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防蓝光镜片: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其人其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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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其人其事
江晓原
一、从留法哲学博士到北大教授
在二十世纪初期，张竞生算得上中国学术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在那里选修了法文，伏下了 他后来留学法国的因缘。在这里他还认识了孙中山。后来他去上海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 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据说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德国人施特拉茨的《世 界各民族女性人体》一书，这是通过收集整理世界各民族典型女性人体照片和资料，来确定 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女性人体特征的人类学著作。他反复阅读此书，这又伏下了他日后研究 性学的因缘----最终他却为此而弄得身败名裂。人世间的祸福，实在是倚伏无定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 秘书。有人认为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确 实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据说为 汪精卫探监报信的就是张竞生。
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 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 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到法国，先入巴黎大 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又入里昂大学哲学系，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 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法期间，他也热心于社会活动，曾与 汪精卫、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发起组织“法华教育会”，对其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 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 的学问，心中则是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宏愿。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 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上他推行一些改革，如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之类。如果说这些改 革是那时新潮人物行事中应有的风格，那么他上任伊始就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 生育”----当然不被理睬，未免显得太不合时宜，太书生气十足了。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似 乎也可以从这件事上看出一点端倪。
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出了风波∶一个学生在他所提倡的游泳中不慎溺 死，再说他的那套西化的教育改革也被认为“不合国情”，于是去职。那时蔡元培正在北京 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竞生来到当时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是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正好大大施展一番平生抱负。
二、在北京大学
当时的北京大学无疑是中国最活跃的学术中心，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张竞生 一到北大，就和胡适 一同接待了当时欧美生育节制运动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 (Margart Sanger)之访华。此事似乎兆示着张竞生在北大的学术活动自始至终仍是与性学结 着不解之缘。不久又曾积极组织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访问，但爱因斯坦中途变卦，未能成行。
张竞生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也就是今日的计划生育，堪称先 知先觉，但因“不合国情”而大受抨击。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 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称赞。张竞生将这些学说统 称之为“美的学说”。1925年他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提倡“性 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主张学习美国的经济组织法和日本的 军国民组织法，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臻于富裕之境”，“进为强盛之邦”。《美的人生观》 出版后，周作人在文章中称赞作者极有“天才”。张竞生还组建了“审美学社”，提倡美育。 接着又组建了“性育社”，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张竞生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
二、爱情是可比较的。
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这样的观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不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许多人士参与了对此“四 项定则”的讨论，其中包括鲁迅、许广平等人。观点当然不尽一致。但是能够公开讨论爱情 是何物，在当时也不失为非常解放之举了。
那时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浓厚的自由化气氛，学术研究很少禁区。比如说民间的色情歌 谣，就在学者们的研究之列，并且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1922年又开始发行《歌谣》周刊， 其征集条例中说∶“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周作人等 人对此事非常热心。而张竞生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受此自由研究氛 围之影响，认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风俗等，当然也在应该研究之列，于是在1926年5月以 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却没料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 大波，他本人由此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 价。
三、《性史》风波
《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册。书中收集的是张竞生通过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中的几篇，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这些议论多是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审美情趣和生活经验出发的，略举一段为例∶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于是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浑如篇》、《性史》等书。”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
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
与周作人当时这样的持平之论相比，其他一些人后来的态度就要激烈得多了。比如这场风波之后十二年，阿英在抨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王小逸----他的小说中不时有些准色情内容----等人的小说时，就说∶“简言之，可称为《新性史》，实由于其对于性行为的无掩蔽的写述。”《性史》被视为色情作品的同义语。再过三年，潘光旦在霭理斯《性心理学》译序中，将张竞生斥为“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还说“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是终究“忍无可忍”云云。
《性史》如何使张竞生大被恶名，还可以看张竞生后来的自述，他在自传性质的作品《十年情场》中说∶“近来有些人以为我是巴黎长期的学生；习染了法国的淫风。看《性史》如猪狗的苟且，尽情地任它发泄出来。又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性史》就是现身的说法！”
张竞生被此恶名，实在是很大的冤枉。
他在报纸上登广告征集性史材料，是和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的教授们事先讨论过的。当《性史》第一集出版时，他已经征集到二百余篇，原准备继续出版若干续集。但他一看社会反应不佳，立刻取消了出版计划，并且通知书店第一集也不可重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他已经落入一个百口莫辩的陷井之中----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第一集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据说达十集之多。张竞生不得已，诉诸法庭，有一次也曾判不法书商罚款五百元并不准再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法查出出版者，只能徒唤奈何。张竞生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希望澄清事实，结果也收效甚微。世人大多以为《性史》连同所有的续集都是张竞生编印的。
据张竞生自述，他印《性史》第一集，得稿费二百元，他都分发给了各个作者，自己未拿一文。书店预支给他的第二集稿费一千元，他通知取消出版计划时也全数退还了。那时北大的教授收入甚丰，经济非常宽裕，并不会把这点钱看得多重。然而攻击他的人却传说他编印《性史》赚了几十万大洋。
四、来到上海----“美的书店”与“第三种水”
《性史》风波，正是在1926-27年之际。那时北大教授每任教四五年后照例可请假出洋游学一两年(薪水照发)，张竞生已符此例，遂请假南下。到上海时，恰逢张作霖攻入北京，派刘哲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去职，蔡元培在北大的旧制多被更张。据张竞生自述，他为此决定脱离北大，就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性史》风波闹得声名狼藉，在北大存身不住才去上海的。
当时的书店往往编辑、出版、销售集于一身，“美的书店”也是如此。张竞生与友人集资两千元，在上海福州路500号开张。出资最多的友人谢蕴如就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另外请了几位临时编辑。开张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
“美的书店”编印的书籍主要有三类∶
一是《性育小丛书》。这是从蔼理斯著作中所论各种性问题编译而成，通常每个专题约一两万字。丛书采用平装本，封面上都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又因丛书定价低廉，因而购者踊跃，非常畅销。
二是普通文艺类书籍，包括美学、宗教、艺术等。
三是浪漫派文艺和文艺丛书，如《卢梭忏悔录》、《茶花女》之类。
在此期间，张竞生又创办《新文化》月刊社，社址在今上海淡水路复兴中路口丰裕里94号。《新文化》创刊于1927年1月1日，封面上标举“中国最有新思想的月刊”，内有“社会建设”、“性育”、“美育”、“文艺杂记”、“批评辩论”、“杂纂”等栏目。创刊宣言中称∶
到如今，我国尚脱不了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尤可惜是连这一半文明尚是旧的、不适用的！故今要以新文化为标准，对于个人一切事情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
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样惊世骇俗，我们当尽量地介绍，并作一些有系统的研究。创刊号上就展开了“妇女承继权”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知名人士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都在《赞成妇女承继权者签名书》上签名。《新文化》月刊的“批评辩论”栏也非常吸引读者。月刊的印数曾高达两万份，成为当时少见的畅销杂志。
“美的书店”之兴旺一时，或许还与另一个经营特色有关。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学生意”还一直是男性的职业，但是“美德书店”却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
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
“美德书店”所编印各书中，在当时最引起争议的，或许就是张竞生那本《第三种水》。
所谓“第三种水”，是指在性交过程中女性达到快感高潮时，从阴道中所射出的一种液体。此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家早已发现，也已经被现代的医学观察所证实。张竞生特别标举“第三种水”，本是强调性交中不仅要让男子感到快乐，更要让女子也达到快感高潮。他还相信，出现“第三种水”时受孕而育的孩子可以更加健康。为了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张竞生又主张采用某些气功来辅助，如丹田运气之类。在今天来看，其说当然不无猜测臆想之处，但总体上并非谬误。
“第三种水”之说当时遭到周作人、潘光旦等人的抨击。他们认为此说是“不科学”的；又说丹田运气之类是企图复兴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论，到了今天，我们早已不难发现，这些抨击当然不全正确----有的是因所见不广，有的有点“上纲上线”。当时张竞生自然不服，也写文反驳，大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以前那些将张竞生说成“堕落文人”、“ 无耻文人”的作品和传说中，经常向人们描绘如下一幕戏剧化的场景∶“流氓无赖来到‘美的书店’，向年轻的女店员要‘第三种水’。”似乎“美德书店”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下三滥”场所。其实这种传说本身就是偏见的产物----认定去买“性书”的人必然就是流氓无赖。
“美的书店”虽然一度非常兴旺，却是好景不长，只两年光景就关门歇业了。据张竞生自述，是因为书店业同行嫉妒、恶意倾轧的结果。内情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考证。
五、婚姻与恋爱观
张竞生17岁时，曾由父母作主，在家乡与一比他小两岁的女子结婚。几年后张竞生在上海念书时这位女子即去世，两人未有子女。
35岁那年张竞生与褚问鹃在北京结婚。一年后生一男孩，取名真儿。但是到上海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张出走。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第2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其中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褚问鹃)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张竞生又在《新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然而褚问鹃的友人则在《语丝》124期上发表文章反驳张竞生，说是因为“张竞生热衷于跟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问鹃的不满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对于张竞生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十年情场》一书中，他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而他自述编印《性史》的三种动机之一，就是“即主张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下面这段关于“美的书店”期间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
书店雇员有许多女性，又相当漂亮的，而在社会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么，我对于女子必有许多浪漫的故事了。实则，说起来真奇怪，连我自己在后想起来也觉奇怪，在这个时间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可是事实是如此，我为写出自己的真实传记，有就说有，无的不能捏造为有呢
在他看来，这一两年内“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也难怪有人会将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现身说法了。
六、身后是非谁管得
“美的书店”歇业之后，张竞生于1929年去杭州讲学，结果被浙江警方以所谓“性宣传罪”驱逐出境。幸得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原是他在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 的资助，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并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译著计划。张竞生抵法 后，在巴黎郊外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工作室。却不料陈铭枢去职，资助不再能够获得，译著计 划无法实施。陈铭枢愧对老友，乃以私款15000元赠张竞生，使他仍得以在国外过了几年安 定生活。1933年他再回国内，那时主持广东省政府的陈济棠也是他的同学，陈济棠给他一个 “实业督办”的头衔，委他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兼广州《群声报》编辑。
不过张竞生此时似乎已经壮志消歇，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不久他回到 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竞生出任饶 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他在浮山创办饶平县农业职校，推广农业新技术，还写 了《新食经》、《饥饿的潮州》、《山的面面观》之类的作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曾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林业厅 技正、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等职。这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 觉。张竞生回首往事，董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 《夜灯报》社出版(大陆有1988年昆仑出版社的印本，但书名是《情场十年》)，《浮生漫 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据说他在 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文 化大革命”这一劫，他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1970年他在“牛 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张竞生一生的社会活动，除编印《性史》一事因过于超越国情，在当时产生了消极的社 会影响之外，其余皆为有益于社会、有功于文化之举。而对于编印《性史》一事，他事后不 久就一再反省思考，在《十年情场》一书中，更是对此深自忏悔！且看下面这段独白∶
我在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去纠正我的错误。在后我到上海开“美的书店”时尽是介绍蔼理斯的学说，至于该书所附的性史与我国人的性史一件不敢介绍。但可恨太晚了，性学淫书被人们混视为一途了，我虽努力改正我的错误，但已来不及了。“性学博士”的花名与“大淫虫”的咒骂，是无法避免了。时至今日，尚有许多人不谅解。我的自责，我的忏悔，也极少得到人的宽恕了。朋友们，听它吧！听它命运的安排吧！我是习哲学的，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痛自改过与竭力向上，这些是应该的。
张竞生几十年的大恶名，就是因为一册小小的《性史》而起。此事的动机本来完全是好的， 不妥只是在于施行的方式和时机考虑欠周，使得不法书商有了可乘之机，张竞生自己成了他 们的牺牲品。 然而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人们的观念也是在不断开放的，“谈性色变”的年代毕竟已经 过去。张竞生的乡亲们没有忘记他。1984年，当地政府为他正式恢复了政治名誉。1988年， 为了纪念他的100岁诞辰，特意召开了“张竞生博士学术思想讨论会”，颂扬他是一位爱国 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出版他的文集之事，也已经不止一次被提到一些出版社的议事日程上了。
附记：
本文作于1995年，如今两卷本的《张竞生文集》已经由广州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 其中包括了《十年情场》和《性史》第一集。
张竞生:一册"性史"半生蒙垢
张竞生，这是一个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名字。
他曾获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
他是民国第一批留洋博士，也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
他曾在《晨报副刊》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鲁迅说他的观点“25世纪或能通行”；
他第一个提倡计划生育，比马寅初还早37年，第一个在大学课堂讲授“逻辑学”，第一个提出“美治”思想；
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和确立风俗学，最早翻译卢梭的《忏悔录》，最早发表人体裸体研究论文；
然而，一册惊世骇俗的《性史》，累他声名狼藉，招来骂名无数。直至终老，他都未能摆脱“色情博士”这个嘲讽有加的“名号”。
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一种为世人难容的浪漫。这个屡败屡战的浪漫斗士，倔强倨傲，特立独行，骨子里却又透着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爱的至情至性。
只是，当繁华与喧嚣褪尽，所有的浪漫都成为他落寞晚景中的一段活色生香却又令人黯然的回忆。留给世人的，仍然只是一个孤独倔强的背影。
今年是张竞生诞辰120周年，三联书店近日将出版《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作者张培忠细述张竞生传奇一生。
因为历史尘垢的遮蔽，张竞生仅以“性学博士”的面目传世。幸而在他去世后近40年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在其它领域的学术价值：他不仅仅是一个启蒙的性学家，他还是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家和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
陈璧君约他救汪精卫
在一条暗巷的小寓内，见到满面凄凉的陈璧君，未满二十的张竞生无计可施，只有惋惜这个计划的难成。
1904年，已在家乡广东饶平入读中学的张竞生，因为笃信“振兴新军，就足把列强势力打出国外”，考入了当时由两广总督兼总办、授课程度等同高等学校的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法文班。
他传奇而喧嚣的人生长卷由此初露华丽的一角。
1906年，18岁的张竞生“因为偷看当时革命人士所出版的《民报》”，大受影响，剪去发辫。尔后，又因带头整理伙食，被学校开除。在该校副监督、地下革命党人赵声的举荐下，他赴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教诲，他决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1909年，张竞生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法文系。
极富戏剧性的是，入读数月，就有熟人来会，说是与陈璧君同来谋救因谋炸满清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的人，约他晚间与陈密谈。
“在一条暗巷的小寓内，见到满面凄凉的陈璧君。”多年以后，张竞生在《浮生漫谈》里回忆道，“按满清政府当时的条例，捐纳一个实缺的主事后，再谋为法部监狱的监狱官，由此就可以把汪放走了。”然而，当时尚未满二十的张竞生无计可施，“只有惋惜这个计划的难成。”但显然，这次“谋救”开启了张竞生通往革命的另一扇门。
武昌起义胜利后，汪精卫得以出狱，并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京津保同盟会”。张竞生赴天津加入同盟会。
1912年，24岁的张竞生更获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协助伍廷芳、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谈判，促成清帝退位，终结了封建王朝。
留学法国恨不敢娶欧妇
由后回想，我真是大呆子。我不够大胆……就这样牺牲自己，牺牲他人……空向西风挥洒同情泪，究之对东风也无一点好处。
1912年，对革命有功的张竞生，作为中华民国首批稽勋留学生，公派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大学哲学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快意人生”。
“在法国，别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即是：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在这里，张竞生开始淋漓尽致地张扬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
18岁便奉“父母之命”被迫与邻村一位许姓女子成婚的张竞生，在结婚当日，便觉她“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俗不可耐”。
而他记忆中的巴黎，“坐在电车上好似有一股热烈的气氛，如水蒸气一样在围绕着我！”步子“又矫捷又婀娜”的法国女子，更是“满脸堆着俏，一团尽是娇”。“任你怎样冷酷无情，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不免和那些风流仕女们同样销魂了。”
在《十年情场》中，张竞生写尽他在留学时代的“惹草拈花”的浪漫史。海滨偶遇的女招待、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占了他一页情史的巴黎女助教、邂逅避难的女诗人、西方的史湘云……然而，最让他引以为恨的是，他本来可以跟其中好几个女子成为“好夫妇”的，可是他不敢，“因为家中有父母之命所给我的黄脸老婆”。
之后忆起，他甚是后悔。他在《恨不敢娶欧妇》中叹道：“由后回想，我真是大呆子。她们欧洲人极知那时我们一辈子是包办婚姻的，只要坦白，她们也极愿同到中国来。有许多留学生就是这样娶到西妇的。”他转而恨道，“可是我不够大胆，只是想若我这样骗婚，对中妇与西妇都不好。我就这样牺牲自己，牺牲他人。只顾形式不重精神。空向西风挥洒同情泪，究之对东风也无一点好处。言念及此，没世痛恨，夫得何言！”
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给张竞生留下了数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更成就了学问人张竞生。他遍游欧洲列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同时，由于受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背景的熏染，强化了他性学研究的兴趣。而最重要的是，他还在这里“邂逅”了他终其一生都受之影响的卢梭的作品。
爱情讨论吸引鲁迅、周作人
爱情定则有四：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1920年，张竞生回国。次年，受邹鲁等潮属议员之荐出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走马上任，张竞生大行整顿，招收女学生，开展性教育，“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很快，那些被辞退的教员勾结一些学生，掀起了“大风潮”，一时间“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心灰意冷的张竞生被迫去职。
1921年年底，张竞生受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行为论、美学。此后五年，是张竞生人生中最光彩夺目的五年。
而最初的声名鹊起源于那场他在《晨报副刊》发起的爱情大讨论。那是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陈璧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从广州赶至北京，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
张竞生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公开为陈淑君辩护。
在这篇文章中，他骨子里那种浪漫天性里的“可爱”显露无遗。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他的爱情定则有四：一是爱情是有条件的；二是爱情是可比较的；三是爱情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在他看来，“陈女士是一个样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还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解约。”
当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势就这个话题策划了系列讨论。短短两个月，《晨报副刊》发表了讨论文章24篇，信函11件，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这场著名的爱情大讨论还吸引了周作人、鲁迅、许广平等文化名流参加讨论，鲁迅评论他的观点时称“25世纪或能通行”。
因为这场爱情大讨论，本已在北大讲坛站稳脚跟的张竞生更是红极一时。
然而，三年后，一场《性史》风波宣告了他黄金时代的结束、声名狼藉的开始。
1923年9月，身为北大风俗调查会主席的张竞生在北大课堂开讲性学第一课。他的解释是：“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则人们当时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
此举已属石破天惊。及至1926年，由他编纂的《性史》出版，掀起的就不啻惊涛骇浪了。
“性欲博士”之名由此成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史的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充满浪漫理想的他极富激情地鼓动道：“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
他提问的内容从“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到“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问题之“深入”，令人瞠目结舌。他还在广告中召开读者：“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性史”征集。出人意料的是，应征稿件纷至沓来，不到一个月，就超过了两百篇。张竞生挑出七篇，精心编纂，亲撰序言，并在每篇文章后都附上精彩点评，介绍自己研究所得，解答作者疑问，结成第一集。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由北京光华书局公开出版。新书上市，万人争购。其惊世骇俗的能量无异于一颗原子弹爆炸。批判和责骂铺天盖地而来，直指《性史》为“淫书”，张竞生为“性欲博士”。
张竞生百口莫辩，狼狈不堪。火速通知书局不得重版，准备付梓的《性史》第二集也赶紧撤稿。然而，诲淫之名，已成定谳。半世骂名，也不可逆转。
对于这场令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风波，张竞生多年以后在《十年情场》也有反省：“反观我的《性史》第一集是什么情形呵？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况且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当然使读者只求性的事实(也可说是天然的史实当然免不了许多淫逸的毛病)，而不知道哪种性史是好的，哪种是坏的了。”
他又说：“我当时已知《性史》所犯的错误了，但因社会上的责骂与禁止，使我无法纠正我的错误。”
四面楚歌的张竞生避走上海。几个月后，他重整旗鼓，于1927年元旦在上海推出他一手策划的《新文化》创刊号。张竞生以新为号召，以美为依归，以性为武器，再次向旧传统、旧文化发起新的冲锋。
“我当时以为这样可以提高男女的情感，得到美满的婚姻。而且我痴心由这样春情奔放，可以生出身体强壮、精神活泼的儿女。”或许，张竞生这段话可以解释他对性学研究那种不屈不挠的坚持。
事实上，在上海滩闪亮登场的《新文化》，每期都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刊登张竞生自己撰写的或朋友翻译的关于性学方面的文章，以及回答读者提问的关于性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刊发文章的数量，还是提出问题的前卫程度，《新文化》都堪称中国第一本性教育杂志。
结果可想而知，1927年11月，只出了6期的《新文化》因“猥亵”之名，被迫停刊。张竞生转而精心经营“美的书店”。
有意思的是，“美的书店”在1927年5月开张那天，居然门庭若市。因为好奇，读者纷纷慕名而来。书店仍除了有张竞生自己着的《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性欲》外，还有大量英国文豪霭斯理的《触角与性美的关系》、《性冲动的分析》等性学书籍。
“美的书店”被鲁迅树为反面
尤其令人哗然的是，“美的书店”全部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这是上海滩，也是全中国首次雇用女职员。张竞生此举之初衷本在提倡妇女“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并把女性热情周到、耐心细腻的特点用于商业活动。
然而，由于同业相争，“美的书店”仍难逃“猥亵诲淫”的罪名。终不堪同业与警局的摧残，以黯然倒闭而告终。
最令人唏嘘的是，让张竞生背负“色情”、“淫诲”骂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是鲁迅在《书籍与财色》里的对张竞生用美女做招牌的辛辣嘲讽。
鲁迅针对当时书籍促销的手段写道：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而该文末尾对张竞生注释竟是“宣传色情文化”。直到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张竞生词条的注释才修正为“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
归隐田园提出农村城市化
《新文化》停刊、“美的书店”倒闭，身心俱疲的张竞生还落得个与画裸体模特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并称“海上三大文妖”的骂名。
在他的后半生，他更多地“归隐”故里。不过，这个历经巴黎风月、京华烟云和十里洋场的浪漫斗士梦并没有破。
上世纪40年代，回到“故园”的他，开公路、育苗圃，办农场，办农校，不亦乐乎。显然，他的浪漫天性在山野田间同样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挥洒。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张竞生当年许多建设农村的先进理念。例如，早在1937年，他就建议搞民库证券，解决农民资金短缺问题；又如，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提出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
他那时极自信，极自豪地走到山头，遥目遍望诸山峰，口中常指它们叫出欢悦的声音：“山呵！我们征服你们了！”
据他的次子张超回忆：“父亲在农校兼课，用半天时间打理故园的果树。他从不戴笠，只穿短裤，光身赤膊，晒得黝黑，外表看比农民更农民。”
中国历史上首次
公开的“性史”征集
“你几岁春情发生？”
“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
“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
“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史的广告
张竞生
简史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神经病”。1921年～1926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学教授。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遭报纸杂志声讨。1927年～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敌。1928年～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歌德自传》等著作。1933年～1937年，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于农业厅。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文革”置始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顶多是一种-精神补偿。在张的生前，对他的攻击、诬蔑、歪曲和迫害，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实，他的全部功劳或曰“罪过”，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美的人生”热切推荐给国人，并采取了激烈的姿态而已。而这便使他不顾“源远流长”，无视“礼义廉耻”，向所有习惯势力宣战并同时与之结仇。当其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那些言论和著述(如“爱情四定则”、《美的人生观》、《性史》、“试婚制”、“性交自由”等)，会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社会炸得惊慌失措，也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暴得“卖春博士”、“淫虫”、“文妖”之大名。他更不会想到，他的所谓“淫书”和“罗曼史”，会是一场文化革命同时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这就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所惊呼的“中国性革命”，而这场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开）。
臭名”源于他对性学的主张
同为当年上海滩“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识”居首的张竞生，与以“提倡一丝不挂”居尾的刘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为殊异：刘海粟越老名气越大，而张竞生近乎被今人遗忘，这与他早年的红极一时恰成天壤。尽管彼时的“红”，同样以“臭名昭著”概之。
这位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
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张竞生33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周作人曾在《晨报副刊》撰文称赞：“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处处）与性学有关”。
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
这位倔犟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择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我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张在序文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
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众口讨伐。即使是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曾与张竞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
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就连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也对他冷嘲热讽。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以及他主办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更是在张去杭州讲学时，请警方以“性宣传罪”将他拘禁于“待质所”，随后驱逐出境。
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合逻辑。这种苗头早在他年少时便已显露端倪。1909年，孙中山出于对他的赏识，安排他北上求学，但其父只希望儿子老老实实赚钱，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乡绅。21岁的张竞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县衙状告父亲，“夺子之志”。
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退出“江湖”的张竞生，专程从老家广东饶平赶往上海，公开为晚景凄凉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募捐，并在小报上刊发一封致赛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惊世骇俗如张竞生，整天头顶着“性学博士”、“卖春博士”、“大淫虫”等数顶时人赠送的大帽子，也终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抗战时，汪精卫力图拉他下水，遭他断然拒绝。
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家，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诋于当时”。
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竞生被选为饶平县前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1951年调广州南方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结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农林厅任技正。1953年起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自愿申请回饶平，潜心研究哲学系统的理论，并写出一批有价值的文稿。1970年6月18日，他在饶平县樟溪厂埔村患脑溢血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伟大怪恶的艺术》、《与省府商榷整理省营工厂之方法》、《农村复兴实验》、《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等；主要译著有：《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等；哲学著作有：《系统与期待的异同》、《记意与意识》、《普通的逻辑》；还发表了《南北议和见闻录》、《丁未潮州黄冈革命》、《文化史》、《前后杀狼记》、《山的面面观》、《新食经》、《新饶平》等作品。
张竞生的次子张超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饶平县政协副主席。
张竞生博士年表
1．1888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广东省饶平县浮演区大榕铺村。幼名江流，学名公室。后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自己改名为张竞生。
2．1902年以前，在本村私塾就读，1903年考入由县琴峰书院改名的县立第一小学。1904年考入汕头同文学校，该校为抗日英雄丘逢甲主办。不论在那所学校，张竞生皆以聪明好学而获得师友的好评。
3．1907年考入清朝设于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该校名虽小学，所授课程实为高等学校课程，学制三年，外文要求能翻译，每年招生100名，第一期学日文，第二期学法文，第三期为德文，第四期为英文，因为报考之人众多，考取者多为校校者。后来陆小出身的人多为军阀政客，如陈济棠，陈铭枢等，皆张竞生陆小第二期同学。
4．1909年在陆小读书期间，如饥似渴偷看民报和其它革命读物，萌发了反清思想，遂为校方注意乃以带头剪辫子等罪名将张竞生开除。后以该校副监督、实为地下革命党人赵声（百先）介绍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先生，盘留月余，受孙中山先生教导，决定回国北上参加革命活动。
51910年为赴京参加京津同盟会，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乃接受其父“先结婚，后去上海读书”的条件，与15岁的女孩结婚。这对张竞生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后来矢志反封建，反对性盲，坚持性教育，主张自由婚姻的一个重大原因。
6．1910年婚礼之后，张竞生即赴上海，先进由法国天主教主办的上海复旦学校。由于革命的需要，半年后入北京法文高等学校，后又考入京师大学，以学生的身份从事京津保同盟会反清活动。时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件未遂被捕，张竞生受命参与营救汪精卫，遂与汪清卫、陈壁君夫妇成为莫逆之交。
7．1911年10月17日至1912年初参加南北议和团的南方代表团，任南方议和团秘书，伍廷芳为南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实际该团由汪精卫决策。
8．1912年12月至1915年就读巴黎大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了消再战端，实现和平，建设民国，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宣称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愿意推举袁为**大总统，从而打破南北议和僵局。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张竞生，因而于该年12月10日到达法国，在巴黎大学就读。3年后，即1915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1917年同期赴法留学成绩卓然的尚有谭熙鸿、杨杏佛、宋子文等人，皆为国民党时代要员。见台湾《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第二十五页选派人员名单。）。
9．1916年至1919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9年4月8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论文通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在里昂大学攻读期间，曾先后到过英、德、荷、比、瑞士等国游历和考察。
101920年春学成归国，由潮届议员兼省财政厅长邹鲁举荐担任潮汕当时最高学府金山中学校长，在从巴黎抵达广州期间，上书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陈炯明是当时广东省长兼督军，妻妾数人，有子女十多个，那里听得进，不肯任其为校长。后经地方力争，才允为金山中学代理校长。
这是张竞生提倡节育避孕初次受挫，是他在国内坎坷生涯的开始。
11．1920年冬至1921年夏，任金山中学代理校长。在任期间，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张竞生深知愚昧不能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决心以金山中学为基地，将它办成知名的金山中学，而要办好学校，选聘称职教师为第一要旨。因此，他不讲情面，辞退不称职教师，聘请了几位留学生来金山中学任教，提高了该校的教师素质。第一，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同校。这一年，金山中学通过考试，录取了8名女学生入金山中学。第二，整顿学校纪律，培养读书风气。他认为要吸收外国文化，首先要掌握外语。他聘请了几名优秀的外语老师，而且还要求理论课的科任老师用英语授课。同时大力推广普通话，以统一祖国语言，由于他的倡导，使读书蔚然成风。第三，不畏权势，清理校产。金山中学原为地方学校，校产甚多，但多为豪绅所把持，从中渔利，如不整顿清理，金中经费将成为问题。历任校长为此头痛，但因惧怕恶势力，不敢出面清理。张竞生却不顾个人得失，立意清理，虽因此得罪豪绅，被迫到任九个月而辞职，但却为金山中学争回了校产，为金山中学保留了办学的经济基础。
12．1921年10月至1926年，接受北**长蔡元培的聘请任北大哲学教授。
13．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张竞生博士到达上海，先担任上海开明书店总编辑，后开办“美的书店”。
14。1928年到1933年再度赴法从事学术研究。抵达法国后他给陆小同学、当时作广东省长的陈铭枢上书，提出由他编译介绍世界名著的计划，受陈铭枢的支持资助。在这期间，他节衣缩食，专心翻译。可惜不久陈铭枢下野，张经过自身的努力，翻译并出版了《忏悔录》、《梦放逐》、《印典娜》、《歌德自传》、《多惹情歌》著作，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29年前后版。
著作有《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29年出版。
15．1933年至1937年。
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兼《广东经济建设》主编，广州《群声报》编辑。在任期间，回饶平家乡集资修筑公路60余里。因被诬陷出逃香港。后由陈济棠派人把他从港接回来，改任参议、广州经济委员等闲职。
1933年与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生黄冠南结婚。
16．1937年至1949年初。
这是国运艰危的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这时期，张竞生显示出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忠贞报国，共仇同汽，与人民共患难，与志士共奋斗的高贵品质。
第一，抗战爆发，与日寇暗中勾结的汪精卫为罗置党羽，屡次函电邀请张竞生北上议事，均以拒绝。毅然携妻带子，返抵故乡，出任饶平县民众抗日饶平委员会副主任，宣传抗日救国。汪精卫公开投敌，张通电与之决绝。
第二，1939年倡建维新学校，为家乡普及文化。
第三，1941年创办饶平县农业职业学校任校长。办农场、办兹圃，把职业技术教育与生产劳动、启发民智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四，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张竞生于1946至1947年间，拟组建“中华农民党”北游沪宁，东渡台湾，建党未成。先送农校师生二十余人及长子黄嘉到台湾糖厂工作，并从台湾带回甘蔗良种。他谢绝留台工作，决心与家乡人民共进退，乃访问越南、柬埔寨鼓励华侨报效家国。
第五，1947年当蒋介石进一步发动内战时，张竞生打了银锄四把，上刻“休养生息”四字，分寄国民党要员，要他们住手停止内战。
第六，共产党游击队在其家乡出现后，他于1948便鼓励其侄之子上山参加革命毅然站到共产党一边，并利用他的农校和社会地位，先后于1949年掩护三名被追捕的受伤游击队员脱险。同时募集粮食、衣服、药品等军需品支援游击队，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在的村就有11名青年参加游击队。
第七，在此期间著有《饥饿的潮州》、《山的面面观》、《食经》、《前后杀狼记》等著作。
17．1950年至1965年。
1950年新中国成立，出任饶平县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第一届各界县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
1950年进入南方大学学习，分配于省农林厅任技正。
1953年调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员。
在任文史馆研究员期间，先后写出《南北议和见闻录》、《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孙中山先生两个重要口头指示》、《回忆金山中学》、《情场十年》、《浮生漫谈》、《生活散记》、《回忆北大时的李大别烈士》等著作，同时积极参加汤溪水库的建设。
1960年体谅暂时经济困难，自愿申请回饶平，为省文史馆驻外馆员。
在古稀之年遭逢十年浩劫，先被红卫兵批判，继而于1969年作为战疏对象遣送饶平樟溪区厂埔时，高龄有病，孑然一身，深夜读书与世长逝，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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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放了中国女人的胸
妇女的解放，一般是指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改观。但最初的解放是从她们的身体开始。禁止缠足是一大历史进步，解放胸部才是真正的一场革命。
建立民国的人，一般都受过西方教育，即使这样，民国初年，女人的身体是不能外露的，即使是睡觉，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特别是胸部，必须用布条扎成平胸。但是，一些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开始试穿一种小马甲代替捆胸的布条，这种马甲一度成为时尚，使一些思想较前卫的女性胆子越来越大。1918年夏，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1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1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1920年上海政府发布布告，“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看看，照此公告，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略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逮捕入狱之灾。如今穿着露乳沟露股沟的女性，不知做何感想。
妇女们胸部的解放，还得感谢一个叫张竞生的男人，他为女性身体的自由疾呼，一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张竞生1888年2月生于广东饶平，1912年赴法国留学，192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虽是学哲学的，但对性学的研究情有独钟。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源于他的爱国意识，学成回国时，他看到城市乡村的国人身体羸弱，没有西方人强壮，如何对抗？于是强调优生。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立刻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吸引了梁启超、鲁迅等著名人物参加。张竞生提出的“爱情四定则”是：一是有条件的；二是可比较的；三是可变迁的；四是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在长达两个月的讨论中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从此名声远播。
这场讨论挨了批评，不仅没有吓退张竞生，反而增强了他斗士一样的信心。1924年，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这是一部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乌托邦之作，内容包括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性育和美的娱乐等等。在“美的性育”中，他崇尚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就“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其内容像一部“夫妻夜话”，而语言更像在辅导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张竞生的执着和勇气，让理学笼罩的中国为之一震。同时，这部书成为当时青年人特别是时尚女子争相传阅的读物，“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张竞生成为中国女性解放胸部的舆论引导者，大家闺秀开始悄悄放胸，当时称为“天乳运动”。1927年，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条令，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乳政策的，反而要进行罚款。禁锢了中国妇女胸部几千年的布条终于松开，中西结合的乳罩开始流传开来，中国女性终于彻底地抬头挺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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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广告上的女子，全是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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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胆大的女性穿这种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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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员阮玲玉是最早穿乳罩的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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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乳运动后，思想前卫的大家闺秀们敢于这样露体了
"中国性学第一人":公开研究性 被称"卖春博士"
2009年03月23日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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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博士创立的维新学校。
张竞生:中国性学第一人
近日，在潮州市饶平县浮滨镇，广东省性文化教育基地于“文化奇人”张竞生先生的故居落成。
已故的张竞生，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这些有何来历？本报记者三访饶平，同时专访了张竞生先生次子张超。
“博士”威严堪比过去的“状元”
3月20日，在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记者在村道上随便拦住一个孩子问“知道张竞生故居在哪吗？”这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孩子摇头，一愣神又醒悟般叫起来，“哦，你是找博士的家啊”。
大榕铺村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两百年前。张竞生是大榕铺的第一个博士，也是潮汕地区的第一个博士。1912年，中华民国首批25名稽勋留学生名单里，张竞生排在了第一名。“他是跟宋子文同一批出国留学的，宋子文第五名。”张竞生次子张超告诉记者。
从饶平县城去浮滨镇，再到大榕铺村，进村前的一片山坡上，是张竞生先生墓，而张竞生先生故居则在村子的另一头。如今，浮滨镇正计划把故居改造成一处景点。3月8日，故居里头先成立了广东省性文化教育基地。
张竞生故居的建筑已翻新，周围平整一新不复当年的景象。一间居室门口的水井旁，新立了一座故居主人的雕像，底座上刻着寥寥数语“哲学博士 北大教授 文化奇人”。
1938年，为避战乱，张竞生举家从广州回到大榕铺村长住。那年他50岁，儿子张超3岁。张竞生没有混居在村中，住所离村子足有数百米远。“好像跟村里没有多大联系，每天在自己的小田庄里看书、写东西，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果园里干活，种的多是些潮州柑，维持家用，生活清苦得很。”张超回忆说。
对村人来说，这个“博士”就是过去的“状元”，威严自不用说。周边十里八乡凡有纠纷，必唤“博士”了断。“一次，一个女人被打，就来找父亲哭诉。听完了，父亲就把她的老公传来。当面让她打丈夫两个耳光，女人不敢，父亲就去打。打完了，还要用拐杖去敲她丈夫的脚。”张超说。
《性史》让举国哗然 令他离开北大
如今，在故居斜对面土坡上，长有两棵参天榕树，树下便是博士当年创下的“维新学校”。这是张竞生在实践乡村建设时，为了使得孩子不用奔波几里路到外村的私塾读书而倡建的。张超曾在这里就读，记得博士让教员开办游泳课，一群孩子从此在村旁小溪学狗刨式。记者看到，校门上刻着这所小学的校训“凡事认真做，苦心做快做”。
“谁见过这种校训？对仗不工整，刚开始读还不习惯。”张超说，1939年创校时拟下的这个校训，是张竞生“故意这样的，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跟其他的校训一个样”。
在张超看来，这就是父亲张竞生的个性。张竞生16岁考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带头剪了自己的辫子，又因为为首发动整顿伙食和食堂秩序遭开除。“出国留学回来，公开倡议推广避孕节育被骂神经病，在潮州金山中学又开风气之先招收女学员、开设游泳课，去到北大又成了全国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开设性教育课的老师。后来去到上海，又是第一个招收女店员……”张超谈起父亲的“特立独行”，总结说:“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不敢说的，他偏要说；有人说了不敢做的，他偏要去做。”
在1925年底，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37岁的北大教授张竞生公开发布征集《性史》的广告。次年，《性史》出版，举国哗然。“那时候，唯独剩下这块禁区没人敢碰，他偏要去碰。”张超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去公开地研究‘性’，让很多人都受不了。”《性史》的出版，很快让张竞生有了“性学博士”、“卖春博士”的“封号”，也造成他离开北大，开始了一段并不顺利的生活。晚年回乡，他先后主持修公路、办苗圃、办学。
“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 早马寅初37年主张节育
“谁是第一个在论文著作里提出‘避孕节育’，这个不太清楚，没办法考证先后。但外界把我父亲张竞生称作‘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我想是因为他有具体的主张，而且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不是偶尔提提就罢了。”张竞生之子张超如此说。
1920年的时候，张竞生32岁。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他，在广州面见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向后者建议在广东率先推行避孕节育。对此，陈炯明斥张竞生“神经病”。这一公开的提法，比1957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了整整37年。
“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 为人出头引发爱情大讨论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欲娶亡妻的妹妹，引发了一场从北京到广州沸沸扬扬的讨论。同年4月29日，张竞生于《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为谭熙鸿辩护，张竞生抛出了“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四定则，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包括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人参与了当时的那场大讨论。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
“中国性学第一人” 性学可以看作一个卖点
“说他是‘性学第一人’，大概‘性学’是他的卖点。这个卖点不是他找到的，在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公开来谈性。”说起父亲为何会被人叫做“性学第一人”，张超如此说。
“性学大师金赛比我父亲晚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可他却被人们广泛认可，这就是文化的差别。”张超坦言，现在性教育课程开到了中学，可在张竞生任教的年代，在大学课堂里开设性教育课程都是不可思议的。
博士后”忆父亲张竞生
■ 陈雪峰
不经意间，听说性学名人张竞生博士居然有一小儿子，正在饶平县■洲镇卫生院工作。当地人戏称他为“博士后”，笔者采访了张竞生之子张友。
张友头发皆白，为人忠厚，脸上明显刻着岁月沧桑的痕迹。他向记者娓娓道来，作为张博士小儿子所知的一切……
博士先后有过三位夫人
据张友称，张竞生先后有过三位夫人。最早的夫人是饶平人，是他父母所主婚的。但是张竞生和第一任夫人似乎没有感情可言。就在张博士留学的前后，他和这位夫人离婚了，两人也没有生下后代。张友对这位夫人了解极少。
张竞生的第二位夫人，活到103岁。她和张竞生有一儿子。张友说，她和张竞生感情很一般，解放后长期住在台湾。不但如此，她儿子后来改姓名为黄嘉。张友称，这位“二娘”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改为加入国民党。
张竞生的第三位夫人叫黄冠南，是广州人，她为张博士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张超，已过古稀之年了，他曾是广东省政协委员，这是人所皆知的。第二个儿子在华南师范大学读过书，“文革”之前就到海南岛了。他以前是教师，已经退休，至今健在。至于第三、四个儿子，现都不在人世。
张友是黄氏和张竞生的最小儿子，他说自己生于1949年，今年刚好是60周岁。
大陆的几位兄弟，保持着联系。但台湾的黄嘉这位同父异母兄弟，长期生活在海峡另一边。因为时代限制，黄嘉不曾和张友他们会面过。张友说，“他曾经给大陆的同父异母兄弟们每人一百美元的汇票，换成人民币就是八百多元了。” 张友将这笔钱作为自己儿女读书用的学杂费。
“博士后”：父亲晚年低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张友叹了一口气，“父亲的出名，是由于《性史》；他得恶名，也由于《性史》。”
张竞生被称为“中华性史第一人”，他的《性史》作于民国时期，确实在当时引起了极大波澜。
“父亲留学法国，法国是当时世界最开放的地方，他的思想相对开放，也应该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的。”张友若有所思。
“我记得父亲在世时，曾经有一瑞士产的袋表，是他留学国外带来的，后来不知落到何处了。”张友对于袋表记忆清楚。
“哈哈哈！有人说我是‘博士后’呢！”博士后，张博士后代之谓也。张友深为他是张竞生的后代而自豪。在“文革”期间，张友因为父亲原因，也受到冲击。但到后来，当人们听说他是张竞生的儿子时，就对他礼敬有加了。
“文革”期间，张竞生受到政治迫害，尽管如此，他仍鼓励儿子们认真读书，踏实做人。古人云：“天下忧患读书始”。在黑白颠倒年代，读书人被当成“臭老九”，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能不屈服于时代压力，这是十分难得的。
张友说，“父亲晚年比较忧愁，一是因为时代的因素；二是因为我的生母早逝。”黄氏和张竞生的感情最好，据张友回忆，生母自上世纪50年代“土改”后就逝世了，这对张竞生打击很大。
“不管如何，父亲对我们这些儿子很好。”说到这些，张友流露出对父亲的无限感激。
提起“文革”，张友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震撼，“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父亲在监狱中有一个多月。”
张友认为，作为文化名人后代，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是正常的。但他认为幸运的是，“文革”时不少文化名人自身、甚至一家受到灭顶之灾，张竞生一家并没有碰到。
名人后代质朴坦诚
张竞生一生阅人无数，同军政、文化名人交往也不少。但眼前的这位张氏小儿子，却是普普通通一个人。
有的人一生贪得无厌，除了金钱、权力、美女，还追求虚名，借虎皮扯大旗的事情是经常有的。但作为名人的后代，张友却是异常低调。即使在我采访的镇上，很多人也不知有这么一位性学名人的后代。
“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因为我是张竞生的最小儿子，所知父亲的事情并不是太多，如果有采访的话，人们一般会找张超。”
“你是我一生之中，采访我的第一个人。”张友笑着道出了他并不太复杂的一生。
“其实，我在1949年出生以后，开始和父亲住在广州的，当时父亲是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我在广州读了小学，1961年后，父亲回到了饶平，我就转入当地小学了，后来我又升入县的华侨中学，读到初三毕业，我在饶平一共读了5年书。”
“初中毕业时，刚好是1966年，这一年文革发生，书没法再读了，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了樟溪公社。”
“可以说，我的前半生也是坎坷的，我在樟溪公社一干就是8年，直到1975年1月份，我才到了现在的这家单位，也就是■洲镇卫生院，但我今年下半年就会退休了。”
“算起来，我在卫生院一共干了34年，我做的一直是财务工作，不是医生。”
张友娶了一位质朴的农村妇女，生了一男一女。谈到以后的人生理想，张友望着天边的几片浮云，轻呷了一口酒，“我只想以后平平淡淡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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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学第一人故居
为世不容近猖狂，浮生若梦张竞生
文章提交者：醉恨生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现在谈到张竞生，多数人已是茫然不知，但在上世纪旧的年代，却是声名显著的一个人物，当年同与胡适为北大哲学系两个最年青的教授，后却因为他的《性史》风波，年逐衰落，每况愈下，而胡适却以北大为起点，日渐辉煌，青云直上，命运殊途之差异，让人嗟吁，直如张九龄之“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更似杜工部之“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了。
张竞生虽因《性史》而出名，但却绝非“性学博士”或“卖春博士”，而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被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的谈判，促成清王朝的终结。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译者、中国第一位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近代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李敖曾经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教室裸体写生的刘海粟与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张竞生更在当时被骂以“淫虫”，但时代终证明“文妖”其为先知，“淫虫”实为学论，但却已是一江春水东流去，昨日星辰昨日风。
张竞生在当时虽因其学问惹起争议，引祸上身，明罪虽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扰乱风纪，败坏人常”，实因却为观点虽是真知灼见，但不容于当时之环境，逆于道学之人心，其言论被视为洪水猛兽，其认知被识为邪门歪道，最终弄到身败名裂，惜为可叹，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但又如今日来看，其形迹虽如异端，其主张却是先驱。张竞生在性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第三种水”，“第三种水”是女性性高潮时从巴氏腺囊释放出来的体液，直到1958 年，德国女科专家格莱芬堡通过科学手段才予以证实，及后还出版了专著《格氏点》，又称“G点”，而张竞生在一九二几年便已知。又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张竞生在1920年已经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烱明提倡节育的观念，但被当时有十多个子女的陈大骂为“神经病”；而路过上海时，被汪精卫在家请饭，见其子女满屋，汪精卫遂不好意思的对他说道：“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另外在1953年也曾上书中央要求提倡科学地节育，都比马寅初在1960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为早，也比费孝通走前了很多年。另外有学者以为金岳霖是把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当然如果要考证的话，汤若望的时候已经把当时西方的逻辑传入中国，但是否严谨意义下的现代西方逻辑，当然有待商榷，但若真的要算起第一个在北京大学教或在当时中国大学教逻辑学的，断非金岳霖，而是张竞生。
虽是学问非常，但张竞生自身性格，却也有怪异偏激之处。清末时分，他中学结业后，他父亲便要他回乡去当乡绅，那个时候，中学毕业生，等同科举时的“贡士”，有祠产，也可用蓝衫雀顶，在社会更有种种便宜的地位。可是他不同意他父亲的安排，自己渴望北上升学，他父亲不应，父子纷争后，陡然计上心头，背地里在县衙门里告了他父亲一状。
父亲不给儿子读书，儿子竟然向官控诉，在前清是骇人听闻的怪事，但却只是不让他深造的控诉；县官便传了他父亲劝谕，老头子知道底细，气得直瞪眼。经县官调解下，便忍下愤怒，拨款助他北行求学。
前面提及张竞生加入同盟会，起因正是张竞生到北京后，那时汪精卫刺摄政王案正发生，被擒下狱，张竞生被好奇心驱使，便常到狱中访汪，时时接济些银钱食物，一日便有熟人来会，说是与汪精卫未婚妻陈壁君同来谋救汪逃狱，张竞生感于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气，就答应陈壁君之约，可惜计策虽有，但不能实行，于是陈壁君离京，张竞生继续留校，学习法文，并消磨时光在佛经中。过约一年之久，武昌起义，汪精卫出狱到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张竞生遂离开京师大学前往天津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秘书，与袁世凯、唐绍仪折冲樽俎，讨价还价，促成清帝退位，终结封建王朝。直到革命政府成立，张竞生或是觉得自身学识还一无所成，便申请官费留学法国，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以官费生出国。张竞生先进了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后进里昂大学哲学系，学术上深受卢梭的影响。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游历英国、德国、比利时，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但正是在巴黎这个浪漫之都，张竞生领略并建立了他的性学观念。在法国，革命的话语和性的话语是并存的，很多法国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性小说家，比如入祀先贤祠的第一人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他在仅仅42年的短暂人生里,创作了4部性小说，即《性典》、《天生的荡子》、《他她修道院院长》、《撩起窗帘》等。张竞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耳濡目染，加上他奔放张扬的天性，强化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兴趣。
纵观张竞生的文章，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算是惊世骇俗，徐志摩的文章可算是香艳，到其情深处是“浓得化不开”，而张竞生的文章比较起来可算是滥情了，其香艳处更为赤裸露骨，通篇纪录了自己的情史、猎艳史，即便现在的作家，也即少把自己与女友做爱的细节写入书里，而张竞生在字里行间对这些往事似乎都充满着得意之色，不断炫耀着自己与外国女友的性史，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张竞生的文字虽然滥情，但却绝不是庸俗下流的文风，内容虽然大胆，却也只能说是态度来得坦率，读来让人感觉自然洒脱，是由性情衷出的文字。这当然也于他的美学思想有关，张竞生的美学思想是要求解除束缚，要回归大自然，如他不停地强调美是以大自然为标准，以真及美为标准，所以张竞生会在树林、在沙滩、在野外的地方与人性交，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位法国女友，带他去法国自然派的大本营-----日出岛恐怕有很大的影响。
“Heliopolis”（古希腊语意为太阳之城），为裸体主义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危勒在1931年所创立，其宗旨就是反对现代化扭曲变异的文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远离城市的喧嚣，提倡自然质朴，其标志就是反璞归真，回归自然，赤身裸体，过健康卫生的生活，遂成为裸体者的世外桃源。这种行为有如魏晋狂士“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也如古希腊人。张竞生在生活的观念上，可以说在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渐形成他美的思想及观点，这在他的文章及理念中，亦也充足的表示，提倡自食其力并身体力行，入田劳动，开办农场，并发起乡村建设，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遵守自然的规律，不食肉而食蔬菜与水果，不饮酒而饮果汁，精神上注重乐观，不作无谓的顾虑，这也是我们近年来才兴起的饮食及生活观念。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装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回国，这位法国里晶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授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学和性心理学等。他是第一个在大学里教授逻辑的人，还写了一本逻辑学著作《普遍的逻辑》当成教材。实际上,张竞生的《普遍的逻辑》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都是逻辑学的开山之作。在任教之余，张竞生还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并于当时在《晨报副刊》发起著名的爱情大讨论“爱情四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而这篇文章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两个月，就有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在内的60多位读者参加讨论。在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张竞生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遂成《性史》。
《性史》一出，便如到口诛笔伐，尤其是《序言》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猛烈抨击。即使是在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宋子文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 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荃以“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性史》等书。”而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虽然随后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虽然鲁迅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但与周氏兄弟的争执，与潘光旦的笔仗，却是很快到来，因“第三种水”的问题，遭到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抨击。他们认为此说是“不科学”；又说丹田运气之类是企图复兴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论，到了今天，我们早已不难发现，这些抨击当然不全正确----有的是因所见不广，有的有些“上纲上线”。当时张竞生自然不服，也写文反驳，大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且后又与周作人因《恨》一文，发生交恶，两个遂以恶骂收场，周作人也把文集重版时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而至于潘光旦，正如卡维波所言：“在张竞生与潘光旦的论战中，后者只是用西方性学大师与性学术的大帽子来批判张竞生的‘伪性科学’（潘光旦曾翻译过西方性学大师蔼理士之著作）（引案，张竞生也译过蔼理士的著作）。在张竞生饱受社会保守势力打击与压迫时，潘光旦的批判颇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一九二六之际，张竞生因时局关系，脱离北大，前往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集编辑、出版、销售于一身，开业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这除了销售他们自己印制的图书外，也或于当时他们所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有关。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但后却因同行排挤，恶意倾轧而关门，为时约有两年光景。张竞生随即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地方自治与农村组纪念品，再回国后，已是壮志消歇，隐居故乡饶平，绝口不提他的性学说，而是潜心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先后写出《农业复兴试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并为家乡修路建学，赢得极高声誉。
1949年前后，张竞生曾稍有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觉。他回首往事，整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 《夜灯报》社出版，《浮生漫 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十三万余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但同样受诋于当时。另据说他在 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政治运动的倾袭，其亲友被残酷折磨，其弟受尽凌辱毒刑后枪毙，其妻不堪受辱，被逼自杀，其十岁的幼子，也在土改时被划为“小地主”，饱受欺压，虽然在反右当中内定中右，没有戴帽，却终没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张竞生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游街批斗，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虽是风烛残年，落得凄凉落寞不说，还日日饱受红卫兵无知横蛮的摧残折磨。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总体而言，张竞生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悲剧人物。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低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可谓是经世阅历后的心语，也算是他一生写照的认识。张竞生学问中不乏其真知灼见，却因各种因素总是埋没于世间，其人于革命有所贡献，在乡村建设运动上，更是以“南梁北张”与梁漱溟并称。在思想认识上，更如一块石头投入了五四时期国人的死水微澜，激起不少浪花，打破了当时的道德枷锁，但其人却也亦投入水中的石块，激起涟漪后已便不在，消失在五四的狂潮中，被人遗忘，而个人其命运，也终是以悲剧所告终。斯人已逝，及不可寻，今以此文，不仅只为纪念，更想是疑问，什么时候的社会，才能容纳于此样的异端在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