了自己的抑郁而矛盾的心情。他从现在所看到的江山，联想起自己的家乡，不由得引发退隐的情绪。这种退隐情绪表面上看是消极的，然而在实质上，这种消极却正是一种反抗寂寞的表现形式。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一些篇幅短小的诗歌，特别为人所称道。如：
《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望海楼晚景》：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这三首脍灸人口的绝句，写的都是杭州雨景。诗人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描绘了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旖旖多姿的美景，给人新鲜而深刻的感受。
在苏轼许多写景状物诗中，不少是题画诗。题画诗在杜诗中已有，如画马、画鹰之类。到了宋代，题画成了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大量地出现。有的题画诗，重在写画卷本身，有的题画诗，重在写画面内容。苏轼的题画诗，将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受与画面内容融汇一起，借画抒发真情实感。因此，如果不看诗题，我们很难判断出他是在题画还是在描摹实景。如《惠崇春江晚景》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惠崇是宋初名僧，又是著名的画家。他画鹅、鸭等小景物最为拿手。《春江晚景》是他的一幅画，苏轼为之题诗。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写出了初春景物之“神”。桃花只有两三枝，而未全开。萎蒿满地芦芽短。满地，即未长高，芦苇之芽其时尚短；河豚在春初，气势一暖即“抢上水”好生卵。这些写的都是初春之景。使全画或全诗显出生动神采的是第二句：春江水暖鸭先知。因为水冷，鸭子憋了一冬，未能痛快地戏水，现在初感水暖了，春天的最初气象，即体现在鸭子游水的活动上。由鸭子游水时的生动活泼与快乐，充分显示了浓厚、饱满的初春生意。此非鸭子的敏锐感觉，乃是画家与诗人的敏感。画家对初春景象做了敏锐捕捉，诗人用文字对画做了准确诠释。诗画互补，相得益彰。
宋诗的理趣，是其特点之一。苏诗中的理趣，又与别家不同。他诗中的理趣与具体客观事物紧密结合，是从具体事物内部挖掘出来的，而不是将抽象的哲理演绎硬附于事物之上。如下面两首小诗：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离开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从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这本是寻常生活中的现象。诗人却从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理：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不以个人的生命、浮名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时会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这两首诗都是从描摹事物出发而挖掘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内蕴。但宋诗中有些理趣诗，显然是从概念出发，要借具体事物的一方面，来说明他先已持之的一个道理。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在这里是借“方塘”、“渠水”来说明他的读书体会，即义理的高明，在于本源是圣贤道统的真脉。这种理趣诗与苏轼的理趣诗是不同路数，自有高下优劣之分。
在古典诗歌中，也偶然有一些反映各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诗篇，但写作家自己和各族人间之间亲切友谊的，则极为少见。因此，苏轼作于海南时期的描写自己与黎族人民交往的作品，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滕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苏轼晚年远谪海南，对于远离中原万里之遥的蛮荒之地，“我视此邦，如洙如沂”（苏轼《和陶时运》），视同故土；对于传统观念中的蛮夷的黎族人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苏轼《和陶劝农》），情同手足。上面两首诗反映了诗人在海南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薄醉以后，他独自去访问了几家黎族人民。一去一来，孩子们都吹着葱叶跟着。这种毫无拘束的、亲切的交往，使他竟然觉得这些黎族孩子们和自己在一道的情景简直和古代哲人所想象的美好境界一样，因而对自己的忧患遭遇也忘怀了。诗中写的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琐事，但却体现了苏轼晚年无事不可入诗的艺术手段，体现了他不分族别的民胞物与的精神以及他对兄弟民族简陋而又纯朴的生活的向往。在另外一些篇章里，他还为了当地居民文化落后、生活困难而发了很多感慨。这种不分畛域的对于人类生活的无限关怀，正是诗人最宝贵的情感。
中年时期，苏轼面对不如意的政治环境，表现出萧散而豁达的怀抱，往往将不平之气淡化在山川景物中，借大自然的美好景致表现自己的乐观精神，这在他的许多写景诗篇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晚年南迁以后，他不使心为形役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的战斗精神在诗篇中表现得更明显了。元符三年（1100）诗人遇赦离开海南岛时作有一首七律：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赐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篇描写了自己离开海南岛时的感受，对于迫害他的人来说，简直是一封尖锐的挑战书。诗的前四句显然含有象征意义。诗人认为，浮云蔽月，风雨漫天，总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正如同自己遭受的侮辱与损害一样。而这一次贬谪对于正直不屈的自己来说，却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孔子；况且它还给自己带来了一次最不平凡的游历，那么，即使是死去了，又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这种感情是深厚的，但却以很有风趣的口吻表达出来，表现了他的乐观和达观，同时也表现了他的倔强和幽默。这在苏轼晚年的诗作中是习见的。
此外，苏轼还有反映亲情、友谊、生死、离合、乡土之爱等内容的诗篇。总之，他以他的诗篇表现了豪迈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展现了丰富广阔的社会和人生画卷。
四、苏轼诗歌的艺术成就
苏轼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最能代表他诗歌特性的，是七言长篇。因为他那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只有在长短自由的体裁内，才能得到尽情的发挥。我们读他的七言长诗，总觉得波澜壮阔，变化多端，真如行云流水一般舒卷自如。这种自由奔放的心灵，挥洒自如的风格，与李白七古一脉相承。如《游金山寺》、《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语言畅达，气势纵横，行云流水，舒卷自如。除七古外，他的七律、七绝，也有许多好作品。兹各引一首为例：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村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澄迈驿通潮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这些诗篇叙事写景抒情都亲切有味，不用奇字怪句，不见雕琢刻划之痕，似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其中却有无限的工巧与自然的意境。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书。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也说：“以文为诗，始自昌黎（韩愈），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沈、赵两位评家的话，大体上能说明苏诗的艺术成就，这里着重谈谈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即指将作文的技巧引入到诗的创作中，始自唐代大诗人韩愈。比如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固然《诗经》中已有用之，但毕竟尚较简略，远不及诸子散文中之繁富。韩愈则有意识地将这种突出表现于散文的艺术手法大量地引入诗中，如《送无本师》以“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说明无本诗胆之壮，以“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形容无本诗才之秀，已相当程度地体现了所谓“博喻”的特点。苏轼诗中不乏新鲜贴切而丰富多样的比喻，如前举之《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三首绝句，所写的都是杭州雨景，描绘的手法也都是比喻，然而却既有“黑云翻墨”、“白雨跳珠‘似的新鲜贴切，又有“电光”、“金蛇”般的惊心动魄，更有“西湖比西子”那样的神思奇想，不仅各首之间的具体比喻各不相同，而且比喻的方法和角度也是丰富多样的。这种丰富多样的比喻，在宋代特别为散文家所讲求。从这一渊源关系看，苏轼诗中的“博喻”正是所谓“至东坡益大放厥词”的对韩愈以来的“以文为诗”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一方法的继承与诗人特禀的丰富的才情器识、敏锐的艺术感受、驰骋的奇思异想结合起来，又使得这一艺术特点得以更为充分的发挥。
在苏轼诗中，比喻不仅新鲜贴切、丰富多样，而且构思奇幻、出人意表。如《石鼓歌》中用六种形象比喻“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中用四种形象比喻“佳处时一遭”，甚至《守岁》把辞别旧岁比作游向幽壑的蛇，《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以历史人物的性格比拟不同的茶味，使一些本来不堪比类的事物在诗人神奇的构想中融织成为奇警独特的喻象。再如《百步洪》描写水波冲泻的情景云：“有如免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中含有七种不同的具象，用以比喻水波冲泻这一现象，不仅错综利落、角度各异、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这一景观摄人心魄的魅力和神韵，而且比喻本身即如洪水一般，联翩而至，奔涌而来，充分显示出苏诗豪迈奔放的主体风格特征。比起韩愈《南山》的连用许多或字来刻画山容，不免有仙凡之别。
宋代的以文为诗，更多地在所谓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体现出来，而这也正是苏诗以文为诗的另一重要内容和特点。如他有名的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这是一首唱和诗。诗里以”雪泥鸿爪“来比喻人生，这是苏轼为人们所称道的有名比喻之一。诗里连用了：“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三句来反复申论，以具体说明“人生到处知何似？”这种写法，是苏诗以议论为诗的散文化手法的显例。在四句说明道理之后，作者再举出实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且自注说：“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往日的陈迹，都已渺茫，岂不证明人生犹如雪泥鸿爪。受韩愈诗风的直接影响，“以议论为诗”自欧阳修，王安石以来，已形成宋诗的普遍风气，而苏诗的议论化，不仅大力推进了这一风气，而且往往更为流畅自由，有时甚至不加修饰，明白如话，成为直接体现其奔放风格的载体。
苏轼完成了宋诗的艺术革新，影响很大，当时他门下的四学士就对诗歌各有成就。历代诗人都对他推崇备至。苏诗不仅在宋诗史上可称顶峰之作，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附：苏轼逸闻一则
杨万里《诚斋诗话》：“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已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日，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明清文学讲义
第一章 三国演义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是古典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说起。
第一节 成书过程和作者
一、关于章回小说
《三国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
1、章回小说的定义。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这是从长篇话本发展而来的。因内容丰富，一次讲说不完，故说话人就需要将其分成若干章回，每次讲一章或一回，连续多次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因而得名。明清时代是其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
2、章回小说的源头。直接的源头是宋元讲史话本，而间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因为一朝一代的历史故事要分多次才能讲完，就形成了分章分回的章回小说。而说话人为了招徕或留住听众，所以往往会在情节高潮时打住，留下悬念；而为了使听众对所讲的内容事先有了解，也往往用易记易背的对偶句将要讲的故事做概括，这就形成回目。
3、章回小说的产生。产生于元末明初时期，以民间长期流传的长篇话本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两大长篇共同的特点是都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因虚构的成分的多少而分成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这也是民间话本向案头小说转变的开始。
4、章回小说的发展。这在明代中叶以后。形成了三大系统：一是历史传奇类，二是神魔志怪类，三是世俗风情类。尤其是世情类，只是形式上还保留着章回，在内容上已与说话分道扬镳。以《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小说已从古典的故事情节模式，向近现代的人物小说转变。其故事情节淡化到无法再“说话”。
二、《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
1、成书。西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文本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故事情不强。东晋习凿齿作《汉魏春秋》，这是野史类著作。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加了很多奇闻轶事，可见当时民间已流传有关三国故事和人物的传说了。杜宝《大业拾遗记》中记载隋炀帝观水上杂戏，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马跃檀溪等故事。公元8世纪初,释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有死诸葛退生仲达的故事。中唐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诗》中说到，小儿“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三国故事和其中的著名人物已是妇孺尽知了。北宋时，勾栏瓦肆中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职业艺人霍四究。而苏轼也在东坡志林中说到小儿聚坐听说古话三国故事。金元时有许多三国戏演出。《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三国戏在元明杂剧中达六十种，最著名者为关汉卿的《单刀会》。南戏中也有不少名目。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今不传。近年来在日本发现的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建安（今福建建瓯）刊本《三分事略》是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新安虞氏刊印改题为《全相三国志平话》，约8万来字，上栏画，下栏文。有刘关张太行落草等事。以司马仲相断狱为入话。高祖刘邦枉杀功臣，韩信告于阴司，350年以后，仲相判信降生为曹操，彭越降生为刘备，英布降生为孙权，三人共分汉家天下。刘邦降生为汉献帝，为曹氏所杀。讲因果报应一套。
《三国演义》原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根据历史上的三国故事编撰而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壬午（1522）刊刻的。内容上的特点是“七实三虚”（章学诚语）。罗氏剔除了传说和话本中过分的虚构和想象成分，主要以《三国志》提供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加上一些传说和自己合理的虚构。但其中仍有一些迷信描写。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过的。毛氏的加工使全书的情节更紧凑，更符合史实，并强强了其中固有的拥刘反曹色彩。语言也更文言化，回目更整齐化了。总之，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
2、作者。作者是罗贯中。准确地说，他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语）的加工者。今存明弘治甲寅（1494）金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作者“姓罗名本，字贯中”。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说他是“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至正甲辰为公元1364年，贾氏时年22岁，按忘年交一般约20年以上岁差，罗当生于1320年左右。王利器先生据赵偕《宝峰文集》卷首《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之齿序名次，罗本在乌斯道（1314年生）之后，王桓（1319年生）之前，故其当生于两人之间。与贾仲明“复会”时约四十七八岁。另有一些史料说他“有志图王”，曾入张士诚幕。他还参与过《水浒传》的编写。另有一些作品传为他所作。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主题和倾向
一、《三国演义》主题思想的若干种观点
（一）无主题说。何满子认为：“在《三国演义》和其他许多小说的研究中，已证明用单纯的抽象的‘主题’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主题问题献疑》，《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刘知渐认为，《三国演义》因了多人参与创作，已经“很难确定它的主题”。（《〈三国演义〉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历史小说》，同上，1984年6月12日）
（二）模糊主题说。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加以处理。”有三个理由：一是作品源于作者对生活产生的冲动，而不一定是事先设计好非常明晰的主题；二是作者本人从没有谈过创作的意图，而一般古代小说中，作者都会通过序跋之类的文字予以说明的；三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阶级的读者有阅读中领悟到的思想往往是不同的。（《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
（三）有主题说。约有三四十种，这里只拣主要的观点做介绍。
1、拥刘反曹说。这是宋代以来的民间流传各种三国故事的基本倾向。周立波认为：“罗贯中是拥蜀反魏的。”（《谈〈三国演义〉》，《文艺学习》1955年9-10期）
2、天下归一说。这源于作者本人的声言：“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志武认为：作品“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3、忠义说。褚斌杰认为，小说中的忠义（刘关张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就当肯定“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大公报》
4、人民愿望说。霍松林认为，虽说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赞成，但却描写了封建统治的罪恶和人民的痛苦，从而揭示了人民起义的睦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略谈〈三国演义〉》，《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5、封建阶级内部斗争说。李景林认为，作品揭示了封建统治集团间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并进行了谴责和否定。（《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2期）
6、悲剧说。黄钧认为，《三国演义》的美学意义在于，人物的遭遇揭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和归宿。（《〈三国演义〉研究集》1983年）
7、人才说。王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谁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在复杂的局面中取胜。（《〈三国演义〉主题新探》，《〈三国演义〉论文集》1985年）
二、《三国演义》的主题与倾向。
我个人认为，以上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我更倾向于用复合主题或多元主题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历代有数不清的作家参与了作品的创作。他们每个人在对这个传统的题材进行解读时，都力图将自己的理念判断和情感倾向贯注于其中，因此使作品的思想异常复杂，而后来的天才作家在面对这一大堆丰富而又失之于庞杂的遗产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将前人的解读成果保留下来，而且还加入了自己的新的解读，因此使后来人往往在解读时，或是无所措手足，或是固守一得之见。所以，我觉得还是承认作品存在着若干个互有联系的主题更符合其实际。
（一）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观中，体现出向往天下归一的理念。小说开宗明义地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这种意图得到了展现。作品从建宁二年（169）出现各种异象写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280年）为止这111年的历史时期。这正是中国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一段过程。作者以时间的发展为经，以魏蜀吴三国的盛衰变化的事件为纬，编织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故事系统。而在三国之中，又以刘蜀为轴心。全书因而可以划分成几个大的单元。
第一回到第三十三回，即从黄巾起义到曹操平定平方，是第一个单元。这是天下由合而分的时期。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直接导火索。184年，张角、张梁、张宝领导了这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共分三十六方，大方上万人，小方六七千人，“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包括长江以北，潼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八州之人，家家供奉着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这次起义，被各地统者的联合武力镇压下去，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拥兵自重。而汉朝的统治力和控制力日趋式微。各种矛盾持续激化。东汉中期以来的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角力暴发。外戚何进与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明争暗斗以何进的被杀而告一段落，而西凉军阀董卓借平息朝廷内乱入京，擅兴废立，大权独揽。关东各郡起兵讨伐董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推袁绍为盟主，董卓劫持献帝前往长安避躲。而偏狭的袁绍无法维持联盟内的诸侯团结，反董联盟终归破裂，各股武装之间连年征战不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中华大地成了人间地狱。
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统一的努力开始了。董卓被朝廷内部的忠于汉室的势力杀掉，而各种武装之间的互相拼杀整合，北方逐步形成了两大势力。一是曹操，一是袁绍。志大才疏的袁绍不具有统一天下的能力，在官渡一战中，主力被歼，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原。而他又挟此战余威，平定了辽东，终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吴一方，也在东南一带站稳脚跟。
第三十四回到第五十回，写三分鼎立局面的奠定。重点写了曹操与孙权之间的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丧失了军队的大部，此后便无力南侵。而刘备得孔明之助，有了明确的西进意图。
第五十一回到一百一十五回是第三单元。虽然时有魏吴故事穿插其间，但作者的重点却是在叙写蜀刘一方的活动。向西发展逼走懦弱无能的刘璋，刘备成为蜀地之主，开始积极筹划统一大业。而讨伐东吴，彝陵之战大败，打乱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于是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等惨淡经营。接下来开始了壮阔的北伐战争。六出祁山不果，诸葛亮客死五丈原，姜维继承遗志北伐。这一段正是天下分久必合的努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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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六回到一百二十回写三家归晋。“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分而合的阶段正式完成，天下归一。
2、全书的具体选材和细节的描写方面，也体现了作者这种意图。不仅风云变幻的战场上，将士们各为其主，拼死效命；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谋臣们各献计谋，算计着削弱对方，壮大自己；甚至在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也渗透着互相角力，争霸天下的意味。这通常与权力斗争呼应。貂蝉在书中的个性描写并不突出，是被当作王允与董卓斗争的一颗棋子使用的。她唯一一次具有个性的表现是在曹操攻打下邳时，她劝吕布不要离城，免遭不测。此时她是吕布之妾，看来她对吕布还是有感情的。而这次露面，显然具有政治军事意义。蔡瑁是刘表后妻之兄，见表与备往来密切，疑表欲让荆州于备，故设计欲杀之。为了使表不将荆州交于前妻之子刘琦，他不惜用借刀杀人之计，欲借曹操之手除之。欲使已之亲甥刘琮牧荆，再徐图大业。而孙权嫁妹于刘备，更是以婚姻换取政治利益的闹剧，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与这一主旨无关的生活场景，作者绝不让其涌上笔端。比如作品中写到刘禅六子，但皇后只知是张飞之女，余者一概不写。而诸葛亮的家庭生活只是从《出师表》中得知“家有薄田数顷”，再无其他描写。
二、拥刘反曹的倾向与作品的悲剧色彩
1、作品倾向。在三国故事发展过程中，一向就有正统之争。不同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会将自己的倾向赋予作品。一般来说，没有人将孙吴作为正统（天下共主），而是集中于曹魏和刘蜀之间。这种争论，自有三国故事以来就存在。
西晋陈寿在写《三国志》时，是将曹魏作为正统的。用曹魏纪年，并且曹魏之主用“纪”，而蜀吴之主用“传”。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但当时民间已认定蜀汉为正统，苏轼《东坡记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予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朱熹作《通鉴纲目》，改尊蜀汉为正统。变来变去，还是章学诚一语道破天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
但《三国演义》的作者似不应卷入这个事非之争中。故其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民间长期流传的话本具有倾向的决定作用；二是作者本人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在他笔下，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而曹操则“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非正统谱系中的乱臣贼子；三是作者本人的儒家仁义思想，自然会对忠厚仁义的刘备有认同感。
承担正统一方的蜀汉是作者悉心歌颂和着力描写的对象。全书一百二十回中，桃园结义到诸葛亮之死五十一年间的事占了一百零四回，而其余五十六年的事却只占了十六回。
2、作品的悲剧性。作者倾心拥戴的蜀汉一方，却是历史上最先灭亡的一方，对他来说，这是典型的“将美好的毁灭给人看”的大悲剧，因此全书笼罩着一重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集中地表现在诸葛亮身上。他是全书最富悲剧性的人物。
①人物的命运悲剧。这个人物的命运可以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著名定义“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来概括。天下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要求历史必须推出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生的安康，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却是最不可能“实际上”由诸葛亮来完成。这便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他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对手的过分强大。作者把这归于宿命的“天不灭曹”，即是天意。作者能过诸葛亮之口说：“曹占天时，吴占地利”，而剩给蜀汉一方的只有“人和”一条了。而这种宿命观，使得这个人物始终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支配。他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越是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越见出命运对他的不公。
他从一出场就知道了自己的这种下场。徐庶被曹操迫去许昌之前，曾向刘备许愿，劝说诸葛亮出山相助。“卧龙凤雏，得一可也。”但诸葛亮听了徐庶一番苦言之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说罢，拂袖而入。”但是有感于刘备三顾草庐的知遇之恩，毅然出山相助。从此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
他一生的事业，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受刘备知遇知恩出山，至第七十五回关公水淹七军大胜之后，这是他事业节节上升的时期。他为刘备定下了稳居西蜀，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三分天下，徐图中原的基本国策。一切都在他的预想下顺利进行。先是初出茅庐，博望坡大败夏侯惇，火烧新野；特别是一手导演了有声有色的赤壁大战，使多年飘泊无依的刘备得到了荆州这一把扼中原咽喉的战略要地。接着又挥师西进，逼走刘璋，使刘备成为蜀地之主，成为三分天下中的重要一方。
第二阶段是渐透危象，苦苦支撑的时期。从七十六回到九十回。关羽刚愎自用，侮蜃孙权，遭致败走麦城。这个损失对蜀汉一方来说是巨大的，因为不仅使其损失了一员“数十年间威震华夏”，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帅，而且还丢失了荆州这一重要战略要地。这本是诸葛亮北伐中的重要基地。可以屯兵作为北伐的大本营，而更可以作为由蜀地发动北伐时的重要策应。但这个损失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刘备因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唯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承诺，不顾诸葛亮的极力苦劝，毅然倾蜀国所有，调发七十五大兵讨伐孙吴。因后果一是破坏了诸葛亮制订，而他完全认同的基本国策；二是使七十五万大军被孙吴在彝陵一役中，歼灭殆尽，而人力资源的再生起码要有二十年左右的周期；三是使他本人正当英年却客死白帝城，使蜀汉群龙无首，只好由无能弱智的刘禅接掌帝位。这些损失，尤其是最后一个，是蜀汉无法承受得起的。至此蜀汉元气大伤，从实力上已退出逐鹿中原的阵营。但是诸葛亮惨淡经营，极力维持，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巩固了后方根据地，有了北伐的跳板。
第三阶段写他六出祁山北伐未果，最终星殒五丈原。从九十一回到一百零四回。初期明看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实际上蜀汉大势已去，他的悲剧结局也不可必免了。自败于东吴后，蜀汉国力一蹶不振。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北伐本来就是勉为其难。而这时，后主又重用宦官黄皓，贪于酒色，朝事荒废。他的北伐，并非是时势使然，而是他自己年事已高，时不我待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最终客死陕西岐山蔡家坡的五丈原。对于他临终前的描写，作者显然倾注了满腔的悲愤，故显得特别动人：“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终于为早年回答徐庶的话，画上了句号。
他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他个人的品质无可挑剔，而他所犯的错误也少而又少（除了错用马谡等少数错误外），他的失败，确实是厄运太过强大，他无法战胜。因而他的悲剧，格外具有震撼力。
②个性特色。这个问题本应不属此论点，但人物分析不另立单元，所以赘于这里。这是作者倾全力塑造的全书最有光彩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古往今来贤相所有的美德。集中概括，即他的忠和智。
他的忠贞，首先表现在他对刘氏政权始终不渝的感情方面。自经过三顾草庐的考验，他认定刘备正是自己可以托之终身的一代明主之后，就再没改变过忠诚，一生都要报其知遇之恩。自此之后，他的全部行为就是辅佐明主，不管历史提供过多么有利的机会，他也从未产生过些微野心。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立下遗嘱，若刘禅不材，让他取而代之。一切以蜀汉的大业为出发点。当时他惊恐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事实上正如刘备所言，后主确实不材，但诸葛亮仍然谨守君臣之礼。刘禅称他为“相父”一度对他毕恭毕敬，但他见刘禅时一概行君臣大礼。彝陵之战败后，曹操乘蜀汉内虚，派大兵来伐。他旬日不出相府，安居平五路。刘禅惶惶不可终日，前来探望。他见到后，马上行五体投地大礼，口称“臣罪该万死”。
他对刘氏王朝的忠诚，不仅是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而且在他的行动上，也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在晚年，他不顾敌强我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现实，一次次率军北伐，六出祁山，最终死于北伐军营中。
这个人物最受后代读者喜爱的，是他的智慧。毛宗岗说：“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一绝也。”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孔明智绝，关公义绝，曹操奸绝”。
在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透彻把握方面，最能体现出他超绝的智慧。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当他初见刘备时，刘备年近半百，兵力稀少，无立足之地，拥有的资本只有和皇室沾了点八杆子打不着的血缘关系，还有两位武艺高强的铁哥们儿。而他却在隆中的草庐中设计出了远景蓝图：联吴抗魏，鼎足三分，徐图天下。而后来中国大局的发展，竟然与他的设计惊人的一致。刘备正是有了这样的辅佐，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江湖流浪汉成为了蜀汉的开国皇帝。
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他精心谋划，精心指挥，显示出杰出的军事家才能。在赤壁大战中，他的智慧之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场大战，是曹操征伐孙权的战争。刘备一方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如此，势必唇亡齿寒。而联合孙权抵御曹操，刘备又没有实力。因此，诸葛亮孤身走江东，舌战群儒，指斥孙权手下的文臣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一群废物。在说服孙权迎战后，他与周瑜联手。先是利用草船借箭十万枝，使东吴有了水上作战最有利的武器；在火攻上与周瑜不谋而合；巧借东风，火烧赤壁，歼灭曹操百万大军；华容设伏，险些生擒曹操。这些，都使他成为这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事实上的导演。赤壁大火一起时，他已回到荆州，乘孙权无暇顾及之时，一举占领了荆襄九郡，使刘备获得了最具战略意义的江汉平原一带，留下了“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的佳话。实现了他事先的全部规划。
他的智慧是超卓的、一贯的，但是年轻时与年老时，却有着不同特点。在初出茅庐时，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其智慧往往是通过争强好胜，咄咄逼人的外露形式表现出来。在舌战群儒时，他寸步不让，穷追猛打。“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这不仅说了刘备与曹操实力无法相提并论的事实，而且捎带说刘备是个出身贫寒的不入流的角色，只能靠吹牛在江湖上胡混的骗子。这是针对诸葛亮之主的人身攻击，主辱臣死，因此诸葛亮当然得反击。“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
晚年的他，少了锋芒毕露，更多了几分沉稳。显得深沉内向，寡言少语。第一百回，司马懿与诸葛亮斗阵失利，手下多人被俘。。而诸葛亮却想战略决战，深知司马懿生性谨慎，自然会采取拖延战术，而蜀兵劳师远征，假以时日，自会退兵。故将对方被俘将士押出，“孔明笑曰：‘吾纵然捉得汝等，何足为奇！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汝等性命既饶，当留下军器战马。’遂将众人衣服脱了，以墨涂面，步行出阵。”话虽不多，行动也很简单，但都是最富侮辱性的，果真激得司马懿失去理智，大怒，出兵决战，结果“魏兵十伤六七”。
前人常说《三国演义》人物前后无发展变化，而诸葛亮可算是个例外。
作者尽管极力突出诸葛亮的“智绝”，但他毕竟是在历史实有人物的基础上来塑造的，因此，不能摆脱原型的限制。《三国志》中说诸葛亮是“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作品中也写到了“诸葛一生唯谨慎”。魏延曾建议，乘诸葛亮出兵祁山，魏军主力前往迎战，后防空虚时，他自率一彪人马，从子午谷（今西安正南沣峪）突袭长安，从敌后夹击魏兵主力。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事后连司马懿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却被诸葛亮以子午道奇险，如敌兵从山上用擂木石块打击，将全军覆没为由拒绝了。其实，即使失败大不了就是损失一小部分人马。但如果成功，就将全歼魏军主力，据有关中，继而进兵中原，重蹈刘邦霸业。作战就是要“出奇”才能“制胜”，他这明显是“奇谋为短”。六出祁山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春夏之交出兵，久攻不下，秋日收兵，来年再战。司马懿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总是采用拖延战术，只要守住关中，诸葛亮就无计可施。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弄险几无胜利的可能。而他也总是弄到粮草渐尽，无功而返。
另外，“状诸葛多智而尽妖”也是事实。
这个人物为蜀汉事业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尽管是古往今来最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因此作者越是突出他品行的完美和智慧的超卓，越见得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越显出完美的事物被毁灭的令人扼腕叹息。真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悲剧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
3、儒家的仁义思想
作者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故作品中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儒家精神，概括起来即是“仁”与“义”。
1）“仁”的思想。儒家学说是一种伦理哲学，以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作为其理论研讨的重点对象，而相对轻视对自然界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仁”则居于其学说的核心。儒家的“仁”的思想是孔子提出的。《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为仁”，二是“仁者爱人”。其中以“礼”为核心，这种礼所强调的，是以宗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而礼又是以“克己”与“爱人”构成两个支撑点的。在作品中，这种仁的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等级观念。作者对封建制度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着极大的认同。以下凌上，犯上作乱，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书中写到了两次禅让，汉让魏和魏让晋，作者的态度都是否定的。因为这破坏了封建社会相沿已久的既定的承递秩序。因而他对任何僭越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许田射猎中，曹操用汉献帝的御用金箭射中一鹿，百官以为是献帝射中，纷纷跪在献帝马前高呼万岁。而曹操驱马挡在献帝马前，接受群臣祝贺。关公欲拍马而出斩曹操，被刘备死死拦住。以后关公多次提到此事：“当时若我杀了老贼，何有今日！”
但是儒家并不绝对否定“犯上作乱”，这要看君是否仁君。因此汤武革命，被历代儒家信徒视为典范，而商汤周武也因此而成为圣人，地位高于那些苦谏丧身的贤人龙逢比干。故
②作品中的“仁”。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拥刘反曹倾向，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一思想。
而刘备之所以能在传说中被认定为天下英主，不仅是百姓，而且也有文人，是因为他的“仁义”。这是他性格的核心。刘备文韬武艺都不怎么样。文彩横溢，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者，书中大有人在。曹植七步成诗，杨修智力不凡，张松过目不忘，当然还有诸葛亮那种政治天才，但是作者却偏偏说他“不甚好读书”。他的武艺在作品中基本没有展示，只有三英战吕布时露了一手。但张飞在作品中是吕布的克星，每一见之，必欲诛除，害得吕布说“翼德何故总要杀我”。故张飞首先出战，连斗五十余合，越战越勇。而此时天神一般的关公又拍马赶到，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助战。虽说仍未战倒，但可以想见吕布之穷于应付。而此时刘备舞双股剑冲上，实在有打太平拳的嫌疑。难怪吕布此时架隔遮拦不定，飞马便回。显然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衡量标准不是文韬武艺，其用心在他处。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搜罗到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一批文官武将，上下一心（人和），官兵誓死效命。他靠的正是仁义，仁治天下，义统三军。
仁爱在他那里，又可分成统治者爱民与宽厚待人。
作品中的爱民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孔子那里，爱民思想是服从于礼治社会的要求的，而到了孟子那里，这种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特别地加以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得之于孟子甚多。董卓为了避开反董联军的锋芒，从洛阳迁都长安。“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董卓之所以迅速覆亡，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故他被杀之日后，“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无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血腥恐怖的场面，却被作者写得痛快淋漓。
作者充分地描写了刘备仁爱待民的系列场景。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回新野时，百姓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弃樊城走襄阳，百姓相携跟随。曹操大兵追至，而他日行仅十余里。众将一致建议：“皆弃百姓，先行为止。”刘备却哭泣着坚持：“举大事者皆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仁政的实施，换来了相应的效果，即“所到之处，闻刘皇叔至，民莫不簟食壶浆，夹道相迎”，拼死相随。即使在最危难时，也会有百姓不惜一切，援之以手。吕布袭沛，他匹马逃难。“但到处，闻刘豫州至，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无食可进，竟杀妻献肉。当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暴行。
刘备性格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厚道仁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儒家的道德信条之一。刘备在逢到自身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本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在得到的卢马后，单福（徐庶）认为，的卢马妨主，建议刘备将马赐给手下某位自己厌恶者，待妨过此人后，骑乘“自然无事”。当时刘备正为得到徐庶而兴奋，但听到此言后，“勃然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进行道德试探的徐庶，因此对刘备在生好感，于是真心效命，为刘备设计大破曹军。而曹操知徐庶在刘备处，将徐母拘押，迫使徐庶附己。徐是刘备得到的第一个卓越的谋士，也是唯一的，但是为了让徐庶母子相见，甚至不惜冒徐庶转投曹操后自己面临的巨大危机，毅然放走徐庶。而徐庶对刘备此举的报答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他不是没有攻城掠地的雄心。但是这如果与他的仁厚原则发生冲突，他绝不为之。刘表欲让荆州于他，他坚辞不受；陶谦三让徐州，他拒不受任。进兵西川，有人劝他杀掉刘璋，取而代之，他坚拒不听。这个人物的性格深处，积淀着传统圣人君子的美德。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各阶层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普遍要求。
2）作品中的“义”。“义”是维系刘蜀集团内部团结的最重要纽带。桃园结义，形成了刘蜀集团的领导核心，使得这一集团的君臣关系，建立在手足之情的基础之上。因此，“人和”成为这个集团明显区别于曹魏和孙吴集团的特点。在内部关系方面，在刘备生前，总是最稳定团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件都无法动摇。其他两大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这里是见不到的。理解信任，生死相报，是这种义的核心。关羽在兵败徐州后，不得已降了曹操。无论别人说什么，甚至三人中的张飞都认为关公是叛徒而不加饶恕，但刘备却力排众议，对关公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换来了关羽的忠心不二。曹操用金钱、厚爵、名马、美女引诱，而最终换来的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诸葛亮不顾自己将“为享祭之牺牲”，而“许先帝以驰驱”，也正是对刘备之义的报答。
但正是因为刘备将义凌驾于一切之上，所以关羽一旦被孙吴所杀，他便一日数哭，水浆不进，不听诸葛亮的苦苦相谏，新率大兵讨吴，最终身败而死。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义”的观念内部明显出现了矛盾。从理智方面来讲，他认为诸葛亮坚持的是大义，不能因为关公事件这一突发的危机破坏“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基本国策；但从感情角度考虑，他显然倾向于这种生死不渝的异姓手足之情。毕竟这种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代表了人类最高尚的感情。
而关公虽说有种种缺点，如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因小失大，但有了义，就是作者赞美的“义绝”之人。
第三节 创作特色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开山之作的伟大作品，《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一、辩证的战争描写艺术。即将军事行动视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三国演义》的主要描写对象、主要内容、主要场景以及主要篇幅都是战争。全书写到大小战役和战斗有上百次，是一部战争的史诗。作者显然对中国古代军事学做过深入研究，其对战争的描写符合战争的一般规律，所以有人称之为古代战争小说。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和现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都受到过其启示。
１、重战前准备，轻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作者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是以战前准备工作为主，而战争的过程，实际上只是战前准备的实施。甚至可以说，战争的结局，在战前就已经注定。
１）战前的政治外交活动是战事的重点。赤壁大战前，曹操起兵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讨伐东吴。而东吴可用来迎敌之兵，只有五六万。对东吴来说，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不言而喻的。东吴之主孙权当时心中非常矛盾，究竟是战是和？战则必败无疑，而和又不符合他这江东枭雄的脾性。当时朝臣之中，主和之议占压倒性优势，以张昭为首的权臣皆主议和，唯有鲁肃一人反对，而鲁又是个笨嘴笨舌的人。他们认为，如战，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孙权也认为他们的主张有理，但不战即降，让他心有不甘。故他派遣主战的鲁肃前往江夏吊唁新丧的刘表，实则是看刘表之子刘琦和寄寓那里的刘备可否助己抗曹。刘备、诸葛亮主战。但是刘备手下兵员寡少，根本无法抗御曹操，所以，诸葛亮只身随鲁肃赴江东。
诸葛亮是主战的。从表面上看，刘备此时的处境是个江湖流浪汉，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几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贴赔的。东吴胜了，当然是个大好事，可以实现诸葛亮的“隆中对”，而失败了，他的处境比此刻也差不到哪儿去，大不了再跑。但是从长远看，唇亡齿寒，曹操灭吴后，挟人口和物产资源丰富的东半个中国之力，剿灭包括刘备在内的其他割据势力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诸葛亮当然要为刘备着想，主战不主和了。但是刘备根本不具备同曹操较量的资本，只能仰仗孙权。诸葛亮见孙权后，极言曹操的强大，然后激将，劝孙权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尽快投降。否则，祸至无日。孙权的好汉脾气上来，反问，那刘备为何不降。此话正中诸葛亮下怀，当即答道，刘备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事之不济，此乃天意，又能屈处人下乎！”这等于是说，孙权你既不是出高贵，又无英才，凭什么与刘备相提并论。孙权不会听不出他的暗嘲，于是大怒，拂袖而入。他先是激起孙权不甘受辱的自尊心，倾向于一战后，然后接着向孙权建言，分析取胜的可能：一是曹操先破刘备，疲惫不堪，已成强弩之末；二是刑襄新降，民心不固；三是北军不习水战。故只要备战充分，曹操必败。孙权当然知道诸葛亮是刘备的人，他说的这些话，也都是想让刘备坐收渔翁之利的，因此仍在犹豫。好在吴国太提醒他说，孙坚临终时曾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于是他急忙召回周渝。诸葛亮得知后，趁周瑜晋见孙权之前拜会周瑜。诸葛亮是大儒，周瑜是儒将，见面后先论文坛之事。诸葛亮对曹植新作《铜雀台赋》赞不绝口：“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并附会说二桥指的是孙策之妻大乔与周瑜之妻小乔，激得周瑜大怒：“老贼岂有此理！”于是孙权周渝一致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孙权还为此剑劈桌角儆示群臣。大战不可避免了。而其他军事行动中，大都类此。如孔明六出祁山之前，都要知会东吴，让其于东南线出兵牵制曹魏一方。
２）重战事的周密计划部署。还以赤壁之战为例。双方实力极其悬殊，这不仅体现在双方几乎二十比一的兵力对比上，而且表现在指挥集团的素质上。曹操老奸巨猾，身经百战，善出奇兵，用兵如神。并且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而孙刘联盟一方，指挥中枢是几个没打过多少仗的年轻人，手下良将谋士没多少。因此若想取胜，必须依赖于用兵的万无一失。为此，孙刘联盟做了周密部署。周瑜在群英会用计，有意识让蒋干盗书，使曹操杀掉刘表降将蔡瑁张允，使曹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水军教头。接着草船借箭十万枝，有了水上作战的利器。在火攻上，诸葛亮与周瑜不谋而合。又用苦肉计，让黄盖伪降曹方，约为内应。庞统通过蒋干引见曹操，献上诸船连环计，以解决曹军晕船等问题。但是冬日，中国大陆为季风型气候，总吹西北风。火攻弄不好，烧了江东南的自家军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诸葛亮作法。黄盖趁东风一起，点燃自己船上的引火物。大火熊熊，漫江通红，而此刻诸葛亮已回去，安排华容伏兵，更重要的是乘势占领刑襄九郡，使其扼中原咽喉，与以后的西蜀大本营成犄角之势。曹操落得个只身逃脱。刘备借刑州，一借不还，直到关羽败走麦城。
可见，战争胜负并在谁兵多将广，其势汹汹，而看谁在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作者不惜笔墨，详加描述，使读者对战争的背景和必然的走向，有清楚的了解。
2、多写人物而少写场面。有的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动辄写到“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乍看不忍释卷，但一旦读过，便无再看二遍的兴趣。《三国演义》不象这类作品，能令人反复阅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写了人，而每个人都是个世界，能令人反复体味。如年轻时和年老时对张飞关羽的认识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作者把握住了人物性格，准确地处理好了人物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阅读，仍可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故而趣味盎然。
１）性格推动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冲突的自然结果，是性格碰撞的火花。而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势必荒谬不堪。作者恰恰把握住了这一原则，每次军事行动国，都带上了指挥官个人的印记。赤壁大战，曹操本来稳操胜券，但正是他机诈多疑而又骄傲自大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败局。一开始兴兵，他自信以多打少，以强凌弱，必胜无疑，这便种下了他自大自满的根苗。但饮马长江，突然看到对岸东舰队森严，阵势严整，惊叹“生子当如孙仲谋”，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临阵磨枪，令刘表降将蔡瑁张允操练水军。兵贵神速，而他此举延宕了用兵的最好时机，使孙刘联军一方可以从容布兵应会。但如此，仍小心翼翼，又派蒋干去江东劝降周瑜。此举导致误杀蔡张二人，又使本军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教头。蔡张是刘表部下新降，蔡还是刘表的妻兄，而刘表长子正与刘备联手，故他甚不信任蔡张。这都是他多疑多虑的后果，而也被孙刘联军充分利用。即便如此，他骨子里的轻敌照旧。因此大战将临，还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喝得酩酊大醉。这是点睛之笔。轻视对手，往往会犯下致命错误。因此庞统献上连环计，他马上就用。有人曾提醒过他要防止火攻，但他又自信地认为冬季根本不会有东南风。对方用火攻，是自食恶果。多疑最终为自大压倒，轻信了黄盖，以致火烧赤壁，全军覆没。陆逊为人谨慎，工于心计，寡言少语，意志坚强，喜怒不形于色。因此刘备起兵七十五万，他临危受命，自知无法与敌硬拼，死守关隘，拒不出兵。即便对方辱骂得再难听，一些资格比他老得多的大将无法忍受，要求战死沙场，但他仍不为所动，甚到搬出军法危胁那些蠢蠢欲动的将领。等了几个月，终于等来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大火炉天气。蜀兵热得无法忍受，刘备令各营自找凉爽处扎寨。而这时陆逊看到战机来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烧七百里连营，终于大获全胜。再如作者最偏爱的关羽，他屡屡说到这是一位“真天神也”，“数十年来威震华夏”的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而他的用兵，一个字，“快”，真是疾如闪电。立斩华雄酒尚温，斩袁绍手下的第一员大将颜良：“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江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杀这样一员号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给人感觉是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取首级回来。水淹七军也是这样。先筑坝屯水，时机一到，决开水坝，然后就是站立船头用挠钩捞对方的大将。真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只要关公上阵或指挥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拖泥带水的，都是异常迅疾，讲究速战速决。
２）在战争中写人。战争是人际关系冲突的最高和最激烈形式。因此，在战争中，也最容易逼了出人物的性格。如果平时性格特色不明显，在此际，便难以隐匿，只能跳脱出来。张辽、李典和乐进，如果没有《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个舞台，我们对后两人的性格的认识就会比较模糊。曹操率兵前往汉中讨伐张鲁。孙权乘虚来犯。张辽失守皖城，退守合淝。心中愁闷。“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上有操封，傍书云：‘贼来乃发’。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来攻合淝。张辽便开匣视之，内书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张辽将教帖与李典、乐进观之。乐进曰：‘将军之意若何？’张辽曰：‘主公远征在外，吴兵以为破我必矣。今可发兵出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李典素与张辽不睦，闻辽此言，默然不答。乐进见李典不语，便道：‘贼众我寡，难以迎敌，不如坚守。’张辽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顾公事。吾今自出迎敌，决一死战。’便教左右备马。李典慨然而起曰：‘将军如此，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愿听指挥。“张辽大喜曰：’既曼成敢相助，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兵杀过来，可先断小师桥，吾与乐文谦击之。’李典领命，自去点军埋伏。”在吴军大兵压境，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紧迫情势下，张辽的大气磅礴，奋不顾身，智勇双全；李典的心胸狭隘，因私废公，但仍深明大义；乐进的小心谨慎，心细如发，善于察言观色，这些性格特色，被逼得无所遁形，鲜明地凸显出来。
３、详主动者胜利者，略被动者失败者。这样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主动者胜利者是先采取行动的一方，而对方往往是被动应付。因此可以说，一时战局如何演变，主要操控在先采取行动的一方。这样写，可以使读者对战局的发展，了然与胸，不会一盆浆糊。吴蜀彝陵之战初起时，刘备是主动出兵一方，握有主动权，两员小将关兴、张苞斩东吴将领李异、谢旌，一举攻克猇亭，而东吴一方处处被动，故写其非常简略。而陆逊任帅是个分水岭，战场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双方描写的笔墨大体相当。越往后，东吴越主动，写得也就越多。而乘刘备犯了致命错误后，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一鼓作气，追至鱼腹浦，则为浓笔重墨，而刘备一方则写得相当简略。如此一路写来，井井有条，读者对这一重大战役的整个发展过程，鸟瞰一般，看得清清楚楚。
４、张驰相间，曲折尽致的节奏。作品在写到战争时，往往变幻莫测。清人谓：“天上浮云若白衣，须臾风来如苍狗”；“星移斗转，云翻雨覆”；“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如猛电之一来一去，若怒涛之一起一伏”。说的都是作品特有的节奏。在赤壁之战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总的气氛凝重紧张。双方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绞尽脑汁，积极备战。可是作者在这紧要关头，却偏偏插入了曹操月夜饮酒赋诗的片断。在明月清风和缓缓流淌的江水构成的诗一般的意境，大大调节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但是这样做反而使紧张的气氛欲盖而弥张，反衬出大战前死一样的寂静。再如空城计和蒋干盗书也有这种效果。
５、主次互衬，各擅其妙。作者在描写时，不是只一味追求写好军事行动本身，而是对一些连带情节和相关事件，也下了相当大的力所描写，使其成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街亭是个很好的例证。占一回半，从九十五回到九十六回。包括了三个故事：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前一个是主体，后两个是余波。历史上实有其事。公元２２２年，吴蜀彝陵之战，蜀汉大败，蜀吴联盟破裂。诸葛亮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国内局势日渐好转。２２７年北伐，街亭之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仗，但是蜀汉一方失败。可以说，诸葛亮失去了最后一个实现他统一中国梦想的机会。虽然以后还多次北伐，但是明眼人都可看出，他只是在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义务罢了。自此之后，诸葛亮的事业和健康状况都急转直下。他个人悲剧结局的大幕正式拉开。
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闻惊点兵。这是铺垫部分。重写双方形式、街亭的战略地位，以及介绍人物。孔明此时出兵，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曹魏罢免了司马懿。他知道，当时整个中国，真正可能称得上自己对手的就是这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但是却没想到，曹魏在这关键时刻重新起用了他。孔明闻知大惊。而司马懿与先锋将张郃分析形式，可见他对局势的透彻把握。两个中国当时最有才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住了弹丸之地街亭，可见这个地方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而司马懿率兵八天长途奔袭一千二百里，赶赴前线，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掉蜀国内应孟达，可见此人的不凡。双方都避实就虚，径抢街亭来占粮道。双方隔秦岭遥遥相望。围绕街亭，一场血战在所难免。谁能占领街亭并且守住，谁就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诸葛亮问：“谁敢去取街亭？”参军马谡道：“某愿往．．．．．．．，休道是司马懿、张郃，就是曹睿亲来，有有何惧哉！”几句话，将其志大才疏的性格表露无遗。诸葛亮非常欣赏马谡之才，但是对其轻敌又踌蹰不安，于是采取了三保险措施。一是让他定下军令状，使他不敢掉以轻心；二是派生性谨慎的王平云辅助他；三是安排魏延等两路军马与其成犄角之势，以便救应。至此，交代部分写得很充分，三个主要当事人的性格都做了描绘，但重点还是写形势。看来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第二阶段是蜀魏布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传统的双线结构与好与双方的行动一致。马谡在排兵布阵方面与王平产生矛盾，而王平正是作为诸葛亮的替身出现的，因此这种矛盾是他与诸葛亮矛盾的表现。他卖弄学识，死搬兵书，灵魂深处是好大喜功的思想在作怪。而对方的司马懿则一举一动都小心异常。战争胜负的天平明显开始倾斜。人物的交代完成。
第三阶段是街亭争夺战。蜀兵按马谡决定，驻扎山上，而水源被对手掐断，处境异常被动。而魏兵则收放自如，完全取得主动。两军对胜负已无须证明。这实际上是两种军事思想的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懿正是以诸葛亮最为人所知的“谨慎”来对付他，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小说的悲剧结局也无可避免，作者也深感无力挽回了。虽然魏延和王平拼死夺回了街亭山，但是无济于事，魏兵已漫山遍野。故很快得而复失。蜀兵一败涂地，主力连夜逃回了阳平关。孔明身边只有老弱兵数百，不得已演出了空城计。
第四阶段是空城计。主要刻划了两军主帅的性格。这两位中国当时最有智谋的政治家军事家终于面对面地对话了。两人较量的胜负对战局无任何影响。结果是胜利者失误，而失败者却赢了这最后一步。作者插入这个事件主要是证明诸葛亮技高一筹，只是偶尔用人不当，才造成失利，故也是作品命运悲剧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阶段是斩马谡。诸葛亮大哭，又不能不依军法从事，斩了自己宠爱的马谡。然后上表自请贬降。这是总结。从用将到斩将，归根到底是用人失当；强调用人的重要性，也是作品的一个重要思想。而诸葛亮的自请贬降，也凸显了他的高风亮节。
六、大笔纵横与精雕细刻的结合。作者能把战争放在广阔的背景下着墨，充分地揭示战局变化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忽视细部的刻划，如刮骨疗毒的描写。这样，读者在阅读中既有对全局的把握，又能有身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真切感受。
总的说来，《三国演义》战争描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在写人。战场上的对抗归根到底是人的对抗，是双方指挥人员军事思想的较量。还有作者善用悬念，组织波澜的高超之处，也值得细细体会。
二、语言特色。
１、语言的通俗化和文学化。以前小说中，或者是唐五代传奇的文言，或者是话本中的粗糙白话。而《三国演义》则改造了正史的语言，指出了长篇小说将传统的书面语言与民间白话结合起来的方向。作品主要是吸取文言传统，同时又吸收民间语言，冶铸成“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面语言。很富表现力。
２、注意语言的渲染功能。即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对对象的描写，而是对相关事件或场面的描写中，间接地表现出对象的特征。如关羽战华雄一段：“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只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并未写其交战场面，而只是用“如天摧地塌”十七字，关公之神勇不可挡，便如现目前。
３、刻划人物重造型力和表现力。造型堪称是形神皆备，可尊为典范。往往几字，惟妙惟肖。写张飞的造型：“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写关公：“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线条感、色感无一不佳，有色有色，难能可贵的是极为传神。
而作者有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描写，很富有表现力。赵云大战长坂坡，作者三处写到了其随从及坐骑的变化。第一处写赵云杀到天明，“回顾左右，只有三四十骑相随”；第二处是救出
４、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也很有成就。曹操吐语，无不含诈；孔明言谈，处处有智；张飞口吻，豪莽不羁；关公出言，包藏傲骨。第三十回有曹操见许攸一段：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极为热络的一团感情之下，是深藏着的机心；在推心置腹而带有神秘感的语气中，包孕着虚情假意。绘声绘色，灵珑剔透。
三、人物塑造的艺术。
１、各大系列定以基调。如曹魏一方，突出其庞杂，真正的有用之才不多。其文臣武将形形色色，样样皆备，但却没有蜀汉集团顶尖人物的素质；孙吴集团的人物素质相对最差，作者突出其小器，无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大材；蜀汉集团则突出其人物的超绝，无论文武人材，其顶尖者都堪称神品。
２、动态中写照。
３、写人物抓住主调。
４、互相衬托对比。有同向的，如曹操与司马懿；有异向的，如司马懿与诸葛亮。当然同向中有异，异向中有同，不可太执。
四、结构艺术。在《水浒传》中再讲。
第二章《水浒全传》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英雄传奇，也是后世长篇武侠小说的源头。在文学史是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一部不朽的名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翻译成英语，书名更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部杰作可谓是命运多舛，明代一些文人曾于极高评价，但清代曾因诲盗遭禁。五四后始受重视，但研究者大都耽于考证版本作者和史实。解放后方进行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主流。文化革命因毛泽东的态度又受严厉批判。新时期研究的风气较正常。
第一节 成书经过和作者
一、故事来源和发展。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史有其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年间，《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其事大略是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也确有其事。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但现存史料看不出两次起义之间有什么关系。看来后来的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最初是民间口头传说，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故事。成为说唱艺人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宋末元初人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并在《序》中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罗烨《醉翁谈录》在“话本小说”中的朴刀杆棒类中，著录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和《石头孙立》等，但这时还是独立的英雄故事。而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出现了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写到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和宋江杀惜三事。末尾还提到了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和宋江封节度使。这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短篇人物故事演变成讲史故事。元代产生了一大批水浒戏，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六种保留下来。在《李逵负荆》和《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发展到七十二人和一百零八人，对梁山水泊的描写也接近了《水浒传》。
《水浒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于元末明初产生的。
二、关于作者。作者说者纷纭，但大抵不出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施氏生平材料极少，明人大都认为他是钱塘人。此书最早见于记载，是明嘉靖时人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人郎瑛《七修类稿》：“《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余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说是罗贯中作。万历时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耐庵作。大约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剧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所以称“编次”；而后再由施耐庵加工提高。故称其本子为“的本”。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始，有人说他是苏北人。也发现了一批与此有关的文物和文献。故有人对其生平作了描绘，元末明初人，名子安，又名肇端，字彦端，耐庵为其又字或别号。祖籍扬之兴化，后流寓钱塘。曾入张士诚幕，张败后隐居海陵白驹，又为避朱元璋征召而居淮安。死后其孙迁其骨归葬白驹施家桥。但许多专家对上述材料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因为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证据不足，只要这一点不能考定，其余的都是无稽之谈。
三、关于《水浒》的版本。水浒的故事从民间开始流传到各种版本最后定型，经历了四百年，有数不清的艺人文人参与了创作，使得其版本情况异常复杂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版本情况最为复杂的一部。大体可分为繁本（文繁事简本）和简本（文简事繁本）两大系统。繁本系统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简本系统有百回本和百十五回本。关于两种版本孰先孰后，历来看法不一。或以为繁本在简本基础上加工而成，或以为简本是繁本的节缩本。王利器以为书在流传过程中有两个系统，一是关东系统，二是关西系统，后由人撮合而成。所谓七十一回本只不过是金圣叹不满于招安的结局，将七十回以后的部分全部删除，另加上了卢俊义梦嵇叔夜将好汉们斩尽杀绝的一回。这就是文学史上为人所乐道的腰斩《水浒》说法的由来。
四、建国以来《水浒》研究的历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５２年出版了建国后的第一个本子，此后直到文化革命，研究的风气比较正常。大体上是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冯雪峰的长文《回答〈水浒传〉的几个问题》，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农民起义的史诗，缺点是受招安和宋江形象。但与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文艺报》５４．３～１１）
受招安和宋江的形象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受招安问题。或认为是反映了一般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或认为受招安体现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并且结合作品探讨了接受招安的原因。有些分析很有深度。
宋江形象问题。关于宋江形象。发表的成果很多，有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见解，难以一一尽举。总的来看，可基本分成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虽然存在种处弱点，但仍不愧是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戴不凡、冯雪峰等。一种认为他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如李永先在《文史哲》６５．５上的文章。第三种看法认为宋江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具有双重性，不能简单概括。聂绀弩、李希凡都是这种看法。如李希凡认为，他是农民起义胜利和失败的关键人物，这源于性格的两面性。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革命中的局限性。
这一段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科学的。其主要成果反映到了两部文学史中。
２、文化革命阶段。文化革命中，由于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全部斥为封资修，所以各高校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大都不敢开这门课。后来才开设。但都是先骂一通，然后再讲一点所谓的民主性精华。研究更是谈不上。７５年毛评后，大家一哄而上，而这是四人帮夺权的舆论准备。基本上没有学术讨论，众口一辞，都认为这是反农民起义，宣扬投降主义。文章大都是好人写的，当然也有一些政治投机者。对作品的实际都或多或少做了歪曲。回过头来看，是一场闹剧。这一段的文章最多，但是最没有价值。毛的几句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义军性质的变化；对宋江征方腊的看法；肯定李逵、阮小二等反对投降，领袖不好；对金圣叹腰斩不满，认为这破坏了真实性，要求把第七十回前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等等，都是有价值的看法。但凡事就怕瞎起哄。
３、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在刚粉碎四人帮时，有人为了出气，故意反对毛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和历史上的宋江是否真是投降派。这是抬杠。后来转入正常。总之，眼界较文革前更宽，从文学和美学角度的研究也更深入。但近来好象对小说外部研究人们更感兴趣。由于中青年学者的流失，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普遍不景气，这也多少影响到了《水浒传》的研究。
总之，对《水浒》艺术性的分歧不大，主要是思想上。这部小说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从建国以来的研究得到的经验有两点。一是不要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到一起，二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切不可见风使舵，更不可搞政治投机。
第二节 《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
其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虽说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整理而成，但它的内容来源同《三国》不一样，后者有丰富的史料来源，是从历史到文学；而前者则是从传说到文学。故《三国》的结构统一，思想倾向也相对单纯。而《水浒》则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异常复杂。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确有其事。《宋史》中多有记载。见于《徽宗本纪》、《侯蒙传》和《张叔夜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于徽宗年间在河朔起事，横行十余郡，官军不敢阻挡，后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事在宣和三年（１１２１）。而洪迈《夷坚乙志》称，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不赴，归金陵，疽发于北而卒。其所亲王生死后复苏，谓己见蔡受冥谴，嘱其归告妻子，称现在阴间正揪住郓州一事不放。他的妻子恸哭道：“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同“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此书在四十三年之后是四十三年之后成书的，所说梁山好汉结局应不错，当然冥谴是靠不住的。看来民间艺人将宋江等人之事和梁山泊事揉合起来了。
二、有关《水浒》主题的一些看法。
１、农民起义说。路工在《〈水浒〉－－英雄的史诗》（《光明日报》１９５３．２．１）一文中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英雄的史诗。宋云彬梁山泊上成千上万地喽罗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谈〈水浒〉》《文艺月报》１９５３．３）王利器认为《水浒》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戴不凡、冯雪峰等。
２、投降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水浒》是歌颂投降主义行为的。毛泽东在７５年视力急剧下降，所以从北大抽调了一个名叫芦荻的女讲师去给他读书，念《水浒》时他发表了一些看法，本是随口说说，但四人帮为了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制造了丰庆轮事件，大揪投降派，所以大肆鼓吹，使这种观点一时甚嚣尘上。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人民日报》７５．９．４）文化娼妓李希凡在７５．１１．５《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水浒〉的忠义观念和宋江的叛徒形象》中说：“《水浒》颂扬投降主义，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叛徒形象，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总的思想倾向。认真分析解剖《水浒》，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因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所谓的投降派和反修防修的所指。这种观点由于是政治风气的产物，所以虽然一时很热闹，但在学术史上地位不高。
３、忠奸说。刘烈茂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是所谓忠与奸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７９．１《评〈水浒〉应该一分为二》）。侯民治认为作品通过使宋江等人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颂扬忠臣良将。（《湘潭大学学报》７９．１～２《论〈水浒〉的主题思想》）凌左义认为，高俅是奸佞的代表，宋江是忠义的典型，“宋江与高俅的矛盾性质及其不同形象，是判定《水浒》主题的主要依据。”（《水浒争鸣》２辑《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
４、市民精神说。伊永文说：“根据市民阶层的思想，着重表现了市民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天津师院学报》７５．４《〈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王开富也说为：“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人民的生活，不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重庆师院学报》８０．３《〈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欧阳健、肖相恺则进一步认为作品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指农民，替天行道也并非化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好汉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展现了市民生活的场景，代表了市井细民的爱与憎。（《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８３年版）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如黄瑞云认为，作品前后两部分缺乏内在的联系，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不是统一的主题，前半部分是英雄传，后半部分是叛徒传。（《黄石师院学报》８１．１）王齐洲认为作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水浒争鸣》１辑）章皆淳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反投降，因为它告诉人们，投降是死路一条。（《昭通师院学报》）汪远平认为，水浒的复仇思想内容是笼罩全书，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７．１）
三、《水浒》的思想及其认识价值
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是一部研究中国历史规律的杰作。 简写本叫《在历史的表象后边》，收于《走向未来》丛书。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二三百年一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正是这本书在十年前为他带来了“中国四大思想家”的美誉。他以系统论分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认为中国这个社会系统每隔二三百年原有的稳态就会破坏，出现一次剧烈的动荡，农民革命战争会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社会重新恢复稳定。
《水浒》正是对这种农民起义进行细致描写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篇幅最大，最有深度。其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
（一）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历史学、社会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我们不能一提农民起义就看作是农民扔下手里的锄头，揭竿而起。实际上，是否农民起义还是市民暴动，主要看其主要参加者的成分和起义的宗旨。以此来看，梁山英雄们的起义毫无疑问应算是农民起义。这就如同不能因为汉光武帝刘秀是大豪强就认为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是宗教战争，李自成起义是工人暴动。《水浒》通过不同身分的人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描绘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作品是把贪官污吏作为冲突的一方，善良的下层民众作为对立的一方，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来展示官逼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认识社会的历史任务。
一）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逼民反。表现了冲突双方深刻的矛盾。
１、冲突的反方。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先写高俅，有以也。”乱自上作，就是说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他从第二回出场，一直活动到最后，是义军的死敌。他之受宠，是因为会踢球。这就不仅说明了他这个人的无赖本质，而且揭了皇帝的老底。他一上台并没有同义军作对，而是先后迫害了两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意在说明他是个典型的阴险小人，完全是从个人的恩怨利害出发，置国家的大义而不顾，以权谋私，公报私仇。而他与义军的矛盾，也完全是因为有仇人在义军内，而且三度败在义军手下，顺此而受到徽宗的喝斥，内心不平衡。全书的情节开展，就是由他与英雄们的矛盾冲突推动的。作者并没有只写他一人是义军的对立面，而是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无所不在。书中写了与他气味相投的一大批统治者中的成员，上有童贯、蔡京，中有梁中书、张都监、蔡九知府、刘高、高廉、黄文炳，下有殷天锡、祝朝奉、蒋门神、董超、薛霸、西门庆、郑屠、毛太公，其中许多都有裙带关系，梁中书就是蔡京的女婿。他们上下勾结，对于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都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不仅是下层民众，而且许多上层人物都是闭门家中坐，大祸从天降。柴进是宋代最大的贵族之一，但殷天锡仗着自己是高唐州知府高廉和小舅子，看上了他叔父家的花园，想要霸占，便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林冲是高级军官，但因高衙内看上了他的妻子，高俅便要除掉他。这就说明，书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经一塌糊涂，下层民众更是随时可能大祸临头。
２、冲突的另一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民如果不反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作品难能可贵地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之事来写，因而在清代被作为诲盗的作品列为禁书。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如杜甫、苏轼、罗贯中（三国）和曹雪芹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水浒》这种态度就显得更为难得。作品把起义作为正面事件描写主要表现，就是把造反的人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写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民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１）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农民社会角色相类之人的造反。这类人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其中以李逵为代表。
李逵是个雇农，家里仅有个老娘，因人命逃到江州，当了个小牢头。老娘因思念他而哭瞎了双眼。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他的性格有三个层面。
Ａ、彻底的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基调。长期受压迫残害的遭遇，使他对一切非正义的事物充满仇恨。他反抗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最高统治者封建皇帝。在江州宋江题反诗被投入大牢，他知道后对戴宗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上梁山后宋江最忌讳人说造反，而他偏偏要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东京快活，强似在这里鸟水泊里”，“皇帝姓宋，我哥哥也性宋，为什么他做得我哥哥做不得。”在英雄大聚义时，当宋江说到只等朝廷招安，他借着酒醉，一脚踢翻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宋江带他去东京走宋徽宗相好的妓女李师师的门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而他却大打杨太尉，放火烧李师师家。陈太尉来山寨降诏招安，他从房顶跳下，扯碎了诏书。受招安后，他时刻想回梁山水泊。宋江因此对他最是放心不下，在喝了朝廷颁赐的毒酒后，还害怕他再造反，把他骗来同饮。他死后还要入徽宗的梦中，挥舞着两把板斧，把徽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代表了义军队伍内部立场反封建统治最坚定的一派。他的绰号也概括了他的这个特点。像一阵平地卷过的旋风。他并没有什么城府，但是他从长期的痛苦经历中看出统治者的虚伪本质，所以显得格外清醒。
因此其次，他对统治集团的成员不存在任何幻想。柴进被恶霸殷天锡迫害，几乎丢掉了命，但还是幻想通过丹书铁券来争得个是非曲直。他一听就反对，结果怒打殷天锡。所谓逼上梁山，在别人都有直接的诱因，而只有他是社会大环境所迫，没什么直接原因。他代表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最高觉悟，他曾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这确实是他无法无天，敢于反对一切现存事物的写照。但是还没有达到怀疑封建制度合理性的高度。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时代而具有这种认识。
Ｂ、正因他对统治者满怀彻底的仇恨，所以反过来，便把义军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如下井救柴进。他对宋江是无条件的崇拜，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宋江叫他死，他都毫无怨言。宋江入江州狱，他早晚服侍，寸步不离，连须臾不可或离的酒都戒掉了。在救宋江时单人双斧，连命都不要，只顾一路杀去。但是一听说宋江强占民女，就大闹起来，甚至要为此杀掉宋江。可见他的价值序列中，社会正义，也即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义军事业就是社会正义性的集中体现。
Ｃ、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个性色彩。概括起来是坦诚、直率、乐观、粗鲁。坦诚是他任何时候都敞开心扉，连撒谎都不会。如他撒谎说自己叫张大胆，任何人一听都知道这是假的，谁都骗不了。赌钱时赖账也说明了这一点。直率是有什么话都不会放在心里，一定要直说出来，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细节中就有他经常在别人说正事时冒失地插嘴，受到宋江的训斥后又自己掌嘴。乐观是他打上梁山后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三打祝家庄时他功劳最大，但乱杀一气，连内应都杀掉了，所以功过相抵。他高兴地说，杀得快活。粗鲁诚然是缺乏绅士风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任天然，活得最轻松。因此李贽对此赞不绝口。现代人活得太累。
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指出他的局限。一是没有摆脱皇权思想，二是对宋江盲目的义，三是狭隘的报复思想，太爱杀人。
这也与作者的重民思想与人道理想有冲突。作者将这归于宿命的“天杀星”。这可能太苛求古人了。这是个著名的，为历代人所喜爱的文学典型。
２）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
鲁智深无家无业，无妻无子，行伍出身。虽说做了下层军官，但是由于多年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还是造成他嫉恶如仇，主动进攻，敢做敢为，无所顾忌的反抗精神。主要表现是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无拘无束，处处主动进攻。作品里最爱说他的有两段诗，一是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二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就是他性格的基点。第一次出场是拳打镇关西。这与他本人完全无关。他与史进和李忠正吃饭时听说郑屠霸占金老的好儿，还要讹买身钱，马上怒不可遏，结果惹出了人命官司，从而改变了一生的道路，遁入佛门，这是对前一段诗的注解。而大闹野猪林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对后一段诗的注解。他的行侠仗义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善良人充满爱心。这种仁爱的精神，是各种优秀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他对任何现存的观念和制度都嗤之以鼻，无法无天。他之投身佛门，不是基于信仰，而是迫不得已。所以才有大闹五台山，以至于无法呆下去。
他的朴实坦率和鲁直，让人很容易想起李逵。但是人们不会把两人混起来，原因就在于他的阅历比李逵要丰富得多，具有与各种恶势力长期周旋的丰富经验，所以比李逵要干练老辣得多。他虽质朴但却不轻信，不轻易让感情左右，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判断力。他在投奔李忠、周通以后，发现他们行事吝惜，不是久处之人，于是趁他们下山，偷了金银器，从后山上滚下。吃了人家的不思报恩还要做这种事，如果李逵，就绝不会这样。鲁莽而不失干练。拳打镇关西，刻划入微。如先放金老父女走，又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所以拿条凳子坐下，直到估计金老出了城门，方才离开。李逵是没有这样细心的。反招安，他与李逵的立场一致，但是表现截然不同。李逵是大骂，出于本能的不信任感情，而他则是沉痛地说，不济事，就像我的这件皂布直缀，已成黑色，怎能染成白的，这是基于深刻清醒的认识。两人在这一点上，自有差别。
这是他性格中最有光彩的一面。但在义军事业达到顶峰之后，他的消极遁世的一面反而逐渐凸现出来。这在征辽后，为读者所见。虽说他生擒方腊，为朝廷和宋江立下了最后一个大功，但是每个读者都能看出，他此时是在尽最后一点兄弟的义务，已无刚进义军时的那股勇锐之气。从作品所提供的实际来看，他性格的转化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最明显的是宗教影响。智真长老已经为他的结局作了宿命论的规定。“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因俗心未尽，杀生未了，还有正果。”再就是义军受招安的结果与现实黑暗的强烈反差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使他觉得已经走入死路。这是他性格转变的社会原因。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出，义军鼎盛之时，就是走向没落的开始，这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招安的必然。所以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就必然求助于宿命论，他的坐化令人心碎。这种极早抽身，反映了义军许多人的共同心态。这是作者陷入自身矛盾无法解脱后的结果。
武松是梁山好汉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人物之一。他是勇与力的化身，一身武艺。是个地地道道的酒神。性格的基调是刚烈正直。出身于下层城市贫民。他的觉醒过程显得更为曲折。第一阶段是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有奶就是娘。上梁山前已经沦落到赤贫的境地，只剩一卷铺盖，流浪江湖，一无所有。这使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同李逵一样，可以以赤子之心来面对世界，而无须有任何掩饰。因此他一出场像个无赖，正发虐疾，睡在柴进的游廊下，已经引起了主人的反感。他更多带有市民的流氓无产者的成分。并没有丝毫造反的想法。他的反抗，是逐步形成的。景阳冈打虎非常热闹，是水浒故事中最脍炙人口的名段，但其本身除了说明他的神威，和暂时改变了他的赤贫境遇外，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为此他当上了阳谷县的下层军官都头。他真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出晚归，为官府的事殚精竭虑。是个爪牙。兄长的惨死改变了他的生活。虽说杀死奸夫淫妇表现了他勇烈的性格，但仍然缺乏社会意义，至多说明了他不怕事，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并没有动摇他对统治者的信仰，还是要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办事。结果被刺配充军，他心甘情愿。这说明他对官府是合作的，没有反抗的想法。第二阶段是转变时期。他因行侠仗义，醉打蒋门神，又为报答张都监的知遇之恩，再次心甘情愿地当爪牙，除了讲义气之外，很难看出有什么社会意义，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性。而且在这时，对官府的信任还有增无减。结果受到陷害，不得已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出家当了假行者，落草二龙山。这时他的最终终目的仍是走招安一路，好受赦生还。第三阶段是走上彻底反抗之路。他在上梁山之后，受鲁智深影响较大，步军出战时，经常是他与鲁智深密切配合，组成一个战斗单元。而且在鲁智深坐化后，他主动要求在六合寺出出家，与智深的骨殖塔朝夕相伴。特别是通过自己的长期观察，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就是坏人吃香，像他这样的正直之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走上了坚决反抗。反对招安。在征方腊中，失去了一条胳膊，带着残疾之身在六合寺出家，做了清闲道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下层人民的被逼无奈，一步步地走上反抗的过程由与世无争到个人复仇，再由个人反抗到团结抗敌，反抗最高统治者。与人民的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一致。
吴用是另一种人，下层知识分子。不是农民，也不是地主，就是一个智谋出众的读书人。过去的起义军中常有这种类型的人。走上反抗是出于不满于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满腹才学却无人赏识，怀才不遇。他是农村中的个穷教书匠，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刘唐给晃盖通风报信后晃最先找的就是他。作者通过他的建议和亲自去找阮氏三雄，表现了他过人的才智。他提出了不义之才，取之何碍的口号，定下了造反初期的专取不义之才的纲领，很能迎合人心。义军在初期的壮大，与他的正确的纲领关系至大。为义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他是梁山上诸葛亮一类的好军师。
他对统治者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一开始是反对招安，但是看到宋江很坚决，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后，又提出有条件的招安。在招安后发现朝廷不信任，又向宋江提出重上梁山的建议，但是遭到否决，只好违心地又收回。果真如他所料，宋江被害，他与花荣祭奠了一番后，双双吊死在楚州城外。他的身上既反映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动摇软弱，而其悲剧结局又反映了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类人的普遍绝望，没有出路的心态。据说安娜．卡列尼娜和阿Ｑ都是作者到最后无法为他们找到出路，只有死路一条。吴用也是如此。
这些人的上梁山，都是逼的。但是，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逼”字的，是林冲。林冲是个中上层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出身于一个习武世家，有一身过人的武艺，过着小康生活，吃穿不愁，有个美丽贤惠的妻子。总的来说，过得不错。他也有牢骚，“空有一身武艺，却居于小人之下。但总的来说，他胆小怕事，安于现状，为人谨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已经把拳头高高举起，但是又放下，认了倒霉。但是这也没能为他带来安全，高俅为了自已的螟蛉子，竟然要置他于死地。误入白虎堂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为了以后能够回来与妻子团聚，竟违心地招认“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结果一夜之间从人上之人变为人下之人，被刺配沧州。路上受尽迫害，甚至差点儿丢了命仍是隐忍不发。可见这个转折外在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生活剧烈改变但是人物性格变化不大。看守草料场又被高俅派来的人烧掉，而妻子也已自尽。这时他才一怒之下杀了陆虞侯和富安，雪夜上梁山。风雪山神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转折。这次转变实际意义远大于外在的意义。人物生活上改变不大甚至还有改善，但是人物性格已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个顺民变成了一个叛逆者。他之上梁山，充分暴露出官逼供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逼，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典型意义还在于，苟且偷安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暴虐的统始者只能是以暴抗暴。和平主义，甘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行是可以的，但要看对象是谁。在这类人中，他是典型化最高的一个。
３）第三类人是大地主贵族。这类人本是封建制度庇护的对象，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也是现行制度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卢俊义是梁山好汉中关公一类的智勇双全的人物。“棍棒天下无双”。他始则与义军势不两立，甚至要填平水浒，踏平梁山擒拿宋江一伙。他的上梁山当然是吴用策划的结果，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又如何能将信服他妻子与管家的半真半假的举报，又如何能将被劫持与主动入伙混为一谈？吴用又如何能够得逞？结果被投入大狱，差点儿没命。他上梁山的意义不仅在于打下曾头市，为晃盖报了仇，而且在于义军又得到了一位卓越的领袖，实力发生了飞跃，从只能与地方政府对抗转变为能直接同朝廷展开大规模的战役，并且无往而不胜。因此他是梁山事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杨志本人地位并不算高，但他是名门之后，其祖曾挽救过宋室的命运，他对于朝廷的效忠，已经成为无条件的愚忠，是与家族的荣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别人谁都能反，唯有他不能。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最后是失陷生辰纲，使他一切生路断绝，也不得不上了梁山。柴进是个累代丹书铁券的大贵族，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为了霸占他叔父的花园行凶被李逵打死，就把他逼到了死牢里。
这类人的逼上梁山说明社会的黑暗已经使得除了统治集团核心人物外，任何人都朝不保夕。社会已经到了总崩溃的边缘。
从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了作者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人物系列揭示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个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最突出的。作者表达这个主题题时没有简单化。这是《水浒》主题最深刻之处。
二）真实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过程。
作者以欣喜的心情描写了这次农民起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到有组织，有纲领，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的声势浩大农民起义的全过程。这种描写有很强的概括性。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教科书。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曾对斯诺讲过这本书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在有篇文章里举过三打祝家庄来说明摸清情况的重要性。
首先，反抗在初始时总是自发的逃亡或啸聚山林。这只能称为武装闹事，还不能叫起义。往往是打家劫舍或拦路抢劫，除了糊口活命外，没有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目的很不明确。而在这个时期，也是最容易被被分而治之和消灭的时候。 其次，为了免于灭亡，就有必要发展成小股联合。作品中的智取生辰纲就是小股联合的开始。有农民、渔民、道士、知识分子和下层地主。
第三步，在大闹清风寨和火并王伦后，义军才有了起义的性质。梁山水泊也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与统治者公开的武装对抗。以此为山头，联合各地的农民武装，并且每次作战都分化瓦解，招降纳叛，不断壮大，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一阶段，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打富济贫，到惩办恶霸地头蛇，到和官府对抗，而排定坐次后达到了鼎盛，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已经是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农对抗了。而这一时期的纲领也越来越明确。在分头反抗时没有什么口号和纲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在智取生辰纲时提出了专取不义之财，劫富济贫。晃盖上梁山后提出要和大宋王朝作对。而系统的纲领是是在宋江上山后提出的。虽说在反抗性上与晃盖时期相比有缓和，但却更完整了。在英雄排座次时有首词反映得比较准确。政治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这就是所谓的大同和平等，没有贵贱贫富之分；而在经济上财富均分，大口吃肉，大碗饮酒；组织上异姓同居，不分亲疏，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人尽其才。核心是平等和平均的原则。虽然在现实中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始终如一，但作者在艺术世界里却实现了。而且作者把这用天意神旨作了渲染，以加强其合法性。所以说，这也是作者的理想。
三）具体地描写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和过程。
１、失败的过程。农民起义的结局，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像黄巾军那样被镇压，二是胜利果实被篡夺，如刘秀，三是义军内部腐化变质，最后导致失败，如李自成，从广义上说，明朝也是这样；四是妥协，接受招安。而《水浒》属于此类。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书中的描写是有现实依据的。但总的来说，这部分的艺术描写不太成功。很多读者包括我在内在看这一部分时都是草草而过。从八十一回始，开始描写义军的失败过程。一看而知，义军的失败在于接受招安。但是作者主观上对招安是非常欣赏的。义军在接受招安后，成为了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平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
２、失败的原因。这是由于接受招安而导致的。在七十一回以前就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好汉们对招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反对，主要是出身于下层的人，一种是顽固坚持，宋江是代表，拥护者主要是上层人士，尤其是朝廷命官。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上了梁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江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承诺。而梁山事业之所以有那样的规模，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梁山好汉虽然是异姓一家，但在这一点上是各有算盘。有的是为反抗社会，有的则是暂时栖身。而第三种是动摇者，七十二地煞星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领袖集团中的吴用也属此类。接受招安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第一，由于领袖的作用。这是义军走上招安之路的最重要的原因。宋江一上山，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能视为简单的一字之差。聚义强调的是反抗，义是至高无上的，而忠义强调的是归顺，义是为忠服务的。在大聚义中公开提出了招安的目标，后来就是一步步的实施。义军接受招安是在屡战屡胜的背景下进行的，根本就不是走投无路下的无奈选择，而是宋江本人一开始就抱有的企图。
第二，随着义军事业的壮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不属于义军的基本依靠的力量涌入义军。这部分人以贵族地主和朝廷命官为主。他们成为宋江招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而这部分人从整体文化素质看比较高，政治方面也更为老练，更工于心计。因此团结在唯一的最高领袖的旗帜下，成为接受招安的社会基础。其占优势也成为必然。
外部原因是朝廷的怀柔政策。先是暴力镇压，这被证明是无效的，便改为招安。双方取得了一致，使招安成为必然。最终还是通过义军内部的领袖人物实现的。这种描写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不能归咎于宋江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是历史的大背景造成的。是历史决定的。
四）结局的意义。
《水浒》的结局是个大悲剧，魂聚寥儿洼的描写令人不忍卒读。这种写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少见。作者对招安是持肯定的立场，这是他的传统的忠义思想使然。但是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没有将义军的结局写成高官厚爵，封妻荫子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这就是既要肯定招安，而又要真实地写出招安后的悲剧结局。由于作品存在这种矛盾，所以令研究者众说纷纭，很难分析。我只想客观地说一下作者本人的想法。他感到了矛盾，但他还是想尽量化解这种矛盾。
１、接受招安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时候，不要企求朝廷的回报，用宋江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宁肯朝廷负我，但我忠心不负朝廷。在这种立场的支配下，他对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虽然同是起义，但前者基于忠，后者基于逆，所以作者的倾向就大不相同。对前者复亡的结局，他笔端之下的那种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对后者则是侮蔑谩骂。
２、因为他知道在权奸当道的黑暗社会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招安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朝廷应该肃清权奸，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以防农民起义的发生，关键是用好官清官。而对局部发生的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情况，也应以宽大为怀。不要斩尽杀绝。
至于大家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就不是我能说三道四的了。
（二）宋江形象分析。
他既是义军的卓越领袖，同时，不客气地说，他又是一个投降派。两者分属于封建伦理的忠义观。也就是说，义和忠是他性格中的两大组成部分。小官吏的身分使他既能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又和官府有广泛地接触，又和江湖好汉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他同哪一类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连自己的家庭都一样。他知道自己的活动可能给家庭带来的危害，让父亲写了与自己断绝关系的文书。企图在社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做个全忠仗义的人物。
１、在开始时义的成分居多，由于他特别重义气，故人称山东及时雨或呼保义。所以给晃盖通风报信。但在这时也不能说他不忠，比如他对梁山的看法，“于法度上却是容不得的”。而是因为这时忠与逆的矛盾没有涉及到他本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没有在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杀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开端，被失仝释放后亡命江湖，大闹清风寨，正要上梁山时被父亲的一纸家书骗回。被捉后刺配江州。路上被劫上梁山。但这时仍大哭，说众好汉强迫他上梁山是要陷他于不忠不孝。可见这时忠的观念仍对他有重要影响。但是浔阳楼上吟反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大暴露，“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血染浔阳江口”。可见这时他内心的矛盾，在劫法场后他终于上了梁山。初上时打无为军，杀黄蜂刺，是他义字体现最充分的时候。
２、而后期忠则占了上风，义服务于忠。而忠则使他谋求招安。上梁同后，他的效忠朝廷的思想在逐渐发展。他逢人就说，自己在梁山上只是暂时栖身，借水泊避难。上梁山不是为了同官家作对，而是曲线尽忠，即使是攻城略地时也说成是扫除奸佞。要想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为了以后将义军作为招安的资本。在他领导下，义军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一方面在义军内部加紧工作。有的人一拍即合，有的人被义感化。所以造成了招安的结局。临死时说，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分析这个人物要抓住这个基本过程，亦即义向忠的演化。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有过多次反复，但是总的真切势是义向忠的转化却是无疑的。这个人物有相当的艺术真实性。他有领袖人物的气质，表现在会用人，待人和气忠厚，善于团结人。并且善于把握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如制定纲领军纪，分化瓦解敌军为我所用，能够把多股义军联合起来。所以说，没有这个人物，就不会有义军的鼎盛。但恰恰是他，又是使义军事业失败的关键人物。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他性格中两种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作者倾全力歌颂的人物，是作者思想的主要承担者，说明作者与宋江的认识水平的一致。
前人评论这个人物时有过激之处，认为这是一个混入义军内部的投机分子，这不够客观。这个人有坚定的信仰，即他的忠义，他也从来没有加以掩饰过。
（三）作品思想上的缺陷。
除了投降之外，最突出的就是作者的妇女观非常保守。四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实际上都是受到丈夫冷落或是婚姻的不幸，其婚外恋都有争取个性解放的意思。但是作者都认为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充满快意地为她们安排了千刀万剐的下场。而义军中的女头领则都突出她们的非女性化的一面，如绰号叫什么母大虫、母夜叉。只有一丈青还像个女人。但也突出她武艺的高强。即凡是造反的女性先要脱胎换骨，变成男性，至少是中性人。其次，过分渲染凶杀，如天杀星李逵那像砍瓜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几百号百姓一时间人头落地，让现代人很难接受。
总之，《水浒传》的主题可以做以下的概括：
１、官逼而民不得不反。即金圣叹所说的“乱自上作”。作品前七十回写了众多英雄被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统治者逼上梁山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２、造反是为了改善封建统治的环境，而不能危及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３、在个人受压迫损害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做出牺牲，即宋江说的“宁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４、造反者不要想着授官晋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最好是功成身退、归隐湖山乡间。如燕青。作者对这个人物特别偏爱，说“若论聪慧，一百多个弟兄多不如他”。即认为他是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好汉。
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性
这是一部将传统的话本发展到新阶段的扛鼎之作。较《三国》承载的社会内容要大得多。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赤贫的百姓，男女老少，无不在内。三国很少写日常百姓的生活，而且很少有妇女。
一、人物塑造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这部作品堪称是写实主义的杰作。严格地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着力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又能把人物置于尖锐的冲突中逼出其性格。前人说一百八人有一百八样口吻，有过分夸大之处，但是血肉丰满者至少有二三十个。
１、紧扣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在当时，作者显然还不懂后来红得发紫的典型理论，但是从现实中发现了人总是扮演社会为他设计好的角色。而不会违背这个规律去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这一点上比三国要突出得多。李逵是雇农出身，一贫如洗，故无所畏惧，无法无天，宋江出身于中等地主人家，本人又是小官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被逼上梁山的军官鲁达、林冲和杨志，由于其出身遭遇和经历不同，故性格特色也有明显的差别。作者能在生活中发现这种现象并用艺术加以表现，可以看出他过人的艺术洞察力。
２、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其性格。宋江是个具有两面性的人，作者在表现这一点时，就把他放在夹缝中，让他转身不得，性格就被逼出来了。如清风寨后上梁山，看来他是下了决心，但是路上石将军石勇报丧说他父亲过世。他听后大哭，不顾众人相劝，立即披麻戴孝回家奔丧。在孝与义的冲突中孝占了上风，这也正是“孝义黑三郎”中孝为先的体现。孝与忠是伦理方面可划入一类的。这也可以说是考验他是尽忠还是讲义的关键时刻，逼他表态，表明立场。而他的表态说明了忠孝在他心中的分量。这就为他上山后一心谋求招安埋下了伏笔。而一些非常次要的人物也是如此。何九叔是个团头，这虽说是个不起眼的社会角色，但是要跟各种原因而死的人打交道，弄不好就要卷进人命关天的官司里，所以他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园滑世故起来。作者把他放在武松与西门庆两大强人中间，逼他着他行动，于是他的性格就被逼出来了。
３、在对比中凸现人物的个性差异和性格发展。用对比手法写人时通常所用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另一种是同一人物自身的对比。
１）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差异。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就同一件事表明立场观点。比如野猪林鲁智深和林冲之间围绕如何处理那两个公人这一事件上，就表现出鲁智深顶天立地的英雄气质和林冲胆小怕事的懦夫性格。而何九叔和郓哥对待西门庆和潘金莲奸情事件的态度，一个少不更事，不怕闯下天大的祸事，而另一个则避之唯恐不及的老练园滑。最明显的是英雄大聚义时鲁智深、武松和李逵三人的态度上。三人同是坚决反对，但表现迥别。鲁智深的深刻明智，武松的直爽悲观和李逵的鲁莽直率。处理方式的不同，就是性格使然。同是杀淫嫂，石秀的心狠手辣，机警过人，借刀杀人；武松的正气堂堂，周密细致，亲自动手。前者是个江湖好汉，义重于山，而后者则是公人，讲究合理合法。故写来自是不同。
２）人物自身的对比。这是为了写出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作品中写的成功的人物，性格都有发展变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发展变化是最难写的，因为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而是千变万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一般来说，人物的发展变化是情节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因此，这直接关系到作品有无令人信服的真实性无论是人物性格的深化还是转变，都是如此。发展有直线与反复之分，转变有正面和反面之别。作品在处理这些复杂的过程时往往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林冲、武松和杨志在作品前后出现时反差都很大，变化的过程也很复杂。有渐变，有突变，这大约就是你们学的辩证法中所说的量变与质变。作者特别重视人物的特殊经历在转变中的催化作用。林冲自受高衙内的气时性格就开始转变，他对鲁智深说的“空有一身武艺却受小人的气”时，就开始了转变的历程。但是追求和美的家庭生活始终让他难以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风雪山神庙一节，促使他迈出了这一步，性格有了飞跃。而且作者为了写充分他前后性格的差异，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情节作补充，一是借酒意赶走众庄客，二是火并王伦。这与他前边的小心谨慎，彬彬有礼真是有天壤之别。而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前后对官府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当然变化过程最复杂的当首推宋江。前边已经说过。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的忠实不二。不仅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而且掌握外部条件的时机恰到好处。
４、用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富于动作性的心理描写刻划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三国》中很少有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以叙述事件为主。描写部分以动作描写和对话描写为主。亦有景物的渲染，如卧龙冈和五丈原中的那样，但是不多，而且惜墨如金。《水浒》在这些方面有发展。倒拔垂杨柳的细节描写极为出色。先写众人吃酒，乌鸦聒得众人心烦，于是有人要搬梯子上去把树上的鸟窝拆掉。智深吃得半酣，这个插入很有讲究。如果吃得大醉，那就不会有后边的描写了，而如果没有喝酒，鲁智深头脑清醒，压根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不借酒力，这事根本做不到。这时开始了这个细节描写。要是《三国》，肯定就直写一把将树拔起。而这里则是“智深相了一相”，这说明他还没有醉，看一看是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省得出洋相。又“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这一是为了干活利索，另外也是怕把衣服弄破。准备工作做完后，这才“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作者用了这些拔较粗大东西时的一系列精确的细节，使这件事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从而凸现了鲁智深的神力。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大都比较简略，并且是夹杂在动作描写之中，不孤立地进行。如鲁达打死镇关西后，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然后就边骂边走了。这段心理描写表现了他粗中有细，机警过人。夹在其他描写之中，使人毫无板滞之感，而这在阅读那些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杰作时，是经常有的。我自己原来在读这些地方时，往往跳过。作品的这种描写对三国是个巨大的发展。使人物丰满逼真。
５、精心设计人物的出场和绰号。人物的出场多用韵语，介绍人物时很能抓住特点。如“眍兜脸两眉竖起，略绰口四面连拳。胸前一带盖胆黄毛，背上两枝横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力气，眼睛射几万道寒光。人称立地太岁，果然混世魔王。”阮小二。而人物的绰号或是取其性格，如霹雳火秦明，拼命三郎石秀；或是取其长相，如鬼脸儿杜兴，美髯公朱仝，青面兽杨志，矮脚虎王英；或取其武艺或特长如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鼓上蚤时迁。总之，无不维妙维肖，形神兼备。有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
二、情节结构的特点。情节是性格的历史，结构是内容的外现。
１、情节丰富生动完整连贯。作品的情节是故事性情节。整个作品由多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讲一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遭遇，等讲完后再讲下一个。多个情节组成全书的总情节，就是我前边讲的那个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过程，以及以后的受招安，为朝廷尽忠。每个小情节中，作者也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如智取生辰纲由刘唐报信，晃盖与众人谋划，智取的过程，由此又引出了宋江的故事。
２、结构的独特。茅盾认为作品是短篇的连缀，一个母题下统辖许多子题，互不关连，结构不严谨，不似长篇，而像个短篇集。李希凡则认为作品是个有机的主体。在一个母题组织下有众多的独立性的单线故事，虽然不构成主要人物的相互交叉的关系，但每个故事之间有联系，是个连环套式的结构。一个人物用一回或几回集中描写，即人们常说的鲁十回，武十回，完成后再写他人。而每个人的故事不仅在内容上服从于逼上梁山的这一母题，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后一个故事相连。鲁智深的故事与林冲的故事相连。这种结构出发于总体设计农民起义过程的总情节，所以也是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美国学者李培德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叙事体模式》认为，三国和水浒具有各自的叙事模式。前者的结构是冲突－－解决模式，为三条平行线型，而水浒则是情节连结模式，为环状链条型，即由一个个环组成系列。而在各环之上，还有高层结构，即英雄聚义造反集团形成，走向结局。前七十回是逐渐汇集，到七十一回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六回由环形结构分解而成，表现为五次战役的快速循环。招安又是一个段落结束的标志。降后的四次远征又是环形结构，每个战役是一个循环。但是各环这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而只是简单的重复。他的这种分析也是从内容和形式双方面着眼。他所说的高层建筑是内容上的逻辑，而各种不同的连环则是结构的形式。
三、语言特色。
《水浒》的语言特色特别鲜明，成就极高。在长篇中首次使用了口语，此后，长篇小说的口语化便成为主流。作品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经过提炼加工，成为十分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洗炼朴素，明快生动，色彩浓烈，富有生活气息。
１、叙述语言。描写场面人物和叙述事件非常洗炼，主要是用白描。语言的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再现场面的能力都很强。如大闹清风寨后，“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里。（燕顺让叫出）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质问）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小喽罗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王矮虎的性格和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致入微。先是知道这个妇人得罪过宋江花荣，并且自己私留战利品，所以偷偷藏下，等生米做成熟饭店再说。但是燕顺问起，他只好实说做了自己的押寨夫人。燕顺表示同意，并说需要再问一句话。王英此时唤出，一是不好却兄弟的情面，二是有点儿炫耀的意思，三是赔礼道歉，缓和一下与宋江花荣的矛盾。没想到被燕顺杀了。于好色的他实在是犹如剜了心头肉。但一是大家相劝，第二是宋江燕顺说的这女人心肠歹毒也是实情，所以只好隐忍不发。燕顺的工于心计和果断，也历历在目。潘金莲一见武松就起了不良之心，作者写道她“欢天喜地服侍武松”。特别是鲁智深打镇关西的三拳，已经成为了典范。第一拳打在鼻上似开了油酱铺，咸酸辣滚出；第二拳打在眼眶上，似开了彩帛铺红黑绛色滚了出来，第三拳似做水陆道场，磬钹铙齐鸣。分别从味、色、声觉着手，写的是郑屠的主观感受，从弱到强，第一拳是很难受，第二拳已经有了幻觉，第三拳则是临终前最后对人间的强烈印象。作者显然是在夸张，但是又有现实的依据。这三拳便与性烈如火，威猛凛凛的鲁智深一起，永世相传。
２、人物语言。一是个性化。如鲁智深的深沉豪放，李逵的粗率天真，林冲的斯文平稳，武松的刚正自信，王婆的油腔滑调，阎婆惜的泼辣阴狠，潘金莲的轻佻放荡。这也超过了三国。二是利用对话推动情节。举个很小的例子。杨志卖刀中的牛二与杨志的对话，就直接推动了情节的进展。
四、艺术上的缺陷。
一是情节上的缺陷。后四十几回明显是在编故事。真实性不强，单调重复。这是主题的限制造成的。二是人物形象的缺陷。主要人物在七十回后性格特色不明显，而且妇女形象的描写基本上是失败的。三是结构的缺陷。征王庆田虎与前后无关，而且写得较差，明显是败笔。后边是简单的循环，单调重复，没有多少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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