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户外广告: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68-75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06 21:07
　　六、郑庄公的伦理悲喜剧
　　郑国的由来
　　
　　研究郑国的由来，主要的根据是《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基本上取材于此，而叙述有一定的错误，应以《国语》为准。
　　郑国，姬性。开国君主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少子，周宣王的弟弟。《史记•郑世家》说是“庶弟”，而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却说是“母弟”。同是《史记》，两篇的说法就有矛盾。《汉书•地理志》也说是“母弟”，大约是以年表为根据。不过，这与继承王位的问题无关，我们就不必考证嫡庶之别了。
　　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友被封于郑（今陕西华县西北），就是郑桓公。桓公被封33年后，在周幽王八年（前774），做了周王朝的司徒。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朝廷，边境的戎狄等少数民族也纷纷内侵。郑桓公预感到周室即将覆灭，关中不是久居之地，便有外迁之意。向学识渊博的太史伯请教说：
　　“王室多灾多难，我怎么才能死里逃生呢？”
　　太史伯说：
　　“只有逃往济（济水）、洛（洛水）、河（黄河）、颍（颍水）之间是最理想的。这个地方的子男之国，东虢（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和郐（音快，今河南新密市东35里与新郑市交界处）最大，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非常奢侈和贪婪。您借口王室有难，用财物贿赂他们，把家属寄托在那里，他们必然会允许。以后他们看到王室衰弱，必然要背叛您。您若是以成周的兵众，奉辞伐罪，便可以攻克虢、郐二邑，附近的其它8个邑，也就都是您的土地了。”
　　郑桓公想往长江流域发展，太史伯告诉他那里楚国正在兴起，去不得。郑桓公又问：谢西（今河南南阳市一带）有九个州（水中可居之地曰州，指九块环水的土地），我可以到那里去吗？太史伯说：那地方的百姓野蛮贪婪，也去不得。于是郑桓公便下定了决心，依照太史伯之计行事，用财物贿赂东虢与郐二国之君，把家属和财产往那里转移。
　　郑桓公定计东迁是在幽王九年（前773），又过了二年，申侯与犬戎进攻镐京，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郑桓公也在此役中遇难。西周灭亡之后，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攻下了虢、郐等10个邑，把国家迁到这里，也就是济、洛、河、颍之间、今河南荥阳、新密、新郑一带。国号仍然称郑，以郐城为首都，称为郑城（今新密，新郑交界处）。从此以后，原陕西的郑地称为旧郑，此地称为新郑。秦灭六国，设立新郑县。
　　看来郑国的受封始祖，郑桓公是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人。他预见了西周的灭亡，采纳了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太史伯的建议，制订了一条正确的迁国决策，为在济、洛、河、颍之间缔造了一个新的郑国打下了基础。郑武公也很有作为，他继承了乃父的遗志，在东方缔造了一个新的郑国，在春秋初期，成为东方的一个强国。
　　《毛诗序》①说：《诗经•郑风•缁衣》是赞美郑武公优礼贤士的诗篇。不管是否属实，这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念：招贤纳士是国家兴盛的原因与标志。其诗曰：
　　一、缁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②兮。
　　二、缁衣之好兮，
　　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三、缁衣之蓆兮，
　　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
　　还，予授子之粲兮。
　　（一、黑色的衣服很合身啊，
　　穿破了，我又为你改做新的。
　　到你的馆舍去拜访，
　　回去，我又给你送去美餐。
　　二、黑色的衣服很漂亮啊，
　　 穿破了，我又为你改做新的。
　　 到你的馆舍去拜访，
　　回去，我又给你送去美餐。
　　 三、黑色的衣服很宽舒啊，
　　穿破了，我又为你改做新的。
　　到你的馆舍去拜访，
　　回去，我又给你送去美餐。）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09 21:25
　　“郑伯克段于鄢”
　　
　　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叔侄二人于康熙三十三年（1768）编选的古代散文选本《古文观止》，是清代以来最盛行的、具有教材性质的一部书。其中选自《左传》的文章共34篇，《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开头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左传》中第一个历史故事，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这是一个很出名的震撼人心的故事，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太酷了。
　　这件事，《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比较简略，欲知其详，必须读《左传》。
　　郑武公（前770-744）的夫人是申国的女人，姜姓，称为武姜。她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就是太叔段，段是名，叔是排行）。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生庄公，十七年（公元前754）生叔段，庄公比叔段大3岁。庄公和叔段虽然都是武姜亲生，她却非常偏爱叔段，而不喜欢庄公。原因是：生叔段是正常分娩，庄公却是“寤（音物）生”，庄公也因此起名叫“寤生”。
　　什么叫“寤生”？有多种解释。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
　　1、寤寐而生。就是睡眠中生下孩子，醒来才知道。（晋•杜预说）
　　2、生下来就能睁眼看东西。（东汉•应劭说）
　　3、就是逆生，难产，脚先出来，脑袋后出来。（明•焦竑：《笔乘》，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第三种解释是正确的。就是说：武姜生庄公时难产了，受了惊，吃了苦，所以很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而偏爱叔段。按照宗法礼制，应该由庄公当太子，作继承人，而武姜却几次要求武公立叔段为太子。武公没有答应，立了庄公为太子。
　　郑武公在位27年，死于周平王27年（前744）。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武姜没有达到让叔段继位的目的，很不甘心，又想为叔段争一块最大的封邑，以便与庄公分庭抗礼。于是要求庄公把叔段封在制（就是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庄公因为这个地方险要，而没有答应，说：如果换一个城邑，将要惟命是从。武姜又要求把叔段封在京（今荥阳东南20余里）。大夫祭（音宅）仲（祭足）对庄公说：
　　“封地的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君主怎能受得了？”
　　庄公说：
　　“老娘姜氏想要这地方，我怎么能避免祸害呢？”
　　祭仲说：
　　“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及早想对策，不要让它蔓延下去，那就不好对付了。蔓生的野草尚且难以锄掉，何况是你的受宠的弟弟呢？”
　　庄公说：
　　“多行不义必自斃，你等着瞧吧！”
　　于是庄公便把制邑封给叔段。过了不久，叔段命王畿西部、北部的两个边邑也听命于自己。大夫公子吕说：
　　“国家不能容许出现两面听命的局面，君主打算怎么办？若是想把君位让给大叔，臣请求去事奉他；若是不让，臣请求除掉他，不要紊乱了民心。”
　　庄公说：
　　“用不着这样，他将自取其祸。”
　　叔段又把两面听命的城邑完全归属于自己，并且把封地扩充到廪延（今河南延津北）。公子吕说：
　　“可以打了。他的势力日益雄厚，将要得到民心。”
　　郑庄公说：
　　“他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民众，势力雄厚也将要分崩离析。”
　　叔段缮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理武器，充实甲兵，将要袭击国都，武姜将要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这些消息，并知道了叔段起兵的日期，说：“可以打了。”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兵车、士兵两千人，去攻打京城。京城人叛离了叔段，叔段退到鄢（今河南鄢陵县北）。郑庄公攻打鄢，叔段逃奔到共（今河南卫辉市）。
　　以上的过程，基本上是根据《左传•隐公元年》的原文翻译过来的，没有添加任何枝叶和情绪化的成分。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左传》把这件事的始末都记在鲁隐公元年（周平王49年，公元前722），只是最后攻打叔段的那件事发生在这一年而已。郑武公逝世那年，庄公不过13岁，叔段不过10岁；而到了隐公元年，双方以兵戎相见时，庄公已经35岁，叔段已经32岁，事情从酝酿到发生，经过了20多年，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把《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都当成当年发生的事，那就是误读了。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12 21:22
　　叔段的结局
　　
　　叔段逃到共地以后，结局如何？《左传》没有明确交待。《公羊传》和《谷梁传》却都说叔段被庄公杀掉了。《竹书纪年》有“郑庄公杀公子圣”的记载，有人认为“公子圣”就是叔段。但古书上并没有叔段又名圣的证据，如果传抄、传刻错误，那么“圣”与“段”无论在读音上和字形上都没有相似之处，所以叔段与公子圣不大可能是一个人。
　　叔段没有被杀，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上是有旁证的：
　　“十三年（卫桓公十三年，相当于鲁隐公元年，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鲁隐公四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
　　卫公子州吁和叔段是同样的人物，他也有篡夺君位的野心，所以叔段失败逃亡在外以后，他访求叔段与他作了朋友。过了三年，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卫君，又想伐郑，帮助叔段篡位。但不久州吁就被卫大夫石碏（音确）杀掉，立了卫宣公。
　　可见，叔段逃奔在外，与卫国的州吁做了朋友，三年后，州吁还想伐郑帮助他回国篡位。
　　此外，《左传》上也有叔段没死的旁证：
　　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也就是叔段失败逃亡10年以后，郑、齐、鲁三国攻灭了许国（今河南许昌市一带），许国被郑国兼并。郑庄公在与许大夫百里的谈话中说：
　　“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可见直到叔段逃亡十年以后，他还没有死，而是“糊其口于四方”，到处流浪，看来他是在外面终老一生了。
　　
　　“春秋三传”的解读
　　
　　我们在开头就说过，《春秋》有个书法的问题，就是用简短的文字表达作者的历史观点，道德取向，《三字经》称之为“寓褒贬，别善恶”。对于郑庄公打败叔段这件事，《春秋》写作“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为什么这样写？其中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所谓的“春秋三传”，各有不同的解读。
　　《左传》说：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思是：《春秋》为什么写“克段”而不写“克弟”？因为叔段的行为不配作弟弟。为什么郑庄公打败叔段称为“克”？因为好像两个君主之间的战争，势均力敌，所以郑庄公取胜称为“克”。为什么称“郑伯”而不称“兄”？因为郑庄公对弟弟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不配作哥哥。“谓之郑志”，是说事情的结局符合郑庄公的意志。郑庄公居心要除掉叔段，眼见叔段在罪恶的道路上愈陷愈深而不加过问，以做为最后除掉叔段的理由。另外，叔段打败后，逃奔在外，为什么不写“出奔”？这是因为：“出奔”有贬义，若写“出奔”，就会把罪过都推到叔段的身上而开脱了庄公的罪过；所以史官在下笔时处于两难的境地，索性就不这样写了。“不言出奔，难之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本书的《序篇》中说过：《左传》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书，《春秋》和《左传》原来各为一书，并不相干。后来有人把《左传》和《春秋》拉在了一起，阐发《春秋》书法的那些话是后人附加的，并不是《左传》的原文。这部分文字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年帮助王莽改制的刘歆，仅仅是一种猜想，并无实据。总之，不管作者是谁，它表现了对《春秋》书法的一种解读方式，一种历史观点，如此而已。
　　我们再来看《公羊传》的解读：
　　“克之者可？杀之也。杀之则曷（何）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何）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弟何？当国也。”
　　意思是：为什么要写“克”？是表示杀了叔段。杀了叔段为什么称为“克”？是加重郑伯的罪过。为什么要加重郑伯的罪过？母亲想要立叔段，自己却杀了他。你不把君位让给他就算了，还要杀了他，太过分了。段是谁？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写成“弟”而写成“段”？这是因为段如同敌国一样。
　　《公梁传》的解读是：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段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贼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意思是：为什么写“克”？是有能力的意思。有什么能力？杀人的能力。为什么不说是杀？因为叔段有兵众，是交战中杀的，不是亲手杀的。叔段，是郑伯的弟弟，但为什么不写作“弟”，是公子而不写作“公子”？是为了贬低他。叔段失去了子弟之道，所以要把他看成贼寇，而又认为郑伯太过分了。为什么说郑伯过分？是因为他处心积虑地达到了杀段的目的。为什么写作“于鄢”？是表示到远方去杀人。这和从母亲怀里夺过来杀死一样，都太过分了。那么，郑伯应该怎么办？对贼寇不要穷追，要让他逃跑了，这才合乎亲亲（亲爱亲人）的原则。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15 21:04
　　对比研究
　　
　　把“三传”的说法加以对比，“三传”的解读一致的地方在于：
　　第一，都认为郑伯不配作哥哥，叔段不配作弟弟，二人的作法不合乎兄弟之道，所以在《春秋》的书法中写作“郑伯”，写作“段”，没有出现“兄”、“弟”的字样。这是春秋时代，“兄不兄”、“弟不弟”现象的一个缩影。
　　第二，《左传》说“如二君”，《公羊》说“当国”，《谷梁》说“有徒众”，都表示是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集团的斗争，而不合乎兄弟之间的“亲亲”之道。
　　第三，三传都认为：郑庄公为了达到除掉叔段的目的，对叔段的罪过始则不加过问，没有履行教导与警示的责任，使叔段愈陷愈深，直到他公开发动了叛乱，庄公才打出重拳，一举将其击溃。《左传》的“讥失教”、“谓之郑志”；《公羊》的“大郑伯之恶”；《谷梁》的“处心积虑成于杀”；都是这个意思。
　　总的看来，“三传”解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最大的区别是：《左传》没有郑庄杀弟的意思，而《公羊》和《谷梁》却都强调了一个“杀”字，都把“克”解释为“杀”。这不但不符合字义，也不符合史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叔段出奔于共以后，史书上就没有再交待他的下落。但从一些旁证来看，他并没有死，而是“糊其口于四方”，到处流浪了。这里再补充一个证据：叔段原被封于京地，称为“京城大（太）叔”，而《左传》又称他为“共叔段”，表明叔段在共地居住甚久，如果只是暂时在这里避过难，是不会出现“共叔段”的称呼的。
　　应该指出：“三传”的解读，只表明“三传”的作者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的历史观点，而他们对字面的一些解读多为牵强附会，不过是往自己的历史观点上硬套罢了。什么“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克之者何，杀之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等等，都是胡批乱讲，未必都是原义。其实《春秋》的书法并不像《春秋三传》和后来的今文学家所解释的那么复杂、微妙和烦顼，是后人故意把它复杂化、微妙化和烦顼化了。就拿这条“郑伯克段于鄢”来说，原义不过是郑庄公在鄢地打败了叔段，其中哪有那么多的“微言大义”？正如说“中国护航军舰击退索马里海盗”一样，这十几个字只是一个事件的纲目，并不包含什么“微言大义”。如果硬要像《春秋三传》那样咬文嚼字、牵强附会，那也可以这样说：
　　“曷（何）为先言‘中国护航军舰’，后言‘索马里海盗’？中国护航军舰为正义一方也，索马里海盗为邪恶一方也，正义压倒邪恶也。‘击退’者何？正义克邪恶，邪不侵正也。正义克邪恶何言击？你不打他他就不倒也。曷言‘索马里’？远地也，表明中国扬军威于远洋也。”
　　这样的解读，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总之，“三传”的咬文嚼字，我们不必太当回事，而是要重视“三传”在解读《春秋》“微言大义”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
　　
　　掘地见母
　　
　　和“郑伯克段于鄢”有密切联系的一件事，是郑庄公掘地见母。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郑伯克段于鄢”的续集。
　　这件著名的历史故事，很富于传奇性。《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源出于《左传》，写得比较简略。我们还是把《左传》的记载转换成白话，记述在下面。
　　郑庄公打败叔段之后，把母亲姜氏流放到城颍（今河南临颍西北），发誓说：
　　“不到黄泉之下，就不要再相见了。”
　　过了不久，庄公自己觉得这话说得太绝情了，又感到后悔。
　　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南）的封人（镇守边疆的领主）颍考叔听到了这件事，想要为庄公母子二人调解，为了能见到庄公，便献给庄公一些礼物。庄公接见了他，并赏赐他吃饭。他在吃饭时，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觉得很奇怪，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
　　“小人有母亲，全都尝过小人的食物，却没有尝过君主的肉羹，请让我把这些肉带回去给母亲吃。”
　　庄公一听这话，触动了他的心思，感叹地说：
　　“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我却偏偏没有。”
　　颍考叔明知故问说：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庄公把原因告诉他，并且说自己已经后悔了。可是自己已经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能相见”。如果誓言不算数，是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颍考叔说：
　　“这有何难。在地下挖掘一个隧道，掘到黄泉（地下水），你们母子在隧道里相见，不是相见于黄泉吗？谁能说是违背了誓言？”
　　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话，便命令有关官员负责组织人工挖掘隧道，直到挖出地下水。完工之后，选择一个好日子，武姜首先进入大隧之中，然后庄公进入，赋诗说：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庄公与母亲见面后，少不了要有母子抱头痛哭的场面，尽管《左传》、《史记》等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一细节。庄公搀扶着母亲从隧道之中走了出来，姜氏赋诗说：
　　“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氵曵 （音页，和乐貌）。”
　　于是母子二人和好如初。
　　由于颍考叔的智慧，这出母子之间的伦理悲剧以喜剧的形式而告终，形成了大团圆的局面。但他们真像诗中所说的那么快乐吗？真像《左传》所说的“遂为母子如初”吗？只有天知道！
　　接下来，《左传》有一段“君子曰”，加以评论。这是《左传》的史论部分。这些话或者是作者自己的话，或者是引用其他贤明人士的话。《左传》的原文是：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君子说：颍孝叔，是纯粹的孝子。爱他的母亲，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止境，永远惠及你的同类’，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18 21:27
　　在伦理的审判台上
　　
　　对于郑庄公伐弟绝母这件事，后人有许多评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春秋三传”就基本上定了调子，认为郑庄公对弟弟叔段的过错，没有教育与及时制止，任其把过错逐步升级，最后才进行讨伐，使其一败涂地。《谷梁传》说郑庄公“处心积虑成于杀”、“处心积虑”这个成语就由此而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郑庄公设下了口袋，让叔段往里面钻。《左传》说的比较含蓄，但“谓之郑志”四个字，简直是诛心之论，是说叔段的罪过是郑庄公希望看到的，让他作恶，然后理直气壮地除掉他，是郑庄公一手策划的，是他的心志。“三传”定了调子，后人大多跟着这个调子唱下去，于是郑庄公便成为逆子，恶兄，伦理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明人冯梦龙编写、清人蔡元放改编的《东周列国志》说：
　　“郑庄公是奸诈狡猾之徒。”
　　清人二吴在《古文观止》的按语中说：
　　“郑庄公欲杀弟……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
　　现代的大学课本，在分析《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时，也多采取类似的说法。如：
　　“它描写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③
　　“郑庄公是个残忍而不孝不悌的人，却伪装和善。”④
　　此外，还有许多，俯拾即是，不及备述。
　　但也有人对郑庄公不那么反感。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
　　“春秋时期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
　　他所说的“厉害”，是在赞赏郑庄公的政治权谋，还没有涉及到对母亲和弟弟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对郑庄公伐弟绝母这件事，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虑，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呢？笔者试从以下的几个层面来分析，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第一，这个伦理悲剧的源头来自姜氏。郑庄公和叔段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只是因为生庄公时难产，使她吃了惊，受了苦，尽管这不是郑庄公的错，她却因此就不爱这个儿子，而偏爱分娩顺利的叔段，一直为他争地位，争权利，最后竟怂恿和帮助他发动了叛乱。这个女人是多么自私和邪恶，多么没有人性！这是做父母的对所有的子女不能一视同仁，而偏爱个别子女、从而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历史的典型，这个反面教员是值得古往今来的所有做父母的引为戒鉴的。在当代，由于父母偏爱而酿成的家庭悲剧也时有所闻，读一读《左传》和《史记》的有关篇章，是会有所补益的。
　　第二，对于郑庄公来说，他面对着两难的选择。和自己分庭抗礼、酝酿发动叛乱的是自己的弟弟，后面还有亲生母亲在策划。如果叛乱还没有发动，事情刚刚出现苗头时，就去进攻叔段，他会担当不仁不义的罪名，对母亲也无法交待；在出现苗头时不去进攻，又等于养痈遗患。所以他一忍再忍，不肯出手，直到最后事态严重不能再忍时，才出兵打败了叔段，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秩序。从《左传》开始，大多数论者认为郑庄公是故意让叔段积累罪恶，以达到最后除掉他的目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叔段和姜氏发动叛乱，是他们主动策划的，还是郑庄公促成的？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策划和发动的吗？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怨不了别人。而认为郑庄公对弟弟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更是说不通的，这样的顽弟，后面还有恶母撑腰，是能用教育的手段解决的吗？至于郑庄公一开始就预见了他们的失败，不过表现了一种科学的预见性，并不能解释成郑庄公的阴谋。我们常常说：战争贩子必然失败，帝国主义必然衰亡等等，难道也是什么阴谋吗？台湾学者傅隶朴说：
　　“庄公……只以母所钟爱，远嫌避议，不加抑制，《诗》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若以为有意杀弟，恐未必然也。’”（《春秋三传比义•隐公元年》）
　　傅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第三，郑庄公对于弟弟和母亲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在鄢地打败了叔段，叔段逃奔到共地，他并没有穷追不舍，置之于死地，而是放了弟弟一马。前面提到：过了10年之后，庄公还对许大夫百里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表明这是郑庄公的心灵之痛，在言谈之间颇有歉疚之意；也表明他不是毫无人性的，不然还主动地提起这件事干什么？春秋时代，父诛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事多了，有谁像郑庄公那样，表现过歉疚之意？以后到了唐朝，被称为旷世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也没听说他表现过歉疚之意。在这一点上，能说郑庄公比唐太宗还阴险吗？
　　对于母亲，他窥见了颍考叔的孝心，触动了自己的心灵之痛，终于在颍考叔的开导之下，上演了一出“掘地见母”的悲喜剧。人们多认为郑庄公此举是在伪装、作秀；但也应该从另外的一面来考虑，那就是：郑庄公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
　　总之，我觉得：郑庄公对于弟弟和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情，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大多数心黑手辣的古代帝王中，还是很难得的。人们只是谴责郑庄公的阴险，狡猾和玩弄权术，却没有看到他的宽洪和豁达，这实在是一种相沿已久的偏见。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21 21:24
　　郑庄公的政治艺术
　　
　　以上仅仅是从伦理和亲情的角度来分析。但这主要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问题，不过是披上一层家庭、亲情的外衣而已。在古代封建和宗法制的前提下，政治结构具有浓厚的家庭色彩，在各级统治集团中，父子、兄弟的关系，往往就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等级关系，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拿郑庄公和叔段的关系来说，二者既是兄弟关系，又是君臣关系、中央政权与地方领主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主要方面。所以我们在评论“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历史事件时，首先应该从政治的、国家的角度来分析。过去那种仅仅从伦理、亲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倾向，是一种偏差，是政治问题的庸俗化，并不可取。
　　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考量，地方领主发动反对君主的武装斗争，是不是应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太绝对化了。造反，也有理，也没有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地方领主代表一种新兴的、进步的力量，发动的是革命战争，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那就应该予以肯定。反之，如果地方领主并非什么新兴的、进步的力量，而是一个自私的野心家，发动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权力，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那么这种武装斗争便是叛乱，便是搞分裂活动，开历史的倒车。这样的造反有什么理？《诗经•郑风》里有《叔于田》、《大叔于田》两首诗，是叔段的拥护者对叔段的阿谀奉承之词。从诗里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叔段长得很美，是一个帅哥，好喝酒，打猎，驾车服马（如同今之“富二代”或“官二代”好玩名车一样），此外则无善可陈。看来他是一个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不干什么正经事。他的起兵不是为了革命或改革，而是搞叛乱，搞分裂，毫无正义性可言。而郑庄公的平叛则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据《左传》记载：郑庄公听说了叔段已经定了发动叛乱的日期，命公子吕带兵去进攻叔段所盘踞的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隐公元年）。表明战争刚刚开始，京人就叛变了叔段，叔段并没有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们只要改变一下视角，淡化一下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把这件事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那么郑庄公与叔段的谁是谁非，便不难迎刃而解了。
　　郑庄公不愧是一位有理性、有谋略的政治家，他处理这件非常棘手的亲情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叛乱事件是很得体，很有分寸的。因为对方是弟弟和母亲，所以他一开始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不激化矛盾，冷静地关注事情的发展动向；因为事关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命运（这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不得不在最佳的时机里坚决出手平叛；因为对亲人不能把事做绝，为了维护伦理道德的底线，安定世道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精神文明”），所以他在战争取胜后，给弟弟留下了条活路，又实现了与母亲的和解。这些作法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又使亲情不至于完全破裂，真是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严厉性和宽容性较好地结合起来，实在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艺术。历史上的各个王朝，类似这样的政治和亲情纠合在一起的政治斗争多了，有多少君主能像郑庄公处理得这么漂亮？毛泽东说郑庄公“厉害”，不管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厉害”的真谛应该在这里。
　　郑庄公被骂了两千多年，愚以为：可以休矣！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24 21:07
　　颍考叔之死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也不是一条因果铁律，历史上的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颍考叔这位大孝子，并没有得到善报。他在促成郑庄公母子和好以后，过了十年，却在战场上被自己人暗箭射死。
　　害死颍考叔的人是子都。此人姬姓、公孙氏、名阏（亲烟），字子都，和郑国国君是同族。孟子说：
　　“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子都是天下闻名的最漂亮的人，不知道子都长得漂亮，那简直是没长眼睛。
　　孟子所说的这位子都是什么人？清代考据家阎若璩说：
　　“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详为男为女。”
　　但多数学者认为：《孟子》所说的子都，指的就是郑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的名子还见于《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阝显 有荷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音居）。”
　　（山上有不成材的扶苏树，
　　沼泽里有荷花。
　　没有见到子都，
　　却见到轻狂的恶少。）
　　这是一个女子的恋歌。子都，代指恋人，也是帅哥的代称。这个女子本来想去会见和心中偶像子都一样美的恋人，却遇到了轻狂的恶少，真是太倒霉了。这首诗既然是郑国的民歌，说明子都是郑国的一位家喻户晓的帅哥。认为《孟子》和《诗经》上的子都就是郑国大夫公孙阏，应该是对的。但子都虽然长得美貌，心胸却非常狭窄和狠毒，很像《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周瑜（不是历史上的周瑜）。
　　事情发生在鲁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712）。这时颍考叔已经从边地颍谷调到郑国的朝廷做大夫。郑国打算攻打许国，5月，在太宫（郑国祖庙）颁发武器，子都和颍考叔争夺兵车，颍考叔拉起车辕就跑，子都手持大戟追了上去，追到大路上，没有追到，子都因此非常生气。
　　到了这年的7月，郑国联合齐、鲁等国的军队进攻许国，郑庄公亲自领兵，颍考叔和子都都随同出征。军队到了许城（今河南许昌市东）城下，攻城时，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称为“蝥弧”的大旗抢先登上了城。子都见颍考叔抢了头功，不禁妒性大发，从下边用暗箭射颍考叔，颍考叔中箭，从城上摔下来，死于非命。另一郑国大夫瑕叔盈又举着“蝥弧”大旗登上了城，挥动着旗帜大喊：“国君登城了！”郑军在大旗的激励之下，全部登城而入。这一仗，许国被郑国吞并，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27 21:02
　　子都的下场
　　
　　子都的下场如何？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东周列国志》说：郑庄公回国后，深恨射死考叔之人，但不知是谁放的暗箭，便命士兵诅咒三日。到了第三天，子都被颍考叔的鬼魂附体，来到庄公面前哭诉，自称是颍考叔，“臣登上许城后，被子都暗箭射死。臣已请于上帝，要子都偿臣性命。”说完子都以手自探其喉，喉中喷血如注，登时气绝。
　　在戏曲舞台上，有一出武生戏叫《伐子都》，很多剧种都有，常见的是京剧。剧中表现子都被颍考叔的鬼魂附体，精神错乱，自述射死颍考叔的经过，然后气绝身亡。演子都的演员表现气绝身亡时，从三张高桌上一个跟头栽下来，需要扎实的功底。豫剧《伐子都》又名《火烧子都》，饰演颍考叔的演员要口中吐火，烧死子都。戏曲是根据《东周列国志》的情节演绎而成的，基本内容是鬼魂索命。
　　林汉达的《春秋故事》说子都在大伙儿诅咒、猜疑的氛围中，受不了内心的煎熬，拔剑自刎而死。
　　但无论是鬼魂索命也好，心虚自刎也好，都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左传》说：郑庄公知道颍考叔是被人放暗箭射死的，让士兵每一百人拿出一头公猪，每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或一只鸡，共同诅咒射死颍考叔的人。这里所说的诅咒，不是骂大街的意思，而是古代的一种巫术。用猪、狗，鸡等给神上供，在神前诅咒，请求神让被诅咒的人倒霉或死亡。现在在民间还偶而可以见到这种遗风。
　　有的学者认为：郑庄公明明知道颍考叔是子都害死的，但因为子都受到庄公的宠爱，庄公不想追究此事，加刑于他，搞巫术不过是为了平息众怒而已。清、石韫玉《读左卮言》和当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皆主此说。
　　不过，不管郑庄公明知也好！不知也好，他所发动的“诅咒运动”却是没有效果的。《左传》上并没有记载这件事对子都产生什么后果，看来是不了了之了。
　　《左传》还记载：到了鲁庄公十六年（郑厉公23年，公元前678），郑厉公杀了两个大夫：公子阏与强鉏。二人被杀因为他们是祭仲（祭足）的同党。祭仲在郑国专制朝政多年，厉公曾长期逃亡在外。回来复位后祭仲已死，厉公便纠治了祭仲的党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这个公子阏是公孙阏之误，被杀死的就是子都，其说可信。这时距颍考叔之死已经35年，如果当年子都还是一位25-30岁的青壮年将领，这时已是60-65岁的老人了。当然，他的死是受到了另外一件事的牵扯，与颍考叔那件事没有什么关系。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郑世家》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3、《左传》隐公元年，隐公十一年
　　4、《公羊传》隐公元年
　　5、《谷梁传》隐公元年
　　6、《国语•郑语》
　　7、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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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至今仅存毛氏一家，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又称为《毛诗》。《毛诗》在每篇诗前有小序，说明该诗的写作背景、作者、主旨等。还有总纲式的大序。《毛诗序》又称《诗序》，作者说法不一，有子夏、毛公、卫宏等，一般认为是汉代学者所作。
　　②粲：《尔雅•释言》：“粲，餐也。”
　　③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上册，北京出版社，1987出版。
　　④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1-29 21:05
　　七、悲情鲁隐
　　
　　 提起鲁国来头大
　　
　　鲁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后代，在今山东省南部。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克殷后，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传说中的古帝少昊故地，今山东曲阜一带）为鲁公。但周公旦没有就封，由儿子伯禽前去治理鲁国。伯禽到鲁地之后，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施政情况。周公问：“怎么这么晚？”伯禽说：
　　“变更当地的风俗，改革当地的礼制；死了父母的人，要等服孝三年脱去孝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才报告晚了。”
　　而姜太公受封于齐国（今山东北部），五个月之后就向周公报告施政的情况。周公问：“为什么这么快？”姜太公说：
　　“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来做，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太公听说伯禽报告施政的情况很晚，叹息着说：
　　“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北面事奉齐国了。为政不能做到简单易行，百姓就不会靠近。只有平易近民，百姓才能归服。”
　　看来姜太公是很有政治眼光的。鲁国是个礼仪之邦，好搞繁文缛节，倾向于保守，所以发展较慢；而齐国顺从民俗，为政简易，比较开放，所以后来齐国强于鲁国。
　　伯禽下传考公、炀公、幽公、魏（微）公、厉公、献公、真（慎）公、武公、懿公、伯御（无谥号）、孝公、惠公。惠公（公元前768-723）进入春秋时期。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1-12-01 20:59
　　隐，桓身世考
　　
　　鲁惠公在位46年，下面是隐公和桓公。关于隐、桓二公的身世，《左传》和《史记?鲁周公世家》有不同的说法。
　　《左传》的说法是：惠公的嫡夫人孟子没有生儿子。孟子死，惠公又娶声子为继室，生下了息，就是隐公。宋武公有个女儿叫仲子，生下来手上就有文字：“鲁夫人”，所以宋武公就把仲子嫁给了鲁惠公为夫人，生下了允，就是桓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说法是：惠公的嫡夫人（孟子）没有生儿子。惠公的贱妾（就是声子）生隐公息（一作息姑）。隐公年长，惠公为他娶了宋国的女人（仲子），娶过来之后，惠公看到这个女人生得很美，便夺过来作了自己的妻子，立为夫人。这位仲子夫人生下了儿子允，被立为太子，就是桓公。
　　对于《史记》的父夺子妻的说法，学者多不相信，如三国、谯周《古史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他们质疑的理由是：
　　第一，与《左传》的记载有矛盾，《左传》并没有“父夺子妻”的内容。
　　第二，古书上都没有说鲁惠公是个无道的君主，《史记》的说法并没有其它的证据。
　　但也有人相信《史记》的说法。童书业说：
　　“此说合乎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或尚可信。”（《春秋左传研究》）
　　《左传》和《史记》的说法，哪个应该采信呢？一般认为《左传》的史料更为原始一些，应该采信《左传》的说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左传》叙事有时受《春秋》的影响，有避讳的地方，所谓“为尊者讳”，言不尽意，闪烁其辞，也并非完全可靠；而《史记》的说法，太史公或者另有所本，只是因为古代文献多有佚失，我们已经查不出它的来源了。清末学者于鬯（音畅，1854-1910）把《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对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而《左传》则多有避讳。
　　于鬯认为：《左传》说：“仲子生而有文（文字）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但仅仅说“归于我”（归于我国），不说归于什么公，其中就有问题。及至读到《史记?鲁世家》，才知道这件事史官难以措辞。原来惠公为息（隐公）娶了仲子，却夺为已有，写“归于隐公”不合适，“归于惠公”也不合适，只好含糊其辞地说“归于我（我国）”。而《左传》说：“仲子生而有文（文字）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是惠公编造的，是为了掩饰真相，更为了说明惠公“父夺子妻”是天意。“是三传作传者（左、公、谷）皆明知有此事，特皆不明笔耳”。（《香草校书》卷3）（按：于鬯，字醴尊，号香草。）
　　笔者认为：于鬯的说法是可取的。童书业认为《史记》的说法“合乎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有一定的道理，但应该加以修正。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度下，父家长在大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从别的部落娶来或通过战争抢来的漂亮女人，父家长可以遂心所欲地优先占有。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婚姻形态已经改变了，仅有其残留而已。所以不应该说这是“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而应该说是“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婚姻形态的残留”。
　　总之，《左传》和《史记》的说法并不矛盾，不过一个是隐讳之辞，一个是明说罢了。这是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具体表现。
　　现在把隐、桓二公身世问题的结论概括一下：
　　鲁惠公的元妃（夫人）是孟子，没有生下儿子就死了。继室（《史记》称“贱妾”）声子生息（一作息姑），就是隐公。隐公长大以后，惠公为他娶了宋国的女人仲子，被惠公夺过来据为已有，生了儿子叫允（一作轨），就是桓公。《左传》为了避讳，隐去了这件“父夺子妻”的事，又记载了大约是惠公根据仲子的手纹牵强附会的“有文在手”神话，以宣扬惠公娶仲子的合理性。
　　至于隐、桓二公身分的尊卑，根据“子以母贵”的原则，那就要看二者的母亲哪一位身分高了。《左传》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
　　杨伯峻认为：继室，是续娶的意思，并不能代表身分，但应该不是夫人，如果是夫人，就要说明了。《史记》说是“贱妾”，表明她的身分是不高的。
　　而仲子，《史记》说：
　　“登宋女（仲子）为夫人，以允为太子。”
　　但关于仲子的夫人身分，许多学者表示怀疑，从而允（桓公）的身分也就成问题了。苏轼说：
　　“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苏轼集》卷一百五，《志林?论古?鲁隐公不幸》）
　　他认为隐公不是嫡子，惠公也不是嫡子，二人的身分是一样的。
　　童书业经过考证，认为仲子不算是嫡夫人（正夫人），但其地位是比较高的。
　　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还是认为《史记》的说法是对的，仲子就是夫人，允就是太子。这与《左传》的记载也不矛盾，《左传》说仲子有文（字）在手：“鲁夫人”，尽管具有神话性，但现实就应该是“鲁夫人”，不然预言就不灵验了，而《左传》上的预言基本是“灵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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