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流行的奖品:辛亥红颜掀得翻皇权动不了封建性别制度

[导读]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

秋瑾烈士像
辛亥·红颜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是秋瑾留学日本期间所作的《鹧鸪天》。自言其志的一阕词，数年后，成了她参加革命的“罪证”。
当时，秋瑾的闺中密友一直借助各种公开的悼念活动辩解其并非革命党。严格说来，这位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即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也并未亲历辛亥革命。但是，秋瑾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自己头颅撞响了封建丧钟的女性，她的言行影响了不少女性挑战封建恶习，正视自己的存在，其中还有人为新军设计了更高明、更适合作战的新军制、军衔及军服。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人也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中国自古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生死关头，二万万女性焉能置身度外？
于是就有了获得孙中山嘉奖的“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被誉为“女界孙黄”的唐群英。而若非徐宗汉、张竹君鼎力相助，黄兴的性命恐怕在1911年秋就玩完了。当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之时，后方的女子社团则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动静之间，写下无数惊天传奇。“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目睹辛亥革命女军阵容的老人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革命之后呢？中华民国的建立、先烈之功，有国史、党史、碑文纪念，世人皆知。“唯独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则未见记录，致我粤之革命老前辈妇女，于史册中，缺乏题名，此亦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所使然也，否则，数十年之革命工作中，单独男儿努力，而女同志竟无一人参加工作乎？细心一想，便知凡事不分大小，必须合群合力，方能成功，何况改造国家，事体伟大，益须团结。造成中华民国，过程艰巨，岂有单独男儿负责，便可成功？(邓蕙芳语)” ……教科书里，辛亥女杰更是被浓缩得只剩下秋瑾这一个名字。
如果历史的巨笔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只在一众“英雄”身上留下重墨，那么何不重读一下秋瑾的《鹧鸪天》呢？这阕词，在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女子，绝对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在历史上被遮蔽的身影，终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休言女子非英物
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追问为什么“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在“国史”、“党史”之中未见记录？难道数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儿努力就可成功？为了让那些投身革命的姐妹们能被历史铭记，邓惠芳将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列出。
邓惠芳1891年出生在广东一个小村庄。当时，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清末留美幼童中，广东子弟约占30%，而第一批几乎全是广东人，他们或生在买办之家，或家有洋务运动人士，于是率先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
14岁时，邓惠芳曾与兄长一起奔走营救过革命志士夏重民，因此，3年后当她追随兄长加入同盟会、并被派去暗杀两广总督张人骏时，邓惠芳已成长为一名战士。在刺杀失败后、加入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之前，邓惠芳的一次壮举被永久地镌刻在了史册上。
那是1911年4月27日下午，经过一昼夜激战，百余英魂就此长眠在了一片旷地。而他们的家属，望着血泊中的亲人却不敢靠近。20岁的邓蕙芳和同盟会会友潘达微秘密委托工人在尸体手臂上系了白布编了号码，同时策动当地九大善堂联名申请埋葬尸体，他们就是后人所说的“黄花岗”烈士。
南国：冲天香阵黄金甲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来到香港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和工作。
香山县的梁国体(在邹鲁妻许剑魂死后嫁给邹鲁，改名梁定慧)，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投奔在香港实践女子学校挂名校长的姐姐梁绮川，入校读书并加入同盟会。跟踪而至的丈夫也在梁国体的要求下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即在行动中牺牲。而梁国体则在广东光复后，参加了广东北伐军女子敢死队。
还有些女性加入革命则是受已经参加革命的家人、亲友、同窗的影响，更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
革命需要子弹炸药，同盟会在海内外设立弹药制造机关，也有自学自制者，比如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队长宋铭黄，她和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暗杀团团长高剑父(番禺人士、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当年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并共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敢死队解散，宋、高结为夫妇。
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16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1910年初的刺杀活动。
炸弹队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严珊珊。人们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与丈夫黎民伟(香港电影创始人，TVB花旦黎姿的祖父)共同创办了影片公司。却不知，这位性情豪爽的名门之后，不仅做了时人瞧不起的“戏子”，竟还热衷炸弹和暗杀。
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于担任联络和运输工作，这也是同盟会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1908年秋，她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开办裱画店，掩护革命活动。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广州新军起义前，徐宗汉又与陈淑子(胡汉民妻)、李自屏(冯自由妻)、孙眉(孙中山胞兄)等人在香港缝制了100面青天白日旗，并与炸药子弹一齐从水路运往广州。她们将子弹炸药塞在行囊中，旗子藏在被褥里，把一捆捆手榴弹装进一只只马桶，一路上大谈服装、化妆、姨太太争风吃醋，涉险过关。据说，北方某纪念馆至今还留有当年女子运送弹药时所穿的特制背心，只是其主人姓甚名谁后人已无从得知。
当时黄兴曾组织“东方暗杀团”，徐宗汉参与了暗杀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计划，只是暗杀未及实施。11月28日，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而徐宗汉恐和议不成，就组织“北伐炸弹队”以为策应。黄花岗起义后，她与挚友张竹君护送伤重的黄兴转移；武昌起义爆发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离港赴沪，再次由张竹君掩护，送黄兴到武汉就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上了前线，徐宗汉就在医院救助伤员。黄兴被围困时，她又再次助其脱险。最终，二人结成患难姻缘。所谓革命夫妻、志同道合，大抵如此吧。
 
安能辨我是雄雌
广东，近代革命的发祥地，女性的作为格外醒目；而时代风潮所至，江浙、湘鄂等地的女性也不甘落后。
浙江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起义的联络机关，她们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并参与策划了杭州起义。不足双十年华的姐妹俩在光复浙江时身先士卒，尹维峻第一个将炸弹掷入城内，欲炸抚衙卫队，杀桂福，为师(秋瑾)报仇。蒋介石所在先锋队的临时指挥官所记下的这一幕，多年后被载入《中国国民党史稿》。而尹氏姐妹稍后又参与组织了浙江女子国民军，苏浙联军进攻南京张勋时，尹维峻率400敢死队员参战，其中女子侦探队一部的卓越表现使她在南京获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嘉奖。
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女子炸弹队或敢死队。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招募的数百人队伍。
这位19岁的汉阳黄陂女子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子婉言谢绝，无奈吴淑卿据理力争，只得批准。吴淑卿究竟如何说服黎元洪，后人不得而知，但从她的《从军文》中或可一窥雄心。她说：“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时，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成立于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为提高军事战斗力，陈婉衍还开办军事学堂，进行军事课程的教育。后来，并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队中，有一支50人组成的“女子敢死队”，就是全部从北伐光复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她们不仅作战，还参加了战时的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
广东光复后，邹鲁、高剑父也于1911年12月发起组建了广东女子北伐队，领队是徐慕兰、宋铭黄，队员40余人，多为香港实践女子学校的师生。她们刻苦练习兵操、骑术、射击，次年2月，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参加了讨伐清军张勋部的宿固之役，被人们誉为“今之木兰从军”。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把冲锋陷阵视为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之举。一时间，妇女军事团体风起云涌，有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先锋队、女子暗杀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不一而足。女子武装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披甲带枪，威风凛凛，引起各方热议。而不赞同女子上前线参加军事行动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比如大名鼎鼎的张竹君。
洋装高跟鞋、四人敞篷轿，常常在番禺街头“招摇过市”的这位妙龄女子，是一位三品京官之女，因为父亲膝下无儿，遂视其为男子，没有让她缠足。张竹君幼年染病，幸亏西医治愈，于是皈依基督并跟随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学医，历时13年而成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学成之后，她在当地创办了两家医院，兼办女学。之后又赴上海创办南市医院。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组织“赤十字会”，多次掩护黄兴等人脱险，亲赴武汉战地救助伤员，宣传和帮助革命党人，为武汉前线官兵募集医疗物资。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会救伤队”在武汉的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一个月零三天，回到上海时，各界人士举行了如欢迎英雄凯旋一般的盛会。
不过，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很快宣布取消女军，并命令各省以后不得招女子新军。广东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后被调回广州解散，女子北伐光复军参加北伐的请求也被黄兴以女子不宜随军为由婉拒了，陈婉衍于是将女队改为女学。女军就此消失了，而队伍的领导者们又转入妇女参政、男女平权的斗争中。
办学办报，提倡女权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中国有过兴办女学的热潮。据统计，1912年全国在校女生约14万多人，上海地区尤多。一个较大的新式女性群体由此诞生。而孙中山的态度也促使女子相信可以通过办学、办报，使得女同胞先有智识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好客的张竹君，平时门前车水马龙，每到夏秋之际，她常常雇一艘大花船泛舟避暑，邀胡汉民等人煎茗叙谈。每逢礼拜，张竹君就设讲堂发表演说。那时女人公开演说已是奇闻，更奇的是别人做礼拜传福音，她反而批驳基督教关于“女子不可施教”的谬论，并批评时政，宣讲众生平等、男女平权，无怪乎时人称其为“女界梁启超”。张竹君认为，女子不能徒待男子让权，须自己争取，而争取的办法不外乎学习。学什么呢？当然不是“中国旧日的诗词小技之学”，而是今日发明的新东西。
“赶紧求学，争回人权”，也是唐群英的愿望，不仅是对女同胞，她还倡议二万万男同胞继续革命，“使人人尽得平等，共和真义就是这儿，一旦达到目的，岂不是全社会的大幸福么！”为此，唐群英创设多所学校，还和张汉英等人在长沙创办了《女权日报》。
湖南湘乡人张默君(原名张昭汉)与其父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张默君曾与秋瑾晤面，谈女权，相见恨晚。这位南社著名女诗人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创办《神州日报》。她担任校长的上海神州女校亦是女子民主革命的摇篮之一。1912年，张默君被推举为中国女界协赞会总干事。遍历欧美考察社会和妇女教育回来后，她发起“中国平民教育”，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成为近代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教育家。
汤国梨幼年时在邻居的书斋中读了《天演论》及康梁文章，渐萌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宏愿。23岁时，她谢绝媒妁，只身来到上海，随后考入上海务本女校并结识了同学张默君。两个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的好朋友，之后在沪组织了“女子北伐队”，以开游园会、义卖等方式筹募款项，支持革命。钱款还没送去，革命军已攻下南京。孙中山对她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宣传教育的责任更重，你们在这方面努力吧！”于是，汤国梨等人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最早发出“女界参政”的呼声，更被上海妇女界推选为“妇女参政会”和“女权同盟会”的临时主席，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沈佩贞者，竟然鼓吹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已结婚的女子，十年不得与男子说话。
女杰的晚景，革命的终曲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加入江浙联军开赴南京战场时任北伐女子队副队长)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黄兴在世时，徐、黄二人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26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礼。抗战爆发后，邓蕙芳秘密遣回东莞组织游击战，多次打退日军，被当地人尊为“邓三姑”。之后，她一直从事教育、新闻及妇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湾去世。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圆形、三条凸线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人民币五分钱略小)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至于黄抚庸、邓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间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相比这些有名有姓、尚能被后人从尘埃下扒拉出来的人物，一些平凡女工、仆佣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是这组辛亥革命交响乐中的无名乐章，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唐群英
男人对女人的偏见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一路走来的革命同志在革命成功后忽又重操旧论，唐群英怎能不怒？
啪！
啪！
宋教仁、林森各挨了一记耳光。
打人者唐群英，大喇喇率一众女子扬长而去。
这是发生在1912年8月的一幕，宋教仁和林森当时正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相关事务。
在打人之前，唐群英还曾“三闹”参议院。
3月19日，她率领20余名女将闯入临时参议院，要求审议妇女参政权。而议长林森的推诿态度，令女将们异常愤懑。翌日，唐群英率众列队来到参议院求见议长，并要求列席旁听。遭到拒绝后，怒不可遏的女将们砸碎议院玻璃窗，并打翻前来阻止的警卫，闯入议院与议员们进行辩论。双方各执己见，最终不欢而散。21日，唐群英召集了更多女将再次来到参议院，且佩带武器，议长不得不打电话给孙中山，请求“总统府”派兵保护。后经孙中山斡旋，女将们方才离去。
唐群英是谁？她为何如此暴怒？
将门虎女沧浪踏波
唐群英是湘军提督、振威将军唐星照的第四个孩子，唐星照因自悔年少时读书少，多年征战杀戮太重，33岁时告别官场，专心在家孝亲课子。
虎父无犬女。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于是唐群英自己动手拆掉了裹脚布，要求跟哥哥一样。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
20岁那年，唐群英遵母命嫁到邻县湘乡荷叶塘，之后有了一个女儿。在夫家，她遇到了一个对她一生影响极大的人——秋瑾。
唐群英的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堂弟；而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曾国藩的表侄，家也在荷叶塘。唐群英和秋瑾，可谓一见如故，她们常一起吟诗比武，探讨国事家事。而就在这年冬天，唐群英的女儿夭折了。次年8月，不幸再次降临，她的丈夫又突然病故了。
按照当时的礼教，她应该在夫家守节，但唐群英选择大归娘家，并深居简出，以读书为乐。
如果说，康有为的《妇女之苦总论》让她对女子的社会地位有所认识，并常在乡间为姐妹们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那么《大同书》、《天演论》、《救亡决论》、《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则使她的眼界豁然开朗。在《读大同书感怀》中，唐群英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之后，她又与秋瑾数度重逢，虽时间不长，但从秋瑾那里，唐群英了解了时局。在她看来，国家受辱，女子岂能坐视不理？天下兴亡，应该人皆有责！
应秋瑾之约，1904年秋，33岁的唐群英辞别故土，飘洋过海前往东京，并于第二年考入了东京青山实践女校。
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正是在东京，唐群英经人引见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湘籍志士，而他们的事迹，唐群英早在东渡之前就听说了。随后，她加入了黄兴等人成立的华兴会，成为该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
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
在两天后由孙中山、黄兴主持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唐群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70余人一齐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她也由此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也是最年长的女会员。在《洞庭波》(留日湘籍学生所办刊物)创刊号上，唐群英发表的“七绝八首”被革命党人传诵一时，其中两首尤受孙中山赞赏，一云：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一云：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暝。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英、陈撷芬、林宗素(著名报人林白水之妹)、蔡慧(蔡锷之妹)、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
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她与陈荆等人联合花石哥老会，共同策划和领导了花石起义。可惜，起义失败。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唐群英在黄兴的安排下再次回到东京，并就读于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
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她先是与张汉英创建了“女子后援会”，募集粮饷军资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
1911年11月，江浙联军准备攻取南京，以缓解首义之区武汉的压力，并巩固东南地区的革命成果。但联军子弹太少，再加上南京据长江天堑，又工事坚固，始终未能奏效。
此行之前，唐群英找到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的李燮和，请求将她组建的女子北伐队编入联军。获得批准后，她又在另外几位女同志的帮助下，用三天时间组织了一支两百余人的女子队伍，请联军司令部负责短期集训。同时，李燮和又将半个月前组建并经训练的女子敢死队队员50人，拨归女子北伐队管辖指挥，并委任唐群英为队长。
正当南京城久攻不下时，某日，几个女子作难民打扮，暗藏短刀、短枪，偷偷混入南京城，伺机杀死了守城清兵。之后，唐群英亲自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而“女子北伐队”及“双枪女将唐群英”也由此声名大振。
鉴于唐群英的卓越功绩，黄兴、宋教仁双双为其请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接见了唐群英，并亲自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称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男女平权之无可奈何
革命中播下的民主思想，种子一般地萌发出来。孙中山的表彰与嘉奖，更使唐群英倍受鼓舞，受勋当月她就主持起草了《女子参政同盟简章草案》，却不料该草案遭到临时参议院的否决。
唐群英并不气馁，反而联络几名女界精英将五个妇女团体合并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宣告成立，大有与男性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分庭抗礼之势。这些聪明的女性，还聘请孙中山夫人、伍廷芳夫人担任女子团体的名誉职位。
可是，分歧并没有得到调和，女子的权益并没有如愿得到体现。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中，不但有关男女平等的说法含糊其辞，还取消了之前同盟会政纲中对于男女平权的规定。男人对女人的偏见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是，一路走来的革命同志在革命成功后忽又重操旧论，唐群英怎能不怒？
几个月后，矛盾再次激化。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仅没有通知女会员们参加改组的筹备工作，还在新党章中删除了原同盟会政纲中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失望、愤懑，盛怒之下，闯进机关，于是发生了文首的打人一幕。
有往来电报可资证明，国际社会的妇女参政运动促使了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的高涨。此时，英国就出现了一个行事泼辣甚至极端的女子团体，为实现参政目的，妇女们不仅阻挠会议、捣毁会场、质问内阁大臣、焚烧车站、毁坏玻璃门窗、在监狱里绝食，甚至还当众自杀。这些激进的手段连同女子参政运动，一齐被媒体介绍到中国，很快就被民国初年的女子付诸实施。中外女子团体之间还互通消息，唐群英大闹参议院的举动得到了英国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
打了人的唐群英仍不肯善罢甘休，她起草《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人，一边号召女界切勿动摇，“必达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而后已”；一边致信孙中山，请他出面纠正新党章。党内男性也把官司打到了孙中山那里，等他表态。
而孙中山却很无奈。
1911年11月，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民国第一个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几个月后，林宗素赴南京谒见孙中山，要求其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获得孙中山的首肯。但是，面对党内男性势力的发难，孙中山被迫表示自己与林宗素的会见不过是“个人闲谈”。
这一次，孙中山不得不再度权衡时局利弊。在一次大会上，他以公开演说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孙中山说，他本人是极力鼓吹男女平权的，比如在总统府举行公宴时，女客都是上座。但是，新党章是多数男人之公意，并非少数人能挽回的。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
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办报兴学，被袁世凯通缉
参政受阻之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甚至走到哪里，办到哪里。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而她办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春天，当时，不惑之年的唐群英恢复了解散的“留日女学生会”，并当选为会长，同时创办会刊《留日女学会杂志》。而且，她还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另一方面，她也继续组织创建女子团体，宣传男女平等，坚持不懈地领导女界斗争。
1912年4月8日，她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担任会长，该会发表了告全国宣言，历数中国妇女在社会、教育、财产、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以实现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通过了11条政纲。包括男女权利平等，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禁止强迫卖娼，实行一夫一妻制，强迫放脚，等等。这些内容涉及财产权、(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职业对等权、婚姻自主权，女子一旦拥有这些权利，经济上将不受压迫，生活中也可以减少对男性的依赖。
同时，该会还致电各省都督，通告女界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所颁布的“约法”不予承认。随后在全国多个省市如上海、北京建立分会，将女子参政运动推向全国。效果最显著的是广东，其临时参议院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十名女议员。
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本部，唐群英当选总理。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于是，唐群英与张寿松以“女子联合会”名义上书，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而唯袁世凯命是从的参议院， 竟以“无成立之价值”为由，否决了这一提案。唐群英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在联合沈佩贞等人与参议院议长吴景镰激辩时，唐群英宣称，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我们也决不承认他为大总统。
此言此举果然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几家女报，禁止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唐群英。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辗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
从身先士卒参加辛亥革命，到革命成功后四处奔波启迪民智，唐群英为革命辛劳几十年，但是革命到如今变成了怎样一种情景呢？
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造访南京时，唐群英见到了不少当年的女同盟会会员，她们有的在国民党内得了一官半职，趾高气扬；有的当了阔太太，珠光宝气；有的沉湎于赌场牌局，醉生梦死……昔日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唐群英感触颇深，欣然写下了《金陵访旧有感》，诗曰：纷纷姊妹尽华裙，顾我何忧彻骨贫，不见梅花亭外立，西风岭上好精神。这朵傲雪赛霜的梅花，1937年3月病逝于家乡。当时，不仅于右任、戴传贤、张继、覃振等国民党元老发去唁电以示悼念，时人更誉其为“女界孙黄”、“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张竹君(1879-1963)广东番禹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沪组织红十字救伤队工作 CFP
乱世有乱世的美丽，乱世亦有乱世的凶险和荒诞。如今，所有的风流都已成为传说，真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那位曾经号召女同胞不达参政目的不与男子结婚的沈佩贞，用今天的话说可算是一位老“北漂”了。她当年闯荡京城的若干“事迹”，估摸着今日的北漂后辈们是望尘莫及的。
在沈佩贞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大总统门生”，“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黄陂，是黎元洪的原籍。据说，这沈、黎二人在后者被推上大都督宝座后“打得火热”。岂料黎大都督的一位小妾醋劲大发，逼得他只好将新欢送出了武汉。
“漂”到京城的沈佩贞，有一阵盯上了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未遂。而她的知名度，此后也随着大闹参议院的风波以及一系列风流韵事，节节攀升。她先认江朝宗作“义父”，又认段芝贵为“叔父”，这“父女”“叔侄”间的暧昧暂放一边，倒是经两位大佬引荐，沈佩贞真成了项城人士袁世凯的“门生”，还差点被大总统“笑纳”为第十六房。单单是风流倒也罢了，这位著名北漂女还神通广大地搞起了“办事处”，名曰赞助帝制，实则一个“既像饭店又似妓馆的高级娱乐会所”，到京城办事的权贵政客纷纷来拜，一时间门庭若市。
没想到，民国舆论监督发威了——《神州日报》将此事公之于众。政客不便出手，怒火中烧的沈佩贞率众上门打砸，也因此被判监禁半年。虽然没过多久就被江朝宗保释出监，但沈佩贞再也折腾不起来了。有人跳将出来口诛笔伐，指责她是政治投机分子，为进名利场不惜以色相作阶梯。但这些人却忘了基本常识：一个巴掌拍不响。
“新潮女性”行事大胆，勇于抛头露面，男子心动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窈窕淑女如张竹君者，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既精通西医更兼热情好客，公子名士岂能不趋之若鹜？坏就坏在，一来来了两大只。
卢少歧是东莞富绅之子，张、卢两家素来交好，于是多情公子在和怀春少女的长期接触中渐渐产生了情愫。不曾想，马君武闯进了二人世界，这位不速之客对张竹君一见倾心，在百般暗示而无果的情况下，用法文写了一封求婚信。张竹君对此心动不已，但一时难以抉择，结果三人都十分痛苦。之后，张竹君给马君武回了封信，劝后者多为国家社会尽力，暂勿考虑婚姻。于是，马君武黯然离开广州、远走南洋，又追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但他始终不能忘情，甚至在海外发行甚广的《民报》上撰文称赞张竹君，以致连南洋华侨之女陈璧君都对她神往不已。而卢少歧则以为张、马二人藕断丝连，遂决定成人之美，也出国深造去了。
就这样，张竹君把自己“剩”下了，并且一剩到底。鉴于广东近代有著名的“西关小姐”，这也算不得什么奇谭。只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却不肯放过心灰意冷漂泊到此的张竹君。报纸在反复描述她与赞助她开办医院的“义父”李平书乘车同游的场景时，也欲盖弥彰地揣度这对父女究竟亲密到何等程度？张竹君一再辩解自己父母双亡后，义父待她亲如骨肉，终归无济于事。
当年媒体也颇关心新女性的八卦轶事，不仅是张竹君，如在《长沙日报》1913年2月中旬登载的一则结婚广告上，唐群英变成了主角。广告曰：郑师道与唐群英“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彼时，一种说法是郑师道因爱慕唐群英而不得，便出此损招败坏其名誉。另一说则是二人暗中来往多年，但唐群英不想公开，郑师道气愤不过。总之，唐群英获知后要求该报立即更正，而报社则以“无此先例”回绝。于是唐群英率众冲砸报馆，捣毁排字盘，致使该报停刊。此事结局亦有两个版本，一说报社诉至法庭，唐群英被判败诉，但她又利用自己旗下的报纸攻击报馆总经理，称其与一起谋杀案有关，后经调解，报馆登报道歉，唐群英也登报为自己虚构谋杀致歉，并赔偿报馆损耗。一说双方诉至都督谭延闿处，谭调停无效，最后动用公款二千元给报社，不了了之。
乱世，真是一个舞台。乱世有乱世的美丽，乱世亦有乱世的凶险、荒诞。对女性而言，所要面对的也远比同处乱世的男性多。巾帼英雄，毕竟红颜。而如今，所有的风流都已成为传说，真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掀得翻皇权，动不了性别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所以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
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中，有这样一群名门闺秀和布衣女子纷纷从家里跑出来，不仅抛头露面，还真刀真枪地反对朝廷，不知讲究三从四德的清廷上下会作何感想？天子到底表没表态我不清楚，但是据说有位大爷在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脱口而出一句话，听着倒很在理——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
是的，变天了。
推翻封建帝制和解放女性运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就是反对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其实，早在戊戌之后，女性就已经行动了。这“动”，中国近代史、妇女史研究专家吕美颐教授称之为“传统社会女性群体的质的变化”。而相对于产业女工群体的默默无闻，女学生们则非常引人注意，有上海女学生以文凭为嫁妆，有的还将自己的照片刊于报端公开征婚，在当时不得不谓之为一道奇观。
而后人在归纳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开启了近代第一场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初的新思潮，不仅洗礼了中国男性，也让女性接受了启蒙教育，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在革命女性的心中播下了民主平权的种子，并由此在革命大潮中生根发芽。
中国女性闹参政权的时候，男性并没有缺席。把西方妇女运动介绍到中国、极力鼓吹女权主义，比如译介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的文章的，正是梁启超、廖仲恺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男性。
在对苏菲亚和罗兰夫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名字耳熟能详之后，许多激进女性开始效仿西方妇女为争取解放提出的要求、采取的手段，包括一些过激行为。比如唐群英率众大闹参议院、袭击宋教仁的举动，就是受了英国激进妇女团体“战斗的参政派”影响，后者在争取参政过程中，为吸引公众注意，曾采取拒绝纳税、毁坏商店橱窗、焚砸邮筒、捣毁会场等激烈手段。1912年9月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美国的嘉德女士一行在访问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时，提出了以和平手段争取女子参政权的建议。此后，中外妇女运动的各种交流逐渐多了起来。
但归根结底，推翻了皇权帝制的辛亥革命，却没能带给(不愿意给也给不了)女性真正的幸福和解放。作为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妇女史教学与研究的权威专家，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吕美颐教授近日就辛亥革命与女性群体的关系等问题，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女性意识觉醒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女性群体又是怎样一种状态？
吕美颐：辛亥革命前夕一般指20世纪初前十年，正值清末，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前夜。其特点是大动荡、大变革，各种社会思潮和各阶层、各派别人物纷纷登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此时的女性群体，比之传统社会的女性群体有了结构性转变。如果把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那么到了晚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改良的进行，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层：产业女工和知识女性，女性群体长期以来的稳定状态就此打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工业之中孕育出产业女工，主要集中在轻纺企业。这一群体发展迅速，至辛亥革命前夕已形成三四万人的队伍。但是因经济情况和受教育程度所限，她们接受的启蒙教育很少，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只是一支潜在的社会力量。知识女性，则是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产物。来华传教士在清末创办了最早的一批新式女学，戊戌维新时期有了中国人自办的女学。而清政府从1901年起实行新政，包括推行新式教育，大力创办女子官学，鼓励私人创办女学，使得女子教育的发展势头很盛。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前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已有300多所，学生近1.5万人，加上教会所办女学，新兴的知识女性群体已近3万人，后来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大多来源于此。
新民周刊：知识女性群体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要参加辛亥革命？
吕美颐：她们多数接受过新式教育，是较早出现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一批人，但觉醒程度因人而异。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同时，较早意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并创办女学、女报、女子团体，参加女权运动，追求男女平等。这类女性属于觉醒程度最高的，比如秋瑾、张竹君、尹维峻与尹锐志姐妹、唐群英等。第二种是女性意识比较强烈，但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而是积极从事妇女运动，活动于文教卫生事业。还有一些女性，思想比较开放，但由于自身或家庭原因，很少直接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单士厘(钱玄同的长嫂、外交家钱恂的夫人)。
知识女性的出现，与社会环境变化及其个人际遇有关。20世纪初中国涌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潮流，应运而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热衷于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赋人权与进化论)，并以此宣传妇女解放和西方女权思想，比如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金一(金天翮)所著之《女界钟》，后者更因此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即卢梭)”。而女子教育此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新政推动下覆盖面较广。一些女校甚至成为鼓吹女权、鼓动革命的阵地，其中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不仅宣传反满革命，还为实施暗杀在化学课上教授制造炸药。此时，女子报刊约40多种，女子团体也有40多个，学校、报刊、社团影响了很多女性。而家庭与亲属的影响，也是促使女性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陈撷芬跟随父亲陈范，林宗素、方君瑛跟随兄长林獬、方声洞参加了革命。此外，官绅或富商家的寡妇，如徐宗汉、徐慕兰、梁绮川、宋铭黄、庄汉翘等，则因个人遭际不幸而改变了人生。
新民周刊：为什么年轻的知识女性热衷于易装，甚至从事暗杀、制造炸弹等危险激进的革命行动？
吕美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的女性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往往是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都一样，视男子为榜样，极力效仿男性的强壮威猛，于是就出现了拟男倾向，即所谓的男性化。二是20世纪初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以破坏、爆炸、暗杀等激烈手段反对专制，历史虽然早已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但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却视此为推翻清政府的捷径，极为推崇，包括蔡元培等人，比如高度赞誉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暗杀沙皇的惊天举动。这一思潮也波及到了女性，秋瑾、方君瑛、吴木兰等人留学日本时，参加了俄国无政府党人制造炸弹的培训，有的还参加了暗杀团体，甚至直接参与了暗杀摄政王载沣和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非常激进，他们认为家是万恶之源，主张毁家革命，主张与男性为敌，通过不与男性结婚等来复仇、复权。不过，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的《天义报》也是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曾节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无奈的结局
新民周刊：为什么女军从北伐战场归来，广受赞誉却难逃被解散的命运？是解散直接导致了部分女子领袖转而参政吗？
吕美颐：这里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表面来看，当时组织女军主要是为了北伐，但是南北议和后，战局告一段落，女子国民军、敢死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南京临时政府因经费极端困难，而大力裁减军队缩减开支，女军首当其冲。于是，个别女军转型为女子学校，大部分女战士则被遣散，自寻出路。至于深层次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对传统性别制度的冲击有限。当时的社会本质上还是男权社会，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实际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选择。促使激进女性转而争取参政权的原因很多。首先，无论在东西方，参政历来都是妇女运动的既定目标。其次，此时出现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南京临时政府正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她们幼稚地认为，参加革命使她们拥有了争取权利的资本，可以将自己的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促成女子参政运动的时代因素。在我看来，法律是性别制度的变革最高层次(社会规范如家规、族规等次之，然后是人们的习惯，最低层次是女性的自我认知)，也是最难以触动的地方。而能否达到参政目的，不仅和妇女运动的成熟程度有关，还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社会能否接纳是女性参政运动成败的关键。
新民周刊：当时的舆论尤其是革命男性对于女性参加革命作何反应？
吕美颐：舆论的反应非常复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因为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认识往往更加多元化，而各类报刊也有激进、中间、保守之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多数男性虽然对后来的女子参政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是支持和肯定的。中国的男性和女性一直共同生活在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下，同是受压迫者，多数情况下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时，女性有两大举动令男权社会刮目相看：一是奋起争取自身权利，包括受教育、婚姻自主、参政、经济独立等方面权利。二是将投身反帝斗争视作为国承担义务，一些激进女性还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这是女性的义务，但首先应当是女性(参与社会、历史变革)的权利，但在当时，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历史诉求是首要的，此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一直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很少独立进行。
新民周刊：为什么革命男性在与女性并肩作战之后，拒绝承认女子参政权，而孙中山对于女界诉求也采取拖延、斡旋，甚至给出了一些遥不可及的答案？为什么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的关系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吕美颐：这个问题，可以从阶级、派别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理解。作为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作为派别，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别于立宪派)。这样的阶级和派别，他们是希望利用妇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战略头脑的阶级为达到斗争目的，都会尽可能扩大自己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革命派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活动积极支持。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又使其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胜利果实，所以排斥曾经跟他们并肩作战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女性。革命派对于革命目标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始终参差不齐。1912年3月重新制订中国同盟会总章时，曾经把“男女平权”写进了政纲。不到半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又把这一条拿掉了。孙中山在回答女性请愿者质疑时表示，这一变动是多数男子的“公意”，他个人也无能为力。这表明，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仍停留在传统性别制度的层面上。至于孙中山本人，我认为他对妇女解放的主张是很坚定的，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都有过表述，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还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妇女解放的决策。但他属于思想比较稳健的一派，在革命派男性群体施压下，他的退让，可以说是策略，也可以说是软弱。而女性当中，张默君等人与孙中山的想法基本一致，也主张不必马上参政，而是要求参议院预留女性席位，认为女性参政涉及参政能力、社会影响力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女子教育来解决。
新民周刊：造成这些革命女性千差万别的个人结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吕美颐：民国建立之后，部分女性继续参加革命或从事女权运动，另一些人则重返学校，或者接受了政府的工作安置。也有很不幸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当了尼姑，个别的沦为妓女，还有的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自杀了。应当说，任何一次革命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个人的结局不同是很自然的。这与具体的生活环境、个人的选择乃至个人的性格有关。但就女性整体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所以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相对于政治革命，性别制度的变革总是滞后的。
史料的缺失
新民周刊：综观历史，为什么革命刚结束女性即淡出视野，而此后的教科书更是鲜少提及？
吕美颐：原因比较多。我们现在谈女性参加辛亥革命时说的“不少”，其实是相对于零而言，实际上参加同盟会的女性也只有50人左右，当时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力的女性大约180多人。也就是说，女性参加革命斗争的总人数、它的活动，相对来说还是少。此外，记录她们活动的资料也很少，很分散。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活动、更加少的记录，所以研究很困难。我本人也深有体会，研究妇女史时资料的搜集比写其他类型文章困难得多。此外，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影响到了传统史学观念，这是对女性活动和贡献漠视的内在原因。记录的缺失和研究成果的不足，与记录者、研究者缺乏性别视角密切相关。妇女史在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映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折射出生活的现实。
新民周刊：纵观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没有一条女权解放运动的历史脉络？女性在辛亥革命的所作所为是其中一环还是起点？
吕美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何时兴起？是一个学术问题。首先必须做一个界定，我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为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应有的诸种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而进行的社会革命，其本质是通过对两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协调，进而对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进行调整乃至重新组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性别制度。人类社会需要各种制度的制约，才能实现社会平衡和进步，除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之外，还需要一种性别制度来规范人们的性别关系。因此，只有改变传统的性别制度，女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至少需要以下两方面条件：一是社会能够提供女性回归社会的物质条件，二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达到相应水平，有能力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中国只有到了近代才逐渐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人认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也有不少人认为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达到高潮，我同意后一种观点。而妇女解放思想可以追溯至明朝，近代女权运动的理念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由西方传入，此时，少数女性有了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在男性帮助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第一个女性团体(女学会)，中国的妇女解放从这里起步。中国女权运动有一个产生、发展、高潮、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间也有起伏。中国的妇女解放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后，至袁世凯执政出现了倒退，遭受了沉重打击，五四时期达到新的高峰，女学生、产业女工群体都成为了历史舞台的主角。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女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吕美颐：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合力促成的，女性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女性不仅仅参加了革命派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参加了建立民国的活动，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活跃在了历史舞台上，参加了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如：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反对美国排斥华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这些都为女性参加辛亥革命做了积累和铺垫。孙中山称赞这些女性“侠肠毅力，莫让须眉。其于祖国，爱而能助”，其“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当时的《民立报》称颂女子军是四万万人中“最高尚纯洁者”，既使男子也“千百中不见一也”……可以说，女性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由于时代原因，她们活动的舞台毕竟有限。但是，女志士们对革命的忠诚与积极参与的精神不应被忽视，而应与热血男儿同垂青史。