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粗精加工的区别:张家栋：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想象还是现实？

      　　摘要：当西方世界在反思“9·11”事件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穆斯林国家反西方的政治立场，何为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可考的。具体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虽然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特征，但是宗教或文明并非是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并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世界与思想蛮族之间的一种冲突。

    　　“文明冲突”概念最早是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使用的①，但“文明冲突论”则最早出现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做的一次演讲②。1993年，为了回应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发表了《文明间的冲突》一文③。1996年，他又将这篇文章拓展成一本使其在政治学界以外获得很高知名度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将是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但这一理论到底是提示了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源，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魔咒？这些都让学者们争论不已。

    　　一、文明冲突论的实质

    　　很多学者在解读文明冲突论时，很容易陷入两个误区：第一，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仅仅以“文明”为范式去解读。亨廷顿列举了七八种文明，但是如果仅仅以宗教为核心考察要素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何主要信奉基督教的韩国和菲律宾也会被划入儒教文明范围之内，也不能明白为何不对基督教与天主教进行区别。事实上，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概念，除了他公开宣扬的宗教内核以外，还有一些隐性要素，实际上是宗教、种族（生理特征，如肤色等）和民族三位一体的④。并且，这三个要素在文明概念中的权重也不是标准化的，而是根据分析对象不同而区别对待。例如，在涉及日本时，更强调其民族特征；在涉及俄罗斯时，更强调其宗教；在涉及北非的黑人时，更强调其穆斯林属性；在涉及南部非洲的黑人时，则更强调其肤色，而不管事实上很多非洲人是信奉基督教的。

    　　第二个误区是：很多学者容易忽略文明冲突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并且对美国国内政治问题认识不足。文明冲突论首先不是国际政治问题的写照，因为冷战后的世界并非按照文明间界线来划分的，其反而可能是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子。但在美国，任何涉及民族、宗教、种族等问题的词汇都是高敏感的，任何人一旦沾染上种族歧视的污点，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将没有生存之地。因此，亨廷顿的国际政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美国国内政治经验。并且，把亨廷顿对国际政治中基督教白人在世界上主导地位丧失可能的担忧，理解为美国国内WASP（指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美国人）政治主导地位丧失的担忧也更为贴切。因为在世界上，基督教白人一直没有占多数，不存在数量上失去优势地位的问题。但是在美国国内，WASP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确实面临着拉美裔、亚裔和非洲裔的强大挑战。

    　　在解决了上述两个认识误区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文明冲突论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而是以半公开的方式揭开一个当代世界的语言禁区：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之间，是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并且，这种矛盾与冲突在冷战后仍然有可能是国际、国内冲突的主要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就包含了人类冲突中的大部分形态。

    　　文明冲突论提出以后，在冷战后世界的和平气氛中无疑是一块巨石，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与激辩。这一理论甚至得到很多非西方学者的推崇。因为文明冲突论强调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意味着其他文明拥有与西方文明类似甚至是平等的地位。这种假设让很多非西方学者激动不已，并起而和之。但事实上，在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我们与他们。从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历史上一切过于简单化的理论，总是倾向于把一切偶然现象上升为必然、把一切片断事件扩大为整体、把一切变化状态固定为永恒，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很多人都认识到，文明冲突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可能破坏世界和平、为冷战后美国重新确定目标敌人的工具。为此，伊朗领导人就曾提出一种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理念，联合国则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⑤。从总体上看，文明冲突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非常明显。虽然亨廷顿列举了七到八种文明，但主要的论述对象是西方文明如何在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面前维持自身的中心地位。其次，文明冲突论还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所有文明都像西方文明一样，都试图获得帝国主义权力。这种假设事实上是将西方文明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文明之中，而无视其他文明所具有的特质。最后，文明冲突论过分夸大了文化因素的意义，而贬低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等因素的重要性。

    　　事实上，从宗教这种被文明冲突论认为是文明的核心要素出发，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乃至犹太教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这三大宗教都是一神教，都认同共同的先知，以至于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宗教。如果一定要说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也不会存在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而可能存在于一神教（monotheism）与多神教（polytheism）之间。东方多神教在根本上与那些不容忍其他信仰、坚持只有自己才掌握着真理和事实的文明不同。由于宗教上的排他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以至于在政治和其他领域，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也认为自己的国家形态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任何其他人和国家都必须遵循这种模式，听从自己的指导，否则自己就可以合法地使用各种强制性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论确实包含着以西方文明再去征服其他文明的心态。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和民众都面临着“我是谁？”这一问题，都面临着 认同危机。结果，一些国家纷纷拿起宗教文化来作为重塑国家身份的工具。在印度，政府正在努力将印度教（Hinduism）树立为国教，每个印度公民都应该是印度（Hindu）文化的代表；伊斯兰国家也在用宗教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早就是针对其他民族的一种工具；在很多东亚国家，传统文化正在被重新拾起，成为培养国家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文明间冲突（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的界线，似乎不像文明冲突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文明与另外一个文明在地缘意义上的对垒，而是分散在各个国家、各个角落的不连续的矛盾与冲突。

    　　二、文明冲突论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述

    　　文明冲突论的重心本来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国家行为体并不是其关注重点。但就是在一片论战之中，“9·11”事件爆发了。“9·11”事件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很多反对者停止了攻击文明冲突论的声音，认为这起事件可以部分地证明文明冲突论的有效性。但令人意外的是，亨廷顿本人却在“9·11” 事件后不久就宣称，“9·11”事件的根源不是文明间的冲突。但无论如何，“9·11”事件都使文明冲突论成为考察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角度。

    　　在诸多论述中，亨廷顿都将恐怖主义视为文明冲突的一种形式。在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冲突中，文明冲突论将恐怖主义视为非西方弱者的两种武器之一⑥。特别是论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时，认为尽管所有宗教都涉及不同形式的暴力活动与恐怖主义之中，但是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穆斯林比其他宗教信徒更多地涉及这些活动之中⑦。因此，存在着一条伊斯兰世界的血腥边界线⑧。亨廷顿特别强调在伊斯兰与西方的非对称性冲突中，一方对恐怖主义手段的应用情况，认为自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就在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出现了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在这场准战争中，一方使用恐怖主义手段，而另外一方则使用空中力量、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⑨。

    　　但是，亨廷顿并没有对为什么恐怖主义成为这些冲突中的首选武器进行系统分析，其理解还局限于“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就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这一观点上⑩。并且，他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也没有建立在理论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只是经验地发现，在当代世界中，穆斯林更多地从事了恐怖活动。事实上，不仅仅是伊斯兰教，许多宗教都曾经被用来为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提供合法性。同时，亨廷顿也认识到，介于15－30岁之间的庞大失业群体，是导致伊斯兰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个自然根源。但是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伊斯兰世界。

    　　简而言之，根据亨廷顿的分析，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本身(11)。国际社会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恐怖活动，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或对抗。在他看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穆斯林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对伊斯兰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腐败、颓废和不道德的，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12)。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在西方并不少。美国学者罗宾·赖特就认为：“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文化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伊斯兰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13)而在另外一方，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也与其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同行一样，倾向于使用简便的反帝口号和把西方恶魔化(14)。当被问及对文明冲突的态度时，本·拉丹 （Osama Bin Laden）就回答道：“这（文明冲突）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15)

    　　如果仅仅从上述这些事实和立场出发，文明间的冲突似乎是必然的，不仅仅会导致大规模恐怖活动，还有可能导致像在古代和中世纪那样的文明群体间的大规模战争。也可能是想到了这些，一些西方政要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才会很自然地从“9·11”事件及其随后的国际反恐怖活动，联想到十字军（Crusader）东征。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本·拉丹专案分析人员米切尔·休尔（Michael Scheuer）的忧虑：“目前，本·拉丹领导的力量与美国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对抗，正在迅速地向文明间冲突的方向发展”，“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暴力冲突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事务的主要特征”(16)。

    　　但即便被很多文明冲突论者认定是文明间冲突的十字军东征，在其表象与事实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当时的西欧教会与贵族鼓吹，这是一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生死搏斗，但实际上十字军战士不仅仅在巴勒斯坦与穆斯林作战，还消灭了法国和德国的犹太人以及拜占庭（Byzantine）的基督教徒。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只是那些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9·11”后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9·11”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这一规模空前的恐怖事件，是否源于基督教与穆斯林、美国人与阿拉伯人，或其他文明要素之间的冲突？或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潮流，是根源于文明差异还是根源于利益冲突？事实上，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经常被双方的很多人描绘为文明间的冲突，称其将会日益恶化。但是，过去8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恐怖活动和反恐怖活动等方面，都与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不一致。

    　　首先，伊斯兰国家不仅没有形成反西方的统一战线，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反而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怖志愿者同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之中。从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从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到乌兹别克斯坦，穆斯林国家积极参与到国际反恐活动之中。在其他文明群体之中，中国等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很多非洲国家都与美国建立起密切的反恐合作关系。反而是西方阵营中的法国与德国， 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分歧很大。

    　　其次，与很多人的预计不同，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并没有因为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活动而恶化，所谓美国反恐“越反 越恐”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是经不起认真的结构分析。从表1可见，虽然从总量上看，“9·11”后世界恐怖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但安全局势真正 急剧恶化的只有伊拉克等少数国家。而伊拉克问题主要源于战争后遗症，不能反映世界恐怖活动的整体状况。另外，南亚的恐怖主义局势看起来也有恶化趋势，但这一方面是由于主要的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之中，容易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反恐怖时代，很多国家更乐于将本国发生的暴力事件定义为恐怖事件，从而影响了统计标准和最终的统计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冲突论全无意义，也不意味着文明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范式。如前所述，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除了公开宣示的宗教等文化因素以外，还包括着种族和民族等要素。在这种定义之下，文明对恐怖主义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比同一文明间的冲突更加频繁、持久和暴力”(17)；这一论断也是部分正确的。从总体上看，文明曾经作为旗号或黏合剂，在集团性冲突中发挥过减缓或加剧的功能，但是文明很少（如果不能说从来没有）是冲突的真正根源。

    表1　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伊拉克　     3　　　 14　　　   147　　　 849　　　 2024　　　3946　　　2343

中东其　 506　　　612　　　 351　　　 507　　　 1025　　　 594　　　 76

他国家

南    亚　 180　　　811　　　 610　　　 463　　　　883　　　1206　　　 422

世界其　1043　　 1211　　　 791　　　 828　　　 1064　　　 914　　　 638

他国家

合    计　1732　　 2648　　    1899　　　 2647　　　4996　　　 6660　　 3479

　　资料来源：National Memorial Institu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m， MIPT， http：//www.tkb.org/Home.jsp，2008年1月29日。该数据库已经关闭。

    　　冷战结束以后，恐怖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异常的社会行为，更是少数族裔、边缘群体与主导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方式。恐怖主义问题因为两个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被恶化：一是全球化，二是现代技术赋予个人的力量。在过去，个人和小组织不可能攻击整个国家和社会；但是现在通过复杂的现代技术和通讯手段，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现代恐怖主义的这种特征，不仅仅与文明间的差异没有因果关系，反而与文明间的融合和相互渗透有关。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文明特征共同汇合成一种无特征的全球性文化，恐怖主义往往体现为一种个别的、以无政府主义形态表现出来的不连续的活动。恐怖主义不仅仅不是文明主体对垒、对抗的一种方式，反而是一个文明世界中小的、功能紊乱的因素针对文明主体的一种暴力方式，是各文明主体共同面临的挑战。

    　　四、恐怖主义的本质与文明冲突

    　　文化差异并不必然会产生冲突，但是文化差异又与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仅仅从文明范式出发，并不能认识恐怖主义问题的全貌；而完全排斥文明范式，也不符合当代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部事实，特别是不符合当今以基地网络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对整个非穆斯林世界的事实(18)。19世纪末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19)。而在目前正在盛行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中，伊斯兰教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虽然学术界和有关国际组织迄今不能达成一致有效的定义，但是对恐怖主义还是形成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从目标上看，恐怖主义是一些非国家行为体（个人和组织）用来迫使政府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战略或战术。像伊斯兰极端分子，就想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来迫使本国政府接受其对伊斯兰教的极端解释（20），并根据自己的极端解释来重组政府甚至是国际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恐怖主义并不是宗教极端分子的专利工具。长期以来，一些极左、极右和民族主义组织也经常视恐怖主义为重要手段。并且，恐怖主义既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最终政治目标的战略，又有可能作为一种实现短期目标的战术工具。恐怖组织可以通过恐怖活动来破坏政治稳定，通过恶化支持群体的生存环境来扩大自己的支持群体（21），也可以吸引媒体的更广泛关注。

    　　当然，上述战略和战术目标，也可能通过非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一些组织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是因为受到了以下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制约：第一，这些组织或群体被排斥在政党的政治过程之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合法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要求；第二，缺少足够广大的群体支持基础，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运动；第三，与政府或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严重不对称，处于弱势状态(22)。因此，任何一个组织或运动，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制约之下仍然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有可能走上恐怖主义道路。在很多情况下，恐怖主义这种非对称性手段，可以给予弱势组织在时间、空间和手段选择上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组织选择目标，主要与其战略价值而不是身份有关。在相同条件下，一名官员的被袭击的概率要高于平民，因为这更能引起媒体的关注；西方人的战略价值也有可能高于非西方人，因为这将更能引起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的关注，有利于传播恐怖组织的声音（23）。另外，一个国家的对外干涉活动越多，就越有可能与 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相关联，就更有可能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西方国家是对外干涉活动最多的国家，而伊斯兰世界中很多国家受到西方的干涉。结果，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针对西方目标的恐怖活动就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部分。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这一问题中，文化差异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非问题的根源。    
  　　但事实是，“9·11”事件一发生，很多美国人心中马上就想到了1500年前的另外一幕：罗马城的陷落(24)，立刻感觉到所谓“野蛮文明”的威胁，感觉到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正面临着空前的危险。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这些人将世界分成好与坏、黑与白，而那些坏人总是属于另外一个陌生的文化、说着其他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他们”。正是在这种情绪下，美国政府才会让广大阿富汗民众来偿还一小撮人犯下的罪恶，才会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和更多的地方。因此，文化差异不仅会对恐怖主义等暴力活动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反恐活动和其他“正义活动”施加类似的负面效应。

  　　结语

  　　要想准确认识文明、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方面进行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当西方世界在反思“9·11”事件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穆斯林国家反西方的政治立场，何为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也许是不可考的。具体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虽然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特征，但是宗教或文明并非是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换句话说，恐怖主义 并非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世界与思想蛮族之间的一种冲突。

 

  来源:《社会科学》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