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机价格:性学十三讲 第五讲

 第五讲        性问题和性教育
        现在孩子们都很早熟，性发育提前了，从而性兴趣和对性的要求也提前了，这是在社会发展进步的情况下，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提高了的结果，也是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但是由此引发了几个矛盾：第一，生理成熟程度和心理成熟程度的矛盾，生理发育了，心理上还远不成熟；第二，有性要求和能实现这种要求的矛盾，青少年十几岁就开始有性兴趣和性要求了，但是结婚要到二十几岁，中间有一段“性空白期”。第三是在新的条件下特别需要性教育，但是,社会重视性教育还需要一个过程，社会有阻力，家庭也有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一些婚前的性宣泄渠道，需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
            一、自慰
        自慰，是青少年性宣泄的一个主要途径，旺盛的性能量往往通过这个途径得到释放。当然，许多成年人，哪怕是和异性有正常的性生活的成年人，有时也用自慰作为满足性需求的一种补充。在人类满足性需求的各种方式中，也许可以说自慰是仅次于性交的主要方式之一。
        可是，长久以来，人们对自慰行为却充满着偏见，称之为“手淫”。古老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就把“手淫”骂做不道德和违反天性的。千百年来，许多人总认为“只有那些生性懦弱的、不能抵御生理上和道德上的邪恶的人才会去做，而这种邪恶不仅来源于肉体，也来源于精神”。“摸这个地方是下流的，下流的行为反映出下流的思想”。以上这些观点不仅是外部的谴责，也包括当事人的自疚，即一面禁不住自慰，一面又自我谴责，有严重的负罪感。
        1767年，法国著名医学家蒂索写成了《论手淫所引起的种种障碍》一书，影响很广泛。西医界几乎公认“精神病是手淫引起的”。几百年来，直至20世纪，每一种能想得到的病痛都被归因于“手淫”，从生疮到精神错乱无所不包，例如肩膀歪、人瘦下去、疲惫、失眠、一般的体虚、神经衰弱、呆滞、视力下降、消化不良、胃溃疡、阳痿、智力低下、生殖器癌等等，不一而足。谁家出了低能儿或疯子，人们就认为这就是“手淫”造成的恶果。
        19世纪西方的父母曾强迫孩子穿紧身衣或戴金属手套睡觉以防止自慰行为。他们以类似中世纪贞操带那种“生殖器槛”扣住他们，而且把男孩的阴茎插入为了防止勃起而设计的周围布满长针的管状物中。医生们建议父母以湿冷的床单包住小孩；把孩子的手绑在床柱上，或者把他们的脚绑在一起；或是把被认为会引起夜间勃起的许多食物如起司、芦笋等从孩子的饮食中除去。如果用这些方法无法达到目的，就使用“更能持久的方法”，如在孩子的阴茎上放水蛭；使用电流或热铁把生殖组织烧掉；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手段，如阉割和切除阴蒂。
        当然，事实上并没有一种东西能降低性欲和杜绝自慰行为，不论人们如何诅咒、责骂、处罚与防范，“成百万的男孩仍然忍不住要干。许多男孩则陷入克制——复发——再克制——再复发的怪圈之中。对一个人的人格来说，没有什么比这危害更大的了”。（金西：《人类男性性行为》）
        根据金西的调查，美国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年龄和自慰行为的关系是：
        根据金西的调查，男性自慰的频率，个体差异很大，有人从未有过，有人一生中只有过一两次，有人长期以来每周平均有20次甚至更多；有人的高频率一直持续到结婚，也有人婚后直到老年仍然保持每周三、四次；有一些人到70岁还有自慰行为，但不再有性高潮；有些频率高的人能比其他人高出几十倍。据金西调查，青春期初期的最高潮频率是每周平均23次，在20岁时最高为15次，在50岁时最高为6次，60岁时为每两周一次。
        在所有女子中，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自慰行为的约占62％，至少有一次达到性高潮的约占58％。从年龄来看，女子到7岁时自慰行为的发生率占4％，到12岁时（青春期初始的平均年龄）占12％，到13岁时占15％，到20岁时占20％。但是，在41岁至45岁的曾婚女子中却高达58％，这可能有几种原因：年龄增大后，性反应可能反而增强了；年龄越大，靠人际性行为来释放的可能性越小，迫使更多的女子转向自慰；对较老女子的“手淫禁忌”常常减弱了；较老女子在和男子的性活动中有更多的经验，所以更懂得在自慰中获得同样的性满足。        单身女子的自慰发生率（20％～54％）高于在婚女子（23％～36％），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通过自慰以达到性高潮的频率，单身女子平均每周0.3～0.4次，在婚女子平均每周0.2次。但是把16～50岁的单身女子与21～55岁的在婚及曾婚女子相比，其间的差异很小。女子的其它类型性行为中也是如此。这是女性存在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和男性的最大差异之一。
        根据芝加哥大学的调查（这是迄今西方社会中最新的且有代表性的一次性调查），在18～24岁的年龄组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占58％，女占35％；在24～29岁的年龄组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占72％，女占41％；在34～39岁的年龄组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占63％，女占47％；在44～49岁的年龄组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占65％，女占43％；在54～59岁年龄组中，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占48％，女占21％。
        从以上数据看来，有过自慰行为的男女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么多；除了54～59岁年龄组外，18～24岁的年龄组有过自慰行为的比率是最小的；男子自慰比率最大的是24～29岁的年龄组，女子自慰比率最大的是34～39岁的年龄组。
        在中国，缺乏这方面的可靠数据。根据刘达临于1989年至1990年主持的中国两万例性调查，中国的大学生（一般为18岁至22岁）自慰行为的发生率男为59.0％，女为16.5％。调查报告发表后，一些海外学者认为这个数据偏低。但是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耿文秀博士于同期所作的2000名大学生的性调查，还有香港大学吴敏伦博士1991年在上海所作的2300例大学生的调查，男女大学生自慰行为的发生率与此相仿。以这个数据和芝加哥大学的调查数据相比较，男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也大致相仿，但女大学生的自慰发生率只是美国的一半，这当然有来自文化的巨大影响。
        在著名的《海特性学报告》中，作者就公开地赞美自慰行为：事实表明，女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舒心愉快地达到性欲高潮，她们什么时候想要，性欲高潮就什么时候来（为数众多的女人在一次自慰过程中可以达到数次性欲高潮），毫无疑问，女人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肉体获得享受；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们应该怎么去做。女人的性欲本来并没有问题（功能失调），而是社会在性的界定上和这一界定把从属角色分派给女人上有问题。
        但是，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直至20世纪90年代，多数性学家们都赞同“手淫无害”，但并不一定要去提倡它。目前，人们对自慰的态度约有以下四种：
        1.自慰有益，值得提倡；
        2.自慰无害，可听之任之；
        3.自慰有副作用，最好少做或不做；
        4.自慰有害，要加以反对。
        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是少数性学家，持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是多数性学家，持第三种观点的主要是社会上的一批较为开明的人士，持第四种观点的是社会上占相当大数量的人。
        尽管对于自慰行为的看法目前还很不统一，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慰行为本身并不会引起人们性生理和性心理方面的不正常，但是自慰行为所引起的内疚、负罪感和惶恐心理却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十分有害。        二、婚前性行为
        青少年越是性早熟，对性的兴趣越大，从性发育到结婚之间的“性饥饿期”（或称“性空白期”）越长，自控能力越差，婚前性行为就越多。人随着性行为逐渐规范化了，一般限制在夫妻的范围之内，至于那些不规范的性行为，较多地发生于婚前与婚外，而婚前性行为多发生在青少年中间。
        在历史上的一切文化中，无论原始的、古代的或近代的，非婚性交都一直是一件关乎社会的大事。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人们一直认为婚外性交比婚前性交的危害更严重。在古代赫梯、亚述和巴比伦的法典中，婚外性交都是关于财产权的问题，而不是伦理或道德的问题，它首先涉及的是丈夫对妻子的占有权以及他的其他特权。当然，在近代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反对婚外性交并不完全是财产权问题了，而主要因为这可能造成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从而影响社会的巩固与稳定。
        婚前性交就和婚外性交不同了，它一不涉及财产权问题，二不影响婚姻制度与社会的稳定，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法典中，除了订婚之后，婚前性交极少提及。但是，这绝不能说明人们是赞同婚前性交的，甚至还要加以某种程度的反对。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出自对女子贞操的重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担心未婚先孕而给社会、家庭造成混乱，同时，婚前性交也可能造成一些矛盾与纠纷。
        金西认为，人类男性大多数有过婚前性交，这根本不足为奇。从10岁到青春期所有的男孩中，有22％的人曾试图性交。婚前性交的总发生率因阶层而异，差距很大：大学文化的约占67％，高中文化的占84％，而高中以下文化的竟占到98％。在下层社会的某些群体中，15岁以下男孩中没有过婚前性交的，竟连一个也找不到。而在女子中，根据调查，近50％的人在婚前有过性交合。
    金西所处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了。据美国儿科教授A·霍夫曼报告，1979年美国各大城市1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有过性交行为的男子占77％，女子占69％。1980年澳大利亚15至16岁的学生中有过性交行为的，男子占58％，女子占47％。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青少年性行为的状况也不尽相同。青少年中婚前性交比率较低的国家有日本、韩国、中国等。1984年，日本有过婚前性交的16至21岁的男性占15%，女性占6%；1983年韩国有婚前性交的男性占16%，女性占5%；1989年中国有过婚前性交的男大学生占8.3%，女大学生占4.2%。
        2000年，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胡珍等人对507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有过婚前性交的大学生占11.3%。
        20世纪以来，青少年第一次性交的年龄在不断地下降，在这方面，芝加哥大学从事性调查的学者们有一些比较资料。那些出生于1933年到1942年之间的美国男子和女子，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是18岁。那些比他们晚出生20年到30年的美国男子和女子，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提前了大约6个月。
        至于第一次异性性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为什么要发生婚前性行为，据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调查统计，90％以上的男性都说，他们的第一次性交是自愿的，有不到8％的男性说他们虽不愿意但也同意了，只有不到0.3%的男性说他们的第一次性交是被迫的。对女性来说，有70％的人说她们的第一次性交是自愿的，24％说她们只不过是同意了而已，有4％的女子说她们的第一次性交是被迫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也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即使在西方社会的“性革命”已露颓势的时候，一些东方国家和地区仍盛行不衰。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东方国家和地区，“性革命”的来势不如西方国家那么猛烈，其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也可能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个滞后作用。
        在香港，根据卫生署的统计，20岁以下的少女终止怀孕（堕胎）的数字，由1989年的1085宗持续上升至1993年的2279宗，4年之间增加了110％。前往家庭计划指导委员会接受终止怀孕手术的20岁以下的少女，也由1991年的106人增至1995年的121人。这些只不过是合法地终止怀孕的数字，而在境外或以非法途径进行手术则无法统计。
        在中国台湾，青少年的性开放也十分突出。台湾的一些性学家归纳近20年的研究表示，台北的男大学生有性交经验的比率，1988年比1979年增加了70％，女大学生有性交经验的比率也由4％增加到6.9％。在1997年台湾性教育协会所召开的年会上更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现代大学生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和对方发生性交关系的竟达100％。       对于婚前性交的心理表现，金西说过一些十分精辟的话，深刻地阐明了社会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他说：
        任何一种性行为类型的心理后果，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者和她所在的社会群体对此如何评价。有时会在性交合之后产生的烦恼，极少是由行为本身或其中的体能输出而造成的。仅有的不良机体后果不外乎几种：偶然会意外怀孕，极少的情况下会染上性病，绝无仅有地会造成身体损伤。但是，如果性行为使一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组织发生公开冲突，那么其心理后果就是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所谓性行为引发的不良后果，常常是由于他或她无法承认或拒绝承认自己实际上从中获得了满足；或者是由于他或她顽固地相信，性行为不是根本不能满足自己，就是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带来意外的后果。这一切，都是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性态度的反映。
        我们的数千例调查，完全能证实我们的上述分析。在这数千女子中，任何一种性行为的当事者中，有许多人日后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心理烦恼；但同是这种行为，却使另一些人产生了羞耻、自责、绝望、铤而走险，甚至企图自杀。最简单的事也能被这样的人弄成魔鬼般的可怕。这些烦恼实际上都是由当事者本人的性态度和社会戒律所制造出来的，但是由于不理解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烦恼最能直接证明：性行为本身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和不道德的。
        他又指出：
        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有的严惩近乎一切类型的性行为，有的却把同样的行为视为快乐的源泉和社会价值之所在。大多数文化都赞赏异性性交合，但佛教徒和天主教士却禁止它。同性性行为在一些文化中被处以刑罚，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受到宽容。有的文化则把它当成神圣的宗教仪式，就连佛教徒也允许它存在。凡是本文化所接受的性行为，都没有使个人产生内心冲突，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不解的难题；而另一个不接受这种行为的文化，会谴责、惩处、禁忌甚至动用刑法来严惩它。结果这同一种行为，却会使这个文化中的个人产生负罪感和神经崩溃，也会使个人与社会整体发生严重冲突。在美国，那些自我刺激的、有过异性亲昵的、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与动物有过性行为的、运用了在生物学上完全正常却被我们的特有文化所禁忌的性技巧的男男女女们，其大部分烦恼也同样都是来自上述原因。
        以上我们较多地引用了金西的一些言论和统计，是因为金西所处的20世纪40至50年代的美国，性开放的的情况颇与现代中国有相似之处。据1985年北京进行的千人调查，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人占64%，而1982年为80%。在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的人群中，女性占66.4%，男性占59.4%，女性略多于男性。可是在1989年由刘达临主持的全国性调查中，在3072名大学生中，对婚前性行为认为“基于爱情就可以”和“双方愿意就可以”的，男性占86.5%，女性占66.2%。这个比率如此之大，可能和大学生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有关，也可能和中国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在8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变化有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大幅度上升。
        对于婚前性行为应该有一个比较合乎情理、合乎科学的看法。当然，对许多性问题，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法会不尽相同；但是，人性是相同的，只要社会发展程度相类似，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同大于异。
        人类的性行为有其自然性。“食、色性也”，“年壮则慕少艾”，这是人的天性。青少年到了青春发育期以后，有了性兴趣和性欲要求，于是想实现这种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婚前性行为有时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创伤，但是正如金西所说的，问题并不在于婚前性行为本身，而要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此抱什么态度。
        另一方面，人类的性行为除了自然性以外，还有社会性。婚前性行为绝不是个人的私事，绝不只是逞一时之快，它至少会影响对方，甚至影响后代，还会影响社会秩序。因此，不能只凭性本能行事，要自控，要考虑后果，性行为是一种责任行为，当青少年在心理成熟程度上、在独立生活能力上还不能对这种行为负责时，就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行为。正如琼·瑞尼丝所说的，“或许你应该以心理‘尚未’准备好而不是以‘不想要’的态度考虑延迟性交，而且是当你们本身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真的都已准备好的时候，才发生性交”。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不同的社会关系有些是可以加起来的，有些是相互排斥的，每一种社会关系被用来满足一种需要时就获得了满足这需要所需的感情内容，带着不同的感情内容的社会关系因为感情内容不能相混而互相排斥了。性的关系带着极其强烈的亲密感情，甚至可以说是不顾一切的冲动……这种强烈的冲动可能销毁一切后起的、用社会力量所造下的身份。”他又说：“性可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
        事实的确如此，许多男女青少年由于过于年轻，心理很不成熟，往往不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婚前性行为所引起的影响学习、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怀孕等问题。现代科学的确能成功地把性交和生殖分离开来，但是青少年或是由于不掌握避孕知识，或是虽掌握了知识但不能实际应用，因为婚前性行为大多是偶发的、没有准备的，而不是预谋的，如果一旦在人际关系或怀孕等问题上发生了问题，就像长堤决了口，后果将难以收拾。        三、性教育
        马克思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
        讲到性教育，人们总认为是通过课堂、书本向青少年灌输些什么。这当然是性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是性教育绝不仅仅是这种耳提面命式的，由于性贯穿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以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生活的影响和熏陶，接受潜移默化式的性教育。这种教育受家庭和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极大。人在孩提时期所接受的主要就是这种教育，有人也称之为性角色教育。
        孩子在不断地生长，在生长过程中会从家庭和社会吸收大量的信息，其中的一些信息将指导他们成年期的性行为。这个吸收过程从以父母为主的信息源开始，发展为家长和传播媒介的混合信息体系，外加伙伴群，最后是学校。家长对信息的控制随孩子的年龄增长而减弱，减弱过程在孩子进入学校后进一步加快了。每个信息来源都以不同的效率提供着不同的信息。
        父母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在向孩子传递关于两性关系的信息，例如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进入父母卧室；是否可以同父母共睡一张床；父母性交时所发出的声音是否可以让孩子听见，如果被孩子撞见了父母在性交该怎么办，等等。弗洛伊德主义者提出，父母性交不避子女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在家庭生活中还有另一些规则，例如父母可以不可以在孩子面前暴露自己身体的隐私部分；孩子是否可以暴露自己身体的隐私部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暴露，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暴露；孩子是否可以和邻居家的异性孩子玩耍，会受什么限制，等等。
        孩子会从父母那里获得明确的性知识，一般说来，女孩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更多，但这些知识大多只限于月经、怀孕和生育，而且这种信息来得过迟。
        到了5岁至11岁之间，各类其他因素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加了，在这以前，一直是父母控制着儿童的生活，父母是他们生活中的中心人物，但是自孩子进学校后，控制中心转移了，教师、伙伴和其他人的性信息越来越多地影响孩子，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一个男孩或女孩，什么是男人和女人，这些信息影响孩子们的性度，影响着他们对异性以及对性的态度。
        在此期间，书籍、电视和其他各种传播媒介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不过这种教育可能会起误导作用。
        电视、画报对孩子有很大影响，他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吸收其中的性信息，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性信息偏差很大，人物角色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所传播的“性知识”中也有不少谬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控制与引导，是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的，特别在一些色情比较泛滥的地区更是如此。据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统计，45％的学童看过色情漫画，最畅销的《少年快报》突破20万份，大部分取材自日本。日本儿童每年消耗十多亿本漫画书，其中半数具有性题材，目前在日本电视、报章中也在广泛讨论这个问题。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所接收的性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伙伴。伙伴群亚文化在儿童性教育方面的重要功能是专做那些成年人不愿做的事情，但是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这正是气味相投，如其所好。由于对性信息的严格控制（不仅包括有关性的具体知识，而且包括性的意义及感觉），成年人就把关键的信息角色交给了儿童和青少年的伙伴群，这几乎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这种儿童期和青春期的秘密性文化，成年人尤其是家长极少能涉足其中。
        在美国，早在1917年，就有人做过有关人们的性信息来源的调查。在直到80和90年代所作的各种性调查中，对“谁给你的性知识最多”这个问题的回答中，90％的人回答说是朋友，无论是属于哪一阶级、种族或宗教，儿童都是通过和朋友交谈来学习性知识的，因为这个群体中的人非常谈得来，信息交流非常及时、坦诚和真实。
        以中国为例，情况也是这样。据1989至1990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调查，中学生主要是和同性的同学、伙伴谈论性问题的，男生占86.7％，女生占50.9％；主要和异性的同学、伙伴谈论性问题的，男生占83.5％，女生占70.1％。对大学生来说，可以和朋友谈这方面知心话的，男生占84.6％（其中同性朋友占62.0％，异性朋友占22.6％），女生占75.9％（其中同性朋友占54.4％，异性朋友占21.5％）。
    年轻人从这个来源所获得的性信息和性知识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一知半解的，甚至有不少奇谈怪论，特别是那些关于节育、堕胎、绝育、同性恋及其它异常性行为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