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蜂业现状:第二章　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前所未见的一手资料首次全公布）

中国人尊重知识，奖掖学识，在所有的国家独树一帜地创立了科举制度 这是一种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担任官员的考核办法。科举制虽然一直在儒家经典的狭窄轨道上运行，但以知识作为衡量官员的更高标准，比我们的祖先几百年间只注重一个人的勇力的办法先进多了。汉学家毕海澜曾经在他的《盛唐的衰落》一书中引述过一位中国作家的观点。这位中国作家阐述了中国人的等级及其各个等级的价值：

第一等级是士人，因为智慧总是高于财富，正是智慧让人与其他低等生物相区别，让他能够为自己和其他生灵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第二是农民，因为他们的头脑没有思想，但他们的劳动为人类提供食物，他们的耕作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第三是工匠，人类的基本需求除了食物之外，就是住房等生活用具，工匠满足人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仅次于提供食物的人；第四是商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多样化，必须有人从事兑换和交易，于是商人就出现了，他的位置诱使他行为不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两头搜刮，所以他的等级较低；第五是兵，因为他的职业是对社会进行破坏而不是建设，他消耗其他阶层的产品，不生产对人类有益的东西，所以他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他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必要的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之一。

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温和的家长制，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很软弱、腐败、专制。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民仍然拥有比西方人想象的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正如派克先生写道：“中国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限制、没有国境线、没有种姓偏见、没有食物禁忌、没有卫生措施，除了风俗习惯和刑事法令，没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共和国，身在其中，个性不受约束。”

我们不能通过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人来做出对中国人整体的判断。诚然，在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友好、勤劳、有耐心，有些还非常聪明。但是，这些讲粤语的苦力基本上都来自广州的下层民众，鲜有例外。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印象很可能也来自我们的底层人，那些在美国国内没有能力获得体面生活而跑到中国闯世界的冒险家们。

实际上，中国能人很多 从中国回来的安德鲁主教用“有头脑的民族”来称呼中国人；格兰特将军环游世界之后告诉斯图尔特参议员，他在旅途中发现的最令他震惊的事，是无论在任何地方，中国人与犹太人竞争，中国人都会把犹太人挤走。

西方人都知道犹太人的毅力，他们曾独自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绞杀，他们在与希腊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历史对抗中充分证明了自己民族的优秀。但是格兰特将军却发现在计谋、坚忍和耐力上，中国人远远超过犹太人。

在商业竞争上，老谋深算的英国人、精明的美国人，同样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不相信的人可以问问被挤出了西贡、上海、曼谷、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的美国及欧洲的商人们。在中国之外的很多亚洲港口，中国人已作为成功的殖民者出现，他们能够对付任何竞争，所以他们在当地拥有最多的财富，控制了大部分贸易。

中国人的确非常自以为是，但是这一点在发表美国国庆演说的美国政客面前相形见绌，“美国雄鹰的尖叫”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此，美国人在批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负之前都要三思。

中国还没有出现伪造人口普查数据，让世界上觉得一个国家比它实际上更好的案例。一个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汉语流利的英国使领馆官员对中国人的性格赞不绝口。就他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极其忠诚，渴望被信任，有责任感，充满感恩之情并看重名誉”。他说：“我的中国朋友从来没有弃我于危难之中而不顾，或者算计我，一次也没有。这样的乐于助人、情深义重的好品行，在我的同事和同胞当中找不出几个人来，英国人总是太会讲外交辞令了。”

美国文学家布勒特?哈特写过一首讽刺诗，叫做《异教徒中国佬》。这首诗原名《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 ，换了《异教徒中国佬》的题名之后，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这首诗描写的是被两个白人赌徒硬拉上赌桌的中国劳工“阿新”以高超的赌术赢钱的故事。这首诗将“异教徒”的称号放在了中国人的头上。他的这首诗歌，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排华风潮中被广为引用。这首诗里有三句描写中国苦力的话特别有名，成为排华运动中引用率极高的反华言论：

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

各种匪夷所思的把戏诡计

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

哈特的本意并不是要讽刺中国人，作为美国著名西部文学作家的他，只不过想描写一个生动有趣的西部故事。当时伦敦的《观察家》杂志恰如其分地评价这首诗：“智力平平的人都看得出来，布勒特?哈特先生本意是描写自作聪明的美国人，他根本不打算攻击中国的廉价劳工。他想讽刺的是，美国白人欺骗华工的伎俩连华工计谋的一半都赶不上。”《观察家》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反对廉价华工的叫嚣背后的真实动因是美国人的自私。

美国人看重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日本人的辉煌成就，使得东方国家所有的荣誉都归了日本人。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日本人吸纳了很多现代观念和科技发明，他们配得上西方人的尊重。

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才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智慧，还有德国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古老的龟兔赛跑的寓言同样适用于国家。上海的一家华人店铺的古怪招牌无意间透露出中国人的雄心：“从火炉到雨伞都能修，只要凡人能做的都能做。”

曾考察过中国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特征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他曾说过：“在人类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唯一能在所有气候条件下 从最冷的极寒地带到最热的赤道 都能进行伟大而持久的行动的民族。”

科尔克霍恩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只要华人得到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瓢之水，他就可以让世间万物生长。”科尔克霍恩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发展了对中国的认识：“她（中国）具备一切构建伟大国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导的力量。有了这一东风，你会发现中国早就万事俱备。中国多的是能人，他们拥有完美执行的能力，高度计划的头脑和勤劳工作的双手。”

在中国这个庞大的、踯躅不前的古老帝国面前，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显示力量了。

蒸汽动力的应用增进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和联系。50年前，中国这个遥远国度发生的事件，在美国民众当中还激不起多大涟漪，那时候消息传播的速度太慢了。即使像太平天国这样声势浩大、影响惊人的反清运动，大多数美国民众也只是一知半解；即使略微知情的美国人，大多对此也是毫无兴趣，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对美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根本不值一提。

1863年，两位年轻的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和狄考文横跨太平洋前往中国传教。他们当时乘坐的是一艘小吨位的帆船，设施简陋、操作费力，在海上漂泊了整整6个月，才抵达目的地。我们的时代，已今非昔比。过去的简陋帆船已被快速汽船所取代。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也已竣工，这使得从柏林到北京的时间缩短到了13天。现在，郭显德博士回一趟美国只需21天，而且整个旅程舒适愉快。

这种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以20世纪头几年的日本和俄国为例，这两个国家，陆路相隔7000英里，水陆相隔更远，他们却跑到中国的满洲大打出手。俄国能在4周内将兵力从遥远的欧洲输送到战场，离战场较近的日本输送兵力速度更快，只需要4天时间。他们在满洲的每一天的最新战况，全世界的人们在当天就能获悉。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在半个世纪前，俄国想把它的这么庞大规模的军队派到满洲来作战，并保证他们的物资供给，其难度无异于将这支大军送上月球。有了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的铁路，沙皇俄国敢于在远东和日本开战。

1873年，儒勒?凡尔纳写了一本书名叫《八十天环游地球》，书中的主人公与别人打赌，要在80天内环绕地球一圈，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在1911年，安德烈?雅热斯密特仅用了38天就将世界各国周游了一遍。

以上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今时不同往日。在今天，相对于加利福尼亚来说，中国可能距离纽约更近。因为从中国出发，两周内就能到达我们的太平洋西岸，三周内就可抵达我们的大西洋东岸。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个人口众多，又有着如第一章所述的显著的民族特征的国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很显然，我们应该同中国人交好，以预防他们还以颜色。

现代交通的便利使欧洲列强和美国叩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势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激发了巨大的变革性能量。西方制造商纷纷将蒸汽机、电器设备、省力机械、机车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发明家开发、创造的产品销入中国。

在这项贸易当中，传教士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也不想从中捞取什么好处。

为了说明这个倾向，我再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有一个有点身份的中国人看到了传教士腕上戴着的手表，便要求传教士割爱，他想买了去 市场就这样产生了，于是西方国家所有的手表和钟表公司便发现了这种需求，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

第二个例子，中国的妇女们见到传教士的妻子使用缝纫机缝制衣服，觉得缝得又快又好又省力，她们也想要这种新鲜的好东西。她们的需求又吸引了西方的制造缝纫机的厂家。中国的市场需求是如此的广大，以至于最近有美国一家公司特地为一位传教士开出了15000美元的高薪，只要他答应出任该公司的中国区销售主管。结果却遭到了这位传教士的拒绝，因为他到中国并不是去卖什么缝纫机的。

第三个例子，中国人看到传教士家中点着煤油灯，很亮堂，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照明灯具不太满意了，他们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往碟子里倒上菜油，碟子中间放上一块碎布，把浸了油的布头挑出来点燃，之后满屋子将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可是屋子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用上了西方的洋油灯之后，他们就对过去的旧式生活不再心满意足了。如今的中国，不管是在青砖瓦房还是简陋小屋中，洋油灯都已经非常普及了。中国乡下的农村四处都能看到美国石油公司出产的那种5加仑容量的油罐。

近几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不断增长，出口总额已经高达1450万美元。

几年前，俄勒冈波特兰的一家面粉公司，往香港派了一名代理商负责向中国南方推销他们的面粉。一开始，由于中国的南方人吃惯了米饭，美国公司的面粉在那里不受欢迎，销量很有限。然而这位代理商没有放弃努力，他想方设法推销公司的产品，不断向中国人赠送面粉样品，不断解释美国面粉的好处，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他努力了几年时间，投入了数万美金，已经在中国南方地区打开了良好的市场局面。如今这家公司为了确保中国南方市场的需求，其所有的磨坊都要开足马力，24小时不停歇地生产，这位成功的销售商每年的销售利润也增加到了6位数。

目前，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们也以中国为主要的海外市场。在中国，只有有钱人才穿得起丝绸，大部分的老百姓都穿棉布衣服，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美国的棉纺工厂将更多产量投向中国。美国棉纺工厂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销量总和。

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其他西方列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国内最主要的繁华都市到处都活跃着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代理商的身影，他们的努力让中国内陆的最偏僻的乡村小镇也能见到产自西方工厂和田间的洋货。由于西方制造的产品销路都极好，精明的中国商家们也开始大批购进这些炙手可热的欧美产品，充当起了二级代理商。

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斥着洋货的国度。

举个河北威县教堂的例子，它的建造过程很能说明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典型。教堂汇聚了当时在华流行的各国产品：杉木横梁产自美国俄勒冈，玻璃产自比利时，水泥产自英国，钢板和钢筋产自德国，只有比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墙砖是当地烧制的，松木长椅是从中国东北运来的。

在通商口岸，在外国租界，夜间到处都是灯火辉煌，流光溢彩；在中国做买卖不再有地理的阻隔，一个电话传千里。中国的达官贵人们，看到这些璀璨明亮的电灯，传达信息便利的电话，心中自然神往。

已故的慈禧老太后曾经有一次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各国公使。宴席上贵宾们有的手拿谢菲尔德牌餐刀切着约克火腿，有的手捧德国高脚玻璃杯，啜饮着美味的法国红酒。

10到20年前，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还习惯于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的生活，如今却学会了使用蒸汽机和电器设备，爱上了俄勒冈的面粉，芝加哥的牛肉，匹兹堡的泡菜和伦敦的果酱。他们亲身体验到了西洋的诸如电线、钢钉、餐具、药物、颜料和各种化学品的不同实用价值。

而今，中国人早已不再满足于一律从外国进口的现代化产品，他们开始自给自足。从净水设备到蒸汽设备，再到发电设备以及各种制造设备，他们都建造了自己的工厂。

装备着现代机械设备的兵工厂也开始制造起中国自己的步枪和弹药来了。始建于1894年、位于汉口租界对岸的汉阳兵工厂，如今雇员已达到4000人。这个巨大的兵工厂不仅为中国的铁路、桥梁和战舰制造必需的钢铁，并且还对外出售生铁。其价格较之美国本土出产的生铁还低许多，以至于它能以低于纽约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进行抛售。对此，1912年2月8日，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给予了证实 他位于旧金山的钢铁厂，从中国进口生铁，比从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自己的工厂海运过来的生铁还要合算。

西方传教士们的游说成功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挖掘大地会触犯神灵的传统观念，而国外的采矿公司也指明了什么样的富矿层可以开采，中国人正在一步步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石油和采矿公司。中国政府毫不吝啬在开采矿产资源方面的资金投入，他们成立了一个官方的探查和分析机构，专门聘用从美国顶尖工程学校毕业归国的人才担任主管。

中国由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商业发展时代。如同欧美相对应的那个时代一样，它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革。变化最快、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的城市。

拿北京来说，整齐规划的街道、人行道、下水道，其他的代表现代化程度的，诸如有轨电车、电话、电灯，以及身着统一制服的警察等，可谓一应俱全。中国很多其他城市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整洁漂亮的马路不再是通商口岸和租界的专属，这些漂亮的马路在中国的天津、南京、济南、青州以及其他城市都能见到。

如果一个十几年前去过中国，并保留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印象的西方人，目睹现在中国的巨变，一定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首次到中国是在1901年，第二次到中国是1909年，虽然在此期间，我仍不间断地获知关于中国的信息，但是，当我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还是为近十年间中国产生的巨大差异而感到惊讶，我简直被中国突如其来的现代化的速度惊呆了。

中国的商业贸易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中国码头的汽船如波浪般驶来，海岸沿线和内河航线中的船只穿梭不停，其中不少是中国人自己的船只。随着西方人汽船的进入，中国传统舢板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导致许多以此为生的中国民众走向破产甚至赤贫。作为旁观者，我虽然希望这些老百姓生活富足，但是我知道他们无力抗衡科技的力量。我觉得中国民众内心其实并不排斥汽船，甚至渴望拥有。但是由于轮船运输业基本上还是被西方航运公司垄断，只要这种不公平竞争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反感一天。不过，轮船给中国水上运输业带来的冲击，与铁路给中国陆路运输业带来的巨大冲击相比，中国与西方在水运上的冲突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

由于商业资本的驱动，西方列强在中国力图更多地获取修建铁路的特许权，他们不仅要拥有某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还要获得相关铁路沿线的附属权利。

铁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效能是非常明显的，铁路延伸到哪里，现代化的脚步就前进到哪里。西方列强迫切地想打开通往中国内陆的交通线，汇聚内地的各种产物、产品，更简易、更迅捷地将它们运往沿海地带。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由英国建造的，从上海至吴淞，总共才14英里。由于火车的轰鸣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的生活麻烦，以至于民众闹到官府，舆论也是沸沸扬扬，清政府出面，在铁路完工时将其买下，随即掘开路基，将机车推进了河里。

如此粗暴地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一度中止了中国的铁路修筑，直到1881年，中国才在驻美公使伍廷芳的呼吁下，在一位英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了从开平煤矿至大沽的一小段铁路。位于白河口的大沽同时也是由海路通往北京的大门。在尝到这条铁路带来的好处后，清政府从英国举债，筹集了更多资金，逐步将铁路向北延伸了144英里直抵山海关，同时又另修一条铁路通往天津，并再向北延伸79英里到达北京。这几条铁路线为大清帝国的铁路系统奠定了基础，铁路的所有权属于满清政府，不过由于修筑的贷款来自英国，英国人手中掌握着铁路的债券。这些线路的建造都是由英美工程师设计、监督并管理的，中国工人在他们指导下负责施工。

此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建铁路，当然主要的款项仍来自于列强的贷款，许多与贷款铁路相关的权益被列强掌握。

到了1895年，清政府再次中断了出卖铁路修筑权的行为。因为铁路建成后，精明的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它的便利性 大批货物的运输成为了可能，做成一笔生意的时间更短，生意由于能够快速完成而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他们一改对铁路的偏见，纷纷利用起铁路的优势来。中国的众多人口和丰富资源为铁路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

但是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风雨飘摇、急需用钱的清政府在路权出让上又出现了一次高峰。当时中国有566英里的在建路线，还有长达6000英里的铁路计划修建。铁路工程师们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忙着勘查路线。但由于极端反对西方的义和团的破坏，大多数工程半途而废。直至义和团运动平息后，铁路的修建工作才再度开始。

如今中国的在建铁路达到了6300英里，计划修建的还有几千英里。中国计划在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干线的基础上，再开辟一条从汉口到广州的铁路干线，以完成纵贯中国的南北铁路大干线。另外中国还打算修建另一条连接天津和南京的干线，其他省份的零零星星的铁路修建计划也有不少。

现代铁路事业的发展对于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深远影响恐怕无法用语言来完全表述。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有先例。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给美国的西部平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飞速发展。而这种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无论何种程度的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辽阔的密西西比流域的人口还多出十几倍，它的领土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中国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国家，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北方地区时，被深深地震撼了，满眼尽是无边无垠的麦子和小米，在南方，我也感受到同样的震撼 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中国整个儿是一块鱼米之乡构成的大陆！在中国的茫茫群山和壮阔高原之下埋藏着优质的煤矿、铁矿资源。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现代化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充足的劳动力。

可以想象，当一袋袋湖南稻米由呼啸着奔驰的火车运送到饥荒遍野的山东，当一块块煤炭、铁矿石以及其他农产品、工业产品被呼啸着奔驰的火车运送到停泊在港口的汽轮之上，再远渡重洋出口到欧洲、美国，这会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让中国接触世界，同时让世界接触中国，就能带来天翻地覆的经济大变革！

还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需要动力时，蒸汽取代了人力；当我们需要运送货物时，厢式货车取代了独轮车；当我们需要远行时，厢式客车取代了马车、骡车，这样的革新又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多少个世纪以来，勤勤恳恳、知足常乐的中国人一直遵循着他们祖先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如今他们的生活却因西洋火车的出现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现在还有千百万靠帮人运货讨生活的人，他们挑着担子，推着小车，干着5美分一天的力气活。如今，一列火车就能装下他们1000个人负责的货物。尽管火车夺去了他们谋生的手段，但火车也给他们带来机会，不仅是经济利益，现代动力可以把人从身体上更彻底地解放出去。这个铁家伙终结了人们平淡无奇的生活状态，使得他们能有更多的精力去为更好的生存和生活奋斗。

在美国最大的机车制造厂的厂房中，我曾亲眼目睹过为中国制造的、拥有12部蒸汽机提供动力的火车头的组装过程。看到那一幕时，我眼前一亮，我想象着这列火车开进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想象着那伸展的铁路线，如何让它周围的村庄焕然一新；那长长的汽笛声，如何让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弃旧从新，从沉睡中醒来，迈向新生，脱胎换骨。

毫无疑问，铁路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旦这个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进入新时代，其余四分之三的人口受到她各方面的影响已是大势所趋了。

有关中国变革的状况，我还能举出一些例子。我们知道，知识越多，欲求也就越多。中国人民正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知识，他们需要的新东西也会越来越多。中国人期待的100件物品中或许有99件甚至100件是他的祖辈们从来不敢想象的。

不过，新时代的中国人来到店铺购买日常用品时，他可能会发现他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由西方人开拓的新市场，物价在不断上涨。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层次和标准有了更大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必然会比之前相对封闭的生活花费更多。这种经济上的革命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价上涨，而且扩大着中国人的知识面和思想的深度，换句话说，给他们带来了开阔人生眼界的机会，激发了整个国家在精神财富方面的全面增长，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展示活力的机会。

不过，现代化导致的中国精神和物质层面的进步也衍生出了一些不良的副产品。

我们应该看到，湖南的农民们把他们辛勤播种、收获的花生出口到英国，他们的所得并不比过去更多，他们的餐桌上除了米饭依旧是米饭，他们对于世界生产力扩展的贡献，并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太多的改善。

规整的马路虽然取代了过去满是车辙、蜿蜒曲折的泥土路，干净卫生的垃圾处理系统虽然取代了过去杂乱堆放、污秽遍地的垃圾堆，清洁的木质地板虽然取代了原来难以清理干净的泥土或者砖石质地的地板，但是我们应该发现，享受这些便利的更多的还是达官贵人和富裕的商人以及外国洋行的代理人，普通民众的生活差距与这些富人的生活差距在不断扩大。

中国人民在整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又能有多少呢？他们在现代化的生活质量上的需求又有多大的程度得到满足了呢？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要求享受现代生活的意识已经觉醒。他们需要某种精神的引导，正如已经享受现代生活成果的西方民众的生活需要基督福音的引导一样，他们应该通过某种精神的引导，以在现代化生活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高尚的、宽容的、摆脱了污秽的生活状态。

但目前中国的变革还达不到这种状态。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人民可享用的资源的扩张却没有跟上这个速度。欧洲和美国正不断将自己本国的商品倾销到亚洲各国，他们取走的只是他们感兴趣的、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最终，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得到纠正，至少会部分地得到改善。

当年，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夫们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成本较之前两代人要高出很多，不过，他们同时也发现，较之祖父们那一辈人，他们种的麦子更值钱了，吃的食物更丰富了，穿的衣服更舒服了，住的房子也更体面了。美国大铁路的出现终结了农夫们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农夫们的一日三餐用不着顿顿吃玉米面包加咸猪肉，他们也不用再住在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他们的孩子再也不会没学上，像他们一样，个个目不识丁。

毋庸置疑，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中国发生。这个伟大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充足的食物、矿产、各种成品或半成品，一任所需，随时随地。

但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人从这个广阔的市场中获得巨利。不客气地说，在这个大市场中每出现一个从中聚敛到巨额财富的人，就会相应地造就出一万名穷苦人。穷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野心勃勃的外国商家们却为兜售产品而极尽宣传之能事，他们在店铺中塞满各式各样十分诱人的、穷人们却可望而不可即的商品。现在，这种矛盾正变得越来越尖锐。

因此中国以铁路为代表的蒸汽革命，并由蒸汽革命引起商业革命是有其鲜明特征的，正如当初欧美国家发生的革命一样，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发生局部地区激烈的暴力冲突。古老的中华民族正经历着巨变中的“阵痛”，在她痛苦的呻吟中，我们能依稀看到一个在迷雾中逐渐清晰的古老民族的崭新面目。中国的这个转型期需要持续更长的时间，也会出现更多的困难，毕竟它所涉及的人口数目庞大、观念也更为保守。但中国向现代化转变的最终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它会为自己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福音。

至于中华民族本身的性格特征和她曾经信仰过的宗教是否会受到干扰，这个问题已经过了讨论的时间。新式铁路的修建、西方产品的进入以及新式生活方式的涌入，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受到了影响。就在最近，一群中国人闯入广州的一家著名寺庙，砍下了庙中供奉的佛像的头颅，他们将神像的躯体拖到了外面的大街上，周围聚拢了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他们对这种行为议论纷纷。

中国社会现在特别需要提高其世俗生活的精神性，把人们从沉湎于物质追求的卑下层面解救出来。中国人在新时代应该被教导不仅要适应有火车、汽轮的生活，还要建立起新的理想，没有比这更为迫切的事情了。

相比于冰冷的机器设备，什么才能对中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西方的、东方的优秀分子们正在积极地思考，不懈地努力。商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究竟是福还是祸，这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

西方世界压倒性的力量优势正气势汹汹地凌驾于古老的中国之上，具有颠覆作用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西方列强垂涎于这个东方大国的广袤领土和丰富资源，无不想方设法，希冀在瓜分这个迷人国度的盛宴上分得一杯羹。他们将这种恶劣的瓜分行径视为理所当然，冠冕堂皇地宣称“是为了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巨额商业利益”。他们的侵略行为，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事实上他们的麻烦接踵而至。要想了解中国人对西方人“不请自来”的态度，必须知道以下几点：

第一点，中国人的保守性格。

西方人常挂在嘴边的嘲笑中国人的一句话是：“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用来表达对 国家 的热爱的固定词语或文字，然而中国人用来表达 好运 和 长寿 的意思的固定词语却有150多种。”

这话说得没错，但太片面，对西方人往往形成误导。虽然中国人对于“国家”没有什么概念，但他们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却是至诚热爱的。五千年来，世界上有多少帝国崛起、繁盛、衰落，唯独中国与世无争，自给自足，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独享着东方中央帝国的尊号。明清以降，中国依然“孤芳自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漠不关心，与西方已经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但是，这个国家在汹涌澎湃的现代文明狂潮的冲击之下依然屹立不倒，并不像其他的东方大国那样纷纷被西方征服。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力量！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要我们仔细考察这个东方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伟大民族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惰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变革和动乱，这使她产生了防止惰性产生的能力，中国始终稳健地在历史的进程中迈进，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段，我们会看到这个稳健的东方民族的进步。但是我们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欧美历史上的五花八门的改革相比，我们会发现，中国具有一种内在结构上的稳定性 她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比不上欧美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好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曾被这种“刀刺不进，水泼不入”的“凝固状态”所激怒，从而对她大打出手。不过，没用多长时间，盎格鲁-撒克逊人又对中国肃然起敬。中华民族的“雍容大度”非世界上其他民族可比。中华文明的深层隐藏着一种震慑人心的东西。中国好比一座雄伟无比的冰山，在历史的大潮中，虽然缓慢却又不失庄严地移动着。相比于中华帝国那种岿然不动的王者风范来说，那些普通国家的存在显得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第二点，中国的广阔无垠。

中国的国土是如此的辽阔，以至她国土上的人民完全可以找到自给自足的资源，而不需要依靠外来的物品。她不像英、法、德等欧洲典型国家，国土面积有限，周围邻国在文化和实力上与之相差不多，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独立发展。所以，欧洲国家之间和他们国家的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比较多，为了弥补资源的不足，欧洲强国很早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完全不一样，她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面积相当于地球可居住面积的十分之一，对于周边的小国，她根本不存觊觎之心。如此一来，中国人从性格保守转变到自我本位、夜郎自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点，中国是邻国的宗主。

与中国相比，中国的邻国国土面积和人口都较少，无论从文明发展还是在知识水平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尽管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在科学知识和综合国力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但日本人口也只及中国的八分之一。日本奉行“完全拿来主义”，过去，它的许多思想、观念是从中国这个底蕴深厚的邻国手中拿来即用，日语中大量使用的汉字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它又全盘照搬了很多西方的成果。没有自己独立文化的日本最近几年的发展显得后劲不足，进步很少，而退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